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概念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理論的發展總是反映現實和服務于現實，而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還處于理論滯后現實的階段。在學界，使用過區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劉鋒和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陳瑞蓮教授，兩位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本著不同的目的對區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見解。劉鋒教授運用新公共管理、區域創新系統、區域核心競爭力、支持系統等理論對區域管理進行創新，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一研究與本文所關注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別，它并不是真正從公共行政學角度對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從區域地理學的角度將創新理論引入到區域發展中去。中山大學的陳瑞蓮教授是我國研究區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實質意義上從行政學科角度對我國區域行政進行研究的開創者。她在對區域行政深厚知識積淀的基礎上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一些問題作了述評，認為任何一門學科和一種理論的產生都是社會需要和時代呼喚的產物，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經濟全球化下的區域主義與區域競爭的崛起、經濟市場化下的區域政區間競爭加劇以及區域公共問題的大量興起；而國外的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間競爭理論、地區競爭力與區域創新研究、政府間關系與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實證研究。同時，她也對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義做了闡釋，僅從理論創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動區域科學研究的創新，另一方面，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開，也能從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對現代公共管理學學科創新。這些認識是深刻并富有創新意義的，然而，這些認識是在區域行政研究的基礎上對區域公共管理的一個簡約性的概括并沒有對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內涵以及其實質進行分析。毫無疑問，有幾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區域公共管理與區域行政有沒有區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為什么區域行政會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要解決以上的問題，有必要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區域與區域行政

區域，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觀念上的空間概念，但不純粹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沒有嚴格的范疇和邊界以及確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區域。對區域的含義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學把區域定義為地球表面的地域單元，這種地域單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內部組成物質的連續性特征與均質性特征來劃分的；政治學把區域看成是國家管理的行政單元，與國界或一國內的省界、縣界重合；社會學把區域看作為相同語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類社會聚落。區域經濟學對區域沒有完全統一的認識，有學者認為要對經濟區域下一個比較確切的、同時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是比較困難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內涵：首先，區域是一個有限的空間概念；其次，經濟區域必須有相應的公共管理層級以提供公共服務；第三，區域在經濟上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地區；第四，任一區域在全國或更高一級的區域系統中擔當某種專業化分工的職能。區域劃分，常采取兩種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區域分成不同的兩種類型，一是同質區域，二是極化區域（也叫集聚區域、結節區域、功能區域）。

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是基于其它學科對區域發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對區域的界定應該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但行政學科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有自己研究的側重和偏向，因而我們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還必須界定一個適合行政學科研究的區域概念。美國區域經濟學家胡佛把區域定義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計劃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為一個應用性整體加以考慮的一片地區”對我們有很好的啟示。區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種載體，體現各種關系和利益。在區域發展的行政學科研究途徑中，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從地理學或經濟學的研究中受到啟發，認為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連續的有限空間范圍，是具有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某一個方面或幾個方面的同質性的地域單元”。本文支持這樣的界定，但筆者以為，既然區域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的，而這一定的標準可能是自然、經濟或社會特征的一個或多個方面，那對區域的理解我們必須突破從地理學或行政區劃研究出發的關注角度，從對其范圍的關注轉向對其內部實質內涵的關注。如果我們將區域內的主體按照較普遍的三分法劃分為國家、市民社會和私人領域的話，可以發現，區域內各主體在不同的利益領域內形成各種交錯重疊的復雜關系。區域作為區域發展中行政學科研究途徑的基礎性的概念，它更實質的東西在于它所蘊涵的多元主體和多領域利益之間復雜的關系，這是由行政學科的學科性質決定的。

基于對區域的認識，中山大學的兩位學者認為區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區域內的政府（兩個或兩個以上），為了促進區域的發展而相互間協調關系，尋求合作，對公共事務進行綜合治理，以便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利用，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根據這一理解，區域行政的行為主體應該是政府，強調的是政府間（同級政府之間與上下級政府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通過對政府的協調來達致區域內優質公共服務的提供。這是區域行政的基本內涵，那么區域行政與區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別？如果有，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區域行政為什么向區域公共管理發展？

三、區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區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須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與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樣的區別國外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種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層出不窮，但什么是公共管理，眾說紛紜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我國有學者在綜合國內外各種觀點的基礎上認為現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整合社會的各種力量，廣泛運用政治的、經濟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績效和公共服務品質，從而實現公共的福祉與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還包括其它的組織和第三部門組織等。在公共管理與傳統公共行政的比較分析上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據，但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便是在公共管理和傳統公共行政比較中，公共管理的行為主體不僅包括政府還包括其他各種的社會力量，是以政府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體；在公共管理的性質方面，公共管理要體現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體應著眼于社會發展長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來開展其基本活動；在行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復合型的集體行動，以共同的目標基礎，通過協商的方式達成。#$%不可否認，現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發展的一個新趨勢，是公共行政領域不斷擴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體現。

