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當代經濟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英文名稱：Modern Economic Science

主管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

主辦單位：西安交通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陜西省西安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2-2848

國內刊號：61-1400/F

郵發代號：52-4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榮譽：

百種重點期刊

社科雙效期刊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當代經濟科學》雜志系教育部主管、西安交通大學主辦的中央級大型綜合性經濟學刊物。雙月刊，國內外公開發行。本刊在辟有多種經濟研究專欄的同時，特別注重發展自己的個性特色――多樣性、創新性和外向性。它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積極研究改革開放的新情況，深入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進展，及時報道經濟理論研究的新動態，努力為國家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為振興西部與陜西經濟，為繁榮與提高學校的教學與科研服務。

篇(2)

關鍵詞：經濟；科技；能源；知識經濟

一、科技發展與市場

盡管市場并非科技發展的唯一指向，但發展科學技術已離不開市場。當今世界已是一個市場、兩種制度。要發展我國經濟，就要提高我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從科技與經濟的關系來看，人們歷來在科技拉動和市場推動之間選擇，事實上，這二者是辯證統一的。茲以一例來說明。

美國的醫療費用很高，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相當于中國的全部國民生產總值。瑞士只是用國民生產總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國人自己覺得很浪費。美國人看病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高科技醫療手段的依賴性：一有輕微的外傷（如腳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斷層分析等手段來檢查。美國的醫療費用很高，就是因為大量運用高科技手段。這是個很大的市場。CT斷層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術產品，但在我們搞物理的人來看，還不算太高，那都是我們現代物理學早已解決了的問題。能不能與企業、醫療衛生部門、物理界合作，把中國這方面的醫療器械搞起來？我認為是可以的。我們的高科技產品在一定意義上是能和國外競爭的，這不是因為國產的技術特別高超（關鍵是要把先進科技有效運用起來），而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包括高技術勞動力）便宜，所以我們的總成本是便宜的。高技術產品除了一定的技術含量外，大量的還是裝配行業，裝配要有一定的技術，而這些我們是能夠解決的。

這就是說，上述領域的技術創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為什么沒有向現實轉化呢？

在上一世紀和本世紀初，重大的發明、創新主要是由工廠之外的獨立發明者、研究機構作出的。我們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屬于哪一個工廠；著名的愛迪生實驗室，有過象電燈泡等重大發明，是一個獨立實驗室。然而，在現代，獨立發明者和獨立實驗室的比例在不斷減少，企業內部從事R＆D活動的比例不斷上升。

這一方面與科學、技術、經濟三者的日益緊密聯系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與科斯所認為“企業”代替“工廠”的趨勢相關。企業代替工廠并不斷發展，是要將許多原本市場的交易內部化，以減少交易成本。當然，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制發展，這是因為一方面并不是企業越大，市場交易費用會越低，績效會越高；另一方面，企業發展受壟斷與競爭之間的經濟及法律關系的制約。

這意味著，我們一方面應充分肯定并加強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計企業乃至整個市場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并不僅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這就是說，市場推動和科技拉動對一個國家的創新體系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醫療器械方面的技術創新而言，我們的“市場推動”機制仍不完善，企業尚未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按彼特的觀點，技術創新，亦即實現技術、生產諸要素的創新性的“組合”，主要靠企業（家）來完成。在我國，產生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至少需要三個飛躍：一是從“工廠”向企業的飛躍（包括觀念上）；二是從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的飛躍，這里所說的現代企業，人們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論述，我只從另一方面來談，即現代企業應是行業技術的重要推進者，具體來說，企業應把管理目標不僅僅置于生產、營銷策略方面，更應置于技術發展戰略上面；三是我們應能具有這樣的市場環境，即經營者不會過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優惠政策和體制漏洞上——這方面的機會越多，技術創新的熱情就會越少。當然，上述三方面已在進行中。

二、“夕陽產業”與“新興產業”

