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命與尊嚴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為了創作這部作品，作曲家專程去了南京，參觀了遇難同胞紀念館，憑吊了中華門、江東門等同胞遇難地，翻閱了各種史料。一頁頁血寫的歷史，一幕幕血鑄的場景，強烈地震撼著他的心靈，使他在悲憤困惑中感受到陣陣煎熬，又在冷峻悟徹中得到絲絲升華。他在《金陵祭隨想》中寫道：“事件，不僅是對人類文明最殘酷的浩劫，而且是一次人性的善與惡，人類生存與毀滅之間巨大的搏斗與較量……”，因此，作曲家懷著強烈的責任感，站在歷史的高度對這場人類的災難進行了重新的審視，跳出了純悲劇的藩籬，用音樂表達了他對社會、人類、生命、尊嚴等問題的思考。

如何將這種感受、感悟、思考，通過有序的音響結構得到體現，是每一位作曲家面臨的重大課題。通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在整體結構、多聲語言、配器及合唱的寫作等方面，感受到作曲家的獨具匠心：

一、多維整體的結構方式

《金陵祭》體現了作曲家多維的結構方式：既不局限于傳統、現代音樂的時間維度，也不局限于西方、東方音樂的空間維度。將西方交響樂的展開邏輯、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思維方式及當代音樂的一些發展手段等加以創造性地結合，從而使得作品既嚴謹又靈活。具體說來這部作品的結構具有開放性、貫穿性和再現性等特點。

開放性的結構是金湘作品的一個重要的特征，這部作品也不例外，段落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都是停留在不完滿的終止上，并且直接進入下一個段落，是一種連續發展樂思的手法，這也是作曲家從中國傳統音樂中得到的啟發而形成的創作思維方式，是在高層次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貫穿性在這部作品中得到非常靈活的應用，它不同于西方音樂中的動機貫穿手法，是一種更具靈活性和動力性的手法。

這是作品的開始部分，我們可以看出是開始低音的小二度上行，隨之高音部的三個聲部平行小二度下行，與之形成逆行，而三個平行的聲部構成又是小二度加減五團這個結構的和弦是整部作品和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在隨之的進行中，這個動機不斷進行小二度的上、下行模進。這個“小二度”就是整部作品的核心音程，在樂曲進行中經過原形、變形、緊縮、擴大、對比、多層疊置等手法不斷出現，有時在人聲部分(如：《屠城》及《涅》段落)，有時在器樂部分(如：在《招魂》開始處，六只長笛彼此相隔小二度奏出的音塊，非常具有表現力)而且在樂曲發展的邏輯上也是以小二度進行為主，如：在進入合唱時，是降A調域，而在結束時則是非常明確的A大調，兩者又是相差小二度。在《序歌》中“公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共出現三次，每次都是相差小二度，而且速度一次比一次快(Lento―An―dante-Allgrotte速度60―78―90)，結構一次比一次緊湊，氣氛一次比一次緊張，好像不斷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這個悲慘的日子!

再現性的原則體現在各個段落內部的發展中，如：《招魂》及《月光》都有再現性原則的體現，只不過用得更加靈活。另外，樂曲開始于“A”音，最后于A大三和弦，前后呼應使得作品更加統一，也是再現原則的具體體現。

每一個段落的結構都非常富有創造性，非常靈活多樣。尤其是《序歌》的結構很有新鮮感，在一片呼號般的狂躁過后，四個聲部以同度齊唱的方式唱出歌詞(a部分)，然后人聲分部一部分用念白錯落有序，一部分是長音襯托，加上樂隊的半音進行，低音弦樂器奏出了密集的音塊，形象地層現出一片混亂的場景(b部分)。隨后，a部分提高小二度再次出現，這次b部分提前出現，而且速度加快，第三次出現時又提高了小二度，速度再次加快，而且更加緊湊……像這樣連續三次變化出現，且每次出現都是開始相同(略有變化)，后面的材料進行較大變化，有些類似西方的變奏，但是又有不同。其實，這是我國傳統音樂中的一種發展手法，金湘教授為其命名“鳳擺尾”，是一種更靈活的發展手法。在實際應用中，他又吸收了西方變奏的手法并結合當代作曲技法進行了發展，增加了樂曲的立體感和交n向性。音樂結構中所需要的動力、內聚力、平衡力等通過疏密變換、對比統一來完成：由疏開始，逐漸到密，體現了音樂時值結構的彈性推動。經過三次這樣的過程，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緊，打破了樂曲的平衡，具有極大的張力，推動了音樂的發展。作品的色彩布局更是明暗相間，疏密有序。如：在全曲結束前，合唱突然停止，只留下在第一小提琴高音震音背景下的管鐘、鐘琴及鋁板琴的聲音，好像是中國國畫中的“飛白”，極具感染力，也為隨后而來結尾做了鋪墊，使得結尾更輝煌燦爛。

二、極具張力的多聲語言

這部作品的和聲運用得相當出色。作曲家并沒有局限于某種單一的和聲語言，而是從作品的內容需要出發采用了一種綜合的和聲手法：既有歐洲傳統的三度疊置的和弦，也有各種非三度疊置的和弦，其中以小二度與減五度結合的和弦結構，使得和聲的音響色彩斑斕。在具體應用時，作曲家更多的是將各種單一結構的和弦進行縱向的雙層甚至多層疊置，從而既使得其音響更豐富，又使和弦具有巨大的張力。在和聲思維方面，作曲家還運用了線形和聲的邏輯思維(包括單層和多層的平行進行，多層進行還可分為同向、斜向及反向的平行等)。

