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流動人口的特點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新生代流動人口；穆斯林；特點；城市融入

近來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城市中流動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大，其年齡也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形成了新生代流動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新生代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許多學者紛紛針對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研究群體展開了研究。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這個群體被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這個群體在在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以及權利意識方面都與上代農民工很大不同。本文以“新生代流動人口”替代“新生代農民工”為研究對象，因為“新生代流行人口”較“新生代農民工”涵蓋范圍更廣。

西北地區是中國穆斯林人口最為集聚的地區，蘭州市作為西北地區的交通樞紐，更是聚居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由于其獨特而濃厚的伊斯蘭文化，蘭州市吸引著青海、寧夏、新疆、甘肅等地各縣市穆斯林流動人口來這里打工、經商，為城市的發展注入活力。2005年9月，馬忠才、郝蘇民等學者聯合蘭州市公安局開展的抽樣調查表明，蘭州市56.9萬人的流動人口（約80%為農民工）且每年都在以15%的速度遞增，其中漢族約占64.8%，穆斯林民族如：回族、東鄉族、維吾爾族、保安族等約占31.7%，為蘭州市流動人口總數的1/3。①與其它城市一樣，蘭州市也有一支龐大的新生代流動人口的數量，其中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流動目的的靈活性

新生代農民工出來打工的思想已經由上代農民工的“養家糊口”為主要目的，轉變為學習技術、提高生活質量。如果說上代穆斯林農民工是受當地經濟條件、自然的條件的制約被動遷入城市，那么穆斯林新生代農民工是在市場經濟的刺激下，主動流入城市。經濟因素使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在流動的形式和目的地上都顯得靈活多變。

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受到較深的鄉土觀念和出于的考慮，大部分在離家鄉近、且便于實現其宗教生活的地方打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來源地相對集中、單一，主要以蘭州市周邊民族地區為主，臨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為兩大主要的遷出中心。②截止1999年底，蘭州市共有清真寺89座，拱北21處，③濃厚的宗教氛圍是穆斯林人口流入蘭州市的重要吸引力，同時，受到宗教因素影響下的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如飲食、婚喪嫁娶等，也是穆斯林人口流出西北地區的制約因素。

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而言，比起宗教因素，經濟因素對其流動的拉力在逐步上升。蘭州市幾乎成為他們“跳入”更發達城市的“跳板”和城市生活適應的“減震器”，從而流入東部、南部更發達城市。此外，在國內的大城市一般都建有供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加之新生代農民工的比起上代農民工有所減弱，已能滿足其基本的宗教需要。

有的新生代穆斯林農民工表示，在外地可以通過在住所禮拜的方式，完成其宗教生活。在重大的宗教節日，如開齋節、古爾邦節時返回家鄉，飲食問題也可以自己解決。

二、就業范圍逐步拓展

因受教育程度低、專業技能低，第一代穆斯林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范圍十分狹窄，只能集中在建筑行業、飲食行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蘭州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性別比非常高，女性就業人員的數量低于男性，僅占總調查人數的15.62%。④近年來，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的就業范圍逐步拓展，逐步發展到民族特色教育業和零售業，且呈現出女性就業人員數量逐步上升的態勢。

筆者在蘭州市穆斯林農民工子弟學校、蘭州市西關清真寺中阿文女校、蘭州西關清真寺幼兒園、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蘭州東部女校等6所民間教育機構隨機做的98份調查問卷中，女性教師人數70人，女性教師數占調查總人數的70.9%；其中以來自臨夏回族自治州、寧夏回族自治區為代表的穆斯林聚居區女性教師31人，占總調查人數的31.6%。這些教員是從臨夏、寧夏或者蘭州的中阿女校畢業后，進入民間民族教育機構任教。

在蘭州市內一些商業區，一定數量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已經加入到諸如服裝零售業和電子產品零售業為代表的服務行業中，逐漸脫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集中在餐飲、建筑行業就業的情況，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就業領域的拓展，說明其就業觀念轉變、城市適應力逐漸增強、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案例1：唐某，男，22歲，未婚，高中畢業后來蘭州打工，在蘭州某大型商場的電子產品專柜做銷售員已有兩年時間，也有老鄉在蘭州從事其它類型的銷售工作。他表示從工作中學習了很多，與同事們相處很融洽，吃飯等也很方便。

案例2：馬某，女，30歲，已婚，初中文化，與丈夫一起在蘭州上班，從事服裝銷售工作已有一年。結婚后跟著丈夫到蘭州來打工。平常生活很方便，就是宗教生活不方便，每天都是戴著頭巾到單位門口摘掉，下班后再戴上頭巾回家，在租住的房里做禮拜。

三、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

由于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在城市打工的經歷使他們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體現在對學校教育的重視、對知識的學習、對專業技能的學習等方面。

在學校教育方面，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希望子女接受學校教育的意愿非常強烈。近幾年，由于蘭州市流動人口數量激增，政府在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入學難問題上制定了一系列幫扶政策，如2012年1月，制定了四個“一視同仁”的舉措，將全市10.41萬名流動人口子女統一納入學校招生范圍，這項舉措在穆斯林流動人口中引起廣泛好評。

除了適齡兒童學校教育外，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也很重視知識學習。筆者在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育中心、蘭州淑德女校做的調查中了解到，學校專門為文化程度低的流動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算數、漢字教學服務，以滿足其基本的生活、工作需要。學校管理者表示，很多流動人口都是慕名而來，尤其以年輕的女性為主?？梢钥闯?，穆斯林流動人口越來越重視知識的學習。

專業技能學習方面，筆者在穆斯林就業集中的清真飲食行業所做的調查現顯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注重專業技能的學習。

案例3：馬某，48歲，蘭州某餐廳經理，做餐飲有15年時間，他表示自己餐廳的員工，剛來的時候什么都不懂，只能洗餐具，經過長時間鍛煉后，能做些簡單的菜品，與以前員工最大的進步是他們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

筆者了解到，清真餐飲業在蘭州的發展勢頭迅猛，在數量和經營檔次上都有明顯的提高，其員工學習餐飲技術的意愿很強烈，經過多年的努力后，餐廳會提供學習的機會。

蘭州市的清真寺，尤其是流動人口聚居的小西湖地區的清真寺，阿訇會針對社會不良行為、犯罪行為對穆斯林流動人口進行道德教育，在社會上受到廣泛好評。

四、對傳統的穆斯林聚居區依賴感有所減弱

蘭州市的小西湖是蘭州市穆斯林聚居的區域，清真寺、清真飲食、穆斯林聚居區這三要素使其形成濃厚的伊斯蘭氛圍，是第一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首選的居住地。筆者對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所做的98份調查問卷顯示，86人選擇離工作地點近的地方居住，占總調查人數的87%，顯示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選擇居住地時，考慮的出發點是工作便利性和經濟性。

在筆者的隨機調查中發現，客觀上清真寺和清真餐飲業在整個市區廣泛分布為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分散分布提供條件，主觀上宗教觀念，比起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傾向于選擇同地區、同教派清真寺做禮拜，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更加傾向于“就近原則”。

五、維權意識逐步提高

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面臨的社會環境有所好轉，蘭州市已出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其中有些專門為穆斯林流動人口服務，服務內容涉及教育、城市適應、維權與法律咨詢。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自身權利受到侵害后，因訴之無門無路，加之“信定然” 的思想，不能維護自己的權益。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能更加積極主動的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筆者做的98份調查中，“當你遇到拖欠工資、偷盜、搶劫、交通事故等情況，自己不能處理，應該怎么辦？”全部的98份問卷都做了回答，答案包括：民委、宗教局、派出所、社區等單位，蘭州市穆斯林文化教育促進會這樣的民間組織。這表明新生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維權意識比較強烈，而且已經初步掌握了一些維權的方法和途徑。

上述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所呈現出的流動目的的靈活性、就業范圍的拓展、對教育的重視程度提高等特點，與上代穆斯林流動人口相比，多數人希望真正融入城市，其城市適應能力在逐步增強。政府提出的有關政策，如四個“一視同仁”政策，也為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融入城市提供了物質條件。流動人口的群體特性是在不斷的變化、重構中，城市管理者應根據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現階段所呈現出來的特點，適時調整管理的方法，如在就業上提供信息和引導，完善流動人口的登記、管理制度，并加強與民間組織的合作與交流，引導穆斯林新生代流動人口更好的適應城市，構建和諧社會。

【注 釋】

①馬忠才，郝蘇民.蘭州市流動人口調查報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②高翔，魚騰飛，張燕.城市穆斯林流動人口的空間行為特征及動力機制研究——以蘭州市回族東鄉族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0，（2）.

