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古代文學問題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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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門歷史悠久的傳統學科，進行此方面研究的學人在開展自己的研究之前，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素養，進行相關的學科訓練，培養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閱讀有關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著作，是十分必要且大有裨益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二零一一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便是這樣一部惠澤學林的方法論著作，全書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介紹，既有邏輯性，又有系統性，既有對文學思潮、批評視野、思維科學等理論層面的介紹，也有研究方法、學術倫理、論文寫作等操作層面的評介，對古代文學研究而言十分具有啟發意義。

      全書分為十講，第一講是對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概述，要言不煩地闡明方法論的概念，介紹方法論課程的功能、作用及特點。第二講介紹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與意義，編者在綜述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將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分為四種類型：為興趣、為致用、為求真、為自我完善。第三講主要談讀書的方法，讀書人人都會，但真正有效率“能吸收”的讀書方法并不是每個人都掌握的，本講編者總結出針對古代文學學科的讀書方法，不僅具有極強地可操作性，而且層次分明，邏輯性強。首先，應該閱讀有關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與目錄學相關知識的書籍，培養閱讀古代文學作品和相關文獻的能力，此乃治學之基礎。其次，精讀本學科內的基本經典，古代作家作品是我們研究的主要對象，不讀原典則研究無從談起。再次，要閱讀經、史、子及一些宗教學著作，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古代文學研究是與鄰近學科緊密聯系、互為佐證的，如果對這些領域不了解的話，欲透徹了解深入研究古代文學，近乎癡人說夢。凡可稱一代宗師的學術大家，都是各領域打通，以一種貫穿俯視的眼光治學的，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無不如此。最后，還要閱讀古代文學領域的經典研究著作，可以借此了解研究現狀、學習前輩的研究方法。編者在此處還不厭其煩地列出數十位學術大家的姓名，讀者讀書時按圖索驥去查找相關著作即可，尤其于初學者大有指點迷津之功。第四講、第五講互為對應，分別介紹中學思潮和西學思潮與古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尤其可稱贊的是第四講中學思潮與學科研究，此講以時間為序，分別從漢代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樸學五部分來論述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注重歷時性的梳理，極具系統性與邏輯性，此講不妨可看作是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學術小史。而在歷時性的梳理之外，又有共時性的概括，比如在講到佛學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的時候，分別介紹了佛教對古代詩歌、詞、小說、戲曲、散文等十個方面的影響，這種分類，切實合理，易于讀者掌握。第六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第七講介紹文獻學與古代文學研究之關系，第一節列舉文獻書目，尤以資料翔實宏贍見長，二、三節討論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獻學方法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第八講探討思維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系。九、十兩講探討學術倫理及學術論文寫作。該書以問題立論，不尚空談，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將宏觀的考論與微觀的考察相融合，不求像文學通史那樣力求做到面面俱到，而力求在創新的原則下追求實質性問題的解決。

      綜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導論》一書，有幾個方面的特色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此書力避空談，注重實際可操作性，具有極強的指導作用，使學術研究有法可循。編者在第八講分九節列舉了九種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每種方法之下還有更細致的方法劃分，又有具體學術案例的實證，使讀者一目了然，有法可依。在講到使用批判法進行古代文學研究時，編者列舉了兩組非常規范的商榷文章，其一是莫礪鋒先生與周裕鍇先生關于“奪胎換骨”說的爭論，其二是莫礪鋒先生與李定廣先生關于《唐詩三百首》中有無宋詩的爭論，這兩組文章確實是針鋒相對，有破有立，而又都文采斐然，讀來令人大有酣暢淋漓之感，確實值得讀者仔細揣摩駁論文章的寫法。

      第二，這本書引述資料宏贍，多貼近當下學術前沿，無枯燥說教之感，編者亦在書中獨抒機杼，不人云亦云。如第七講中述及文獻學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時，提到班固《團扇賦》的斷句問題，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團扇賦》今存殘篇，是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原來系于賦尾。但編者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根據《藝文類聚》所錄班固《竹扇賦》詩判斷《竹扇賦》并不是七言詩。雖有學者也意識到這一點，將《竹扇賦》重新斷句，但其斷句仍有不通之處，編者在此顯示了良好的學術眼光與修養，并沒有直接采用他人重新斷句的結果，而是細心分析，查閱諸多典籍，將《竹扇賦》重新校點，給出了自己的見解。此書還提到了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爭論的《二十四詩品》的真偽問題，書中詳細列舉了各方觀點，使初學者得以迅速了解這場學術論爭的來龍去脈，編者只陳述客觀事實，并沒有摻入個人看法而遽下定論，其審慎態度可見一斑。

      第三，此書普適性強。雖然現在學界也有一些討論詞學或詩學研究方法的書，但其囿于一種體裁或一個時段，指導意義不是很大，而此書作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普遍適于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習者使用。另一方面，此書并未固步自封，在古代文學這個傳統學科引進一些西方理論及現代研究方法，給人很大啟迪。比如，在講到研究方法時，既列舉了傳統的歸納法、比較法，又列舉了較新穎的統計法和GPS與時空定位法，反映了編者與時俱進的眼光。

但此書也有白璧微瑕之處。首先，綜覽全書之后感覺無論是論述還是例證，其探討的問題與資料中，唐、宋、清部分所占比重較大，而除唐、宋、清之外秦漢、魏晉、元明論述相對少一些，似乎不太均衡。其次，本書第一百四十頁在提到著名唐詩啟蒙讀物《唐詩三百首》時，將其作者寫作“橫塘退士”，筆者查閱了好幾個版本的《唐詩三百首》，包括中華書局、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所處版本，“橫”都作“蘅”，蘅塘退士孫洙（1711——1778），字臨西，無錫人。清乾隆十六年進士，著有《蘅塘漫稿》。