有些產業并不是人們所認為的“夕陽產業”，而且，“夕陽產業”是可以向“新興產業”轉化的。以交通為例來說明。

當代交通正出現一個以高速鐵路為骨干路、公路體系相配合的交通體系。在歐洲，鐵路發展得比較早，美國的經濟發展得比較晚，鐵路和公路并行發展，但在美國公路（特別是高速公路）戰勝了鐵路，美國的交通運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擔負的。有的人據此認為鐵路是“夕陽工業”。在3年前，國家計委召開了一個交通問題討論會，一些與會者根據美國的經驗就說在中國鐵路也是夕陽工業，應大力發展高速公路。發表這些意見的是社會科學家，沒有我們搞自然科學的人到場。他們看到的是歷史資料，是公路戰勝了鐵路，因為汽車有方便之處，可以一家一戶，而鐵路是集中的。但是現代化的鐵路已不是過去的面貌了，高速鐵路開始興起了：日本的新干線每小時280公里，法國的叫做TGV，每小時350公里，世界各國都在研究每小時500公里的鐵路。美國的高速公路固然很發達，時速達到200公里是不成問題的，可誰敢這樣開車？美國人現在的設想是，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形成網絡，例如，把小汽車開到鐵路火車上面，然后火車以每小時400到500公里的速度開，到站后小汽車下火車繼續在公路上開。用現在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連結起來，速度也快，能源也省。這就是美國的部署。我們怎么辦？這需要認真探討。我認為，鐵路不僅不是“夕陽西下”而且是旭日東升。現代化的高速鐵路不僅把軌道接得很長，速度開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現一種新型的技術，叫磁浮列車。磁浮列車的速度已被證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現代化的磁浮列車技術已基本成熟，商業化運行為期不遠了。我甚至可以說，我國現在就應關注這一技術。

的時候，過份關注一般意義上的產業（有時僅僅是行業）的區別，而不是以技術方向來對照，盡管人們可能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在決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時候，人們的這種意識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場自身能實現合理的選擇嗎？還是市場選擇如何與國家宏觀產業政策相結合？

此外，對市場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發展結合起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不僅是學科意義上，而且是決策機制上：在國家（地方）產業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員和管理、決策人員相結合的機制。制定一個企業的經營戰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問題及相關科學技術

我國秦嶺以北煤的資源蘊藏量占全國90％以上，從長遠計，北煤南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長期不可避免。為什么我國鐵路交通的壓力特別大，這跟北煤南運有很大關系，北煤南運約占了運輸量的40％。中國煤的蘊藏量10倍于中東的石油（就熱量而言）。中國組織一定數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是運不出去。從大秦線能運多少煤呢？2000萬噸，而僅日本就期望我們每年供應1億噸。從交通、環境及當前相關技術發展趨勢來看，煤最好不要鐵路運輸，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摻攪制成水煤漿，然后用管道運輸。現在大同到秦皇島的車皮是2000萬噸煤，回來有2000萬噸的物資嗎？沒有。這樣一來就放空車了。我了解到，現在國家想從山西鋪一根水煤漿管道到山東然后出口。象這樣的能源問題也涉及到交通問題，而如果用管道運輸，效益比火車更高。這些都有好多新技術。但從總體來講，我贊成逐漸壓縮煤耗減少污染，同時應該發展一些更為干凈一點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們容易從原子能想到切爾諾貝利事故。但是，現在設計的核反應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較干凈的，沒有其它廢料，當然放射性要控制起來。世界曾經掀起過一個反核運動，有一個綠黨尤其反對核。現在綠黨開始改變態度，認識到不發展原子能就要燒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國的反核勢力仍然很大。美國的一些搞核電站的公司在美國就是賣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電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對。所以美國就愿意賣給我們，因為中國沒有反核運動。中國最好不出現這樣的反核運動。

