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家庭經濟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家庭經濟學 丁克家庭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2）10－0014－02

在人口學課程授課中，需要從宏觀和微觀角度分析人口增長問題。就微觀角度而言，我們經常從家庭經濟學角度分析人口生育問題。

一 丁克家庭簡介

經濟發展和文化觀念的演進使中國家庭的生活方式更為開放、多元和現代化，并為丁克家庭的產生創造了條件。“Dink”一詞為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縮寫，即雙收入、無子女的家庭結構。丁克家庭模式于20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歐美等地流行，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它悄然地侵入到我們這個素來鼓吹“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國度。目前中國選擇這種家庭模式的夫婦已經突破60萬，主要集中在京、津、滬、穗等大城市。雖然丁克家庭不是目前家庭結構的代表，卻沖擊了幾千年來生育作為家庭永恒主題的現實。根據蔡洪福等對上海育齡婦女在1983年和1994年的兩次調查，上海育齡婦女不想生育的比例從1983年的0.5% 上升到1994的1.7%，到2002年調查時，上海市民不愿生育的人數已達4.9%；北京育齡男女中約有10% 選擇不要小孩；深圳白領女性中21.7% 的人明確表示不打算要孩子。2003年8月，北京零點調查與指標數據網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與1997年的同期調查結果相比，選擇丁克家庭的人數上升了1.1%，總人數比例達到10.51%。

二 丁克家庭的特點

丁克家庭作為一種新型家庭模式，有以下幾項鮮明的特點：

第一，丁克家庭中的成員呈現年輕化、高學歷、高收入的特點。丁克家庭正在成為一種“高層次”的生活方式和追求。據北京市的一項調查可知，自愿不育者中身份為干部、知識分子的比例占73.7%，具有大專以上教育水平的男性占65.8%，女性占68.4%。在白領中，20～24歲和25～29歲人群中不想生孩子的比例高達20%和13.5%，而45～49歲不想生孩子的比例僅為9.5%。在不同學歷的人群中，大專以上學歷者選擇丁克家庭的比例最高，達到10.3%；家庭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受訪者中選擇丁克家庭的比例達到13.7%，而在1500元以下的人群中僅為5.5%。

第二，丁克一族極其現實，一方面，他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屬于事業型；另一方面，注重消費與享受精神世界，追求生活質量。他們以個性獨立為基礎，強調兩性平等。生活節奏的加快和激烈的競爭，使得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在業余的時間為子女操勞，不愿被生育拖累事業，影響個人奮斗和物質與精神上的享受，而是集中精力為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而拼搏。

第三，從地域上看，城市中選擇丁克家庭的人數比例要大于農村。原因主要有四項：城市婦女結婚較晚，其生育率本身就比農村婦女低；城市的年輕人高學歷、高收入、追求高層次的生活方式的特點決定了選擇不育的概率更高；城市的激烈競爭讓一些人喘不過氣，容不得他們將時間過多地耗費在撫養孩子身上；城市人接受新觀念、新文化較快，而在農村，“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的觀念較深，選擇丁克的社會壓力要遠遠大于城市。

第四，從性別決策上來看，女性選擇丁克的愿意要大過男性。因為從撫育子女的機會成本來看，女性的機會成本顯著大于男性，養育子女會影響到女性的工作、學習、經濟收入以及社會參與，所以女性和男性相比，女性選擇丁克的意愿更強。

三 從家庭經濟學角度分析其原因

著名人口經濟學家萊賓斯坦教授認為，家庭規模的確定由父母對生育子女的選擇來完成，而父母對生育子女的選擇取決于該孩子的預期的成本—效益。孩子的成本可分作兩部分：一部分為直接成本，即從母親懷孕到將孩子撫養自立所花費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婚姻等的費用，即直接的貨幣支出；另一部分為間接成本，即父母主要是母親因哺育照料孩子耗去時間而喪失受教育、獲得更有利崗位和升遷而減少收入的機會，又稱機會成本。而父母選擇生育孩子是因為孩子給父母帶來效益，孩子對父母的效益包括：第一，勞動—經濟效用，即孩子作為勞動力直接為家庭提供經濟收入；第二，養老—保險效用；第三，消費—享樂效益，孩子作為“消費品”，具有滿足父母感情和精神需要上的效益，能夠帶來“天倫之樂”；第四，維系家庭地位的效益；第五，安全保衛效益；第六，擴展家庭效益，一般發展中國家多希望“多子多福”，家庭子女多，安全有保障，保持家庭的昌盛。

萊賓斯坦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邊際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上升，而邊際孩子的勞動—經濟效益、養老—保險效益等卻明顯下降。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貝克爾在萊賓斯坦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孩子效用最大化理論。人們在追求孩子效用最大化時，往往偏好選擇將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上，即對孩子的投入由數量成本向質量成本轉移。這種孩子的成本—效益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生育意愿的選擇，從微觀角度揭示了家庭為什么選擇少生或丁克的原因。

父母在生育孩子時總是寄期望于孩子身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以便到老年時可以享受到兒女們帶來的效益。如圖1所示，根據孩子的預期收益和預期成本，父母選擇生育Q0個孩子。事實上，如果考慮到未來孩子的效益和成本與父母們所期待的不同時，很可能父母對孩子數量的選擇將不在Q0水平上。

首先，分析孩子的效益。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傳統社會中子女所能提供給父母或家庭的利益發生改變，子女在家庭生產中作為家庭勞動力的效用降低了。社會福利制度的不斷完善、養老保險體系的健全，使人們的養老問題有了經濟保障，孩子的養老—保險效益降低，養兒防老的觀念受到沖擊，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發生變化，作為家庭未來的頂梁柱、防老的重要性日漸減弱。家庭生育功能大大減弱，孩子對家庭的安全保衛效益、擴展家庭效益等同時降低。由此，傳統家庭受到了威脅，父母從子女那里得來的收益趨于減少，這些原因使得孩子的實際收益遠遠小于預期收益，而且這種收益的減少以及減少的程度是未來20～25年內不能估算的。綜上考慮，一些擁有超前思想、生活水平高、文化層次高的年輕夫婦為了不降低目前的生活質量不愿意冒這種實際收益降低的風險，因此打算生育的孩子數目減少，即Q1＜Q0（如圖2）。對于丁克一族來說，Q1趨向于零是最好的選擇。

其次，分析孩子的成本。經濟的快速發展、新消費觀的出現以及迅速變化著的新鮮事物讓人們措手不及，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往往遠大于預期成本：一是用于孩子人力資本的投資額越來越大，孩子本身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等也使得撫養孩子的成本與日俱增，這會降低人們對子女數量的需求動機，將投入放在提高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上；二是社會處于轉型期，隨著人的自主性、流動性的增強，感情的風險和婚姻的難度也在提高。一些青年對婚姻的穩定性沒有把握或為了追求更自由的空間，懼怕將來婚姻會發生變故，而孩子的撫育等經濟負擔和麻煩會增加離婚的成本；三是生活節奏的加快和人才的競爭，生育孩子就意味著在孩子身上要花費許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會失去很多機會成本，因此，選擇少生或不育而集中精力為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拼搏。考慮到上面的幾方面，撫育孩子的真實成本會大于預期成本，而且這種風險的大小在變化萬千的社會中難以預測，人們選擇的孩子數量Q2＜Q0，而追求自由、極為現實的丁克一族拒絕生育，Q2趨向于零是他們最好的選擇（如圖3）。