③楊文炯.互動調適與重構——西北城市回族社區及其文化變遷研究[J].民族出版社，2007：416.

④湯奪先.試析西北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結構特征——以對蘭州市的調查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4）.

篇(2)

由于種種原因流動人口的數量越來越多，它為城市帶來了廉價的勞動力，并且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但是另外一個方面它也給城市的治安方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流動人口犯罪問題解決的緊迫性和困難性也日益映入人們眼簾，想要快速治理流動人口犯罪的問題，對于流動人口犯罪特點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流動人口犯罪具有哪些特點呢?流動人口具有流竄性的特點，流動人口由于本身的屬性就具有流動的特點。一部分的流動人口懷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尋找犯罪的目標和時機。同時，流動人口大多數的居住位置大多是在城市的邊緣，這是治安管理的真空地帶，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為他們提供了犯罪的客觀條件，這就更加增大了他們犯罪的欲望，從而引發了犯罪行為。沈陽市流動人口的流竄性體現的尤為明顯，沈陽市的流動人口犯罪從統計數字上看，南站、太原街、北市和西塔4個地區的流動人口案犯就高達601人，所占比例為流動人口案犯總人數的45．2%從城鄉結合部來看，和平區長白地區的流動人口案犯達11人，所占比例為流動人口案犯總人數的8．5%。因為在城鄉結合部，有大量的中、小型私營、集體企業，為外地來和平區人員提供了較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形成了以城鄉結合部為中心的若干個流動人口聚居地。流動人口犯罪具有團伙性的特點，城市流動人口主要來自農村，往往靠親戚朋友介紹流入城市，從而形成了諸多如盜竊團伙、搶劫團伙等種種的犯罪團伙。從沈陽市的流動人口的結構來看，在1327名案犯中，共涉及23個省、自治區，其中案犯人數在20人以上的有9個省和自治區，人數共計599人，占案犯總人數的45．1%，在和平區犯罪的遼寧省內，主要涉及的撫順、鐵嶺、錦州、阜新、朝陽、本溪一、丹東、鞍山，人數共計528人，占案犯總人數的39。7%。這種勞動人口來源的密集性也大大促進了犯罪的團伙性。流動人口具有利欲性的特點，流動人口來到城市中打工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賺錢。所以一部分流動人口會為了賺錢而從事一些道德和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其中，錢、財、物是流動人口犯罪的主要襲擊目標，流動人口多以小偷小摸、順手牽羊式的盜竊以及沖動性搶劫、搶奪和斗毆傷害為主要形式。如沈陽市于2012年春節前后所發生的工廠原材料被盜一案所表明的一樣，該案件發生在沈陽市李相、深井子派出所的管轄區域內，報案人表明近一段時間連續發生了多起工廠原料被盜案件。經過縝密偵查，最終將目標鎖定在江蘇籍來沈陽打工的梁某等人身上，經調查梁某是因為要回家過年，苦于一年的收入頗少，于是于年末的時候盜竊原料加工場，獲取錢財而后再回家。流動人口具有低齡化的趨勢，流動人口本身就以青壯年人居多，他們當中又有許多未成年人。這批本應享有受教育權利的適齡青少年往往成為童工，從事報酬低、工作條件差和工作時間長的勞動，這些青少年在強烈的物欲或其它欲望的刺激下，加之本身自我控制能力差，易感情用事，特別是受到社會不良現象的影響，喪失理智，不計后果，很容易誤入歧途走上犯罪。

二、流動人口犯罪的形成原因

(一)個人原因流動人口的素質與文化水平相比于城市原著居民是偏低的，辨別是非和自控的能力也比較差，除此之外流動人口也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法制教育，對法律的了解很少，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不懂用法律保護自己，甚至已經觸犯了法律，自己還不知道。在遇到正常的權益受損害后往往不知道怎么樣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經濟上的弱勢狀態是青年農民工犯罪的重要原因，青年農民作為農村中的年輕群體，抱著追求自身發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夢想流向了城市，看到別人的生活品和自己的經濟狀況的巨大落差使其內心失衡，極易產生一些攻擊性、報復性和其他心理，最終借助非法手段謀取個人經濟利益成為選擇，經濟弱勢是導致犯罪的重要原因。精神上遭受的歧視和不公平待遇，進城人員由于個人的文化水平、受教育情況與城里人相比使處于弱勢的，并且在城市中從事一些重體力活動容易讓城市中的一些人瞧不起。高強度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不平等的待遇這一切都促使了一個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二)社會原因城市與農村的經濟差距的不斷加大，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國現階段所處的特殊的歷史階段，決定了我國當前農村與城市之間，大城市與小城鎮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所以流動人口中幾乎全部是那些由于經濟壓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農民②，城鄉巨大的經濟反差，會使他們產生強烈的自卑感，并且會誘發犯罪。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也趁機侵入，造成許多人價值觀念出現混亂，甚至對我國現行的社會關系及規范產生否定傾向。流動人口再進城之后有很多的想法都是剛剛接觸，他們處于多元的文化包圍之中。文化沖突導致他們的行為失去了原有規范的束縛，評價善惡的標準也失去了統一的尺度，當他們的亞文化與主流文化發生沖突時，違法犯罪便不可避免。③

三、流動人口犯罪的預防

(一)積極調整社會政策，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社會政策是指國家為了有效地管理社會秩序，令社會始終處于一個良好的可控的環境下，能夠讓社會現代化達到預期的目標，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方法。結合當前我國流動人口犯罪現象的實際情況，要做到有效預防和治理，就必須積極調整與流動人口的利益息息相關的諸如戶籍管理政策、社會管理政策等，使之拉近城鄉距離、流動人口和常住人口的距離，減小差別。就如沈陽市于11年出臺的政策:“沈陽市公安局將設立農民工居住證辦理綠色通道，用工單位申報流動人口居住登記，屬地派出所3日內登門集中辦理，對農民工到暫住地派出所申報居住登記，手續、信息采錄完備的，3個工作日內辦結。同時，向農民工公開派出所長和社區民警的辦公電話和手機號碼，對涉及農民工的合理訴求，第一時間處理。

(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流動人口中占主要部分的是農村人口，因此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是防控流動人口犯罪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大力發展農村經濟要從兩個方面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一是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經濟。二是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做好這兩方面的發展，對于流動人口問題來說是很好的防控。沈陽市于十二五期間依據《沈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的重要精神所制定的加快現代農業發展，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農業結構優化工程。深入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優化種植結構，大力發展工廠化、精品農業，結合中低產田改造，繼續發展設施和高效特色農業，加快發展經濟林和林下經濟等重要任務，是沈陽市在農村經濟方面為流動人口問題解決所做出努力的重要體現。

(三)建立健全管理機制，強化管理措施一是建立外來流動人口管理機制，在外來流動人口較多的地區，應建立城市中各個有關部門都參與進來的管理機構。同時，在外來流動人口聚居地，建立一個完整的層層有人抓，級級有人管的管理網絡。二是建立外來流動人口管理責任制。按照“點面結合”的管理原則，強化用工單位對于保護流動人口合法權益的責任，簽訂治安責任書，并按責任書上所規定的嚴格履行各自的職責，承擔義務;只有形成縱橫交錯完整的治安責任制體系，才能使外來流動人口真正有人抓，有人管，達到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發生的目的。三是要突出管理重點，提高動態管理水平，排查統計流動人口中的重點對象，列入重點人口管理，著重管好那些無正當職業，無固定住所、行蹤不定、交往人員復雜、經濟來源不明及有前科劣跡流動人口，列入重點管理視線，加強布控。就如沈陽市的各個有關部門從本地的治安形勢入手，深入研究調查研究，將中小型的旅店、出租房和文化娛樂場所作為工作的重點，不間斷的組織清查，對可疑人員逐人通報協查，僅2011年一年就破案3000多起，查獲各類違法犯罪嫌疑人4100多人，并抓獲一批逃犯。（本文來自于《法制博覽》雜志。《法制博覽》雜志簡介詳見）

