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宏觀經濟形勢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宏觀經濟；微觀機制；利潤；成本；收入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9)07-0020-07

對發端于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來說，各國政府和理論界顯然是沒有做好思想準備的。特別是我國政府在衰退發生之前，甚至在衰退已經發生之時，還在不斷加強緊縮政策的力度；但相對于其他各國對本國經濟前景日益悲觀的認識來說，我國政府和理論界卻又是最樂觀的。這種認識是基于所謂的良好的基本經濟面，但市場經濟的經濟運行方向并不是由這些所謂的基本經濟面決定的，而是由承擔生產組織任務的企業行為決定。然而，企業行為是由效益決定的，即由相對價格關系或總收入與總成本的關系決定，或者說是由微觀機制決定。這說明，要揭示宏觀經濟的運行方向，必須從微觀機制著手。

一、當前經濟形勢判斷

實際上，從市場經濟的內在機制看，這次出乎我國政府和理論界預料之外的經濟衰退在兩年前就有可能發生。

根據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經濟周期計算，我國的這次衰退應在2006年底前后發生。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時間約為9年，如以衰退谷底為起點(見圖1)，我國前兩次經濟周期的時間分別是1981-1990年和1990-1998年。從這種現象看，從1998(或1999年)開始的本次經濟周期，約在2006年前后發生衰退，而在2007年達到谷底。所以，從正常的周期關系看，當前我國的衰退實際上比正常期間延遲了兩年左右。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周期的平均長度并不能說明每次周期就一定會遵循同樣的運行過程。實際上，經濟運行對人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確定性。之所以說本次衰退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發生在兩年前，是因為經濟系統的內在機制顯示了這種跡象。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微觀機制中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是由追逐利潤的企業行為支配的，所以，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方向決定著市場經濟下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

對利潤的考察可以從多個方面進行。其中，最直觀的就是考察所有企業或企業整體經營活動過程中成本與收益的相對變化。在勞動生產率等情況不變的條件下，這種變化主要取決于投入與產出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化。如產出品價格與投人品價格之間的變化方向是否一致；在同方向的變化中，產出品價格的上升或下降速度，是快于還是慢于投入品價格的變化等。如果產出品的價格上升速度慢于投人品和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那么利潤就會減少。只有在產出品價格上升速度快于投人品與要素價格的上升時，利潤和利潤率才會上升。

從這種關系看，我國經濟從2003年以來就出現了日益明顯的緊縮現象。如從2003年到2008年，商品-零售價格比上年分別增長-0.1％、2.8％、0.8％、1.0％、3.8％、2.7％，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品的價格分別上升2.2％、5.6％、1.6％、1.5％、3.9％、4.4％(本年以2008年零售商品中的建筑材料及五金電器的價格指數代替)；工業品出廠價格分別上升2.3％、6.1％、4.9％、3.0％、3.1％、6.9％；原材料、燃料、動力的購進價格分別比上年上升4.8％、11.4％、8.3％、6.0％、4.4％、10.5％；勞動力價格則分別比上年上升12.4％、14.9％、17.1％、17.6％、21.5％、21.4％，1這是各種價格上升中最快的；對于地租與利息價格的上升，這些年同樣是非常快的。可見，在各種價格變化中，最終產品價格的上升速度是最慢的，6年間平均增長速度是1.8％；而中間品價格增長較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4.4％；上游和基礎性產品價格的增長更快，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7.6％；基本要素價格的上升則是最快的，如勞動力價格6年間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7.5％。在這種相對價格關系中，必然得出絕大部分企業的效益(利潤率)是很差的，且是不斷下降的。正是這種情況，導致我國在2005年前后就出現大批的中小企業停產、歇業的狀況。正如郎咸平所說，2006-2007年我國的股市泡沫主要就是大量的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停業，從而將資本轉移到資本市場的結果。

對于統計資料顯示的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2006-2007年效益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實際上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結構非均衡變化，也就是上游產業和基礎性產業在經濟快速增長中變得短缺或產品供不應求，導致產品價格不斷上升的結果。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也就預示著宏觀經濟即將發生轉折。由于這些產品的可替代程度較低，產業的調整時間又長，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供給狀況，因此會像瓶頸那樣制約整個經濟的增長。從宏觀經濟看，雖然這些產業的產出也構成社會總產出的一部分，但卻又是中下游產業的投入品。它們的短缺和高價格，不僅會從數量上強性約束其他部門的增長，而且會導致后者成本的不斷上升，從動力機制上抑制它們。上游和壟斷性行業在高利潤作用下，雖然也會進行擴張性的投資，但受資源約束和投資所需時間長等因素的限制，這種擴張力量是遠遠抵消不了中下游行業的衰退力量，導致宏觀經濟在它們之間的非均衡的此消彼長中衰退。所以，當上游產業、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部門出現高利潤時，也就是宏觀經濟的運行即將發生轉折或衰退的時候。眾所周知，我國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集中在壟斷性產業、中上游產業，股票流通市值中占絕大部分比重的也是國有企業。當它們的效益大幅度上升之時，也就是廣大的中下游產業陷入困境，進而宏觀經濟行將衰退之時。

任何社會經濟的運行方向都是由其內部利益分配關系的變化引起的。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生產組織者時，經濟擴張；當社會利益分配的重心背離生產組織者時，經濟衰退。市場經濟是由企業支配的經濟，企業的利益目標是利潤，當平均利潤率提高時，經濟擴張；當平均利潤率下降時，經濟衰退。同時，在利潤分配中，當利益分配的重心轉向中下游產業資本時，經濟擴張；當利益分配重心向上游、基礎性產業和壟斷性產業資本傾斜時，經濟衰退。正是這種利益關系，決定了經濟高漲的后果一定是經濟衰退。因為，在經濟高漲階段，基本要素、上游和基礎性產品變得短缺，價格快速上升，由此使企業的成本不斷增加；而在最終產品需求方面，則因消費傾向下降(收

入增加的結果)、凈出口相對減少(國內價格水平上升而降低產品出口的相對競爭力等)、財政自動穩定器的收斂作用等而相對不足，使企業收入相對下降。在這種成本與收益的非均衡性變化中，利潤率必然會不斷下降。當企業效益下降到一定程度時，宏觀經濟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沒有外力的強烈沖擊，在市場經濟內在機制的作用下，宏觀經濟在兩年前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衰退。

這種強烈的外部因素是存在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來自海外的強勁需求與各級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尤其是房地產投資的畸形擴張。這種需求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例如，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的外貿出口(以美元計算)保持了27％、252％、17.2％的增長速度，外貿順差分別達到1774.8億美元、2622億美元、2955億美元；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則分別保持了23.9％、24.8％、(2008年1-6月)263％的增長速度，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更是分別達到25％、32.3％、(2008年1-6月)33.5％的增長速度。同時，因資產價格大幅度上升產生的財富效應，使得消費也以較高的速度增長。如2006-2008年，消費品零售額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13.74％、16.8％、(2008年1-6月)21.4％，消費增長速度明顯加快。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強力作用下，使本應在兩年前發生的衰退延緩了下來。

然而，正如“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一樣，強大的外部沖擊，雖然延緩了衰退的到來，但也加大了經濟系統內部的抑制力量。如近兩年來，基本要素的價格、上游產品、基礎性產品和進口性資源類產品的價格以極快的速度上升，而扣除受氣候影響的農產品及食品外，最終產品的價格上升則非常緩慢，只是因最終需求的存在和市場競爭的壓力，迫使企業不得不在效益日益下降甚至虧損的情況下茍延殘喘。一旦需求減少，大部分企業必然會在收入減少與成本增加的雙重壓力下萎縮。

最要命的是，企業除了遭受經濟系統內在抑制機制的作用外，還遭受到了來自政府方面的強有力抑制。例如，基于對宏觀經濟形勢的誤判，在經濟系統內部的強大抑制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高漲時期，不合時宜地出臺了一系列嚴重抑制經濟活力的緊縮政策，如新的《勞動合同法》、持續性的貨幣緊縮政策等，更是加強了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外部力量一旦發生轉折，宏觀經濟就會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急劇衰退，經濟增長率不斷下降，2008年第四季度環比增長率幾乎為零(同比增長6.8％)，企業效益更是大幅度下降，失業大量增加，各種基礎性產品如運輸、電力、鋼鐵、有色金屬等嚴重過剩。這都顯示我國本次經濟衰退的力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筆者曾多次分析過，在經濟高漲階段，是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因為，這時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已經開始有效地發揮作用。眾所周知，

“繁榮”的過后是“危機”或“衰退”，即使不實行緊縮政策，經濟也很快要走向衰退。實行緊縮政策，無異于落井下石。所以，繁榮階段是絕對不能實行緊縮政策的。實際上，繁榮時期的任何調節都是無效的。不過，如果一定要調節，那么擴張政策比緊縮政策要稍好一點。

二、宏觀經濟趨勢分析

相對于政府和理論界大部分人的樂觀來說，筆者對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形勢的趨勢持謹慎態度。因為，宏觀經濟是一個具有巨大慣性的運動體，在它的慣性力量衰竭之前，要改變其運行軌跡是十分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從周期關系看，我國的宏觀經濟還只是剛剛邁上衰退之路，衰退的力量不僅沒有減弱之勢，反而在繼續加強，如消費在明顯萎縮，出口則急劇下降，自發性投資也在減少等。同時，經濟系統中各部分之間的衰退還在快速地相互傳導，這說明經濟系統內的各種反制力量還抵消不了衰退力量。最近公布的各項數據也都反映了這一點。這些都決定了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必然要持續一段時間。更主要的是，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運行方向是由微觀機制決定的，也就是由企業效益或平均利潤率決定的。從現有情況看，整體企業的總成本與總收益都在向著不利于平均利潤率的方向運動。

(一)收入趨勢分析

企業效益是通過利潤的大小或利潤率的高低來體現的。在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條件下，利潤的大小取決于收入與成本的差額。只有收入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或者收入的減少慢于成本的減少時，利潤才會增加；如果相反，則一切反之。這里，首先分析企業收入情況。

對整體企業來說，收入來自于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這些需求可分為消費、投資、政府支出與凈出口等四個組成部分。

1　消費支出預期

那些對我國經濟形勢持樂觀認識的人，大多數是建立在對我國消費支出有巨大潛力的樂觀預期上。因為我國現有的消費率很低，或者說有很高的儲蓄率，中外之間、城鄉之間的消費差距又大，所以，我國有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但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樂觀是缺乏依據的。

從形式上看，我國較高的居民儲蓄率，是有巨大消費潛力的象征，但實質體現的則是我國的制度結構和分配結構存在嚴重的弊端。從制度結構看，我國在轉型過程中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人們對未來缺乏信心，甚至抱有恐懼感，以至有錢不能也不敢消費。雖然政府目前正著手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但遠水難解近渴。從分配關系看，我國的分配制度存在嚴重的缺陷。如反映我國收入分配狀況的基尼系數接近0.5，屬收入分配很不平等的國家，儲蓄中的絕大部分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占人口絕對比重的廣大中低收入階層擁有的儲蓄卻很少，以致其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如廣大的農民群體等，雖有強烈的消費意愿，但卻缺乏消費的能力。當前啟動的各種工業消費品下鄉，希望通過開拓農村消費市場來為城市經濟解困的措施，注定會以失望收場。如果成功，則必然會以農村經濟的持續凋敝為代價。因為對這些(相對高級)消費品的購買，將會擠占農民用于維持再生產的資金，減少他們對生產的投入。所以，這將會對農村經濟的發展造成持續的傷害。要擴大農村消費，必須首先增加農民的收入，并提高他們的社會保障程度。在當前困境下，應該是城市反哺農村，而不是最貧困的農村來援助城市。

