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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東南亞地區 國際金融貿易 新格式 地位 經濟危機

隨著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國際金融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東南亞地區作為亞洲金融貿易的“領頭軍”，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僅影響著整個亞洲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地位，同時還影響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在擺脫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后，國際金融貿易以全新的格局呈現在全球經濟貿易中。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中，以往的發展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期金融貿易的格局。在此，本文從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以及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的地位等兩個方面出發，針對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的地位，做以下幾方面分析與探討。

一、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

經濟危機過后，國際金融貿易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下文中，將簡略分析經濟危機后國際金融貿易的格局變化：

（一）發達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方式維護貿易主導地位

經濟危機后，美、英、法等發達國家紛紛采取貿易保護方式來維護本國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主導地位。

例如美國制定了“購買美國貨”條款，以保護美國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地位。美國國會于2009年2月份通過了經濟刺激計劃，奧巴馬政府試圖借助“購買美國貨”條款來維護美國的國際金融貿易優勢，該條款一經提出便受到了全世界范圍內的關注和爭議。又如英國政府于2008年向銀行注資，要求銀行向國內企業提供放貸的便利條件。在英國國內政治、輿論等方面的壓力下，銀行被迫從國家角度看待問題，紛紛加大國內市場的信貸業務比重，為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為集中的服務。這種應付經濟危機的金融保護主義目前已為東歐、北歐和南歐國家效仿，對整個歐洲發達國家的金融戰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再如法國政府為汽車行業提供優惠貸款，在2009年2月份直接向雷諾等汽車制造企業提供了高達60億歐元的貸款，為汽車行業提供了應對危機的資金支持。

（二）低碳經濟以碳量為指標，通過技術標準改變貿易格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碳要素成為改變國際金融貿易格局的重要因素，碳關稅、碳排放權等為世界經濟局勢的變化增添了變數，各國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分工和競爭優勢隨著低碳經濟的發展而產生了新的變化。

由于發達國家具有能源技術方面的領先優勢，紛紛加大低碳經濟方面的研究與開發，試圖依靠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贏得未來國際金融貿易競爭中的優勢，搶占制高點。在低碳經濟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化程度低，尚未完成整個工業化的發展過程，嚴重依賴于勞動密集型產業，能源損耗嚴重，環境污染大，碳排放量的被迫降低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進程受阻，延緩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低了其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地位。

（三）發展中國家水平聯合，共渡經濟低迷期

經濟危機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進入經濟發展的低迷階段，發展中國家為擺脫經濟發展困境，紛紛尋求新的發展途徑，試圖通過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來走出經濟低迷期。

例如中國于2009年6月份與俄羅斯等國舉行會議，探討如何加強與會國家間的金融貿易合作，中俄兩國在能源領域找到了契合點，實現了兩個大國間的優勢互補。又如隨著投資、服務貿易等方面協議的陸續簽訂，中國-東盟自貿區的貿易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投資自由化水平得到提升。作為一個涉及19億人，經濟生產總值、貿易總量分別達到6萬億、4.5萬億美元的高質量貿易區，中國-東盟自貿區不僅促進了貿易區內部國家間的貿易往來，還為廣大發展中國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二、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的地位

在國際金融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東南亞是當今世界經濟發展最有活力和潛力的地區之一。在未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東南亞在政治、經濟上的作用和戰略地位將更加重要。在整個東南亞地區，主要由11個國家組成，既有經濟繁榮的發達國家，如：新加坡，又有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各個國家在發展國際金融貿易的過程中，彼此間存在很大的差異。例如：新加坡在面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的過程中，憑借自身經濟的優勢，主要以服務業、金融業、科技業、航運業、物流業、旅游業為主，與此同時，新加坡在整個東南亞的經濟中起著推動作用，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居于整個東南亞之首。

東南亞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面對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的過程中，除了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外，還要結合國際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有針對性的調整經濟模式。例如：在整個東南亞地區，文萊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雖然人均GDP可以和發達國家相比，但文萊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況卻并不樂觀。在面對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的過程中，文萊仍是在原有的基礎上，憑借自身豐富的石油及天然氣資源，通過資源出口來提高文萊的經濟發展水平，所得財富和中東產油國一樣只集中在少數富裕階層。

東南亞地區在投資政策中，主要以新加坡等發達國家為主。在整個投資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吸引外國投資，積極從管理審批制度、產業政策、稅收優惠等方面提供便利，包括：通常給予外資以國民待遇，除了與國防有關的某些行業外，對外資在新加坡的運作沒有任何限制；完全開放商業、外貿、租賃、直銷廣告、電信市場，推進資本市場發展；對先驅公司（即涉及巨額資本開支或復雜技術和生產能力的企業）和某些金融企業給予稅收優惠等。

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促進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提高新加坡在國際金融貿易中的地位，新加坡政府在結合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還對國際金融貿易的發展趨勢做了仔細研究，通過對研究結果的分析，制定出完善的經濟發展戰略。在這份經濟發展戰略中，著力對新加坡今后的發展做出了明確的分段，制定了明確的發展目標與發展任務。

三、總結

綜上所述，隨著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除了面對國際金融產生的風險外，同時還要面對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帶來的金融風險。由此就需要東南亞各個國家能夠在自身發展的基礎上，結合國際金融貿易的實際發展趨勢，選擇適合自身國情的貿易。各國還應制定出應對金融危機的防范體系，以便在面對金融危機時能夠及時采取措施，將損失降到最低。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障東南亞地區在國際金融貿易新格局中的地位，才能跟上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才能進一步促進東南亞地區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培,葉永剛.區域的宏觀金融風險――基于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實證分析[J]. 經濟管理, 2011, (8): 1-6

[2] 鄧啟峰.淺析金融危機的成因與啟示――以日本、東南亞和美次貸危機為例[J].管理觀察, 2008, (12)

[3] 霍迪.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比較研究――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現代解讀[J]. 現代經濟信息, 2010, (3)

[4] 何帆,徐奇淵,徐秀軍.開發性金融在推動周邊金融合作中的戰略選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雙邊的視角[J]. 中國市場, 2011, (16):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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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金融危機；原因與規律；比較；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1.5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2)03－0043－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10