      總的來說，《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導論》以獨特的視角關注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引用新的方法與理論去剖析重要的文學問題與現象，開拓了此領域的新路徑，為古代文學方法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其學術意義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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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學 古典文學 文化

“國學熱”再次升溫，古代文學能否波瀾不驚，兩者的關聯度如何，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具有現實緊迫性。筆者從歷史的視角，粗略審視國學與古代文學的文脈關系。

一、國學與古代文學的淵源

在中國傳統學術范疇將書籍分為四類，即“四部”。晉武帝秘書監荀勖的《中經新簿》將群書分為四部。唐玄宗時期，集賢院分書為四類:經、史、子、集。清乾隆年間，紀昀主持整理書籍，歷十年共收書三千四百七十種，三萬六千余冊，亦分為四類:經部(類十)、史部(類十五)、子部(類十四)、集部(類五)。孔子時有六藝，漢代設立太學，隋立國子監協調國子學與太學并另設有算學、書學、醫學等。

“國學”詞匯最早出現在《周禮?周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少舞。”《周禮?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因此，原初的“國學”，指周代中央設在王城的國家教育機構與學校，與地方鄉學相對應，由樂師、大司樂負責，與現代作為學術知識體系劃分是不同。“國學”正式稱謂產生于西學東漸，為區別“西學”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緒年間，劉師培、章太炎、鄧實創辦《國粹學報》，一般認為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第一次國學思潮。第二次國學思潮發生在，標榜“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國學思潮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方興未艾。[2]但“國學”依然沒有嚴格意義上定義。

“文學”一詞最早出在《論語》，指孔門四學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一，專指古代典籍。漢朝“文學”指學術，就是儒學，律令、軍法、章程、禮儀，都屬于“文學”范疇，另有“文章”指學術之外詞章。古代文學是個斷代概念，指中國有文學以來至古代社會結束整個歷史時期作品，研究與教學古代文學作品成為獨立學科。文學分為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新聞傳播學和藝術學等。古代文學學科在中國語言文學之下。

二、國學是古代文學的底色

經、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為文學作品詩文文本，經部與子部屬于廣義哲學范疇，史部屬于史學范疇。經學是國學核心，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儒家思想成為許多朝代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式，對各個領域，尤其是對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文學許多審美觀念與美學范疇以儒家經典為底色。不了解中國先秦儒學，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學諸多觀念。如中國古代詩歌的“和諧”美，樂而不、哀而不傷，含蓄委婉，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審美效果，這就和儒學中庸思想密切相關。子書也對中國古代文學有巨大影響力。如《莊子》的恣肆、飄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遙境界與全身遠害隱逸人生，心齋坐忘、虛靜澄明與言不盡意等方式，都對中國古代文人與古代文學觀念影響深遠，并構成中國詩歌、繪畫基本精神與審美范式。《莊子》看重人生個體價值，所有論述均圍繞個體生命安頓，為那些現實中受挫、失望甚至絕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撐。失意文人不能在現實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轉而追求個體適意藝術人生，這種藝術人生物化形態便是詩文書畫，于是就成就了中國純藝術精神。因此，不了解莊子學說，就不能完整認識中國古代文人人格與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認識其所創作的藝術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學思想。

三、古代文學是國學的情感建構

古代文學以或細膩或婉約或豪放的多種表現手法，抒發人類特有的情感體驗，留下眾多千古傳唱的文學名篇。研究古代文學的歷史發現它們已經遠遠超越于國學的精神內核，塑造著中華民族特有的情感與文化。古代文學研究從孔子整理“詩三百”開始，也有兩千五百多年。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按照作品類別主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先秦時期，或詩騷時期;秦漢至唐代中期，或詩賦時期;唐中葉至元末，或詞曲話本時期;明初至“五四”，傳奇與長篇小說時期。古代文學范圍主要是詩賦、詞曲、小說、文章，也包括俗文學、戲劇。古人敘述的古代文學主要為國學的“詞章之學”，現代的古代文學范圍已經涵蓋了文學的全方位情感表現領域。先生對“國學”理解很寬泛，他認為，“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縮寫，中國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文化歷史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3]。按照這種理解，古代文學就成為國學之一部分，筆者認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現部分。

古代文學的“感物道情”表現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學表現國學的過程中涌現出很多經典，很多文學作品本身就是國學精華。《詩經》與《易經》、《書經》、《禮經》、《春秋經》并重，現存《詩經》古籍就有六百余種。“經”尊為“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統治地位極其崇高。先秦時期，《詩》產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廣泛傳播。儒家的分支主張以《詩》說《詩》，還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學所描繪社會生活與人的思想情感，滿足審美需要，基于此，《詩經》的創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詩經》品賞方式是諷誦涵泳，《詩經》審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詩經》兼有經學和文學雙重身份。

古代文學本身是文學家自身的情感體驗。國學與古代文學既面對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體現也是人對宇宙、社會、人生的事件、生活、行為所思所想的情感敘事。有的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科學家、宗教家、史學家、經學家也有文學學說；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家也有哲學的、思想的、科學的、宗教的、史學的、經學的學說，呈現出一種國學與古代文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貫通態勢。