正是因為這樣的弊端，導致消費需求不振。這是成為長期制約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痼疾。如從2000年到2006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由62.3％下降到49.5％，居民消費率則由48.2％下降到36.2％。這種趨勢近兩年還在持續(2008年可能接近33％)。隨著經濟環境的持續惡化，這種情況必將更加突出。為應對嚴重過剩的局面，許多企業進行了近年來力度最大的降價促銷，由此提前釋放了相當部分的消費需求。同時，政府又出臺許多鼓勵消費支出的政策，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2009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僅同比增長15.2％，遠低于上年同期的20.2％。這種情況說明，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指望通過刺激消費來促進

經濟增長的做法，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

實際上，整個社會的消費傾向在衰退階段往往會下降。如危機以來，美國、西歐等國家的居民儲蓄率都出現了明顯的上升傾向，政府刺激經濟的相當部分支出變成了居民的新增儲蓄。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除菲律賓的消費傾向略有上升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消費傾向都明顯下降。相對于這些國家，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更加薄弱，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所以，衰退階段的消費支出也必然會更加疲軟。

2　投資需求

這里將政府直接投資作為政府支出對待，因而僅分析市場自主性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強勁的投資支出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引擎。在當前經濟困難之時，投資是否能夠充當引領經濟、避免衰退的主要力量呢?答案是否定的。

市場經濟中的投資需求是由社會平均利潤率的高低決定的。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企業效益的大幅度下降，必然會嚴重阻礙投資的增長。從統計資料看，2008年中期以來，雖然投資保持了穩定狀態，且在各方面有明顯萎縮之時，2009年1-2月投資增長速度仍然維持了穩定的增長速度26.3％，但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靠政府投資的增長。如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增長了35.6％，中央項目投資更是增長了40.3％，扣除這部分投資后，由市場調節的投資增速明顯下降。二是投資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剛性。這也就是說，2008年中期以來，我國投資速度的穩定應該看作是前期經濟過熱時大量新增項目投資的延續。隨著市場前景的日益暗淡，企業繼續投資的愿望與能力必然會受到極大影響。

因此，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內源性的投資必然會出現比較明顯的下降。如前幾年推動投資快速增長的兩大熱點――房地產泡沫和中上游資源價格的畸高現象都已消失，導致這兩方面的投資呈現快速下降態勢。2009年1-2月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已從上年同期的32.9％下降到1％，且這種趨勢會加速。其理由是，前些年的過度投資形成了大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如我國空置的商品房數量是年需求量的數倍，過剩的鋼鐵生產能力超過l億噸等，這種現象在絕大多數行業都普遍存在。在這些過剩產能被消化之前，新增投資是不會明顯增加的。2可見，投資的回升將會明顯落后于其他的有效需求。

3　凈出口

出口曾是長期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雙引擎之一。在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快速增長而消費需求持續疲軟的情況下，就只能通過持續的出口增長來吸納過剩的生產能力，其后果是造成我國極其嚴重的對外依賴。如2007年我國的對外依存度竟高達64％(2008年因人民幣升值等原因而降到58％)，其中出口依存度為36％，與此對應的則是巨額的外匯儲備。這種狀況對于我們這么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極不正常的，反映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存在嚴重的問題。

顯然，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日益惡化的背景下，未來的出口需求顯然是令人沮喪的。如2008年11月我國的進出口形勢發生重大逆轉，出口增速由10月的增長17.6％逆轉為下降2.2％后，在三次提高出口退稅率的情況下，出口增速竟如自由落體般墜落。如與2008年同期相比，2009年1-4月出口分別下降17.5％、25.7％、20.9％、22.6％；外貿順差也大幅萎縮，2月份貿易順差只有48.41億美元，只及1月份391億美元的8.7％。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繼續惡化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出口形勢會更加嚴峻。這意味著，長期以來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出口引擎已經熄滅。

不過，比之依賴出口的發達國家，如日本、德國和韓國等來說，我國出口受到的不利影響要輕得多。這些國家2009年1-2月的出口下降幅度都超過40％，遠高過我國的27.2％。主要原因是，兩者間發展水平不同形成的產品層次存在差異，即前者出口的是價格與收入彈性較大的、相對高檔和奢侈的產品，而我國出口的是彈性較小的、低檔的必需品，由此前者受經濟衰退的影響要更明顯。這正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商品零售額明顯下降之時，出售大眾普遍消費品的大型超市的銷售額卻仍在上升一樣。可以樂見的是，如果世界經濟繼續衰退，同時不出現嚴重的貿易保護，那么不排除中國出口有發生逆轉的可能――會替達國家的高價商品。這種情況也給人們一種警示，盲目地進行產品升級和技術進步，很可能會適得其反。

4　政府支出

在各項有效需求中，最值得期待的是政府支出。如自經濟表現出明顯的衰退跡象以來，政府就采取了有史以來力度最大的經濟刺激計劃，不僅180度彎地改變了貨幣政策，而且啟動了兩年4萬億元的新增投資計劃。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擴張需求的財政政策，如大幅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對許多產品的消費需求實行財政補貼等，由此使2009年的財政赤字達到創記錄的9500億元，實際結果甚至還會遠遠超過(收入增長的下降可能會超過預期)。所以，在各項支出中，政府支出應該是增長最大的部分。

順便指出的一點是，當前各界對政府4萬億投資的作用可能抱有過高的期望。實際上，相對于原有的投資規模(17.2萬億)和經濟規模(超過30萬億)來說，該投資額是不大的，并且還是分兩年進行。其中，政府的財政投資僅僅只有1.18萬億，其余的還得依賴各方面的投入。在各方面需求呈快速萎縮之勢，指望這點投資來扭轉經濟運行的態勢，真有“山羊拉大車”之感。從受益者的結構看，結論會更加悲觀。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投資將落人大型國有企業等壟斷利益集團，所以會極大地降低其乘數效應和就業效應。

還有一點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政府較強的調控能力是我國應對危機的重大優勢，但卻不能對此抱有過高的期望。在市場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內在(微觀)機制。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證明，政府既缺乏對宏觀經濟趨勢的基本判斷能力，也缺乏正確調節經濟運行的基本能力，甚至往往得到事與愿違的結果。如數次所謂經濟過熱的降溫調節(1986-1989年的控制經濟過熱調節、1996-1998年的“軟著陸”調節、2007-2008年的緊縮調節等)，都導致我國經濟持續數年而政府束手無策的衰退。本次調節政策的轉換之快，即使思維最活躍的人也會目瞪口呆。近兩年政府對股市調節的結果，更是反映了這種情況。令人擔憂的是，目前我國正在執行的一些政策，如所謂的“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很可能給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帶來無窮后患。因為，其內容主要是“官進民退”、壟斷取代競爭、破壞行業之間的公平競爭規則等，實際上是這些行業中的壟斷集團在特殊時期瓜分國家利益的行為，這不僅起不到擴大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的目標，而且會適得其反。中外歷史證明，所有的產業政策幾乎都是以失敗告終。

從以上各項需求的綜合內容看，今后數年內，我國有效需求，或者說企業總收入的增長將非常緩慢。

(二)成本趨勢分析

在收入預期悲觀的情況下，如果要宏觀經濟的運

行態勢發生轉折，就只能希望成本的快速下降了。

從宏觀角度看，整個社會企業的總成本由基本三要素的支出――資本折舊、稅收和進口要素支出等部分組成。在這些成本中，對企業整體來說，有些是外生性的，如稅收；有些是內生的；有些則具有外生與內生的兩重性，如資本折舊和進口要素的支出等。

勞動工資支出是整個成本構成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本次經濟周期以來，在各種價格中，勞動工資的上升是最快的(2000-2008年算術平均增長率是15.3％)。尤其是2008年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以來，更是以年均18％以上的速度增長。可見，這是侵蝕企業利潤最主要的力量之一。然而，隨著經濟的衰退和就業形勢的惡化，企業的勞動支出壓力會有所減輕。如失業會使企業節省部分勞動支出，同時也會減輕工資上升的壓力等。3但要看到的是，工資水平本身有易上難下的剛性特點，新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更是限制了工資水平下降的空間。所以，工資成本的減少雖會減輕，但像產品價格那樣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則是很難的。

利息支出的大小，取決于借貸資本的總量和利率水平。對企業來說，借貸資本量往往變化不大。因為，大部分資本屬于過去投資形成的存量資本，變化的主要是季節性的流動資本，它們占總資本的比例較小。所以，衰退階段因此減少的利息支出在企業總成本中的變化是不大的。總體而言，衰退以來，中央銀行已5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因而企業的這方面負擔已得到明顯減輕。但要注意的是，這部分利益的分配卻是極不均衡的，也就是大部分降息的好處被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獲得，廣大中小企業獲得的利益則是極其有限的。因為，后者難以從正規渠道獲得銀行貸款，而民間借貸資本的利率在經濟衰退期間則往往是最高的(風險最大)。所以，對那些仍在營業中的廣大中小企業來說，利息支出的下降是有限的。

在衰退階段，雖然企業對土地及其附屬物需求的減少，地租有所下降，但對那些持續經營的廠商來說，租約的期限往往較長，由此決定了地租下降的空間有限。

資本折舊，對企業來說屬于長期固定費用，且折舊率由“稅法”決定，因而不會有明顯變化。只有對那些破產重組的企業來說，因資產大幅貶值，這方面的支出才可能明顯下降。

為了減輕企業負擔，政府最近出臺了一系列的減稅措施，如上調出口退稅率等，每年可減少稅收負擔數千億。

進口要素，其中包括技術、設備、人員和原材料等各種投入品。隨著世界經濟的衰退，它們的價格水平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尤其是原材料價格的下降幅度更是明顯，如石油價格已下降2／3以上。最可喜的是，自2008年9月以來，進口商品價格的下降速度開始快于出口商品價格。2009年1月份更是出現了進口商品價格大幅度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漲的現象。如2009年1月份進口價格下跌10.6％，出口價格則上漲23％。從世界經濟形勢看，進口商品，尤其是初級產品價格的低迷會持續一段時間。這種情況說明，世界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將由近幾年的初級產品生產國轉向制成品生產國。

從以上各項成本的形勢看，在經濟萎縮的作用下，各項成本都會下降，但進口成本、稅收與利息支出的下降會更明顯。在整個生產成本下降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另一種可喜的現象。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加工工業中，最終產品的價格下降速度最慢，中間品次之，上游產品最快。如在2009年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下降1.6％，工業品出廠價格(PPI)下降4.5％，而最終端的生活資料出廠價格下降0.4％(同比。下同)，生產資料出廠價格的下降則達到5.7％，其中，加工工業下降3％，原材料工業下降8.4％，采掘工業的下降則達到17.4％。而前幾年，如上面指出的那樣，價格的變化速度是完全相反的，即采掘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最快，中間品次之，最終產品最慢。這種變化說明，在整個經濟系統中，經濟利益分配的重心開始逐漸向中下流產業傾斜。這是經濟系統中的抑制力量開始衰竭，擴張力量逐漸加強的標志。

(三)企業利潤的變化趨勢

從上面收入與成本的分析中知道，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企業整體將面臨收入減少與成本下降的局面。由于前者是降低利潤的，后者則是增加利潤的，因此，企業利潤會向哪個方向運動，也就取決于雙方的力量對比。