(四)全面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要想有效遏制流動人口犯罪，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是關鍵。當前，各級黨委、政府部門和用工單位要采取各種易于被接受的形式，根據不同對象，有重點、分層次、分步驟地加強教育，真正把提高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④一是要提高流動人口的思想素質。首先應對流動人口進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教育，使得他們認識到什么是黨提倡的，什么是黨反對的;還要對他們進行法制宣傳，進行遵紀守法教育，提高他們的法制水平，使他們學會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身權益。二是要努力提高流動人口自身的文化水平。針對農村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不高的特點，政府有關部門可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方式來提高流動人口的文化素質。

四、結語

篇(3)

關鍵詞：身份認同；北京市；青年流動人口；年長流動人口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3-0043-10

作為“首善之區”，北京市一直是很多流動人口向往和最終駐足之所。據統計，2011年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達到742.2萬人，他們構成了北京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那么，北京市不同代際、不同戶籍的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和結果具有什么特點、面臨哪些困境、受制于哪些要素、與其他地區不同代際和不同戶籍的流動人口之間是否存在差別，地域、戶籍、年齡、態度、行為等結構性、制度性要素以及人力資本等主客觀要素在流動人口的認同方面起到什么作用。這些都是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本文利用2011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基于比較的視角，考察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情況。通過比較青年與年長流動人口，了解年齡和時代的影響；通過比較城-城流動人口與鄉-城流動人口，了解戶籍類型的影響；通過比較北京與外地的流動人口，了解地區（及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通過比較流動人口和本地市民的態度，了解主觀因素的影響。

一、文獻梳理與理論假設

身份認同是指流動者與本地人及家鄉人之間的心理距離、歸屬感及對自己是誰、從何處來、將去往何處的思考及認知。不少學者從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對流動人口（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認同問題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的探討。大量的研究表明，長年在外生活使得流動人口深感身份迷惘。流出地社會把他們看成是“客人”，流人地社會又把他們當成是“外地人”，于是他們就成為哪里都沒有歸屬的“邊緣人”。換言之，城鄉社會空間和群體記憶的互動使流動人口對自己身份的認知和評價呈現出模糊性、不確定性和內心自我矛盾性。他們既難以認同流人地社會，又不愿認同流出地社會；既無法融入流入地主流社會，又難以回歸流出地社會。流動人口不斷陷入“我是誰，從何而來，到何處去”的追問，從而導致認同困境與身份焦慮的出現；而且，他們在歸屬感上表現出一種矛盾、不和諧的態勢，即對流人地在地域上的強歸屬和群體心理上的弱歸屬、意愿上的融入與實際身份的游離。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這種不確定性、困擾與彷徨是包括代際差別、朋輩效應、制度固化、區域分割、態度排斥、社會交往等在內的多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代際比較可提供時期特點和年齡隊列對不同世代流動人口的影響。不少研究探討了代際之間身份認同的差異，得出了具有共性的結論：青年流動人口對流入地有更強的認同感和融入意愿。不同代際流動人口成長的宏觀環境、家庭結構、教育背景均不相同，故社會化經歷、過程和結果都會有別。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的務農時間較短，在城市生活多年，有的甚至出生在流人地，對家鄉的認同遠不及對流人地的認同。同時，他們的性格和行為更為豐富、更加多變、更富個性，時代性、發展性、雙重性和邊緣性特點突出。他們希望擺脫土地的束縛，摒棄農民身份；希望在城里安家落戶，并最終融入城市。相反，年長流動人口在家鄉生活時間較長，土地和親情成為與家鄉聯系的“臍帶”。雖然他們來到流入地工作，但他們更多可能只是將工作視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變身份的途徑，故而對流人地難以產生很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當然，現有研究在共性之中也有差異。比如，2009年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五城市開展的重點地區流動人口監測試點調查數據顯示，與年長流動人口相比，青年流動人口對流人地有強烈的向往，但就普遍公認的對流入地社會的認同感而言，青年鄉-城流動人口卻低于同齡城-城流動人口及年長鄉-城流動人口。這種差異說明，認同意愿與認同結果之間是有差異的。換言之，身份認同至少涵蓋兩個方面：一是認同意愿，二是認同結果，二者不可等同。青年流動人口也許比年長流動人口有著更強的融入或認同意愿，但從意愿到實際認同之間存在較長的時滯期，諸多中間要素推動或制約著意愿的實現。認同意愿是達到認同結果的前提條件。現存研究中，所謂的身份認同多是指認同意愿，而非認同結果。本文也僅關注認同意愿。

在考察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時，同輩比較可考察同齡人中的戶籍差別。與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相比，青年城-城流動人口對城市的觀念和行為方式等都比較熟悉，故總體而言會對流入地產生更為親切的感覺。綜上所述，在此我們提出假設1：與年長流動人口相比，青年流動人口對流人地有更強的認同意愿；青年城-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超過青年鄉-城流動人口。

所謂制度固化，最主要的是戶籍制度的固化。身份認同似是一個虛空的概念，但有著實在、固有的制度性根源。戶籍制度包括戶籍類型、戶籍地點兩個維度，而戶籍類型對身份認同的意義更大。這主要是因為，盡管城-城流動人口也是外來人身份，在流入地可能也會受到各種不利于他們的身份認同的結構性制約，但他們畢竟與本地市民擁有同樣的戶籍類型，有著與生俱來的先天優勢和自致資質，與流入地市民有著更多的相似性，故而在流入地有更強的認同意愿。相反，“農民”原本只是一種職業，是戶籍類型將“農民”身份化。中國的鄉-城流動人口始終被看做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原本只是中性稱謂的“農民工”被制度和觀念建構成一個社會類別；實際上否定了流動人口作為城市居民的現實身份，夸大了其流動性而抹殺了其定居性；而且，由于使用了“農民”身份標志，使得歧視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間中得以延伸、再生，并進一步強化、固化了“農民工”身份，使得他們不得不認同自己的“農民”身份，進而導致他們的職業身份與角色身份出現錯位。于是，鄉一城流動人口既不完全等同于農民，又不等同于市民，是離開了土地的農民卻未融入城市的市民。他們不鄉不城，亦鄉亦城，不農不工，亦農亦工，身份極為尷尬。這無疑也會影響到他們的認同意愿。因此，我們提出假設2：鄉-城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意愿低于城-城流動人口。

區域分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各地區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差異，二是指流動所跨越的行政區劃帶來的身份認同差別。這里只論前者。制度性要素往往具有全國普遍性的特點，但各地不同的經濟結構可能調節制度因素的效果，使流動人口的經濟社會生活呈現明顯的地區差異性。北京市作為特大城市，其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是否與其他地區存在顯著差別？是否具有一般特大城市的共性？同時，作為首都，它是不是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特大城市的個性、對外來人口更為包容和接納呢？在此，我們提出假設3：與其他絕大多數地區的流動人口相比，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可能不同于其他地區，甚至可能超過上海、江浙、廣東等地。同時，認同意愿存在地區、戶籍和年齡互動。

與制度固化密切相關的是流人地居民對流動人口的心態與行為。一方面，身份認同不是簡單地通過流動人口自身努力就可以達到的；與經濟等客觀融入維度相比，該主觀維度更涉及流人地居民的接納或排斥態度。特權意識與身份優越感在他們的軀體和意識中積淀成為一種社會慣習，故城鄉分離的二元社會結構不僅僅是一種制度安排，更是一種基于利益差別的心理結構。社會心理構建使得流動人口從一開始就處于邊緣化狀態，且這種狀態被逐漸內化，形成內卷式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流動人口與本地居民之間的相互接觸、互相交往也是影響其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隨著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交往頻度的增加、交往深度的延伸，他們逐漸由陌生人群變為相互認可的鄰居、同事、朋友，行為的交往帶來心理的感情和身份的認同。我們在此提出假設4：本地人的排斥態度降低流動人口（尤其是鄉-城流動人口）對流人地的認同意愿，與本地人的交往能夠增強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

二、數據與方法

本文采用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1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以下簡稱“監測調查”）數據來檢驗這些假設，分析北京市青年流動人口身份認同的現狀、特點、影響因素和影響機制。關于數據的具體情況，請參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司的2012年《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這里不再敘述。數據的總樣本量為128000個，其中北京市的樣本量為4000個。