更重要的，我認為應多搞水電。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從大江大河流掉，不發電，太可惜了。現在中國正在建設長江三峽水庫。實際上，長江三峽搞起來以后，才利用了水資源的10％。水力資源的大頭在哪？在西南橫斷山區。西南橫斷山區的水量沒有長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從總體上說，其水能蘊藏量至少是全國的50％。為什么優先搞長江三峽而非西南？因為那些地方都處于深山窮谷。要修個水電站，首先要修盤山公路，它們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盤山公路的投資很大。但是，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決。運輸的問題可以用飛艇來解決，飛艇的運輸量可達200至300噸，是卡車的6倍左右。1932年齊伯林的飛艇事故，使世界飛艇業受重創，影響至今。但是，現代的技術已經不一樣了，可以不用氫氣而用氦氣來代替。除了飛艇以外，還可搞索道運輸，另外，在西南搞水電建設也不見得要大幅度的鋼筋混凝土，因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過定向爆破獲得石材。目前，高溫超導技術也為高效的高壓輸電提供了可能性，否則，線路上損耗就可能達1／4，僅長江三峽的輸電就可能損耗兩個大亞灣的發電量。不過，以目前技術發展程度，鋪設1000公里是不現實的，但是，用超導輸電線取代消耗較大的、由發電機到變壓器那一段電纜在當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發展知識經濟

知識經濟要不要發展？要，而且要大力發展。當代生產的重大特點就是，精神生產力的比重越來越大。美國的信息產業占美國全部產業的65％。也就是說，精神生產的價值量超過了物質生產量。這是現代化生產的特點。什么是精神生產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種信息產業，包括新聞出版、報紙、電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還有許多精神消費。這是當代社會發展的趨勢。

頭，其它國家包括日本、印度等，近年來都有很快的發展。日本軟件業的道路和美國不一樣。美國軟件針對PersonalComputer的比較多，共性軟件比較多。日本的軟件是為大公司服務的，它的企業要搞自動化生產，所以它的軟件都是個性軟件。日本的千葉制鐵所有個1米9的軋機，而我國武鋼最大的軋機也才1米7。而且，制鐵所整個兩公里生產線很難看到人。全所三班倒，連倉儲人員一起也才80人，生產、買賣、運輸都由計算機控制。我國武鋼有2400人。可見，精神生產力能對生產和管理自動化影響到何種地步。

篇(3)

    從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泡沫經濟總是由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虛擬經濟過度偏離了實體經濟,造成市場中的虛擬經濟成為了主體,而實體經濟的發展受到擠壓、限制,其結果是虛擬資本所產生的虛擬價值遠遠超過現實資本所產生的價值,經濟看似繁榮,實則不堪一擊。在分析現代金融泡沫經濟形成發展的原因時,首先應明確兩個基本概念:虛擬資本(FictitiousCapital)和現實資本(ActualCapital)。所謂虛擬資本,就是指那些有價證券,包括債券、不動產抵押單、股票等,它是能夠給股票等有價債券持有者帶來一定收入和回報的資本形式;所謂現實資本,則是指在經濟發展中的一種實物形態的資本,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形式和商品形式。其實,經濟發展中如果主要以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來運行,那么泡沫經濟產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這主要是因為以實物形態而存在的資本形態。而當經濟發展以虛擬資本運動為主的時候,泡沫經濟就非常容易產生。泡沫經濟最容易在金融領域形成,并且由于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總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土地作為不動產,土地的價格構成特征使得土地的資本具有虛擬資本的性質。因此,泡沫經濟與房地產業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金融經濟泡沫與房地產泡沫是一對孿生兄弟。

