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區治理背景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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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6）08-0342-01

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進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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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警務: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 社會管理創新背景下警務創新展望 社會管理創新視域下的警務改革實踐 社區“大黨委”制與城市社會管理創新 社區治理與社會管理體制創新 社會管理績效考評與社會管理創新 社區網格化管理推動社會管理創新 以社區平安穩定助推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與思考 社會管理創新背景下的社區服務需求與供給研究 社會管理創新語境下城市社區統戰工作與價值的張力 社區統戰工作服務社會管理創新的實踐與思考 加強安全社區建設 推動社會管理創新 創建安全社區 創新社會管理 城鄉社區社會管理創新的新探索 創新社會管理 構建和諧社區 立足社區服務 創新社會管理 創新社會管理 加強社區黨建 工會組織依托社區 參與社會管理創新 發展社區“草根”組織 參與社會管理創新 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區矯正制度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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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現狀

以主導角色作為劃分標準，我國現有社區治理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居民參與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區月亮灣模式與武漢江漢區滿春街小夾社區模式為典型。居民在社區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業參與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區的蓮花北社區為典型，物業管理公司承擔了社區管理的主要責任，居民也愿意聽從安排。三是行政引導型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分布范圍最廣，也最常見，是我國社區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種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著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治理模式變革，居民、企業、第三組織往往只是被動地參與社區治理。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會導致社區治理嚴重失靈，表現為社區管理資源的浪費、居民參與積極性不高、參與目標層次較低、社區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尋租活動的滋長與蔓延。Bowled和Gintis認為負激勵是社區失靈的原因之一…，Banner指出社區治理的變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與推動l2f2。

我國目前這種政府主導的社區治理模式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角色，將本來屬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質的社區變成了受各種政府機構控制的“泥娃娃”，街道辦與街道黨委在改革中獲得了監督監察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干部任免權等，居委會的自治角色難以確定，公民深度參與難以實現，治理效益無法在社區形成激勵機制。相應地，政府壟斷地位造成了非營利性組織和社會自治團體的缺乏，導致社會服務中介組織的競爭不足。這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不但沒有創造社區治理模式變革的制度環境，反而成為負激勵的推動者。治理理論在我國社區管理改革中“碰了釘子”。盡管“上海模式”、“沈陽模式”、“深圳模式”等等無一例外都宣稱以“治理理論”為指導，然而最終卻都將“多元化、網絡化”方向的改革變成了政府一家獨大的“控制型社區治理”改革，使得我國的社區管理又走回了原來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變這種狀況，筆者認為必須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利用它的“再造精神”與“再造工具”，對我國的社區治理進行“社區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與“社區再造”

新公共管理運動是在全球經濟問題日益嚴重、西方國家財政危機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興起的，它對政府、企業與公民角色進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產者為中心的政府治理轉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治理。政府應以公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4141。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體現為兩種路徑：一是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強調對公民、社團組織、社區組織授權，建議從官僚層級制政府改革為參與及團隊合作的分權的政府，建立通過市場杠桿進行改革的市場導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徑是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強調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非“掌舵”，政府應該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應該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政府責任并不是單一的，公務員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他們也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準則、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應重視人而不只是生產率，對公民權的重視程度要勝過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視程度。新公共服務理論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提倡實行“以公民為導向”的政府管理。雖然這兩種路徑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但是都體現了民主、公平與公正，都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結果導向。

社區是地域相對較小、社會經濟文化活動比較相似、社會功能相對完整的共同體，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社會功能相對完整的、能夠滿足社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區域性組織，因而，社區管理作為基層公共管理，也伴隨著“政府再造”的改革運動發生了相應的變革。筆者將西方國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論所進行的社區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張簡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發達國家社區改革的最新動態。從表1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社區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l2，都體現出社區授權、參與決策、協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可見，“政府再造”的原則與戰略同樣適用于“社區再造”。

首先，根據公共物品理論，社區公共物品類似于俱樂部產品，與純公共物品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社區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的共同點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費和同時消費、成本由集體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過市場來提供。但社區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圍、需求多樣化、影響復雜化方面存在差別。社區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對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將競爭機制注入提供服務中去，需要通過市場力量來進行變革。我們稱之為“競爭型社區”。其次，根據集體行動理論的邏輯，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獲得集體物品的最優水平，增進共榮利益；而且小集團內部的個人關系更加重要，討價還價所帶來的損失要小得多。社區是社區成員的“利益共同體”，是一個非營利的社會組織，它是典型的具有共榮利益的小集團。因此，社區利益的一致性能夠使社區成為以社區居民為導向的社區。社區不僅僅要“掌舵”而且還要“劃槳”，這需要政府給予社區充分的授權。第三，根據公民參與理論，公民參與不僅是民主的內在要求，而且對政府行政管理有積極的結果效應。對于政府行政實施而言，公民參與能夠“促使政府組織從以自身為中心的決策項目安排轉向尋求公民支持和授權公民管理的決策安排。同理，不斷拓展的公民參與機會，能夠保證政府的行動鑲嵌于社會之中，而不是強加給社會和公民，這樣就能夠更好地發揮和強化社會的作用”_7]。