1.變量的定義

調查詢問流動人口是否同意以下說法：“我喜歡現居城市”、“我關注現居城市的變化”、“我愿意融入流人地”。本文基于這三個問題構建因變量。顯然，這些問題反映的并非認同結果，而是認同意愿。絕大多數流動人口在這三項上都表現得非常積極：分別約有90%以上的流動人口都選擇了肯定的答案。這充分表明，流動人口對流人地具有強烈的融入意愿，這與定性訪談的結果較為一致。北京市流動人口中，分別有96.7%、95.3%、93.9%的人表示喜歡北京、關注北京的變化、愿意成為北京的一員。這與全國平均水平相當。對于這三個問題，本文通過因子分析方法，將它們集合為一個綜合性因子。因子分析結果表明，三者的關聯度超過0.83，且潛在的線性因子可解釋它們方差的73%。這說明將它們進行整合是合理的。整合后的綜合因子為本文的因變量，得分介于0～100，取值越大，表示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越強，反之表示認同意愿越弱。

與前述4個假設相對應，本文有5個關注點：年齡效應、戶籍效應、地區效應、態度效應、網絡效應。故此，本文有5個主要自變量。①年齡隊列（1=青年流動人口，定義為29歲及以下）。②戶籍身份（1=鄉一城流動人口，定義為在調查時為農村戶籍）。③流入地區（定義為9類：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武漢、江蘇、浙江、廣東、其他地區）。數據分析一方面單獨使用這些變量，另一方面使用它們的合成變量，即三者的互動項。為了簡潔且突出主題，這里僅展示一個含有八個分類的互動變量的模型分析結果：北京青年鄉一城流動人口、北京年長鄉一城流動人口，北京青年城一城流動人口、北京年長城一城流動人口，外地青年鄉一城流動人口、外地年長鄉一城流動人口，外地青年城一城流動人口、外地年長城一城流動人口。④態度輕視（1=覺得受到過本地人的排斥，0=沒有感到排斥）。⑤交往局限（1=流動人口主要與本地人交往，2=主要與老鄉交往，3=主要與其他人交往，包括其他外地人、無人交往等）。

此外，本文控制一系列其他要素，以探討上述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獨立關系，包括流動特征、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征、流入區域等諸多要素。本文使用的所有變量都具有足夠的變異。

2.研究方法與分析步驟

因變量“融入意愿”指數為線性測量，可采用線性回歸模型?！氨O測調查”在全國1151個縣（市、區）或樣本點進行：一個樣本點最多調查2000個樣本，最少調查20個樣本。北京的樣本來自13個區縣：其中，一個區縣最少調查40個樣本，最多調查1080個樣本，平均調查約307個樣本。這種情況就導致了數據的聚類特性，即在各樣本點之間，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可能存在較大差別，而在同一個樣本點之內，融入意愿可能更為接近。這使數據可能不符合常規線性回歸模型的兩個基本假定（一是樣本之間的獨立性，二是隨機誤差項相互獨立），從而導致常規的線性模型難以得到有效的估計結果。換言之，常規模型的分析結果可能低估標準誤、高估自變量的重要性，從而增加犯I類錯誤的概率。此外，除了獨立性的假定難以滿足外，它還放棄了對不同組群之間差異的考慮，使很多原本由分組帶來的差異被解釋為個體的差異，從而丟失大量的群體信息。所以，對于多層次結構數據，常規的線性回歸有其自身的局限。使用多層模型處理具有層次結構的數據，能夠糾正由于同一層次內樣本的相似性而引起的參數估計誤差，改善置信區間和顯著性檢驗，降低犯I類錯誤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使用多層線性模型分析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將縣（市、區）作為高層單位，受訪個體作為低層單位。

首先進行無條件平均模型（即不包含任何自變量的空模型）分析，了解在不同區縣，因變量是否顯著不同，從而決定是否必須使用多層模型。其方程式為：

γij=βoj+εij （1）

其中，γij為j區縣流動人口樣本i的結果；βoj為截距（即平均值），下標j為每個區縣擁有各自的截距，是區分多層模型與普通模型的標志。將截距分解為固定成分和區縣層次的隨機成分，則方程（1）分解為：

γij=γoo+δoj+εij （2）

其中，γoo為總均值或總截距，是固定參數；δoj為區縣層次的隨機變量，是j區縣的截距到總截距的距離；εij為流動人口個體層次的隨機變量，即分布于j區縣的樣本i到該區縣截距的偏離。正是由于隨機變量δoj的存在，該方程式才成為多層模型。

然后，在模型中納入自變量，探討個體和群體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在常規模型中，一個模型只有一個截距，而在多層模型中，一個模型包含數個截距，即因變量的截距隨群體而異。我們使用隨機截距模型進行分析，其方程式為：

γij=（γoo+γ01G1j+γ10X1ij+（δoj+εij） （3）

式（3）與式（2）的不同之處，固定效果部分包含了個體和群體變量。Gij為區縣（群體）特征；γ01為群體特征系數；X1ij為個體特征；γ10為個體特征系數，代表個體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該模型將因變量解釋為個體特征和區縣環境特征的函數。δoj為未被觀察到或無法觀察到的區縣層次的隨機變量，該變量為同一區縣內所有流動人口個體所共有。無條件平均模型的分析結果（本文沒有展示）表明，融入意愿的確因不同的樣本點而異（系數的取值為8.64，標準誤為0.22，高度顯著）。說明高層次因素對因變量的解釋能力不容忽視，使用多層模型技術分析數據是合適的。

三、單變量和相關分析結果

表1描述了全部樣本和北京市流動人口中雇員的基本特征。在全國和北京市樣本中，青年流動人口的比重基本相同，均在46%上下；但鄉-城流動人口所占比重差別較大，北京市鄉-城流動人口比重低于全國的相應比重，二者分別約為71%和83%。在全國流動人口雇員中，近三成的人感到受到過本地人歧視，而北京市的這個比例更遠遠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全部樣本中近1/4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的主要交往對象為本地人，而該比例在北京市不足1/5；據此判斷，北京市本地市民似乎對流動人口的接納情況并不如意。在這個樣本中，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均為跨省流動人口；而在全國樣本中，超過一半的流動人口為跨省流動，約30%的人為跨地區流動，其余約17%的人為地區內跨縣流動。流動人口平均在北京市的居留年份超過5年，比全國樣本長1年多；感到老家有困難的流動人口在全國樣本中的比例也高于北京市樣本的比例。全部樣本和北京市樣本的人口學特征差別不大，但人力資本特征和勞動就業特征卻有較大差別：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北京市流動人口中僅受過小學及以下教育的比例只有全國相應比例的一半，而受過大專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在就業行業方面，全國流動人口在制造業和建筑業就業的比例都超過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相應比例，尤其是制造業的情況更加突出，在其他行業就業的比例則大大低于北京市的相應比例。此外，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保障情況都好于全國平均水平，但居住狀況較差。近一半的流動人口流入到東部地區，也有三成的人進入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流動人口比例較少。就因變量而言，全部樣本的認同意愿為79.5分，表明流動人口對流人地都較為向往。其中，年長城一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得分最高，為82.08分，其次為年長鄉-城流動人口（為79.99分），再次為青年城一城流動人口（為79.15分），最后是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為77.98分）。

圖1和圖2描述了主要自變量與認同意愿的相關關系。所有變量兩兩之間的關系都高度相關（p

就地區、戶籍、年齡復合變量而言，北京年長城一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最強，外地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最弱。在這些主要自變量中，差別較大的是本地人對外來人口的態度：若流動人口感到本地人輕視他們，則認同意愿將會比沒有受輕視感的人低近10個百分點；此外，若流動人口主要與本地人交往，則其認同意愿也顯著提高（見圖2）。

我們也分析了認同意愿與控制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都高度顯著。限于篇幅，這里未予介紹。這種關聯性表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的確是多種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下面進行模型分析，以考察代際差別、朋輩效應、制度排斥、區域分割、態度輕視、交往局限及其他因素對因變量的獨立作用。

四、模型分析結果

表2展示了全部樣本和北京市樣本的認同意愿的多層線性模型回歸分析結果。其中，模型1和模型2為全部樣本分析結果，但模型1使用獨立的戶籍、年齡和地區變量，而模型2則突出北京市不同戶籍、年齡流動人口與外地相關人群的比較。模型3是北京市樣本的分析結果。

模型1顯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鄉-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超過城-城流動人口，而青年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低于年長流動人口；與流入北京市的人口相比，除重慶市以外，其余地區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都較低，尤其是廣東、浙江、上海、江蘇的流動人口。若流動人口感到本地人對他們懷有偏見，則其認同意愿大大降低；若他們主要的交往對象為本地人，則認同意愿顯著提高。這表明，對于兩個其他條件相同的人，農村人對流人地具有更強的認同意愿。顯然，該發現了前面提出的有關制度排斥的理論假設（即假設2）。這可能與城-城流動人口和鄉-城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預期和參照對象有關。而且，青年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意愿亦顯著低于年長流動人口，也不支持有關代際差別的理論假設（即假設1），這與現存其他研究得出的結論相悖。地區差別的結果支持理論假設3。同樣，理論假設4也得到模型結果的檢驗。若在流入地受到歧視，則其認同意愿顯著且大大地降低；而與本地人較多的交往則會提高其認同意愿。

