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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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投資增速、比重和貢獻率變化態勢

（一）國內民間投資增幅高于國有經濟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和全社會投資增幅，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

1998年我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在投資領域以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整個投資需求的增長，已經取得明顯成效。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高于前兩年的增幅。同時，由于國債投資集中體現了政府公共投資的意圖，主要受益者是國有經濟，人們一直擔心民間投資被擠出或增勢減弱。事實上，除1998年國有經濟的投資增幅顯著高于民間投資和全社會投資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別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國有經濟的投資增長速度，其中“其他經濟”的投資增幅連續兩年高達28％以上（見表1）。在各類經濟成份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增長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億元增加到5663.49億元，5年平均增速高達32.5％；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從2893.08億元增加到2998.69億元，平均增幅僅為0.7％。

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不僅高于國有經濟，也高于全社會投資的增幅。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已從17.4％逐年回落為3.8％、3.5％和6.7％，而全部國內民間投資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別高達20.4％、11.8％、22.7％和20.3％，與國有投資增幅放緩的趨勢形成鮮明對照。

(二)國內民間投資比重接近國有投資，股份制投資比重明顯上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逐年下降，全社會投資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近幾年，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呈現不斷上升趨勢，而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則逐年下降。1997～2001年，國有投資、國內民間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三者比重分別由52.5％、35.9％和11.6％變為

表1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投資增長速度（％）

注：增長速度未扣除價格因素。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計算。

47.3%、44.6%和8.1%，目前國內民間投資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份額已經接近國有經濟。

90年代以來，國有經濟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以較大幅度持續下降，2001年與1994年相比，這一比重降低了9.1個百分點。同期，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臺投資比重下降3.1個百分點；而個體經濟投資尤其是股份制經濟投資所占比重明顯上升，分別上升了3個和11.4個百分點。國家注入大量國債投資以來，盡管國有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總的看仍呈下降趨勢，1998～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國內民間投資比重的變化中，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個體經濟投資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經濟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見表2）。這表明，在國債投資集中投向國有經濟領域的同時，國內民間投資也漸趨活躍，尤其是股份制經濟的投資活力最為強勁，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過對比近幾年政府直接投資與全社會投資的態勢，也可以看出投資自主增長能力逐步增強的趨勢。1999～2001年，國債投資（包括國債資金和全部配套資金完成的投資額）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為8.1%、8.8%、6.5%；預算內投資資金增長率也逐步下降，依次為54.7％、13.9％、13.2％；而全社會投資增長率則逐步上升，依次為5.1%、10.3%、13%。這表明，由于國內民

表2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各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國統計摘要》將2001年國有經濟與其他經濟合為一項（這樣其增幅和比重分別高達26％和70％以上），尚未來得及分開統計（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統計也是如此）。不少論者忽略了這一點，直接用來論證目前國有經濟投資增幅大，在總投資中的比重過高，而民間投資增長不快。表1和表2已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對國有經濟和其他經濟做了區分，可以準確反映事情的本來面貌。

資料來源：根據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提供的2001年數據計算。

間投資成長勢頭逐步加強，全社會投資增長對政府直接投資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

（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有所提高，接近國有經濟投資的貢獻率

由于近年來整個非國有經濟投資的增長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會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它們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9％，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高達7.52個百分點，而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僅為2.05、1.83和2.49個百分點。2001年全社會投資增長13％，其中國有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6.17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貢獻率下降為1.85個百分點，個體經濟和其他經濟的貢獻率分別上升為1.9和3.12個百分點。在其他經濟中，股份制經濟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提高得最為明顯，由1998年的0.96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1.98個百分點；同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則由1.46個百分點下降為1.05個百分點；而聯營經濟等投資的貢獻率基本保持在0.08個百分點（見表3）。個體經濟投資的貢獻率已經略大于集體經濟。按照2001年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國有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集體經濟、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聯營經濟等。國內民間投資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合計貢獻率，由1998年的4.92個百分點上升到2001年的5.81個百分點，正在接近2001年國有經濟投資6.17個百分點的貢獻率。這與國有投資、外商及港澳臺投資的貢獻率分別下降的趨勢也形成鮮明對照。

表3

各種經濟類型對全社會投資增長的貢獻率（百分點）

注：某種經濟類型貢獻率＝全社會投資增幅×該種經濟類型所占比重。

（四）東部民間投資已經成為本地區全社會投資的主力軍，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長快于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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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藥品制劑行業是制造直接用于人體疾病防治、診斷的化學藥品制劑的行業，這些藥品制劑直接用于臨床，因此該行業的發展直接關系到我國人民健康保障水平。

1 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基本結構分析

1.1 資產規模

2007年1-11月份統計數據顯示，全國醫藥行業累計共6 099家企業，其中化學藥品制劑企業為1 162家，占比為19.05%。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累計資產總計為1 902.70億元，同比增長14.64%，占全行業資產27.09%。

1.2 企業經濟類型

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中，以股份制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為主要企業類型，這些企業總資產占行業的82.86%，其次是其他經濟類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資產很少，并且國有經濟資產規模大幅度下降，兩者總資產只占行業的5.56%（見表1）。

1.3 企業控股情況

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從企業控股情況看，主要以私人控股和國有控股為主，兩者資產總和占行業總資產的67.39%，其次是外商控股企業(占19.86%)，集體控股和港澳臺控股很少。從增長情況看，港澳臺及外商控股企業增幅比較大，超過20%。國有控股增幅為5.84%。近年來，世界前20位的制藥企業紛紛來我國投資，有一些擁有自己的獨資企業，還有的在我國建立了研發中心，它們都看好我國巨大的醫藥市場，這將對我國本土化學藥品制劑企業帶來巨大挑戰（見表2）。

1.4 企業規模

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以中型企業為主，其資產接近行業總資產的一半，其次是小型企業，占行業總資產31.01%，大型企業只占到行業總資產20.10%。近年來，雖然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嚴格執行GMP認證制度，逐步抬高醫藥企業入門門檻，加上企業間的資產重組，優勢整合，但是實際效果并不明顯，大型企業的優勢仍然沒有顯現，增長速度也比較慢（見表3）。

1.5 地區分布

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主要分布在華東、東北、華北地區，資產總額排序前10位的省份中，華東地區有4個省市，分別是排在資產總額全行業首位的江蘇省以及上海市、山東省、浙江省，其中江蘇省資產占行業總資產的12.88%，也是唯一一個占比超過10%的省份；華北地區的有北京市、天津市；東北地區有黑龍江省、遼寧省；華南地區有廣東省，華中地區有河南省。資產排序前10位的省市總資產占行業資產的71.63%。從增長速度看，遼寧省資產增速很快，都超過了30%。資產總額同比增幅排序前10位的省市和資產總額排序前10位的省市相比，多了華東地區的福建省，東北地區的吉林省，華北地區的，華南地區的海南省。從數據分析看，我國化學藥品制劑區域分布將趨于平衡。

2 化學藥品制劑行業指標完成情況

2.1 生產情況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完成工業總產值1 661.85億元，同比增長24.29%，增幅列醫藥子行業第5位。該行業工業總產值占全部醫藥行業工業總產值的27.79%，遠遠高于其他子行業，超過第2位的化學原料藥行業4.01個百分點。