復調手法的出色運用，使得音樂連綿不斷，樂思的發展此起彼伏，起伏跌宕。除了傳統的對比、模仿等手法的運用外，來自中國民間的支聲復調也得到了精彩的運用。尤其是各種演唱、演奏方法的對位使得作品更具新意，如：《序歌》及《招魂》段落中人聲分部，一部分用傳統的聲音演唱，另一部分則念白兩者形成演唱方法的對位，頗具新意，非常貼切地表達了音樂形象。偶然音樂及點描音樂被作曲家綜合性地運用在了樂曲的發展中，是和其他的常規的音樂線條縱向疊置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風格上的對位(見《序歌》及《招魂》兩段)。

三、絢麗斑斕的配器色彩

《金陵祭》既有傳統配器手法――混合音色、純音色的精心使用，也有對現代配器手法(如色塊對置、音色分離等)的大膽使用。樂器除了采用常規演奏法外還運用了一些非常規奏法，如：第三段中六只長笛的滑音及氣顫音的運用。尤其是在交響樂隊中加入了中國傳統樂器琵琶和笛子，更是為樂曲增色。其中琵琶的非常規演奏法所發出的獨特的音色對刻畫音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段《招魂》中，在第一小提琴極高音區與大提琴極低音區留出的很大的空間內，人聲錯落地發出招魂的呼喚，鋁

板琴和管鐘以點描的形態穿插其中，好似夜間的點點鬼火在閃爍，在這一片沉寂之中，突然出現了琵琶由慢而快、由弱到強奏出鐵絲般非常生硬的聲音，音樂具有一種不可言狀的痛感，直撞人的心靈深處。

打擊樂的運用非常靈活、豐富，既有傳統的用法，更是以點描的形態貫穿在樂曲中，增加了樂曲的空間感。

在配器整體布局上，采用了既有樂隊的轟鳴交響，又有幾件樂器的纖細歌唱，力求樂隊的全奏、重奏、獨奏三結合，作到濃淡相宜，相映成趣……整部作品的配器穩重、新穎。

四、豐富老到的合唱寫作

金湘合唱的寫作技巧，我們在他的幾部歌劇和《民族交響組歌――詩經五首》中早有領略，《金陵祭》的合唱寫作則更是成熟：既有縱情揮灑的大塊潑墨，又有惜墨如金的喃喃細語；既有刀劈斧鑿般的棱角分明的縱向節奏，更有連綿不斷的聲部橫向穿插結合。聲部的濃淡、色彩的調配既異常豐富，又恰到好處！如：第三段《招魂》合唱分為八個聲部，男低音分為兩部用長音作為靜態的背景，男高音Ⅱ(又分為三個聲部)及女中音Ⅱ(也分為三個聲部)形成人聲的混合音色，用吟詠的方法構成動態的背景，女高音[(分為兩部，彼此相隔小二度)與男高音Ⅰ、女中音Ⅰ則采用點描的手法時而呼喊、時而演唱穿插在其中，配合女中音的獨唱，具有非常強烈的表現力。又如：在《序歌》開始處使用的四聲部同節奏、同音反復的混合音色手法在全曲的不同部分反復使用，是音色結構的一個精彩典范!再如：《終曲》中采用人聲模仿叮當的鐘聲非常形象!在唱到“炎黃子孫團結奮進”時，作曲家將歌詞拆散，一個字由女聲唱出，下一個字則由男聲唱出，具有很強的顆粒感和爆發力。既有人聲音彩對比，又有錯落緊湊的節奏，逐漸增漲的力度，終將作品推向最后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湘在創作技術上兼容并蓄，立足超越！他來回于有調性、無調性、泛調性之間，游刃有余；運用連續的長呼吸、開放性的結構使得音樂連綿不斷；色彩布局注重明暗相間、疏密有序等。這些既不是純“現代”也不是那種所謂的(狹義的)“中國風格”，而是一種自然的自我感受(獨特的個性)與豐富的音樂表現手段(不分東方與西方)的完美結合！

篇(2)

周末下午，我迫不及待的打開電腦去尋找于丹老師的講座。在爸爸媽媽的陪伴下，看完了于丹老師精彩絕倫的講座，這使我受益匪淺。

于丹老師一開始就問了我們小學生快樂嗎？我覺得不快樂，因為我們沒有玩的時間，因為我們有寫不完的作業，因為學校不組織實踐活動……這個時候我覺得我非常的不快樂，但是又聽了于丹老師引用古人的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覺得不快樂是我的態度不對，因為我沒有把學習當做一種愛好，沒有在知識的海洋里去鉆研去遨游。于丹老師還告訴我們，學習知識并不是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情，還要學習人如何去生存的本領，學習如何去勞動，學習如何去感恩，學習如何與人交流，學習如何自力更生等等。在一些調查報告中，這些方面我們都不如美國的小學生。

于丹老師講了一個寓言：“一天，孔子的一個學生問：‘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說：‘色難’。”但什么是“色難”呢？也就是晚輩孝順長輩，千難萬難，也難不過晚輩給長輩一個好臉色看。想想自己，平時總覺得父母對自己的付出是應該的，自己稍微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會頂撞父母，還對父母吆三喝四，想到這里，我就覺得自己對父母不孝順，臉都紅了起來。今后對父母孝順首先要做到“色難。”

通過這次于丹老師的講座，讓我明白了在學校如何去做一個優秀的小學生，在家里如何做一個孝順的好孩子，在社會上如何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五年級:978891798

篇(3)