篇(2)

建立健全我國衛生評價制度

社會團體發展的前瞻與思考

加強智庫研究建設新型智庫

做好社會救助和慈善資源的對接

完善我國志愿服務體系的建議

“三社聯動”的問題與優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發展

完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幾點建議

改進我國兒童安全保護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體制改革的實踐與思考

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核心與對策

新常態下中國式鄰避困境的解決思路

完善促進大學生就業創業的政策體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民間公共資源的傳統利用與鄉村建設

推進新型城鎮化和流動人口社會融合

基于近年來幾起重特大事故災難的分析

創新社會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領導力

英國開放公共服務改革及其啟示

加強社會治理創新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加強國家安全管理體制的系統性設計

運用協商民主創新社會治理的有益嘗試

縣域社會協同治理的“田東經驗”分析

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的微信謠言治理

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的實踐與思考

重慶城鄉社區服務差異分析及政策建議

加強網格化服務管理體系構建的幾點建議

引導新文藝組織和文化群體參與社會建設

行業協會商會與政府脫鉤改革方略及挑戰

扎實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改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我國社會發展展望

從臺灣社區發展看社區網絡治理的前景與挑戰

社會風險與基層社區治理:問題、理念與對策

在社會治理創新中充分發揮關工委的獨特作用

正確認識和處理新形勢下改革與法治的關系

開啟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新“黃金時代”

中國合和式風險治理的概念框架與主要設想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團場社區建設與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東“義集”的興起與地方市場治理策略

人口老齡化再認識及對養老服務業發展規劃的建議

推進以社區治理為基礎的城市治理現代化探索實踐

《國家安全法》頒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與應急管理

總體國家安全觀視角下的公共應急管理法治化

推進公共安全體系系統化常態化法治化社會化建設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務管理平臺建設的實踐與思考

客家家訓——客家人修身處世創業持家的座右銘

篇(3)

【認識農民問題要邏輯一致】

知識界需要把農民問題當作一個科學問題來對待，而不是把相關討論當作學者本人價值觀宣泄的機會。常常有學者對農民問題的討論縱橫鋪陳，旁征博引，但下筆千言，離題萬里，最終還是以自己的理想世界替代農民的現實選擇，這不是科學的態度。科學地討論社會問題的前提，一是要概念一致，否則無法對話；二是要價值中立，否則難免把論者自己當成了“教父”。

在人文學科領域，一個很大麻煩是學者們使用的概念系統常常不一致，以致論者自言自語，彼此難以交流。為避免這種情形，筆者需要對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作一說明。

首先，傳統鄉村社會是指沒有積累、生產方式簡單、習俗對公共事務有絕對支配力的社會。這種社會自然以農業經濟為主，居民大體按血緣關系聚居并形成村落。支配公共關系的力量主要是宗法、宗教代表人物。習俗和教義壓制了農業居民的自由，居民們沒有其他選擇的自由。

其次，中國大部分鄉村社會已不是傳統鄉村社會。進一步看，中國相當一部分鄉村社會已經變成了城市社會，只是缺乏城市社會的基礎設施。例如，珠三角地區很多被稱為“農村”的地區，其實已經和農村不相干，對這樣的地區大談“鄉村治理”實在不妥。但另一方面，也不能說中國的鄉村社會已經完成了向現代鄉村社會的轉變。

第三，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鄉村社會”并不存在。一些發達國家把低于一定人口密度的大范圍地區定義為鄉村，僅僅在人口分布的描述上有意義，在社會結構上沒有意義。現代農業的主體是專業農戶，他們在社會權利上與城市居民沒有區別，其身份僅僅有職業意義。他們住在城市外面，可叫做“城外市民”。

第四，“鄉民”并不是一個內涵十分確定的概念，本文所指鄉民是傳統社會的農業居民。當今中國，嚴格意義上的“鄉民”也不是農民的主體，因為他們或多或少卷入了市場化過程。

最后，“公民”的內涵也不是十分確定。擺脫了傳統鄉村社會、進入市場化社會的民主國家的居民，可稱作公民。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公民是一個政治概念，指一個民主社會的合法居民。傳統鄉村社會是接近“原子態”的社會，居民沒有國家概念，而多有宗法概念或王（皇）權概念。中國北方居民的皇權概念比較強，南方居民則宗法概念比較強；宗法概念似乎與關于“國家”的語境不大一致，但實際上卻與公民概念比較接近。

【從哪里來，到哪里去】

傳統鄉村社會解體、鄉民轉變為公民，具有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是由市場化過程引起的公共領域的擴大決定的。在傳統鄉村社會，生產方式基本沒有變化，相應地其公共生活也比較簡單，通常按慣例習俗處理公共事務，所以，“一致同意”事實上成了公共事務決策的通行原則。只是這種“一致同意”并不真正和諧美妙，因為居民通常以犧牲自由來服從習俗的繁文縟節。