事實上，對丁克家庭的選擇更多的是對上述兩方面的同時考慮：實際收益低于預期收益，而實際成本高于預期成本。畢竟，家庭的生育職能經歷了人類歷史很長的一段時間，單就其中一種原因似乎還不足以使人們下定決心選擇丁克、放棄生育，但往往是兩方面的共同壓力作用使得選擇丁克家庭的人們堅定不生育的決心。子女對父母的效用、價值不斷下降，而養育孩子的成本卻越來越高（如圖4），在兩方面壓力的作用下，本打算生育Q0個孩子，卻最終選擇生育Q3個，而Q3更趨向于零，出現丁克家庭。

四 結束語

不論什么原因，丁克家庭體現了現代人承擔的社會壓力正逐漸增加，越來越多的人期望能從哺育后代的重壓中解脫出來。丁克家庭的出現只是多元家庭格局中的一種，比例很少，但國內外的一些資料表明，這種家庭模式在擴大，預示著這種特殊的家庭格局在未來可能會對整個社會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作用。

參考文獻

［1］李松.京城“丁克一族”為自由而“斷后”［EB /OL］.新華網?北京頻道，2004.7.25

［2］蔡洪福、傅成文等.上海市20～34歲育齡夫婦生育意愿調查［J］.人口與計劃生育，1995（4）

［3］陳勝利、張世琨.當代擇偶與生育意愿研究——2002年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M］.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3

［4］嘉男.婚姻家庭：中國“丁克家庭”突破60萬——拒絕生育到底能堅持多久？［N］.中國婦女報，2004.1.29

篇(2)

1延長產業鏈，提高附加值

“無農不穩，無工不活，無商不富”是當今農村經濟發展的寫照。沒有加工企業，使得許多勞動力不能就近就業，影響了農村家庭收入情況，同時也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閑置。可以在創辦家庭農場的基礎上，創辦家庭加工廠，鄉鎮加工企業等工業企業。既可以解決當地農民外出打工難的問題，又可解決農民在家門口實現就業的難題，還可以轉變以往靠出售原料的原始生產方式，創新驅動產業提質更是提高了經濟發展的品質與品位。

2適應形勢，完善網絡

當今是信息化的社會，任何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都是靠信息技術傳播的時代。這就要求在生產、加工、銷售的各個環節，建立系統的、完善的信息網絡體系，以保證產品的產、運、加、銷的快速、準確。實現資金的快速周轉，降低市場的風險。還可以對產品實行無公害認證，由合作社等組織開展專賣店等經銷體系。可以通過單獨的種植合作社、養殖合作社、加工合作社的聯合，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

3逆向思維，變向經營

當前多是靠逆向思維，生產反季節蔬菜、水果，生產高檔肉、蛋、奶，可以有更好的經濟效益。在這樣生產的同時，逆向生產也可以創造出更多利潤。從完善倉儲的環節，建造冷鮮保存庫，在市場價格低迷或者產出旺季時，進行收儲，待價格回升時出售，既可以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又可以保持利潤的穩步增長。否則，只能是在價格低迷的時候，大打價格戰，最終導致兩敗俱傷。

4一鄉一品，一鄉多品

篇(3)

摘要：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出現是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新進展之一。這一分析方法不僅直接催生了人力資本理論這一嶄新的經濟學分支，而且還帶來了其他許多傳統理論領域的變革與創新。其中，以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的問世便是明顯的一例。本文擬對這種新家庭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及其啟示與借鑒意義做一概要的分析與評述。

關鍵詞：人力資本；家庭經濟學；變革

中圖分類號：F24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05001404

一、關于家庭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

誰都知道，家庭作為一種以婚姻和血緣關系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礎。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人力資本理論出現之前，系統的家庭分析卻一直隸屬于社會學、倫理學等領地。經濟分析雖然也曾光顧過家庭，但淺嘗輒止，難見系統［4］。例如，以往的主流經濟理論一般都把家庭視為一種消費單位，并且往往被約定俗成地視為與作為生產者的廠商相對應的消費者的代名詞。傳統經濟理論這種關于家庭的認識具有兩個主要特點：第一，堅持消費導向，認為家庭活動主要是消費行為，其基本的經濟功能在于通過有效地配置與使用所擁有的資源，實現家庭成員效用與福利的最大化。雖然，傳統的經濟學家也知道家庭至少還具有人口生產的功能，但是他們一般并沒有將人口生產內生地與整個家庭經濟決策聯系起來，少數個別的例外，例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也被證明是不成功的。第二，堅持抽象分析，撇開了現實中不同形態的家庭所具有的具體特征以及家庭內部的結構，而統一地將它們都抽象為最簡單的經濟人主體。這樣，傳統理論就無法了解家庭內部各成員之間的復雜關系，諸如家庭成員之間的分工及其他活動的決策機制。所以，正像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企業問題上持有簡單化的觀點，將企業視為一組生產函數，而抽象掉了企業內部的復雜經濟關系一樣，其在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上也是持有這種所謂的“黑匣子”觀點，僅僅把家庭視為一組消費函數或效用函數。

當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和雅各布•明塞爾等人開創了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特別是貝克爾與明塞爾等人系統地將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應用于家庭經濟分析之后，大大推動了家庭經濟研究的深入發展，從而形成了以人力資本分析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這種新的家庭經濟學不同于以往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開辟了關于家庭地位及其經濟功能的新視角。它認為，家庭不是單純的消費單位，它同時也是一種生產單位。家庭首先要生產消費品，因為家庭成員的消費往往很少能夠直接從外部市場來滿足，而總要經過家庭勞動的生產過程［1-3］。所以，家庭生產是家庭消費的前提。不僅如此，家庭還要生產人力資本，這一方面表現在既有家庭成員的保健上，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生育決策行為。此外，家庭又要生產“”、“快樂”、“信譽”等等所謂非市場的“物品”或“服務”。

與此同時，新家庭經濟學也不再將家庭視為一個簡單的經濟人原子，而是把它看作包含內部復雜關系的經濟組織，并運用人力資本的分析方法探討家庭內部的結構特點、分工特點及其決策機制等等。例如，從人力資本理論的角度來看，家庭（雙親家庭）本質上是由具有互補性人力資本和不同比較優勢的配偶雙方組成的共同體。家庭成員的時間配置也不再是傳統的工作（外部市場）―閑暇（在家庭中）的二分法，而是市場工作―家務勞動―家庭閑暇―人力投資這樣的四分法。每個成員在這四個方面的時間配置，以及不同成員之間在家庭中的勞動分工，將因各自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及其比較優勢的不同而不同。這些配置將會影響到家庭的總體福利水平。

由此看來，家庭不僅具有消費功能，而且具有生產功能；不僅具有生產家庭消費品功能，而且具有生產人口功能；不僅具有增加人口數量功能，而且具有開發人口質量即人力資本功能。所以，完整地說，家庭應當被視為同時具有生產與消費功能并且包含著特定的內部關系的經濟組織。它通過婚姻與血緣關系將若干成員組合在一起，依靠彼此的忠誠與信賴，而不是企業組織中的那種公開或隱性合約，形成一種超穩定單位，使得家庭成員能夠實行長期合作，從事在生命周期中一些耗時較長的活動，諸如生養子女以及家庭成員的人力投資等等。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把家庭經濟分析的視角大大地拓寬了。

近十來年，關于家庭行為的分析在貝克爾理論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其最主要的理論特點就是打破了早先那種關于家庭成員之間相互和諧并且具有單一的效用函數的假定，而考慮到了不同成員特別是夫妻之間的偏好差異及其不同的行為，并運用博弈論中合作的與非合作的方法來研究配偶雙方在婚姻市場上的談判及其均衡問題。這些發展實際上超越了貝克爾原來的利他主義模型，它們使得有關家庭活動的分析更為細致和復雜化了。