若同時考慮地區、戶籍、年齡的互動對認同意愿的影響，則可以發現北京市青年鄉-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低于年長鄉-城流動人口，但超過其他六類人群，尤其是顯著超過外地青年城-城流動人口。這表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的確與地區、戶籍、年齡之間存在互動。

就控制變量而言，盡管系數的大小略有差別，模型1和模型2展示的結果模式幾乎完全一致。就流動跨越的區域而言，跨越的行政區域愈大，其認同意愿越低；就流動時間而言，在流人地居留的時間越長，其認同意愿越強；若在流動期間，老家遇到困難，其認同意愿會顯著降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可能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

從流動人口的人口學特征來看，模型結果并未顯出顯著的性別、民族差異，但在婚的人的認同意愿強于不在婚的人。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越低。該發現與我們對行為參與和經濟融入的分析結果（受教育程度與行為參與、職業地位、收入水平、社會保障、總體經濟融入水平等有很強的正向關系）完全相反。不同因變量有差別的分析結果表明，心理上的融入的確具有不同于客觀融入的特點。流動人口的勞動就業特征與其認同意愿密切相關：在制造業就業的人的認同意愿顯著低于在其他行業就業的人，雖然與在建筑業就業者之間的差別不顯著。隨著經濟地位的提升、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條件的改善，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也相應提高，即認同意愿可視為對流動人口整體的社會融入程度具有明顯指向作用的經濟社會地位、行為適應的深層體現。此外，流人到不同的經濟帶也帶來不同的認同后果：流入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人比流人東部地區的人擁有更強的認同意愿。

如模型3所示，盡管具體的系數取值大小有別，顯著性水平也有差異，北京市樣本的分析結果與全國的平均水平十分一致。比如，北京的青年流動人口的融人意愿低于年長流動人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動人口，盡管組與組之間的差別沒有統計意義。同樣，若北京市流動人口感到受到本地人的歧視，則他們的融人意愿會顯著降低；若他們的主要交往對象為本地人，他們的融入意愿就會顯著提高；在流人地的居留時間提升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融入意愿；老家有困難之人的融入意愿顯著降低。在人口學特征中，只有在婚與因變量的關系是顯著的。同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人力資本與因變量呈不顯著的負關聯。這表明北京流動人口中的雇員與全國的同類人群一樣，并不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認同意愿就越高。此外，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顯著提高，保障水平和居住狀況都不與因變量有顯著關聯。

五、總結與討論

盡管從現實的角度看，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不如就業、居住、社會保障等重要和急迫，但認同是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在市場經濟的宏觀背景下，較強的認同度將促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長期居留，這是不以流入地社會的意志為轉移的。那么，流入地相應的工資待遇和權益保障、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以及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公共資源的配置等一系列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加以解決。本文通過對具有時效性的、大規模的調查數據的分析，運用多層模型技術，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身份認同意愿的現狀、特點和影響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考察，并將他們的認同意愿與全國同類人群的平均水平進行了對照。分析結果得出以下結論和政策啟示。

其一，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超過其他地區流動人口。這表明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被流動人口寄予了更多的向往。但同時，現實情況是，北京市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和認同結果之間依舊存在很大差距，這就對北京社會發展和北京精神的實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從實際出發，打造融入的平臺，組織合適的活動，增進人群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實實在在地為流動人口提供所需服務，扎扎實實地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

其二，年長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超過青年流動人口，鄉一城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高于城一城流動人口。北京和外地都是如此。本文的研究結果與現存的其他研究得出的一些關鍵性結論有別，也不支持本文的理論假設。年長流動人口閱歷相對豐富，更愿意在一個合適的地方安頓下來；同時，他們的參照對象是流出地人群，追求的目標主要是生存，但凡只要流人地生存狀況好于流出地，就可能對流人地有較強的認同意愿。城一城流動人口多以本地市民為參照對象，他們在流出地并非找不到工作，只是找不到更理想的非農工作，他們來到流入地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發展機會，而不是為了解決生存問題。在北京的青年城一城流動人口中，近2/3的人受過大學及以上教育。外地的戶籍使他們無法享受與北京人同等的待遇，故他們失落感嚴重，難以產生認同感。然而，從長遠來看，未來城市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與青年流動人口的貢獻密不可分。他們對流入地不高的認同度，無疑會制約其在該地作出的貢獻。因此，各級部門應該適當地通過各種反饋渠道，關注青年流動人口對城市的態度，努力增進他們對城市的認同和感情。

其三，本地市民的態度和兩個人群的互動交往對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至關重要。融合是雙向的、互動的，也是漫長的、艱巨的，需要逐步推進。身份認同屬于主觀意念，但這種意愿能否實現，流動人口能否真正成為流入地的一員，不僅需要流動人口本身的努力，還需要本地人的接納。但是調查數據顯示，北京市流動人口認為受到本地市民輕視的比例高達46%，遠遠超過全部數據的平均水平（26%）；而訪談資料也表明，除經濟貢獻外，在諸如社會治安、居住環境、公共設施利用、社區衛生等方面，北京市民對流動人口的看法都比較負面。這顯然與北京市倡導的包容接納精神相違背。一方面，戶籍居民要尊重外來人口，使他們感受到當地政府、市民的親近與友善；另一方面，流動人口也應主動與本地市民交往和交流，使戶籍居民感受到流動人口的尊重與感激。雙向的交流與互動將提高流動人口的歸屬感，從而促進其實現身份認同。若本地市民對流動人口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行為不變，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一視同仁，流動人口就很難成功地融人流人地社會中。社區是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后的落腳點，也是他們必然接觸到的小社會，故我們可從社區人手，通過加強社區建設，強化社區功能，使社區成為流動人口與本地市民交流溝通的平臺，從而達到增進雙方理解與包容的目的。

其四，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存在顯著的地區差別。本文從兩個地區視角考察區域分割：一是流動跨越的行政區劃，二是流入區域。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跨越的行政區劃越大，認同意愿越低；就區域而言，融入意愿由強到弱依次是西部、東北、中部、東部地區?？梢?，認同意愿較強的流入地幾乎都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而進入發達地區之人的認同意愿較弱。作為衡量融入水平和流入地制度性、結構性、觀念性等要素的一項綜合研究，這樣的結果或許暗示，意愿與物質財富的多寡和社會文明的進步關系不大。盡管從理論上看，作為主觀認知的認同意愿需要勞動保障和收入保障等物質條件為其提供基礎（經濟不發達、政府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等難以讓流人人口產生認同），但主客觀之間并不是完全一致。東部地區的流人人口之所以認同意愿低，一是這些地方勞動就業機會多，許多流動人口來到這里主要是為了賺錢；二是地區越發達，制度性、結構性、觀念性要素的排斥就越強，而這些都在時刻提醒流動人口作為“外來人”的身份。這表明，認同意愿不是僅僅由流入地的經濟發展、文明程度、行政級別、規模與名氣能夠完全決定的，一些“軟”的要素也至關重要。因此，各地需要在改善流動人口生存發展狀況的同時，采取相應措施，因地制宜、注重實效地增進流動人口的認同意愿和結果。比如，北京、上海、廣東、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應加大宣傳力度，從文化上、心理上、感情上采取措施，增強流動人口的歸屬感。

篇(4)

關鍵詞：社區化多元共治 流動人口 模式創新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加速、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群體的出現成為我國社會的必然。中國未來城市化水平要達到70%，就會有11-12億人居住在城市。未來中國流動人口會長期存在，且不斷增加。這一群體的出現為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的同時也給所到城市帶來了諸多新的問題和挑戰。那么，如何適應新形勢需要，改革創新管理機制，強化流動人口管理服務，使之更好地服務于經濟建設，是亟待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十報告指出：我們必須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城鄉社區服務功能，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完善和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社會的發展動力呼喚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重構也必然使流動人口管理模式發生新的變革。流動人口的問題是中國在本世紀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和社會轉型都有賴于這一群體的發展。因此，創新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模式必須擺在更加突出而重要的位置。