近30年來，世界范圍內發生了拉美債務危機（1982―1983年）、日本經濟衰退（1990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2―1993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1995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7―1998年）、美國次貸危機及衍生的金融危機（2007年至今）等六次涉及面廣、影響大的金融危機。從全球范圍看，金融危機頻發已成為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如何加快經濟結構轉變，提高經濟體系的彈性，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是我國在后危機時代需要重點思考的戰略性問題。

一、近三十年來主要金融危機的基本情況

這六次典型的金融危機共同表現為：起源于一國或一地區，金融市場或金融系統的動蕩超出金融監管部門的控制力，造成金融體系混亂，并突出表現為絕大部分金融指標在短期內急劇惡化，風險不斷累積，而使整個經濟受到嚴重破壞。

（一）拉美債務危機（1982―1983年）

拉丁美洲部分國家的金融危機起源于外債引起的貨幣危機。當時，西方商業銀行看好拉美和東亞國家的發展勢頭，在政府擔保的背景下，大力向其貸款。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三個拉美大國的凈銀行債務從1977年的365億美元增加到1982年末的3350億美元，約為發展中國家總外債的一半，對外借款成為這些國家為貿易赤字融資的主要方式。隨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國利率大幅度提高，投向拉美國家的資本有減少的趨勢。但這時，拉美國家總體負債已經處于較高水平，主要借款國平均每年要用其出口創匯的50%以上來還本付息。1982年，墨西哥宣布不能按時還債為先導，拉美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爆發。

（二）日本經濟衰退（1990年）

1985年，五個發達國家達成“廣場協議”，同意以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方式促使美元貶值，日元、馬克升值。日本經濟因日元升值而受挫，日本政府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價格猛漲，形成“泡沫經濟”。同時，日本銀行實行超低利率政策，儲戶對銀行喪失信心而發生擠提，導致銀行最終破產倒閉和政府提供大量援助，產生了銀行危機。1985―1989年，日本銀行貸款的增加額為128萬億日元，其中62萬億是貸向不動產和非銀行金融機構。20世紀90年代，銀行的貸款的相當一部分已成為不良資產，銀行不良資產占GDP的2～3%（日本GDP總值為500萬億日元）。1989年，日本收緊貨幣政策，刺破資產泡沫。1990年股市崩潰，1991年房地產價格狂跌，日本經濟開始陷入長期衰退。

（三）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2―1993年）

1992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爆發，根源是統一后的德國實力增強打破了歐共體內部均衡，其導火索是芬蘭宣布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脫鉤，實行自由浮動。當時，德國馬克在歐洲貨幣單位中用馬克表示的份額不變，由于馬克對美元匯率升高，馬克在歐洲貨幣單位中的相對份額也提高。而英國和意大利經濟一直不景氣，需要實行低利率政策。但統一后的德國出現了財政巨額赤字，政府擔心通貨膨脹和社會問題而提高利率，引起了外匯市場拋售英鎊、里拉而搶購馬克的風潮，致使里拉和英鎊匯率大跌。

（四）墨西哥金融危機（1994―1995年）

1982年的債務危機后，1986年的石油價格暴跌再次重挫墨西哥經濟。經過艱苦調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墨西哥通貨膨脹得以控制，外國直接投資增長迅猛，墨西哥中央銀行積累了幾十億美元的儲備。但是，北美自由貿易同盟于1994年初生效。1994年12月20日，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墨西哥政府宣布比索貶值，通貨膨脹再次飆升，墨西哥經濟重新陷入嚴重衰退。

（五）東南亞金融危機（1997―1998年）

東南亞金融危機從1997年泰銖貶值開始，危機波及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等，形成一場席卷整個東南亞的金融風暴。臺灣、韓國、新加坡、日本和香港的金融市場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并波及到美國、新西蘭及歐洲。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國際貨幣投機者洞悉了泰國經濟金融體制的脆弱和缺陷而進行的趨勢性投機，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是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存在重大缺陷。

（六）美國次貸危機及衍生的金融危機（2007年至今）

20世紀80年代，美國出臺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法規，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次貸市場急劇擴大。同時，金融機構將次級抵押貸款打包成次級抵押貸款證券，信用增級后，受到各國投資者的歡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規模，從1995年的650億美元迅速上升到2006年末的1.3萬億美元。但從2004年中期開始，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房貸利率也隨之攀升，加劇了貸款者的還貸壓力。2007年，次級抵押貸款拖欠、違約及停止抵押贖回權數量不斷攀升，并衍生出一系列事件（諸如貝爾斯登破產、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證券被美洲銀行收購等），演化成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

二、六次金融危機前的共同特征分析

（一）經濟持續增長掩飾了經濟結構問題

以東南亞為例，泰國、韓國和菲律賓在1997年前已連續15年保持6%~8%的經濟增長。而日本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也保持在4%左右。其中，1987―1990年日本GDP實際增長率分別高達4.9%、6.0%、4.5%和5.1%，在歷史上極為少見。20世紀80年代末至1994年危機前，墨西哥同樣經歷了較長的經濟繁榮期。總的來看，在這些經濟體持續繁榮的吸引下，資金不斷投入，加劇了經濟體的不平衡，經濟結構問題被表面上的持續繁榮所掩蓋。

（二）外部資金大量流入

經濟持續高增長以及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資金的大量流入，使這些國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資本流動的影響，尤其是在外部資金以流動性極強的短期債務和熱錢為主要形式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例如，危機前的泰國為吸引外資，實施了一系列推進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勵從國外以低成本借入美元，導致資金大量流入。墨西哥以及其他拉美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兩次危機前，都經歷了大量外資流入的情形。

（三）國內信貸快速增長

在外部資金大量流入的情況下，各國為維持固定且相對較高的匯率，導致國內流動性明顯增多。例如，1981―1997年，韓國、泰國和印尼等東南亞各國國內信貸的實際平均增長率分別高達13%、17%和25%。而金融自由化使外幣貸款非常容易。比如，墨西哥利率自由化改革使銀行以粗放擴張來降低成本，銀行貸款以每年20%-30%的高速增長。日本在經濟泡沫時期，金融資產收益大幅上升，促使企業大舉從銀行貸款并投資金融資產，法人企業在1985―1990年間共籌集405萬億日元中，有185萬億來自金融機構貸款。