因此，社區需要對社區公民負責，同時，也是由公民、社團組織充分參與決策的社區，其管理方式相應地轉變為協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級式的，即“協作式社區”。第四，根據新公共管理理論，“再造”是指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度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并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企業化社區”也應構成“社區再造”的一部分，諸如明確組織目標的核心戰略、創設績效后果的后果戰略以及相應的工具——績效管理、激勵機制等，對于社區管理同樣適用。

三、我國“社區再造”的模式選擇筆者在現有的成功社區治理經驗中提煉出幾種我國社區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獲得授權的社區：會站分離模式

社區要能夠自治并能夠自主地處理社區事務，政府行政權力的放權就是關鍵。各級地方政府對于如何治理社區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其中，深圳鹽田實施的“站居分設”(“會站分離”)模式基本上解決了社區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在制度上重點厘清了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站和社區工作站之間的關系，并從組織結構、職能、人員、經費和場地等關鍵環節把它們一一分離開來J6。盡管如前文所述，這些依據治理理論所進行的改革仍然無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們也確實創立了“會站分離”模式的雛形——立足社區治理結構中政府行政權力與社區自治組織居委會權力的分離，這種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稱為“會站分離再造”，它為政府放權奠定了結構基礎。會站分離模式是將來我國社區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驅使的社區：社區模式

在自治組織中，利益相關者的共榮利益是組織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則，組織的合法性與政策的實施將會遇到障礙。上海竹園休閑中心的修建過程歷時8年，街道辦的“好心”由于沒有征求居民意見和進行信息披露導致休閑中心建設兩度遭到居民反對。1999年，街道辦事處吸取教訓，決定讓公民參與決策，給每戶居民發出《意見征求書》，召開居民代表會議，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決出具體的規劃方案0]。在這個過程中，街道辦事處依據居民的愿望和偏好進行施工，沒有出現居民阻撓施工的事件，居民對于休閑中心的認同度也很高。社區制度建設應保障居民進行選擇的權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務項目的居民選擇制度(如上海市盧灣區的“社區聽證會”、武漢江漢區花樓街的“社區居民論壇”)、確立居民服務保證制度(即類似于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的“公民”)。我們稱這一模式為“社區模式”。從“社區模式”的相關規定中可以發現《衛生》《環境》《公民參與》等對社區管理者和服務提供者提出了詳盡的要求，這樣使得居民可以對服務提供者實施有效監督。因此，“社區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在社區治理實踐上的有益嘗試。目前浙江紹興新昌就已經推行著類似的“鄉村典章”模式，“鄉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議公決產生，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對村務運作機制予以了明確和細化，為農民民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這種探索無疑具有“社區”模式的意味，是一種難得的探索，也是我國下一步社區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業型社區：績效導向模式

企業型社區指的是社區以居民利益為服務導向，運用績效與激勵工具，確定社區目標，高效率、高質量地滿足居民需要。社區中的績效管理方式(績效獎勵、精神補償、獎金、增益分享、共享節余、績效工資、績效合同、效率紅利、績效預算)與激勵因素(成就感、認可、挑戰性、興趣、責任感、晉升、工資和福利)能夠運用于居委會監督和評價中介組織、自治組織，同時也可以在社區各類組織與人員中付諸實施；另外，街道辦事處也需要以激勵形式對社區進行獎勵與懲罰，從而推動社區再造。目前績效型政府運動在我國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國的社區管理改革卻在應用績效導向工具方面，遠遠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這就需要在進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績效導向模式，推進社區管理改革。

(四)協作型社區：居民自治模式

與合作網絡治理模式一樣，協作型社區也倡導反垂直化、反科層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類自治組織與政府機構的雙向互動為依托，以社區授權于居民為主要工具。協作型社區的協作方式往往是社區根據情境產生的，其推動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質與安全保障需要，“門棟自治”與“院落自治”就是社區自治組織協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漢市的“門棟自治”方式是以門棟自管會為依托，通過門棟居民平等協商來解決門棟公共事務，形成了社區治理的多元網絡結構。門棟自治制度在推廣中得到完善，自治趨于制度化、規范化。它的基礎是建立門棟自管會推選制度，各門棟自管會成員的產生需經過“征求門棟居民意見、確定推薦候選人、門棟居民會議或戶代表會議投票表決、選舉結果報居委會備案”等程序。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塊區黨支部構建了另一種協作組織結構，它介于街道與社區支部之間，由相鄰各居民區黨支部書記或在職黨員志愿者聯絡站站長組成。塊區黨支部主要是針對幾個社區存在的問題進行監督，并開展各類便民活動。它不屬于行政機構序列，實際上是對變化的環境做出的具有嘗試性的調適¨。這些探索表明一種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則與工具的新社區管理模式在我國已經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無論從發達國家經驗還是我國已有實踐探索來看，這種自治模式都有著天然的優越性，可以解決我國社區管理中政府干預過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難”問題，是我國社區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競爭型社區：簽約購買型模式