但這種傳統合理性只是暫時的，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和諧性。所謂鄉民轉變為公民，就是社會經濟基礎變化以后，人們在公共領域的行動規則發生適應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在民族國家形成的基礎上對各級政府的首長和立法代表遴選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票決制，二是在社會范圍里盡可能地將包括合理習慣在內的公共準則轉變為法律，形成對法律的“一致遵守”準則。只要法律不禁止，任何人可自由行動。

【鄉民轉變為公民是“驚險一跳”】

鄉民轉變為公民，是一整套制度的變化，也是人們利益關系的大調整。這個過程可以充滿血雨腥風，也可以波瀾不驚。究竟有什么結果，與一個國家的歷史遺產有關系，例如，中國社會轉型的命運就操持在我們這幾代人手上，特別與當代核心政治家的決策與行動能力有關。

筆者以為把鄉民轉化為公民，是具有多種側面的過程，其政治身份的轉化，的確要慎重，來不得浪漫主義。但這個轉化還有經濟的方面，有發展條件的轉化，要保持局面的波瀾不驚，就要把握好轉變的節奏，不要急于求成，當然更不能不思進取。必須在下面幾個條件逐步發育的過程中，有節奏地促進中國社會全面轉型：

中產階級必須獲得充分發育，并在經濟上擁有獨立性，不依賴特殊的政治資源。眼下國家推動的社會收入分配政策有利于這個條件的形成。順便說，我以為中國百姓70%可以有自己的獨棟住房，為此要有一個思想解放的民生戰略和方案。其次是貧困人口的比重要足夠低，保障其基本的生存資源，如此則激進政治家會喪失土壤，不容易發生暴民政治。三是要發展適度的富人政治，使政治家離開政治舞臺也能保持一定水準的生存資源。此外，政務員崗位應有序地向成功商人和社會賢達開放。此舉會有一石數鳥功效。四是國家基礎設施先進，市場高度一體化，區域封閉應被打破，特別是民族地區的區域封閉的打破。五是全社會廣泛達成民族文化認同。這是塑造的基礎工程，也是民族國家穩固的基礎工程。

而要讓鄉民轉化為公民，就是要讓傳統鄉村社會解體。提出這個說法會讓具有很深鄉村情結的人們難以接受。拋開長遠的政治轉化不說，在未來一二十年里，我們要達到這樣幾個目標：

第一，在全國范圍里消除社會治理的二元機制，將所謂鄉村治理轉化為城市治理，實現社會治理的一元化。

第二，農村大量人口一部分進入現有各類城市，一部分進入新興城市，其余轉變為專業農戶，分散在300萬個左右的小型居民點中，使農村真正成為農民的工作與生活區域，且農民僅僅有職業身份甄別的意義，其余社會身份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樣。小型農村居民點將不再需要設立獨立的公共組織，它們的公共事務歸并于小型城市或其他類型城市的郊區政府。

第三，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僅僅需要大約5000萬各類農戶，這個數量的農戶有一定的經營規模，其收入水平可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大部分農戶可進入中產階級行列。

以上社會景觀的出現，將意味著傳統鄉村社會的消失，傳統鄉村社會將成為一個“傳說”。

對于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路徑，必須重新思考。鄉村社會越發達，其實蛻變為城市社會的機會越大；其農業變成了城市化分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專業農戶也卷入城市經濟系統，變成了“城外市民”。當我們說發達的鄉村社會才有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時，其實是指城市社會對民主政治的需求。換句話說，屆時“發展鄉村民主政治”其實應該表述為“發展城市民主政治”。一個區域，一旦它產生了對民主政治的需求，就意味著它已經是城市化的社會。也許我們仍然按習慣把一個地區稱為鄉村社會，其實它在本質上已經具備城市型社會結構。

我們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看到，那里的村莊已高度非農化，盡管行政建制上仍把它們看做鄉村，并且使用“鄉村治理”這樣的政治術語來指稱此類工作，但在工作內容上看，已經和農業關系不大。這里當然也存在“表述的滯后”對實際工作的消極影響，甚至可以說這種影響還很大。正因如此，才有必要通過理論認識的深化，及時轉變政治用語，以消除影響。

我們不必把傳統鄉村社會的挽歌當作戀歌來唱。誰也不要想做農民的救世主，不要想替農民作出選擇。近20年里，盡管我們給城市設立了那么多門檻，但農民兄弟們還是義無反顧地進入了城市，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我們也不要夸大農民的戀土情結。這個情結城里人也有。一家農戶幾畝地就是農民的“社會保障”？未免太便宜了。如果政府的土地規劃能嚴格實行，農地的價格會很低。我當然反對城市利益集團用各種手法掠奪農民的土地，但我同樣反對僅僅把幾畝地當作農民的“社會保障”。這個問題上，還是應堅持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尊重農民的選擇，他們的土地由他們自己決定如何處置。