二、關于婚姻與生育決策的經濟解析

新家庭經濟學為家庭經濟分析帶來的另一個重要變革，是對有關婚姻與生育行為提供了基于人力資本的深入解析。家庭的基礎是婚姻，但婚姻的基礎是什么呢？新家庭經濟學認為，婚姻的基礎是結婚的收益。根據其婚姻市場模型，男女求婚者構成了婚姻市場上的供求雙方。作為理性主體，每一位求婚者來到婚姻市場的目的都是要實現個人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就婚姻決策而言，只有當他（她）們結婚以后獲得的效用或福利大于單身狀態時，他（她）們才能實際地選擇結婚。正是這種男女雙方對于婚姻凈收益的評價，決定了婚姻市場的均衡狀態［2］。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這種局面呢？一般來說，婚姻所帶來的收益是通過家庭生產活動的效用體現出來的，像洗衣做飯，家庭娛樂，夫妻，生育孩子等等，這些活動是單個人所根本無法進行或難以有效進行的。因此，由夫妻雙方組成的婚姻家庭將會比單個人的情況下更有效率。但是這決不意味著任意一對異性聯姻都能夠帶來如此的效率，否則，人們在婚姻市場上的搜尋與選擇配偶的行為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實際上，有效率的婚姻是有條件的，它要以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為條件，而婚姻伴侶的合理匹配又是以配偶雙方的人力資本的特性為轉移的。

每個人在到達或進入婚姻年齡之前，由于先天稟賦尤其是后天的培養和投資，都形成了不同含量的特定類型的人力資本，這具體表現在他（她）的市場工作能力（工資率）、家務勞動能力、體格與容貌、心理與精神素質等方面，并綜合化為一個人的整體素質。就家庭活動來說，其有效率的前提條件是家庭成員的人力資本應當具有互補性。這是因為，家庭活動與企業的生產活動并不完全相同，由獨身到婚姻家庭的轉變，不僅僅是活動規模的擴大，而且也包含了活動性質或內涵的某種改變。家庭活動具有多樣性，而其總效用則取決于多樣性活動的總體水平。所以在這時，要素投入的互補性對于提高家庭活動效率和增進家庭福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婚姻市場上合理匹配的基本原則就是夫妻雙方人力資本的互補性。

如果男女雙方的人力資本缺乏互補性，那么將難以保證婚姻收益大于雙方獨身時的收益總和，從而也就難以成婚。即使因為事先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結了婚，最終也將導致婚姻解體。所以，離婚意味著非互補性的人力資本的分離與重新配置。當然，離婚也是有成本的。除了宗教的、法律的制約（如果它們存在的話），以及離過婚的人在婚姻市場上與未婚者相比所處的不利地位以外，離婚者最大的成本就是他（她）們損失了投資于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配偶雙方從戀愛到結婚以及進入到結婚后的家庭生活，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投入了若干人力資本，比如雙方相互了解，感情投入，積累婚姻生活經驗，特別是養育孩子。這些都是相對于特定配偶而言的。一旦婚姻關系破裂，它們或者將變得幾乎不具有任何價值，或者將出現貶值，這也就意味著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的損失。這種特定婚姻的人力資本預期損失會對離婚行為產生某種抑制作用。一種婚姻的存續與否將完全取決于相關的成本與收益之對比關系。這樣，人們的婚姻決策行為便被納入人力資本分析的框架。

除了婚姻決策以外，家庭生育決策也被訴諸人力資本分析，這主要是通過引入孩子的質量概念實現的。以往的家庭經濟分析僅僅著眼于孩子的數量，將給定質量的孩子數量置入家庭效用函數，從而其生育決策分析往往難逃馬爾薩斯陷阱。然而，一旦引入孩子質量的概念，情況就不同了。對孩子質量的需求也就是對人力資本的需求，它與數量需求具有一種此消彼長的相互替代關系。正是這種替代關系，使得家庭伴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將出現生育率降低的趨勢。

具體來說，養育孩子的成本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貨幣支出或直接成本，其二是時間支出或機會成本。前者除了受物價水平的影響以外，基本上是穩定的，后者則隨著市場工資率從而收入水平變化而變化。因而，在收入水平不同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不同時，這兩部分成本的相對大小是不同的。收入水平從而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時間價值越高，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越大，并且它相對于直接成本也就越大。而一般來說，養育孩子的整個生產過程是一個從時間密集型逐步向物品密集型轉變的過程。在孩子生長的初期，家長主要投入的是大量的時間，這時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機會成本成為養育孩子的主要成本。而當孩子長大以后，其培養教育等等所需的更多地是貨幣或物品支出，這時直接成本將占主導地位了。可以說，機會成本是直接同孩子的數量聯系在一起的，而直接成本則是與孩子的質量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數量的成本（或價格）相對于孩子質量的成本（或價格）將變得更昂貴，因此，家庭便減少對孩子數量的需求，而增加對孩子質量的需求，即出現質量對于數量的替代。這樣，便令人信服地解釋了現實中普遍存在的經濟越發達、生育率越低，從而家庭規模越來越小的經驗事實。此外，它也揭示了馬爾薩斯預言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沒有看到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發生的人口質量對數量的替代機制。

三、關于家庭分工經濟機理的新闡釋

傳統家庭理論沒有研究家庭內部的分工問題。新家庭經濟學以其基于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分析，填補了這一空白。按照人力資本分析的邏輯，雖然家庭夫婦之間分工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男女之間的性別差異，但是兩性的生理差異只是家庭分工的初始基礎，并不是它的惟一原因。從更重要的經濟因素來看，兩性之間人力資本投資的差異將是其分工的更重要的基礎。我們知道，分工與交換的基礎或經濟原因是不同主體在不同方面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即可能源于天然稟賦，例如男女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其比較優勢的影響。也可能來自后天的人力資本投資，即使是先天無多大差別的人們，如果其人力資本投資的專業化領域不同，也將會形成不同的比較優勢。不僅如此，還可能存在著先天因素與后天因素相互加強的情況，家庭中的性別分工便是如此。

這里主要考察一下夫妻性別差異因素與其人力資本投資之間的相互加強影響。一般說來，一個人在某一方面工作的時間越長，他（她）便越有對適于該活動領域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激勵，包括注重經驗積累與通過培訓增長技能。夫妻雙方由于生理方面的差異，從家庭生活一開始就實行了某種分工，女方通常更多地操持家務，男方更多地介入市場，這種初始分工或比較優勢會激勵雙方分別在家庭人力資本與市場人力資本兩方面進行不同強度的投資，其結果又會加強雙方初始的差異，這樣就使得家庭內部兩性之間的分工格局相對地固化了。不僅如此，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對于兩性生理差異的影響作用的強化還會擴展至后代身上。因為家長們對于子女的人力投資從其少年時期就陸續開始了，這時孩子們的其他特征尚未完全顯露出來，只有性別特征是最明顯的信息，因此，如果沒有任何特殊的信息，按照父母們的模式對子女進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投資必然是最明智的選擇。由此，家庭內分工與人力資本投資格局便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換言之，專用性的人力資本積累在性別方面的差異，更強烈地影響了家庭的分工，這被貝克爾稱為家庭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定理［2］。