一、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式的構建

結合時代的特點、人的需要的多層次性以及我國出現的流動人口管理模式，依據“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從“善治”理念出發，筆者認為構建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式是改進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的最佳選擇。在這一模式中，所謂多元指的是參與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的主體的多元，他們可以是組織也可以是個體，具體而言包括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流動人口自組織、企業組織、志愿者、社區各類相關利益的主體如業委會、物業管理單位、社區居民及流動人口個體等，這些主體以不同的形式共同參與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和管理，行使主體性權力。因此，多元共治模式，簡言之就是整合社會多元力量促進流動人口群體的社會協同管理和自主治理的模式。其本質是流動人口群體服務和管理主體的多元化。目前，從流動人口群體在城市的暫住地在城市中的空間分布來看，以城郊結合部為最多，向兩側逐漸減少，且從現在的發展趨勢看，城郊結合部積聚強度有所增強。如此的分布格局，與城郊結合地生存資料廉價、生存手段相對較多、對外交通便捷、管理疏松有密切關系，尤其是這些地區“豐富”的房屋資源和低廉的房價使外來流動人口獲得最基本的居所成為可能。[1]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式是兼顧城市社區及城鄉結合部對于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根據北京郊縣的經驗，對于城鄉結合部流動人口群體進行社區化服務管理就是將城鄉結合部的自然村模仿城市小區的形式封閉村落一些不常用的路口、建起必要的欄桿和圍墻，安街門、設門衛和崗亭，將流動人口聚集的村落首先在形式上規范在一個固定的有著有形界限的區域內，使之“社區化”，進而通過政府主導整合“社區”中的多元主體對流動人口群體進行服務和管理的模式。構建這一模式的目的在于通過多元協同共治、通過讓流動人口盡可能地表達利益訴求、通過流動人口平等地參與社區組織的活動等使得流動人口社區化，進而使其由陌生的“過客”逐步轉化為社區人、城市居民的身份認同，從而產生對于社區及所在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宿感。如圖1所示：

圖1 流動人口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型

構建本模式的指導思想在于以政府為主導、以社區為載體、以公民參與為手段、以為流動人口服務為目的、以流動人口融入社區為目標。綜合考慮我國城市經濟社會現狀及城市社區和城鄉結合部社區的特點，這一模式的基本運行方式如下：

政府及其派出機構根據社會形勢需要積極制定針對流動人口群體的相關政策法規并設定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專門機構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

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協調街道辦事處、居（村）民委員會、流動人口綜合工作中心（站）登記了解流動人口群體基本情況及需求并積極加以解決；

政府為主積極引導、培育社會（區）組織、社會工作機構并通過政府購買其服務參與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和管理；

政府為主積極引導、培育流動人口自組織實行流動人口自我管理；

政府部門要求企事業組織積極參與自己單位流動人口的服務和管理；

街道辦事處、居（村）民委員會、流動人口綜合工作中心（站）協同社會（區）組織、社會工作機構及企事業組織舉辦對于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管理活動；

社區居民、社區自愿者及流動人口個體自發或在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的倡導下加入對于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和管理；

社區業委會、物業服務管理單位積極應對流動人口群體的租房、生活環境等方面的需求并為其提供相應的服務和管理。

二、社區化多元共治模式具體實踐路徑

1.政府根據社會形勢需要積極制定針對流動人口群體的相關政策法規并設定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專門機構

依照國情，目前我國尚不具備自下而上對于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政府的掌舵、導向功能顯得尤為重要。而政策、法規無疑正是政府導向的體現，因而政府有關部門（包括公安、計生、勞動和人事部門、民政部門、財政部門、衛生部門等）能否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制定出符合流動人口群體需求、符合其實際的政策至關重要，它將直接關系到流動人口群體的生存發展。當然，政策的執行離不開相應的機構，所以在一定的工作理念的指導下應該為流動人口的服務和管理設定專門機構。

以北京為例，城市人口規模調控一直是北京人口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改革開放30年來，隨著城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城市化的進程，北京市政府對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政策、制度作了重大改革。2004年以來，北京市先后出臺了《北京市外地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暫行辦法》、《北京市外地農民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暫行辦法》、《關于加強流動人口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工作的意見》等多份政策文件和規章制度。同時提高了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的規范化程度，如通過統一印制發放各種證照，規范了流動人口的證照管理。透過不同階段流動人口管理制度的變遷與政策調整，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市政府在國家宏觀政策背景下，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北京市政府不斷完善社會管理體制，對于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管理與時俱進，實現了由被動改革逐漸走向主動創新的轉換，盡可能地保護流動人口群體的合法權益。

2.政府為主積極引導、培育社會（區）組織、社會工作機構參與流動人口群體的服務和管理

在對于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過程中，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應盡之責，是當仁不讓的主體。但是，如果一切依賴政府，讓其承擔了太多不應承擔的事務則不僅降低了政府的管理效率而且會弱化社會的功能，整個社會生活將變得沒有活力。因此，在一些領域應該實行“政社分開”，應該明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界限，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中屬于社會領域的事務交由社會管理，構建政府與社會共同管理的嶄新模式。

由于社會組織具有民間性、靈活性、便捷性、非營利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特點，能夠及時了解民情民意并及時作出回應，可以發揮政府起不到、也不應起的作用，與政府之間能夠形成一種優勢互補、良性互動的關系。因此，政府可以積極引導、培育以關注流動人口群體需求、發展的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實踐證明，推動政府向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購買公共服務是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重要措施，也是引導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按照政府意愿、社會需求開展活動的重要手段。

3.政府為主積極引導、培育流動人口自組織實行流動人口自我管理

目前，客觀存在的流動人口自組織存在著無合法地位、組織化程度低、功能較原始、無經濟來源等諸多不足，其能夠發揮的正態效應無法凸現，迫切需要政府對其加以引導。在政府引導下，構建流動人口自主管理網絡體系。一方面，利用流動人口自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有效彌補政府管理的不足，從而更好地保障其合法權益。這種管理模式對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大量“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2]

事實上，流動人口自組織具有其獨特的優勢。比如自組織的負責人，往往都是在流動人口中具有一定威望的人，他們與流動人口的交流和互動，更容易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促進流動人口心態的轉變，更容易讓流動人口樹立起主體意識和心靈上的歸屬感。因此，在流動人口的服務與管理過程中，自組織既是流動人口自我管理、互助服務的平臺，同時也能夠成為連接流動人口與政府互動的橋梁和紐帶。因此，相關政府部門的領導者在對流動人口自組織的正向功能取得共識后，應該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規范其組織行為，同時抑制自組織的負面效應，為自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定的發展空間和發展資源。

4.政府部門要求企事業組織積極主動地參與自己單位流動人口的服務和管理

企事業組織可以立足于既有資源，充分依靠企業組織，廣泛吸收優秀流動人口參與，建立以企自主服務管理為導向的工作班子和工作機制，推進流動人口工作力量社會化。在流動人口相對較多的規模企業，成立以總經理為組長，相關部門分管經理為組員的流動人口“企自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總體安排和協調、指導建設流動人口企業綜合服務中心，依托企業人事、工會等部門人員，大力發展流動人口專（兼）職協管員，負責本企業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另外還可以依據單位自身情況建設流動人口企業綜合服務中心，配合公安、勞動、計生、司法、民政、工會等部門，整合企業工會、文化俱樂部、文體活動中心、圖書室等既有資源，拓展服務內涵，為流動人口提供登記辦證、就業培訓、維權保障、矛盾調解、計劃生育、宣傳教育、醫療衛生、法律援助、幫扶救困等綜合服務，切實使“流動人口企業綜合服務中心”成為溫馨的“流動人口之家”。

5.業委會、物業服務管理企業積極參與流動人口服務，盡可能提供舒適人居環境

鑒于業委會與物業之間的關系及各自的職責，社區業主委員會和物業可以在社區居委會的指導下延伸服務觸角，把人口的“頻繁流動”和房屋的“相對靜止”有效結合起來，采取“以靜制動、動靜結合”的工作模式，建立新型流動人口服務制度，為流動人口在子女入學、社保醫保、居住證辦理、文化體育、政治生活等方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另外，社區居委會還可以指導物業企業和業主委員會共同建立業主與流動人口檔案，共同研究制定小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規劃，共同開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工作。解決流動人口登記難、婚育信息掌握難、服務管理落實難等一系列難點問題，實現流動人口信息采集及時、準確、全面，服務管理自然、親近、便捷，形成社區居委會指導督促、房主業主各司其責、物業公司積極配合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新型工作格局。

