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內經濟情況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過去的一年，由于受國際、國內經濟環境的影響，我市“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步伐都有所放緩，但仍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呈現出許多新的亮點。一是在武漢成功舉辦寧波周活動，啟動了我市與國內重點城市特別是中部重點城市的戰略合作。二是浙東經濟合作區首度擴容,正式接納嘉興市為浙東經濟合作區成員。利用大橋優勢將嘉興納入了寧波都市圈構建范圍，進一步鞏固了我市長三角南翼經濟中心城市的地位。三是按照國務院《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依托長江三角洲經濟協調會、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等區域組織，加強了服務長三角、服務長江黃金水岸的研究與合作。四是“引進來”工作進一步優化，工作重點實現了從引資規模向規模與質量并重轉變、向注重機構引進轉變。五是通過舉辦市外甬商創業創新大會等活動，進一步加強了與市外甬商的聯絡，激發了他們回報家鄉，投資創業的熱情。

今年是全面落實保增促調重大決策部署、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攻堅之年，是有效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的關鍵之年，也是我市國內經濟合作工作凝聚力量、創新突破的重要之年。加強國內經濟合作不但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題中之義，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更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要求。我們要緊緊抓住當前寬松的宏觀政策環境的有利時機，加快推進我市與國內兄弟城市的合作與交流，積極拓展國內市場和調整產業結構，依托我市的港口優勢，重點引進一批關聯度大、帶動力強的重大項目，為實現全市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注入更持久的動力。

一、堅定信心，應對挑戰，充分認識在新形勢下開展國內經濟合作工作的重要性。

（一）國內經濟合作是我市由開放立市向開放強市轉變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市深入實施“以港興市、以市促港”的開放戰略,堅持以開放促發展，取得了開放立市的巨大成就，實現了從資源小市到經濟大市、從區域內河小港到國際深水大港、從浙東商埠小城到現代化國際港城的跨越。在新形勢下，我市正由開放立市向開放強市轉變。開放強市首先是要樹立寧波以外就是外的大開放思想，走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協調發展之路。其次就是要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變化，不僅要為寧波的發展服務,而且要為寧波的腹地發展服務,為浙江、長三角、中西部地區、海內外提供更多的服務,在服務中發展壯大自己,在發展壯大中提升服務的水平。再次就是形成合作型的產業體系，積極發展總部經濟，承擔研發總部和銷售總部等職能，實現加工生產環節適度向外地轉移或加工外包；打造向國內外提供高端服務外包的服務產業,為國內合作的城市提供高端服務和知識型服務。四是形成合作共贏的理念，積極加大與區域中心城市的戰略合作力度，全面加強港口物流、進出口貿易、制造業、會展、科技人才、旅游等合作，在合作中推動雙方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

（二）國內經濟合作是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區域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完善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提升寧波城市輻射帶動能力，是我市今后一段時期的重要工作。從橫向看，我市與其他同類型城市相比，在某些方面我們有自己的優勢，但是從中心城區的綜合服務能力、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能力方面，我們的差距還比較明顯。從縱向看，我市現代服務業比例還不夠高，城市服務功能仍不夠完善，還不能滿足產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需要，離省委要求建立寧波都市經濟圈還有很大差距。當前，隨著杭州灣跨海大橋的建成通車，甬臺溫鐵路、杭甬客運專線等重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寧波作為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凸顯。在新的條件下，我們要按照“立足寧波、依托浙江、服務長三角、輻射中西部、對接海內外”的工作方針，加強與人才、科技實力雄厚的區域中心城市合作，大力引進高端人才、科技項目、高端產業，推動臨港服務業發展，提升我市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拓展港口腹地，加強現代物流產業合作，為合作地區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便利條件，促進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建設。

（三）國內經濟合作是當前企業走出困境尋求發展的重要途徑。國內經濟合作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資本合作、資源合作、技術合作、品牌合作和市場合作等手段，實現區域性、全國性資本、資源、技術、人才、信息等生產要素的交流與優化配置，從而使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達到最佳組合，促進生產力大發展，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市場的形成并建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而作為國內經濟合作主體的企業，只有在國內經濟合作大潮中，尋求優勢互補、強強聯合，才能快速發展，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增強競爭能力。近幾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我市企業通過國內經濟合作不僅自身得到了發展，解決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也為我市經濟發展和促進合作地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當前，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我們的企業正面臨新的困難和問題，國內經濟合作要在引進資金、技術、人才，尋求合作伙伴，拓展國內市場等方面，積極為企業提供幫助。各地、各部門要充分利用國內合作渠道，結合我市企業自身特點，加強政策引導，強化跟蹤服務，為企業開拓國內市場、拓展發展空間牽線搭橋，當好紅娘。

二、突出重點，狠抓落實，全面完成今年國內經濟合作工作的各項任務。

（一）要在“寧波周”活動中取得新成效。經過幾年的實踐與完善，“寧波周”活動已成為一個宣傳寧波、發展寧波，互動交流、合作雙贏的國內合作品牌。今年，我們將在南昌和重慶兩個城市舉辦寧波周活動，這是市委、市政府為積極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實現我市經濟平穩增長，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各地、各有關部門和單位一定要高度重視、密切配合，按照活動組委會的統一部署，抓好各項工作的落實，確保活動取得新成效。特別是品牌商品展銷、港口物流合作、進出口貿易合作等新增或重點內容，一定要從城市戰略合作的高度、保增促調的高度，早謀劃、早安排，精心組織、加強宣傳，通過活動的舉辦和合作機制的完善，為與南昌、重慶建立全面、持久、穩定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打下扎實的工作基礎。