篇(4)

關鍵詞：后現代；空間政治理論；城市化；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B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11-0085-03

對現代性和現代政治理論與實踐的反思、批判、解構，是后現代政治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政治理論以現代性理念為立論基礎，在理性政治、宏觀政治、總體性政治的口號下實現了穩固的合法存在和對人的全面控制。馬克思的政治理論也致力于對總體性政治的闡釋，國家權力、階級斗爭與社會革命等是其核心范疇。盡管如此，許多當代的研究者都認為，“卡爾?馬克思是第一位使現代與前現代形成概念并在現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論觀點的主要的社會理論家”[1]。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使用過“現代性”這個詞，但他對現代性政治與政治現代性所作的批判，無疑蘊含著鮮明的后現代特質。后現代政治理論更是對現代性極盡批判之能事，本文僅就其中的“空間政治理論”作一淺析。

一、內涵分析：“空間”、“社會空間”及“空間政治”

“空間”，作為一種哲學范疇，是個相當古老的問題。古代原子論者傾向于把空間看成容納萬物的容器；牛頓認為空間是絕對恒定的，可以用三維坐標精確界定；而萊布尼茲的看法則相反，認為“空間只是一個由關系組成的體系”[2]，是純粹觀念性的。空間，這個看起來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緣何成為理論界的研究熱點？我們從高昂的房價、商業步行街、流動的攤販、工廠的流水線作業、甚至有著復雜門禁系統的住宅小區那里，都能體驗到空間不再是“空洞的容器”、沒有內容的空殼子。空間與時代的焦慮有著直接的、本質的關聯，正是現實的諸多因素促使空間漸趨成為一個重要理論話語。

無論是占有，還是寄居，由于人的介入，純粹的自然空間轉變為“社會空間”。人類的生存，實際上是人自身與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即“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3]。在人類社會實踐的作用下空間發生著一定程度的改變，而人也成了這種空間中的人。因此，在空間環境中建構起來的人的主體性，必然將自我意志體現在外部空間上，人所棲居的空間打上了人的烙印而具有了社會生產性：它是人們社會生產實踐的結果，同時又進一步影響人的世界，各種不同的空間構造與人們的生存方式、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息息相關，就像后現代主義者福柯直接把權力寫在了圓形監獄上。這就決定了哲學研究社會空間的獨特視角或出發點只能是人的活動，空間與場所、疆域與區域、環境與居所的生產是人類的主要生存活動。

所謂“空間政治”，就是在后現代主義思潮中，運用空間原則和策略，對當代政治哲學或政治學理論的一種理解方式。它的基本內容是：以社會空間觀為哲學基礎，以空間權力斗爭為論述主線，以實現空間正義為價值取向，主張通過“空間革命”構建“差異空間”或“第三空間”，反對任何類似于“啟蒙理性”那樣的均質、恒定、統一的空間。空間政治理論屬于跨學科綜合研究，涉及廣泛的學科領域，諸如西方政治哲學、政治文化、地理學、城市社會學等。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哲學思考，它更強調人類生存視角，更注重特定的生產方式在空間展開所決定的諸多空間社會關系。

二、社會歷史研究的“空間轉向”及空間政治理論

空間和時間一樣，是人類存在與感知世界的重要維度。然而，時間和空間觀念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與時間的豐裕性、辯證性、生命活力相對，空間一直遭到漠視。在經典者那里，空間亦不是作為核心概念，但是他們視時空為重要的問題點，對社會空間、城市空間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展示出了隱蔽的空間觀念。然而“空間缺失”現象直到列斐伏爾與福柯的發現才發生根本性轉變。20世紀中后期后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更是極大地推動了思想家們重新審視空間在社會理論和構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哲學、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建筑設計、文化等領域形成了凸顯空間因素的各種跨學科研究的趨勢，特別是在關于現代性或后現代性的論爭中，空間成為必不可少的論題。列斐伏爾認為現代性是與時間相聯系的歷時態概念，是空間與時間的樞紐，然而資本主義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原因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空間上的無限擴張，這種擴張的內在動力在于資本對于利潤的狂熱追求。

后現代政治理論反對現代政治學中的宏大敘事體系，強調政治、世界秩序的多元化。這一理念反映在空間政治理論上，即圍繞著空間權力斗爭展開論述，進而要求構建“差異空間”以對抗自上而下的空間支配和控制。空間政治理論認為，空間是政治性的空間，特別是城市空間強烈地表現出政治經濟的痕跡，富麗堂皇的別墅和低矮破舊的貧民窟所形成的鮮明對比，無聲的彰顯了階級的對立。空間的占有與劃割就是政治經濟地位的體現，繼而形成自己獨有的文化樣態。福柯通過對監獄、軍校、醫院、工廠等特殊空間中權力運作的考古學還原發現：這些封閉空間被分離出許多不同的單元，而社會成員分布其間，并對應不同的等級序列，從中提取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4]這一影響深遠的觀點。