當然，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兩性間人力資本投資格局的演變，家庭分工的格局也將逐漸發生變化。過去一個多世紀的實際經驗證明，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不斷提高導致了家庭原有的兩性分工格局的較大變化。經濟發展之所以導致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為婦女參與勞動市場提供了更廣闊的就業機會，而這種就業機會所包含的婦女較高的預期市場收益率增加了其養育孩子及從事相關的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故而隨著對孩子數量需求（從而生育率）的降低，婦女開始增加對于市場活動的人力資本投資（諸如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和各種職業培訓）。由于由兩性生理差別所決定的婦女在家庭內的分工優勢主要體現在養育孩子上面，而隨著生育率的降低這部分活動在家庭總生產中的地位也在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婦女在市場性的人力資本投資方面的加強又會進一步弱化男女兩性的先天生理差異對分工的影響，因而原先的以性別劃分為特征的男女雙方的比較優勢將可能變化，這時婦女也將會形成在市場工作中的比較優勢，從而她們也就減少了對于家庭工作的依賴而增加了市場工作的時間。因此，從根本上說，婦女的勞動市場參與率的提高乃是她們的市場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和積累的結果。

需要注意，根據一般的勞動供給理論，市場工資率的提高并不必然導致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因為工資率的提高通常會產生兩個效應：即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前者為正，后者為負，只有當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的時候，才有勞動供給的增加。對于男子來說，他的一般時間配置是在閑暇與市場工作這樣的二分法之間實現的，而閑暇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效應是不明顯的，故工資率的提高對于男子勞動供給的確切影響是不明確的。但是對于已婚婦女，情況則不然了，她們的非市場時間除了用于閑暇，還有大部分用于家務勞動，而家庭勞動與市場工作時間之間的替代性要大得多。因此，對于婦女來說，其市場工資率的提高所產生的替代效應往往大于收入效應，故而其勞動力參與率總體上將隨著工資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經濟增長、女性工資增加、生育率下降、婦女入學率上升和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提高，這幾種現象常常是如影相隨、結伴而生的，其道理就在于此。這樣，新家庭經濟學就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科學地解析了家庭內部分工格局及其演變的深層經濟機理。

四、啟示與借鑒

第一，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的家庭經濟分析將有關婚姻、生育、夫妻分工等等家庭行為納入到統一的經濟分析框架，開辟了家庭經濟行為研究的新視角，形成了與以往的社會學研究視角不同的關于家庭活動的新洞見，這表明經濟分析不僅僅適用于人們的市場活動，而且也適用于包括非市場活動在內的人類行為的廣闊領域。

第二，與傳統的主流經濟理論粗淺的家庭經濟分析相比，以人力資本方法為基礎的新家庭經濟學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們對于家庭經濟活動各個方面的認識，這充分顯示了人力資本分析方法的空前的解釋能力。道理很簡單，家庭的主體是人，故而一旦我們從資本的角度去觀察人，從人力投資的角度去考察人們的家庭行為，那么必然會形成一套可以與物質產品分析體系相比照的系統完美的家庭經濟理論體系。實際上，不獨家庭經濟分析領域，當人力資本的概念與方法被引入諸如教育、職業培訓、醫療保健等等這些曾經被認為完全不屬于經濟學的領地之后，也都帶來了這些領域的理論變革與創新。

第三，新家庭經濟學對于我們探討中國經濟轉軌時期居民家庭行為的特點，諸如城鄉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家庭的婚姻關系的嬗變、生育決策與行為的變化、家庭消費模式的形成與變化等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借鑒意義。它將有助于我們科學地制定調節居民家庭相關行為的法律、規章與政策措施，例如婚姻法、計劃生育政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等，使家庭活動成為保證整個社會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參考文獻：

［1］J．Mincer．勞動供給研究［M］.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2］G．Becker．家庭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85-87，35-37．

篇(4)

關鍵詞：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困學生；資助體系

中圖分類號：G718.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1—0071—02

一、高職院校現行的學生資助體系

2007年以來，國務院和財政部、教育部等相關部門針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文件，譬如：《高等學校勤工助學管理辦法》（教財〔2007〕7號）、《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的意見》（國發〔2007〕13號）、《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師范生免費教育實施辦法（試行）》（〔2007〕34號）、《關于大力開展生源地信用助學貸款的通知》（財教〔2008〕196號）、《應征入伍服義務兵役高等學校畢業生學費補償國家助學貸款代償暫行辦法》（財教〔2009〕35號）、《應征入伍服義務兵役高等學校在校生學費補償國家助學貸款代償及退役復學后學費資助暫行辦法》（財教〔2011〕510號）。這些政策的出臺，不斷建立健全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體系。目前，我國高校學生資助制度基本上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助學體系，對促進教育公平、保障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的特點

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多數來源于孤兒、烈士子女、優撫家庭子女；父母重病或單親且來自貧困及邊遠地區的學生；學生家庭所在地區發生重大自然災害或突發性災禍，造成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其他無經濟來源支持正常學習的學生。家庭經濟困難不僅給這些學生帶來了生活上的拮據，同時也給他們心理帶來了巨大壓力。在困難面前，有些學生心態平穩，能夠坦然面對現實生活；相反，有的學生不能有效調控自己的思想和認識，形成了消極的價值觀念。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特點集中表現為四個方面。

1.理想信念模糊

從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來源看，多數學生來自貧困邊遠地區。他們中大多數希望通過求學改變家庭和實現個人成才，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但是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由于自身家庭經濟的緣故，在校園生活中有些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非常注重現實，極易盲目崇拜實用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想，從而迷失自我，使自己的理想信念模糊。

2.缺乏自立、自強精神

當前，國家新資助政策已經在全國各地廣泛宣傳，大多數家庭經濟困難家庭學生能夠克服“等、靠、要”的思想，通過自己在校努力學習獲得獎助學金或者參加校內外勤工助學等方式緩解家庭經濟困難的壓力。相反，有少部分學生過分依賴學校和社會的各種資助，缺乏自立、自強的精神和回報社會的意識，認為獲得這些資助是理所當然的。

3.心理承受能力偏弱

家庭經濟特困學生中普遍存在強烈的自卑心理，也是這一群體所有心理問題的根源。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由于承受過重的經濟負擔，壓力普遍較大，容易引起高焦慮和抑制情緒，在校園集體生活中極易形成強烈的心理孤獨感。同時，當自己遇到煩惱時，由于缺少有效的傾訴和發泄渠道，加重了經濟特困學生的抑郁傾向。

4.綜合素質欠佳

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由于家庭經濟貧困，在思想、心理、競爭觀念等問題上的巨大壓力，在校園集體生活中，往往表現出自卑，不愿或很少參加集體活動，嚴重影響了綜合素質的鍛煉。

三、構建高職院校家庭經濟特困學生資助體系

目前，我國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已逐步建立了以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學費補償貸款代償、勤工助學、校內獎助學金、困難補助、伙食補貼、學費減免等多種方式并舉的新資助政策體系。但是，新資助政策體系在高職院校實施中，考慮到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成長環境不同、家庭經濟困難狀況不同以及個性的差異，導致了家庭經濟特困學生心理狀態和行為特點也不盡相同的特殊性，新學生資助政策尚不能真正保障弱勢群體公平接受高等職業教育的機會，即使有綠色通道的存在，每年仍然發生著一些不應該發生的悲劇。鑒于此，在國家新資助政策體系下，有必要在高職院校中有針對性地構筑家庭經濟特困學生全程全部資助體系。