參考文獻：

[1].新思潮的意義[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號,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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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文學教育變成了這么一種東西,它使人的心靈變得越來越教條、刻板”;“文學教育在文學之上,建立了一套頑固、強大的闡釋體系。它刻板、教條、貧乏、單一,它把我們與文學的聯系隔開了,它取代了文學,在我們這個精神已經極度匱乏的社會里發揮著使其更為匱乏的作用。”如何改善目前古代文學教學的困境,是我們每一位古代文學教師不可推御的責任。雖然有些客觀原因我們無法把握,如:當今人們的價值觀念、高校職稱評估體系的改革等,但革新教學,減少程序化的授課方式,以現代化為背景闡釋和傳播古代文學,努力縮小古代與現代的距離應是每個古代文學教育工作者所能夠做到的。提倡古代文學教學現代化,并不是說就排斥傳統甚至是摒棄傳統。繼承古代文學的傳統是我們的神圣職責,但傳統并不意味著僵死。從本質上講,傳統是一種進程,傳統的內容、價值、意義在歷史中不是凝固不變的,而是不斷開放和重建的。“解釋傳統的根本要義就在于指向現在、射向當前……從而沖破舊的藩籬,開拓新的世界、新的未來”。因此,古代文學教學現代化成為改變目前現狀非常重要的方法。

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文從教材、講課藝術和課堂教學模式創新等方面對這個問題作些初步探討。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精選教材取長補短古代文學的教材主要分為兩大塊:文學史和文學作品選。由于它的歷史跨度大,作家和作品數量多,因而內容相當紛繁復雜。要在本科院校近300個學時內將綿延近三千年的古代文學講得全面系統,那顯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結合當下,把握前沿、精選教材成為關鍵。首先,先來看文學史。現行古代文學史教材很不統一,大約有三十多種本子。近幾年來,我們先后就運用了游國恩本、郭預衡本、章培恒本、社科院本、袁行霈本等多種版本。那么如何選取一本合適的文學史呢?答案是遵從文學的本質。文學的本質是審美,是對人的生命及其意義的探尋,是屬于情感的領域,相對而言,在人文學科中文學是最不能完全“學問化”的。文學教育者應引導學生的感知參與到閱讀對象中,去體驗作家的豐富情感,自覺地與生活在那個久遠年代中的個人碰撞。

因此,文學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人類的心靈史,是文學家的人格、學識、審美力和價值觀念的高度結合。早在上個世紀,劉大杰先生撰寫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未曾修改的初版本),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林庚先生的《中國文學簡史》,都突顯了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的特征。基于此,上述的文學史應是我們注重考慮使用的對象并在此基礎上參閱其它版本,博采眾家,取長補短。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一部好的文學史不僅是對歷史真實的強調,更應該是對作家心靈進行探求。這就要求從事古代文學教學的教師應該具備本學科較強的專業知識和一定的科研能力,引導學生去研究和了解古代文學中那些與現實人生聯系密切或能給人帶來愉悅的情感體驗、培養健康人格的、人文色彩濃郁的文化心靈史,努力使教學與現實接軌、與時代同步。普通高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實踐中通常的做法是“以史為綱”,因為“史”的最大功用是讓學生一覽而知大概,從而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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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視野下的文學作品解讀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內容體系改革必須考慮知識、素質、審美、理論等層面的開拓，融傳授知識、培養素質、訓練能力、啟迪智慧于一體。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相應在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要避免因為近代人文學科分科細化而導致文學與哲學、歷史、藝術等學科的疏離與隔閡，在大的文化視野下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進行解讀，亦即學界所討論的“大文學觀”，有效利用古代文學得天獨厚的文獻資源，發掘古代文學課程的新內涵、新意義，重新解釋古代文化遺產所蘊含的邦國情懷和人文價值，普遍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科學素質、創新精神和創業、實踐能力。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包括文學史和文學作品的講習，具有歷史學科和文學學科的雙重品格，這就要求古代文學的教學，必須具備史學的眼光和歷史的維度，同時又須立足于文學本體，品評不同時代經典作品所包含的歷史環境、社會生活、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所鑄就的文化內涵，以此理解和把握各種文學史現象的特殊性。如唐宋文學更多的是強調學生的誦讀能力、鑒賞審美能力，如李白飄逸的詩風和笑傲王侯的氣節，既有蜀人的地方特性，更是盛唐風采的影響。［4］

二、課堂教學精講和教學實踐相結合

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和行業的需求，新調整的高師漢文專業的人才培養方案，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課時有所減少，較為注重強化實踐教學過程，相應的要求基礎理論課精講，需要教師在講習中對主要知識節點進行重點分析，處理好文學史和文學作品講習的關系。“文學史”偏重高屋建瓴、宏觀把握，理論性強，訓練學生的史學思維和學術理性；“作品選”偏重具體作品的感知、賞析和理解，精細入微，延伸學生的審美思考，并且選文典型化，鑒賞專題化，方法示范化。本科教學中教師的精講要體現出學理飽滿度與活力，教學內容需要精煉、邏輯嚴謹、重點突出，是對真知、真理、教學規律貼近的表現。如賞析姜夔《揚州慢》一詞的“黍離之悲”主旨，可以追溯源流，論及《詩經•王風•黍離》周大夫“閔宗周”之悲，箕子朝周過故殷虛之傷，向秀《思舊賦》“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的春秋筆法。在有限的《中國古代文學》課時中，既要厘清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線索，又要對重要作家作品進行深度的解讀，還要考慮學生今后從事的行業發展。專業核心課程是根據本專業主要工作崗位的主要工作任務和完成任務的核心能力要求確定的，專業核心課程的終極改革目標是培養學生綜合崗位能力，培養學生在復雜的工作情境中作出判斷并采取行動的職業能力，開發學生的技術思維。［5］所以老師的講習，既需要老師憑借其一定的學術積累，對重點文學問題展開專題性的精講，力求講深講透，為學生的學習起示范作用，又需要在此基礎上加大一定程度的實踐教學。通過不同階段的教學實踐，鍛煉學生的團結協作精神、文獻查詢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文學體驗感悟和分析能力。