將競爭機制引入社區，使社區服務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組織、社區服務站和物業管理公司，這能夠有效地遏制社區“尋租”的行為。因為社區服務站與各類街道中介組織如果由街道設立，那么無論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業單位，還是民辦非企業單位，都是具有壟斷性的社區服務提供者。在實踐中，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成都市成華區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務服務，上海市普陀區、浦東區等也有類似嘗試。賈西津指出，“購買服務模式能夠成立，除了合同關系，還有幾個條件：一是購買的必須是一種公共服務產品，如養老服務、殘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項政府職能，如某個部門在社區的工作；二是購買對象是具有獨立決策權的組織(企業或者非營利組織)，而不是貫徹政府意志的工作單位，購買的結果是其終端服務的實現；三是購買過程是公開、公平、競爭性的，而不是政府將固定財政資金向特定對象的轉移”l14]。實際上，這種社區公私合作關系就是將公共服務提供交由市場決定，政府與社區只是監督服務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終評價服務的終端。這種模式更有利于解決我國社區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提供缺位、錯位問題，更有利于節約成本。在將來我國社區改革中，凡是有條件的社區均可以推進這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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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社區老舊小區多，缺少物業企業管理，老舊小區人居環境“臟、亂、差”問題成為居民群眾的“心病”。

【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發動黨員帶頭干。社區黨支部將參與環境整治作為黨員志愿服務重要內容，并納入黨員積分制管理，動員80多名黨員定期開展老舊小區衛生整治志愿服務，對區內的衛生死角、衛生薄弱點逐一排查、清掃、拖運。將環境整治作為支部組織活動形式之一，開展“黨建引領促環境提升”主題黨日活動，形成了“支部號召，黨員帶頭”的良好氛圍。

二是凝聚多方合力治。運用“社區吹哨、部門報道”機制，黨員網格員將發現的問題通過“智慧管家”APP及時上報，紅色智慧管家指揮中心，分層分類派單處理，消防、住建、街道執法隊等多部門接到任務后會同社區開展老舊小區違規種菜、亂搭亂建、消防不達標、車輛亂停放等問題進行整治。針對發現的問題要求相關責任人限期整改，對逾期不落實的，依法進行處理。截止目前，業主自行整改37例，依法處理違規種菜、消防不達標等問題13例。

三是引導居民自我管。在xx社區黨支部的指導下，XX、XX等無物業小區成立小區業主管理委員會，推選樓棟長31人，制定小區居民公約和環境衛生、車輛停放等規章制度，確定各項收費標準，通過建章立制約束居民行為，同時加強文明創建宣傳，增強居民群眾愛護家園意識，調動居民維護小區衛生環境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逐步實現小區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自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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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治理 城市化問題 法律規范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經歷了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化的過程，產生了社區失序問題;法律治理失范，產生了社區失靈問題;人口流動性增加，產生了社區整合性差問題。在對社區進行法律治理的過程當中，應重點研究這些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化產生社區失序問題

社會學家將社會分為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①。禮俗社會建立在以家庭、近鄰、種族、宗教等為紐帶的直接首屬人類關系基礎之上，家庭或家族是組織的基本單元，用深度、凝聚力、滿足度等特征描述社會關系，以看護和家庭的方式把人們聚合在一起，通過來自家庭和鄰居非正式的紀律規范約束個人行為，其成員有相似的背景與生活經驗，彼此熟識而親密，以私人方式交往互動，隱私較少，人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傳統，秉承集體主義至上原則，通過道德勸說、閑話、表情手勢等非正式的道德控制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社會團體成員生于斯，長于斯，自然形成，與他們的祖輩相似，以人的相似性為基礎形成機械融合體，由這種融合體組成的社會是一種封閉的前工業社會，相似于農業社會。

法理社會建立在不同家庭、宗教、團體、組織的人們相區隔的間接次屬人類關系基礎之上，源于經濟組織模式的理性、效率和契約責任，大部分社會交往趨向于短暫化和表面化，人們通過正式的聯系集聚于機構和組織中，非個人的、制度化的規則約束個人行為，即法律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運用法律來約束個人行為，其成員由不同生活背景、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傳統的人口組成，缺乏感情交流，人際關系松散，人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堅持個人主義至上原則，社會團體成員存在著明顯經濟角色差導，以這些差異角色為基礎形成融合體，由這種融合體組成的社會是一種開放的工業城市化社會。

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是兩種既定對立的理想社會，禮俗社會是基于血緣、親緣、地緣和共同感情經歷歷史形成的自然產品;法理社會是人們有意識地建立、設置的人工制品，由自然形成向人工建造轉變，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由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轉變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②在社會轉變過程當中，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逐漸解體，新的社會控制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些人感到孤獨、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做，一些人容易挑戰或無視社會規則，這種狀況的一個后果就是失常行為增加，社會走向了無規范的失秩狀態。“失序”是指因社會轉型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失范所引起的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的紊亂。③亨廷頓曾說：“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④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也是一個容易出現動亂和失序的過程。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城市化引起的失序狀態在社區表現得尤其明顯。城市化使社區由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人們相見而不相識，割斷了建立在家庭、鄰居關系基礎上的聯系紐帶，勸說、輿論等道德手段失去了對社區的控制作用，法律控制手段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控制手段出現了斷層，社區陷入了混亂的失序狀態。失序是社會進步過程當中出現的一種反常現象，它打破了現存社會秩序賴以存在的常規，并且就此毀掉了文化和經濟的價值，諸如勤儉的習慣、熟練的技巧，以及個人的希望、抱負和作為社會秩序內容的生活計劃，但如果經過合理的調適，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并以之推動社會向高級階段發展。