吉登斯在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所蘊含的哲學思想，特別是“抽象勞動時間”理論進行深入地挖掘和提煉的基礎上提出了“生活政治”理論。吉登斯指出，在后現代社會，所有的深層模式被消解，“解放政治”逐漸失去了主流地位，而把日常社會生活中的生態、身體、性、空間等微觀政治問題納入議事日程。由于資本主義的出現，使日常社會生活發生了最深刻轉變：馬克思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所依賴的時間消失了，時間日趨“商品化”了，成為計時工資和利潤率的表征；工場化、城市化的空間承載著不同的景觀、物質、意義，當我們到海濱休閑度假或去迪斯尼樂園游玩時，空間成了我們消費的對象。他認為“生活政治”不是“脫離”政治，而是一種“朝向”政治，旨在重建人類自由和有道德的生活。

蘇賈是美國著名后現代地理學家，他對空間問題也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過去數十年間，現代主義的弊病不斷暴露，城市在被大塊大塊推倒重建的浪潮中，像洛杉磯這樣的大都市，幾乎成了現代主義的實驗品。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蘇賈將空間問題視為晚期資本主義統治與發展的根本，從而提出“第三空間”理論。何謂第三空間？蘇賈坦承，這一概念的由來是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但第三空間既不同于列氏所言的物理空間（或者說第一空間）和精神空間（第二空間），又包含二者進而超越二者，具有無窮的開放性。蘇賈強調，我們生活其間的第三空間，主體性與客體性、具體與抽象、真實與想象、肉體與精神、意識與無意識等匯聚在一起，任何試圖將它分門別類地予以分割的做法，都損害了其解構和建構鋒芒。他還指出，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資本對地理空間的政治控制與利用。這有悖于第三空間的開放性特質，一場旨在建構開放性空間的“空間革命”便在所難免了。

三、身體、城市化、全球化與空間政治理論

20世紀后期，城市化及全球化的迅速推進，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領域發生了深刻變化：環境污染、人口激增、生物多樣性減少、自然災難頻發，“人類在一個成熟的工業消費社會中，正瀕臨于精神和理智崩潰的邊緣”[5]。嚴峻的現實讓人們對按照現代性邏輯所規劃的人類抱負和共同福祉失去信心，為改變人類的命運，左翼理論家們從各自不同的激進立場提出解放政治的構想，基于身體空間、城市空間、全球化空間分析的空間政治理論便是其中較為獨特和突出的一支。

身體與空間的互動作用是后現代空間政治理論批判主體性思維的基點。身體生來就在空間中，并且通過身體的感知與活動，使身體屬于空間，也使空間屬于身體。身體在空間中的存在方式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因為“我的身體和你的身體不同”[6]，空間包含著各種身體生存沖突及復雜環境因素。空間是人的實踐活動的重要場所，占有或寄居是主體性的展開與體現。作為生產場所的工廠、倉庫，作為日常生活場所的街區、廣場，作為休閑和社交場所的酒吧、茶館，作為居住場所的豪華住宅、地下室及各種臨時住所等等，這些空間形態都被生產關系賦予了特定的社會內涵。它的生產、使用、分配和消費都受到特定社會關系體系的制約，“一個社會空間結構的分配，表明了不同的角色、行為的范圍和這個社會秩序下的權力路徑”[7]。從這個意義上說，后現代空間政治理論將身體空間與生產關系的探討結合起來，彰顯出一定的理論深度。

城市空間生產造成的空間不正義是后現代空間政治理論批判現代性的視角之一。城市化過程就是城市空間的生產過程，是自然地理景觀等物質性空間與社會結構、生活樣態等非物質空間的綜合重構與建構過程。因此，城市規劃首先是個價值問題，城市空間的生產不僅要考慮經濟的合理性即效率，而且必須考慮倫理的正當性即正義。空間生產的核心價值就是空間正義，即“存在于空間生產和空間資源配置領域中的公民空間權益方面的社會公平和公正，它包括對空間資源和空間產品的生產、占有、利用、交換、消費的正義”[8]。不符合空間正義原則的城市化無益于現代化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