三、利用網絡平臺實施拓展式教學

充分利用網絡課程教學平臺師生互動，資源整合，強化知識信息的密度，拓展課堂教學的時間和空間，充分發揮網絡教學的開放性、共享性、交互性的優勢。［6］本課程的網絡教學資源分為三個層級，由小到大，為學生提供海量的學習資源：系級《中國古代文學》分段網絡課程，校級《中國古代文學》精品視頻課程，遠程銜接北京大學等《中國古代文學》精品課程，在多元文化視野中利用可取的多媒體技術，展示一個個立體化的文本空間，從而構成一個使實用、互動而有實效的網絡教學平臺，由是展開拓展式教學。首先是海量資源的供給。為了構建完整的古代文學知識體系，我們在網絡教學中為學生集中提高課后相關的學習資源，以提高學生學習的效率，這些資料包括主講教師的課件教案、古文原典電子書、古文研究專著與論文電子書、名家教學視頻、古代文學改編的影視作品等。其次展開網絡教學互動。利用網絡平臺教學，師生互動，提問、質疑、辨駁、答疑，相互了解，特別是教師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對教學微調，教師依據自身的學術積淀、學識學養，及時解答學生的疑難，并且引領學生對本學科學術發展前沿和信動態及時了解。

四、專業核心課改與專業建設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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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代文學有著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點：如重現實、重品德、重責任、重抒情、重表現等，中國文學始終歌頌和平、歌頌友誼、歌頌正義而從業不歌頌戰爭、歌頌暴力、歌頌卑鄙、陰謀詭計，中國文學與史、哲沒有嚴格的區分等，因此，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學理論，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學理論，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學理論的一些術語當作標簽到處亂貼。這些年來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較多的經驗，也有許多教訓，現在我們有必要對這些年來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工作，從觀念形態到方法路徑，進行認真總結和反思。總的來看，中國文學史的研究還是要用中國文化學的視野，還是要回到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地，還是不能撤換掉中國文化的大背景。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4755(2008)02-0134-03

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無論深度、廣度，都有了較大幅度的進展，也取得了歷史性的巨大成績。從方法論的角度看，我們對從傳統的詮釋性方法擴展到與西方文化相結合的“新詮釋學”；從賞析參考到中外比較文學的興起；從借鑒西方接受美學，到借鑒結構主義、現象學、符號論、文化哲學等等，已經在脫離孤立式、封閉式的研究道路上，邁開了相當可觀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雖可以為錯(《詩經·小雅·鶴鳴》)，但這石頭卻必須是有用的，合適的，并非泛指一切石頭。比方傳統的“義理、考據、辭章”已不適文學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學、西方文化就適合嗎?相當一段時間，我們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悲劇”、“喜劇”的理論去套中國古代文學，結果如何呢?用來概括、分析深奧、復雜的中國文學，雖然覺得的確簡單省事得多，但總是感到很生硬別扭嗎?“比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較文學”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學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較作家，就作品比較作品，不是也讓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應有的厚度和價值感嗎?生硬地搬套諸如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符號論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跡太明顯、很難觸碰到中國文學最深隱、最敏感的“弦”么?實踐證明，一切借鑒必須立足于本土，借鑒西方文學理論，也必須立足于中國文化的特質和需要，立足于中國文化的背景。這不僅因為中國古代文學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獨樹一幟的中國文學本身就是光輝燦爛的中國文化創造、養育的直接產物。

中國文化，由于地理、歷史、經濟、民族、時代、心理認識的原因，主要順著“綜合的、盡理”的精神為線索發展，它以“天人合一”為基礎，強調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陰與陽的合一，知與行的一致等：是綜合的、整體的、系統的宇宙觀，強調的是盡心、盡性、盡倫、盡制，“上下通徹，內外貫通”，即《中庸》說的“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綜攝以成”；孟子說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說的“圣人盡倫者也，王者盡制者也”。尤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義務，很少考慮獨立的人格和個體的意愿。“個體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濟世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報國的集權意志，實現個體人格的價值目的變為實現。‘君’、‘國’意志的有效手段，個體人格至上說變為君王至上，國家至上……”。

這反映在生命的觀念上，中國人與希臘人對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國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書·大謨》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對待自己的生命，這是內圣事：律己要嚴；“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則是對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對人要寬。三皇五帝，正是這樣的“內圣”才達到了“外2E"，達到了“仁道”的標準。這一過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內圣”——“仁義內在”。而達到“內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惻隱之心見仁，由羞惡之心見義，由辭讓之心見禮，由是非之心見智”。這才能做到上文所說“盡心”、“盡性”、“外王”，也才能順理成章，自然達到“盡倫”、“盡制”：以“親親尊尊”定人倫秩序(后演生為“五倫”、)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禮制綱常，再以此倫常之道維系社會，即可直接推出“外王”。這樣，中國文化自然便罕元獨立的個體人格。古代文學中的抒情、敘事主人公當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當然是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審美理想，這就是中國古代文學沒有真正意義的神的文學，而只有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的傳統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與此相應，在價值倫上，與西方認識論上的功利主義相反，中國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義的。《倫語》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孟子強調“舍生取義”；荀子說：“之人可以為禹”；王陽明說：“滿街是圣人”；董仲舒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重義輕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興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以換取道德上的平等，這是中國文化的價值主流。為此，孟子把人類社會的道德價值，分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寵辱皆忘”去達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贊美，司馬遷辱中著史，深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個李白，出山了就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失敗了，只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同一個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理想落空還寄望于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隕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蘇煥侍御》)，英雄末路，饑寒交加，還要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土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無論怎樣，都離不開現實、品德、社稷、蒼生之類的人生追求，這就很難產生西方意義的“神的文學”，必然形成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以此類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頌熱愛祖國、保衛祖國、弘揚正氣、同情民瘼、鞭笞邪惡的文學傳統。而且正因為反功利主義的價值觀，中國傳統寫詩作文往往是為著“內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學自然成了“載道”“明道”“貫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論·論文》強調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國——平天下”的范疇，所以，中國文學重現實、頌美德的人的文學傳統、歌頌熱愛祖國、保衛祖國的英雄的傳統，一句話，“修身——平天下”的文學傳統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綜合的、盡理的”文化鑄造的成果。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研究這一“綜合、盡理”的文化