在社區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過程當中，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對社區的發展具有引領、規范和調適作用，這種作用建立在法律與社區實際情況相符合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人們在面對新生事物時往往知識、經驗不足，不能很快把握社區法律治理的真諦，真理的獲得需要有一個不斷實踐的過程，法律對社區的治理也有一個不斷的修正過程，即要經過立法―適用―修正―適用―修正的不斷反復過程，也就是說要經過一個法律治理的探索階段。探索階段，有可能出現法律空缺、法律秩序滯后、法律實施困難等情況，這些情況都有可能產生社區的失序問題，在社區法律實踐中應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并加以解決，盡量縮小失序的延續時間，將失序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失序而不混亂。

法律治理失范產生社區失靈問題

“失范”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是指一種無規范狀況，或者是社會準則的缺乏和混合不清。羅伯特?默頓從功能主義的觀點出發，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更改，他把失范看成是“規范的缺席”，即人們對現存的社會規范缺乏廣泛的認同，從而使社會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涂爾干和羅伯特?默頓界定的這兩種失范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普遍存在。

就前者來說，城市化社區，首屬社會關系向次屬社會關系轉化，動搖了基于家庭、近鄰、種族、宗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緊密聯系紐帶，人們混雜在一起，相互不了解，生活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遠離，不同收入、家庭、宗教、團體、組織的人們相區隔，社會控制條件和社會控制模式發生了變化，以首屬社會關系為基礎的道德控制方式向以次屬社會關系為基礎的法律控制方式轉化。在轉變過程當中，舊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遇到嚴重破壞，逐漸失去了對社會成員的約束作用，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社會成員的行為缺乏明確的社會規范約束，形成社會規范權威失范、社會規范真空或規范沖突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規范缺乏明確性、確定性和肯定性，對社會成員的指導性不強，增大了人們依照規范行事的難度，人們的社會行為表現就是各行其是，整個社會陷入了混亂局面。

就后者來說，城市化社區，用理性和客觀程序建立法律秩序，這樣的秩序永遠不能完全取代建立在共識和道德力量基礎上的規模較小的直接群體的秩序，人們也習慣于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社會控制方式，對法律控制方式缺乏廣泛的認同感，使法律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結果，城市生活導致了社會結構松散，允許以自我為中心等不正常行為泛濫，放縱個人問題迅速膨脹成為社會問題。……以客觀制度化的控制來替代自我控制和社會控制的生活方式，……不僅加劇了反道德行為和社會的混亂，同時也造成了道德秩序、社會穩定和社會控制更為普遍的瓦解，形成了一種被認為是社區解體（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狀況。社區混亂與社區解體相互疊加，產生了社區治理的失靈問題。

解決社區失靈問題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首先，建立完善的社區法律制度體系。目前的社區法律制度滯后于社區的發展速度，不完全切合社區治理的實際需要，不能很好地發揮對社區的引領、規范和調適作用。應該依照社區發展的客觀規律，對這些法律進行反復的實踐和修正，建立完善的社區法律體系，調整社區的社會關系，規范社區各類主體的法律行為，維護良好的社區法律秩序。

其次，將法律制度建立在人們良好社會行為習慣的基礎之上。城市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一種比較正式的控制方式，都必須建立在本能、自發的基礎之上，才能顯出其效力。在正規的法律形式取代民俗的過程當中，城市行政的控制辦法應深入到以往只是由個人的愛好和意愿自行決定的某些活動中來，這樣的社會控制方式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⑤。

再次，運用法律與道德相結合的控制方式。社會的演進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地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此發展過程當中，新的社會是原有社會的延續，保留有原來社會的因素。在社區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過程當中，也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規律，道德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都對社區具有凝聚力和調節作用，在用法律進行社區治理的同時，也要注意運用道德控制方式，使兩者相輔相成，促進社區的穩定和發展。

人口流動性增加產生社區整合性差問題

社會整合是按照一定的價值觀念和規范，對社會中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因素進行整合，形成統一體的社會活動。社會整合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它既能維護社會系統的完整性，又能使社會進入更高級的適應能力。社會整合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會的秩序化、規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會結構的各個部分因缺乏親和力而導致發展失控，引起整個社會的混亂、無序。⑥