6.多元互動，構建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協商機制

多元之間的“主體間性”應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政府部門之間互為主體，各部門之間可以形成良性反饋互動關系，可以定期召開部門聯席會議商議在流動人口群體服務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解決思路等。比如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員會和街道辦事處、居（村）民委員會、流動人口綜合工作中心（站）之間，街道辦事處、居（村）民委員會、流動人口綜合工作中心（站）和社會組織、社會工作機構、流動人口自組織、企事業單位之間，以及上述這些機構和業委會、物業服務管理企業之間都可以定期、不定期地進行互動，共商關于流動人口群體服務和管理的事宜。二是流動人口與社區居民、志愿者，及流動人口自身之間互為主體，在互動過程中社區居民、志愿者可以探求流動人口的需求和意見，同樣流動人口也可以向為其提供服務和管理的社區居民、志愿者提出建議和要求。三是流動人口群體與服務管理部門之間互為主體，作為服務管理部門有職責和權利了解流動人口的情況及需求，同時流動人口也有義務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和需求。

三、結語

流動人口自由遷徙已經是中國大規模城市化、城鎮化進程中的現實，那么如何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如何才能夠使流動人口群體真正融入到社區、融入城市是我們時代急需解決的問題。我們期盼通過社區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構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功效，使得政府、社會更多地關注流動人口群體的需求、更加注重針對流動人口群體的了解、更加注重公民社會的培育、更注重對于流動人口群體社區服務的提供、更加注重流動人口相關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平等化、親情化和人性化的服務管理舉措，從而提升流動人口的社區、城市認同感和凝聚力，實現群體間的積極良性互動，消除人際區隔，盡可能實現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達至“鄰里守望相助”的社區和諧狀態，真正體現“社區”的現實意蘊。

基金項目：北京市中青年骨干人才項目（2013）

參考文獻：

[1]盧霞.淺談對流動人口的社區化管理[J].新西部， 2007（12）

篇(5)

1.從外觀上規劃欠缺，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

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但“見風長”現象嚴重

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觀，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帶口，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通過創業或就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四、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流動人口面臨的窘境流動人口本身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無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鄭州市的城中村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日益凸顯，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來流動人口?，F實情況是現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歸結為外來流動人口，簡單地采取一律轟走的粗暴方式，這是沒有道理的。政府和社會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對村民的拆遷補償安置上，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動人口面臨窘境。第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將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動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閑置房有限，供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大批流動人口租房帶來的需求增加必然會導致房屋租金上漲；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投入過高的租金來租小區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這將導致一部分流動人口將難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腳投票”，選擇離開。第二，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動人口較多，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這些商販無法繼續其生意，相當一部分的人口將面臨失業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將面臨失業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來的大學生，這些群體工資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遷，他們難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無法解決其住宿，他們則可能陷入失業的恐慌。第四，社會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會流落街頭。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還不能照顧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動人口過多，而優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難以“排上號”。一些以打零工為生的人群可能會流落街頭，無家可歸。

三、總結

篇(6)

【關鍵詞】 流動人口；傳染病；防控；影響因素；研究

近年來，改革開放政策不斷發展和完善，公眾的生活狀態也發生了較大轉變，務工形式呈多元化，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大批涌入經濟發達地方或高鐵等建筑工地，除推動本地的建設外，在傳染病的防控方面也產生了較大的難度。因流動人口多在居住密集，健康、衛生意識淡薄，生活習慣、文化水平存有差異，免疫情況不一，法定傳染病發病率逐年上升，使防控更具棘手性，甚至出現傳染病暴發現象，對公眾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嚴重影響，積極采取有效的措施應對，是對流動人口傳染病進行預防和控制的關鍵[1]。本次研究選擇湖南新邵縣區內流動人口，自2011年7月針對影響流動人口傳染病防控的因素展開調查，并將相關資料回顧性分析如下，旨在為防控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湖南新邵縣區內流動人口聚集地共4處，行現場調查工作，暫住地或標準工作單位流動人口至少在30人以上為聚集地選擇標準，隨機在各個聚集地對不同家庭的流動人口抽取20人行開展問卷調查，共選擇80人，7歲以下小兒行免疫史調查，共40人。

1.2 方法 對流動人口的生活場所行現場觀察，對流動人口采用調查問卷的方式入戶調查，對全區相關傳染病疫情的資料進行查閱。調查問卷包括流動人口生活工作情況、流動人口聚集地的基本狀況、醫療服務情況、疾病發病情況、兒童免疫規范接種疫苗的情況。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13.0統計學軟件，計量資料行t檢驗，計數資料行X2檢驗，P

2 結 果

2.1 基本聚集地狀況 本次調查共4處流動人口聚集地，流動人口共993人，

2.2 生活服務狀況 聚集地多采用自來水，或井水與自來水的混合用水共3處，單純采用井水1處。食堂共建2家。食堂無防蠅、防鼠、防塵等相關措施，衛生設施落活，無保潔餐具的相關設施。公共廁所共建3處，隨地大小便現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個，存在衛生死角2處。

2.3 健康狀況 80人中，過去1年有感染性腹瀉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隨地大小便宜等不良生活習慣30人，占93.8%。未患病組48人，存在不良習慣2人，占4.2%。兩組不良生活習慣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 論

流動人口中，流行病學特點、人口學特點、社會學特點是對傳染病防控工作造成影響的主要障礙。從制度方面分析，我國建國以來采取的戶籍管理制度，其除個有登記的基本功能外，同時還為政府對公共資源的配置提供了數據支持，醫療衛生服務是依照戶籍性質和數量實施配置的重要公共資源，未對流動人口的實際需要進行考慮，嚴重存在共求失衡[2]。

另外，政策也為主要影響因素，政策因素主要為：①管理職責和分工：流動人口在我國各個省市縣中的直接管理權部門存在差異，包括衛生、工商、勞動、公安等，使管理部分職責不明，未盡到管理工作的職責[3]。②管理方式：以往對流動人口管理多采用簡單收費的方式，基本對收費的權力在封閉的情況下運行，即使實際工作與居委會、街道等有關單位直接相關，但也較難在利益再分配當中參與，未完全調動社會管理的積極性。③衛生系統服務能力不足：衛生防疫機構、醫療機構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防疫人員未足夠編制，獎勵制度不明，經費不足，使工作人員積極性不高。④政策不完善：傳染病處理、報告，疫情記錄，未對發病地衛生防疫機構的責任進行明確。⑤防控措施缺乏有效性：傳染病患者中部分缺乏強制性管理措施，漏報或漏診病情，使性病、肝炎在流動人口中占有較高發生比例。⑥城市管理：不能及時應用建設或規劃的土地，通常造成土地臨床開發集中帶，有大量流動人口聚集，生活服務配套設施得不到完善，如垃圾收集場、廁所供給水等，使環境出現臟亂差，導致傳染病的發生[4]。

同時，還存在一定的操作障礙，即衛生防疫機構在工作能力和技術水平上存在問題，對流動人口的防病工作造成嚴重影響，如技術裝備水平不夠，防疫人員高學歷偏低，對疫情的報道不規范，使流動人口的管理和追蹤無法開展，也是對傳染病防控造成影響的主要因素。本組中7周歲以下兒童接種率為75%，流動人口流動性大，數量多，且素質存在差異，兒童預防接種和傳染病管理方面存在難度，流動人口生活條件和經濟條件通常較差，衛生保健意識和個人衛生習慣、就診意識差，使管理造成一定難度[5-6]。本次研究結果顯示，聚集地多采用自來水，或井水與自來水的混合用水共3處，單純采用井水1處。食堂共建2家。食堂無防蠅、防鼠、防塵等相關措施，衛生設施落活，無保潔餐具的相關設施。公共廁所共建3處，隨地大小便現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個，存在衛生死角2處。政府部門需對聚集地衛生基本設施建設進行加強管理，改善流動人口衛生及居住條件，供應自來水，對無害化廁所進行修建，做好環境衛生的管理，各個部門需協調、聯動的完成各個基本生活設施的評估、檢查、驗收，對不符合標準的要求停用和整改，對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進行維護。

本次健康狀況80人中，過去1年有感染性腹瀉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隨地大小便宜等生活習慣30人，占93.8%。未患病組48人，存在不良習慣2人，占4.2%。故不良生活習慣與疾病發生存在密切相關性。流動人口腸道傳染病、呼吸道傳染病不斷發生和流行，病例或攜帶者因流動的頻繁性和工作的不穩定性，加上未行全程的治療，易造成疾病的蔓延和擴散。同時流動兒童接種率較低，為相關傳染病的暴發流行埋下了隱患。