資本全球化是后現代空間政治理論進行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的現實語境。從空間視角來看，資本在全球的拓展并不是一個利益均沾的，它的最大受益者是少數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哈維認為，后現展狀況下，資本主義的社會空間出現了劇烈的“時空壓縮”，造成一個“拼貼社會”。時空壓縮的體驗盡管令人興奮，但同時讓人有某種不祥的預感。所有的東西都如走馬燈一般瞬息萬變，人和事都經歷著“去距離化”過程。時空壓縮表面看來是時空體驗的變化，其實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文化的一種轉移。它導致了全球在空間上的不平衡發展，帶來全球社會發展的不公正。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自我增殖，“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9]，最終必然導致資本的過度積累危機。哈維的空間論述承繼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思路，指出資本主義正是通過時間和空間轉移解決這一危機的。資本主義大工業開辟了“世界歷史”，使人類的空間視野不斷拓展。為了進一步開拓市場，資本主義會想方設法地排除空間上的種種障礙，實現“空間剝奪”。事實上，馬克思對資本的空間轉移已經做了精當的闡釋：“資本按其本性來說，力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因此，創造交換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工具――對資本來說是極其必要的：力求用時間去消滅空間。”[10]資本在全球的拓展同時也是落后民族和國家逐漸被“邊緣化”的歷史進程。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空間剝奪”不僅關涉某個個體，意識到他們在進行空間抗爭過程中彼此利益的一致時，他們就會聯合起來，開展反抗資本的空間權力的革命。實現人類空間的和諧發展要求我們在效率與公平的權衡中找到最佳的結合點。

參考文獻：

〔1〕斯蒂芬?貝斯特，道格拉斯?科爾納.后現代轉向[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00.

〔2〕羅素.人類的知識――其范圍與限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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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平.空間的正義――當代中國可持續城市化的基本走向[J].城市發展研究，2006（5）：1.

篇(5)

社區的概念

在現實社會中，人們總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與他人共同生存與發展的。這種地域空間不但是人們現實的、實際生活的承載者，而且也具有社會意義，在社會學中相關的范疇是社區。當今社會學中的社區概念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Tonnies）在1887年提出。他在提出這一概念時指的是一種成員之間唇齒相依、感情深厚、關系協調，靠習慣和共同的價值來維系的社會組織形式，主要包含共同體的含義。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社會學家在研究城市中人際關系密切的生活共同體的過程中，發現這種現象與地域有一定的相關性，進而較為明確地賦予社區地域方面的含義。20世紀30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帕克來華講學，介紹了美國當時社會學研究的新趨勢——關于“community”的研究。之后，我國社會學者在翻譯英文文獻時將“community”譯成“社區”，并賦予其在一定地域內共同生活的社會群體的含義。在“社區”概念引入中國之后，社會學者長期進行的社區研究主要是農村村落研究。

比較各種關于社區的定義，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具有共性的三個要素：社會互動、地域和共同約束。綜合上述解析，我們可以將社區界定為聚居在一定地域內的、相互關聯的人群形成的共同體。對居民而言，社區不僅僅是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空間，而且是社會交往以及心理與情感歸屬的社會場域。

要更進一步理解社區概念，可以從以下幾個要素來入手：

第一，社區總是占有一定的地域，如村落、集鎮等，社區形態都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空間中。地域不僅包括土地資源，還包括該地域中的各種設施。同時，社區之“區”并不是純粹的自然地理區域，而且是一個人文區位，是社會空間和地理空間的結合。社區的地域界限有時比較明確，有時比較模糊。

第二，社區的存在離不開以一定的社會關系為基礎組織起來的人群。社區具有社會性，由一定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關系聯系起來的具有一定規模的人群從事共同的社會生活，是社區存在的基礎。

第三，社區中的人群進行共同的社會生活。這里的共同生活是指人們共同的社會活動或社會互動，包括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精神方面的活動。這些活動是該地域中人們聯系的紐帶，也使人們形成共同利益以及相互認同。

第四，社區一般具有一定的社區文化。社區文化是社區居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積淀而成的社區居民共享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的總和，既滿足社區居民的需要，也為他們之間的共同生活提供了規則和約束。

第五，居民對社區具有較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這種歸屬感和認同感是社區居民愿意成為社區之一員的心理傾向，也可以稱為社區意識，是社區之所以形成和存續的心理基礎，也是衡量社區發育程度最重要的指標。

社區的中西之別

由于地域環境、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歷史文化傳統等方面存在差異，中國社區和西方社區有著多方面的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

首先，從形成方式來看。西方社區更多是自然形成的，人們基于某種相同需要或選擇聚地而居、共同生活，從內部自然而然地產生出共同意識，并形成對居住地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西方國家，社區往往脫胎于教區。中國社區傳統上主要依托血緣而維系，新近建設的城市社區則一般是政府基于管理的需要而劃定的，其居民規模、邊界等由管理者劃定。在此基礎上，社區居民通過共同活動形成了具有一定認同感和歸屬感的生活共同體，具有了某種程度的社區特征。