從經濟類型看，股份制經濟、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完成了全行業82.29%的工業總產值，保持主力軍地位，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只完成了全行業5.03%工業總產值。從同比增長來看，除了國有經濟增幅只有2.78%外，其他的經濟類型增幅都在20%以上，特別是集體經濟工業總產值增幅達到了42.90%（見表4）。

從控股情況看，私人控股企業和外商控股企業完成的工業總產值比較多，分別完成了全行業工業總產值的43.48%和26.16%。雖然港澳臺控股企業完成的工業總產值在全行業總產值中占比最少，只有5.65%，但是港澳臺控股企業總產值的增幅最大，達33.45%。

從企業規模看，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工業總產值，中型企業完成了近一半，然而大型企業優勢不明顯，只占22.39%，增幅低于行業平均水平（見表5）。

從地區來看，江蘇省的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優勢明顯，列工業總產值排序首位，其次是廣東省、山東省。江蘇省工業總產值占行業總產值的17.79%，增幅達到了21.16%。工業總產值排序前10位的省市和資產排序前10位的省市相比，東北地區的遼寧省被西南地區的四川省取代，遼寧省則位于工業總產值第12位。工業總產值排序前10位省市完成了該行業工業總產值的73.27%（見表6）。

2.2 銷售情況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完成銷售產值1 552.75億元，同比增長21.75%，增幅列醫藥子行業第4位。該行業銷售產值占全部醫藥行業銷售產值的27.43%，遠遠高于其他子行業，超過第2位的化學原料藥行業3.48個百分點。

從經濟類型看，資產占主要地位的兩個經濟類型：股份制經濟和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分別完成了全行業銷售產值的42.02%和40.03%。集體經濟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勢，增幅達42.39%。國有經濟是唯一出現下降的經濟類型（見表7）。

從控股情況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資產占主要地位的私人控股和國有控股，分別完成了全行業銷售產值的43.41%和17.76%。資產總計第3位的外商控股完成銷售產值超過了國有控股，占全行業銷售產值的26.08%。港澳臺控股依然保持最快的增幅(達34.90%)。

從企業規模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銷售產值大型企業的優勢依然不明顯，仍然是中型企業占據主力，完成了全行業銷售產值46.91%。增幅最大的仍然是小型企業，達到26.42%（見表8）。

從地區來看，銷售產值和工業總產值排序前3位的情況保持一致，江蘇省的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優勢明顯，列銷售產值排序首位，其次是廣東省、山東省。江蘇省銷售產值占該行業銷售產值的18.12%，增幅為19.60%，比工業總產值增幅低了1.56個百分點。銷售產值排序前10位省市完成了該行業銷售產值的73.53%（見表9）。

2.2.1 產銷率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產銷率為93.33%，列各子行業末位，同比下降了1.95個百分點。

2.2.2 出貨值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實現出貨值73.44億元，同比增長42.80%，列醫藥子行業增幅第2位，增幅同比提高了24.34個百分點。出貨值占銷售產值的4.73%。

從經濟類型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出口以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為主力軍，完成了該行業出貨值的47.72%。國有經濟出口最少，只占該行業出貨值的2.37%。集體經濟出貨值增幅達到了95.26%。

從控股情況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出口主要是私人控股企業和外商控股企業，這兩種類型企業完成了全行業52.45%出貨值。但是集體控股企業增長迅速，達到了70%以上的增幅。

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出貨值達到了95.77%的增長幅度，完成了全行業26.13%的出貨值。中型企業仍然保持主力軍地位，完成了全行業58.56%出貨值。

從地區來看，出貨值排序前3位的是河南省、浙江省、廣東省，2006年同期排序前3位的省市是：浙江省、江蘇省、山東省，2006年同期廣東省排第5位，2007年1-11月份江蘇省排第5位，山東省排第9位。2007年1-11月份出貨值排序前10位的省市中，黑龍江省出貨值同比增幅超過了100%，河南省達到了88.76%的增幅。化學藥品制劑資產總計排序前10位中的北京市、天津市藥品制劑出口比較少。

2.2.3 主營業務收入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累計完成主營業務收入1 515.86億元，同比增長22.88%，增幅同比提高了7.07個百分點，占銷售產值的97.62%。

3 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經營情況分析

3.1 利潤總額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實現利潤總額156.55億元，同比增長49.79%，列醫藥子行業增幅第3位。2006年同期利潤總額同比增長了0.75%，2007年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經濟效益大幅度反彈。

從經濟類型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利潤總額貢獻最大的是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實現了全行業利潤總額的49.07%，增幅達到了51.11%。其次是股份制經濟，實現了全行業利潤總額的37.48%。其他經濟和集體經濟增長很快，增幅分別為84.24%和81.59%，國有經濟利潤總額出現了下降（見表10）。

從控股類型看，私人控股和外商控股企業利潤仍然占據化學藥品制劑行業主力軍地位，兩者總計實現了全行業64.58%的利潤總額，國有控股也為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創造了21.74%的利潤總額。在增幅方面，國有控股和集體控股增幅低于行業平均水平，私人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列增幅排序第1位，達到了53.43%。

從企業規模看，中型企業創造了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利潤總額的52.86%。其次是大型企業，接近1/3。從增長幅度看，小型企業利潤總額增幅最大，達到72.72%，大、中型企業增幅都低于行業平均水平。

從地區來看，利潤總額居前4位的省市和銷售產值一樣，只是山東省利潤總額排在廣東省前面。利潤總額前10位和銷售產值前10位省市比較，少了浙江省，取而代之的是海南省。利潤總額排序前10位的省市實現了全行業79.63%的利潤總額，其中江蘇省化學藥品制劑利潤總額遙遙領先，占22.33%。

3.2 虧損情況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虧損企業數為305家，同比減少了44家。虧損面為26.29%。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累計虧損額為13.73億元，同比提高了19.29%。

從經濟類型看，除國有經濟，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虧損總額同比出現超過50%的增長外，其他各種經濟類型虧損總額同比都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集體經濟下降得最多，同比下降了52.52%（見表11）。

從控股類型看，除私人控股企業虧損總額同比出現14.60%的下降外，其他控股形式都有不同程度提高，港澳臺商控股虧損總額同比提高了122.39%，外商控股同比提高了88.04%。

從企業規模看，大型、小型企業虧損總額同比出現了下降，大型企業同比下降了85.68%，列首位，但是占資產最大的中型企業虧損總額同比提高了79.06%。

從地區來看，利潤總額排序前3位的江蘇省、山東省、廣東省，除江蘇省出現69.31%的下降外，其他兩個省市虧損總額都出現了提高，其中廣東省的同比提高幅度達到了67.59%。

3.3 成本費用利潤率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累計主營業務銷售成本923.27億元，同比增長23.89%，增幅同比增長了4.29個百分點；銷售費用累計288.07億元，同比增長14.96%，增幅同比增長了3.2個百分點。