1.健全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信息管理

首先，新生入學時多渠道收集有關學生家庭經濟情況的信息，建立家庭經濟特困學生檔案庫。輔導員、班主任平時要特別留意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各種表現，通過多渠道驗證學生提供信息的真實性。其次，在班級內部積極發動學生開展互評工作，輔導員、班主任要在班級內樹立公平、公正、公開的良好氣氛，為開展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認定工作打下堅實群眾基礎。最后，學生處、資助管理中心、輔導員、班主任要對家庭經濟特困庫里的學生家庭信息進行有計劃、有重點的走訪核實，并做好家庭經濟特困學生信息動態管理工作。

2.設立家庭經濟特困學生資助專項資金

高等職業院校從教育事業收入中提取6%的資助經費，按照一定比例設立家庭經濟特別困難學生資助專項資金。可以從“獎、貸、助、補、減、免、緩”等方面，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針對性的資助工作。

3.建立家庭經濟特困學生全程資助跟蹤服務制度

每學年針對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由學生資助中心、學生處、各系部通力合作策劃家庭經濟特困學生資助專題會議、專題班會等形式，宣傳國家生源地助學貸款、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勤工助學等政策、辦理流程。輔導員、班主任根據班級中家庭經濟特困學生的情況，積極與學生資助管理中心溝通、協調，為每一位家庭經濟特困學生提供全程資助跟蹤服務。

4.加強誠信教育、立志教育和心理輔導工作

在高等職業院校中，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形勢政策教育課、學生社團活動等環節，加強對家庭特困學生的誠信教育、立志教育，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同時，也不容忽視家庭特困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鼓勵和積極在各種學生活動中吸納家庭特困學生參與其中，不斷提高學生的抗壓能力和抗挫折能力，努力克服脆弱和依賴的心理，培養他們不怕苦不怕累的頑強品質。

[參考文獻]

[1]屈柳玲.論高校貧困學生新的資助政策體系[J].廣西師范學院學報，2008（04）.

[2]張春雨.論我國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的完善[J].教育與職業，2012（02）.

[3]李艷艷.高校資助體系分析及改進研究[J].高教研究，2011（10） .

篇(5)

關鍵詞：西北地區；外出務工；家庭經濟

中圖分類號：F323.6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9)02-0054-04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較之前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對西北地區的農民而言，如果維持原有的產業結構，大部分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趕不上支出的增加速度，即家庭收入的增加趕不上家庭消費的增長。這其中，日常生活消費和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是支出增加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一般而言，西北地區勞動力過剩、資金短缺、資源貧瘠、交通不發達、信息閉塞。一方面，傳統的支柱產業――農業生產粗放經營，廣種薄收，農業基礎設施落后，產業化程度較為低下。再者，加入WTO后，我國大多數農產品的價格均高于國際市場價格，單靠農產品價格上升來維持收入增加已經不太現實。另一方面，不僅農業不發達，非農產業也很落后，就業崗位少，致使農民在當地發展的機會少、余地小，加之人力資源貧乏，農民受教育程度低，勞動力基本屬于原始狀態，在此情況下，走出家門、外出打工就成為農民增收的一條非常重要的途徑。

本研究屬于以社區為基本單位的微觀研究，筆者選擇了甘肅省外出務工人數較多且在地形、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等方面較有西北代表性的4個村莊為研究單位，共收集問卷153份，并采用訪談法和觀察法探究了務工家庭的生活現狀、經濟收入構成及家庭消費情況，獲得了大量的定性資料。

1.當地外出打工者的特征

1.1外出勞動力以已婚男性為主，受教育程度較低

外出勞動力中，已婚者的比例為64.7%，未婚者為35.3%。多數農戶家庭選擇讓家里的主要男勞力外出打工，妻子留在家里照看父母和孩子；只有少數是夫妻倆共同外出或妻子外出，外出勞動力以已婚男性為主。外出者文化程度以初中為主，占78.2%，小學次之為20.3%，讀過高中的占1.5%。外出勞動力總體受教育程度較低，可獲得的就業資源受到一定限制。

1.2組織方式以自發為主,勞務市場和政府組織為輔

農民外出就業的組織方式具有明顯的自發性。由于勞動力市場發育的不完善,當地農民主要依靠自己尋找門路和親朋好友的介紹外出就業,自己或社會關系、血緣聯系的廣泛性和較強的親和力是他們尋求就業機會的主要依靠。由政府組織的勞務輸出雖然近年來日益發揮作用，但其主要的輸出對象是初中或高中畢業的未婚青少年，對已婚中年男性外出作用很小。

1.3就業方式的兼業性、季節性和戀家性

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外出就業的農民基本沒有脫離農業、放棄土地經營活動。他們或者利用自己的閑暇時間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利用家庭輔助勞動力來經營農業。調查中60.8%的勞動力屬于季節性外出,即農忙時回家務農、農閑時外出就業。當地農戶外出就業的兼業性和季節性明顯帶有主動性和期望性,同時具有很強的戀家性。已婚者多在當地附近縣區，且流動性很大。“農忙季節可以回家幫忙”及“離家近可以常回家看看”是許多已婚勞動力選擇就業地點的主要考慮因素。

1.4從事行業的集中性與低技術性

由于農戶勞動力自身素質的制約和勞動技能的缺乏，外出農民大多集中在煤礦、磚廠、建筑業和服務業等以手工操作為主且技術含量較低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行業普遍具有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技術含量低等特點。雖然近年來從事技術性較強的工作的人數在增加，但增速較慢，多數人受年齡、培訓資金和時間的限制，難以接受技術培訓。

多數外出者收入較低且不穩定，年收入多在2000元～8000元之間。

2.外出務工對家庭經濟的影響

2.1外出務工改變了家庭收入結構

調查顯示，當地農民打工收入占到外出者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外出務工改變了家庭收入結構，但收入比例在資源不同的村莊差別較大。

通過調查農戶的家庭經濟條件發現，外出打工者家庭經濟狀況以中等及以下為主。調查樣本中貧困戶占23.3%，中等偏下戶占三成，經濟條件中等的農戶有四成，中等以上的農戶占總樣本量的6.7%。

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動機就是提高家庭收入。就總體情況來看，打工收入已經占到外出者家庭總收入一半以上，但是這個比例在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村莊存在較大的差異。在農業發展相對不錯的地區，打工收入占到打工者家庭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在自然環境惡劣，農業基本沒有收成的村莊，打工成為大多數家庭唯一的現金收入來源，而這樣的地區在甘肅省不在少數。

在經濟發展較好的D村和J村，村民們大多是在基本保證農業收入的基礎上，丈夫或其他家人外出打工來增加家庭整體經濟收入，農戶的外出打工和農業種植相得益彰。盡管多數農戶是家里男主勞力外出務工，但這基本不會影響到農業的生產和收益。農閑時的土地管理如澆水施肥等由婦女和老人進行，而農忙時大部分外出人員都會回來幫助收獲，即使不回來，婦女和老人多受些苦，受些累，也會把糧食和東西都收回來，不會損失。因此，這種情況下，農戶外出務工的收入是除去外出成本之后的純收益，基本不會有損于農業的生產經營。

而地處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的R村和Z村，經濟發展較為落后，外出打工的收入完全成為農業收入欠缺的一種補償和替代。目前甘肅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地區是靠天吃飯，豐年脫貧、災年返貧現象很普遍。R村和Z村雖然水資源歷來比較短缺，但人均土地面積較多且土質較好，在以往雨水可以勉強供應的年景，洋芋和小麥等經濟作物收成很好，“種一年吃三年”，農業是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但2003年以來，R村和Z村連續四年受到嚴重干旱威脅，農業已基本沒有收成，打工已成為多數農戶家庭唯一的現金收入來源。