    那么,為什么金融市場上較容易產生和存在泡沫經濟呢?在當前金融經濟中,泡沫經濟涉及不充分信息、交易費用、外部性、非理性預期等眾多新概念,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創新頻繁出現,導致金融市場的運行和交易活動非常容易脫離實體經濟。在實體經濟中,成本價格是實體經濟的基礎,而在金融經濟中,它以預期定價為經濟模型。金融市場上較容易產生和存在泡沫經濟,這與泡沫經濟本身的雙重性有關。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日益現代化、國際化和自由化的今天,一定程度的泡沫經濟有利于資本集中,這種集中是對市場競爭和發展具有促進作用的,但是泡沫經濟終歸是一種虛擬經濟,其中主要存在的是不實因素和投機因素。因此,一旦這種經濟過度發展,其后果也是非常嚴重的。具體來講,嚴重的泡沫經濟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的原因是社會原因,即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時期出現了經濟的整體繁榮和經濟宏觀環境較為寬松,這種繁榮局面和寬松環境極易為資金炒作提供機遇。所以,泡沫經濟一般總會發生在國家對銀行政策比較寬松、自由的經濟體中。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出現周期性的蕭條之后,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主動降低銀行利息,放松銀根,通過這種方式來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以帶動經濟增長。于是,那些有閑散資金的市場主體就會把資金投放到那些有保值增值潛力的資源上,這就為泡沫經濟提供了社會基礎。第二個方面的原因就是對泡沫經濟形成和發展的預先調控和及時約束機制不夠。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未能對那些有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投機活動進行監控、監督和制止,尤其是對投機過程中的貸款支付活動缺乏監控機制。但是,到目前為止,這種監控機制無論是在銀行還是在政府都難以有效地建立起來。這是由于銀行只是收付中介,而政府又難以對企業之間的交易活動進行干涉,甚至還容易被這種投機所形成的虛假繁榮而迷惑。

    通過對金融經濟中的泡沫經濟的內涵及其形成發展原因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金融經濟發展過程中,適當地存在一些泡沫,對于促進經濟活躍和繁榮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如果經濟中存在過多的泡沫,并進一步形成泡沫經濟,那么這種缺乏實體經濟支撐的經濟必然會有破裂、崩潰的一天,最終造成金融危機,給經濟發展帶來致命打擊。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必須對金融經濟中的泡沫采取非常謹慎的態度。正確認識中國金融經濟中的泡沫問題,對于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和促進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泡沫問題主要表現為股票泡沫和房地產泡沫。所謂股票泡沫,就是股票的市場價格與其內在投資價值之間的差距,這種差距與泡沫絕對額、經濟總量、金融資產總量之間的關系有關。同時,股票市場同樣遵循供求關系決定價格的規律,一旦大量資金流向股票市場,那么股價與公司未來業績就會形成較大差距,盈率也會出現太高態勢,這個時候就會出現泡沫。

篇(4)

【關鍵詞】傳統和諧文化 經濟發展 啟示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更好地運用傳統和諧文化，如何做好傳統和諧文化的植入，如何改善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不和諧因素，這是對當今社會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傳統和諧文化中存在許多有利于社會發展與進步的思想，對于促進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面貌具有重大意義，然而，當代經濟發展普遍存在著摒棄傳統和諧文化的現象，尤其是犧牲自然的利益而攫取眼前的利益，不注重大局，對經濟主體大動干戈，導致了經濟發展的滯后性，這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傳統和諧文化的缺位有著密切關系，因而，我們必須加大對傳統和諧文化的重視，從而帶動經濟的長遠發展。

傳統和諧文化的基本內涵

無訟。這是指人們在發生糾紛時不主張利用訴訟法律來解決問題，而是利用傳統的倫理道德等觀念來調節協調的一種方式或者觀念。在中國古代儒家傳統文化中，無訟理念曾對中國古代的訴訟產生了重大影響，直到今天，無訟的價值理念仍然具有借鑒意義。孔子是“無訟”論的奠定人和倡導者。他曾指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①說的就是把無訟的觀念引入執政當中來。在無訟觀念的引導下，這種古代傳統的文化對于現今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它與當代法治理念有著某種契合，例如都有賴于人們的認同與遵守，都追求社會秩序與和諧。在今日，無訟對社會的和諧、矛盾的解決以及司法成本的節約等方面仍然有著積極而現實的作用。②當前，社會各行各業競爭激烈，難免會發生摩擦，甚至對簿公堂，造成不必要的訴訟成本與損失，如果能夠大力弘揚無訟的文化理念，將對經濟的持續發展更加有利。