綜上，需針對影響流動人口傳染病防控的相關因素進行分析，加強政符管理，職能部門責任劃分，行健康、衛生知識宣教、改善衛生狀況等，使流動人口傳染病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從根本上改善其生活質量，為公眾的生命健康和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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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流動人口；結核??；預防控制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uberculosi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tuation

YANG Hui-jun

(Tianjin City Hang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Tianjin 300480,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which has added an additional difficult to TB control in China.Moreover,many factors such as drug resistent TB,floating population,spread of AIDS,poverty and poor quality of TB control make the situation more serious.This study aims to anaylse the objective and policies about TB control through the epidemic characteris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control to floating population: difficulties in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deficiencies of effecitive mechanisms to clinic-prevetion cooperation and trans-regions coopration management,worse delay of early diagnoses,lack of knowledge awareness about TB control and high risk of co-infected by TB and HIV.This objective is to provide estimates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spreading of TB in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Tuberculosis；Prevention and control流動人口目前主要用于中國，它特指人們在沒有改變原居住地戶口的情況下，到戶口所在地以外的地方從事務工、經商、社會服務等各種經濟活動，即所謂"人戶分離"，但排除了旅游、上學、訪友、探親、從軍等情形[1]。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流動人口數逐年增加，使我國結核病控制又增加了一個難點，特別是耐藥結核病、人口流動、艾滋病蔓延和貧窮等因素的影響以及結核病控制效果不佳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全球結核病疫情仍很嚴峻[2]。中國是全球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可能導致結核病疫情進一步惡化[3]。近年來，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控工作成為結核病防控規劃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對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現狀進行分析，為以后有效預防控制結核病在此類人群中蔓延提供依據。

1流動人口結核病的流行特點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他們主要從事的職業包括生產、運輸、農林木漁、商業及服務業。同時該人群因經濟收入低、生活居住條件差、就業不穩定、防病意識弱、流動性大等特點[4]，造成流動人口結核病疫情遠高于城市人口，成為結核病防控的重點和難點。

流動人口中肺結核患者多為青壯年打工者，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疫情較高的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發病后多因癥就診發現，患者不及時就診和未及時確診發現的比例較高,從而導致結核病發患者數的大量增加[5，6]。

隨著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公共衛生問題逐漸得到了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我國2005年將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列入《全國結核病防治規劃（2006~2010年）實施計劃》中[7]。但是由于流動人口的高流動性，使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發現、治療管理存在相當的困難。

2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的主要問題

2.1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治療管理難度大 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中多為勞動強度大的務工人員、家庭經濟狀況差、患病前對結核病相關知識的不了解加大了患者治療管理中難度[8]。對于經濟狀況相對較差的流動人口來說，由于在確診過程中已經花掉了大部分積蓄，很難再有足夠的錢支付后續治療以及昂貴的生活費用，這可能導致一定數量的患者丟失[9]。因此僅制定減免政策遠遠不夠，還應該充分考慮到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加大對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支持，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甚至交通補助，同時加強對用工企業人員的宣傳教育，制定相關政策以杜絕患病工人被辭退現象的發生，從根本上解決患者的經濟困難。

2.2 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缺乏醫防合作和跨區域協作管理在歸口管理中醫防合作是結防機構患者來源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渠道，對縮短確診延遲有明顯影響。由于流動人口患者大量遷出，在輸入地與輸出地之間缺乏有效的合作和協作機制，使得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系統管理更加困難[10]。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跨區域管理效果欠佳，轉出患者的總成功治療率僅為32.5%，而代管患者的成功治療率為90.0%，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重新登記率太高，且又無法評價其治療效果。另外部分"代管"患者隨訪檢查信息反饋也不及時，需要轉出地結防機構多次追蹤，才能得到治療轉歸信息[11]。流動人口中的肺結核患者回原籍，會明顯降低我區結核患者的管理率，而回原籍后是否到當地的正規結防機構接受治療和管理，會影響患者的治愈率和結核病的疫情控制[12]。目前國家缺乏對轉入病例管治效果的評價機制，致使轉出患者的管理產生脫節，嚴重影響了轉出病例的管治效果。

2.3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早期診斷時間延誤嚴重 中國肺結核診斷延誤時間為25～71d[13],在我國流動人口多數由于文化程度低使患者健康意識及衛生保健觀念差，對可疑癥狀無覺察意識，使其不能及時到結核病防治機構就診。當連續咳嗽超過2w，會懷疑自己得了結核病只有24.5%，說明人群對結核病的覺察意識差。無咯血癥狀者首診延誤時間長,證實了咯血是促使患者及時就診的重要因素?；鶎有l生機構沒有及時懷疑和不能及早診斷結核病，對患者進行多次的重復性治療，不僅增加了就診次數，而且耽擱了確診時間。所以加強基層衛生機構懷疑和診斷結核病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2.4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知識健康教育宣傳不夠 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患病前接受過有關結核病防治知識宣傳的人數僅為38.8%，提示針對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宣傳教育工作存在較大問題。在接受過有關結核病健康教育的患者中，僅有45.2%的患者接受過政府政策宣傳，提示結核病防治政府政策宣傳遠不到位。所有的被調查者對肺結核預防、治療和政府政策知識的需求率均超過70%，反映出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對結核病防治知識的迫切需求[14]。

2.5流動人口是結核菌和艾滋病病毒雙重感染的高危人群 結核病是艾滋病常見的機會性感染，流動人口中多數是正處在性活躍期的青壯年人，是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艾滋病發病率的迅猛增加，也使結核病發病急劇上升。感染了結核菌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每年發展為結核病的風險為5%～15%，一生中發展為結核病的風險甚至達到50%；而HIV陰性的結核菌感染者一生中發展為結核病的風險為5%～10%[1]。因此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中結核病患者的大量增加，給結核病控制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

3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的主要目的和對策

3.1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的主要目的 是提高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發現水平，完善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治療管理程序，降低流動人口中結核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治愈率。

3.2 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的對策

3.2.1加強政府經費投入和適當增加防癆人員 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將流動人口的結核病控制納入區域結核病控制規劃，各級政府要保障流動人口結核病管理經費持續地投入。隨著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日益增多，應適當增加基層結核病防治人員的數量，滿足結核病防治工作的需要。

3.2.2 加強跨區域肺結核患者管理 進一步完善全國跨區域肺結核患者管理機制，加強各地區間結核病控制的聯系與合作，建立對轉入地結防機構的監控考核機制，要求轉入地結防機構大力配合，負責轉入和到位病例后續的治療、管理和效果評估加強結核病控制的聯系與合作，利用區域整體衛生資源開展結核病防治工作，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利益，而不是追求控制本地居民的結核病疫情，只有各地區、各部門通力協作，才能最有效地對我國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發揮推動作用。

3.2.3建立和完善激勵機制 在政策上擴大醫療費用的減免范圍，建立和健全激勵機制，進一步減輕流動肺結核患者的經濟負擔，有助于督促患者完成療程。

3.2.4加大結核病防治知識健康宣傳力度 加大對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知識、健康行為的宣傳教育力度，加強門診醫生對初診患者的宣教工作，以提高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依從性。各地應針對流動人口的特點，深人工地、廠礦、餐飲服務等流動人口集聚行業普及結核病防治知識，使這一群體中有可疑肺結核病癥狀或結核病患者密切接觸的外來人員到所在轄區結防機構就診[15]。

3.2.5加強流動人口結核病防治研究 在我國對流動人口結核病狀況的研究尚處在初級階段，有大量未知領域有待探索。流動人口結核病的預防控制及患者管理還缺乏必要的調查研究，而關于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轉出后的治療管理情況以及衛生服務需求方面的研究還不夠，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綜上所述，在我國流動人口結核病預防控制現狀依然嚴峻，并且流動人口結核病控制工作面臨重重問題，經過近幾年積極努力的探索，已經初步形成我國目前流動人口結核病控制策略并取得一定效果。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針對流動人口這個群體關注及相關利好政策會進一步加強，更加完善結核病控制項目的策略和實施體系,加強對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的督導管理，要提高流動人口肺結核患者獲得結核病醫療服務公平性，保證流動人口能夠接受抗結核免費治療，讓他們享受到國家和結核病防治項目地區的優惠政策，提高其治療依從性，最終達到控制結核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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