關鍵詞:尊嚴死;自殺;無效醫療

中圖分類號:B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05－0122－02

如今，許多終末期病人可以依賴生命維持技術保持生命體征，但是技術沒能挽救所有人的生命，反而把一些患者的死亡過程拖得更長，在延長他們的生物存活時間的同時，也延長了他們的身心雙重痛苦的時間。尊嚴死是一種拒絕無效醫療的醫療處置決策。這一選擇在國際上已經有多年的實踐經驗，盡管如此尊嚴死并沒有一個清晰嚴格的定義，這也使得公眾對尊嚴死存在一些望文生義的誤解，把尊嚴死等同于選擇死亡即自殺。然而尊嚴死和自殺是有顯著區別的。談到自殺更要注意自殺也存在不同的類型，在倫理學的視域下，對不同類型的自殺的道德評價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倫理學研究的目的不只在于評價，更在于通過道德使人過上幸福的生活，對人如何才能幸福的活著做出回答。通過對尊嚴死與自殺在倫理上的分辯，不僅可以使我們對二者的區別有更清楚的認識，也能作為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回答如何才能幸福的生活。

一、尊嚴死的概念

盡管目前尊嚴死并沒有一個權威的清晰嚴格的定義，但是可以在現有的研究與實踐經驗中找到對尊嚴死概念的清晰共識。首先，尊嚴死的性質是醫療處置行為，對尊嚴死的選擇是醫療決策選擇。在其他非醫療的語境中，特別是文學文本中常見的忠杰烈士在受到屈辱時為維護尊嚴而自殺，或受到敵人逼迫而舍生取義，那些為了尊嚴和有尊嚴的死亡并不是尊嚴死作為一個專有名詞所指稱的含義。其次，尊嚴死的實施方法主要是限制醫療手段，拒絕或放棄無效醫療。目前的臨床實踐中，病人在進入終末期，或臨終階段，接受了生命維持技術的支持卻依然出現生命危急難以挽救的情況時，家屬通常被要求簽署放棄治療的文件。一種觀點認為放棄治療放棄的是全部醫療救治手段等于放棄患者的生命。［1］當然，這種觀點是有其實踐來源的。這種放棄治療也就導致了一些家屬難以簽字，因為他們在情感上無法接受，這一形式暗示著是他們放棄了自己親人的生命，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需要強調尊嚴死放棄無效醫療與這種放棄醫療是不同的。放棄無效醫療不是放棄一切治療，舒緩醫學緩解癥狀的對癥治療和對心身多方面的全人照護是尊嚴死的醫療保障。［2］第三，尊嚴死的尊嚴所在，是對患者自主意愿的尊重。在對尊嚴的維護中我們不難達成一個在物質、形式方面最低限度的客觀標準。例如對環境的要求，對操作規范的要求，可以通過制定量化的標準在最基本的程度上實現對患者的尊重。但是人的尊嚴被尊重的需要，存在不能標準化的部分，那才是更重要的部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意愿，尊重患者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對于那些已經喪失了自我意識的患者來說，顯然他們已經不再有任何意愿，但這并不表示他們愿意在這樣的狀態中存活著。至少如果他們曾清楚的表示不愿意以這種方式存活，對抗他們的意愿需要有正當的理由，而醫生或家屬出于情感、經濟或輿論方面的考慮是不足以作為違背他們尊嚴死意愿的正當理由的。

二、自殺的含義

自殺同樣是一個沒有唯一清晰嚴格定義的概念。但是許多學者都提出了有意義的自殺理論和自殺分類模型。自殺看似一個可以顧名思義的簡單概念，但是如果簡單把自殺理解為自己殺死自己，就會招致很多難以應對的挑戰性問題。故意通過別人來完成對自己的致命一擊算不算自殺呢?比如主動雇傭殺手殺害自己，答案是顯然的，這依然是自殺。即是進一步充實對自殺的最簡單解釋，強調存在主觀故意，認為方式或手段是次要的，還是會帶來新的難題，即如何界定主觀故意。吸煙有害健康人所共知，所以我們稱吸煙是慢性自殺，但是如果說吸煙者真的是想慢慢殺死自己仍然是牽強的。911事件的罹難者中，許多人是墜樓身亡的，每個人都知道從那么高的地方縱身跳下是必死無疑的，他們仍然跳了下去，我們不會認為他們是自殺的，盡管他們意識清醒做了這樣的選擇，我們不稱之為故意，我們理解他們為情勢所迫的不得已，但是每一個自殺者會都認為在生與死的理由的較量中死的理由贏過了生的理由。于是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提出選擇理論，認為如果活著可以作為一個選項，那么不選擇活著而選擇死亡就是自殺。因為人不僅僅是生物屬性的人，還是社會性、歷史性的，有人格的人。所以“活著”也是一個復雜的概念，活著并不僅僅是肉體的生命體征，還要有自我意識的存在。人是作為“我”，即主體而活著的，“我”在歷史性的成長中與社會互動取得社會關系，思維、判斷、分辨、選擇、塑造自我，改造世界，以達到自我實現。生命是重要的，因為生命是自我實現的基礎，有生命，“我”才能是我所是。選擇生存是重要的，因為選擇生活是更重要的。生命是重要的，因為有生命才能追求更高的價值理想。所以生命并不總是處在絕對至上的價值制高點的位置，為了實現更高的價值，如有必要生命是可以犧牲的。