社區互動關系是社區整合的基礎條件，社區互動的關系有兩種，一種是主要關系，另一種是次要關系。主要關系包括親戚之間的關系和私人朋友之間的關系，親戚之間關系建立在忠誠和責任基礎之上，私人朋友之間關系建立在吸引力和項目的興趣基礎之上。次要關系是具有目的性的關系，是為獲得特別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他們經常被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內在滿足感的互動（情感性互動）關系，另一類是僅獲得某種目標的互動（工具性互動）關系。情感性互動典型地圍繞不同類型自愿協會的形式被組織，如運動會、業余愛好組織、聯誼會、志愿組織;工具性互動經常發生在商業協會、工會、政治團體和壓力團體的框架內。社區整合就建立在這些互動關系的基礎之上。整合后的社區能使所有成員的福祉獲得改善，但是當成員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該群體時，這個結論就不可信了。⑦由于城市化的流動性、社會服務安全提升和生活節奏差異化增大，人們較少受到居住鄰近性的約束，地方支持系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鄰里生活中來變得日益艱難。在這人口頻繁流動的城市化社區中，人們自我分類和被分類成城市組織的不同部分，經過隔離、同化、再隔離的協同過程，城市的不同部分和住房的不同類型逐漸由不同社會經濟狀況、不同規模結構的家庭和不同民族、種族背景的人們所表征。⑧人員流動性增加和分化，使社區失去了具有相似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親近性支撐，無論是主要互動關系，還是次要互動關系都很難實現。人與人之間沒有了社會互動關系，社區整合無法進行。

城市化社區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情感智力發展不足，心理壓力增大;二是文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就前者來說，城市既解放著人類，又限制著人類，在此，人類實現自我，展示創造的力量，追逐生存、財富、地位、權力、知識等目標，卻又忽視情感的培養，人口膨脹、非充分就業、不快節奏的城市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就后者來說，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被社會經濟、人口、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存在明顯差異的群體“侵入”，模糊了人的價值理念，動搖了道德的行為規范性，產生墮落、混亂、無序和沖突。如果缺乏互動和整合，這些問題很難解決。

從任何意義上都可以說，是那些對社區沒有治理能力的人們仍對地方社區保持著興趣，并活躍在我們各大城市的地方社區中。婦女，特別是未受過專業訓練的婦女，以及從地域上被隔絕、禁閉在異地語言中的無形壁壘之中的移民們，才注定要保持著他們對鄰里生活的某種興趣。有能力的人不關心社區事務，關心社區事務的人沒有能力，選舉產生的社區自治組織自治意識薄弱，社區整合能力不強，很難通過交往互動的方式行使社區自治權利，在社區法律治理過程當中，需要政府權力的適當介入，整合社區資源，培育社區自治組織，提高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

依照政府與社會相分離的治理理念，政府權力不是直接介入社區自治事務，而是賦予居民委員會部分行政管理權力，讓其在城市化社區自治中起主導作用，整合居民、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社區主體形成綜合治理能力，解決在人口流動過程當中社區存在的城市化問題。社區居民委員會有豐富的社區治理工作經驗，長期以來，社區居民也習慣于居民委員的領導，居民委員會有能力在社區治理中起主導作用。對此，要為居民委員會在社區整合中發揮主導作用搭建一個平臺，這個平臺就是建立以居民委員會為主導的議事協調機構。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公司三個法人組織主體都在社區行使權力，權力邊界并不清晰，存在相互重疊和沖突，應通過議事協調機構協調三方的社區整合行為。居民委員會因具有社會管理職能而在協調機構中居于核心主導地位，是協調的組織領導者，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公司是協調機構中的積極參與者。居民委員會在組織召開協調會議之前就擬協調的議題征求包括業主在內的全體居民的意見，協調中對共同管理的事項和各自管理的事務進行充分協商，劃清權力邊界，明確職能分工，達成共同治理社區的一致意見，向全體居民公布后組織實施，凝聚社區各種資源形成綜合整合能力。居民委員會在議事協調機構中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幫助業主委員會提高自治能力，協助物業服務公司進行物業管理，維護正常的物業服務合同法律關系;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居民委員會的人民調解作用，協調解決業主、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之間產生的法律糾紛。居民委員會是黨和政府治理社區的著力點，在人口流動性強、社區整合性差、法律糾紛頻發的情況下，應加強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建設，提高居民委員會整合社區的能力，使社區問題在社區內部得到解決，維護社區的和諧與穩定。

（作者分別為南昌理工學院城市化與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南昌理工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法律糾紛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4BFX070）

【注釋】

①Tonnies， s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87 and was translatedinto English by C. Loomis in 1957 as community and Society.East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②夏建中：《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③劉祖云：《中國社會發展三論：轉型?分化?和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37頁。

④[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1頁。

⑤[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麥肯齊：《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嶺、鄭也夫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頁。

⑥葉昌友，王天聞：“社會整合與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11期。

⑦[美]塞繆爾?鮑爾斯，赫伯特?金迪斯：《社會資本與社區治理》，參見周紅云主編：《社會資本與民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1頁。

篇(6)

志愿者組織的“金名片”

G20產生的杭州新名片中，“武林大媽”是一張珍貴的社會名片。

今年3月，杭州下城區武林街道借鑒北京“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的做法，推出了“武林大媽”，負責平安宣傳、文明勸導、情報信息上報、隱患排查、矛盾調解、治安維護工作。在志愿者蔚然成風的杭州，“武林大媽”一下子吸引了不少粉絲，全市50萬大媽服務了G20，參與了社會的治理。