農產品價格持續低迷以及農業生產資料（地膜、化肥、農藥等）價格的不斷上漲使得農民利用農業增收的難度加大，在很多地區，農業的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而作為農民來講，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依托，也是唯一退路，因此雖然農業基本沒有盈余，也沒有人放棄土地，這樣既可以達到基本生活資料（糧菜）的自給，又可以在家庭壯勞力外出的同時，合理配置家庭內部勞動力資源，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于農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實用的勞動技能，因此大部分外出者從事裝卸、雜工、煤礦、建筑等工作，收入較少。但不管怎樣，外出務工提高了家庭的經濟收入，改變了家庭的經濟收入結構，將打工收入提升到一個重要的位置。

2.2大部分家庭的打工收入用于補充生活基本消費

收入和消費組成家庭經濟的兩方面，對一個家庭而言，家庭收入往往具有多種來源，而消費支出也是多方面的。一般家庭在進行某一項消費時，并不好嚴格區分這項消費是來自于打工收入或者農業收入。因此，打工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的用途并不好區分。但是，由于當地的農業收入多以實物的形式消費掉，如：地里打的糧食，自家養的雞、豬等；因此，農家能支配的現金收入絕大部分還是來源于打工者的工資收入。

據調查，日常吃穿消費、子女教育、化肥等農業生產投資是打工者家庭收入的主要用途，其次為看病就醫和“其它”，而“其它”主要指人情消費。

日常吃穿消費是農民維持生存的最基本需要，通過訪談統計，這部分現金消費一般占家庭總現金消費的1/4左右。從以前商品匱乏時代走過來的農民養成了節儉的習慣，所以日常的吃穿費用能省則省，例如，一般每戶農家都會養一頭豬，過年時殺掉，腌制成臘肉，這樣吃一年。蔬菜一般也是自己種，只有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才會買一些。

當地村民對子女的教育問題十分看重，隨著打工獲得的經濟收入的提高，農民可以對子女的學習投入更多的經濟支持。雖然現在我國中小學實行了“普九”義務教育，但農民對教育的投資似乎并未減少。據了解，初中和小學雖然不用交學費，但輔導資料、試卷、班費等各項費用加起來，一個小學生一年要拿200多元，初中生一般要住校，上述費用+住宿費+生活費，一個初中生一年要拿600多元，而一個高中生一年的各項費用加起來也在4000元左右。盡管投資如此“巨大”，只要子女學習夠好，大部分農民還是竭盡全力地提供。

這樣投入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他們對社會地位的固有看法。西北地區經濟發展長期落后于其他地區，加上社會對農業和農民的偏見，因此很多人認為只有讀書考大學才是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只有讓子女把書讀出來才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這種想法體現的還是傳統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影響。但多數農民的想法也很現實，當子女學習成績較差，升學無望時，他們便會讓子女外出打工，以補貼家用。

蓋房和兒女婚事的支出是家庭大宗消費的主要目標。由于缺乏其他投資方向和熱情，農民往往將建房作為長期消費，再加上在農村住房一直是私有財產，所以農戶特別舍得在建房上花錢。住房對于農戶既是生存消費又是享受消費，還是財產儲蓄，房子是財富和地位的象征。在農村傳統的婚姻習俗中，新房具有絕對重要的作用。而且，體面完成兒子的婚事不但是提升家庭社會位置的需要，也是父代農民一生的重要目標。因此，在子女成家之前，為了準備婚事，父代農民不得不壓縮正常的生活消費，節衣縮食去進行短時期的“過分消費”。這使整個家庭的生活消費時時處于緊縮狀態，尤其是父代農民，在儲蓄尚未滿足需求之前，更是省吃節用，生活只求溫飽。

化肥、農藥、地膜等農業生產資料的投入在家庭消費也占有相當的比例。近年來社會物價整體上調，尤其是化肥的私人化經營，銷售者哄抬價格，政府監管不力，使得農民在這方面的支出大大增加。土地較多的家庭，除了生活必需的小麥、玉米，還可以種一些經濟作物，如洋芋、洋蔥、豇豆等來增加經濟收入，而擁有土地較少的家庭只能種小麥、玉米來保證糧食的供應，生產資料投資加上人工，幾乎可以與農業的收成相抵。

此外，人情禮已經是當地農戶家庭消費的一個重要方面。盲目性、愚昧性消費依然存在。目前部分農村居民婚喪嫁娶大操大辦，超前性消費、攀比性消費日趨嚴重，請客送禮人情風愈演愈烈。

從耐用消費品來看，大部分家庭的耐用消費品仍以黑白電視機、電風扇、手表等中低檔商品

為主。目前較少家庭會考慮改善家庭耐用品方面的支出。

3.結束語

以上看來，外出務工增加了家庭經濟收入，但尚難以緩解家庭經濟緊張的狀態。

由于西北地區非農產業發展落后，就業崗位少，競爭激烈，加之外出者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打工獲得的收入較低且不穩定。因此，外出打工雖然增加了家庭的經濟收入，但對大部分家庭而言，收入和支出相抵，盈余較少，發展緩慢，目前大部分農戶只是為了生存而奔波，“生存”而非“生活”對于他們具有不同的意義。

西部大開發，西北地區目前正處于重大的社會變遷之中，這期間，文化各部分失調的現象十分突出。文化墮距理論認為，由相互依賴的各部分在所組成的文化發生變遷時，各部分的變遷速度是不一致的，一般來講，“物質文化”會先于“非物質文化”發生變遷。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西北地區也正處于這種“文化墮距”當中，如雖然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之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這一地區的農民普遍觀念意識守舊，外出者當中很多人一年外出3~4個月，預測賺夠了當年所需的花費便回家，認為只要衣食無憂就可以了，覺得自己的生活與那些比他們更貧困的地區相比還不錯，并不會盡可能多地去賺錢儲蓄以轉向其他投資方向。他們平時生活很閑散，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也比較滿意，安于現狀思想嚴重，缺乏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這種現象的形成是多種因素影響造成的。西部開發之前的相當長時期內，雖然農民廣種薄收，一年一收，但地廣人稀，土地面積相對較多，農產品的收入基本可以滿足家庭的日常消費，因此，他們農忙之外的生活一直比較閑散。隨著西部大開發以及社會整體發展的進步，日常生活消費和生產資料價格大幅上漲，大部分家庭支出的增加速度快于收入的增長速度，于是農民被迫外出務工，外出是一種基于生存需要的被動的無奈行為。

他們之所以發展意識欠缺，也存在主客觀多方面的原因。客觀來講，做生意投資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開鋪子動輒需要兩三萬元，這不是一筆小數目，而且，當地居民生活水平仍相對落后，“現在鋪子開的也不少了，利潤小，風險大”，“開了也沒人買，資源不好”，這些都使外出者缺乏轉“行”的勇氣。主觀方面，一來很多人認為，自己年紀不小了，已經沒有心情和能力去學習新的技術知識，另外沒有時間也沒有資金去接受技術培訓；同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做生意是一種很費腦子、需要“智慧”用心經營的活動，自己“沒那個腦子”，打工的生活反而輕松舒心很多，也沒那么大風險。

在當地，不外出打工家庭的經濟狀況甚至要好于外出打工的家庭。不外出家庭一般為以下幾種情況：（1）自身家庭經濟基礎較好，或負擔較少，或有親戚的幫助，開個鋪子：百貨商店、服裝、家電、建材之類；（2）家庭中有成員具有穩定的工作，如教師等；（3）家庭擁有較多土地。在D村，土地的分配是不平均的。D村是一個遷移組成的村莊，有的農戶遷移較晚，或其他原因，分到的土地較少，他們還需要再攢錢購買土地或者租種別人的土地才可以維持日常食物消費需求。而有的人家土地較多，經濟作物可以大大增加經濟收入。

這就存在一個“馬太效應”的問題，優勢累積與劣勢累積，即“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經濟是發展的基礎，經濟條件較好者，有更多的資金進行投資，學習知識和先進的技術，可以進行更高層次的人際交往，視野更開闊，得到更多的發展機會，從而發展得更好；而對于經濟條件較差者，沒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投資，或者懼怕經不起“折騰”不敢投資，沒錢沒時間學習技術，視野思想觀念受限，交往范圍有限，不進步即為退步，于是差者愈加相對落后。所以，增加物質積累、進行人力投資依然是促進打工家庭發展的關鍵所在。

參考文獻：

［1］胡蘇云，王振.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就業及其對農戶的影響［J］.中國農村經濟，2004，（1）.