（二）要在拓展國內市場上有新作為。近年來，各地、各有關部門堅持內外并舉，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來，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著力拓市場、保增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在外部需求大量減少的情況下，我市作為一個開放早、外向型經濟特色明顯的沿海港口城市，受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的影響更加直接、更加明顯，遇到的困難和挑戰也就更早更大，大力拓展國內市場的重要性顯得更加突出。為此，我們要進一步深化服務企業工作，充分利用國內經濟合作平臺，著力幫助企業穩定傳統市場、拓展新興市場，帶動企業產銷，促進生產和發展。我們要把拓展國內市場作為保增促調的重要舉措，在加大國內市場的拓展力度上下功夫，主動服務企業，努力提高我市產品的市場占有率。

（三）要在“引進來”上有新進展。我們要緊緊抓住國家擴大內需的重要機遇，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在引進機構和優勢項目上下功夫、求突破，強化產業鏈招商和高端項目招商。要將招商引資作為把握發展主動權、爭創發展新優勢的工作來抓，大力引進符合產業結構調整轉型需要的節能環保產業、國內優質產業，特別是要依托港口優勢和進出口貿易體系優勢，在引進國內重要外貿企業來我市設立窗口方面下功夫，推動寧波產品的出口，帶動物流企業的發展，推動現代化國際港口城市建設。

（四）要在“走出去”中有新突破。要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精神，加強與長三角地區其他城市的合作，為長三角地區早日實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率先發展和一體化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三、協調配合，真抓實干，推進我市國內經濟合作工作再上新臺階。

（一）統一思想，加強領導。各地、各有關部門要進一步統一思想，切實提高做好國內經濟合作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把這項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分管領導要增強工作的主動性，經常研究發展態勢，聽取重大情況匯報，及時協調解決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有關職能部門要統籌各方力量，分解任務，落實責任，努力營造推動國內經濟合作工作深入開展的新格局。

篇(2)

關鍵詞 人民幣 國際化 問題分析 優化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其中不僅包括國內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包括國際貿易的飛速發展。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之下，人民幣在貨幣流通和交易結算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國際化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在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匯率兌換、市場開放、貨幣流通以及國內經濟發展等多方面的問題，影響人民幣國際化。要想有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就必須采取適當的措施，有效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優化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一、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問題

（一）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彈性，完全自由兌換貨幣難

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是要建立完善的匯率形成機制，這樣才能夠實現完全自由的貨幣兌換。但是在當前的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卻存在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彈性，完全自由兌換貨幣難的問題。從當前人民幣匯率機制來看，由于人們低估了人民幣的失效匯率，使得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存在差異，導致人民幣預期的單邊升值，影響了匯率的穩定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造成了人民幣跨界貿易階段的“跛腳”現象，最終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阻礙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同時，我國當前的匯率形成機制缺乏彈性，不能有效實現充分的貨幣匯流，在國際貿易的過程中就很有可能造成外匯儲備堆積的現象，從而加劇央行的持續壓力，造成國內流動過程，導致通貨膨脹，再加上外匯的限制，也會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趨勢。

（二）貨幣市場監管效率低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低

當前，人民幣的貨幣流通量逐漸增加，我國的資本項目兌換也逐漸開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金融市場的資本流動性逐漸增強，與之相對應的貨幣沖擊風險也明顯增大。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來進行貨幣市場的監控管理，就會造成巨大的影響，甚至導致傳導性的經濟危機。而當前存在的問題就是貨幣市場的監管效率低下，中央銀行沒有加大對貨幣市場的實時監管力度，從而對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趨勢造成影響。另外，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應當保證開放、發達的金融市場。但是實際的國內金融市場開放程度較低，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民毆際化的發展趨勢。

（三）人民幣國際流通量不足，區域經濟貿易層次淺

我國經濟總量發展迅速，人民幣流通總量規模巨大，但是從人民幣的國際流通量來看，其占人民幣總量的比例只有10%，還需進一步提升發展。同時結合區域經濟貿易情況來看，中國當前的區域經濟發展普遍存在產品邊緣化，貿易層次淺的情況，使得經濟發展受到更多的外部沖擊，最終就有可能導致人民幣被市場驅逐的情況出現，限制區域貿易量。

（四）國內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經濟結構性矛盾凸顯

結合當前國經濟的發展情況來看，國內經濟改革已經進入發展時期，實際的發展速度有所放緩。同時，從我國各行業的發展情況來看，工業產能過剩，農業發展不均，造成了諸多嚴重的結構性矛盾，使得工農產業發展失衡，造成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在這樣的國內經濟情況之下，要想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的發展，就存在較大困難，難以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

二、優化人民幣國際化問題的措施

（一）改革完善匯率制度，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

從我國當前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形成及人民幣兌換情況來看，存在較多的問題，要想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發展，就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來完善當前的匯率度，推進人民幣自由兌換的進程。在實際的資本項目兌換過程中，要適當提高存款的利率，從而保證匯率體制改革的有效進行。要注意保證人民幣總量的穩定性發展，注重發展實體經濟，同時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收入的依賴程度，實現地方政府跨年度預算平衡。除此之外，還要完善經濟的監管協調機制，實施經濟貸款責任制度，從而化解區域性金融風險，打擊非法金融活動。

（二）加強金融監管力度，提升金融市場的開放水平

在金融市場發展的過程中，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來加強對金融的監管力度，提升金融市場的開放水平。首先，要實現金融產品的創新，發展多種金融產業，進而有效擴大金融市場。其次，應當建立完善的自由貿易區，增大人民幣的境外流通，完善人民幣的回流機制。再次，要深化金融行業的改革開放，完善金融體制改革，增強我國金融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最后，政府應當加強對經濟市場的宏觀調控力度，保證金融發展的有序推進，減小金融風險。