（四）普遍的過度投資

在外部資金大量流入、信貸快速增長和對經濟持續增長的樂觀預期下，危機前各國普遍出現過度投資的現象，資產價格泡沫隱現。例如，1986―1995年，韓國、泰國以及印尼等國的投資占GDP平均比例分別高達33.9%、36.3%和32.6%，導致電子、汽車等一些關鍵工業部門以及房地產出現生產過剩。1990年前，日本興起投資股票和土地熱，企業和個人大舉借貸投資金融資產和土地。

（五）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快速上漲

過于樂觀的預期導致大量資金轉向投機性強的資本市場。例如，日本股票市值從1981年的81萬億日元劇增至1989年的527萬億日元，而同期日本GDP增長不到一倍，股票市盈率已達到250倍的異常水平。危機前，泰國房地產貸款占總貸款比高達25%，商品房空置率偏高，股市、樓市乃至整個經濟出現過度繁榮。1993年末，危機前的墨西哥股市也同樣極度繁榮，以美元計價的股價達到1985―1989年平均水平的10倍。

（六）貿易持續逆差并不斷惡化

危機前，這些國家貿易狀況不斷惡化，逆差持續擴大，造成了對維持本幣幣值的信心喪失，使得經濟在外部沖擊面前不堪一擊。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經常項目逆差由20世紀70年代初的平均70億美元猛增到1975年的310億，逆差的持續增加使得這些國家大量依靠對外債務融資，從而增加了利息負擔。1990―1996年，泰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比例平均達到7%，而且由于不恰當地維持高匯率使得競爭地位不斷下降，外界對泰國維持幣值能力的信心開始動搖。

（七）貨幣普遍被高估

危機前，這些國家還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就是貨幣普遍被高估。例如，在“廣場協議”背景下，日元兌美元匯率由1984年的251上升到1986年的160。泰國、墨西哥等國在危機前都選擇了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導致本幣逐漸被高估。

三、金融危機的救治措施比較

（一）財政政策

發生金融危機時，這些國家出現了貨幣大幅貶值，為防止財政大幅惡化，這些國家實施緊縮性財政政策。例如：拉美債務危機時，各國要求壓縮開支，減少財政赤字；歐洲貨幣危機時，英國政府減少對外舉債，緩建一些政府的工程項目；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要求政府官員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出國訪問；馬來西亞1998年政府支出削減18%，部長工資降低10%等[1]。

（二）匯率政策

世界銀行統計，實行浮動匯率制的國家爆發經濟金融危機的比例始終高于固定匯率國家。發生經濟金融為危機時，匯率動蕩，為控制匯率暴跌局面，有關中央銀行進入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動用1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印尼也多次進場干預，具有一定成效。

（三）貨幣政策

發生經濟金融危機時，加強對商業銀行貸款的管理，控制貨幣發行量，盡力使貨幣增長率同經濟增長率相一致。例如：歐洲貨幣體系危機時，部分央行審慎地運用存款準備金制度、“窗口指導”、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并對中長期貸款貸前進行了嚴格的審批，對市場流動性也作了從緊管理。東南亞及金融危機時，馬來西亞、菲律賓都對房地產業的貸款額作了限制。

（四）消費政策

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始終是救治經濟金融危機的重要舉措。例如，日本為振興萎靡不振的經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擴大國內需求，降低利率，居民消費呈現上升趨勢，減稅購買住宅使東京等大城市的新建住宅銷售量大幅回升。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泰國鼓勵國民購買國貨，多次舉行“泰人助泰、食國產、用國貨”的廉價國貨集市。馬來西亞號召國民減少進口貨的消費，韓國也大力提倡使用國貨。

四、啟示

（一）深入客觀分析金融危機的實質有助于準確認識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危機的發生雖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特別要注意經濟增長過程伴隨著結構性矛盾的積累問題，微小的外部沖擊都可能成為引發危機的導火索。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有利之處。日本經濟衰退促進產業向我國轉移，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強勁，投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制造業投資比重迅速提高是為明證。東南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政策，增強吸引外資優勢和增強出口優勢，也擴大了影響、提高了國際地位。越南的金融危機放緩了我國產業向越南等國家轉移的步伐。

（二）優化經濟結構才能夠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做強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基礎，也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必備條件。根據比較優勢建立起來的企業不會形成對外過渡依賴。而且，隨著生產要素結構的升級，資金逐漸由相對稀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由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稀缺，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自然要隨著比較優勢的變化而升級[2]。

（三）加強宏觀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維護金融穩定

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與配合，熨平經濟的大起大落，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優勢，堅持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貨規模和信貸投向。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企業效益偏低等問題。應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格控制信貸投向[3]。

（四）注意金融開放與金融監管的協調，提高金融監管效能

金融開放與金融監管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后危機時代，在進一步完善微觀審慎金融監管的基礎上，應重點構建宏觀審慎金融監管體系，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建立金融風險預警機制，內容應主要包括企業資產負債率、銀行逾期貸款比率和壞賬率、通貨膨脹率、貨幣供應增長率、外匯儲備與短期國際債務的比率、預算赤字、經常項目逆差、利率和匯率政策等。同時，在完成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后，應該進一步加快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制度[4]。

參考文獻：

[1]范香梅，鄒寧靜.金融危機的本源及其救助措施探究――基于三次重大金融危機的比較分析[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2011（1）.

[2]李東星.美國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的比較分析[J].特區經濟，2009（12）.

[3]李東榮.淺析新興市場經濟體金融危機的成因和防范――從東亞和拉美金融危機引發的思考[J].金融研究，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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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國際化；東南亞；經濟沖擊；SVAR

一、 引言

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地域范圍研究中，“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的地理路徑得到了較多的共識。當前人民幣國際化還處于推廣周邊區域化的階段，而東南亞應該是重要的目標區域。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不僅具有歷史傳統、地理區位、經貿往來上的密切聯系，同時還是中國開展“一帶一路”戰略合作的重要對象。人民幣區域化是人民幣參與貨幣競爭，并試圖在區域內替代其他貨幣的過程（邱兆祥、粟勤，2008）。中國在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中，主要競爭對手是國際貨幣體系頂端的美元和第二層次的日元（陳雨露，2003）。國際貨幣競爭包涉及濟實力、金融體系、幣值穩定、交易成本等領域，各國經濟沖擊的對稱性會影響一國使用并儲備他國貨幣的成本，因此也應該成為區域內國際貨幣競爭所應當考量的一個重要部分。