以和為貴。和諧被看作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價值核心，經濟發展中的和諧境界離不開“和”的價值觀念與相處觀念的有機結合。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以和為貴所期冀的是一種向上的團結氛圍，每個人都有著相同的共存理念，尤其體現在集體的道德觀上。然而，“和”不是意味著一種盲目的同一，它也需要在同中求異，促進以和為先導，必然需要允許各種不同觀念的存在于價值性，從而通過和的辦法與手段來促進各種不同思想觀念與行為的和諧，這便是以和為貴為核心的當代經濟發展的和諧價值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的是一種和諧的思想理念，積極尋求一種正確的、普遍適用的、經濟有效運行的方法與技巧，提倡一種中庸思想觀念，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契合。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社會向前的形態如果是以犧牲自然為代價，就必然導致社會的倒退，經濟的發展將會受到重創，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因此，傳統和諧文化中就提倡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治理思想。這種思想強調的是人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這樣自然的發展才會給社會的發展帶來好處，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老子就曾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道家的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強調主體與客體的統一，主張有機地、整體地去看待天地間的萬事萬物。儒家則對“天人合一”的思想進行了更為詳細的闡發。《禮記?中庸》中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④強調天、地、人和諧發展。人不是萬物的主宰，而應實現天人協調。無論是從道家還是從儒家的觀念看來，他們都極力推崇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道理，只有人與自然能夠達到和諧的境界，才能夠給社會帶來利益，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傳統和諧文化的缺位對當代經濟發展的影響

首先使經濟主體缺乏主觀能動性。傳統和諧文化提倡以和為貴，追求社會關系與社會建設的和諧促進與發展。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改革的不斷發展，政府未能明確自己的工作定位以及自身的工作性質。在當前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管理者即政府未能很好地行使手中的管理權力，脫離了廣大經濟主體，從而使社會經濟主體的利益不能得到保障。在整體的經濟發展建設中，缺乏統一有效的指導經濟發展工作的基本標準和統一的管理監督機制，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政府的管理往往出現了管得過嚴的現象，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一些具有創新理念的企業經濟主體，更是在政府的限制下無法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其次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撲朔迷離。傳統和諧文化中強調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要求人類在認識自然的基礎之上，尊重自然，保護自然，從而利用自然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注入強大動力。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際過程中卻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同步，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社會進步，而社會進步是經濟發展的保證。然而，經濟的發展始終離不開文化的支撐，尤其是傳統和諧文化的支撐，而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過程中，人們極力從自然攫取自己所需要的利益，卻忽視了保護自然。正是人們對“天人合一”和諧文化的忽視，導致了人們與自然相處的尷尬，甚至遭受自然的報復，從而在更大層面上阻礙經濟發展。

最后使人際關系惡化，紛爭明顯。在當代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個行業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難免會出現許多紛爭，在紛爭過程中，人們往往忽視了冷靜思考的因素，而是選擇了大動干戈，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與損失，既不利于社會進步，更不利于經濟發展。而這種紛爭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跟傳統和諧文化中以和為貴思想的缺失是分不開的。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以和為貴，一旦各個行業都能夠以此為準則，不自欺、不欺人，便能夠在許多行業中創造共贏互利的局面。然而，人們忽視了和的重要性，卻只看到了差異性與不容性，最終只能導致在出現后最大限度的擴大化，人際關系惡化，這顯然對經濟發展很不利。

通過傳統和諧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措施

一是以傳統和諧思想為指導構建良性指導思想。必須傳承傳統文化和諧思想，以帶動當代經濟發展的長遠計劃，形成一個良性的指導思想。

一方面，將以和為貴的和諧思想運用到日常的經濟發展建設與實際工作上來，提倡同中存異的思想理念，另一方面，將以和為貴的和諧思想運用到人際關系的構建上。當前，只有強調以和為貴的思想觀念，并將其植入人心，才能夠在出現問題時，以最快速度與最低成本將問題解決，進而以高效率的姿態投入到新工作中去。