（三）開展亞洲貨幣合作，鞏固發展國內實體經濟

要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發展，就應當有效推進國際貿易的全面發展。所以，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要注重開展亞洲貨幣合作，增強與周邊國家的國幣交流與合作，促進周邊區域貿易縱深化。與此同時，也要采取適當的措施來鞏固發展國內的實體經濟，加大國內經濟結構性的改革力度，從而保證國內經濟的快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同步發展，進而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的全面發展。

三、結語

在世界金融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則成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樣的金融環境之下，就應當致力于推進國際貿易發展，促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發展。但是在實際的人民幣國際化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阻礙著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應當采取適當的措施，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從而優化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發展，全面推進我國區域經濟的全面發展，擴展金融市場，提高國內經濟發展速度。

（作者單位為四川大學錦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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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匯率安排下的貨幣政策難題

多數發展中國家前期選擇管理浮動匯率安排，隨著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迅速擴大，這種安排越來越容易遭受國際沖擊。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國際匯率安排呈現出“兩極”與“中空”特征。更多國家選擇固定與浮動兩極匯率安排，選擇中間性匯率安排的國家不斷減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從1990年到2001年，新興國家選擇浮動匯率安排的從15%上升到約50%，選擇固定匯率安排的從不足10%上升到超過15%，而選擇中間性匯率安排的從超過3/4下降到不足35%。兩極選擇解決了一些貨幣政策問題，但仍然存在各種困難，有的國家匯率安排還出現了固定與浮動的交替反復。

管理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難題

管理浮動是多數發展中國家起始的匯率安排，一方面可以保持匯率的適度彈性，另一方面可以維持當局的適度控制。管理浮動的思路是對于短期的季節性失衡，通過調整外匯儲備來減緩匯率波動，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對國內經濟的不利影響。管理浮動匯率安排的難點在于市場預期不穩定和貨幣當局目標匯率把握不準，市場預期不穩定導致資本流動突然變化，目標匯率把握不準導致貨幣當局不能及時采取恰當措施。

管理浮動匯率安排下，初期由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成本低，產品價格有競爭力。同時，經濟增長較快，國內投資機會較多。這樣，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順差推動本國貨幣逐步升值。資本的不斷流入與貨幣持續升值，最終使國內經濟過度膨脹、產品失去競爭力、貿易赤子不斷積累。另一方面，由于升值預期，國內金融機構大量借入外債，致使國內流動性過剩。而貨幣當局由于害怕本幣進一步升值，繼續維持低利率政策，導致房地產與證券市場價格飛漲、泡沫嚴重、國際資本轉向流出、“羊群行為”（投資者在市場出現較大波動時，非理性地追隨市場變化方向的行為）出現、貨幣當局為避免本國貨幣大幅貶值而提高利率，這又引起國內資產價格大跌和產出下降，真實經濟陷入危機。

管理浮動匯率安排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外匯市場干預。外匯市場干預的目標是平滑匯率波動，進而穩定國內經濟決策，但市場干預本身也存在許多問題。外匯市場干預有沖消干預和非沖消干預兩種形式。沖消就是貨幣當局為了避免因增加外匯資產而造成基礎貨幣擴張，通過減少本幣資產回收基礎貨幣，使本國貨幣供給量保持穩定。國際經濟學理論認為，沖消干預長期中對國際資本流動和本國貨幣匯率沒有影響，因為這種操作不改變國內和國外的貨幣狀況，原先的失衡仍然存在，資本流動繼續，匯率壓力依舊。另外，沖消干預會使貨幣當局本幣資產減少，影響其公開市場業務操作。非沖消干預情況也不理想，貨幣當局為減緩本幣升值而增加外匯資產，導致本國貨幣擴張，其結果是把本幣升值壓力轉化為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本幣貶值壓力大時，貨幣當局為阻止本幣貶值而減少外匯資產，導致本國貨幣收縮，其結果通常是經濟收縮、產出下降。

固定匯率下的貨幣政策難題

固定匯率匯率安排有區域共同貨幣、外幣化、貨幣局、釘住匯率等形式。固定匯率匯率安排有利于增強對本幣的信心，穩定市場預期。區域共同貨幣和外幣化貨幣制度使本國完全失去貨幣政策，多為小國家采用，如馬耳他加入歐元區，一些太平洋島國使用美元。貨幣局制度下，一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也基本完全喪失，無法解決本國經濟與聯系貨幣發行國經濟周期不匹配的問題。

阿根廷在1991年實行貨幣局制度，其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這一安排迅速消除了通貨膨脹的長期捆擾，穩定了經濟秩序。隨后美國經濟長期較快增長，美元利率持續上升，美元不斷升值，而阿根廷經濟進入收縮期，高利率使經濟進一步下滑。與此同時，阿根廷的主要貿易伙伴貨幣持續貶值，使阿根廷出口遭受嚴重打擊。內憂外患終于使阿根廷陷入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危機。

釘住匯率安排通常將本國貨幣和與本國貿易、資本往來最密切國家貨幣掛鉤，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但對外匯市場干預的依賴程度更高于管理浮動匯率安排。外匯市場干預導致貨幣當局外匯儲備變動，外匯儲備變動能夠給市場發出信號。當外匯儲備劇烈變化時，市場會預測固定匯率難以維持，國際投機資本就會大肆攻擊本國貨幣，積聚巨大風險。釘住匯率安排消除了本國貨幣與釘住貨幣之間的匯率風險，有利于促進兩國之間的貿易與資本往來。但由于當前世界主要貨幣都實行浮動匯率安排，對其他貿易伙伴的匯率風險反而有可能上升。

完全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難題

完全浮動匯率安排下，中央銀行不再設定目標匯率，也不再對匯率市場進行干預。貨幣政策獨立性明顯加強，但由于匯率已經成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央銀行在決策中會考慮匯率因素。曾有學者運用開放經濟泰勒規則模型分析了大量新興國家的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國家對匯率變化采取了“逆風向”操作。