從當前形勢和經濟運行的內在趨勢看，在今后兩年時間內，企業收入的下降會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因為，收入減少產生的乘數效應會更直接，而成本方面則受到存量資本和工資剛性等因素的限制而難以同樣的速度下降。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兩者間會出現非均衡性的變化。受收入與成本之間這種非均衡變化的作用，平均利潤率會繼續下降，由此會促使宏觀經濟在慣性作用下繼續衰退。這種機制是造成我國的宏觀經濟衰退將要持續數年的主要原因。

不過，隨著衰退的持續，經濟系統中的擴張力量會逐漸加強。當衰退到一定程度，消費傾向會重新上升，政府的凈支出也會大幅度上升，由此會扭轉收入減少的力度；而成本的下降力度則會隨著衰退的持續而加強。所以，在衰退中，抑制與擴張的力量是此消彼長的。到一定程度時，擴張的力量就會超過衰退的力量，由此推動宏觀經濟的運行出現反轉。對我國來說，這個時間將出現在2011年左右。因為，只有利潤回升，同時利潤的重心向中下游產業傾斜，企業才有擴大生產和投資的動力和能力，由此帶動宏觀經濟的擴張，而利潤的明顯回升，只有在兩年后才會見到。所以，宏觀經濟起碼要到2011年才會出現明顯的反轉。

三、結束語

市場經濟的組織者是企業，企業是追逐利潤的，只有利潤回升并達到一定程度，宏觀經濟才能真正反轉。這說明，要促使宏觀經濟早日回升，就必須在增加企業利潤方面著力。

雖然對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能力存有疑問，但在幫助企業脫困，提高利潤方面，政府還是能夠有所作為的。就短期來說，在成本方面，主要是降低企業稅負，加速資本折舊力度，增加對中小企業貸款規模和擔保力度，適當放松《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約束，限制基礎性產品的價格(以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損失為代價)，以降低廣大中小型企業的成本；在長期方面，應該完善經濟環境、破除壟斷等，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等。在收入方面，短期主要是加大政府的支出力度，尤其是大幅度增加民生工程的支出，發放非替代性的消費券等；在長期方面，應努力消除各方面的二元化現象，縮小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秩序，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除人們消費上的后顧之憂，并將收入分配重心由政府和壟斷集團等向民眾轉移。

應特別指出的是，各界都認為我國的基本經濟面比較健康，因而會先于其他國家進入復蘇。筆者認為，這種樂觀的依據是不牢靠的。一個內需乏力而嚴重依賴外部需求的經濟體，是不可能先于外部環境的好轉而全面復蘇的。雖然我國實施了強有力的擴張政策，但面對急劇下降的出口和明顯萎縮的消費與民間投資等，其作用是有限的，難以扭轉經濟運行的趨勢。更主要的是，我國還是世界經濟規則的接受者，不僅不能像美歐等發達國家那樣對外轉嫁危機，而且要分擔它們危機的部分損失(目前情況是美國“吃藥”，全球“買單”)。所以，從各方面看，那些認為我國基本面好于歐美發達國家并率先復蘇的樂觀認識，都是缺乏客觀依據的。為此，必須做好應對各種困難的充分準備。

①本文的各種數據資料，主要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包括“統計年鑒”、月度資料和季度數據等)和海關網站的“統計數據”。

②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對房地產不救市，而直接進行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開發建設投資的思路是對的。這種投資可以直接帶來產出和就業的增加，而前者則只是救了開發商，但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

③假設經濟體系封閉，工資是勞動者的唯一收入，且消費傾向小于1，那么就整體而言，企業不僅不可能從就業者身上獲得利潤，而且一定會出現虧損。因為，企業的付出大于收入。只有從失業者身上，企業才可能獲得利潤(失業者的消費支出構成企業收入，而成本為零)。參考文獻：

[1]楊文進，警惕經濟衰退的征兆――當前經濟形勢分析上海經濟研究，2005，[6]。

[2]楊文進，從周期關系看當前的經濟形勢及其趨勢j，統計研究，2004，(8)。

[3]楊文進，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

篇(2)

一、利好數據背后藏隱憂，經濟好轉趨勢尚難定論

5月份，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均現積極信號。出口經過4月份的下探后大幅反彈，同比增長15.3%，較上月上升10.4個百分點。投資在房地產、基建投資的支撐下出現企穩跡象，1—5月份累計同比增長20.1%，較1—4月份繼續下滑0.1個百分點，不過下滑速度明顯放緩。當月增速則上升0.9個百分點至19.9%。名義消費同比增長13.8%，較上月下滑0.3個百分點。不過扣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1%，較上月略升0.3個百分點。在需求趨好的情況下，工業產出增速也有所上升，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9.6%，較上月小幅回升0.3個百分點。

5月份經濟數據沒有繼續惡化，顯示出一定程度好轉的跡象。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較去年同期少一個工作日，5月份較去年同期多一個工作日，由此產生的基數效應不容忽視。特別是近期外部實體經濟并沒有明顯積極的變化，出口卻出現超過10個百分點的反彈，這或許更多的是來自于數據擾動等短期效應，實際情況恐怕不容樂觀。而投資雖現企穩跡象，但動力仍然較弱，消費也增長乏力。總的來看，5月份利好的經濟數據背后仍然藏有隱憂，宏觀經濟形勢還很難做出趨勢性向好的判斷。

出口大幅反彈缺乏需求支撐。5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為343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1%，當月進出口規模刷新去年11月創下的3341.1億美元的歷史紀錄。其中，進、出口規模雙雙創月度歷史新高，當月出口1811.4億美元，增長15.3%，較上月上升10.4個百分點；進口1624.4億美元，增長12.7%，較上月上升12.4個百分點。

3、4月份進出口增速連續下滑，并維持在10%以下低位，5月份則雙雙大幅反彈。但是我們很難找到內外需明顯轉暖的證據來支撐這樣的大幅反彈。這樣的反彈恐怕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說工作日變化導致的基數效應等因素的擾動，實際的出口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從主要出口地區來看，5月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22.99%，與4月相比上升了13個百分點。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3.43%，與4月相比上升了5.81個百分點，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負增長。對東盟同比增長28.05%，與4月相比上升了22.67個百分點，對亞洲地區的日本、韓國、香港同比增長分別為13.03%、6.25%、15.87%。

從近期的歐美經濟情況來看，美國近期新出爐的GDP及新增就業情況遠低于市場預期，失業率更是不降反升。歐元區失業率持續上升，PMI頻創歷史低點，歐債危機更是不斷升級。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也持續放緩。由此可見，5月份出口的大幅反彈沒有得到外部環境明顯改善的驗證。此外，5月對美出口強勁可能還和匯率因素有關，自5月初起美元兌人民幣持續升值，這或稱為拉動中國對美出口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歐出口上升則還可能受到另一個短期因素的影響，即歐洲杯的舉行從而拉動了中國對歐出口。

總的來看，5月份出口的反彈缺乏外部絕對需求的支撐，更多的是一些短期效應，缺乏需求支撐的出口反彈或難以持續。未來出口維持10%以下低位增長仍是大概率事件，而外部經濟中的一些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風險更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房地產、基建支撐投資企穩。1—5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108924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0.1%，增速較1—4月份繼續回落0.1個百分點，不過回落幅度明顯收窄。5月份同比增長19.9%，較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投資增長現企穩跡象。在三大投資領域中，1—5月份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8.5%，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5月當月房地產投資增長18.2%，較4月份上升9.0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累計同比增長24.5%，較上月略升0.1個百分點，保持相對穩定。在國家“穩增長”的背景下，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基建投資整體繼續上升。具體來看，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累計增長19.4%，較上月上升0.4個百分點。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累計增長-6.4%，較上月上升1.6個百分點。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累計增長9.3%，較上月上升0.9個百分點。此外，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和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累計增速分別回升1.5和0.4個百分點，也體現出國家穩定投資增長的導向。

5月份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速僅略下滑0.2個百分點，降幅明顯收窄，當月增速則大幅反彈，超出市場的普遍預期。當月增速的大幅反彈存在基數擾動等影響，不過觀察近期形勢可以發現，房地產市場的確出現了回暖的跡象。首先從本月數據來看，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累計繼續呈現同比負增長的態勢，不過降幅較上月分別收窄1.0和2.7個百分點，呈現量價齊升的態勢，也從數據上驗證了市場所謂的“紅五月”。在整體經濟持續下滑的背景下，近期全國多個地區繼續“微調”房地產調控政策，央行年內已兩次下調存準率，6月8日更是3年多來首次下調了利率。盡管6月份的降息不能解釋5月份房地產市場的回暖，但在宏觀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國家穩增長力度不斷加大，市場對房地產的預期也開始改變。央行近日的調查顯示，15.7%受訪居民準備購房，為去年以來最高值。統計局的5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數據顯示，在70個大中城市中，5月份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比4月份增加了一倍。同時近期，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住宅成交均價也紛紛走高。這些現象均說明房地產市場確實出現了回暖跡象。在此背景下，房企拿地熱點也向積極方向轉變。1—5月份，土地購置面積和成交價款增速分別較上月回升0.6和3.7個百分點。

盡管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回暖跡象，中央也的確提高了對地方微調樓市的容忍度。不過中央調控房地產市場的總基調仍然未變，至少目前來看，樓市調控放松要重述2008年的歷史幾無可能。同時未來經濟形勢仍然嚴峻，在這種背景下所謂的“剛需”恐怕難以支撐房地產市場的持續反彈，房地產投資恐仍將繼續下滑，可以預期的是，在國家穩增長的背景下，這種下滑的速度和幅度將放緩。不過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是，在調控的限制下住宅市場較為低迷，而商業地產則一片紅火。今年1—5月份，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投資分別同比增長44.7%和31.6%，均大幅高于住宅以及整體投資增速。我們要提醒的是，在經濟基本面較為低迷的情況下，資本大量涌入商業地產將吹大并引發其泡沫的破滅。

總的來看，房地產的反彈和基建投資回升以及制造業投資的穩定支撐了5月份整體投資的企穩。5月份，發改委集中審批了一批投資項目，不過這在5月的投資數據中表現并不明顯。在國家穩增長甚至保增長的背景下，未來投資有望逐步企穩回升。盡管難以再續2008年“四萬億”的投資盛宴，投資穩增長依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真正值得擔心的是這次投資再刺激還會積累更大的產能，而外部消費需求難以復蘇，國內分配改革難以啟動，更大的過剩危機在后面。

消費名降實升但仍增長乏力。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715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3.8%，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較上月回升0.3個百分點。1—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14.5%（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從環比看，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0.84%，繼續呈現回落態勢。

按經營單位所在地分，5月份，城鎮消費品零售額14536億元，同比增長13.7%，低于4月份的14.0%，鄉村消費品零售額2179億元，增長14.3%，低于4月份的14.6%。剔除價格因素，5月份城鄉與農村消費增速10.7%與11.4%，分別高于4月份的10.6%和11.2%。從具體商品來看，日用必需品類和汽車消費企穩，降幅在0.5個百分點內，但家電、家具和家裝持續回落，降幅超過1個百分點，表明房地產消費鏈依舊處于調整中。

總的來看，由于物價水平的快速回落，5月份名義消費增速繼續下滑，不過實際增速有所上升。受制于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滯后，在內外整體需求疲軟的情況下，我國消費增長很難表現出獨立的走勢，加之前期消費刺激政策的退出，消費增長表現乏力。從未來形勢來看，隨著國家新一輪消費刺激政策的陸續出臺，實際消費增速有望繼續企穩，不過在價格水平快速回落的情況下，名義增速恐將繼續下滑。