三、尊嚴死與自殺的聯系

盡管比生命更高的價值是什么仍然是有爭議的，價值序列沒有永恒絕對的唯一的標準，但是有比生命的價值更高的價值存在，是可以肯定的。因此自殺行為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被指責為愚蠢，漠視生命，或不負責任的。如果把保持生命體征，保持呼吸心跳視為活著，把選擇尊嚴死視為選擇死亡而非選擇接受死亡，在這種預設下，確實可以把尊嚴死與自殺等同起來。然而，人有活著的權利，沒有不死的義務。終末期患者的死亡意念，并不總是對尊嚴死的選擇，一些有死亡意念的患者，表示要放棄治療，可能并不是出于對更高價值的追求，或對自身生活的規劃，也并不是為了自我實現或維護自己的尊嚴，而僅僅是因為擔心自己是多余的負擔。負擔感對各個年齡階段，各種群體分化中的人來說都是死亡意念產生的一個主要原因。［3］

四、尊嚴死與自殺的區別

應該承認尊嚴死與自殺之間是存在區別的。最大的區別在于二者的動機不同，選擇尊嚴死，是在選擇生存狀態與生活方式;而自殺者是拒絕生活的。其次還應該考慮做出選擇的主體的生存受益情況。如果反對放棄無效治療，是因為把拒絕無效治療看做是自殺，認為能延長生物學意義上的存活時間的醫療手段就是有效的治療，不考慮反對自殺的理由，僅持有一個反對的立場，在價值判斷之間做循環論證，卻不給出價值判斷的理由，無視放棄無效治療與自殺或他殺之間的區別，是武斷的、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把選擇放棄無效治療選擇尊嚴死的患者等同于自殺，把他們對尊嚴死的選擇歸結為能力所限的唯一可能實現的自殺方式，把他們接受死亡，積極規劃臨終生活的態度同摒棄生命悲觀的自殺意念等同起來，對他們來講顯然是不公平的。

五、對待尊嚴死或自殺的恰當態度

有調查顯示“軀體疾病患者自殺意念的危險因素包括醫治意愿低，疾病帶來的社會壓力，抑郁和失眠;保護因素包括生存與應對信念、家庭責任以及對子女的牽掛等。”［4］這提示我們要注意關注患者對尊嚴死意愿的表達，是真的在選擇尊嚴死，還是在通過尊嚴死表達一種因缺乏關愛而產生的絕望。對待尊嚴死的態度不能是武斷的支持或反對，而是應該認真思考人生的意義，認真規劃自己的生活;對他人尊嚴死的決定的態度，也應該建立在有效溝通之上，努力理解，并力所能及的幫助他人實現對人生最后階段合理的人生規劃。我們對自殺者的態度也不應該是支持或反對那么簡單，選擇支持而協助或鼓勵自殺，選擇反對而阻撓或譴責自殺，都不是對自殺者恰當的態度，適宜的反應應該是同情、理解和幫助有自殺企圖的人回歸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生活。

［參考文獻］

［1］沈樂君．廣州醫療機構晚期癌癥患者放棄治療問題的倫理研究［D］．廣州醫科大學，2014．

［2］朱樂瑩，陳香樺．終末期患者不予或撤除無效治療文獻綜述［J］．經濟研究導刊，2015(21)．

［3］［美］托馬斯•喬伊納著，曹夢琰，潘千譯．為什么要自殺［M］．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15．

篇(4)

[關鍵詞] 《錦衣衛》;李仁港;“生命”;“尊嚴”;正義;希望

《錦衣衛》上映以來,觀眾好評如潮。有人認為影片選擇“明朝那些事兒”中“錦衣衛”,滿足了觀眾“獵奇心理”;亦有人說甄子丹、趙薇、吳尊、洪金寶、劉松仁、午馬、羅家英等“老中青”搭配的明星豪華陣容和酣暢淋漓的武打、快意恩仇的情節,讓觀眾“感覺過癮”;還有人指出李仁港學美術出身,用獨特唯美的構圖、明暗交織的色彩及悲情凄美的音樂,為觀眾送上了“視聽盛宴”。通過“文本細讀”[1],我認為影片寄托了李仁港等電影人對“生命”存在的思考、對生活本質的發掘、對人間正義的呼喚,此乃影片內涵和價值所在。 一、為“尊嚴”而生活

人為何而活?怎樣活?活著意義何在?這些問題,一直是電影人思考的核心問題。李仁港曾遠赴倫敦學習藝術理論,有堅實的美學基礎。這部影片,他兼導演和編劇,“作者電影”印痕鮮明。“尊嚴”,《辭海》釋為:“對個人或社會集團的社會價值和道德價值的認識和自我肯定。承認人的生命價值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尊嚴。”[2]是此片思考人“生命”意義的第一個“關鍵詞”,人應敬畏生命,承認人的生命價值存在,為“尊嚴”而生活。

此片武戲為主,臺詞不多,卻7次圍繞“尊嚴”敘事,6次顯臺詞,1次“潛臺詞”,執著地圍繞生活“尊嚴”思考、追問、質詢、探尋、重申和隱喻,推動故事情節漸次展開,引導觀眾聚焦“生命本體”邏輯反思,不輕易轉移“視點”,直到有“答案”和行動。“尊嚴”問題首先由喬花(趙薇飾)引出,她是一柔弱女子,俠肝義膽卻武藝不強,面對“天鷹幫”攔路打劫,憤憤說:“為什么這些人老愛欺負人,這個世界真的變了嗎?我們老百姓真要活得這么沒有尊嚴?”青龍(甄子丹飾)答:“尊嚴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爭取的。”表明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奮斗,與不平等生活做抗爭,批判將“生命意義”建立在外來事物、他人力量之上,一如盧梭所言:“每一個正直的人都應該維護自己的尊嚴。”擁有高強武藝就能獲得“生命”尊嚴嗎?不一定。對“沒有名字”(青龍是“官號”)、“從來不問因由,只問時間、地點、何人”的青龍來說,“完成任務,是錦衣衛惟一的尊嚴”。可這種“生命價值觀”將青龍異化為喪失人性的“殺人機器”,成了無是非對錯判斷、為閹黨奸人利用擺布的“工具”,走上的“是一條有進無退的路,這條路很短暫,我很快就會走完。”說到底,亦無“自我尊嚴”,其所做所為社會不認可,主人也不肯定,反惹殺身禍。像喬花那樣低聲下氣“托付終身”的“委曲求全”也無“尊嚴感”可言,因為她也不是自己主人,雖天真地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暢想無異于“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即。“三不洗澡堂”中喬花和青龍的對話,既是對過往人生存在意義的回首和思考,也是對自我靈魂路歸何方的拷問和追尋。在對“生命尊嚴”的探索和質辯中,完成了自我人生的短暫洗禮。