背景下產生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文學，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學理論的。西方文化，主客體二分，是對立的。“無論處理人事還是置身自然，都有一個堅固的人格矗立著”。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滲入人的心靈的各個角落。獨立的個體人格，對自然不懈的開發與征服，在社會上，有強烈的意識去獲取個人權利，即使是神仙也決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權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貪財好色，愛享樂、好虛榮，復仇心、嫉妒心都很強。他們敵視人類，為自身利益不擇手段。而中國則不同，不僅人是盡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國、平天下，而所謂的“神”更如此，女媧為人類補天，精衛為人類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為人類消除炎熱射日，神農為人類嘗百草，伏羲為人類造八卦，鯀、禹為人類治水等等。他們都威嚴偉大，純潔高尚且富理性，達到了“內圣外王”。這已經不是西方傳統神的范疇。再說，中國雖也有過神話時代，但到西周時代就已成為過去，老早就把人類美麗童年時代的遐想丟開，腳踏實地地過成人的生活；而且一開始就巫史并生，以史為重，從《詩經》、《楚辭》、《左傳》到漢晉文學，基本是寫人的文學。魏晉以后，雖有過佛教文學的興起，但一切外來的觀念，只有符合中國文化背景，只有通過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國社會。所以，佛教禪宗文學，也是“綜合、盡理”的、天人合一的。《目連救母》算是流傳最廣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揚的還是“忠孝節義”，強調的是“內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詩”，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學”了吧?但神仙的極樂，仍是清靜無為，跨鶴乘云，不像荷馬的“已臘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爾敦的“樂園”。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學理論是不妥當的，死套形而上學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悲劇”、“喜劇”的標簽也走不出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路。一部《離騷》，因大量寫了神仙幻想，“浪漫主義”、“現實主義”之爭，紛紛紜紜長達半個多世紀就是一個明證。

西方人的藝術思維總是主客分離，二分的，這便于對審美主體、客體作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門別類的文藝理論，死搬西方這些理論的“鑰匙”，不一定都能打開中國古代文學問題的“鎖”。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還應以中國文化為背景，以中國的文化思維為基石。因為如上所說中國人的藝術思維總是主客一體、陰陽合一，本質上是一種整體的直覺思維、樸素的系統思維。這種“直覺”是理智的不是感覺的，而這種“理智”，又是直覺的，不是思辨的，邏輯的；它一般是從一種基本模式出發，通過一系列意象組合和直覺判斷的矛盾運動，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認識完成，逐漸逼近其中的本質意義，達到“目擊道存”。這種思維的機制與生活保持直接聯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斷的抽象思辨方向發展，而是橫向鋪開，向事物的性質、功能、序列、效用間的相互關系和聯系的整體把握方向開拓。這種思維機制，強調天與人、自然與社會、身體與精神的和諧統一，強調它們的整體存在，這是最為深刻之處。它蘊含著理性的沉淀，又與個體的感懷、情感、經驗、歷史有關。它是一個有機的思維整體，想象、猜測、靈感、幻覺、情感、假設都在其中秩序地起著作用。“中國古人這樣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形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美學、藝術有機統一，難舍難分、互相結合的面貌”。它既釀成了中國“文史哲”不分家的傳統，又阻礙了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的分門別類的研究。《論語》、《老子》、《莊子》、《孟子》等諸子文章，在哲學家的眼里是哲學，在文學家的眼里是文學，在史學家眼里是史學。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記》，既是我國第一部傳記文學著作，又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史學著作，被鄭樵稱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詩經》算是純而又純的文學作品了吧，然而古來的儒學大師們卻都把它當作政治著作，說它“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列為與《尚書》、《易經》一類的“五經”之一。這是“悲劇”、“喜劇”、“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西方文學理論難以解釋和難以概括的。其次，中國古代文學，循整體的直覺思維，強調的是“氣”、“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韻”，強調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礎和核心就是“意象”論。而“意象”的前提是“氣”，“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既要研讀經典，又要廣聞博見，既要下功夫修煉，又要有聰穎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論世”，“立象以盡意”。有了這樣的“意象”，文學作品才談得上“風力”、“風骨”、“神韻”、“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國只有“意象”論，而無“典型”論，也不好用“表現”、“再現”的術語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學、結構主義解釋不了整個的中國文學；西方的“詮釋學”看來也詮釋不了這個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國文學。所以，客觀地說，從內因來看，研究中國古代文學，還是要從中國文化背景人手，要從中國的文化思維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論為例吧，它早已被譽為中國文學的“本體論”。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學理論無法解釋，追溯到中國古代哲學的《易傳》，才能解釋明白。《易傳》說：“子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意思是說，語言不能充分表達圣人之意須通過“立象”方可盡意。可見，這個借助形象以表達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種哲學思維，一種整體性的直覺思維。其中為“盡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辭、爻辭的“卦象”；然而，就這種“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觀反映，而是經過主觀創造，“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現一定的意義而言，這種“象其物宜”的摹擬、想象，進行有目的的創造，實際上又已經成了藝術形象。“獨照之匠，窺意匠而運斤”、“神用象通，情變所孕”，這種“意象”已經能概括一般的文學創作問題。由此入手，我們便不難理解《詩經》如何用“關睢”、桃夭、常棣、鴻雁一類意象，表達作者豐富的意蘊；《離騷》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構造的一個神奇、美麗的“意象”系統；也才不難解釋一直爭論不休的“建安風骨”、“魏晉風度”、劉勰的“神思”、嚴羽的“妙悟”；更不難解釋劉禹錫“境生象外”說以后的“意境”論，王國維的“有我之境”、“無我之境”、“造景”、“寫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統一中國文學“表現”、“再現”的分歧，也就可以結束半個世紀以來，《離騷》之類“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紛爭，甚至還可解決文學語言的許多問題。