工業產出回升趨勢未定。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9.6%，比4月份加快0.3個百分點。分輕重工業看，5月份，重工業同比增長9.8%，增速較上月回升0.9個百分點；輕工業增長9.1%，是2010年2月以來的最低點，增速下滑1.2個百分點。重工業增速回升是5月工業增速超出預期的主要原因，而輕工業增速回落則拖累5月工業增速。重工業的回升與投資的企穩相關。具體來看，通用設備、鐵路船舶等運輸設備業、電氣機械和電力熱力等重工業行業同比增速較上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發電量、水泥、十種有色金屬和汽車等主要產品產量呈現顯著回升。從產銷率看，5月份產銷率下降0.2個百分點至97.9%，反映企業庫存有所上升。總的來看，雖然5月份工業產出增速出現上升，不過如果考慮到工作日的因素，實際的增長情況仍然不容樂觀。而在需求持續低迷的情況下，目前工業仍處于去庫存階段，短期內工業增速仍將波動調整。

二、物價水平短期加速下行，通脹壓力進一步減輕

3月CPI同比出現反彈，4月重拾回落態勢，5月份則延續了回落的趨勢。5月份，CPI同比上漲3.0%，較上月下降0.4個百分點，漲幅創23個月新低，環比下降0.3%。5月份CPI構成中，新漲價因素為1.26%，相比4月份回落0.32%，翹尾因素為1.74%，相比4月份回落0.08%。因此，5月份CPI的回落，主要是新漲價因素的作用。食品價格繼續呈現季節性回落，5月份，食品價格同比上漲6.4%，較上月回落0.6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8%。食品價格的下降主要是肉類與蔬菜價格下降所致，其中豬肉價格環比下降3%，蔬菜價格環比下降6.9%，其他食品價格小幅上漲。非食品價格上漲動力趨弱，同比上漲1.4%，較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環比持平。受油價下調影響，非食品價格中交通通訊及服務的價格同比下降0.1%，環比下降0.3%。

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較上月繼續擴大0.7個百分點，同比創30個月新低，環比結束了連續3個月的正增長，下降0.4%。其中加工工業PPI同比持續6個月為負表明終端需求的疲軟，而原材料和采掘業PPI同比出現了30個月來的首次下降，表明下游需求疲軟逐漸傳導至中上游。

5月份CPI加速下滑，通脹壓力得到進一步減輕。而進入6月份后，隨著氣溫升高，部分瓜果類蔬菜上市量增加，預計將帶動蔬菜價格繼續回落。國際油價的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輸入型通脹壓力，就在5月份CPI公布的當天，國內成品油價格再度下調。經過兩次成品油下調之后，一季度油價上漲幅度基本被消化，交通運輸、物流等用油單位有望明顯減負。進入6月份后，CPI翹尾因素將大幅下降，有利于CPI同比增速的繼續下降。在目前經濟保增長需要政策加大預調微調力度的情況下，CPI這一下降趨勢則為貨幣政策的放松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為穩增長政策的加力提供了政策空間。而5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在4月同比下降0.7%的基礎上加速下滑，同比下降1.4%，PPI指數已連續3個月負增長，顯示目前經濟增長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反映出目前產能過剩矛盾加深，這也是上一輪四萬億刺激政策的后遺癥。

三、貨幣供應增速有所上升，新增貸款超預期增長

5月末廣義貨幣(M2)余額同比增長13.2%，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反映企業短期資金周轉的狹義貨幣(M1)余額同比增長3.5%，比上月末高0.4個百分點。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為7932億元，同比多增2416億元，高于市場普遍預期。

盡管市場普遍預期5月份新增貸款將較4月上升，不過實際貸款規模仍然超出市場預期，為2011年2月以來的第二高水平，僅次于今年3月的1.01萬億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貸款中，中長期貸款比重較上月明顯提升6.2個百分點至34%，顯示出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在逐步顯現，投資需求有所好轉。不過該比重仍然處于低位（2011年平均為45%左右），短期貸款和票據融資占比過大的問題依然突出，表明當前投資需求仍處于低位；而票據占比居高不下顯示政策推動范圍之外的貸款需求仍然疲弱。5月份人民幣貸款增加較多，是貨幣供應量增速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另外，5月18日，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下調0.5個百分點，對于貨幣供應量反彈也具有一定貢獻。但M1和M2之間的剪刀差與上月持平，依然處于歷史高位，企業活期存款占比較低的狀況仍未顯著改善，表明當前實體需求仍然疲軟，企業活力以及投資意愿有待提高。

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因此穩增長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預調微調力度加大，國家重點項目審批提速，信貸需求有所回升。從后期來看，穩增長政策的效果將進一步顯現，信貸需求隨著政策放松逐漸恢復，而且6月初的降息使得融資成本降低，企業的融資壓力將有所減緩，融資需求也將增加。而從放貸規律來看，二季度放貸在全年占比為30%，與一季度規模持平，4、5兩月共放貸1.5萬億元左右，這說明6月份還需投放1萬億元左右。從銀行的角度來看，5月的降存準率使得流動性壓力減小，而央行將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1.1倍，引入競爭機制，銀行可以自主在限定范圍內調整利率，吸引存款，減少存款流失現象，從而減少存貸比限制對放貸的影響。從信貸結構和供應增速來看，當前的實體經濟仍然偏弱，終端需求依然疲軟，因此實體需求有待隨著政策的刺激進一步釋放，貨幣政策還將繼續朝著寬松的方向發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流動性環比將不斷趨松，但在基數的影響下，貨幣供應同比增速仍有可能波動。

四、投資穩增長恐將加劇我國產能過剩矛盾

5月份經濟數據出現了多處利好。不過考慮到工作日帶來的基數效應后，這種利好恐怕需要打一個折扣，實際經濟增長情況不容樂觀。央行在數據公布前三年多來首次下調了基準利率或可成為佐證之一。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出口的大幅反彈并不值得樂觀，投資增長仍在波動企穩，消費也表現欠佳。由于外部環境依然不穩，歐美等國家經濟復蘇不穩，不確定性風險較大，外需仍然是我們需要首要關注的經濟增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重啟了投資穩增長。

在經濟下行風險不斷擴大的情況下，保持一定的投資力度以穩定經濟增長確有必要，不過投資雖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終需求，而是遲早要變成供給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資對總量平衡的最終影響不是增加了總需求，而是增加了總供給。在2009年出臺“四萬億投資”刺激政策時，中國的生產過剩矛盾實際已經很嚴重，在四萬億投資盛宴之后這一矛盾繼續深化。這從今年以來鋼鐵行業出現罕見的全行業大幅度虧損中可見一斑。而在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國家不得不重新拾起投資這根政策大棒。不過正如我們上述所說，這次投資再刺激還會積累更大的產能，而外部消費需求難以復蘇，國內分配改革難以啟動，更大的過剩危機在后面，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

篇(3)

一、對就業趨勢的判斷

2008年的宏觀經濟形勢存在著一系列因素，不可避免地會對中國的非農產業就業產生不利的影響甚至沖擊，如人民幣升值、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實際投資增長率降低和出口下降；實際工資上漲導致企業用工成本提高，大量中小企業縮減生產或者倒閉；自然災害產生的沖擊：雪災、震災、水災等造成對就業的局部影響。

雖然從2008年上半年的實際情況看，就業形勢并不像預期的那樣悲觀。但可以預計，就業形勢會逐季地變得更加嚴峻。截止到第一季度，勞動力市場上供需兩旺，與2007年第一季度相比，勞動力需求增長了48%，勞動力供給增長了47%，兩者的匹配水平還略有提高，意味著勞動力市場整體狀況沒有發生大的異常。與此相對應的是，第一季度登記失業率4%，保持了2007年的下降趨勢。然而，第二個季度形勢就出現了一些變化。上半年登記失業人數835萬（2007年是830萬），登記失業率4.05%，與第一季度相比，第二季度顯然已經顯示出不利趨勢。

隨著宏觀調控政策的持續，特別是貨幣政策的作用繼續發揮，在通貨膨脹壓力逐漸緩解的同時，投資增長率、經濟增長率等指標還會繼續趨緩。一般來說，從實施總量調控政策到通貨膨脹得到控制，大約需要1到1年半的時間差，所以政策效果顯示之前，周期仍然朝著走低的方向發展。這些都會成為下半年乃至2009年不利于就業的因素。

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就業表現為“菲利普斯曲線”顯示的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的消長關系。我們的研究表明，中國也存在這樣的關系。迄今為止我國價格上漲是結構性的，防止其轉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政策手段中，起作用的也是結構性的措施，因此，宏觀經濟調控沒有產生對就業的負面影響。這也表明，這樣的調控力度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續的。但是，以從緊的貨幣政策為代表的總量調控政策，仍然會在一個較大的時間差之后，對就業產生不利影響。

二、宏觀經濟影響就業的因素

總體來說，經濟增長率和出口增長率放緩的因素，除了是宏觀調控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之外，還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這里，我們來分析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就業形勢的傳導機理，以便找出在穩定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同時，又能最大限度地不傷害就業的政策手段。

第一，企業生產成本提高需要化解。從2007年開始顯示出來的制造業成本提高，逐漸演化為所有工業部門的成本提高趨勢，主要表現在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通常，這需要通過兩個出口來解決，一個是靠通貨膨脹外部消化，即產品漲價；一個是靠擠壓企業利潤內部消化。針對不同行業的企業來說，消化的方式和產生的效果是不一樣的。由于上游行業壟斷性強，依靠通貨膨脹消化的可能性大一些。同時，上游行業勞動密集程度低，受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影響也比較小。下游行業多是競爭性的，又是勞動密集程度比較高的部門，受沖擊比較大，但是主要得靠擠壓利潤來消化。

以下兩個事實表明了這種趨勢：一是目前PPI有所提高而尚未傳導到CPI，意味著下游企業承受生產成本的提高，卻沒有能夠通過價格的提高加以消化。二是至5月份同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下降了21.2個百分點，但上游的一些部門利潤卻大幅度上升，意味著下游企業利潤下降幅度更大。吸納就業多的企業大多在下游，其利潤減少就意味著其中的一部分已經難以為繼，表現為許多中小企業倒閉。這就必然表現為就業的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利潤下降通常是就業沖擊的先導，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利潤下降和倒閉，則直接表現為就業減少。處在上游的部門受到的傷害較小，但是由于其勞動密集程度低，所以也無助于就業的擴大。

第二，總量政策有影響就業的效果。中央提出的“兩防”任務實際上包含雙重目標，一是在“防止結構性價格上漲轉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時，既包含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的任務，也包含防止形成明顯通貨膨脹局面的任務。二是在“防止經濟增長從偏快轉為過熱”時，包含了控制經濟偏快局面的治理任務和防止經濟過熱的任務。做出這樣的區分后，我們可以更加清晰地判斷形勢，了解流行理論觀點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價格水平的變動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貨幣存量變化的結果，奉弗里德曼“通貨膨脹歸根結底是貨幣現象”這個原理為圭臬。問題在于，這樣的理解對我們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政策缺乏操作意義，因為貨幣存量與通貨膨脹變動的關系，需要在比較長的時間里才顯示出來，而應對通貨膨脹帶來的負面效果，既需著眼于長期治本，也需要著眼于短期治標。如果政策力度不適當，有可能在沒有完成防止通貨膨脹任務之前，就傷害了經濟增長速度，傷害了就業，后果可能比結構性的價格上漲要嚴重得多。

從2007年至今的價格變化趨勢看，結構性價格上漲這個事物是存在的，也具有與全面的通貨膨脹不盡相同的成因，因此可以成為一項獨立的調控目標，即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即結構性政策手段著眼于“治”，總量手段著眼于“防”。