帶著對“尊嚴”的思索和追尋,青龍、喬花在追擊、逃亡路上歷經坎坷,由猜忌、互相利用到熟悉、相依為命。因向往“尊嚴”,青龍“人性”漸漸覺醒復歸,懂得關愛他人、信賴他人,并收獲了友情和愛情,找回了生命存在意義――為“尊嚴”而活。最后為國捐軀,完成了心靈解脫、生命蛻變和自我救贖,升華了人生意義,由“殺人機器”武士進化到“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武俠,死得有“尊嚴”。喬花也改變了對“錦衣衛”的認識,患難與共,擦出“愛情”火花,重新審視“婚姻生活”、思考女性存在意義,沖破了舊式婚姻枷鎖――“推掉了婚事”,去追求自由愛情、快意人生,助愛人完成救亡大業。秦少游說:“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只要有尊嚴地愛過,哪怕活在期待愛人歸來的“鏡像”里也有幸福感、有意義。

二、“正義”:值得用生命去追尋和堅守

除探討為“尊嚴”而生活,影片還呼喚、考索“正義”,認為此值得用“生命”去追尋和堅守,這是影片反思“生命”存在的第二個關鍵詞。

從人物塑造看,影片塑造了當朝大傅趙審言凜然正氣、視死如歸、舍生取義的形象,他是“正義”化身。面對尚未覺醒、為虎作倀的青龍索要玉璽、以死相逼,他當頭棒喝:“我趙審言頭可斷,但絕不會屈服于奸臣亂黨。……青龍,你有沒有想過,如果這個玉璽一旦落到奸臣手里,天下會有多少蒼生因此而涂炭。保護玉璽,乃是你們錦衣衛應負的責任”,刺激青龍反思職責、行為的是非對錯及生命存在的意義,最終覺醒。還塑造了殺人越貨的強盜、天鷹幫幫主“大漠判官”,在“正義”感召下向“盜亦有道”復歸。不要朋友、拒絕結盟的他,雁門關外一戰,震驚于青龍以生命做賭注,說:“我天鷹幫家訓,有一天,我能找到值得用生命去搶的東西時,我就由強盜變成盜亦有道了。”如果說“判官”生命世界此時還只盯著黃金,那么驛館一戰他成熟了,為青龍舍身犯險找尋、奪取和保護玉璽不為亂臣奸黨利用,敢于奉獻生命的“正義”精神所折服。久被金錢物欲迷失心性的他幡然猛醒、懸崖勒馬,進而加入阻止慶親王作亂的戰斗,獻出了年輕生命,實現了追尋大“道”(正義)的承諾和家族訓誡。影片也塑造了“正義鏢局”喬永等一批行俠仗義鏢師,他們俠肝義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心系蒼生。一生平凡,卻也幸福。

追尋“正義”、堅守“正義”是影片的價值訴求。從人物姓名看,趙審言代表正義,其子名“守正”――“隱喻”堅守正義,后繼有人。邪惡代表之一閹人名“賈精忠”,賈者,假也。從兵器名稱看,“大明十四勢”最厲害武器“天、地、將、法、智、信、仁、勇”等均與“正義”有莫大關聯,更不用說“一殺違旨抗命、二殺干政弄權、三殺貪贓枉法、四殺通敵叛國、五殺同袍相殘”等,明白彰顯“正義”;鏢局直接名號“正義”,擔負著保護生命和財產不受侵犯的重任。即使鏢局面臨解散,老鏢師喬永還囑托年輕手下好好收藏“正義”鏢旗,不愿斷送在自己手上;在他走完正義一生后,又說:“江湖太少正義,正義鏢局是應該堅持辦下去的。”女兒喬花勇敢肩負起此重任,她讀懂了“爹的酒,不是用來活血祛淤,而是助他想起最美好的回憶”中深刻含義。是攔路打劫的強盜對“正義”鏢局的無情踐踏,激發了青龍生命斗志;是天真無邪的喬花“希望這江湖能出現一位大俠主持正義”的熱切呼喚,打動了青龍冷酷心靈,預設了青龍“奉天成仁”,犧牲寶貴生命來完成對“正義”的追尋和堅守。故事結局,趙審言官復原職,喬花稱譽“有他這樣的正義忠臣,老百姓一定會有安樂的日子”。另外,影片的構圖、色彩和氣氛烘托,導演亦用心良苦,當青龍等為“正義”而戰時,畫面選擇正向構圖,色彩鮮亮,氣氛激昂,反之則否。在他們齊心協力完成保護玉璽任務后,導演有意給“正義”鏢旗“正”字一特寫鏡頭。這些細節,見出導演有意建構“正義”,這才是“俠”者之本,是“武俠片”真正的精神意涵。

三、活著“有希望才是幸福”