總之，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聯想，借助語境，從中國獨特的文化思維出發，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的獨特之處，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陳蘊涵多值、界定富有彈性的文學術語、觀念，并使之系統化；也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國古代文學中的空靈、模糊、言近旨遠和相應的表達方式。一句話，只有從中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國古代文學史。

篇(6)

一、文言斷句

文言斷句設置一道題，考查的方式是用斜線斷開，不要求加標點符號，試題的難度不算大。文言文斷句，首先要把文段先通讀幾遍，以便對文段內容有整體的感知，把能斷開的先斷開，然后逐步縮小范圍，再集中精力分析難斷的句子，根據語境，作出準確的判斷。下面結合江蘇近三年高考試題，談談具體方法。

（一）通讀文段，理清文意

拿到文段，首先要通讀，認真鉆研，俗話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然后根據文段的內容，分析出文段的層次，把有把握的地方先斷開來。

例如2009年高考江蘇卷第19題：

用斜線(／)給下面文言文中的畫線部分斷句。(限6處)(6分)

觀足下所為文百余篇實先意氣而后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茍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于當世哉。

(選自杜牧《答莊充書》，有刪節)

經過通讀，我們就能了解文意。文段首先寫的是閱讀了莊充所寫的一百多篇文章，接下來寫了閱讀文章的感受并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據此能夠很容易地判斷出第一句，后兩句閱讀感受是用了兩個“而”字分別連接的并列結構，而下面的“茍”、“則”字一般放在句首，這樣可以初步斷開，然后再精心閱讀，就可以準確判斷。

參考答案：觀足下所為文百余篇／實先意氣而后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茍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古者其身不遇于世

（二）抓住標志，找準句式

閱讀中，首先標出文段中的名詞和代詞，如人名、地名、官名、族名、器物名、動物名、植物名、時間等等，因為名詞一般為文章陳述、描寫、說明或議論的對象，名詞或代詞一般用作句子的主語或賓語，在它們的前后往往是要斷開的地方；其次要找出語段中的虛詞，特別是句首和句末語氣詞，這些詞往往也是斷句的標志；再次要掌握一些對偶、排比和特殊句式，熟悉常見的固定結構。

例如2010年高考江蘇卷第19題：

用斜線“／”給下面畫線的文言文斷句。（限6處）（6分）

歐陽修嘗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駟、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

（節選自《文史通義》）

在閱讀中，我們發第一句較容易判斷，又發了一些虛詞，“猶”、“況”一般放在句首，“耶”“者”一般放在句末，而“夫不傳者”與“其傳者”構成了對應，在此基礎上再精心閱讀，細細推敲，不難得出答案。

參考答案：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

（三）結合語法，落實關鍵

文言文也是講究語法的，我們可以充分利用語法知識，對文言語段的句子進行語法分析，根據語法確定該如何斷句。文段中有些詞語是屬前還是屬后，有時難以斷定，而當運用語法知識劃定主、謂、賓時，這些問題就變得容易解決。

如2008年江蘇卷第21題：

用斜線（／）給下面的文言文斷句（限6處）。（6分）

班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遷之微意。

（選自沈括《夢溪筆談》，有刪節）

首先可以找出三個“……則……而……”的相似句式，這樣中間的幾句已經斷開，前面“是非頗謬于圣人”可以單獨成句。再看后面，根據語法，“此其弊也”、“此正是遷之微意”、“予按”都可以單獨成句。

參考答案：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遷之微意

（四）反復誦讀，詳加檢驗

語段斷好后，還需反復誦讀，綜合運用多種斷句方法，根據文言文斷句的基本要求，結合文段意思，檢驗斷句是否正確合理。

在掌握了方法的基礎上，平時還需要加強積累，要以課本為本，掌握實詞、虛詞、句法、句式等，培養扎實的文言功底，并熟讀一些典范的文言文，培養語感。此外，就像古人說的“觀千劍而后識器，操千曲而后曉聲”，還需要適當做一些專題練習。這樣，斷句的能力自然會不斷提高。

二、簡答題

古文閱讀簡答題設置兩小題，考查同學們對文段相關內容的理解和相關知識的掌握，側重于考查與語段內容相關的古代文學、文化常識和對文段內容的理解把握。根據這一規律，同學們在備考時應注意：

（一）積累掌握文學、文化常識

例如2010年高考江蘇卷第20、21題：

20．“四部”是我國古代圖書的分類名稱，通常指哪四類?（2分）

參考答案：經、史、子、集。

21．《文史通義》作者是清代的哪位學者?（2分）

參考答案：章學誠(章實齋)。

又如2009年高考江蘇卷第21題：

文中所舉的漢代作家中，哪一位是《說苑》《新序》的作者?（1分）

參考答案：劉向。

這三道題考查的都是文學文化常識，只需對相應的常識有一定的了解，自然不難答出。

（二）全面把握文段，準確篩選

例如2009年高考江蘇卷第20題：

20．從畫線部分找出三個詞，說明杜牧認為好文章所必須具備的要素。(3分)