2007年1-11月份化學藥品制劑行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11.53%，高出標準值7.82個百分點，列醫藥子行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第4位，高于醫藥行業平均水平。

從經濟類型看，成本費用利潤率最高的是集體經濟(為21.66%)，其次是外商與港澳臺投資經濟，成本費用利潤率為13.66%，股份制經濟的盈利能力相比前面兩種經濟類型顯得較弱，成本費用利潤率為10.53%，低于該行業平均水平。國有經濟成本費用利潤率最低，為3.24%。所有經濟類型盈利能力都有所提高，集體經濟提高幅度最大，成本費用利潤率同比提高了7.69個百分點。

從控股情況看，私人控股成本費用利潤率比較低，只有8.92%，最高的是外商控股(為14.59%)，其次是港澳臺控股(為14.45%)，國有控股和集體控股分別為12.02%和12.65%。成本費用利潤率同比增長較大的是外商控股和集體控股，同比分別提高了3.21個百分點和2.66個百分點。

從企業規模看，大、中型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都高于該行業平均水平，其中中型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最大，達到了13.32%。小型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只有8.09%，比大型企業少了4.06個百分點。

從地區來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利潤總額排序前3位的省市成本費用利潤率依次為：江蘇省(14.57%)，山東省(12.08%)和廣東省(11.93%)。

3.4 總資產貢獻率

化學藥品制劑行業總資產貢獻率為14.68%，高出標準值3.98個百分點，在醫藥各子行業中列第2位，高于醫藥行業平均水平，同比提高了1.95個百分點。

從經濟類型看，集體經濟總資產貢獻率最高，為26.33%，同比提高了10.69個百分點，列首位。其次是外資與港澳臺投資經濟(為18.43%)，另外3種經濟類型總資產貢獻率都低于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平均水平，國有經濟為6.40%，股份制經濟為12.83%，其他經濟為11.45%。

從控股情況看，外商控股企業總資產貢獻率最高(22.16%)，集體經濟為15.36%，其它控股類型都低于該行業平均水平。港澳臺控股為14.42%，國有控股為12.77%，私人控股為12.19%。

從企業規模看，大型企業總資產貢獻率最高(18.76%)，小型企業最低(10.66%)，中型企業總資產貢獻率為15.55%。

從地區來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資產總計排序前3位的省市總資產貢獻率：江蘇省為23.78%，山東省為18.54%，廣東省為13.33%。

4 結論

2007年1-11月份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資產規模繼續增長，生產、銷售都保持良好的增勢，其中出口增勢非常明顯，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反彈，盈利能力和經營狀況都有了明顯的提高。但是產銷銜接不夠理想，產銷率出現了下降。

我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仍然是以中型企業為主，各項指標都顯示出較強的優勢。從地區來看，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分布比較集中，優勢主要集中在華東等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其中江蘇省優勢明顯，成為化學藥品制劑行業強省。從經濟類型看，化學藥品制劑的主力軍是外資、港澳臺投資企業。

篇(3)

一、新型集體經濟的內涵

新型集體經濟是對傳統集體經濟的突破，產權明晰，包括多種新的實現形式，是“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為主，融合合作制與公司制管理模式，憑借勞動和資本分享企業收益。勞動者為自己和社會創造財富的一種組織形式”。一些傳統的集體企業通過改革改制，明晰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展現出新的活力。

二、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特征

1、企業是勞動者的資本聯合體

企業全部或多數職工既持有本企業股份，又在企業內部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強調以職工持股為主體，其持股比例為本企業全部資本或占絕對控股、相對控股地位。一些企業采用股份的形式引入企業外部出資入做股東，這種企業產權主體的設置，改變了原有企業資金制度單一內生性，拓寬了企業吸引外部資本途徑。在組織形式上，自愿組合，自籌資金，民主管理，自主經營，集體積累，按勞分配，入股分紅。在聯合的基礎上確立了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實行個人所有，集體占有。

2、勞動者通過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對本企業具有控制權

勞動者資本之和在企業產權結構中占有相對控股以上地位。在產權制度上，逐步建立了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管理規范的現代企業管理體制。通過控股和企業章程規定取得對企業控制權，參與重大問題決策。大多數企業建立了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現代企業制度的構架，按現代企業治理模式決定企業經營投資計劃、選舉高管人員，審批財務預決算等重大事項。

3、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分配制度

按勞分配形式主要體現在支付給勞動者工資和獎勵、按勞分紅上，依據勞動貢獻決定。按資分配體現在各方股東按其股份分得紅利，也有一些企業把勞動技術等要素折成股份的，這部分名義上按股分紅，實質上仍是按勞分配。職工具有股東與雇員的雙重身份。在取得工資性收入的同時，還可以取得勞動分紅、股金分紅等生產要素分配的收益。建立了以勞動合同為基礎的新型勞動關系。

4、與其它所有制企業區

主要在資本結構上加以區別。新型集體經濟出資入主體是本企業勞動者，勞動者對本企業有經營控制權，而國有企業出資人是國家，國家按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原則授權，任用經營者，企業盈虧是國家的事，職工不具有控制權。而在私營企業中，不允許勞動者入股，或投資者不一定是勞動者。這些與集體經濟主要由大多數勞動者共同出資共同勞動。企業不是少數人所有，而是多數勞動者所有的特征有根本不同。

5、與傳統集體企業區別

所有權形式，由單一共同共有變為明晰到人，按份共有；人事及決策權由上級任免決定變為職工以股東身份決策；分配上由按勞分配變為按勞與按資分配并存的多種分配制度。企業治理結構由單一集體制度變為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特征的多種實現形式；企業地位由政府管理變為獨立的市場主體。

三、新型集體經濟實現形式

新型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有：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主要特征的股份合作制企業；以集體共有和按份所有相結合，集體共有為主的集體企業；由職工股控股或相對控股的有限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由集體資本控股或相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以勞動者個人資本為基礎的合作制企業；其它具有新型集體經濟特征的各類企業。

新型集體經濟的產生始于傳統集體企業進行的產權制度改革，初期大都以股份合作制改造為主，并在股份合作基礎上繼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逐步過渡到有集體資本參加的有限責任制、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公司制企業。這些企業吸納社會資本，與國內外企業合資合作，發展成為多元投資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各類新集體經濟大量涌現。

四、新型集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相適應的

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符合市場機制的內在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的經濟運行方式。是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它作為市場經濟，要以市場作為主要手段配置資源。由市場機制調節經濟運行。新型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而這種公有制經濟有明晰的產權，產權結構趨于多元化，法人治理結構科學化，機制市場化，同其他利益主體的關系是競爭的關系。因而有追求資源配置合理性和資源利用充分性的內在機制，容易與市場經濟融合。

1、新型集體經濟本質特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新型集體經濟實行“共同共有與按份共有相結合”及“個人所有，集體占有”的產權制度，其財產在價值形態上可以量化到勞動者個人。但在實物形態上不由個人支配，而由集體占有和支配，在共同占有基礎上，重建勞動者個人所有制，將企業共同共有與勞動者按份共有結合起來。這樣的產權制度使所有者真正到位，解決了傳統集體企業終極產權不到位的問題。