關于各國經濟沖擊對稱性的實證方法首先被用于最優貨幣區的研究，其內在邏輯是經濟擾動相似的國家更可能同時采取一致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因此這些國家可以組建貨幣聯盟、施行統一的貨幣政策，放棄自主貨幣政策的轉換成本較低。這一邏輯也可以推廣到國際貨幣的使用方面：基于儲備國的立場，使用并儲備另一國貨幣的成本不但包括國際鑄幣稅和交易成本，還應考慮發行國貨幣政策的外部性，國際貨幣發行國可以啟用貨幣政策制定權來影響甚至控制儲備國的金融經濟（陳雨露等，2003）。如果國際貨幣的發行國與儲備國各自的經濟沖擊具有對稱性，那么兩國也應具有相似的貨幣政策動機，比如當發行國需要提高利率以抑制本國通貨膨脹，儲備國同時也有提高本國利率的政策要求，這就可以避免國際利差擴大導致儲備國的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壓力；當發行國需要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儲備國同時有降低本國利率的政策要求，就可以防止儲備國大規模套利資本流入導致本國外匯占款迅速增加。反之，如果發行國與儲備國由于經濟沖擊缺乏對稱性而導致政策動機的差異，發行國的貨幣政策就容易對儲備國產生負外部性。在美元霸權下，美國與美元儲備國貨幣政策動機的不一致會將儲備國置于兩難境地：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不符合國內經濟要求，若不跟隨又要面臨儲備和匯率變動的壓力。經濟沖擊不對稱所引起的美國貨幣政策負外部性，增加了各國使用并儲備美元的成本。在人民幣與日元、美元競爭東南亞區域貨幣地位的背景下，東南亞國家使用并儲備與本國經濟沖擊對稱性更高的國家的貨幣，降低發行國貨幣政策的負外部性成本，是合乎理性的選擇。接下來的部分用SVAR模型識別中日美及東南亞各國的經濟沖擊，考察經濟沖擊對各國宏觀經濟的作用效果，并探討了各國經濟沖擊的對稱性。

二、 實證方法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開始基于經濟擾動對稱性研究區域貨幣問題，常規的范式是用SVAR模型識別區域內各經濟體所受的供給沖擊、需求沖擊等經濟擾動，計算沖擊對各國（地區）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宏觀經濟變量對經濟沖擊的相應，通過兩國（地區）經濟沖擊的相關系數反映它們之間經濟沖擊的對稱性。東南亞的國際貨幣競爭的主要參與者是人民幣、日元、美元，我們選取中國、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國家（文萊、印尼、老撾、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東帝汶、越南）作為研究對象，比較中國、日本、美國各自與東南亞國家經濟沖擊的對稱性程度。借鑒有關文獻，我們將一國所受的經濟擾動分解為互不相關的供給沖擊？著st、需求沖擊？著dt、外生的貨幣政策沖擊？著mt。假定各沖擊兩兩標準正交，且期望為0向量，它們所組成的三維經濟沖擊向量為？著t。宏觀經濟內生變量Xt受當期及以往經濟沖擊的影響，如式1所示。

所用的年度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產出增長率以實際GDP的對數差分表示，通貨膨脹率以GDP平減指數衡量的年通脹率表示；貨幣指標選取M2，用通脹率調整為實際貨幣量，再對數差分計算增長率。樣本跨度為1960年～2014年，部分國家的統計期間較短，中國數據選取1978年～2014年。ADF檢驗顯示三個指標滿足平穩性條件。各國SVAR模型的滯后期根據AIC、SIC、HQ準則綜合確定，如果信息準則指示0階滯后，模型估計選取1階滯后，所有國家滯后均未超過2期。

三、 實證結果

1. 方差分解。方差分解顯示，供給沖擊是影響中國、日本、美國及東南亞各國產出增長率最重要的因素。對中國和日本而言，供給沖擊在短期和長期中都解釋了80%以上的產出增長率變化，美國供給沖擊的貢獻度也超過60%。供給沖擊對東南亞各國產出增長率變動的貢獻也相當高，只有菲律賓的短期貢獻率略低于貨幣政策沖擊。需求沖擊對日本、美國、菲律賓、新加坡、越南產出變化貢獻度，以及貨幣政策沖擊對美國、老撾、菲律賓、東帝汶、越南產出變化的貢獻度也較為重要，在短期或長期中超過10%。

對通貨膨脹率的方差分解顯示，貨幣政策沖擊對中國、日本、美國，以及相當部分東南亞國家的通脹變動具有很大的貢獻度，這印證了“通貨膨脹是貨幣現象”的觀點。貨幣政策沖擊能解釋中國80%以上的短期通脹變動、50%以上的長期通脹變動，日本70%以上的短期通脹變動、40%左右的長期通脹變動，美國60%以上的短期通脹變動、80%以上的長期通脹變動。貨幣政策沖擊還是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短期或長期內對通脹變動貢獻度最高的因素。然而各國沖擊對通脹貢獻度的相對變化差異較大，中國、日本、新加坡供給沖擊的貢獻率顯著上升，需求沖擊和貨幣政策沖擊的貢獻度顯著下降；美國供給沖擊的貢獻度顯著下降，貨幣政策沖擊的貢獻度顯著上升。東南亞國家中老撾、菲律賓、越南需求沖擊的短期貢獻度最大，老撾供給沖擊的長期貢獻度最高，印尼各沖擊的貢獻度相對穩定，文萊需求沖擊的貢獻度、東帝汶供給沖擊的貢獻度在短期和長期中都處于相對最高的水平。

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是一國最為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平抑產出和通脹的過度波動也是貨幣政策目標的應有之義。方差分解顯示供給沖擊是影響中國、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產出增長率的最主要因素，但影響各國通脹的主要因素變異較大。當影響產出增長的主要因素對所有經濟體都相同，則采取一致的貨幣政策將有利于各國實現穩定產出增長的政策目標（Jeon & Zhang，2007）。因此經濟內生沖擊中，供給沖擊的對稱性應該比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更容易導致貨幣政策動機的一致性；政策動機的一致性進而可以減少國際貨幣發行國對儲備國貨幣政策的負外部性，提高發行國貨幣對儲備國的吸引力。