據悉，G20期間，“武林大媽”們為路人提供旅游咨詢、免費續水等便民服務，這些細小而隨處可見的服務，讓杭州變得更加暖人。

其實，早在G20前，“武林大媽”們就溫暖了周圍的人，為促進基層社會善治貢獻力量。杭州武林街道有一位老奶奶，喜歡撿垃圾，在家里和公共區域推滿了各種廢品，鄰居多次投訴未果，“武林大媽”羅睿綺知道后，與她反復溝通，老人最終同意搬走垃圾。“武林大媽”們的工作，讓街道社區日常的糾紛消于無形。

記者在實地訪談中發現，杭州鮑大媽聊天室作為志愿者組織的典型，截至2016年10月，已經服務社區居民33562人次，而這僅僅是室內服務的人次。

成立于2005年的鮑大媽聊天室，是社區志愿者服務的項目，剛開始的功能是與社區居民聊天，說心事，解決問題。隨著志愿者的不斷加入，鮑大媽聊天室的功能也不斷擴大，最終發展成為具有專項咨詢服務、特色服務、和諧幸福大講堂、聊天小分隊、入樓道主題座談會、社區文化屋、美化社區小衛士等多項功能的志愿者組織。

成立于2008年的杭州下城區文暉街道的和事佬協會，同樣是民間志愿者組織，處理社區樓道里的各種麻煩糾紛，管理社區街道大大小小的“閑事”，其成員是扎根于社區的調解員。

在浙江，這樣服務于居民的志愿者組織，不勝枚舉。志愿者組織其實已經成為提供公共產品、化解基層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

“志愿服務是因為人際關系稠密化而引發的自主行為。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務已經構成了社會治理的一項內容。因而，我們需要在社會治理變革的意義上來認識志愿者及其志愿服務。”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張康之這樣說道。

集約式發揮社群功能

“盡管現代社會分化為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日常生活領域，但是，在它們之間，存在著寬闊的中間地帶，有大量的社會構成要素以及行動方式。”張康之談道，“在社會分化中，各個領域又有融合的需要，而志愿者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消除所有這些沖突的路徑。”

正因為社會發展的復雜性和廣闊性，使得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功能和作用都在不斷調整和深化。政府作為單一的治理主體無法處理社會細微的事件，社會力量的參與就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志愿者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政府處理社會的公共事務的力量，化解社會矛盾，維護了基層穩定。

專家指出，民間志愿者組織往往規模小、力量相對分散，而這恰成為其優勢，因為這意味著民間志愿者組織能夠深入社會的最底層，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增加地方公共產品的供給，創新社會治理的形式。

“鮑大媽聊天室剛成立的時候，有好幾位居民向聊天室反映，社區一部分地方沒安路燈，大家出入很不方便；還有幾幢樓的居民給主持人鮑倩打來電話反映：晚上，社區幾扇鐵門老是被來往的自行車撞得‘咣咣’響，住在鐵門邊的居民被刺耳的噪音騷擾。”鮑大媽聊天室的負責人鮑倩向記者講述作為志愿者在社區服務的經歷。據她介紹，這些事情反映到聊天室后，聊天室的負責人就會把情況反饋給社區負責人，社區負責人根據事情的輕重緩急會采取相應的措施。

如今，鮑大媽聊天室成為了社區和居民之間的紐帶，社區居民的很多想法和意見，都能通過聊天室得到傳達。

在鮑大媽聊天室參與志愿者服務的小陳看來，聊天室這類的志愿者組織發揮了服務居民、化解矛盾、傳遞信息、團結社區、凈化風氣的功能。

據悉，鮑大媽聊天室創立初期是一人“作戰”，后來吸引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目前專職志愿者有19人，還在臨安和城西成立了分部。這些志愿者來自社會各個領域，有醫生、律師、教師、公務員、居委會退休人員等等，在志愿者組織里分工合作，群策群力。

“將志愿者群體組織起來，組織化管理和運作，能將分散的社會資源集中化，集約式發揮社會群體的力量。”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師、行政管理博士后范虹玨認為，志愿者組織作為公民社會中的重要部分，它們的存在和活動體現著一定量的社會資本，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

“志愿者組織的活動既可促進經濟發展，又可以發展民間交流和自主管理的方法和技能，培養社會成員之間的平等互惠精神，促進相互信任和理解。”范虹玨說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認為：“作為積極影響社會的重要的組織制度創新形式，志愿者組織具有動員社會資源、提供公益服務、政策倡導與影響的主要社會功能。正因如此，志愿者組織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發展的“瓶頸”

“其實，我一直在找接班人。我已經到這個年紀了，雖然身體還好，但仍然逃不過自然規律，想找個同樣熱心的人，全身心投入到志愿者服務當中。”鮑大媽聊天室83歲的鮑大媽為找接班人，已經苦惱了好多年。

鮑大媽式的“煩惱”其實是民間志愿者組織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在我國，志愿者組織分為兩類：一類是官方的志愿者組織，例如志愿者協會、紅十字協會等；另一類是自發的，沒有官方背景的志愿者組織。