與管理浮動匯率安排相比，完全浮動匯率安排下的匯率可預測程度低，匯率風險更大。完全浮動匯率安排下市場參與者更加謹慎，更多地運用遠期匯率、期貨、期權等工具進行套期保值，也可以說是將原先貨幣當局的負擔轉嫁到私人部門。國際資本流動更加理性，但仍然難以避免“羊群行為”。近期韓元匯率大幅波動、俄羅斯盧布大幅貶值就是實例。俄羅斯盧布貶值還引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在國際社會降息浪潮中，俄羅斯央行不僅不能通過降息來應對產出下降，反而在2008年提高了利率，致使國內經濟惡化，股票指數從2700多點跌到500點附近。

放棄匯率市場干預后，對資本流動的適當限制就更為必要，韓國、菲律賓、墨西哥等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資本流動措施。限制資本流動措施包括限制資本流出的措施和限制資本流入的措施。限制流出措施又包括限制金融機構對外授信、限制企業與居民對外投資等；限制流入措施則包括限制金融機構從境外借款、規定流入資金最低期限等。發展中國家國內資本積累不足，需要外部資金支持國內投資項目，對資本流出的限制更嚴。資本流出限制有利于維持國內低利率，促進國內投資，促進就業與增長。但資本流出限制的度很難把握，日本20世紀70～80年代就是很好的示例。當時日本限制私人部門將貿易盈余投向境外，致使日元供求嚴重失衡，國內信貸過度擴張，國內資產價格飛漲，日元大幅升值，最終泡沫破滅，導致資產價格持續下跌，經濟陷入長期蕭條。

緩解開放中貨幣政策難題的建議

發展中國家開放過程中，貨幣政策難題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無論在開放的什么階段，無論選擇什么形式的匯率制度安排。消除貨幣政策難題是不可能的，解決思路就應立足于緩解外部波動對國內經濟沖擊，并依靠有利條件發展國內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

一是維護中央銀行獨立性。中央銀行獨立性指不受政府與利益集團干涉，根據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合理地制訂與調整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目標是長期的經濟增長與價格穩定，著眼點是整體經濟，中央銀行與政府或利益集團的目標常常是不一致的。獨立的中央銀行才能根據國際國內經濟狀況做出合理的判斷，如果受制于政府或利益集團，貨幣政策就會出現目標選擇混亂，在開放條件下更容易積聚風險。

二是保證貨幣政策的靈活調整。在發展中國家逐步開放的過程中，國際國內經濟與市場狀況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也在變化。貨幣政策一定要隨著變化的環境一起變化，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要根據新的形勢適當挑戰貨幣政策目標，調整貨幣政策工具，調整操作方法。

三是保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良好配合。發展中國家政府職能多，經濟結構不合理，金融市場不發達，充分發揮貨幣政策作用的條件還不具備，財政政策還發揮著重要作用。財政政策應當積極支持貨幣政策實現對內與對外目標，在國內經濟過熱的時期要積極削減財政支出，避免因財政赤字而迫使發行貨幣或影響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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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說，CPI漲幅的回落僅僅是漲幅變小，而絕非絕對價格的下跌。單看過去一段時間，中國CPI漲幅的回落無非基于兩大原因，其一，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其二，國內經濟需求——內需——投資與消費需求大幅萎縮。前者基于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國際金融巨頭控制價格的利益訴求，而后者則基于中國過去嚴厲緊縮貨幣的后果。

現在的情形是：中國絲毫改變不了對國際市場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地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如果再度出現上漲，中國CPI必然呈現巨大壓力。另外，國內經濟“斷崖式疲弱”已經發生了，政府托住經濟已成當務之急。所以，未來指望國內經濟繼續疲弱壓低CPI的企圖顯然不切實際。

我的判斷是：過去10年，中國物價走勢主要因素不在國內，而未來將更不取決于國內因素。

比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唯一出現的一次經濟過熱——2003年至2007年，不是中國主動性經濟活力所致，而是歐美公眾在長時間極度寬松貨幣政策支持下、在房地產金融創新的誘惑下，以空前膽量大規模透支消費引發的。他們的透支消費，變成了中國超常增長外需，從而導致中國經濟過熱——為滿足出口需求，國內大量投資。

說這件事是想告訴大家，中國“入世”之后，中國政府對物價的實際控制能力已經被大幅削弱。尤其是在“中低端消費品加工廠”地位短時期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中國CPI將受到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變動的嚴重干擾。這一點，中國的中央銀行必須看清楚，否則貨幣政策就會出大錯，就會出現物價管不住，卻把經濟推向深淵的“滯脹”境地。

現實讓人擔憂：中國進入“低價格時代”？根本不存在。因為，歐美債務已經積累到完全不可持續的狀態了，大量投放貨幣，迫使債務貨幣化，早已變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此背景之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怎么會呈現總體下跌走勢？

無論國際社會如何作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只會出現調整式的下跌，而不會發生趨勢性的改變。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G20將專門研究糧食價格如何控制的問題，但價格會因此而下跌？市場告訴我們，沒有。而且從現在的情況看，美國并不希望糧價下跌，奧巴馬甚至專門撥付1.5億美元財政資金，要求有關方面“趁著糧價還低，盡快購買糧食、豬肉等商品”。

奧巴馬說“糧價還低”是什么含義？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商務部提供的數據顯示：國內肉、禽、蛋、奶等食品價格連續4周上漲。這勢必對CPI走勢構成影響。

此時此刻，我想提醒有關方面：不要繼續用緊縮的方式應對CPI的上漲，這屬于削足適履式的宏觀調控，是對中國經濟的重大傷害。但放貨幣也沒用，所以關鍵是讓貨幣政策歸于被動。治理經濟、減輕國人在物價不斷攀升過程中的痛苦，必須考量非常規手段，而且絕非權宜之計，因為歐美甩掉債務包袱的過程決定了這場危機不會短時期結束。此外，“非常規手段”的設計關系到中國如何在未來10年的嚴冬里取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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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人民幣升值；匯率制度改革；貨幣政策