三、“兩防”中保持就業的政策建議

把就業納入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制訂有針對性的政策。

第一，降低自然失業率。在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的過程中，充分利用縮小自然失業率的辦法消化可能產生的就業損失。依據美國經濟學家奧肯所概括的所謂“奧肯定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會導致失業率上升。根據這個定律，目前美國的經驗是，2個百分點產出增長率下降與1個百分點的失業率提高相聯系。但我們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國的失業率主要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摩擦性和結構性因素所導致，所以不存在明顯的奧肯關系。

在通貨膨脹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存在治理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機會窗口，而不至于傷害經濟增長和就業。自2002年以來，城鎮調查失業率已經逐年下降，并且已經越來越接近自然失業率的水平。我的不精確估計是，城鎮總體失業率大約為5%，其中自然失業率大約為4%，周期性失業率僅為1%。

由于自然失業率可以通過改善勞動力市場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強政府勞動力市場服務職能，用自然失業率的降低來抵償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可能導致的周期性失業率上升。有人估算，出口增長率從20%下降到6―8%，可能造成2―2.5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損失。即使按照美國經驗，導致1個百分點的失業率上升（實際上在中國不太可能有那么大的影響），則需要想方設法從降低自然失業率中獲得補償。今年是《就業促進法》實施第一年，如果能夠把其中一些法律規定執行好，降低1個百分點的自然失業率是有可能的。

第二，緩解企業成本壓力。在“兩防”的過程中，允許下游企業釋放一部分由于能源等投入品價格上漲所導致的成本提高的壓力，以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速度和就業的穩定。對于那些競爭比較充分行業中的中小企業，由于其沒有能力通過漲價來消化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應該通過一定的財政手段（目前可行的是減稅）給予一定的扶持。

篇(4)

美國經濟有所回暖，

下半年加息概率較低

2016年第一季度美國經濟增速放緩。6月28日美國商務部將2016年第一季度GDP環比折年增速由初值0.5%大幅向上修正至1.1%。2016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表現有所回暖。從制造業運行情況來看，第二季度美國ISM制造業PMI指數連續上升，6月達到53.2%，創一年以來新高。消費保持溫和增長，6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由5月份的94.7降至93.5，但仍維持高位。

第二季度美國經濟有所回暖，主要受制造業擴張以及消費改善的影響。一方面，制造業新訂單和生產指數增長帶動制造業活動持續擴張，大宗商品價格企穩和美元升值對制造業的不利影響有所減弱；另一方面，就業增長和低利率環境對家庭消費支出產生助推作用，美國國內需求有所增長。但長期來看，美元過度升值、企業投資疲軟以及全球經濟風險等因素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美國經濟增長。通脹與就業數據有所改善。通脹穩步回升，6月CPI同比及環比增幅均不及預期，但與前值保持一致。4～6月CPI分別同比增長1.1%、1.0%和1.0%，且分別環比下降0.4%、0.2%和0.2%。

預計美聯儲下半年加息概率較低。盡管制造業、消費、就業以及通脹等數據均在6月份呈現回暖，但預計美聯儲下半年加息概率仍然較低，主要源于內外部兩方面因素影響：從內部來看，第一，美國就業整體狀況依然疲弱。盡管就業市場數據在第二季度末大幅反彈并超出市場預期，但該數據尚未反映英國“脫歐”公投影響，并且第二季度月均新增就業人數僅為14.7萬人，仍然難以反映就業市場的整體性回升。第二，美國貿易赤字規模較大。受油價上漲推升進口總額、美元走強拖累出口等因素影響，第二季度美國對外貿易逆差持續擴大，加息將使其貿易狀況進一步惡化。第三，美聯儲對加息日趨謹慎。從7月7日公布的6月貨幣政策會議紀要來看，美聯儲官員對就業市場、通脹前景以及未來加息節奏的判斷存在分歧，加之11月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為經濟前景進一步增加了不確定性，因此美聯儲對于在公布大選結果前加息持謹慎態度。從外部來看，英國“脫歐”后歐洲市場給全球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仍存，而歐盟作為美國重要的貿易伙伴，若其經濟下滑，也將對美國造成不利影響。

歐洲經濟低速運行，英國

“脫歐”增加貨幣寬松概率

歐元區2016年第一季度GDP季調環比折年增長2.2%，實現連續三個季度增長。2016年第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復蘇放緩。生產端維持擴張趨勢，歐元區4月、5月、6月綜合PMI分別為53.0%，53.1%和53.1%，與第一季度水平大體持平；消費增速下滑，4月、5月零售銷售指數分別同比增長1.4%、1.6%，低于第一季度水平。整體看，第二季度歐元區經濟增速較第一季度有所下滑，QE政策效應減弱，負利率政策效果難測，經濟增長動力存在放緩跡象。

通縮壓力仍存。6月歐元區調和CPI同比增長0.1%，環比增長0.2%；核心調和CPI同比增長0.9%，仍遠低于2%的增長目標，環比持平。就業形勢逐步恢復，目前，各主要國家失業率均出現回落，但危機國家仍保持高位。

盡管目前全球金融市場已經基本消化了英國“脫歐”的消息，但實體經濟仍可能面臨更為深遠的沖擊，本已舉步維艱的歐洲經濟可能雪上加霜。這是目前歐洲央行最大的擔憂。相比美、英、日等國央行，歐洲央行受制于其特有的制度安排，決策效率偏低、所受掣肘較多、寬松力度不足，由此導致歐元區經濟遲遲無法復蘇，至今仍面臨著嚴重通縮的困擾。而此次英國“脫歐”事件，將會為歐洲央行提供繼續擴大寬松力度的最好理由。鑒于其負利率的程度已經比較深，且效果仍不確定，加上日益頻發的恐怖襲擊極大打擊了投資及消費信心，預計歐洲央行可能會在擴大資產購買規模方面有所動作。

日本經濟下行壓力仍大，

新刺激政策將出臺

日本2016年第一季度經濟恢復增長。季調環比折年率為1.9%，高于去年第四季度-1.8%的增速。其中，私人消費大幅提升是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

第二季度日本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制造業仍呈收縮態勢，4、5、6月制造業PMI分別為48.2%、47.7%、48.1%，均處于50%榮枯線以下，整體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總體看，第二季度日本經濟復蘇依然乏力，環比可能出現微弱衰退。

通縮壓力加大。日本5月份CPI同比下降0.4%，較4月下降0.1個百分點；核心CPI同比下降0.4%，較4月下降0.1個百分點。

7月12日，日本內閣府刺激計劃公告表示，必須采取全面大膽的經濟措施加速未來投資，并于本月制定刺激計劃。安倍表示，新的刺激計劃將重點放在公共項目支出上。在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意愿較低的情況下，用于基礎設施的公共支出增加或將有助于帶來國內投資回暖和消費復蘇。但鑒于日本超高的債務率以及QQE接近無債可購，市場出現了對日本可能采取“直升機撒錢”推行債務貨幣化的推測。在安倍贏得參議院選舉之后，各項政策的推出將更為順利，新的刺激政策能否引領日本經濟消除通縮，仍需觀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缺乏結構改革方面的有效措施，日本經濟可能仍然難以走出困境。

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有所改善，分化現象仍存

巴西經濟有所好轉。2016年第一季度巴西經濟同比收縮5.4%，已連續8個季度同比下降，但降幅較去年第四季度收窄0.5個百分點。2016年第二季度以來，生產端有所好轉，5月工業生產指數同比下降7.8%，降幅較上月擴大0.9個百分點；6月份制造業PMI為43.2%，較上月增加1.6個百分點；6月份服務業PMI為41.4%，較上月大幅增加4.1個百分點，創5個月以來新高。通脹壓力有所緩解，6月通脹水平為8.8%，較上月下降0.5個百分點。由于前總統羅塞夫被彈劾以及新臨時政府建立給經濟復蘇帶來了曙光，加之8月即將開幕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帶來的需求也對經濟產生了雪中送炭的幫助，巴西整體經濟形勢有所好轉。

篇(5)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那么，在這個時期內，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如何？宏觀經濟形勢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又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深入分析這些問題，對于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十二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出現了較為顯著的變動，投資和凈出口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顯著。首先，資本形成總額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其次，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出現較大幅度上漲，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

展望“十二五”時期，由于內部經濟結構調整和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相比于2000年以來或者“十一五”期間，我國未來五年的經濟增長率將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

投資需求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無論從國際比較視角還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近期我國可能已經達到了重化工業的頂點，“十二五”時期依靠工業化進程推動投資增長動力減弱，由工業化帶動的投資增速會逐漸降低；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雖然可能激起新一輪的投資高峰，但仍可能無法彌補工業化推動的投資增速下降。與此同時，由于我國城鎮化過程遠未結束，高儲蓄率仍能維持，因此，總體而言，投資將不會出現大幅下降，預計投資增速將略低于“十一五”時期水平，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可能會降低0.48個百分點左右。

消費增速可能略有上升。“十二五”時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將發生轉變，適齡勞動力數量增長速度逐年減緩，多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日益減少，這些因素將有利于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進而提高消費水平。與此同時，我國政府為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而采取的收入分配調整措施將促進消費增速的上升。預計“十二五”期間，消費對我國經濟的拉動率可能會提高0.34個百分點左右。

凈出口增速將出現一定幅度的下滑。未來世界經濟走勢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IMF、世界銀行、EIU和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等機構對未來世界經濟作出了許多分析與預測。IMF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長期預測結果雖然數值上與EIU有所不同，但顯示出的趨勢相同：世界經濟穩步緩慢增長，2009-2014年各年度的實際GDP增長率都低于2004-2007年平均實際GDP增長率。另外，EIU、IMF和世界銀行的預測數據都顯示：從世界經濟增長的區域結構來看，未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發達國家，其中又以亞洲發展中國家的表現最為突出。“十二五”時期，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對其外部不平衡的調整將制約我國產品出口的需求空間，我國出口增速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下降，而國內經濟仍能保持平穩增長，進口增速仍將保持穩定。正反兩方面的因素疊加，總的來說，預計凈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率將降低0.5個百分點左右。

二、宏觀經濟給農業農村經濟帶來的機遇

（一）政府農業投入有望持續增長

“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率盡管可能會出現小幅下滑，但總體會比較平穩；投資增速也不會出現大幅下滑，政府對農業的投入不會因為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而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從增加農民消費、保障農產品供給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角度講，“十二五”期間，政府對農業方面的投入會持續增加。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政府農業投入的提升空間較大。2010年我國政府農業投入占農業GDP比重為9.75%，而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中，政府對農業提供的財政支持相當于農業GDP的25%以上，加拿大、以色列等國更是高達45%以上（朱鋼、張元紅、張軍等，2000）。如果考慮到我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人員供養及行政開支部分比例很高（韓俊、謝揚，2003），則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持力度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更大。從對農業生產具有重要影響的農業科技投入來看，無論是政府農業科研投入還是政府農業科技推廣投入，相比發達國家也有很大差距（何利輝、經庭如，2003）。

為了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增長，促進消費、投資、進出口的協調發展，政府將加大刺激農村消費、提高農村消費能力的政策力度。擴大內需，重點在農村。一方面，農村家庭擁有耐用消費品數量顯著小于城市家庭，農村市場發展空間極為廣闊，政府對于農村消費的刺激將有力促進農村消費結構升級。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城市居民，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高于城市居民，據估計（國家統計局綜合司課題組，2004），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是0.85，城市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是0.72。因而同樣的消費刺激力度，政策效果在農村將比城市更好。