2. 脈沖響應。脈沖響應分析可以考察宏觀經濟變量受到經濟沖擊擾動后的調整方式，如果各國產出或通脹對經濟沖擊的調整進程類似，則更適合采取一致性的貨幣政策以平抑經濟波動；反之如果的調整過程差異較大，則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動機也將不盡相同。脈沖響應分析顯示，各國產出增長率對供給沖擊的響應方式具有相似性，需求沖擊導致各國產出或通脹變動的相似度較低。

各國的供給沖擊都能提高各自產出增長率。中國產出增長率對供給沖擊的累積響應介于美日之間，先有所上升，在第四期達到峰值后略有回落；美國的的累積響應低于中日，前四期上升，后期趨于穩定；日本的累積響應高于中美，并一直保持上升態勢。東南亞國家產出增長率對供給沖擊的累積響應絕對水平差距較大，但變化趨勢基本類似，前期上升、后期趨于穩定。各國產出增長率對需求沖擊的累積響應分化較大。需求沖擊使日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產出增長率下降，菲律賓的累積響應較早收斂于0，日本的累積響應持續了更長時間。其他國家的需求沖擊能造成產出增長率上升，中國、文萊、老撾、東帝汶、越南的累積響應較早收斂趨于0，美國、印尼、新加坡、泰國的累積響應持續時間較長。

各國通貨膨脹對供給沖擊的的脈沖響應分析顯示，供給沖擊導致美國、印尼、老撾、菲律賓、越南的通貨膨脹下降，其他國家通貨膨脹上升。在供給沖擊使通脹上升的國家當中，中國與文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東帝汶的調整方式類似，前期上升、后期平穩；日本的通脹累積響應呈現長期上升的態勢。各國通貨膨脹對需求沖擊的的脈沖響應分析顯示，美國和日本的需求沖擊導致通脹率長期上升，中國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通脹率在前兩期出現最大值，然后下降。

3. 沖擊相關性。用相關系數反映1978年～2014年間各國經濟沖擊的對稱性，考察期間分為兩個長度近似的子樣本：1978年～1996年、1997年～2014年。子樣本的劃分考慮到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此后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2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啟動等重要事件對東南亞區域的影響。各國供給沖擊、需求沖擊的Jarque-Bera統計量顯示，相當一部分變量拒絕服從正態分布假設，因此采用Spearman等級相關系數進行測算，在樣本容量不足50的情況下，通過查臨界值表判斷系數顯著性。

在與東南亞國家的供給沖擊對稱性方面，日本的相對優勢最大。在全樣本統計中，中國的供給沖擊與越南顯著正相關，日本的供給沖擊分別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顯著正相關。1978年～1996年子區間里，中國、日本、美國各自的供給沖擊并沒有顯示出與東南亞國家的正相關性；1997年～2014年子區間中，中國的供給沖擊與越南顯著正相關，日本的供給沖擊與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顯著正相關。隨著時間推移、尤其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供給沖擊與日本正相關的東南亞國家數量及相關系數顯著上升，日本對中國、美國的相對優勢明顯。

在與東南亞國家的需求沖擊對稱性方面，中國顯示出一定的相對優勢。全樣本統計中，中國的需求沖擊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顯著正相關；美國的需求沖擊與老撾顯著負相關。在1978年～1996年子區間，中國、日本、美國各自的需求沖擊并沒有呈現與東南亞國家的顯著正相關性。在1997年～2014年子區間，中國的需求沖擊與新加坡、泰國顯著正相關，美國的需求沖擊與新加坡顯著正相關。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需求沖擊的對稱性有所提高，相比日本、美國有些許相對優勢。

中國與日本、美國相比在供給沖擊對稱性方面處于相對劣勢，在需求沖擊對稱性方面存在相對優勢。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并未采取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經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2001年中國加入WTO，2002年中國―東盟自貿區建設啟動。這些重要事件增進了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經貿聯系，進而導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沖擊的對稱性有所增強，但尚未構成相比于日本、美國的顯著優勢。結合方差分解和脈沖響應分析，供給沖擊是中國、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影響產出增長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國產出增長率對供給沖擊的響應方式也具有相似性；而需求沖擊在導致各國產出或通脹變動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給沖擊顯著。因此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需求沖擊對稱性方面的優勢會被供給沖擊的相對劣勢所拖累，減弱東南亞國家使用并儲備人民幣、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勵。為提高人民幣對東南亞國家的吸引力，需要在經濟結構和對外經濟聯系上做出進一步增進，提高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經濟沖擊、尤其是供給沖擊的對稱性，從而創造有利于人民幣東南亞區域化的貨幣政策環境。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國際貨幣發行國與儲備國的經濟擾動的對稱性可以減弱發行國貨幣政策對儲備國的負外部性，從而降低儲備國使并儲備發行國貨幣的經濟成本。SVAR模型將中國、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擾動分解為供給沖擊、需求沖擊和貨幣政策沖擊，并著重考察了各國供給沖擊、需求沖擊的影響及對稱性。供給沖擊是導致各國產出增長率的最重要因素，各國產出增長率對供給沖擊的響應也具有相似性；需求沖擊在影響各國產出或通脹變動的重要性或相似性方面并不如供給沖擊顯著。中國在供給沖擊對稱性方面相對日本、美國處于劣勢、在需求沖擊對稱性方面具有相對優勢。但需求沖擊對稱性方面的優勢容易被供給沖擊對稱性的劣勢所拖累，從而減弱東南亞國家使用并儲備人民幣、替代美元和日元的激勵。供給沖擊對稱性的不足將制約人民幣在東南亞的區域化推廣。

為了構建有利于人民幣東南亞區域化的國際貨幣環境，應該提高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供給沖擊的對稱性。日本和美國都是東南亞國家首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國，國際直接投資能促進投資國和東道國之間生產要素及技術的流動，要素和技術的變動又是供給沖擊的源頭，由此產生了投資國和東道國供給沖擊的對稱性。我國正在進行的供給側改革，通過降低資本成本、提高資本效率、提升企業家技術創新意愿等措施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力。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基于國內產業轉型、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推動與東南亞國家的國際產能合作，增加在東南亞的直接投資和產業園區建設（陳雨露，2015）。結合供給側改革所帶來的經濟結構優化和增加直接投資所促進的國際要素與技術流動，將有助于提高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供給沖擊的對稱性，為人民幣的東南亞區域化提供支撐。

參考文獻：

[1] Ling Hazel-Yuen-Phui.Optimum Currency Areas in East Asia： A Structural VAR Approach[J].ASEAN Economic Bulletin，2001，18（2）：206-217.