新型集體經濟是“民有民營民享”的公有制經濟。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它的資本主要來源于勞動群眾，是一定范圍內勞動群眾民有民營民享的公有制經濟。新型集體經濟確立“民本經濟”的觀念，不同于傳統集體經濟經營活動由政府決定，經營者由政府調配，企業用工由政府安排，排斥個人所有權的二國營模式。

新型集體經濟突出了集體經濟民本位的特點。首先，在產權上以投資的勞動者為主體，實行民有，體現了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其次，在經營形式上實行民營，根據國家法律法規和企業章程確定經營者的產生方式，自主決定企業的用工制度，自主開展經營活動。第三，在內部管理上實行民主，勞動者通過股東會參與企業管理，通過直接持股和間接持股等形式。行使股東權利及其它民利，參與企業的決策活動，第四，在經濟利益上實行民享。職工在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取得工資性收入的同時，還可以根據自己對企業的投資享有收益。第五，在經營風險上實行共擔。

這種新型的集體經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體現了公有制經濟與市場機制的有效結合。

2、新型集體經濟符合我國生產力現狀及發展要求

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符合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要求。生產的社會化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適應這種變化要求的資源配置方式，新型集體經濟是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它把單個的資源(人力、資本、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組合起來，既在生產力的發展上體現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又在生產關系變化上體現了公有制的特點，一方面，集體資本參股控股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共同共有財產具有直接的公有性質；另一方面，在新型集體經濟組織中，由于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離的，勞動者個人投入的資金轉換成了集體經濟組織的財產，以法入主體形式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種轉變是向聯合生產方式的轉化，符合生產社會化的要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是公有制的新的實現形式，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變化方向相一致。

當前我國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而且發展很不平衡。生產力水平多層次性是我國的重要國情。新型集體企業是自發形成的適應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容納不同層次生產力的組織形式。它的企業規模可大可小，企業組織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它既可容納手工勞動和半機械化的生產力，也可容納機械化和自動化、專業化的社會大生產。新型集體經濟具有兼容性。能在各種行業中發展。同時獨立自主性強，既有主動聯結現代產業鏈，進行協作配套的能力，又有適時調整產品結構的機制。由于集體經濟量大面廣，遍及城鄉各個行業，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因而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3、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有利于加強和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

《憲法》中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新型集體經濟的長期發展，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

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公有制經濟中，由于國有經濟分布過廣，資源配置不盡合理，必須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隨著國家對國有經濟的調整，國有經濟將集中力量發展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產業和骨干企業，對一般性行業將逐步退出，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下降。只有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積極向各方面滲透，大量進入混合所有制企業中，才能增強公有制經濟控制力，填補國有經濟退出份額，才能保持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否則公有制經濟就失去在國民經濟中主體地位。

4、新型集體經濟與我國促進就業。共同致富的基本國情相符合

就業是民生之本。勞動者只有實現了就業(創業)，才能擺脫貧困，不斷提高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多種經濟成份、多種資本的融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經濟，能提高創造社會財富的效率，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質基礎。新型集體經濟實際上也是一種集體資本控股或勞動群眾有控制權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新型集體經濟具有把勞動群眾的個人資本融合為公有資本的功能。勞動者為了共同富裕的目標，共同出資、共同勞動、共享收益，職工既是勞動者，又是所有者，成為企業真正的主人，極大地調動了職工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真正為勞動群眾實現共同富裕創造了條件。

5、新型集體經濟符合市場經濟對微觀參與主體的要求

經過改革，新型集體企業不再是政府附屬，擺脫了二國營模式，產權清晰，通過資產量化，經濟補償金轉為股份。鼓勵職工投資人股，吸收社會人人股，對外合資合作等措施，實現出資人到位，產權結構也逐步多元化。建立了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依職責規范行使各自權利。隨之配套產生新的用工制度、內部分配制度、管理和決策制度、對經營者激勵約束制度、各項崗位考核制度等，都按現代企業制度的規范運行，企業作為法入主體，在市場中有競爭發展的動力。經營行為完全由自己決定，盈利自身受益，虧損自行負擔，與其它性質類型的企業是平等競爭關系。

6、國內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證實了其與市場經濟是相適應的

一大批傳統集體企業、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革變為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較好。例如，白山喜豐公司原為集體企業。2003年企業進行改革，把凈資5584萬元量化折股，法定代表人占公司總股本13％，公司高管人員占9％，公司一般管理人員占13％。職工占12％，退休職工公益股占10％，職工平均每人量化2萬元，其余為吸收社會自然人人股。隨后，公司又進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現在職工是企業持股主體，既是股東，又是勞動者，重大決策由職工占大多數的股東大會決定，公司實行按勞分配工資獎金后，還按股分紅利。公司2004年銷售4億。產量3萬噸，利潤3千萬元，均實現歷史性突破。

當前數量龐大的廠辦集體企業和國有中小企業正在進行改革，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要量化現有資產，吸收職工入股，變為新型集體經濟。

7、國外具有新型集體經濟特征各類企業得到了廣泛發展

資料顯示，集體性質的經濟在國外也有較好發展。如西班牙蒙德拉貢、英國工業共有權運動、美國職工持股計劃、加拿大合作社、日本農協等，目前，合作性質經濟已遍及世界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各類合作社的社員數億人。在農業、工業、流通、金融、保險以及各種服務業都出現了大量不同類型的合作社，西歐、北美許多國家80％以上的農場主都參加了不同類型的專業合作社，丹麥的奶制品90％由合作社經銷，荷蘭合作社銷售的花卉、水果、蔬菜占市場份額的80％以上。實踐說明，在發達國家，集體經濟也是有發展空間的。它適應市場制度與生產力發展。

綜合上述，新型集體經濟在產權和治理結構上既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又保持了公有制的本質特征。實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新型集體經濟的存在是促進就業，共同致富的需要，是保證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需要。新型集體經濟符合市場經濟對企業法人主體、競爭主體的要求。大量改革改制發展起來的新型集體經濟的蓬勃發展進一步證明了其在市場環境下具有旺盛生命力。現在我國大部分國有中小企業，集體企業適合改革成為新型集體經濟。將來還要有一部分中小個體私營企業在面臨生存危機或無法擴大生產時，發展成為新型集體經濟。

篇(4)

1、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公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在國民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

2、公有制經濟，是指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央企，國企都是公有制經濟，地方政府國資委管理的企業也屬于公有制經濟。

（來源：文章屋網 ）

篇(5)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民營部門（本文定義為除國有和外資部門以外的其它經濟成分。在不能獲得相關統計數據時，借用非國有經濟的概念。）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帶動部門。據國民經濟研究所的報告，① 在“八五”后三年，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平均已達82%，但在“九五”期間出現了明顯回落 （參見表1）。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也出現了下降 （見表2）。本文以民營部門的上述變化軌跡為背景，從微觀的角度探討影響民營部門投資的內在因素。

一、當前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資意愿不強的結果

1998年，我國國有部門投資增長17.4%，但民營部門中集體經濟投資僅增長了8.9%，個體經濟僅增長9.2 %，雖然都高于1997年，但還遠遠低于90年代中期以來的增長速度。