然而，與官方的志愿者組織相比，民間的志愿者組織面臨更大的困難和挑戰，集中表現在資源獲取上。

范虹玨認為，志愿者組織最關心的是生存。為了生存，組織需要資源，而志愿者組織自身通常不能生產這些資源，那么就必須從它所依賴的環境中尋找。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組織合法性問題。

記者了解到，當前，民間志愿者組織的成立和運行，要符合《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而該條例要求，申請登記民辦非企業單位，需要經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后，才能到同級的登記管理機關申請登記。

由此可見，民間志愿者組織在取得合法性之前必須找到相應的掛靠單位，即“婆家”。“這樣的雙重管理不僅在程序上增加了審查的重復性，影響了行政效率，而且增加了民間組織設立的難度，特別是限制了自下而上民間組織的發展。”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鄧國勝說道。

據悉，在2014年之前，杭州滴水公益是具有近千名義工的民間組織，作為志愿者組織，企業無法通過正規渠道對他們進行贊助，因為其無法為企業提供相關的發票。由于沒有發票，民間組織也難以與官方合作。

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滴水公益的負責人曾經想找掛靠單位，但面臨兩個問題：第一是這樣的主管單位很難找，第二是這些單位也害怕出了問題需要擔責任。由此，掛靠事項無疾而終。

民間組織發展的另一塊短板是資金問題。如今聞名全國的小小鳥打工互助熱線組織，其發展初期的辦公場所是一間郊區的平房，用的是舊貨市場淘來的二手辦公桌椅，盡管如此，這樣的辦公場所也只維持了79天，因為第二個月組織者就沒錢付房租了。

此外，記者也了解到，曾經在地方或全國小有影響的許多志愿者組織、公益組織，因組織合法性、資源或人才問題，要么解散，要么暫停服務。

“在多重管理的體制安排下，民間的志愿者組織發展面臨著資金短缺、社會人才匱乏、社會合作與認同少的窘境。”浙江工商大學副教授張丙宣說道，除了官方的志愿者組織參加社會治理外，來自民間的志愿者組織，也應納入到社會治理的體系中，推進社會的善治。

打開制度閥門，釋放社會能量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中，志愿者組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專家指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需要完善志愿者組織培育的制度建設，為志愿者組織提供發展的資源，以志愿者組織為依托，釋放社會能量。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伍治良認為，“建構科學完備的志愿者組織法律體系，是現代社會組織體制的本質要求。我國志愿者組織立法應遵循組織培育與規制并重、立法傳統繼承與適度創新及法律制度體系和諧等原則。”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的李慶智進一步指出：“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將體制外的社會組織制度化、規范化、法治化，以此為基礎將其納入到體制中來，在法治約束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公共權力與公民之間制度化、 規范化與法治化的良性互動關系。”

改變，已經在一步步發生。

2013年9月，杭州市民政局下屬的民間組織管理局正式開放沒有主管單位的民辦非企業單位進行注冊。在地方試點后，2016年，民政部公布了《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

“征求意見稿對社會服務機構的登記管理體制采取了分類處理的辦法，對原有雙重管理體制進行了完善。對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服務機構實行直接登記，但對于設立其他類型的社會服務機構，仍采取原有的雙重管理體制。”鄧國勝教授指出，“這種分類管理的策略，既順應了歷史潮流與發展趨勢，又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

同樣，民政部在公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中，也降低了服務類的社會團體的準入門檻，在社區內活動的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團體，可以直接進行登記，由所在地縣級人民政府的登記管理機關負責登記管理。

篇(7)

摘要：環境作為公共產品，無疑會遭遇到“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雙重夾擊。本文試圖引入社區作為環境治理的主體，通過分析社區中激勵優勢和合作優勢來論述社區如何成為治理的最佳主體，并提出借助社會、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律的力量推動社區的環境治理。

關鍵詞：社區；環境；治理

我國經濟發展的霸道性和壓榨性所產生的惡果，一定程度在環境問題上凸顯而出，這種不計代價的發展使我們不得不冷靜下來思考如何治理“那片灰色的天空，和那條發著惡臭的河流”。為了解決環境問題和經濟低效率，學者們致力于研究誰是環境的最佳治理主體。目前無論是政府管制還是走市場激勵的路都無法“藥到病除”。我們看到的是NGO、民間組織和社區日益成為治理主體的新寵。而社區的角色在近20年的時間里，其角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它已成為治理最為炙手場。

一、社區與生態環境治理

德國的社會學家滕尼斯早在1881年提出“社區”一詞，并將其納入社會學研究范疇。他將社區解釋為一種由同質人口組成的具有價值觀念一關系密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社會群體。自此以后，社區的概念不斷的演變，先后經歷了“組織”論階段、“區域”論階段和“綜合”論階段。盡管學者對社區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構成社區概念的因素是普遍認同。希勒里從1995年收集的資料發現，在已經存在的94個社區定義中，有69個認為社會的本質因素有三個社會互動、地區、共同約束[1]。社區作為一個非正式制度下的制度體系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機制，也是社區精神的層面體現。另外，社區中的社會機制，如社會關系紐帶和社會聲望是社區運行的劑，這些都是現代政府和市場關系中所缺失的，同時也是社區與政府、市場的區別之所在。社區既強調本土知識，又注意到特定地理空間上形成的生態環境共同利益。在生態環境管理方面，社區被描述為具有自己在長期的歷史中形成的本土知識的生態體系，任何保護行為要想成功或者更加有效，都需要這樣的本土知識的參與。社區成員作為資源擁有者與使用者的雙重角色，他們自主擁有資源時的激勵力量是任何別的主體所不具備的優勢，因此，社區參與生態環境治理既必然又有效。[2]