其次，從社區形式和發展水平來看。在西方國家，城市社區多于農村社區，并且現代城鄉融為一體，人們的日常活動穿梭往返于城鄉之間，鄉村生活十分方便，水平甚至高于城市，屬于現代社區或發達社區狀態。中國社區發展總體上正處于傳統社區向現代社區轉型過程當中，城市社區和農村社區數量都很大，且城鄉社區生活形態及水平相差較大，大多為發展中社區。

再次，從社區建設上來看。西方國家社區建設起步早、發展水平高、比較完善，并且具有比較濃厚的自治傳統，社區居民以及社區組織在其中發揮著主體作用。而中國社區建設則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社會轉型期所出現的各種矛盾：當時，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府治理方式正在朝著“小政府-大社會”方向發展，同時企事業單位也開始轉變管理體制，“單位辦社會”的職能也逐漸剝離，由此，城市居民逐漸由“單位人”轉變為“社區人”，必須依托社區這一源頭重建新的社會規范和信任。

現代社會的社區重建

在現代社會，現代化特別是城市化進程給人們帶來了現代生活方式，追求社會分工以及工作效率的城市化進程與生活共同體強調人文關懷的追求是有差異的，對社區共同體造成了深刻沖擊：居民之間的異質化程度越來越高、價值觀念也越來越多樣化、人際交往中的非感情性以及人際關系的匿名性越來越強。同時，高度的社會分工、緊張的生活節奏、工作與生活不但在時間上而且在空間上的明顯分離，都削弱和肢解著社區共同體，使得社區日益缺乏社會性，人與人之間明顯地相互疏離了，相互關懷、相互支持的社會資本在減少，并且不同群體之間的社會排斥現象日益明顯。在這種背景下，社區建設議題被提出來。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社會機構和社區居民共同致力于強化社區要素、發展社區組織、增強社區活力和內聚力，加強居民之間的團結和相互支持，使社區更具它所應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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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遼寧；資源型城市；政府治理；法治保障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1 ― 0071 ― 04

遼寧是我國資源型城市分布最密集的省份，隨著資源的枯竭與原有結構性機制性矛盾的凸顯，遼寧省內一些資源型城市的接續發展面臨較大困難，如何結合以法治引領和保障發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成為現階段亟須解決的問題。

1 遼寧資源型城市政府治理面臨的兩大問題

1.1資源衰竭背景下的經濟增長困境

據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遼寧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增加值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25%以上，是全國同期礦產資源開發經濟增加值比重平均水平的二倍，可見資源型工業在遼寧經濟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而遼寧下轄的資源型城市經濟產業布局更加單一，多以礦業資源開采為代表第二產業及其下游產業為主體，而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均處在附屬地位，這就造成了經濟產業結構性失調。

而在經過“一礦獨大”式的冒進發展之后，資源衰竭導致了支柱產業規模坍縮，經濟增長貢獻率下降，加之現階段省內經濟受宏觀經濟下行影響，資源市場需求觸頂下滑，第二產業產能過剩情況越發明顯。更為重要的是，因資源型城市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早期經濟建設規劃中所處的次要位置和發展過程中所受的體制性阻礙，當前遼寧資源型城市經濟增長接續出現斷崖式脫節。

據2015年前三季度國內經濟生產總值數據統計顯示，遼寧僅以2.7%的經濟增速在31個省市自治區排名中墊底，總理近期在東北三省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擺脫經濟增長困境是當前各級政府治理工作的重點。

1.2城市轉型困境下的民生改善難題

資源型城市在其所依托的優勢資源消耗殆盡之時，必將經歷帶有陣痛的轉型過程。早期粗放式的資源開采對于人工的大量需要，造成了當前資源衰竭情況下，工礦停產空轉與大批量裁員，其下游企業職工也由于訂單減少而導致的關聯性失業，就業機會的減少進一步導致新增勞動力就業難度的加大。職工下崗的惡性循環，成為當前阻礙民生改善的首要難題。

礦區職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職業技能比較單一，缺乏再就業的優勢條件。一般而言，下崗就意味著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失業。既沒有經濟來源，又缺少有效的社會保障，居民生活困難加劇了社會矛盾激化，在資源型城市發生幾率居高不下。如何在經濟下行背景下，調動和利用有限的政府資源解決民生問題，使人民群眾滿意是對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驗。

2 政府治理法治保障的重要意義

法治保障，其具象概念即為在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法的運行過程中，依照法的制度要求和機制設計進行社會結構、功能、關系的調整、規制與維護。而其本質內涵則是依照法律至上的原則精神和價值取向，結合具體的規則機制，實現社會治理多維并舉的良性發展，監督和限制權力的恣意行使，維護和保障權利的合理運行。

法治保障建設是承接黨和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面深化改革頂層制度設計的關鍵環節，是依法治國重大方略在社會運行與管理過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直觀表現，是將良好法治與良好行政相結合的有益嘗試，是強化政府合理合法治理與權威高效運行相統一的制度基礎。