怎樣看待這一態勢，這是否是國有部門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擠出”的結果呢 ？由國有部門與民營部門投資增長的較大差距，人們往往想到所謂“擠出效應”，即建設資金大規模流向公共部門對非公共部門投資產生的負面影響。

判斷公共部門投資是否導致“擠出效應”的關鍵指標是市場利率水平的變動狀況。如果資金市場對政府支出增加的反應平淡，市場利率水平穩定，則不會產生“擠出效應”。反之，如果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了市場利率水平的上升，民營部門的投資就會因成本上升隨之相應緊縮，即所謂的被“擠出”。按照這一理論框架分析當前情況，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中央銀行從1996年以來已經七次降低名義利率。

第二，實際利率仍處于進入90年代以來的高位。但這種情況不是貨幣當局對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反應的結果，而是由于自1997年下半年以來物價水平持續下降的結果。

第三，在商業銀行利率仍然因指令性的管理體制而不能充分反映資金市場供求關系的情況下，已經市場化的銀行間拆借利率水平的變動可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資金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變化。自1997年以來，銀行間拆借利率水平一直穩中有降，1999年3月全國銀行間拆借市場平均利率為4.43，只相當于上年同期8.25的54%，比上月下降了0.007個百分點。這表明經濟運行對銀行貸款的需求沒有產生導致市場利率水平上升的明顯壓力。

除此之外，還應當注意到，擴張性財政政策開始于1998年夏，但表2的數據說明，民營部門 （集體經濟、個體經濟 ）的投資增速早在90年代中期即與國有部門一道開始大幅下降，而且其下降速率快于國有部門 （這是因為它們對市場供求關系變化較國有部門更敏感 ）。這一事實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明當前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長疲軟只是其內在運動規律的表現。

實際上，在即定的市場條件下，如果把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定義為其投資能力的函數，則當前民營部門投資意愿不強 （國有企業也是如此 ）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經濟運行和體制改革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產物。從一些典型調查的情況看，當前民營部門投資（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 ）增長趨緩的態勢與所謂“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是密切相連的。為什么當前會產生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的問題呢 ？

9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經濟一直處于短缺之中。在這種由體制原因造成的短缺經濟中，既有的生產力被各種清規戒律所束縛，因此造成了在各行各業都有大量的絕對的供給空白，即具有生產能力和能滿足市場有效需求，但在實際上卻因種種原因沒有進行生產而形成的供給空白。體制改革使既有生產力以爆發的形式解放。民營部門的投資者們跑馬占荒，將資金投入各種項目，占領絕對的供給空白，形成大規模的投資潮，但仍然可以獲得相當的投資利潤，因此在那一時期民營部門很少有人討論和關注投資方向問題。以上判斷從下述三項實證研究中得到證實。

其一，在80年代中期，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10省200家大型鄉鎮工業企業進行了調查，其中關于產品市場的結論是 ：樣板企業創辦時主要產品銷售的地域結構是，本地農民購買占19%，附近城鎮居民購買占14 %，供銷社和其它商業部門 （包括外貿 ）收購占17%，本地國營企業訂貨占15 %，外地企事業單位訂貨占25 %.這說明，在鄉辦工業創辦時，我國的需求結構確有一部分是適宜技術水平較低的鄉鎮企業來供給的，這保證了鄉鎮企業在創辦時面對著一個確定性程度較高的市場。因此，在回答“什么是企業創辦時最難以解決的問題”時，“產品沒有可靠的銷路”的得分率在12種可選擇的答案中僅列第8位。②其二，1991～1992年，原國家體改委和國家工商局共同就個體私營經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抽樣調查，其中關于企業所面臨的市場問題的分析與上一項研究頗有相通之處。在回答近來哪年生意好做時，個體工商戶的總的答案是從1979年到1989年生意越來越好做，而生意好做的第一位的原因是同行業競爭少，占44 %；第二位的原因是經營環境好，占24 %；占第三位的原因是社會購買力強，占18.4%，以上三個方面的原因所占比例之和高達86.4%.私營企業的情況大致相當，對生意好做的第一位原因，35.3 %的企業選擇經營環境好，23.5%的企業選擇同行業競爭少，12.3 %的企業選擇社會購買力強，三者之和達71.1 %. ③ 當時的市場之寬松，絕對的供給空白之廣闊，由個體私營經濟從業者們的上述回答中可見一斑。

其三，1994年，國家統計局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在福建和甘肅兩省進行了一項工業企業技術創新調查，對當時兩省的企業技術創新的目標進行了排序，結果發現福建和甘肅的工業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第一位的目的是降低成本和開拓新市場，以進一步擴大市場份額，而開發全新產品分別只占到第4和第3位。福建、甘肅兩省遠隔數千公里，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但當時進行技術創新的目的卻高度一致，因而其調查結果是有相當說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據統計局課題組研究報告的判斷，當時“大部分企業是通過購置與新產品和新技術有關的機器設備而實現技術創新的，這一點可從技術創新經費的結構中看出”，企業的“獨創型的技術創新很少，很難實現‘首次’技術突破和突破性創新，絕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創新是模仿、跟蹤型的技術創新”。④ 由此可見當時寬松的市場環境對企業技術創新行為的影響。

短缺時期的改革所引致的投資高速增長帶來了兩個合乎邏輯的后果。

其一是創新空白。在投資狂歡時期，投資可以有兩種選擇 ：投資于現實的生產能力獲得“現金”回報 ；投資于研究與開發以獲得遠期“支票”回報。當資金規模一定時，由于與“支票”相連的總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投資者們能拿到現金時總是要先拿現金，于是合乎邏輯的投資目標順序首先自然是“現金”。

這導致了相當一部分企業 （包括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 ）在這一時期對研究開發和技術儲備較少關心，沒有形成足夠的新技術、新產品儲備，即出現了創新空白。1993、1996和1997年大中型工業企業獲專利授權的情況可在相當程度上表明這一點 （見表3）。

從上表的數據可以看出，1993～1997年間，無論是國有部門還是非國有部門，平均每個大中型工業企業每年所獲授權的專利數量都少得可憐，竟然還不到0.2個。而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杜邦、飛利浦等，每年發明專利申請高達數千件，目前都擁有有效專利數萬件，這是他們雄踞國際市場的最重要的資本。雖然專利獲取情況并不是企業技術創新的全部，但它畢竟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狀況。