作者簡介：趙鵬(1976～)，男，河南鄭州人，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金融理論與實踐研究。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8)04-0132-04　收稿日期：2008-06-06

一、加息與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兩難困境

我國自2004年陷入了以抑制通貨膨脹與保持人民幣不升值二者不可兼得的兩難困境，困難首先來自人民幣的升值預期。

(一)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從實際上看，我國采取的是有浮動的準固定匯率制。當人民幣匯率與經濟運行相背離、和市場預期發生較大偏差時，人民幣就產生了貶值或升值的壓力。自2003年始，市場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對人民幣產生了很強的升值預期。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1　美元貶值。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以及財政赤字導致了連續多年美元對其它世界貨幣的不斷走軟。由于人民幣實際實行的是與美元掛鉤的準固定匯率制，所以人民幣對其它主要世界貨幣隨美元一同貶值，因此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因此高漲。

2　購買力平價顯示人民幣低估。購買力平價從長期決定著兩國貨幣的交換比率。國內外學者和機構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做了很多有益的研究，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測算結果包括：任若恩估算1991年人民幣購買力平價水平為1美元等于1.41元人民幣，郭熙保估算1994年的這一水平為1美元等于2.26元人民幣，易綱和范敏估算1995年的這一水平為1美元等于4.2元人民幣。由于涵蓋了被統計的GDP中絕大多數商品的價格，目前被認為最權威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由世界銀行進行的。根據世界銀行《2003年世界發展指標》，2001年人民幣購買平價水平為1美元等于1.9元人民幣(楊長江，2003)。

也就是說，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看，即使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因素，人民幣仍然嚴重低估了。

3　長期國際收支順差。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外部均衡的基本格局可以用“雙順差、高儲備”來概括。除個別年份。這一國際收支格局基本上都保持不變，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始終保持雙順差狀態。這種持續雙順差的國際收支結構形成了外匯市場對美元的長期超額供給，給人民幣帶來了最直接的升值壓力。

4　預期因素。我們在前面講過，在固定匯率制下，超額的外匯供給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會轉化為外匯儲備的增加，然后再通過基礎貨幣投放造成物價上漲，最終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上升。由于國內已經出現了持續的物價上漲，所以人們認為國家會繼續采取措施抑制國內通貨膨脹。采取的措施最可能包括：一是使人民幣匯率在更大區間內浮動從而導致人民幣加速升值；二是提高名義利率，改變實際負利率的狀態。但不管采取哪種方案，都會強化升值預期，帶來更多的資本流入。

綜合以上諸多原因，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非常強烈，以致于我國外匯儲備近年來急劇增加，給貨幣政策帶來了巨大困擾。

(二)固定匯率制下我國貨幣政策受到的沖擊

從1994年以來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經歷了從經濟過熱到通貨緊縮再到如今投資過熱的大幅波動，尤其在1997年還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人民幣匯率除了在1994年升值3.5％，1995年升值1.6％以外，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在此后長達10年的時間里始終穩定在1美元兌8.28元人民幣左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因此在1999年將人民幣匯率制度轉列入固定釘住制。

但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卻給我國的貨幣當局帶來兩難。1997年美元升值和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周邊國家貨幣相繼貶值，人民幣貶值壓力增加，國內的部分資本通過一些渠道流出境外。而這時我國國內經濟處在抑制投資過熱后適當放松銀根的宏觀政策時期，人民幣存款利率連續7次下調。不斷下降的人民幣利率加劇了資本外逃。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銀行被迫在外匯市場拋售美元，這樣又縮減了基礎貨幣的投放。銀根的被迫緊縮直接導致國民經濟陷入了長達數年的通貨緊縮與消費低迷，增長速度減緩，失業問題加重。

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外部沖擊的影響逐步消退以及國內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逐漸顯現，國內經濟于2003年出現拐點。在寬松的金融政策環境下，CPI呈現持續上漲態勢，持續多年且有加速跡象，這使得貨幣當局不得不采用緊縮的貨幣政策予以干預。然而由于美元相對其他主要世界貨幣大幅貶值、中國國際收支的長期順差以及人們對央行將運用加息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等因素，人民幣表現出很強的升值壓力。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人民銀行被迫大量購買美元，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供給的主要渠道，從而造成人民幣的大量投放，而這又加劇了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

(三)走向浮動是未來人民幣匯率的必然選擇

克魯格曼(1998)在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提出了開放經濟的三元悖論，又稱克魯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對一個國家而言，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這三個政策目標只能同時選擇兩個，不可能三者得兼。“不可能三角”直觀地表達了模型的結論，如圖1所示。

圖1中三角形的三個角點分別表示自由的資本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及匯率穩定這三個具有積極意義的宏觀經濟目標。如果實現了自由的資本流動，可以實現國際金融一體化，提高資本在國際間的配置效率，貨幣政策獨立則意味著貨幣政策自主于外部因素，可以有效地針對國內產出和價格水平的波動進行調節，如果實現了匯率穩定，則可以有利于國際貿易和投資。如圖1所示，在貨幣獨立、匯率穩定和完全的資本流動之間，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這三個目標，必須得放棄三個目標中的一個。