為提高農業的保障能力、保證糧食安全，同時避免農產品價格過度波動，政府也將加大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力度以保證農產品的充足供應。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確保糧食基本自給始終是頭等大事。同時，農產品價格是基礎價格，保持農產品價格水平總體平穩十分重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停滯、退化現象有所發展，許多地方農業基礎設施對糧食增產的支撐作用減弱，甚至農業受災面積、成災面積和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重一直處于歷史較高水平（姜長云，2006）。我國糧食供求仍然處于“緊平衡”狀態，大豆、棉花等產品對外依存度高。因此，從確保糧食安全、平穩物價等方面的考慮，“十二五”時期，政府將進一步加大支農投入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證農產品的充足供給。

（二）農民收入有望實現較快增長

在宏觀經濟基本保持平穩增長且消費增速上升的背景下，農民收入及消費有望實現較快增長。預測模型結果顯示，“十二五”時期，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率可能會逐年加快，增速最慢的2011年也將達到11%以上。

消費結構升級導致的供給結構轉變將增加農民收入。目前，中國各階層的收入水平都處于“收入-消費臺階效應”的臨界點，“十二五”時期消費結構升級現象將十分明顯。從全國整體水平來看，我國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消費結構將全面步入工業化消費時代。這種消費結構的轉變必然會帶動對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轉變，并帶動農業生產供給結構的轉變。農業生產結構的持續轉變和優化會帶動農民收入的不斷提高。

農村總人口的持續減少將使得農民收入提高。農村人口持續轉變為城鎮人口意味著在計算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時分母將持續變小，即便在不考慮農業產值增長的情況下，農村家庭人均經營性收入仍會由于農村總人口的持續變小而不斷增加。計算結果顯示，假如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至46.7%，農業人均產值將提高到8191.6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變前提高了1.9%；當城市化率提高到55.7%時，農業人均產值將提高到9855.1元，相比城市化率未改變前提高了22.6%。

未來勞動力價格持續上漲將推動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一般而言，第三產業的勞動收入占比高于第二產業。“十二五”時期，第三產業相較于第二產業的更快發展將提高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占比，相應的外出務工人員工資收入將上漲，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速度會加快。同時，由于我國勞動力結構的轉變，勞動力成本將穩步上漲，這也將推動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增長。

（三）農業產業化有望加速發展

農業產業化經營作為促進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產品貿易和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其地位日益重要。“十二五”期間，世界經濟將會從危機時的谷底緩慢復蘇，但長期以來歐美發達國家大量進口而發展中國家嚴重依賴出口的貿易結構將發生改變。從國內宏觀經濟而言，勞動力市場結構發生轉變、消費水平和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逐步提高以及我國農產品市場的進一步開放，等等，都將從不同方面“倒逼”我國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農業產業化程度仍然較低，發展空間較大。發達國家農業產業化經過數十年的發展，通過聯合與合并，進行規模化整合，擴大經營規模，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系。如1950年聯邦德國有23842家農業合作社，到1998年有4221家，到2006年僅有3188家（徐旭初、賈廣東、劉繼紅，2008）。德國80%的農場主參加了各類合作社，農業合作社的市場占有率在肉類、谷物類和蔬菜類以及奶制品類的交易中分別達到30%、50%和75%。而我國農業產業化組織規模仍然偏小，帶動能力較弱。

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將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十二五”期間，國家仍然將從政策層面推動農業生產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第一，市場對農產品質量的更高需求將促進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程度。隨著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農產品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國內居民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更高，農產品出口面臨的技術要求和質量要求也更高。第二，“十二五”期間，歐美等主要發達國家將會調整其外部不平衡，農產品貿易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分散的個體農民難以按照進口國的標準來生產、經營，包括種植、用藥、加工、包裝、貯運等方面，難以突破技術壁壘。同時，分散農戶難以承擔獲得信息的成本或缺乏足夠的能力獲得信息。只有提高組織化程度，才能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

農業龍頭企業在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以及國家政策支持方面都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第一，龍頭企業將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從全球來看，對農業進行商業投資是糧食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一個共同特征，聯合國《2009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投入農業的外資總量在1990-2007年間增長了2倍，達到每年30億美元。第二，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將更加完備。目前，我國農產品流通存在著產品配送能力不足、交易成本高、損耗和浪費大等問題。“十二五”期間，我國高速交通、軌道交通等建設將快速發展，以及國家對糧棉油糖等大宗農產品倉儲設施建設的投入，都將為農業龍頭企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第三，國家對農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將加大。“十二五”期間，進一步放寬農村金融準入政策，落實和完善涉農貸款稅收優惠、定向費用補貼、增量獎勵等政策，是完善我國金融體制的必然要求，這些措施也將逐步降低農業龍頭企業發展面臨的金融服務制約。

三、宏觀經濟形勢給農業農村經濟帶來的挑戰

（一）農村勞動力素質在“十二五”期間的結構性下降趨勢將更為明顯

我國城市化率將逐步提高，勞動力市場出現“劉易斯拐點”，以及政府收入分配改革的推進，可以預見，“十二五”期間，勞動力成本必然上升，務農機會成本進一步增加，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進一步降低，農村勞動力素質結構性下降的趨勢將更為明顯。

務農的機會成本進一步增加，更多農業人才流向其他產業、流向城鎮。按照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城市工商業之間極大的工資收入差異，促使農業剩余勞動力從農業部門不斷地向城市工商業部門轉移。從現實情況看，在職業市場上更具有競爭力的受過初中教育的農民大都進城了。在家務農人員以老年人居多。

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低（韓長賦，2010）。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20世紀90年代后出生的農民工（也包括80年代末出生的，統稱為“90后”農民工）。目前，約有1.5億農民工外出打工，其中大約有4000萬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許多生在城市，大都接受過初中教育，在務農時間、務農經驗等方面都較少甚至沒有。絕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務農意愿和能力都較低。

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以及農村人才流失導致的農村勞動力素質結構性下降，直接妨礙現代農業技術、農業經營方式在農村的擴散。一是農業新技術推廣越來越困難，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現代農業，對農業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但目前真正從事農業的農民，接受技術培訓的意愿和能力往往比較弱；二是農業生產缺乏青壯年勞動力，生產經營管理變得更加粗放，對農田水利的投入也不足。

（二）農產品價格波動性增大

“十二五”時期，由于國際農產品價格對我國農產品價格傳導將更為明顯，農業存貨調整行為將更為劇烈，極端天氣災害、重大動植物疫病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可能更為頻繁發生，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幅度可能進一步增大。

國際農產品價格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傳導將更為明顯。我國農產品貿易額的不斷增加提高了國內農產品價格和國際農產品價格的聯動程度。研究表明，在國際糧食價格出現波動后的3-5個月時間內，國內四類糧食價格也會出現持續的同向波動，其中大米和玉米的波幅將接近國際波幅的33%，大豆接近國際波幅的60%，小麥達到國際波幅的14%（丁守海，2009）。隨著農業對外開放的持續擴大，國內外農產品市場、農資市場的聯動效應將進一步增強，國際農產品價格與國內農產品價格的聯動性將進一步提高。

極端天氣災害和重大動植物疫病可能更為頻繁的發生加劇價格波動。受氣候持續變暖影響，未來我國極端氣候災害發生的頻率、強度和區域分布將變得更加復雜和難以把握，所造成的災害也將更為嚴重。這種氣候變化和極端氣候災害將導致我國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的自然波動，波動幅度將從過去的10%增加到20%，極端年景甚至達到30%以上（秦大河，2007）。與此同時，重大疫病不僅比以前多、比以前重，還比以前的影響更深刻。極端天氣災害和重大動植物疫病，往往具有突發性強、傳播性和轉折性大及防控難度高的特點，很容易導致農產品產量和質量的明顯下降，并增加其變化的不可預見性（姜長云、張曉敏，2009）。

（三）農業的凈進口局面將繼續維持

而自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農產品貿易規模快速擴大，進出口雙向逐年增長，進出口貿易總額由2002年272.3億美元增加至2010年1208億美元，其中農產品進口總額與農產品出口總額分別由2002年111.4億美元和160.9美元增加至2010年719億美元和489億美元。但是我國農產品的進出口貿易發展呈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農產品進口總額高速增長的同時，出口總額上漲較為緩慢，特別是自2007年以來，農產品出口增速乏力，農產品貿易逆差迅速擴大。展望“十二五”時期，受國際、國內經濟局勢以及國內外農產品供需狀況影響，我國農產品進口可能進一步提高，出口增速可能出現下滑，未來農業的凈進口局面將繼續維持。模型預測結果顯示，“十二五”時期，我國農產品貿易可能一直處于凈進口狀態，貿易逆差額持續擴大，2015年的貿易逆差額可能擴大至792.6億美元。

農產品進口可能進一步增加。一方面，隨著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以及產業結構變動和勞動力市場狀況變動，國內人均收入水平將穩固攀升，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增加提高了對農產品的消費水平，尤其是農產品和食品需求將由傳統單一的數量多向質量高、種類多發展，因此居民對進口農產品的消費需求也將隨之不斷增加；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繼續推進同部分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自由貿易區等貿易協定的簽訂，我國農產品市場可能進一步開放。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AFTA）以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將進一步完善，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談判以及中國-印度區域貿易安排等都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各大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和完善將使得我國對部分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農產品所征收的關稅大幅下降甚至實現零關稅。

農產品出口增速可能出現下滑。國際經濟增長形勢不明，對中國農產品需求可能下降。目前，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格局已經初步形成，主要集中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日本、美國、歐盟、韓國和香港地區已成為我國農產品的主銷市場，占到農產品出口總額的60%以上。盡管“十二五”期間國際經濟將會從金融危機時的谷底復蘇，但缺乏有效的經濟增長拉動，作為中國農產品主銷國的日本、韓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嚴重，因此，在未來五年中，中國農產品的國際需求增速將大大放緩，2003-2007年農產品出口高速增長的局面將很難恢復。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出現明顯抬頭跡象，國際貿易環境可能面臨惡化的趨勢，中國農產品出口可能受到較大影響。

（四）糧食安全面臨壓力

1980-2003年，我國大部分年份的糧食自給率都在97%以上。自2004年起，我國的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2008年更是下降到93.5%。本文的預測模型顯示，“十二五”期間，假定我國人均糧食需求量為390-395公斤，我國將存在一定的糧食缺口，糧食缺口在295萬-1991萬噸之間。

1.未來我國農產品供給增長可能較慢

（1）“十二五”時期，耕地等農業生產資源對農業生產的約束可能日益加大。近年來我國耕地面積持續減少，耕地質量不斷下降（江娜，2009）,據推算，近10年間因占補耕地質量差距導致耕地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至少減少120億公斤。宜耕后備土地資源日趨匱乏，而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又派生出對土地的極大需求。

（2）“十二五”時期，種糧比較效益可能持續下降，農民可能更傾向于外出打工，或者即便繼續經營農業，也可能選擇經濟利益較高的經濟作物。同時，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農業勞動者可能傾向于選擇用工量少的耕作制度，如改一年種兩季稻為種一季稻等，或者用工量少的作物。

（3）“十二五”時期，全球糧食供求關系可能進一步趨緊，利用國際市場調劑余缺的難度可能加大。據測算，近10年來全球谷物消費需求增加2200億公斤，年均增長1.1%；產量增加1000億公斤，年均增長0.5%。2006年世界糧食期末庫存占當年糧食產量的18.7%，占年度需求量的16.4%，低于18%的安全線（張紅宇、楊春華、楊潔梅，2008）。“十二五”時期，由于人口持續增長，人均收入持續提高，同時全球利用糧食轉化為生物能源的需求逐步增加，未來農產品需求將進一步快速上升；受制于耕地、水等自然資源的約束，同時受到全球變暖導致的氣候異常等因素的影響，未來農產品供給能力提高速度可能有限。