電影藝術根源于生活,是對生活本質的思考、探索和提煉。雖然《錦衣衛》為悲情結局,但影片結尾卻提醒人們,要笑看人生風云,高瞻遠矚,對未來充滿“希望”,有“希望”的活著才“幸福”。“希望”是這部影片反思“生命”存在的又一關鍵詞,是其一以貫之都在思考和解答的核心問題。

《錦衣衛》詮釋了李仁港導演對“生命”存在的反思。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曾指出:“幸福取決于三件事,這三件事都是你力所能及的:你的愿望,你對與你有關的事情的想法,還有就是如何利用你的想法使之發揮作用。”[3]在李仁港看來亦如此,幸福人生,路不能越走越窄,沒有“希望”的活著是人生大不幸。只有放下心中包袱、超越外在壓力,有權選擇自己的路,堅定信念走下去,才會“海闊天空”。保持“希望”,懷有“夢想”,是堅持走下去的基礎。影片敘事了青龍、喬花等人生存困境。青龍做錦衣衛、殺死自己哥哥、當上錦衣衛指揮使、聽從命令殘殺生靈、遭他人陷害追殺等,幾乎人生每一個重要關口,他都“被”外在勢力所遙控,由不得自己選擇,“被”字在他人生詞典中牢牢占據核心位置。不能做自己行動主人的他,說到底如行尸走肉茍全性命于亂世。他活著,但不屬于自己,看不到希望和未來,直到在亡命途中碰見喬花。喬花說:“……但是我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的。我娘常說,有希望是幸福的。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路。青龍,對于你也是,路只要走下去,一定會海闊天空的。”其實喬花心中理想和現實也存在很大差距――“我希望找一個托付終身的夫婿,但他花心;我希望江湖能出現一位大俠,可他殺人不眨眼。”但她比較達觀,她開導青龍振作起來,選擇自己的路走下去,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在喬花鼓勵下,青龍逐漸從“殺死自己兄弟的噩夢”中覺醒,正視生存困境,變“躲閃奸人追殺”為“主動偵破玉璽丟失案情”;變“生活在他人陰影之下”為“光明正大地面對和挑戰對手”,完成了人生角色轉換,并勇敢承擔找回玉璽、保護玉璽,鋤奸除惡、保衛國家的偉大使命。即使路上遍布陷阱、機關重重,即使一次次被打倒,但他都頑強站了起來,因為他的心中充滿“希望”,任誰也阻擋不了。最終與敵同歸于盡,但因完成了任務而倍感幸福。一生很少笑過的他,終于含笑九泉。喬花同樣也走出了人生困境,雖然她和青龍的愛情沒有結果,但她每當回想起“一起走過的路”,搖著愛人送的銅鈴,從望遠鏡里也能看到活下去的“希望”――她看到了愛人向她奔馳歸來,從片尾她那絲微笑中,能感覺到她是幸福的,對她而言“有希望才是幸福”。正如韓劇《大長今》中長今所說:“不做事就沒有精神,哪怕是種一棵草、一株花,也要懷著希望去做。”是呀!只有懷著“希望”做事,暢想未來,人才有源源不斷的生命精神,存在才感到充實、幸福。

綜觀整部影片,盡管還有瑕疵和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因對生命“尊嚴”的渴望和探求,對世道“正義”的追尋和堅守,對生活“有希望才是幸福”意義的發掘和倡導,提升了影片的內涵、質量和境界,足以與李小龍“武打+愛國”、成龍“功夫+諧趣”、李連杰“武俠+道德”等武打片相媲美。此片還有積極的當代意義。總理曾在春節團拜會上講話指出,“新的一年,我們要更加努力工作,切實解決好民生問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他著眼于中國社會現況和未來發展大計,拈出“幸福”和“尊嚴”兩個關鍵詞,為切實改善人民生活、提升人生質量鼓與呼。這與同期上映的《錦衣衛》及“水木年華”組合復出傾情演唱《生命的尊嚴》等,難道僅是巧合?對比2009年,“被”字成為年度“關鍵詞”,也是暗應嗎?我想不是。“藝術文本”與“政治文本”價值訴求趨同,都是對當下“生活文本”中“尊嚴缺失”“正義淪喪”“人被役使”“幸福遙遙”等的回應、解讀與不懈探求。這,也是有責任感的每一社會存在個體都應用心思考、積極擔當、付諸行動去解決的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 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09.

[2]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856.

篇(5)

你問我，看見了什么？

我說一種永恒的執著與堅守。

??題記

(一)

幽深無比的海底，珊瑚在海水的懷抱里，它是柔軟的，是柔若無骨的那種柔軟，所有小小的觸角都在水中一張一合，似乎每一陣流水的波動，都在柔柔的撥動著它的心弦。

在寂寞寧靜的海底，珊瑚就像是一個沐浴在愛情之中的女子，每一絲每一縷都是生命，每一分每一寸都是光彩。如果采珊瑚人用那雙習慣摘取生命的手把她毫不憐惜地帶出水面，遠離大海，珊瑚只是一具白骨。

那一刻，我明白：所謂尊嚴，是一種在活著與舍棄中傳承的情感。一種本能的珍惜，一種本性的堅守。

尊嚴，來珊瑚的詮釋。

(二)

有著讓世界驚嘆的美麗的皮毛。在陽光下，那是深紫色的，像緞子一樣。如果你在林間湖水旁，如果你看見它靜靜的棲息在水邊的巖石上，你也許會驚訝，造物主原來是如此的神奇。他竟然造出如此完美而有生命的寶石，有人闖進了水獺的家園。在陽光下，他們瞇起了眼睛，扣動了板機，槍響過后，水獺死了，水獺的美麗也消失了，躺在巖石上的，只是一只平凡的水獺。