[2] Zhang Bang， Nam Jeon， Hong Fang.A Currency Union or an Exchange Rate Union： Evidence from Northeast Asia[J].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2007，22（2）：256-287.

[3] 陳雨露，王芳，楊明.作為國家競爭戰略的貨幣國際化：美元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05，（2）：35-44.

[4] 陳雨露.“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J].中國金融， 2015，（19）：40-42.

[5] 陳雨露.東亞貨幣合作中的貨幣競爭問題[J].國際金融研究，2003，（1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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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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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歐債危機,區域一體化,亞元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進入到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的階段。從拉美債務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到爆發于本世紀的次貸危機、美國債務危機以及歐債危機來看,合理的風險管理策略和政府債務規模是治理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關鍵所在[1]。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國家普遍出現了高額的公共債務和財政赤字,以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和希臘四國尤為嚴重,其中希臘于2009年12月爆發了主權債務危機。一場波及多個歐元區國家的債務危機開始不斷的發酵和蔓延。目前,歐債危機問題就成為國內外學者討論的焦點。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關于在亞洲成立最優貨幣區以及亞元的呼聲不斷高漲,甚至在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以前,許多金融專家和學者認為歐洲是亞洲可以借鑒的模式,這次爆發于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暴露出來歐元貨幣體系的一系列缺點,為亞元的構建提供了借鑒意義。

    一、歐債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關于歐債危機產生的原因,學者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部分國家高額的財政赤字是歐債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

    余永定(2010)認為,歐元區國家之所以會爆發主權債務危機,主要是源自歐元起國家長期以來比較僵化的經濟制度以及社會福利體制導致的財政赤字過高,同時當這些國家發生財政問題時,由于歐元區內部的經濟治理機制不完善,并缺乏有效的貨幣政策手段,再加上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比如德國和法國遲遲不愿伸出援手,最終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2]。

    (二)國際信用評級機構下調歐元區國家信用評級是歐債危機起著助推作用

    據imf統計,美國、日本以及英國的財政赤字率均和希臘12.8%的財政赤字率水平相當。但是為何僅有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我們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降低了歐元區國家的信用評級,導致這些國的融資能力下降和融資成本上升,最終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徐明祺(2010)認為,正是國際信用評級機構調低希臘的信用評級,導致希臘市場融資能力的降低,才引起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3]。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難以形成科學合理和客觀公正的信用評級,助長了全球信用風險的積累和資源的嚴重錯配,由此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動蕩以及主權債務危機的產生。

    (三)歐元區經濟制度缺陷與歐元區內部經濟結構不平衡是歐債危機爆發的內部原因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許多學者認為歐元區經濟制度的缺陷是主要原因,即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不統一。費爾德斯坦曾經預言,歐元區的這種缺陷有利于長期處于財政赤字的國家,但最終會導致歐元區的解體,其內在邏輯是: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統一,財政政策歸各個成員國所有,貨幣政策歸歐洲央行所有。但是,在當前的國際經濟中,不管是經濟主權完全獨立的國家,還是經濟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國家的最基本利益仍是民族利益[4]。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是首要目標,但在歐元區,歐洲央行的首要目標是維持物價和匯率穩定。因此,當各國的經濟發展出現不一致的狀況時,部分成員國必定會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錯配。

    此外,歐元區內部的經濟結構不平衡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內部原因。這主要體現在:首先,歐元區并不具備蒙代爾(1961)所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條件。蒙代爾(1961)認為,在一些商品、勞動力和資本一體化,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經濟政策比較一致的國家和地區可以組成獨立的貨幣區。在這個貨幣區內,各個成員國可以實行統一的貨幣和貨幣政策,對內采取固定匯率制度,對外采取浮動匯率制度,這樣可以實現各個成員國的內外部均衡。但目前,歐元區各個國家之間的通貨膨脹率、經濟結構、經濟周期以及勞動力成本方面都有一定的差異,并且差異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同時,歐盟各個成員國也具有不同的生產結構,它們對原材料的進口和依賴程度也有所不同,再加上各個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勞動生產率,因此國家之間的勞務和產品

價格競爭趨勢依然存在。其次,歐元區各個成員國的經濟實力呈兩極分化的態勢[5]。主要體現在歐元區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的經濟體系差距不斷拉大以及經濟結構明顯失衡,同時核心國家不斷向外圍國家出口并輸出貸款,外圍國家的負債比較嚴重。

    (四)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以及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也是歐債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

    首先,歐洲國家的勞動力市場缺乏必要的彈性。雖然歐盟內部統一市場的建立促進了國家之間商品和資本的流動,但由于文化和語言方面的障礙,以及社會和教育問題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使得勞動力缺乏必要的流動性,再加上歐盟內部普遍存在的工資剛性也限制了勞動力自由流動。此外,勞動力在工會組織強大的保護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比較困難。其次,歐洲國家相繼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僅擴大了財政支出,也推高了政府的債務,并使其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逐漸喪失了區位優勢。

    二、歐債危機對區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

    對于區域經濟一體化而言,如果說歐元區處于金字塔的頂部,那么北美自由貿易區處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而東亞地區僅處于一體化的初級階段。因此,從歐債危機的產生和發展可以得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經驗借鑒,從而對亞洲地區貨幣金融的合作前景進行分析。

    (一)建立區域范圍內的金融監管和救助退出機制從而有效地防范各種風險

    在目前的“清邁協議”框架下,各國財長在同意建立共同基金的同時,還倡導成立一個對各國經濟金融形勢進行監測的支付系統。但東亞地區內各個國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因此也有可能出現類似歐元區的“道德風險”。因此在建立這種監管與救助體系的同時,還應該建立一種退出機制。

    (二)擴大共同基金的規模,積極推動區域間貨幣與金融合作

    從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及演進可以看出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和貨幣體系不足以有效地解決東南亞的區域性問題。從歐債危機、迪拜以及冰島的債務危機可以看出,在區域間建立共同貨幣基金才是有效的解決區域間金融風險的途徑。在歐債危機爆發以后,由于區域內缺乏共同基金,而基于各個國家獨自的利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區域內的德國等成員國未能實施及時救助,從而導致歐債危機的負面影響擴大。因此,加強區域內的貨幣金融合作,利用區域內共有的金融資源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可能產生的金融危機。