［2］張繼焦.外出打工者對其家庭和社會的影響［J］.民族研究，2000，（6）.

篇(6)

[關鍵詞]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現狀；原因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084

近年來，隨著高校擴招帶來的大學畢業生急劇增長，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引起了政府和社會的廣泛關注。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作為大學生中的特殊群體，在就業過程中總體處于弱勢地位。據相關調查顯示，貧困大學生與家庭經濟情況相對較好的學生相比，通常面臨更加嚴峻的就業形勢，具體表現為就業率低、簽約時間滯后、工作崗位較差等。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若能順利就業，不僅能解決自身的溫飽問題，而且能夠擔負起整個家庭的生活開支，從深層意義上講，還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因此，從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現狀和群體特點，來探究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繼而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順利就業，從而更好地實現社會公平，就顯得尤為重要。

1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現狀

對許多貧困家庭而言，不僅要面臨高昂的學費、生活費，就是求職過程中的花費也是一筆不菲的開支，這主要包括報名與培訓的費用、制作精美簡歷的費用、個人形象包裝的費用、交通通信費等，這些儼然已成為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另一個經濟負擔。與其他學生相比，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期望值更高，他們渴望能獲得一個理想的工作，以改變自己家庭貧困的局面。他們迫切希望能夠早日就業，獲得較高的經濟報酬，以償還助學貸款、回報家庭，但就業難的現實，使就業成本不斷增長。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往往因較大的求職花費等經濟因素，錯失了很多的就業機會。因而，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在求職就業的過程中，由于其貧困的特征，特e因為家庭經濟困難、就業能力不足、社會資源匱乏、心理因素、社會偏見等多種原因，與一般畢業生相比，他們往往面臨著更大的就業和生存壓力，相對更難就業。

2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群體特點

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作為大學生中的弱勢群體，有著其自身的群體特點。困擾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經濟因素，大多數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無法擺脫經濟窘困給學習、心理、價值觀等思想狀況帶來的影響。

21貧困大學生的學習狀況

家庭經濟困難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缺乏鍛煉自己的機會，影響各種技能的培養，就業能力的不足，使他們面臨就業難的困境，進而陷入新的貧困循環。有研究表明，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學業易受貧困家境的影響，學習成績和綜合能力普遍不高。造成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學習狀況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不善于充分地利用學習資源。家庭經濟困難，或來自貧困地區的學生，由于經濟條件的種種制約，很少有機會參加各種培訓班，也通常沒有足夠的經費去獲取學習資料，還需要面臨交付巨額學費、生活費的壓力。

第二，家庭的貧困對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都產生了影響。由于出身貧寒，一方面，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迫切希望能夠在學業上出人頭地，獲取豐厚的獎學金，因而把心思全部放在了學習上；另一方面，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也要利用課余時間做兼職、勤工儉學，自己賺取學費、生活費，以補貼家用，減輕家里的經濟負擔。大多數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感到難以擺脫經濟貧困對學習和生活所帶來的壓力。

第三，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受經濟條件的制約，缺乏實踐鍛煉，因而不利于綜合素質和就業能力的提升。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由于家境貧寒，在與周圍同學的接觸中，更易產生自卑情緒，并且往往會刻意回避會讓他們感到自卑的社交場合，從而變得越來越自我封閉。缺少與外界的溝通，使得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語言表達、組織管理、與人交際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鍛煉，影響其綜合素質的提升。大學的實踐活動和課外活動是學生鍛煉自身能力的一個很好的平臺，然而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往往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經費。在大學校園里，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往往因為做兼職、勤工儉學等時間因素，不得不放棄諸如學生會、讀書會等社團活動；而譬如話劇社、攝影協會、網球社、登山協會等社團活動，則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由于自身經濟能力有限，往往缺乏特長的培養。來自貧困家庭的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充分參與高校校園的各種實踐活動，這易導致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不足。

22貧困大學生的心理狀況

經濟上的貧困往往會增加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心理負擔，使他們更易產生敏感、自卑、孤僻、焦慮等心理問題。長期共同的學習生活，周圍同學的消費水平對比會使經濟困難學生產生自卑心理，從而使他們下意識地回避會使他們產生自卑情緒的社交場合，變得越來越自我封閉，不愿意和他人競爭比較。

對來自經濟落后地區的學生家庭而言，承擔高等教育所需的費用和應對城市消費水平產生的高昂生活費是一筆要耗盡家庭積蓄的開支，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債務。在校貧困大學生對于自己加重了家庭經濟負擔的現實感到負罪，這種負罪感會在他們遭遇考試失利、競選失敗、面試遇挫等高校常見挫折的時候，讓他們在心理上承受比普通學生更多的壓力。長期在這樣的負罪感下學習生活，心理壓力可想而知，因此伴隨著他們的就是因為各種生活瑣事和挫折帶來的沉悶、壓抑和焦慮等不良情緒。在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時，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心理問題更加凸顯。

23貧困大學生的價值觀等思想狀況

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影響了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學習和心理狀況，進而也影響到了他們能否樹立正確的價值觀。經濟上的困窘，往往讓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深受灰色的處世觀、拜金主義的金錢觀、貧富的榮辱觀等消極觀念的影響。如若面對生活貧困的態度是消極的，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悲觀情緒導致其不求上進，習慣于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不去主動爭取更好的生活狀態。這樣的同學在面臨就業的時候過于依賴他人而喪失獨立，既不敢挑戰高薪的工作，也不自信自己能勝任未知的工作，不去參加招聘會和企業面試，而是寄希望于通過他人的幫助，來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有的學生因為經濟原因屢遭挫折，在社會現實面前內心滋生不良情緒，不是合理歸因遇挫的緣由，而是歸咎于父母無能、社會不公，甚至進而產生報復社會的心理。且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大多自信心不足，不能確立合理的就業目標和就業期望，不能主動積極地去面對激烈的就業競爭。因此，貧困大學生應首先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

3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分析

造成貧困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主要體現為以下三點。

31源于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自身因素

首先，貧困大學生來自經濟困難的家庭，入學后的經濟壓力，迫使他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解決學費、生活費上。有些人通過贏得獎學金緩解經濟壓力，但過分在意獎學金使他們在時間和精力的分配上產生了偏差，完全熱衷于學習，很少或不參加其他校園文化活動，群體社交活動的缺失，使他們的組織管理、語言表達、實踐創新等各方面能力都受到影響。另一部分人通過貸款和勤助解決學費生活費，相應的大量時間都花在了高校普遍的勤助崗位――勞務型工作上，對自身綜合能力發展有限不說，甚至有些學生本末倒置因此荒廢了學業。這些都會在無形中削減他們的就業競爭力。