其二是高強度的重復投資。面對市場上絕對供給空白的誘惑和前期投資者們所獲巨大投資收益的影響，投資者們爭先恐后地通過模仿式的“創新”以加速形式投入資金，這必然導致生產能力相對過剩，進而出現市場的相對飽和。當絕對的供給空白消失時，投資狂歡即走到了它的終點 ：由于創新空白的影響，所謂找不到好投資項目的問題出現，投資效益下降，風險增大，投資者的投資意愿趨弱，投資增長速度下降。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雖然民營部門現在所面臨的外部意識形態和經濟政策環境優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但在市場競爭環境“惡化”的條件下，由于該部門創新空白的影響，企業提供有效供給的能力，即提供能在質量、品種、規格、價格、服務諸方面滿足社會現實需求的物品和服務方面的能力相對下降，其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低速運行階段，即所謂的“二次創業”階段。在這一階段，民營部門的投資增速下降主要是其投資意愿不強的結果，是一種內在自然趨勢，它體現著企業進行調整和技術積累的要求，因而不應過分強調不利的外部條件 （包括社會偏見、融資渠道不暢等 ）的影響，也很難用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的“擠出效應”來解釋。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經濟的周期運動是可以用企業的創新狀態來解釋的，當創新在某一個時期較集中地出現時，大規模投資就會隨之而來，于是帶動經濟走向高漲。而當創新擴散后大規模生產導致利潤率減少，同時大規模的新的創新活動還沒有開始時，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的速度就會趨于下降。⑤ 熊彼特的這一觀點可以用來解釋整個宏觀經濟運行，也可以用來分析特定部門的運行軌跡，熊彼特當然也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周期 （包括投資周期 ）。

二、對民營部門出現創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熊彼特約束”

這一時期在民營部門出現創新空白還有其深層次的內在經濟原因和體制原因。

所謂經濟原因，就是“熊彼特約束”，即強調足夠大的企業規模所具有的資源稟賦及其市場地位是創新的基本條件。按熊彼特的看法，創新是一項帶有較強不確定性的活動，需要相當的技術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支持，由此即形成了對小企業技術創新的制約。⑥ 在熊彼特之后，有關企業規模與創新之間關系的爭論一直存在。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相對于大企業，小企業也有自己的優勢，如研究者的報酬同他們的表現直接掛鉤，因而有較強的創新動力 ；小企業內部便于溝通，因此實施創新的速度較快等。當著熊彼特的觀點為許多早期統計數據所證實的時候，對小企業在創新過程中的作用的肯定也獲得不少案例的支持。如英國的一份關于中小企業的研究報告指出 ：“中小企業在產品、技術和服務的創新方面承擔著重要的任務。”美國中小企業廳的中小企業白皮書也強調了中小企業在技術開發中的重要作用。它指出，在70年代，美國40 %的技術創新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

盡管對“熊彼特約束”有著不同的評價，但我們認為，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發展的情況看，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這一特定階段，熊彼特約束確實發揮著作用，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國中小企業的人力資本狀況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完全不同。按照熊彼特的分析，發明、創新和創新的擴散是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的不同質的三個階段，三個階段所強調的共同因素之一就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一些中小企業之所以能沖破“熊彼特約束”進行技術創新，是因為它們具備兩個最重要的必要條件 ：一是有較強的人力資本，即這些企業的創業者們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很強的專業技術素質和把握市場機會的能力 ；二是有一個較完善的資本市場，使中小企業的創業者們能籌集到技術創新所需的資金。我國不發達的資本市場對民營企業發展的影響，各方面的論述已相當深入，但對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的狀況及其影響則討論較少，因此本文將給予重點分析。

據前述90年代初期關于個體私營經濟的調查結果，在抽樣的47382個個體工商戶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僅占0.6 %（其中在工業部門僅占0.3 %），還低于全國總人口中1.9 %的具有大學學歷的比例 （見表4）。在接受調查的3161位私營企業經營者中，具有小學及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3 %，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僅占4.5 %（見表5）。

上述兩表的數據反映出當時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力資本素質是相當低的。在這樣的人力資本基礎上確實是很難進行發明和技術創新的。

對個體私營經濟的人力資本素質與企業技術創新的關系，該調查報告雖然沒有直接涉及，但卻分析了文化程度高低與經營效果的關系。該報告指出，在個體工商戶中，其文化程度高低與其年純收入高低成正比，小學以下的平均純收入低于平均水平，大專以上學歷的收入水平比平均收入水平高60 %.在私營企業部門也是一樣，經營者文化程度越高，企業的純收入也就越高，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年均純收入比平均水平高2.1倍，比小學文化程度的高2.8倍。上述調查結果從另一角度證實了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狀況對其發展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進入90年代中期，盡管市場競爭的強度大大提高，但由于“慣性”和投資狂歡期外部環境的作用，民營部門的人力資本素質沒有出現本質性的變化，即使在大中型工業企業中也是如此，（見表6）。從表6可以看出，在1993～1997年期間，民營部門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人員總數雖然有了較大的增長，但平均到每一個企業 （還是大中型企業 ！）也只有24名，五年間沒有什么增長。

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中，技術開發投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國外的一份研究報告曾指出，在當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技術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比例低于3 %的企業幾乎不可能存活10年以上。那末我國民營工業部門技術開發投入狀況如何呢 ？據我們的調查，成都市1998年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上的企業 （絕大部分是民營中小企業 ）的技術開發費用只占銷售收入的1.1 %，只相當于成都同期大中型工業企業的47.8 %.由于技術開發投入少， 致使新產品開發數量和投產數量很少，同期平均每戶企業當年投產的新產品0.53個，正在開發的新產品0.25個。⑦ 如果把上述數據中大中型企業所占的份額扣除，則小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費用占銷售收入的比例還將進一步大大降低。成都市新津縣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是比較好的，1992末，該縣共有私營企業56戶。但至1998年末，僅僅6年光陰，這些較早創業的私營企業中已有2／3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因沒有新技術、新產品的儲備而退出了歷史舞臺，幸存者中也還有相當比例因同樣原因陷入困境。全國民營部門大中型工業企業的技術開發投入狀況也不令人樂觀。在近幾年中，其技術開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例不僅遠遠低于3 %這一國際標準，而且也低于國有企業，1996年的比重竟然還低于1993年。直到市場制約變為十分明顯的1997年，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支出占銷售額比重才有較大增長，但還是遠遠低于3 %（參見表7）。從近幾年平均每戶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投入的絕對額看，從1993年到1996年，民營企業技術開發支出一直低于國有企業，名義增長率為35 %，（參見表8）。但如果考慮價格因素，則1996年的技術開發支出比1993年實際上下降了8.7 %！與技術開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指標的變化一樣，到1997年，由于市場制約日益顯現，按可比價計算的平均每戶獨立核算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實際支出才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參見表9），但仍低于1994年的水平。

以上分析表明，直至1996年，民營部門的技術創新狀況從總體上看仍然沒有出現質的飛躍，直到1997年才有所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經濟界在關于熊彼特約束的討論中，對于小廠商在創新中的良好表現的解釋之一就是一些原先在大企業或政府研究機構工作，對某些領域的技術積累有相當了解的技術人員向小企業的轉移從而將創新引入小企業，⑧ 這一過程在我國也已開始。其主要特征就是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勞動制度的改革，國有經濟中越來越多的技術人員離開國有企業“下海”創業，大大加速了技術資源由國有經濟向民營經濟的轉移 （雖然轉移方式往往不很規范 ），使得一些因體制原因在國有經濟部門無法轉化的創新技術實現了商業化。在成都調查中我們發現，與那些較早創業的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相比，成都民營企業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一批90年展起來的民營科技型企業 （主要在電子、制藥、機械、材料等行業 ），而這些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新技術、新產品最初大都是源于國有經濟的，由本企業自主研究開發的不多。我們認為，隨著我國不同所有制企業間技術資源 （包括人力資源和技術成果資源 ）轉移和交流的擴大，“熊彼特約束”的影響將趨于弱化，民營部門的技術創新進程將有可能加速。