那一刻，我明白：所謂尊嚴，是一種美麗與丑陋之間的生死抉擇。一種無形的精神，一種生命的守護。有人說，守護尊嚴，是人類靈魂的最后堅守，我相信。

守護尊嚴，我閃有純藍的天；

守護尊嚴，我們有活躍的氣息；

守護尊嚴，我們有勇敢的信念；

篇(6)

生命是一個偉大的奇跡，過去的我們無論經歷過多少悲哀、落寞，只要我們依然擁有尊嚴，這就是我們堅強拼搏的理由。

每一個人都有尊嚴，不論是國家的元首還是路邊的乞丐，他們都有著人格平等的理由，那就是尊嚴，我們可以沒有文化，可以沒有金錢，可以沒有權利，但一定不能沒有的是尊嚴。尊嚴，它應得到的解釋是什么？面子？虛榮心？不，不是，尊嚴，它是一種生命的超脫，是一種靈魂的逾越，是一種超越普通人生觀的價值觀。我們每個人的靈魂里都刻有這個詞，只是我們不善剖析自己，但它仍然不無時無刻的提醒我們，讓我們銘記尊嚴的至高無上。

民族亦如此，一個偉大、勇敢而又驕傲的民族，她寧可面對任何戰爭的挑戰，也決不愿放下尊嚴而獲得卑賤的繁榮。

中華民族五千年，有過盛世繁華，有過心酸血淚，在叛國賊的手中，我們的民族默默的承受著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寫下了一段恥辱的歷史；但不服輸，不甘屈辱的中華兒女，他們拿起手中的刀槍，為了民族的尊嚴，他們寧可放棄生命。革命戰士，在獄中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寫下“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人的身軀哪能由狗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著，哪一天，地下的火沸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的不朽詩篇，他表現了一個堂堂正正的戰士應有的氣概，不僅是為了?I衛自己的尊嚴，更是在?I衛一個民族的尊嚴。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視死如歸的革命戰士，才有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正是有了許許多多奮不顧身的科技人員，才有了炎黃子孫在世人面前的尊嚴與驕傲。中華民族正是有了這樣的氣魄與膽量，正是有了這樣的智慧與謀略才詮釋了一個優秀的民族是怎樣從不堪的歷史走向輝煌，怎樣把尊嚴打上中國的烙印。

我們不能失去尊嚴，我們的民族更不能失去尊嚴。不論我們是多么窮困潦倒，還是懷才不遇，我們還有無價的財富，生命與尊嚴。

篇(7)

【關鍵詞】安樂死；生命權；人權沖突

引 言

安樂死是否可以作為一項權利加以認可一直倍受爭議，自荷蘭就安樂死問題制定法律以來，英國、日本等國也開始有條件的認可了安樂死，我國也有人大代表提出將安樂死合法化。有學者將其認為一項新興的權利，稱之為“安寧死亡權”。因此實有必要從憲法學角度對安樂死進行基于基本權利的合法性研究，生命權的內容在今天日益豐富，生命權不僅僅局限于物理性或動物性的生存，還包括享受生命的權利。首先，作為整個社會共同體的一員，自由處分生命權是難以接受的，但同時個體又擁有享受生命的權利，免除痛苦有尊嚴的度過生命的最后時刻無疑是享受生命的重要形式，而安樂死實際是生命存續權與享受生命的權利之間的沖突，本文試圖從人權沖突的角度對安樂死的合法性加以分析。

一、安樂死及其爭議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一般理解是：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的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在病人和其親友的要求下，經醫生認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的過程。

安樂死問題與人的生命休戚相關。對安樂死一直存在著爭論。爭論主要有兩種立場：

首先，反對安樂死的立場。其認為安樂死是剝奪生命權的一種方式，應該通過法律對其予以禁止。反對安樂死論者主要考慮到如果承認安樂死合法將會帶來難以控制的負面效應。承認安樂死將無法有效地保護弱勢人群的生命權，同時，也會使重病患者的精神負擔極度加大，因為他們可能面臨安樂死。這在歷史上也有過相關的事實，30年代納粹德國對所謂劣等民、殘疾人以及老弱人群進行殘酷的清洗，目的是保持德意志血統的純凈和節約肉類與香腸。希特勒簽署了一份文件，對被確認為不可治愈的病人在確診后準許被實施慈悲死亡，這個文件為此后的血腥清洗做了法律鋪墊。因此，某種程度上這是反對安樂死的一個重要歷史理由。也正由于生命對自然人乃至整個人類繁衍的重要性，使給予安樂死合法地位仍受到諸多反對。

其次，贊成安樂死的立場。其認為安樂死問題應該通過法律的途徑予以確認并加以解決。公民個人應當有選擇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權利。讓個體平靜而有尊嚴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權利。具體又可分為生命尊嚴論、減輕痛苦的要求、生命自決權、自主原則等。以上爭論雖然基于不同的視角，但是本質上都離不開安樂死的核心價值，即生命權主體是否有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或者說決定生命利益的權利。下面我們將從憲法基本權利的角度分析安樂死的合法性。

二、生命權不可自由處分

傳統觀念認為安樂死意味著對自己生命權的放棄，生命權在憲法上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基本權利，德國學者提出基本權利具有主觀權利和客觀價值的雙重屬性，主觀權利是是指個人向國家提出的主張和要求，其實質是當基本權利受國家侵害時，個人有向法院提訟請求救濟的權利。客觀價值是指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是一種價值。生命權作為一種基本權利，首先從其客觀屬性來看，其作為一種客觀的價值秩序，體現為社會共同體的價值追求，人的生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價值，是社會共同體的基本構成單位，對自己生命的處分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價值選擇，對生命權的自由處分會引發人們對生命價值的漠視。