不可能三角的三條邊清楚地表明：(1)要想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就必須放棄匯率穩定而采取浮動匯率制。(2)如果一國在保證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又要穩定匯率，那么它只能放棄貨幣政策自，不過這只在理論上成立，因為一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再大，與規模龐大的國際游資相比總是微不足道的，這種風險在一國貨幣貶值時尤為可怕。一旦一國的中央銀行為維護固定匯率而耗盡外匯儲備卻無法扭轉國際投資者的本幣貶值預期，不僅匯率無法繼續穩定，而且由于外匯儲備的消耗導致國內貨幣供給銳減，對經濟的破壞巨大(許文彬，2003)。(3)要想實現貨幣政策獨立和匯率穩定，國家需要嚴格的資本管制。克魯格曼為亞洲金融危機

后東南亞各國開出的加強資本管制以保持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的藥方就是以此模型為理論基礎。

我國接近上述“不可能三角”的右邊所描述的狀態，匯率保持穩定、資本半自由流動，但喪失了一定的貨幣政策獨立性。雖然資本流動仍受到嚴格管制，但在金融自由化和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隨著我國經常項目可兌換、貿易依存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合格境外投資者(QFII)和合格境內投資者(QDII)制度的推出，國際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流入流出我國的難度在逐漸減小，規模日益擴大，于是貨幣政策受到外部的沖擊也越來越明顯，國內經濟受外部因素干擾容易大起大落，不利于經濟長期快速、穩定、健康地發展。另外根據我們對固定匯率制下利率對匯率影響的討論，維持固定的名義匯率效果有限，因為在資本流動條件下實際匯率會隨著國內價格的變化而變化。

在新近的一個研究中顯示，153個國家1970年～2001年的數據顯示，真實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和進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有限浮動匯率制度地區平均值位于第一，同時有限浮動匯率制度下通貨膨脹率最低(Reinhart et al，2004)。以此看來，有限浮動的匯率制度在實踐上有一定優勢。所以比較來看，人民幣匯率在國內經濟條件成熟時向有限浮動的匯率制度調整是比較好的選擇。

(四)利率市場化和放松資本管制也是完善傳導機制的需要

為應對國際資本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沖擊，僅僅調整匯率制度還不能完全解決利率、匯率傳導不通暢的問題。利率和匯率的相互作用能夠促使市場自動達到重新均衡，但這必須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場體系基礎之上。這其中至少包含三個條件：自由的國際資本流動、國內利率市場化和能夠反映真實供求的外匯市場(田文錦，2004)。

由于我國還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市場體系尤其是資金市場并沒有完全市場化，所以也不具備上述理論中所要求的相互傳導的條件和基礎，因此很容易使我國陷入內外經濟不均衡時無法自主調節的情況。國際收支的長期不平衡與缺乏靈活的匯率、管制的利率以及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不無關系。

二、匯制改革、利率市場化及放松資本管制過程中必須注意的問題

(一)匯率浮動必須在國內經濟條件成熟時才能進行

外部均衡是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政府面臨的四大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其含義在于實現國際收支的合理結構。而我國長期以來都在維持著這樣一個不均衡的國際收支結構。這種收支格局有它深刻的國內經濟背景。

1　人民幣官方匯率的決定――邊際換匯成本。總需求不足與生產相對過剩一直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難題，它的根源還在于制度因素。一方面，在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完成，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政府行為和政府職能沒有發生根本轉變、包括國有銀行改革在內的金融體制改革也沒有徹底實現的條件下，預算軟約束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仍然患有“投資饑渴癥”，過度的投資和重復建設極容易造成產能過剩，從而給社會帶來相當多的無效供給。另一方面，由于三農問題惡化，收入分配的嚴重兩極分化，產品結構不合理，廣大居民的預防性儲蓄傾向強化等多方面因素導致社會上出現了消費需求不足的局面，相當部分的社會潛在需求無法轉化為實際有效需求，因此相對過剩的國內產品只能以低價向國外輸出(潘英麗。2004)。

盡可能促進出口，增加就業是我國在改革過程中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但是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出口產品，人民幣的邊際換匯成本就很高，國家為保證出口企業盈利則不得不把外匯名義匯率定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這就是人民幣官方匯率決定的基礎。

2　制度變遷依賴外商直接投資。勿庸置疑，FDI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巨大。這不僅僅表現在給中國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同時也給中國引入了健全的微觀經濟主體。外資企業在國有經濟因體制原因增長困難時，拉動國民經濟快速增長，解決了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問題，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順利進行創造了條件。因此，政府以優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符合改革和穩定的需要。由于受到國內經濟條件的制約，政府已經對FDI產生相當強的依賴。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國家維持這種國際收支格局是由其可獲得的收益與其付出的成本所決定的。國家維持這種國際收支格局可得到的直接收益包括出口過剩產品獲得外匯、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間接收益包括拉動經濟增長創造的就業機會、帶來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優化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結構等。而為維持這種格局的顯性成本包括外商直接投資因優惠政策所獲取的高額利潤、外匯儲備因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損失，隱性成本因匯率扭曲所造成的資源浪費和效率損失。假定間接收益與隱性成本保持不變，我們考察直接收益和顯性成本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外匯儲備結構以美元為主，投資的也主要是美國國庫券和美國國債，大幅增加的外匯儲備隨著美元不斷的貶值和美元利率的連續下調損失巨大，雖然經常項目持續增長，但相對于巨額外匯儲備的貶值和投資收益的減少，增長的經常項目差額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引資政策非常寬松，過多的甚至是惡性競爭式的優惠政策導致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很高。Hale(2003)的研究表明，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為這些公司帶來的收益比他們在任何其它發展中國家得到的收益更多。據余永定(2003)測算，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收益率約為13％，遠高于我國投資美國國庫券約3％的收益率。

不過由于漸進改革還在繼續，國內經濟總需求不足的狀況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現根本性的變化，對FDI的依賴依然很強。如果人民幣在國內經濟條件不成熟時盲目大幅升值或放開匯率自由浮動，很可能造成中國的通貨緊縮、國際直接投資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并帶來財政赤字、失業壓力等許多問題，這對中國而言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二)利率市場化的同時要注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改革