三、對民營部門出現技術創新空白的原因分析之二??體制約束

從微觀的角度分析，所謂體制約束，是指民營部門的投資者們由于自身的內在弱點的限制，其投資和經營行為往往帶有短期化的特征，不愿意在研究和開發上作長期投資。在這方面的有關文獻中，對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的家族化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形式的影響討論較多，而本報告的討論則主要集中于集體經濟。

在對非國有經濟的研究中，對集體經濟應給予特殊的注意 （由于數據和資料的限制，以下我們主要討論城鎮集體經濟 ）。我們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除了考慮到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和集體經濟在整個非國有經濟的就業、產出和投資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集體經濟的發展本身已經到了一個特殊的轉折階段。

縱向的統計數據表明，在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作為民營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集體經濟卻在某些方面出現了令人矚目的頹勢。從全國角度看，城鎮集體經濟就業人數自1991年起已連續7年下降，下降幅度達46 %，其中1998年比1997年下降32 %！從我們最近赴成都調查的情況看，城鎮集體經濟就業人數自1992年至1997年 （暫時沒有1998年統計數字 ）已連續5年下降，下降幅度為17 %；1998年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19.9 %的情況下，集體經濟投資反而下降了12.2 %；在成都郊區新津縣，1998年全部工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40.8 %，但其中集體經濟下降22.1 %！同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6.4 %，但農村集體經濟投資下降88 %！

從1997年的橫向截斷面看，情況更是觸目驚心。根據剛剛完成的全國城鎮集體企業清產核資的結果，截至1997年底，我國工商注冊具有企業法人資格，實際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獨立核算并能夠編制完整資產負債表的城鎮集體企業達72.1萬戶。其中產權明確并已完成清產核資的企業為36.3萬戶。權屬性質暫時不清的各類“掛靠”集體企業33.6萬戶。在已完成清產核資的36.3萬戶城鎮集體企業中，工商企業為31.3萬戶，城鎮集體金融企業為4.7萬戶。1997年末，城鎮工商集體企業的全部資金損失和資金掛賬為所有者權益的63.4 %，比國有企業高44個百分點，當年合計虧損17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為78.2 %，負債率在100 %以上的 （即資不抵債 ）和空殼企業 （即掛賬損失大于所有者權益 ）占總戶數的50.8 %，這意味著一半以上的城鎮工商集體企業已經破產。集體金融企業問題更嚴重。據統計，1997年4.7萬戶集體金融企業的凈虧損達91億元，資本利潤率為 -10.7 %，而同期國有金融機構的資本利潤率為9.7 %；累計資產損失和經營掛賬達519.1億元，為所有者權益的94.3 %.這樣，至1997年末，全部集體金融企業的所有者權益只有31.4億元，不足當年虧損額的35 %.換句話說，如果1998年集體金融企業的減虧幅度低于65 %，則從整體上看，集體金融企業實際上也破產了。 ⑨我們認為，對集體經濟的這種絕對萎縮狀態，已不能簡單地用市場變化和管理不善來解釋，應當從體制的角度尋求更深層次的原因。

在實踐中，由于歷史和客觀的原因，集體企業的發展有著極其復雜的背景、財產來源和管理形式。形成了城鎮集體、鄉村集體、老集體、新集體、大集體、小集體以及真集體、假集體等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的企業組織形式。按照我國的統計制度，所謂集體經濟單位是指“生產資料歸公民集體所有的各種企業、事業單位”。1991年9月9日，由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 （以下簡稱《條例》）對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的性質作了明確的規定，即“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是財產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實行共同勞動、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組織”。這是迄今為止對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性質的最權威的闡述。對這樣的一種所有制形式，本報告將其定義為所謂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 （以下簡稱集體所有制經濟 ），以與其它形形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相區別，并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為了能獲得一種更具有概括性的結論，我們的分析將以《條例》提供的體制框架為目標，對集體所有制經濟運行中的其它實際問題暫不涉及。

雖然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曾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有過自己輝煌的業績，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今天，其內在的缺陷和矛盾已使這種企業組織形式越來越難以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從促進民營經濟投資的角度分析，這些缺陷和矛盾集中體現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上。

勞動與資本關系的核心問題是根據按什么原則來分配勞動成果。在一般市場經濟中，企業中的勞動和資本同作為稀缺資源，它們各自所獲得的報酬的比例是通過市場機制的配置，即勞動者和投資者之間的討價還價形成的，因此沒有哪一個為主的問題。而根據《條例》的規定，作為集體經濟，其分配方式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 （第4條 ）”，同時允許“入股分紅”（第5條 ）。在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按勞分配的前提是生產者組成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自由人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財產”。 ⑩ 在這里，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要素不參加分配，因而根本沒有入股分紅的余地。

我國集體經濟由于要“自籌資金”，而且可以“吸收職工和其它企業、事業單位、個人集資入股”（《條例》第5條、第21條 ），顯然是完全不同的所有制基礎，不可能實現經典作家所設想得那種按勞分配，于是出現了兩種分配原則并存，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按勞分配與前述嚴格意義上的按勞分配是不同質的，以下討論中所稱的按勞分配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按勞分配。

現在的問題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究竟怎樣來貫徹《條例》所規定的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呢 ？對此，《條例》沒有給出具體答案，各方面也沒有一致的說法。一種相當流行的說法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但這卻是似是而非的。因為即使在私有制企業中，如果不考慮資本收益，勞動者們也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的。我們認為，就集體經濟而言，有可能被接受的設想之一是在分配中使資本的收益低于市場上資本的平均收益。因為如果允許資本的收益達到市場平均水平，那末其分配方式就同在分配方式上沒有強調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其它非國有經濟一樣了。然而，在這樣一種分配方式之下，從投資的角度看，必然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者總是以收益最大化為原則考慮資本投向的。

因此資本總是不斷地從收益較低的企業和行業流向收益較高的企業和行業。這樣，當市場中存在其它能夠按照市場機制獲取投資收益的投資機會時，外來投資者就沒有足夠的動機將其資金投入以按勞分配為主的集體經濟。在集體企業的設立階段，這種障礙有可能使企業難以獲得額外 （在企業職工按平均原則入股以外 ）的稀缺資金，形成先天不足 ；在企業的發展階段，這種障礙又使企業難以吸收外來的直接投資，特別是難以吸收風險資本和技術資本的進入，這對企業的發展無疑是十分不利的。第二，對已存在于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來說，由于存在著一個較高的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的外部誘惑，因而足以形成資本外流的動機，這對于企業來說又是一個不利因素。