結合整個語段內容，通過對畫線句“觀足下所為文百余篇/實先意氣而后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茍為之不已/資以學問”的分析，從中不難找出句子中表好文章的三個要素的詞語，即“意氣，辭句，學問”。

（三）提取關鍵信息，準確作答

例如2008年江蘇高考第22、23題：

22．“黃老”和“六經”分別指先秦時期的哪兩個學派？（2分）

參考答案：道家學派 儒家學派

23．寫出這段文字提到的《史記》中的兩個篇名。（2分）

參考答案：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在閱讀語段時，首先抓住先秦的兩個學派，結合“黃老”中的“老”可能指“老子”，可以判斷是“道家學派”，結合“六經”可以判斷是“儒家學派”；而對《史記》中的兩個篇名，從文中“序游俠”和“述貨殖”可知“游俠、貨殖（商人）”應為所述對象，而《史記》中記述各方面代表人物的應該是列傳，據此可以判斷出篇名應為“游俠列傳、貨殖列傳”。

篇(7)

關鍵詞：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 知人論世法 汪端

文學是人學，是研究人類心靈的歷史。古代文學是與古人對話，古人的作品，尤其是詩文作品，往往是他們心靈的某種展露，知人論世，結合人物生平來解讀作品，更能深切地體會作者的心境，因此，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知人論世尤為重要。人詩互證或人文互證，無論對作家還是對作品的理解都將更為深入，會讓學生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以汪端為例。冠以才女之名，汪端的名字光芒四射，她寫有《自然好學齋詩鈔》，編有能與男性選家選本媲美的《明三十家詩選》，人們提到汪端時也多贊其詩才，但是，我們在讀汪端詩歌之時，卻發覺汪端詩中多用“影”“煙”，給人的感覺孤冷、縹緲，內心的孤獨寂寞呼之欲出。當我們將汪端的生平與創作聯系起來，把她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去體味她的喜怒哀樂，感受她的內心，就會看到一個不一樣的汪端，我們會發現幸運的才女汪端在生活中的種種的不幸，親情、愛情都是殘缺的、不完整的。

從古代才女的角度，汪端是幸運的，蔣寅在《一代才女汪端》中說：“許多閨秀詩人、畫家由此就被埋沒了，只有少數人能幸免。清代中葉的女詩人汪端可以說是一個尤為幸運的才女。”［1］然而，外表的光環難掩內在的孤寂，從這個角度說，汪端又何其不幸。汪端得以嫁給頗有才名的陳裴之，“論者有金童玉女之目”［2］。然汪端詩歌中卻不見有閨閣琴瑟和諧方面的詩。汪端詩歌題材多見擬古及詠史之作，最典型者為《張吳紀事詩》25首。汪端往往借詠史表達自己的倫理觀念、歷史評價，論古代才女也是重道德評價，她盛贊宋代節婦韓希孟而貶抑蔡文姬，稱：“平生不誦胡笳曲，三復巴陵節婦詩。”（《論宮閨詩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3］又論花蕊夫人云：“摩訶池上萬花開，百首宮詞絕世才。可惜當年艱一死，題詩甘入宋宮來。”（《論宮閨詩十三首和高湘筠女史》）這是對花蕊夫人屈節事宋的婉轉批評。《自然好學齋詩鈔》卷六《讀十國春秋吊前蜀昭儀李舜弦》又以花蕊夫人來反襯李舜弦的忠貞。她的詩集中很少涉及自己的個人生活，論者以為脫去脂粉氣，難能可貴。然女子寫詩毫不涉及自己的生活是否本身就不太正常？同樣為才女的李清照，其詞作離不開自己的生活與感受，與汪端形成強烈對比。

聯系汪端生平細節可知，汪端一生連連遭受失去親人的打擊，親情的不足是造成她內心孤寂的一方面原因。汪端相關之生平事跡，可參見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此文八千余字，極為詳贍。汪端生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其父汪瑜(?—1809)，性寬厚，自號天潛，母梁應鋗，系出名門。汪端幼年早慧，七歲時即頌《春雪詩》，見者莫不驚賞，得名“小韞”；又聰穎強記，曾誦讀木玄虛《海賦》、庾子山《哀江南賦》兩遍，即默念不誤一字，其資賦特異，又好學不倦。汪端八歲時，母親去世，嘉慶十四年（公元1809年），汪端十六歲時，長兄初卒于四川軍營，未幾父親也因傷痛過度而奄逝。汪端由姨母梁德繩教養。她嗜書如癡，父母見背之后，更終日獨處一室，握唐人詩默誦，眾人稱其“書癡”。她涉獵甚廣，尤精史學。姨父許宗彥與之論史，曾因辭屈而笑稱其為“端老虎”。陳文述嘗以僻典考之，皆能應答如流。汪端年幼即從高邁庵受學，焚膏繼晷，孜孜矻矻，故于此間積累學力，奠基深厚。汪端對少女生活的回憶中，與姨丈讀史論評的時光，最令她終生懷念。