    (三)加強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穩步推進區域間貨幣金融合作

    目前,貨幣合作共有兩種模式:一是美元化;二是類似歐元區的共同貨幣。一些學者的觀點認為,歐元區的貨幣合作模式更像是政治合作的產物,而美元化才是市場化的結果,正是由于歐元區的這種非市場化的合作方式才導致目前危機的產生。因此對于東亞區域一體化而言,如果強行通過政治合作來推動,區域內各個成員國經濟條件和經濟政策的差別可能會給區域一體化乃至貨幣區的穩定帶來重大挑戰。

    (四)建立獨立的信用評級體系

    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債危機,美國的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一直扮演著推波助瀾作用。美國正是通過對國際評級長期話語壟斷權來保持自身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在推進區域一體化的過程中,建立屬于自己區域內的信用評級體系,有利于維護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經濟金融穩定。

    三、歐債危機對建立

    亞元的啟示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關于推出“亞元”的呼聲不斷,但亞洲各國的政治合作意愿、經濟發展水平等差距預示著推出亞元的道路還比較漫長。歐債危機的爆發更讓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亞元的前景,并為構建亞元藍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統一歐元區統一

    的貨幣政策和獨立的財政政策是歐債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在亞洲,由于現實原因和歷史原因,亞洲各國間的隔閡和差異更多,對主權看得更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實施一體化的貨幣政策,在缺乏必要配套措施的情況下,當類似歐債危機的事件發生時,亞洲各國面臨的壓力和威脅將更大。所以,如果要推行亞元,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統一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二)政治和經濟要相輔相成

    雖然超主權貨幣是一種革命性的創建,但歐洲貨幣聯盟畢竟是在缺乏政治聯盟的基礎上產生的,這導致危機爆發后,救助措施寸步難行。這要求亞洲各國在推行亞元時,必須首先考慮政治聯盟。雖然亞洲的歷史發展表明,在亞洲實行政治聯盟是一件非常困哪的事情,但這次歐債危機充分說明,只有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相輔相成,才能有利于陷入危機的國家迅速恢復經濟。

    (三)構建亞元要穩定推進

    在亞元的推進過程中,必須嚴格按照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條件,即只有各個國家在要素流動性、經濟互補性、市場一體化、經濟開放度以及政治文化制度等方面趨同的情況下,組建最優貨幣區才能帶來最大的市場紅利。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勉強加入,就有可能得不償失。亞洲各國應以歐債危機為借鑒,循序漸進地推進亞元,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決不能強行推出亞元,否則就會陷入比歐元區更加嚴重的危機中。

    (四)增加貨幣金融合作的透明度

    相對于歐元區,亞洲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要求亞元必須要在一個貨幣金融合作更加透明的環境中進行,只有這樣才能減輕投機者的供給。同時也要建立一個具有更多話語權、信息高度透明以及交易比較便利的金融穩定組織。這個組織的建立也需亞洲各國不斷地進行研究和探索。

    總之,當前歐債危機還沒有完全結束,歐元未來的命運也很難判斷。亞洲各國在發展過程中應該密切關注歐元的動態,積極研究歐元在運行過程中的優缺點,并吸取歐債危機的經驗教訓,只有這樣才能為區域一體化及亞元的構建做好充足的準備。

    參考文獻:

    [1]安國俊.歐債危機和美債危機的反思[j].中國金融,2011(18).

    [2]余永定.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啟示及中國面臨的挑戰[n].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月報,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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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性分析

1.面向東南亞、南亞、西亞地區，昆明地理區位優越

云南作為面向東南亞、南亞、西亞等地區的經濟輻射中心，與多個東南亞國家比鄰而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先天的優越性。其與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往來時間坐飛機均不超過三小時，故云南也被形象地稱為地處東南亞、南亞等國的“三小時經濟圈”內。此外，伴隨著泛亞鐵路的建成通路，交通的便利性勢必能夠使云南與周邊國家地區的經貿往來更緊密，更高效。

2.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密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大

中國――東盟自貿區雙邊貿易額逐年增加。云南積極與東盟國家開展經貿活動，從2010年到2014年，云南省進出口東盟的總額占全國進出口東盟總額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從2010年的1.56%上升至2014年底的2.98%。云南與周邊國家經貿往來日益密切，伴隨而來的是跨境結算規模的日益增大。當前云南省內已設立了人民幣跨境結算點，人民幣跨境結算規模正處于急速上升階段。

3.人民幣區域化實踐的初步成功

云南作為面向東南亞，南亞等地區的輻射中心，近些年來隨著與周邊國家經貿交流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在本國范圍內使用和流通人民幣，人民幣充當計價單位，承擔交易媒介的職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人民幣在以云南為輻射中心的這片區域內初步實現了人民幣的國際化。

4.有利的政策環境支持

當前隨著“一帶一路”戰略，中國――東盟升級版――打造CAFTA“鉆石十年”以及云南省“一心兩區”建設等這些政策的支持，使得構建昆明離岸金融市場變得不再遙不可及。

（二）面臨的挑戰

1. 金融體系不健全，抗風險能力弱

昆明金融體系不健全表現有：云南省內的金融機構的數量與質量的良莠不齊。從數量方面看，金融機構中存款性金融機構占絕大多數，其中又主要以大型商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為主，而外資銀行和中外合資銀行的數量比重較低。質量方面，云南省內金融機構經營業務的水平，可及性，便利性均不如發達地區。

2. 金融效率相對于發達省市而言，相去甚遠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的投入產出效率。從指標來看，具體評價金融效率的指標有儲蓄動員效率指標，存貸比指標等。分析云南的金融效率指標，不難發現，其金融效率與發達地區相比，相去甚遠。

3. 人民幣資本項目受管制，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可兌換

一般來說，只有在一國的貨幣完全自由可兌換或者說一國的貨幣成為世界貨幣的條件下，該國才有能力建設離岸金融市場，比如日本東京離岸金融市場的構建就是在日元自由可兌換的前提下才實施的。當前我國人民幣資本項目尚未完全放開，如若在政府政策推動下，建成昆明離岸金融市場，但由于人民幣資本項目的不可自由兌換，很有可能影響到非居民的投融資決策。