二是轉變政府觀念，加快和諧政府制度建設。當前，由于政府角色轉換不到位，導致許多企業無法放開手腳，影響經濟的快速創新。因此，必須轉變政府觀念，加快和諧政府制度的建設，轉變管理理念，堅持以和為貴，以和為根本，堅持以經濟主體的合理利益為重，以社會的全面發展為重，發揮企業主體的創造性作用，以及各個行業的和諧共處。在處理政府與廣大群眾的關系時，要加大和諧管理的觀念，尊重差異性的存在，并鼓勵大膽創新，鼓勵經濟的協調發展。

一方面，政府應該加大和諧的管理理念，將以和為貴的文化思想廣泛傳播于社會中，加大和諧文化的普及效應，加大文化的宣傳。在處理糾紛時更要注重和諧思想的運用，以更柔和的和諧思想解決充滿剛性的糾紛。另一方面，政府應該盡快轉變觀念，堅持以服務型政府的姿態展示在廣大群眾面前，加快構建和諧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保持中立的角色，促進經濟發展中人際關系的和諧。此外，還必須堅決遏制在經濟發展中濫用自然、以犧牲自然為代價攫取利益的現象，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為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強大的后盾。

三是加大推進友好人際型社會的構建。當前，由于人們對傳統和諧文化理念的漠視，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忽視了人與人之間友好關系的磨合與構建，從而使得經濟的發展步伐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礙。因而，在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需要加大推進人際友好型社會的構建，在面臨經濟利益的競爭時，能夠以和的思想與理念來促進糾紛的解決，而不用走訴訟的程序，這樣的解決模式也同傳統社會追求的無訟文化是相對應的，是繼承與弘揚傳統和諧文化的一種方式，對促進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作者單位：河南工業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學院；本文系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原文化軟實力在中原經濟區建設中的支撐作用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1BKS005）

注釋

①《論語?顏淵》，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90頁。

②習劍平：“必也使無訴乎―略論無訴思想的當代法律價值”，《經濟研究導刊》，2010年第3期，第221～222頁。

篇(5)

【關鍵詞】傳統思想 經濟管理 當代影響

一、概述：傳統經濟管理思想

我國的經濟管理思想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已經處于萌芽階段，如姜尚就已經提出了“國富家余”的思想，管仲則強調要“富國安民”等，不過這些都是管理者所提出的一種經濟目標而并非能夠用于管理實踐的具體方法。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國經濟管理思想最早是由老子提出的，即老子典型的“小國寡民”的治世思想，主要內容就是無為，不做改變，順其自然，主張“領國相望，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種觀點雖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卻不現實，這是因為人的經濟欲望無法壓制，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是不可阻擋的。具備實踐意義的經濟管理思想在戰國時代因商鞅“農戰論”的提出而正式形成，他認為經濟的發展首先應該從農業開始，繼而才能為軍事力量的提高奠定基礎，實現國家富強，這實際上是一種經濟軍事化思想，后來的荀況則將這種思想進一步發揚光大。荀況提出了更為明確的封建經濟管理思想，即“富國之學”，認為農業才是國家富強、經濟發展的根本，同時還提倡節約消費，作為實現經濟總量增長的另外一條有效策略。此后，我國重農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會占據統治地位，持續到明末清初。后來又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部分有識之士又提出了工農商并重的經濟管理思想，再后來直到在我國的不斷傳播，才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思想理論與方針。

二、我國傳統經濟管理對當代經濟管理的重要影響

（一）對農業的影響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因此我國注重農業發展的傳統有著相當悠久的歷史。縱觀歷史，我國從實現農業穩定生產入手進而實現社會穩定的思想一直存在，直到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影響。古代社會一直倡導的是“重農抑商”的思想，農業管理成為經濟管理的關鍵部分和重要方面，與國家經濟發揮在那態勢息息相關，此外又由于我國受中庸思想的影響也必要嚴重，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穩定，也都不敢在農業方面進行過為激烈的改革，從而使得我國的農業發展一直保持在一個較為平穩的狀態，農業處于穩定發展的狀態。這種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對今天農業經濟發展的影響依然強烈，對我國當前重視農業發展，實現農業經濟的發展與穩定有著重要的保障與促進意義。