2.未來國內糧食需求可能持續增加

（1）“十二五”時期口糧消費減少幅度有限。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居民人均口糧消費量持續下降，城鎮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1990年的130.7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77.6公斤，農村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由1990年的262.1公斤下降到2007年的199.5公斤。但近幾年里，城鎮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幅度逐漸縮小，從2001-2007年，人均消費量僅下降了2.1公斤。綜合考慮城鄉居民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未來總體人均口糧消費量下降幅度可能縮小。

（2）飼料用糧需求持續上漲。隨著收入持續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逐步升級，肉禽、油、蛋、奶等動物性食品消費占比持續增長。“十二五”期間，由于收入仍會持續上升，而且消費結構的升級將更為明顯，預計未來居民的肉禽等制品支出將會進一步增長。為了滿足居民需求的快速增長，動物性食品的供給將會進一步增加，因而將會帶動飼料用糧需求的持續上升。

（3）工業用糧需求可能持續上漲。“十二五”時期，由于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之中，消費升級現象將會更加明顯，同時政府逐步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高速增長創造了較好的條件，未來經濟仍會持續增長。經濟增長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于原材料需求的持續擴張，而糧食作為重要原材料之一，其需求也一定會隨著經濟的擴大而不斷擴張。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十一五”時期，工業用糧中增長較快的是玉米消費，這與使用玉米制造生物能源密切相關，“十二五”時期，由于能源價格仍可能會維持高位，未來用來制造生物能源的糧食需求可能會持續增加。

四、結 論

篇(6)

關鍵詞:GDP;消費;投資;出0;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國內生產總值概況及數據分析

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一般有三種計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產法。其中支出法是從最終使用的角度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最終成果的一種方法,包括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部分。這三部分就是俗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9月,中國的GDP總額為2178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 676億元,同比上升15.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55 057億元,同比上升33.4%;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國際上,中國2008年GDP總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駕馬車:消費

2009年1-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89676億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們先看看有關消費的經濟指標:

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08年1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幾個月處于低迷狀態,受中外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從2008年年中緩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國的農歷春節,傳統的消費習慣帶動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一個階段性的,但隨著春節的結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國家推出了宏觀調控政策,如四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方案等,所以與2008年相比,總體情況有所緩和,經濟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春節期間還要高。整個消費市場出現了走出疲軟、緩慢上升的良好勢頭。

2.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幅過大,表明通脹已經成為經濟不穩定因素。

從圖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間,CPI總體呈下降的趨勢,自2009年3月起,CPI顯示LH較緩慢的上升勢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1)貨幣供應量加大,前三季度凈投放現金2 569億元,同比多投放965億元,新增貨幣供應量(M2)逐月呈上升態勢。(2)信貸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8.67萬億元,同比多增5.19萬億元。僅9月份當月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5 167億元。上述兩因素。通過乘數的作用會導致物價呈現出抬頭的趨勢。

3.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業企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指數,是反映某一時期生產領域價格變動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價格傳導規律,PPI對CPI有一定的影響。社會整體價格水平的波動一般首先出現在生產領域,然后通過產業鏈向下游產業擴散,最后波及消費品。雖然CPI與PPI不具備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減缺乏理論上的根據,但CPI大致反應了居民消費品的價格變動趨勢,而PPI反映了工業品的價格變動趨勢,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居民消費品的價格總體呈上升趨勢,從圖l中是不難看出的。這初步證實了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加的情況下,物價也呈上升趨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前已經埋下了物價上漲的種子。

4.消費現狀的原因分析。(1)中國百姓的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與西方不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還有“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等等,從這里面不難看到傳統中國人的消費意識和消費心理。通常,即使最窮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輩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著該給兒女留下些什么。這就奠定了中國人在危機來臨時應對的基礎,即使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離失所。(2)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制約了消費的增長。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壓力、子女上學的壓力、贍養老人的壓力,這些都迫使人們不敢花錢。例如,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即使不算擇校費,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畢業,高中及大學的花銷對家長來說不可小覷;養老問題目前是個大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再加上現在的醫療保障不足的情況,作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錢了,所以幾乎家家都有儲蓄。但是應該指出,儲蓄的增加制約了消費,導致了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喊的“拉動內需”拉而不動。而同時期美國的消費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國的消費呈畸形化趨勢。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不管哪個國家,普通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些,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些,但不管哪個國家,消費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動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太嚴重的話,這個國家的消費則很難拉動。例如,在金融危機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達到了10%。但作為中國較富裕省份的廣東省,僅麗白廣場一處奢侈品消費便狂漲了20%,價值十幾萬、幾十萬的名表的銷售漲90%以上。畸形的社會消費結構,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絕大多數人需求的下降導致了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下降。

5.消費小結。通過對上述與消費相關的指標的分析,我們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濟出現緩慢回暖,溫和的通貨膨脹或已開始出現,居民收入水平上漲有限,百姓依然在捂著口袋消費,因此消費對GDP的推動作用短期內是有限的。

(二)第二駕馬車:投資

本文所指的投資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截至2009年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達到155057億元,同比增長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億元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眾所周知,城鎮才是國家信貸投向的重點區域,下面我們的分析,也同樣以城鎮投資為出發點。

從圖2可以看出,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整體呈上升趨勢,同時,財政支出與銀行信貸投放量也呈上漲趨勢。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與新增貸款情況擬合較好;而2009年4-9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變化趨勢與信貸投放的變動趨勢到了幾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GDP的拉動作用。從圖2中可

以看到,整個2008年財政支出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基本呈同一變動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救市初期,財政支出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是占相當的比重的。就數據而言,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51518.87億元,同比增長5-3%。同時期全國財政支出45202.78億元,同比增長24.1%。在不考慮政府轉移支付的條件下,財政支出占同時期GDP的20.76%強,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3.94%強,財政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財政多次出現赤字情況,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財政出現赤字的時候正是圖2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幅度較大的時候,也就是說,中央為了拉動GDP的增長,已經不計預算盈虧了。

2.銀行信貸對GDP的拉動作用。在此輪金融危機中,中央雖然提出了四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資金不足一萬億,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銀行信貸和民間資本在“中央投資的帶動下”投入到經濟當中去。2009年1-9月,信貸投放量共計8.67萬億左右,占同時期GDP的39.88%。但銀行信貸資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現不少問題,例如,相當多數資金投向了地鐵、馬路等“拉鏈工程”。成了“一錘子買賣”,另有部分資金仍然涌向外貿等產能難以消化的行業,甚至2009年房地產業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著銀行信貸的影子……產能過剩、難以可持續發展等行業占據了太多的銀行信貸資金,短時間內對GDP的拉動作用較強,但長久以來難以形成GDP的可持續性動力。

3.民間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作用。2009年,民間資本的投資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業,這個不得而知。也沒有現成的數據可查。但可以做一個粗略的估算,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減掉各級政府的支出總額,再扣除銀行信貸的投放,其形狀大致如圖3所示:

應該承認,該圖形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間資本投資情況,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間資本投資是負值,民眾對經濟增長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國家的四萬億投資等救市方案出臺后,居民和企業的信心得以增強、投資開始增加。就絕對量來說,圖3民間資本投資數額最高的是8月份,投資額為8751.88億元,與同時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7593億元相比,僅占49,75%,比率偏低。民間資本投資的低迷導致了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窘境。2007年以來,國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遏制流動性過剩,但卻忽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制造業借貸困難加劇的問題,民間資本在缺乏好的投資對象的情況下紛紛撤離,造成了制造業生存壓力的加大。

4.宏觀經濟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效果,這個效應用來分析今天中國的經濟現狀應該說是再合適不過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機中,政府為了維持GDP的高增長,通過財政或信貸等方式投資于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雖然GDP增長了,但是在增長過程中,財政支出和信貸支出通過隱性的利率增長“擠出”了相當多的民間資本,而民間資本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資小結。扣除財政支持和信貸投放因素,第二駕馬車本身對GDP的拉動作用有限,盡管實現保8%的增長率困難不大,但依賴信貸支持和財政支出帶動投資增長的模式顯然是難以形成可持續的發展動力。動力應該來自制造業的良性發展和民間對制造行業的資本輸入,這些都是目前的投資環境和投資現狀所欠缺的。

(三)第三駕馬車:出口

1.現狀。在CDP的核算中,我們用的是凈出口,也就是出口減進口的數額。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國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進口7111.7億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計貿易順差1354.8億美元,同比減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達到了創紀錄的20%。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緩慢回升,凈出口即貿易順差的數額在進出口的絕對數額相對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達到峰值,之后緩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沒有恢復。而同時期2009年19月累計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僅為26.55%,在以往經濟比較正常的年份,這個數據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現狀來說,2008-2009年,幾萬家經營紡織、服裝和玩具的出口型企業倒閉,這里包括中國最大的玩具加工廠、位列全球第三的廣東省東莞市合俊玩具廠,從這個角度上說,本次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機中,外國居民購買力的下降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業的倒閉,同時危機也培養了歐美人民的儲蓄意識,這種意識可能會引起中國未來的出口進一步減少。例如,根據美國最新公布的數據,其居民儲蓄牢已經由過去的0上升為7%了。(2)西方國家有意識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就業機會也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舉行的、“2009年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暨國際貿易發展論壇”上說,目前全球35%的反傾銷調查和71%的反補貼調查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7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總額達102億美元。“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來,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阻礙我國H;口增長的源頭之一。(3)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正在降低。因為人民幣升值、勞動者收入提高、勞動法要求的各種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降低。據報道,阿迪達斯公司高層表示,鑒于中國工資水平提高,為降低生產成本,準備將部分產品的生產及采購從中國轉移出去。耐克、彪馬等國際鞋業巨頭也準備效仿阿迪達斯,而美世咨詢一項凋查指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該公司的報告中提到,在所調查的中國42種職位中,95%的基本工資成本要高于印度,經理層和專業人員的收入甚至為印度同等職位的兩倍以上。

3.出口小結。隨著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喪失,出口對經濟的拉動效果越來越差,而且這種狀況,因為國外儲蓄意識的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駕馬車小結

表1是三駕馬車在不同的年份對GDP的貢獻情況。2005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變化不大,資本形成呈上升趨勢,而出口在穩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現了較大滑坡。與2007年對比,消費的增長顯然尚有較大空間;資本形成能否持續以高比率增長難度較大。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才能讓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續地維持以往的高增長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對策與建議

(一)消費

眾所周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國的消費僅占40%左右,如何將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這是促進中國經濟良性增長的關鍵。總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內生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而這個“動力和活力”顯然來自于消費。而消費之中,尚有巨大的潛力可挖。舉例來說,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億元的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縣及縣以下的消費額僅占31.96%,但這部分人口卻占了中國13億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這部分人的消費潛力,筆者提出以下觀點:

1.推動城市化建設,促進農民和農村消費觀念的轉變。城市化的發展至少有以下優點: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帶動新一輪的房地產投資熱潮,拉動GDP的進一步提高;其二,促進消費,托動經濟健康發展。農民不是不愿消費,而是不敢消費。因為農民還有以下幾大問題沒能解決:(1)養老問題。相當多的農民仍然具有養兒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農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思維,先將部分農民納入社會養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擴展,農村和農民的消費是可以提高的。(2)醫療。盡管部分農村已經在推廣農村合作醫療保障,但其力度顯然尚不能足以讓農民不增加儲蓄或不儲蓄。如果能將醫療進一步改革,擴大醫保覆蓋范圍,也可以帶動消費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問題。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將決定農民是否愿意離開土地而進入城市,能否給予農民清晰的產權,將決定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對經濟增長的推進力度。(4)變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國有九億的農民,其中外出打lT的農民和家屬共計4億左右,這部分人相當多數已經熟悉和習慣了城市生活,建議率先從他們做起,將他們變為市民,以帶動消費的增加。