其次，來自經濟困難的家庭，大部分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因此對錢看得很重，往往缺乏投資和包裝意識。在大部分高校學生熱衷于考各種證書為將來就業拓寬道路的時候，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卻往往因為高昂的培訓、報名考試費，或者課余培訓時間和打工時間相沖突而放棄了給自己增加就業籌碼的機會。在求職過程中，大量的環節需要經濟投入：簡歷制作、服裝置辦、通信費用、交通住宿等。這些就業成本對于還未踏上社會獲得穩定收入的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來說，都是極大的負擔。為了節省費用，他們不得不選擇成本低廉的求職方式，從而限制了他們擇業的范圍。

最后，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大多自信心不足，由于自卑心理，變得越來越自我封閉，不擅與人交際，總覺得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不會有好的結果，個人的努力在大環境下顯得微不足道。貧困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大多害怕競爭，既不敢挑戰高薪的工作，也不自信自己能偃撾粗的工作，不去參加招聘會和企業面試，在遇到困難時心理承受能力差，易產生悲觀情緒，不能主動積極地去爭取理想的工作崗位，錯失了很多就業機會。還有一部分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是靠助學貸款完成的學業，他們急需在畢業后找到高薪的工作，以及時清還貸款和利息，這在無形中又增加了他們的就業壓力。而且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在支付高昂的學費后，就業期望值普遍較高，迫切希望找到滿意的工作以補貼家用，不愿再回到艱苦的地區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城市里勞動力剩余，使就業變得更加艱難。

32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匱乏

與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相比，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缺乏雄厚的經濟基礎，其貧困的家庭也缺少各種社會關系，很難對其就業提供幫助；又由于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大多比較封閉，缺少人脈關系，只能靠自己努力。此外，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大多缺少獲取求職信息的途徑，對工作崗位的分析也不夠全面，這些都會延長就業周期，錯失一些就業機遇。不少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由于家庭經濟的重負，迫切希望找到有較好經濟收入的工作，以改變家境貧困的局面，較高的就業期望，使得他們剛一畢業就把目標鎖定在薪酬較高的企事業單位。然而這種做法人為地縮小了就業范圍，并且這類工作的要求普遍較高，每年能夠提供的崗位也十分有限，就業競爭更加激烈，對于處于弱勢的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而言，順利就業的幾率更低。

33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普遍缺乏合理的職業規劃

由于我國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教育目前尚處在起步階段，缺少系統的就業指導服務體系，從事職業生涯教育的師資匱乏，就業指導多是短期行為，缺乏長期培訓，導致貧困大學生普遍缺乏合理的職業規劃。據相關調查顯示，目前我國的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大多盲目樂觀，對現實就業的指導意義不大。由于缺乏就業指導，不少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不了解相關的就業政策，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在校期間很少考慮未來的就業方向，缺乏合理的職業規劃，導致在畢業后準備不充分，倉促就業。

綜上所述，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因為家庭經濟背景的原因，導致文化、心理、獲取信息以及社會適應性方面與社會的脫節，造成綜合素質的不足而引起就業競爭力短缺，這會進一步導致未來經濟方面的再次貧困。而我們目前能做的就是盡量在高校里彌補這些差距，最起碼在知識、技能等教育可影響的方面讓這些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在踏入社會就業時能和其他同學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本文通過研究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的就業現狀和群體特點，著力破解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難的原因，從而幫助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實現充分就業。

參考文獻：

[1]高磊當前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的思考及對策[J].教書育人，2006（2）

[2]戴勇基于就業公平的轉型期高校貧困學生就業扶助政策研究[D].南京：南京大學，2011

[3]潘軍明影響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成才的因素及對策研究[D].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2008

[4]湖南理工學院《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能力提升研究與實踐》課題組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就業現狀及對策分析[J].中國校外教育，2010（14）

[5]劉一荻我國高校家庭經濟困難大學生心理健康狀態與對策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7

[6]劉榮軍當今貧困大學生就業困境的原因及應對措施[J].當代教育論壇，2008（7）

篇(7)

一、學校研究明確家庭經濟困難認定工作的適用對象

適用于具有我校正式學籍的全日制在校學生。按照文件要求家庭經濟困難學生是指學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籌集到的資金，難以支付其在校學習期間的學習和生活基本費用的學生。

二、確立認定原則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應堅持實事求是，確定合理標準，由學生本人及家長提出申請，實行民主評議班級評議小組的組長深入家庭調查，班級推薦，年級認定，最后學校評定相結合的原則。

三、成立學校認定工作機構

（一）資助工作領導小組。

學校成立由校長擔任組長的學生資助工作領導小組，全面領導我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工作；下設辦公室具體負責組織和管理全校經濟困難學生的認定工作。

（二）家庭困難班級評議小組。

各班級成立以班主任為組長、任課教師代表、學生代表擔任成員的家庭經濟困難評議小組，負責認定本班經濟困難學生的民主評議工作。班級民主評議小組成員中學生代表由班級民族選舉產生（申請者除外），學生代表一般不少于班級人數的10%。認定評議小組成立后，其成員名單在本班級范圍內進行公示并進行必要的調整。

（三）年級認定工作組。

學校成立以包級主要領導任組長，班主任、任課教師代表為成員的年級認定工作組，負責對本年級各班推薦的經濟困難學生，進行年級層面的認定工作。

（四）學校認定工作組。

學校成立以校長為組長、分管副校長、政教處主任、副主任，班主任代表為成員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校認定工作組，負責學校層面認定的具體組織和審核工作。

四、統一確立認定標準

各班級在全面了解學生家庭經濟收入，家庭人員組成、家庭成員健康狀況以及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平均消費情況的基礎上，依據我縣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制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標準。確立了以下認定的基本條件：

（一）孤兒、烈士子女或優撫家庭子女等無直接經濟來源者；

（二）單親或父母年事已高或患病長期臥床，家庭缺乏勞動力，家庭又無固定經濟來源且親友無資助能力者；

（三）家庭被地方政府列為五保戶、特困戶，難以維持基本生活者；

（四）家庭為民政部門確定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者；

（五）學生家庭或本人突遭不幸（如家庭遭遇自然災害，學生本人突發疾病或意外事故），超越家庭經濟承受能力者；

（六）經濟條件差，家庭無固定經濟來源，基本生活難以維持者；

（七）因家庭經濟貧困，無力支付在校期間必要的學習和生活費用的學生。

各班可根據上述基本條件，將認定標準設置為一般困難、困難和特殊困難三個檔次。

根據我校的實際情況，具有下列情況之一的學生沒有列入貧困生范圍：

（1）擁有或使用高檔通訊工具；

（2）購買高檔娛樂電器、時裝或高檔化妝品等奢侈品的；

（3）有抽煙、酗酒等不良嗜好的；

（4）出入營業性網吧的；

（5）隱瞞家庭經濟實際情況者

（6）有其他重大違紀的同學。

五、嚴格認定程序，確保工作實效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工作嚴格按照工作制度，規范工作程序，做到了公開、公平、公正。

（一）學校困難學生資助工作領導小組、年級認定工作組、班級民主評議小組，按照各自的職能分工，認真、負責地共同完成認定工作。

（二）向申請認定家庭經濟困難的新生及在校學生如實填寫《淄博市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并持該表到家庭所在地鄉、鎮或村加蓋公章，以證明其家庭經濟狀況。已被學校認定為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再次申請認定時，需重新提交《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表》。

（三）學校學生資助工作領導小組布置啟動全校認定工作。認定評議小組認真組織學生填寫《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認定申請表》，并負責收集《學生及家庭情況調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