（二）對社會供求活動的影響

實際上，經濟活動主要是基于供求關系產生的，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存在某種形式的供求需求。具體來說，經濟管理就是對商品的生產、流通及消費等環節的管理，涉及了各個方面，是一個綜合性的管理概念。從經濟管理的綜合性可以看出如果僅僅對某一個方面進行管理顯然會出現不良的后果，勢必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衡，進而進一步影響到社會的整體性發展。因此，在經濟管理活動中要對商品的供求有一定的了解，在結合實際情況的前提下將經濟管理思想應用其中。另外，在經濟管理活動中也會出現一些政策性的內容及放任的情形，實際上這些管理方法也都是處于對具體環境背景的考量。因此，對今天的社會經濟管理仍然適用，對社會供求關系的調節也有很大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三）對社會貨幣金融的影響

就一般的經濟活動而言，經濟管理涉及了具體的貨幣和金融兩個方面的內容，而且貨幣金融和供求關系的管理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傳統社會中，對貨幣金融的管控通常是由政府來進行的，政府通過對價格的控制來實現對金融市場的管理，通過金融市場的穩定來實現一定的經濟管理效果。而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往往都是使用谷物對價值進行衡量的，從而再確定規定的價格標準。在我國，自從秦統一貨幣之后，金融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并具備了構建貨幣金融管理的條件，隨著條件的成熟，相關的經濟現象也隨之產生，例如借貸及利息等，成為了貨幣金融發展的必然產物。在今天，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貨幣金融的影響仍然存在，并且其相關的經濟現象仍然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

（四）對社會政治經濟管理活動的影響

在我國的傳統社會中，國家在經濟管理方面的依據一般是量入為出，換句話說，國家進行的幾乎所有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進行的，其中包括財政政策、軍事政策及民生政策等。另外，在傳統社會中，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賦稅，國家的責任是對這些財富進行合理的二次分配，以實現促進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直到今天，傳統社會的相關經濟管理思想，對社會政治經濟管理活動還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結語

綜上所述，傳統經濟管理思想雖然存在很多不足和落后的地方，但是其中也不乏能夠體現管理思想精髓的經濟管理方法，對今天農業、社會貨幣金融及國家政治的發展等都產生著不小的影響。對這部分好的管理概念我們應繼續發揚傳承并加以有效的利用，使其符合我國現代化的管理的思想，促進我國的政治、文化、科學及農業等經濟不斷的發展，達到民富國強的目標。

參考文獻

[1]胡天向.試析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影響[J].知識經濟，2015，24：52.

[2]劉冰.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影響分析[J].中國商論，2016，Z1：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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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1994年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我們不妨宣稱，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達到了它的頂峰。在“完備理性”假設下，經濟學家用博弈論語言重寫了當代經濟學。所謂“完備”理性的假設，概言之，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上帝。舉個日常生活的例子，我走進茶館，看看茶經，點一壺茶，坐兩個小時，付款，走出茶館。按照“完備理性”假設，我必須知道附近各個茶館同類茶葉及水質、茶藝和服務的種類及格調，甚至室外氛圍和街道上的交通狀況――因為我必須知道由等價交通費所界定的“可選擇集”內每家茶館的情況，以便選擇一家“最優”的茶館，從而我剛剛坐了兩個小時的那家茶館，就應當具有“最優選擇”的各種可驗證和不可驗證的性質。在理論上，經濟學家甚至不愿考慮交通費、信息費或任何其他種類的交易費用的限制，他們只是簡單地假設人們永遠有能力在任何兩件事情當中作出抉擇――所謂“偏好的完備性”。