2.擴大城市中產階級的比重。據不完全統計,美國中產階級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達到了90%,而中國尚不足1、5。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曾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人口的比重。因為他們才是社會消費的主力軍。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目前的勞動報酬收入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數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勢在必行。來京參加“200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的英國經濟學大師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國現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消費水平上去了,將比其他經濟政策更有助于促進經濟平衡。所以,他也建議中國人的工資水平應該提高。

4.加大醫療、養老的投入比重,培養能夠提高消費率的消費環境。我們要培養的消費環境,除了消費,ON、消費意識外,各種抑制消費的隱性因素也應消除,如城市中養老、醫療等報銷比率的提高,房價的下調等等。

(二)投資

1.在就業形勢較嚴峻的今天,自主創新是維持競爭力和提升產業結構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經濟救市方案中,產業結構創新在4萬億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較少,僅占4%。大量資金投向公路、機場等可以大規模地吸收勞動力,刺激消費的行業。但是可能會忽視這樣一點:這些產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嗎?它能否帶來失業人口的穩定、持續減少呢,它能否使消費的增加也是可持續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國每年大約有630萬大學生畢業。畢業即失業已經成為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隱憂,而這些大學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鐵、修馬路呢?因此建議放手支持民間資本,鼓勵和刺激新興產業出現,鼓勵自主創新以提升產業結構,吸收更多的有技術、有文化的人員就業。自主創新才是經濟持續和穩定發展的動力源泉。

2.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降低,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應提升人力資本優勢和創新優勢。我們的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消失,低成本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必須要轉型,我們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資本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資本呢?建議改革目前代加工業的現狀,延伸產業鏈,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設計、物流、倉儲、廣告、市場、銷售、推廣等等方面,成為整個鏈條中的99%甚至100%,將各個環節升級換代,人力資本和創新的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3.國家政策支持和信貸投向應向民營制造業傾斜,創造健康投資環境。民營資本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必備要素,也是經濟中內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領未來社會的產業升級與產業創新,建議國家通過投資補貼、銀行信貸等方式重點支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以使經濟實現可持續性增長。

(三)出口

篇(7)

摘要：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增長乏力，金融風險加大。我國為應對危機，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引發通脹隱患。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我國面臨金融與經濟失衡的困境，一方面制造業等行業產能過剩造成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另一方面金融失衡導致了社會整個不良貸款率的上升。這些都對金融業的穩定發展產生了影響。本文通過對宏觀經濟形勢和金融業風險的分析，得出了防范風險的幾點措施。

關鍵詞：宏觀經濟；金融危機；影子銀行；金融風險

一、當前經濟形勢分析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金融衍生品違約等一些列事件引起雷曼兄弟大銀行倒閉，并形成骨牌效應，形成世界金融危機。2009年，希臘債務問題爆發，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嚴重影響全球經濟進程。2008年為應對危機，我國進行了四萬億救市計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不大，08年全年保持9.6%的高增長。但是大量資金流入市場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隱患，2009年M2全年增速達到了21.62%，比2008年全年增速高了6.6個百分點。然而，2009年全年CPI增速同比下降了0.7%，這說明大量的信貸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是進入資本市場或者在銀行間拆借。另一方面，我國對于信貸資金利用效率并不高，這一點從M2/GDP的數值就可以看得出來。2009年以來M2/GDP保持在1.8左右，居于世界第一（見下圖）。

2009年以來我國樓市價格猛漲，新能源產業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我國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和在金融危機中深受打擊的外貿出口行業錯失產業轉型升級的機會，將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撤了出來，轉而投入收益率高的樓市和新興產業。2010年收到2009年信貸投放的影響，CPI破3%的警戒線，央行開始宏觀調控，逐漸收緊流動性。銀行提高審貸標準，中小企業面臨資金短缺，而之前投入到新能源行業的資金短期無法實現盈利，因此產生了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以溫州為例，民間借貸借此機會蓬勃發展。民間借貸團體比如擔保公司和小額貸款公司缺乏資金，在銀行部門產生尋租行為，高的民間借貸收益率也導致一些銀行從業人員主動到民間借貸市場尋求機會賺取高利息。2011年銀行不良貸款率的提高就是這一系列因素的結果。2011年末，有八家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雙提高。工農中建四大行雖然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下降，但不良貸款余額縮小幅度較小。

2012年收到歐債危機反復惡化影響，全球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中國政府出于調節經濟結構，緩解金融風險考慮提出了“穩增長”的策略，經濟運行逐步企穩，全年GDP增速為7.8%。同時，“十二五”計劃提出了加強金融改革，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國內企業因全球經濟疲軟面臨出口增長緩慢，國內投資因房地產調控和政府融資平臺資金緊張而減少，通脹隱患仍然存在，擴大內需需要長期努力，中小企業經營環境需要改善，壟斷行業和企業壓縮中小企業利潤空間，這些因素對2012年的經濟發展均產生了很大影響。

2013年中國經濟依然處于2008以來的下滑周期當中。由于人口紅利消失，我國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加工制造產業的成本優勢逐漸減弱；環境惡化嚴重，可持續發展面臨難題，我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與此同時，我國金融領域面臨調整。2013年6月20日，上海銀行間隔夜拆放利率（SHIBOR）大幅上升到13.44%，隔夜拆借利率最高達到30%，7天質押式回購利率最高成交于28%。利率飆升反映當前金融市場缺乏流動性的困境。2013年6月24日，上證指數連跌一周跌破2000點，資金在股票市場的缺乏可見一斑。2013年6月，建設銀行的一款期限為33天的理財產品，預期年化收益率高達7.39%，而同期銀行活期利率僅為0.35%，1年定期的利率也僅為3%。而招商銀行的一款期限為3個月的理財產品，預期年化收益率也達到了7%。資金市場與股票市場的恐慌情緒蔓延。回顧2013年6月19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優化金融資源配置，用好增量、盤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經濟轉型升級，反映了其對當前資本市場缺乏流動性的態度。通過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勢讓資金流向該去的地方，恢復經濟結構平衡，實現中國經濟的升級。

二、當前中國金融業風險管理分析

（一）社會融資總規模結構變化顯示中國正在經歷金融脫媒

貨幣政策是調節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這一點在中國過去十年高速發展的經濟中得以體現，同時貨幣擴張成了必然。觀察貨幣結構我們不難發現社會融資結構的巨大變化。2002年人民幣貸款總額占社會融資總規模的91.86%，體現了我國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的特點。但從2010年開始，這一比重逐年下降到50%左右（見圖1、圖2）。這意味著以往主要通過銀行配置資金供求的情況發生巨大變化，股票、債券、基金、理財、民間借貸正在成為資金循環的重要途徑，中國正在經歷金融脫媒。

從微觀層面看，家庭金融資產構成也在發生變化，銀行存款占比下降，股票、保險、基金、理財等投資品占比上升，造成銀行的貸方脫媒。根據《中國金融家庭調查報告》，2004年居民資產中儲蓄存款占比為71.8%，證券基金占比10.2%；而到了2011年，儲蓄存款和證券基金占比分別變為57.75%和20.62%。除此以外，根據我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到“十二五”末，非金融企業融資占比應提高到 15%以上，非銀行融資方式占比具有更高提升空間。

（二）金融脫媒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與挑戰

1. 對中國銀行業利益產生沖擊。以美國的金融脫媒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創新不斷發展，證券市場成為歐美經濟主要融資方式，銀行的作用日益萎縮，失去其主導地位，表現為利差收入減少，銀行難以繼續依靠傳統業務保持收益。中國銀行業現在非利息收入占比僅為19%左右，而歐美銀行這一比例達到了35%以上。中國銀行業現在的資產結構難以應對金融脫媒，金融脫媒必定會使銀行業利益受損。

2. 對銀行資產結構產生影響。

由于金融脫媒，儲戶投機性動機加強，存款趨向短期化，轉向活期存款和銀行理財產品。這會使得銀行資產負債期限不匹配問題加重，給銀行管理帶來更大挑戰。

3. 對于社會融資方式而言，直接融資將占更大比重。相應地，居民的金融資產中將包括更多的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更少的銀行存款。以美國為例，居民持有的金融資產中存款占比從20世紀80年代的25%下降到15%左右，股票基金和保險資產占比大幅上升。

4. 對貨幣政策產生影響。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提出“單一貨幣規則”，前提是貨幣流動速度不變，因此可以通過貨幣供應量調控物價和經濟增長。而金融脫媒和金融創新使得貨幣統計口徑面臨調整壓力，貨幣流通速度不再穩定。以美國為例，1993年7月美聯儲由數量型貨幣性政策目標轉為價格型政策目標，即以利率政策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應此，央行貨幣政策工具應以公開市場操作為主，同時調控市場流動性和市場利率。

5. 金融脫媒促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金融脫媒豐富了資金供求來源，使得社會各個機構和個人參與市場利率的決定過程。金融脫媒使得資金供給方從過去的銀行機構為主轉變為個人、公司、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等共同參與；資金中介包括銀行也包括信托、保險等。

6. 金融脫媒對監管部門提出更高要求。金融脫媒使得資金從銀行表內轉移到表外，從銀行轉移到非銀行機構。銀行面臨的期限錯配風險上升，銀行以外的金融系統不良貸款面臨監管空白。

三、當前經濟金融形勢下金融業風險管理措施

（一）加強銀行業風險監管，重點整頓影子銀行帶來的風險

在金融業調整過程中，銀行業的調整是重點。而近年來貸款結構的變化反應了影子銀行風險的加大。防范影子銀行帶來的系統性風險，除加強監管外，還需強化金融機構內部自身風險管理。具體措施有：建立商業銀行和影子銀行的風險防火墻，將兩者之間的風險防范渠道切斷。例如，防范商業銀行表內資金流向私募基金等影子銀行，加強銀行表外業務監管，控制銀行資金流向。二是加強金融機構的操作風險管理，防控金融業從業者利用銀行資金參與民間借貸，避免金融風險從民間借貸市場傳遞到銀行當中。三是明確對沖基金等影子銀行機構的資本金和流動性要求，建立嚴格的非現場監管與現場監管相結合的檢查制度。

（二）肅清債市灰色地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

與美國金融市場相比，我國債券市場發展規模小，對經濟促進作用有限。制度缺失和監管缺乏導致了債券市場規范化規模化發展困難。應該堅持審計和業內自查，重點消除代持養券和丙類賬戶帶來的利益輸送等不法行為。為完善債券市場建設，一是監管部門將債券市場的監管部門進行整合和統一，形成統一的監管負責機構，在降低債券市場監管成本的同時提高監管效率。二是建立評級機構監管體系。強制要求評級機構向監管當局做出解釋，并且對于監管當局調查出的評級機構違規行為應當予以嚴懲，以規范評級體系的秩序。三是建立做市商細分審批制度，通過對市場上符合資格的企業頒布債券做市商資格的方式來保證債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同時債券市場監管部門應當對債券做市商進行細分管理，對于報價數量較多、報價頻率較高、報價能力較強的做市商授予更高的市場做市資格，從而促進做市商制度的發展。（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