其次從主觀權利方面來看，公民個人能否自由放棄生命權，即生命權是否屬于“自我決定權”。生命權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出發點，韓大元教授認為因為生命具有專屬性，屬于特定的生命權主體，同時其內容又與社會主體價值有著密切的聯系，當生命成為個體存在的基本前提時，個體享有的生命價值已融入到社會共同體的基本價值體系之中，是否限制與剝奪只能靠共同體意志來判斷與決定。因而生命權不可自我處分，個人的生命還與個人的主要親屬以及同其生命有重大利害關系的人以及整個共同體有密切聯系，因而，將安樂死規定為一項一般性的權利加以保護，是對國家保障公民義務的一種背離，脫離了憲法的基本價值。

三、作為享受生命的權利

《亞洲人權》中對生命權是這樣界定的：生命權為諸權利之首，其他/她/它權利和自由均由此而生。生命權絕非局限于物理性或動物性的生存，而應涵蓋人得以享有生命的任何體能與智力。生命權意味著活動合乎起碼人性尊嚴之權、維持生計之權、居留成家之權、受教育之權、享有清潔和健康的環境之權。可知生命權并非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的權利的集合。從效力的角度出發，生命權的內容包括三個方面：1、防御權生命權。其本質是對一切侵害生命權的行為進行防御，防止國家把生命權作為實現國家目的的手段。2、享受生命的權利。生命權的對象是生命，每個社會主體平等的享有生命的價值，其主體地位得到憲法保護。3、生命保護請求權。當生命受到侵害時受害者有權向國家提出保護的請求已得到必要的救濟。

生命權絕非局限于物理性或動物性的生存，享受生命的權利才是生命權利集合中的目的所在，防御生命權和生命保護請求權是享受生命的權利的實現手段。讓每個個體有尊嚴的活著，是現代價值統一的趨向，《世界人權宣言》中也把人格尊嚴作為一項首要的權利，享受快樂實現人生的價值屬于享受生命的一種方式，而減輕痛苦，在生命結束之際獲得應有的尊嚴應當也在此之類。患不治之癥的病人在垂危的狀態下，由于精神和軀體的極端痛苦，有的人會選擇用人道方法在無痛苦狀態中結束生命，體面而有尊嚴的過完自己最后的時光。我們且不用自己的價值觀來評價這種方式，但這確確實實是一部分人選擇的享受生命的方式，即使轉瞬即逝，對于他們來說這卻實現了自己最后的尊嚴。這應當是享受生命的權利的一種體現。

四、人權沖突下的價值權衡

在上述特殊情形下，生命存續下去的權利與享受生命的權利發生了實際沖突，由此產生人權沖突，即同一個權利主體在特殊條件下自身所面臨的權利抵觸現像，安樂死的爭議實際是生命權集合中第一種權利與第二種權利之間的矛盾。由于個體不能夠自由處分生命權，筆者認為應當由共同體根據法益平衡原則，對沖突的憲法價值進行權衡，以作出取舍或平衡。在極度身心痛苦之下病人為了解除痛苦的折磨，獲得自己想要的尊嚴，雖然不具有對生命權的處分權，但卻有請求實現自己享受生命的權利，可以在兩種生命權沖突的時候有權向共同體申請施行安樂死。離開了尊嚴與價值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缺乏尊嚴生命權也難以實現，在基本人權中并不存在某項權利絕對的高于其他權利。因此有必要對給予公民主體機會讓公民提出申請由共同體加以具體權衡。

但對自己生命的處分不僅僅是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共同體的價值選擇，因此在做出權衡之時應當充分考慮共同體成員的意見，由共同體成員一起來制定權衡的標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很大一部分人會經歷與申請主體類似的經歷，因而應當爭取他們的意見，每個整體都是由個體組成的，僅僅因為所謂的整體人類的尊嚴不顧抹殺個體的需要是不人道的。經過共同體成員的同意，社會價值基礎則已具備，通過立法對此意志加以體現，進一步規定適用的情形。由公民主體或者個人的主要親屬以及同其生命有重大利害關系的人申請，由法官以制定的法律為基準在具體案件中進行權衡，公民主體與共同體達成合意，才能構成對該生命權加以處分，構成憲法上的合憲性，因而安樂死可視為實現公民享受生命的權利的一種方式，公民對安樂死僅僅享有申請權。

結 語

盡管現階段也許并不適合在我國施行安樂死合法化，但并不意味著應當絕對的否認安樂死，安樂死其實屬于個體實現享受生命的權利的一種方式，在人權沖突的權衡中，應當不斷審視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當社會價值觀念逐漸變化而認可安樂死，醫療水平和條件逐漸提高而有具有可行性時，應當通過立法程序將這種價值觀念固定化，作為人權沖突解決的權衡標準，賦予公民安樂死的申請權，由共同體作出決定。生命權應當體現為整個社會的價值追求，但社會價值隨著人們的需要而不斷發展變化，憲法應當對人們的需求有所體現，整個人類的尊嚴是建立在每個個體尊嚴的基礎之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使安樂死合法化以實現極端情形下對享受生命權利的保護，進而規范安樂死的實施，而不是一味的否認卻無法避免實際操作中安樂死的實施，才是憲法的人道主義關懷的體現。

參考文獻：

[1]姚建宗.新興權利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229.

[2]霍增輝.在法律與道德之間：‘安樂死’問題的再思考.蘭州學刊，2008，4.

[3]韓大元.生命權的憲法邏輯，譯林出版社，2012：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