4. 相關法律法規缺失，監管體系不完善

我國當前有的法律僅僅是九七年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以及九八年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兩部。離岸金融市場中的參與者，本著管制少，優惠多的原則才積極參與其中，如若制定大量的而又沒有針對性的法規來限制其活動，參與者的積極性很有可能受到打擊，從而不利于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如若不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法律法規的缺失，完全放任市場發展，則可能再次發生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這樣的國際性金融危機。

二、構建昆明離岸金融市場的對策建議

（一）構建內外分離型的昆明離岸金融市場，最大化降低市場風險

采取建立內外分離型的離岸金融市場，將居民賬戶與非居民賬戶分開設立，分別管理，可以有效防止因為非居民賬戶資金的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引發的國內經濟的動蕩，等同于將居民賬戶與非居民賬戶的風險隔離開來。居民賬戶與非居民賬戶分開設立降低了國內可能因非居民資金進入或流出，非居民短期投機性操作等造成的流動性風險，信用風險，使得國內金融市場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不會受到離岸市場太大影響。

（二）借互聯網之勢，完善金融體系，提高金融效率

利用互聯網，實現市場內金融部門之間的互聯互通，改變傳統的多而冗雜的管理模式，精減人員，提高員工工作效率。在金融工具的創新方面，借助網絡的優勢，使金融產品在流動性，可及性方面大大改觀。金融服務的項目也應積極拓寬，不應局限于傳統業務，而是要根據新創新出來的金融工具或者說金融產品來實施配套服務。金融效率方面，可以利用網絡實現數據化管理，注重人才的培養。

（三）加快人民幣資本項目放開的步伐

我國可采取邊建設離岸金融市場邊放開人民幣的資本項目管制的措施，可采取金融業開放的方法。金融業的開放是指有限制地允許非居民金融機構在我國國內提供金融服務，比如基金管理服務，證券承銷業務，信貸服務等等，并享受國民待遇。金融業的開放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一促而就，要加強對非居民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管理，嚴格把關。此外，云南可重點加強QFII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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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銖與美元掛鉤，泰銖也是不斷升值，這就意味著泰國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國的出口，造成了泰國的經常項目的逆差，雖然泰國一直是鼓勵外國投資，但是由于泰國經濟的發展，泰國生產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場競爭的不斷加劇，同時泰國本身經濟體制的不完善，而國際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資不斷地從泰國撤資，轉向美國市場。為了平衡泰國的國際收支，可以通過市場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調節，從市場的角度，由于泰銖的升值在外匯市場上，投資者會買泰銖，泰銖的供給量不斷增加，使得泰銖會貶值，或者由于泰銖升值導致泰國的出口減少，增加其他國家的出口，從而使得其他國家的貨幣逐漸升值，最終使泰銖達到均衡價格。或者從政府的角度出發，政府為了平衡國際收支，在泰銖升值時，為了讓其重新回到均衡價格上，政府將賣泰銖，使之貶值。當時泰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度，泰銖的價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調高利率，采用各種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而這種高利率和固定匯率制度使得像索羅斯這樣的“金融巨鱷”有機可乘。

索羅斯看重了東南亞經濟中最不穩定的環節―泰國，當時的一段時間泰銖升值過快，索羅斯預測泰銖的升值空間不大。當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國內9家財務公司和1家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資金不足問題時”，索羅斯聯合其他的投機者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拋售泰銖，由于泰銖在外匯市場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貶值，但是由于泰國政府動用了120億美元國際外匯儲備，購買了當時外匯市場上多余的泰銖，使得索羅斯和其他投機者的投機成本增大，盡管第一二次狙擊泰銖失敗，但是卻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銖的散戶的恐慌，由于這種投機具有很大的杠桿性，因此索羅斯投入的資本很大，這也就消耗了泰國政府的外匯儲備，加劇了泰銖的貶值趨勢。索羅斯之后狙擊泰銖之前，先在遠期外匯市場上沽空泰銖，并且在外匯市場上拋售泰銖，引起擁有泰銖的人們在外匯市場上紛紛拋售泰銖。當泰銖貶值后，再低價購買泰銖，再以當時簽訂的遠期合同上的價格賣出泰銖，從而賺取差價。1997年泰國政府決定放棄固定匯率制度，采用浮動匯率，由于本身泰銖被高估，當供給大于需求時，當日泰銖貶值20%。由于東南亞國家具有很密切的經濟聯系以及經濟模式都趨于相同，索羅斯采用同樣的方式在東南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投機，使得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和韓國等在股市上和外匯市場上的貨幣也是大幅度貶值。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南亞基本上幾十年的經濟毀于一旦，但是這卻為東南亞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寶貴的一課，政府應該注重國內經濟結構的改善，東南亞大部分的國家都以“出口型經濟模式”為主，而這次的金融危機卻把這種模式的缺點暴露無遺。從泰國的固定匯率制度我們可以看出，一國的固定匯率制度以及長時間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機的空間，并且長時間的固定利率會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引發國內一系列的經濟問題，那么匯率制度又將何去何從呢？

一國的匯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關，因此國家應該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調整匯率制度，并不是說固定匯率制度一無是處，發展中國家為了促進貿易發展，吸收資本流入，在特殊時期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國實行資本開放并且同時長時期地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則必然產生投機的空間。所以應該見好就收，同時亞洲金融危機匯率制度的管理不善為中國做出了很好的預警，首先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高速時期，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遭受著泰國一樣的情況，那么影響會更加嚴重。但是中國與泰國等不同的一點是，中國實行的資本管制，意味著像索羅斯這樣的投機者如果在中國外匯市場、股市上進行投機，他卻很難將這些資金轉移出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投機的可能，維持了經濟環境相對安全。但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要取得長遠發展，取消資本管制是一個必然趨勢。

因此中國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必須思考適合本國的匯率制度。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很明顯，中國已經不再適合固定匯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國的資本尚未完全開放，因此采取謹慎的匯率制度，中國逐漸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從一定程度上能擺脫固定匯率制度的缺陷，中國參考的一籃子貨幣，能夠避免由于一種貨幣的變動而引發的大幅度貶值或升值，使得外匯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這也就阻止了投機的可能。但這還不是最終的結果，20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浮動匯率制度亦會對國內經濟造成很大的沖擊，同時還要被動地接受美國的一些無理貨幣政策。因此總的來說，中國政府定勢而動，隨著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改革匯率制度，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創新和調整匯率制度以適應中國特殊經濟體系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