只要能夠對未來事件作出準確預測，理論的基本假設不必符合現實情況。這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方法論立場，它在半個世紀里，受到主要來自“卡內基－梅隆”學派的管理科學家們，例如西蒙教授的抨擊。后者因提出“有限理性”而聞名經濟學界，并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獎。所謂“有限理性”的假設，概言之，就是假設每個人都是動物。根據行為學的基本原理，某一行為，只要它給行為主體帶來的回報超過了行為主體記憶所及其他行為所帶來的回報，該行為主體就會選擇該項行為。或者，某一行為，只要它能夠給行為主體帶來與“預期”效果相比更“滿意”的效果，它就可以成為理性選擇的行為。顯然，隨著我品嘗過的茶館的數目逐漸增加，我對每一價格上的茶的“預期的效果”便越精致，從而我的選擇也越具有“最優”的性質。但我的選擇似乎永遠也無法達到全局最優，因為我始終處于“學習”的過程中，我的選擇不斷地精致化。由于“有限理性”可以通過學習過程而不斷獲得完善，它也被西蒙教授稱為“過程理性”。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以芝加哥學派為首的主流經濟學不愿意接受西蒙教授的“動物人”的看法，他們寧愿推行“上帝人”的看法，后者具有強烈的數學誘惑力，從而經濟學家可以“先驗”地推導出現實生活里的人類行為，并且可以“六經注我”般地從經驗數據中發現支持他們的先驗假設的“事實”。

這一情形在2001年有了突然的轉變，分享那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首要的一位是阿克勞夫，他對諾貝爾委員會發表的演講，題目叫做《行為宏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行為》。用這么一個反常的題目，阿克勞夫立意要把行為學和社會學的核心概念引進經濟學里來，旨在解釋以往經濟學難以解釋的六類宏觀經濟現象。

如果大多數經濟學家忽略了2001年諾貝爾獎傳遞的上述信號，那么我相信，他們絕不會繼續忽略由2002年諾貝爾獎傳遞出來的同樣的但卻清晰得多的信號――當代經濟學正在發生一次“行為學轉向”。

卡尼曼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用他和他的前輩茨沃斯基（已經去世）1994年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的總結性論文的題目來表示，就叫做“基于案例的決策理論”。這里，決策者沒有完備的理性能力，每次決策的時候，他只是從記憶所及的案例當中檢索出與當前場合最相似的那些案例以及相應的決策所帶來的后果。根據“相似系數”，決策者可以大致判斷類似的決策在各種相似場合可能帶來的類似的回報，然后由概率加權求得預期的回報。顯然，這一思路正是西蒙教授所倡導的“過程理性”或“有限理性”假設的思路。

不同于卡尼曼的行為心理學思路，史密斯是在哈佛大學讀研究生時從張伯倫的一次課堂實驗，領悟了實驗經濟學的基本思想。以研究壟斷競爭著名的經濟學家張伯倫，在1930年代后期的一次研究班上，把學生們分為兩組――買方與賣方。每位同學，或以現金，或以實物，參與模擬的“市場”競爭過程。后來，史密斯在亞利桑那大學堅持進行實驗經濟學研究，終于把“亞利桑那學派”變成了實驗經濟學的同義語。他取得的研究成果如此顯著，以致分享了1994年博弈論諾貝爾獎的德國經濟學家希爾騰，最初正是從史密斯那里借鑒實驗方法的。

因此，我傾向于把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做一種雙重的承認：首先是對心理學家卡尼曼和茨沃斯基長期倡導的“基于案例”的決策理論的承認，其次是諾貝爾委員會1994年承認博弈理論之后，順理成章，對實驗經濟學的承認。諾貝爾委員會的雙重承認指向同樣的方向：經濟學正在從“上帝人”立場的先驗理論轉變為“動物人”立場的經驗理論。

經濟行為是人類行為的一種，最重要的一種。人類行為的另一種，同樣地重要，通常叫做“宗教行為”。馬歇爾曾經說過，決定了人類行為的兩種最根本的力量，一種是經濟的，一種是宗教的。馬歇爾進一步認為，單純地把人當做“經濟動物”來研究，那是已經被證明了失敗的思路。

篇(7)

一、立足單一國家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

（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