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市場出清的價格必定會引起效率損失。在官方壓制利率的情況下，我國的資金市場始終呈現出超額的貨幣需求，這說明資金市場未出清，那么必然導致效率損失。在現實中這種效率損失就主要體現為銀行的不良貸款。

國內經濟正處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徹底改變，就必須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這就要求利率必須能夠充分實現其價格信號的作用，引導資金的高效率配置。這就是麥金農等在金融深化論中所提到的核心問題――利率市場化。

不過市場化的利率要想充分起到價格信號作用和有效配置資源，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微觀經濟主體必須對利率敏感。在當前體制下，占有70％以上金融資源的微觀經濟主體仍然是國有經濟部門，它們對利率是很不敏感的，這就意味著只要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法律環境不健全、政府職能不轉變，利率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所以在實施利率市場化的同

時，注重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改革是相當重要的。

(三)資本流動管制必須循序漸進

雖然國際資本流動是利率和匯率共同調節經濟均衡的基本條件之一，但在國內經濟矛盾還未有效消除的情況下，對資本流動管制的放松必須循序漸進，不可放松得過快。這是因為人民幣在未來仍存在貶值的可能性，一旦發生持續的大規模資本外逃，后果將是災難性的，對此我們必須有高度的防范意識。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以下兩個方面。

1　銀行不良資產是人民幣可能貶值的最主要因素。樊綱(1999)的研究認為包括政府最終負責的債務和銀行壞債等隱性債務之后所得到的“國家綜合負債率”已達到50％左右。花旗集團2002年的研究更是認為中國政府的“或然性負債”高達11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當年GDP的114.9％。其中銀行重組的估價成本為45000億元，社保基金的估計成本為25000億元，僅此兩項就占到GDP的73％，而當年累計的公共債務和外債分別為15500億元和15000億元，分別占GDP的16.2％和15.6％，另外還包括其它債務共9700億元，占GDP的10.1％。

由于包括社保基金在內的其它各項債務基本可控，那么最嚴重的問題仍在于國有銀行體系。其巨大的不良資產規模存量與不斷新生的不良資產增量是國家最大的隱性債務來源。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國有部門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獲得了國有銀行體系貸款總額80％以上的信貸支持。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貸款和軟約束貸款。我們把這兩種貸款合稱為政策性金融支持。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還處在漸進改革的過程當中，國家通過國有的銀行體系對國有經濟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就是必需的，那么在未來，新的政策性不良貸款的產生也是不可避免的(趙鵬，2000)。

2001年后貸款規模急劇增長證實了以上觀點。為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問題，政府放松了金融貨幣政策，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對投資的饑渴導致了新一輪的貸款規模迅猛增長。而由于新增貸款主要集中房地產、汽車、鋼鐵等基礎設施和重化工業，重復建設也相當嚴重，而國內消費需求卻無法有效啟動，所以未來的產能過剩很可能導致新一批銀行不良資產的積累。要想根治銀行不良資產問題，需要從制度改革的層面去考慮。總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體系改革的滯后導致的國有銀行體系內金融風險的不斷積累是人民幣未來貶值的最大壓力。

2　投資過熱帶來的生產過剩也會促使人民幣貶值。中國經濟從2003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高速增長為比較明顯的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我們知道投資具有兩重性，它是當期的需求，下一期的供給。如果沒有最終消費來吸收本期投資所供給的產品，就會在下一期出現進一步的生產過剩。如果不斷地以下一期投資來消化上一期投資所形成的供給，那么在缺乏最終消費的情況下必然會出現泡沫并最終導致經濟崩潰。由于在多種原因的制約下，中國國內消費需求仍然不足，并且隨著中國加入WTO后貿易壁壘的減少，快速增長的進口會進一步壓縮國內總供給的有效需求，因此投資過熱很可能帶來新一輪生產過剩。如果國內總需求無法同步增長，生產過剩會導致通貨緊縮和國內物價水平的下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預期將可能發生逆轉。

三、結論

構建起一個完善的、有效率的、有助于調節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資金價格體系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因為資金價格體系改革牽涉到經濟的方方面面，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增加農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健全社保制度等等。同時，資金價格體系改革在相當程度上又取決于其它方面改革的突破，例如國有企業改革、國有銀行體系改革、政府職能的轉變。這些問題錯綜復雜，都需要系統的研究和解決，在此不再贅述。

篇(6)

【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 貿易戰略 趨勢

一、前言

在不斷變化的世界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應及時促進政策和制度的完善，運用科學的制度來促進我國國內市場經濟的前進，在科學的制度保障下，要將我國的國際貿易經濟結構進行優化。另一方面，要想使我國能夠得到不斷的經濟進步和發展，必須加強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將其他國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學習，并結合自身實際，將其進行完善，在學習其他國家技術的基礎上提高我國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運用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積極發展。

二、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一）落后于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步伐

伴隨著不斷加快的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我國在進行國際貿易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受到世界市場貿易走向的嚴重影響。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促使我國的國內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然而仍然無法徹底改變我國傳統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嚴重制約著我國經濟貿易發展的步伐，使我國經濟貿易的發展嚴重落后于世界經濟貿易。同時，在較開放的世界經濟市場當中，為了能夠取得更快更好的發展，在進行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要采取積極的發展態度，并采用積極的發展方式，將更方面的資金和技術等條件進行充分的調動和利用，促使資源實現優化配置。