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汪端年十七，歸陳裴之，姨母諄諄教誨，以為雖有才名，仍應謹守婦德，善盡孝道。婚后的汪端果然恪守姨母教誨，孝道、婦德兩不缺失。據陳文述言，汪端事親至孝，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汪端姐姐汪筠殂謝，陳文述病重。時汪端年二十三，虔誠立誓焚香持齋四年，夫妻分房而居，以求佛佑，后陳病果然痊愈。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汪端因選著《明三十家詩選》，用功過度，竟得難寢之疾。汪端所生兩子，長男孝如早夭，次男孝先體質羸弱，汪端憂子嗣不廣，故遍訪賢淑，為夫納妾。雖為夫所堅拒，但汪端以繁衍嗣續，照顧長輩為由，訪得王紫湘。王氏賢惠，端比擬為“朝云”，陳家香車寶馬，載之以歸，陳裴之特為她建別院，金屋藏嬌，汪端則專心著述。其不妒之婦德，為時人嘆賞。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汪端年三十四，陳裴之客死漢皋，年僅三十三，可謂英年早逝。子葆庸聞訊，哀慟逾常而成疾。面對夫亡子疾之痛，她遂師事道師閔小艮（公元1758-1836年），潛心修道。汪端卒于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12月18日，相傳臨終之際“語畢，白氣蜿蜒作，旃檀香氣，自臥家達于大門，經十三層屋而上升，乃瞑目不語，若入大定”［4］。

由以上生平可知，享年僅四十六歲的汪端，經受了喪母、喪兄、喪父、喪子、喪姊、喪夫的一連串打擊，其內心的傷痛將何以堪。

汪端不僅缺失親情，愛情也處于缺失狀態。翻遍所有有關汪端生平的記載，對汪端的評價都是才女，有關汪端容貌的記載只字未見，這于常情不符。同樣是才女的晚明女子葉小鸞，其母沈宛君為其作傳，稱其“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媚靨，明眸善睞，……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5］，極盡夸獎之能事，何以為汪端作傳、作序之人皆不提及其容貌？只有一個可能，汪端相貌并不美，至少不是美女類型。所以單從外貌而言，汪端難以得到風流才子陳裴之的心。汪端夫陳裴之字孟楷，又字小云，生于書香門第，早年即有文名。汪端所津津樂道的夫妻之間的和美生活也只是“花落琴床春展卷，香溫簫局夜談詩”（《丙子孟陬上旬與小云夜坐以澄懷堂集自然好學齋詩互相商榷偶成二首》），他們是談詩的伙伴，陳裴之所向往的絕對不是一個整天談論學問的人，何況汪端的詩學風格與陳家并不合拍。陳裴之之父陳文述為人一向追慕袁枚，風流自賞，又有女弟子三十多人，當時擬為袁枚，陳裴之難免不受父親影響，從其《香畹樓憶語》中自述“余取次花叢，屢為摩登所攝”［6］可見其風流生活之一斑。《自然好學齋詩鈔》中有一詩題為《小云嘗與余合選簡齋心余甌北三先生詩手錄存行篋中今冬檢理遺書偶見此本感題于后》，可見汪端曾與丈夫一起選性靈派詩，然考之汪端所編《明三十家詩選》，她對袁枚性靈的先行者明代公安三袁無甚好評，三袁詩不入選，且在凡例中稱公安詩流于佻俗，批評之意至為明顯。汪端論詩重人品、重雅正，以此推知，袁枚詩自不會入她法眼，所以如果她不假意應付，在談詩方面與丈夫的共同語言也不會很多。讀汪端的《自然好學齋詩鈔》和《明三十家詩選》，感覺汪端是端莊的有德者，然缺少女子的細膩與柔情。有哪一個男子愿意每天回家閨閣中面對一位女先生？所以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為陳裴之父親抱恙甚劇，夫婦禱于神前，誓愿持齋，“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7］。四年的分居生活雖出于孝心，難說這不是一個借口。汪端于是夜選明詩，得不寐之疾，自以體弱不任中饋為由為丈夫娶妾。陳裴之初以孝親為由推脫，但首次見紫湘即“四目融視，不發一言”［8］，繼則通媒妁之言，香車寶馬，隆重娶回家。紫姬出身青樓，才貌雙全，既滿足陳裴之儒雅的需要，又滿足他風流之需，于是陳裴之特在碧梧庭院筑香畹樓，金屋藏嬌，對紫姬的歡喜之情毫不掩飾，他為紫姬賦國香詞，一時領風流之殿。且說：“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9］紫姬使他開了作詞的先例，并一發不可收。此處透漏出，陳裴之與汪端夫婦幾年并未以詞唱和，汪端并未激發陳裴之為她寫詞的沖動，汪端處處以德要求自己，也不屑寫詞，與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相比自可見出汪端愛情生活的貧乏。論者皆贊汪端不妒，試想哪一個女子愿與別人分享丈夫？汪端所剩的只有大婦的空殼和有婦德的美名。汪端極為聰慧，她又怎會看不透這一點，能夠維持陳裴之及全家的敬重即為目前最大的成功。陳裴之為紫姬所寫首首情深意濃的情詞不知汪端看后作何感想，她的詩中竟然未見絲毫透漏，為了生存，她在心中埋葬了一切，她內心的委屈將何以堪。

陳裴之去世后，能夠保證她在家庭中地位的唯一的兒子孝先又驚悸失常，于是汪端只好取悅翁姑，由之前的不信教改為篤信道教，并在生活中運用她的聰明才智解決陳文述遇到的一些問題，成為陳文述的左膀右臂。

如此解讀，我們對汪端的了解就更為全面，對汪端詩歌題材內容的形成原因了解也更為透徹。在古代文學教學中，運用知人論世法，不僅有助于學生深入理解所學內容，而且可以教給他們知人論世、人詩互證的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1］蔣寅.一代才女汪端［J］.文史知識，2000，（09）.

［2］［清］梁德繩.明三十家詩選序［清］.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卷首［Z］.同治十二年蘊蘭吟館重刊本.

［3］［清］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三［M］.同治十三年刻本.

［4］［清］陳文述.孝慧汪宜人傳.汪端.自然好學齋詩鈔·卷首［M］.同治十三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