強調社區基礎上的環境治理是基于環境治理的“雙重失靈”的既有背景，雙重失靈是指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環境是典型的公共產品。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人人都可從自然環境中受益而不能排除他人從中受益。對于環境問題而言，由于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環境資源的公共性、環境資源產權不存在或難以界定以及環境信息的稀缺性與不對稱性等的存在，就使人們對環境的所作所為難以經過交易方式反映出來，于是環境問題就表現出某種外在的失靈。環境產權的難以界定為政府管制提供了依據，而政府不是萬能的，正如阿格拉沃與吉伯森所指出的，過去幾時年的經驗表明了，國家想要通過強制的手段來推行不受歡迎的發展與保護項目，管制人們的資源使用行為是，其能力是有限的。政府面臨著高額的管制成本、理性的有限性、監督缺位和尋租等問題，出現了政府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同時存在就使得環境問題成為名符其實的“公地”。要促進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僅靠政府與市場的調控是不可能的，環境治理必須引進其他治理主體[3]。

二、社區治理環境的優勢分析

洪大用教授認為，以社區為基礎的環境治理（保護），是指：完整的社區擁有以社區為主體的保護；同時又可以向另外兩個主體延伸：向上可進入政府的保護活動中，往下又進入環境資源私有化的范圍。通過社區機制的建立，進一步擴大了環境治理的主體，明確了相關方面的責任，而且有效地整合了政府活動與個人行為，提高了環境治理效率[4]。社區是最容易達成相互合作的場所，社區的小規模、互動頻繁而容易通過溝通實現合作。社區中的人際關系、相互認同與團結程度高，人們之間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一體化，而社區中存在的互惠機制加強了一體化的程度。此外，社區的社會機制讓違規者無法逃脫公眾的“法眼”，減少了“搭便車”行為，這是因為社區內監督日常化，匿名困難、輿論優勢產生了強大的外在力量讓社區的政策執行起來更透明、民主和高效。在社區中，選擇“搭便車”會使其失去社區中的人際關系和聲望。最后社區具有產生并維系社會文化的功能。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信仰、信念，這是社區成員共享的。正是它們不僅促使了規制的產生，而且成為這些規制背后的依據，這樣的組合促進社區合作，改善激勵。如，在文化價值上，在資源極度短缺時期，資源的價值的上升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是資源的純粹物質價值上升，人們對資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是資源被社區文化賦予某種神圣化的意義，人們對其的敬畏增加。在不同的價值觀引導下，人們的合作效果天壤之別。前者只會因資源稀缺，物質價值上升，導致人們爭奪，后者則會因其神圣的光輝增加擁有者的合作。這些核心價值成為社區的道德力量。經過長期的宣傳和存在，內化為社區成員自我約束的規則。環境管理作為社區的公共事務，每個人都有責任，這些共享的價值文化一方面強化個人的環境保護意識，減少個人破壞環境的行為，另一方面，督促個人監督他人的行為是否違規是否有利于利于社區的環境發展。總體來說，就是營造出一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參與式氛圍。將管理環境的權利下放給社區，意味著環境資源直接賦予社區。社區保護在激勵機制上的優勢與社區的地理空間密切相關，正是在特定的地理空間上，塑造了環境問題上的利益共同體。利用社區成員關注其自身利益的要求，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這就是所謂的激勵機制。社區產權相對于私人擁有的優勢是不需要完全私有時高額的交易成本。在由政府治理到社區“私有”的過程中，沒有進一步私有到個人，這是世界性的社區治理趨勢的另一面體現。資源屬于社區，資源又是社區成員的生存根本，社區成員可以從良好的環境中獲得利益。無論是作為個體的成員還是作為集體的社區，都有著共同的目的就是管理好環境，從中獲益。與政府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人時所出現的監督問題，造就了政府管理的激勵不足，濫用公共資金、腐敗、將權力變為壓制手段而限制了社會成員應有的民主和自由相比，社區由于規模小，沒有正式權力體系，權力主要來源于民間，而顯得更民主，理性和具有責任感。

社區可以被看成是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產物，它代替了政府與市場而成為更有效的治理主體。從這層意義上講，它是工具性的。社區特有的激勵結構，又促使我們利用它來作為保護環境資源的最有效手段，這是它工具性的體現。但是最終，社區超出了工具的范圍，社區擁有的文化價值構成了一個包含物質內容與精神內容的生存空間，而不像市場，除了經濟、效率與正式制度這些沒有“人情味”的概念外，見不到更為豐富的社會內容與文化成分。（作者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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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EIN S，MYERS H，Policy reviews and essays：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in practice J.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2，（15）：345 -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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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大用.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成長[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