（二）無法確定國內經濟產業發展趨勢

伴隨著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出現了越來越明確的世界市場分工和更加自由的經濟貿易市場，在這種情況下，極大的擴大了經濟全球化涉及的范圍，導致當今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參加到世界經濟貿易市場當中來。不斷加強的經濟全球化深度，導致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現狀會對我國的國內市場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國際市場當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各種貿易壓力，我國在促進自身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時候無法避免的產生了一定矛盾，其中包括促進最優化在世界資源配置中的實現和對國內經濟市場發展進行保護之間的矛盾。同時，區域化的經濟發展趨勢出現在了國際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這是經濟全球化產生的另一種影響。近年來，我國為了能夠提高自身在國際經濟市場當中的競爭力，不斷提高自身企業的技術和科學水平，同其他科技國家加強了交流與合作，從而加強貿易關系，這樣做的目的就是促進共同發展在區域化中得以實現。然而，相應的經濟矛盾也會隨之產生，因此現階段，我國必須促進貿易經濟優勢在我國企業中的體現。

三、我國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戰略方向

我國是資源和人口大國，在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始終是我國最重要的優勢。然而現階段重大的變化發生在國際經濟貿易市場當中，這是受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不斷加深的影響而導致的結果。現階段主導地位在市場當中的體現主要是知識產業。所以，我國在促進發展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必須優化和調整現階段的產業結構，并結合實際，充分考慮現階段我國企業在市場當中的發展形勢，促進對全新的貿易發展戰略的探索。

（一）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

高新技術產業的不斷發展是我國企業綜合能力提高的基礎，也是我國企業在世界經濟市場中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條件，還要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聯系進行協調。同時，由于近年來出現了國際經濟區域化發展的趨勢，我國應充分利用這一便利條件來促進和發展本國的國際經濟貿易，加強同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將他國的先進技術進行充分的學習和掌握，并結合本國實際，對技術實行創新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當中的競爭能力，同時有利于貿易形勢的豐富。

（二）促進國際經濟貿易法律體系的完善

我國在進行國際經濟貿易的過程中要能夠建立科學和完善的法律體系，才能夠對我國企業進行保護，促進公平性在國際市場經濟貿易活動中的體現。所以，相關的法律政策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這些法律和政策要能夠有效的針對國際經濟貿易，將我國企業的合法權益進行保護，提高國際市場中各項經濟貿易活動能夠公平進行，減少其他國家在進行經濟貿易的過程中侵犯和損害我國的正當權益。

四、結論

伴隨著科學和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各國之間的經濟都取得了飛快的進步，為了促進可持續發展，我國積極加入到了世界經濟的市場競爭當中。在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我國國內企業要面臨越來越激烈的世界市場競爭環境。然而我國要積極抓住挑戰和機遇，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在促進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加強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努力學習先進技術，并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將其進行創新和完善，用技術的進步來提高我國企業在世界市場當中的競爭實力。

參考文獻：

[1]陳曦.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趨勢與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J]. 財經界（學術版），2014.

[2]陳曦.國際經濟貿易發展趨勢與我國對外貿易戰略選擇[J]. 財經界（學術版），2014.

篇(7)

上周四滬深兩市展開震蕩調整，上證綜指與深成指跌幅均超過1%。概念股炒作逐漸退潮，個股跌多漲少，漲跌比約1:5。展望下一階段，我們認為事態正在發生變化，市場開始進入政策緊縮預期有所淡化、經濟下行預期逐步增強的新階段。預計在該階段市場分岐仍然明顯，上證綜指將以震蕩整理為主，主要運行區間在2800-3000點。

緊縮預期有所淡化

從國內來看，前期政策調控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一是信貸投放得到有效控制，2月M2(廣義貨幣)增速已低于年內16%的調控目標；二是物價水平仍在可控范圍內，通脹預期開始從升溫進入平穩階段。此外，鑒于國家統計局將于4月份開始首次國內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等環比數據，因此，也許要等到4月中旬才能真正了解國內經濟增長的情況，我們預計短期政府會選擇觀望，政策緊縮預期有所淡化。

這意味著兩點：一是從準備金率的角度來看，雖然實際操作仍然有提升的空間，但隨著一、二級市場利率倒掛現象的消失，央行調控工具將更傾向于使用央票以及正回購的方式，短期準備金率上調的必要性不是很大；二是從利率的角度來看，由于國內通脹預期開始進入平穩階段，而經濟增長下行的風險開始逐步增加，央行可能會考慮多次利率提高之后的累積效應。

經濟下行預期增強

從國內公布的經濟數據來看，經濟下行的預期開始增強。一是從工業生產來看，1-2月份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1%，但指標剔除季節因素后環比出現明顯回落；二是從消費來看，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上升15.6%，較2010年的整體增速回落近三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居民消費者信心指數出現大幅下滑，創下1999年以來的新低；三是從PMI(采購經理指數)指標來看，雖然仍位于50上方，但已經持續三個月下行。綜合來看，二季度國內經濟回落的可能性在加大。

從微觀的觀察來看，2011年以來的國內貨車銷量趨緩，而剔除進口替代效應后的挖掘機增速也開始回落。與此同時，鋼鐵、煤炭的庫存壓力也開始顯露。另一方面，從季節因素來看，居民對商品房、汽車與家電等大宗品的需求在3-4月也難以超預期，終端需求的回落有望引發去庫存化小周期的出現。因此，我們預計在傳統的國內建設旺季到來之際，3-4月國內經濟的表現將開始驗證經濟下行的預期。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經濟的下行對A股市場運行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最近的如2010年的二季度。

市場開始進入新階段

對A股市場來說，在經歷了日本核危機的短期影響之后，將會回到自身運行的原有軌跡之中。我們認為國內投資者需要從充滿想象力的災害炒作中脫離出來，認真思考下一階段股市的運行邏輯，并從中尋找相應的投資主線。就目前來看，我們預計未來市場將按四階段來演繹：經濟下行預期增強――經濟下行預期被驗證――政策放松預期醞釀――政策放松信號出現，分別對應大盤震蕩――回落――震蕩――反轉的走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