2.1以法治保障建設促振興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為法治經濟，其以法治保障建設消除經濟運行過程中制度性結構性阻礙，釋放市場經濟內生動力和自我調節功能，以理性法治消除以往政府治理過程中人治與惡法的消極影響，理順政府宏觀監管與市場規律自我調節的關系，將市場機制交還生產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為市場選擇提供契機與空間，以充分的市場競爭刺激社會資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是法治保障經濟發展功能的直觀體現。

另外，誠實信用既是法治的應有之義，也是市場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保證。規范的市場競爭就離不開規范的法治保障，因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良性發展需要對于信用的信仰與維護，以法治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以法治保障合同關系的良好履行，以法治消弭失信違約的消極影響是促進經濟振興的必然選擇。

2.2以法治保障建設保民生

民生建設是政府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我們必須認識到民生建設要依靠經濟提振，但僅僅關注經濟發展不能真正全面有效的改善民生。切實保障民生一方面要關注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法治的公平正義來定分止爭，調解社會關系的利益糾紛與沖突，以法治的能動時效來體察民意，提供良好的社會服務與民生發展保障。

另一方面要以法治保障建設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權力運行置于人民群眾的監管之中。通過法律設定的形式聯動人民群眾參與到政府治理的過程中來，可以從根本上杜絕政府治理過程中出現的權責不清、瀆職失職與權力濫用這三個最根本、最直接與最現實的問題。

3 遼寧資源型城市政府治理法治保障的若干建議

遼寧資源型城市肩負著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的重任，同時自身又面臨著改革與轉型的巨大壓力和挑戰，如何充分發揮政府治理職能，提高政府治理水平為資源型城市進一步發展掃除制度性與體制性阻礙，鞏固和擴大區域振興發展成果，構建更為和諧的居民生活環境成為當前必須思考和解決的重大問題。

法治作為善治的基礎，必須時刻滲入到政府治理的每一個階段和環節，以法治保障政府決策的科學合理，以法治保障政府行為的高效便民，以法治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受侵害，發揮法治保障工作主動性、針對性和實效性深化遼寧資源型城市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堅持以法治思維保障政府治理現代化建設、以法治服務保障市場經濟多元化發展與以法治能動保障民生事業系統化推進是切實維護資源型城市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的重大舉措。

3.1以法治思維保障政府治理現代化建設

目前，為了全面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遼寧省內正在推行政府治理創新發展戰略，能否在政府治理觀念上體現法治精神內涵與能否在政府治理實踐上運用法治技術理性是確保政府治理現代化改革深入發展的關鍵。

從政府運行微觀層面看，每一名國家工作人員在履行政府管理與服務職責過程中，都應該牢固樹立以法治標準進行評判，以法律至上進行權衡的工作理念，從而在政府治理的每一環節、每一領域體現公平正義理念以回應人民群眾對于公平正義的希求。從宏觀層面上，政府機構的設置和運行必須遵照法治技術理性的要求。政府治理實踐需要滿足權力劃分清楚、責任分配明確與權力運行規范三項剛性要求。因而強化法治思維與意識，提高法治素養與能力，是保障政府治理現代化，更好服務經濟改革與民生建設的基礎。

3.2以法治服務保障市場經濟多元化發展

想要提振遼寧資源型城市經濟，就不能只從一個產業著眼或只從一項措施著手，多元化的市場經濟發展要通過法治保障的服務職能實現。法治服務要同時著力于穩定經濟增長和促進經濟轉型兩大基本任務。

各級機關以嚴謹的司法程序，處理好資源型企業重組類案件與破產案件，引導好經營不善與產能低下污染嚴重企業有序退出，同時進一步明晰和完善產權制度與信用制度，促進資本市場活力，提高資本流通效率。此外要注重對于中小微企業的政策傾斜與扶植，要在保證公平正義的基礎上，對新興企業做到加大訴訟費置緩減力度與提升審理效率，降低企業訴訟的費用支出和時間成本，保障企業接續發展。

想要實現遼寧資源型城市經濟再發展，就離不開創新驅動這一重大戰略。要通過司法部門與知識產權管理部門合作建立知識產權民商事糾紛司法審判與行政調處銜接機制，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效率，通過完善司法部門與企業主體對接式法律服務，設立風險預警與快速維權機制，依法保護好企業知識產權，鼓勵企業創新發展。

3.3以法治能動保障民生事業系統化推進

民生建設是事關遼寧省政府治理工作全局的一項重大任務，民生建設落實的怎么樣也是政府治理法治保障工作質量的試金石。當前遼寧省各級政府都在將民生工作的各個方面納入到法治軌道上來，力求以主動司法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以陽光司法彰顯社會公平正義，以實效司法維護群眾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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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公民社會理論研究興起的背景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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