在傳統的集體經濟中，勞動對資本的“排斥”還明顯地體現在企業的決策機制上。如果說在收益分配上投資者的收益權還能通過分紅得到某種體現的話，那末在參與管理的權益方面，投資者們可以說是顆粒無收。《條例》第28條規定，企業經營管理的重大問題由企業的職工 （代表 ）大會決定。也就是說，企業的決策管理權也是“按勞 （勞動力 ）分配”的，投資者們無權參加企業的決策過程。由于入股而成為企業投資者的企業職工雖然有決策權，但那只是來自他們作為企業職工的身份，與他們的投資全然無關。在這樣的條件下，顯然很難設想投資者們 （特別是外來投資者 ）會有多高的投資熱情。

對集體所有制經濟體制中的這種內在缺陷，從理論的角度分析，其根源仍在于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即根據什么來分配勞動成果。如果偏重于勞動者的勞動貢獻，則資本的收益必然受影響。反之，如果偏重于投入資本的份額，則勞動者的積極性就可能受到影響。那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以勞動者的勞動聯合與勞動者的資本聯合為基礎的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是否可能尋求到一個勞動與資本的最佳結合點，在這一點上，勞動和資本對企業收益的要求互不矛盾而且均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呢 ？從理論上說，這種結合點是存在的，但它要求的條件很苛刻，即企業職工勞動貢獻的均質化 （每個職工所投入的勞動是一樣的 ）和投入資本的平均化 （每個職工投入的資本數量相等 ）。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勞動與資本的利益才能歸于統一和協調。很明顯，在社會實踐中，這樣的苛刻條件不可能實現，于是在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及其對企業運行負面的影響就是不可避免的。

顯然，在勞動和生產資料共同參加勞動成果分配的條件下，分配方式越是傾向于按勞分配，資本收益的水平越是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對資本的排斥性（對外部資金流入的抑制和對內部資金流出的激勵 ）就越強。由于“投資決定了經濟使其物質資本存量增長的速度，從而決定了經濟的長期增長和生產率”，對投資的排斥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必然使企業的發展無法持續。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傳統的集體經濟企業實際上是“準國營企業”，產出的價格和資本配置都由計劃決定，收益分配實際上是由政府而不是企業決定，因此資本的稀缺性和集體企業運行中內在的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的矛盾往往被政府的行政干預所抑制和掩蓋。在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體制改革發展到現階段的今天，集體經濟企業中的這種內部矛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于是以產權明晰化為核心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逐漸被提到議事日程上。

據我們調查，在傳統的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方面，許多地區都已經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探索。如四川成都市新津縣，通過推進集體經濟的改革，使絕大部分的集體企業 （包括原來一直經營較好的集體企業 ）都完成了體制創新，改制成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基本上完成了產權量化到個人的明晰化，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完成了這種產權明晰化，并按市場原則處理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則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企業就不復存在了。

顯然，為了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一樣，也必須探尋適合其發展的多種表現形式。在這一過程中，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將在大生產領域由于其內在缺陷而必然趨于弱化以至消亡。我們預計，在未來的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中，非國有經濟內部的所有制結構都將出現重大變化。這就是隨著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入，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作為一種企業組織形式將逐步弱化以致消亡，與之相關的就業、產出和投資都將出現絕對的下降，其比例在整個非國有經濟中將逐步萎縮。雖然從某種角度看，這是一種代價，但如果那些原被束縛的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能夠在新的企業組織形式中形成更高的效率，提供更多的產出，那末這種代價是值得付出的，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對此應有所預見和準備。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確的話，我們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克服傳統意識形態的障礙，本著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原則，盡早對集體經濟的改革進行全面深入的專門研究，加速對傳統意義上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的改革，爭取在“十五”期間基本完成改革進程。從投資的角度看，在傳統的集體企業完成改革之前，我們對其投資持續增長的預期不報樂觀態度。

①參見《中國宏觀經濟分析》，1999.6.

②參見《東部地區鄉鎮企業的資本運營與投資問題》，陳劍波，1999.3.

③參見《中國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經營、利潤、收入》，1993.3，軍事譯文出版社。

④參見趙玉川 ：《中國工業企業技術創新統計調查方案的設計、統計方法和統計結果》，載《1996年全國統計科學討論會論文》。

⑤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熊彼特的詞條。

⑥參見熊彼特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79.

⑦參見《成都市1998年技術創新工作情況及1999年工作安排意見》。

⑧參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有關熊彼特的詞條。

⑨參見同志在全國城鎮集體企業清產核資工作會議上的內部講話，1999.6.22.

篇(6)

一、基本經驗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 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 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 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

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 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篇(7)

靠發育勞動力市場增加就業

目前，解決中國就業問題的唯一可能出路是加快勞動力市場的發育。

隨著50年代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格局確定下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安排把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按照地域、產業、所有制等分類人為地畫地為牢，計劃之外的生產要素流動成為不合法的現象。其中把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分隔開的戶籍制度，以及與其配套的城市勞動就業制度、基本消費品供應的票證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體制等，嚴重地阻礙了勞動力這種生產要素在部門間、地域間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

在80年代改革以前，我國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城鄉之間勞動力配置的分割，即統購統銷政策、制度和戶籍制度這一傳統體制的三套馬車，把城鄉勞動力人為地分割開，城鄉之間的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幾乎從不發生。在這期間，中國的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的速度雖然較快，但沒有以相應的速度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第二個原因是城市就業的剛性特征。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城市居民的就業在傳統體制下得到充分的保障，由勞動部門或人事部門按照整體經濟計劃和資源配置優先順序安排就業和崗位。一旦這種就業被安置妥當，一個職工幾乎就不再有機會改變就業單位，也沒有被解雇和失業之慮。因此，尋求就業者并不面對一個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只需要具有城市戶口，就會自然而然的得到就業安置。

為此，改革以前的城市就業機制有兩個特點：第一，就業者面對的機會是均等的，就業的過程大同小異，因而勞動力配置在城市內部是一個一元化的過程；第二，這種就業機會是絕對排他性的，即只要一個人沒有本地的戶口，無論其人力資本如何，無論企業有何等迫切的需要，只要不是在計劃安排之內，雇傭關系就不會發生。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應該說有所發育。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以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經歷了離土不離鄉的階段之后，開始大規模地向城市部門轉移。由于戶籍制度尚未徹底改革，這些勞動力形成了一種流動人口。據估計，這種流動中的勞動力的人數大約在7000萬左右。經過了大約20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增長、結構變化以及城鄉勞動力市場發育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具體來說產生了三種效果。

第一，居住在農村的勞動力不再局限于從事農業勞動，而其就業已經廣泛地分布在城鄉各種行業中。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超過20%的農村勞動力已經轉移出農業，在工業、建筑業和第三產業等部門就業，其中超過一半轉移到本鄉以外。按照這個比例，目前農村勞動力的行業和地域分布大致是：農村勞動力總數約5億人，大約1億人轉移到非農產業，其中約7000萬人轉移到本鄉以外包括城鎮地區的非農產業就業。雖然根據我國經濟結構轉變的要求，這種農村勞動力轉移仍然是不充分的，但與改革以前的情況相比，我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第二，城市職工現在不僅不再享受傳統就業體制的"鐵飯碗"，而且面臨著與外地勞動力的競爭。國有企業勞動制度的第一輪改革開始于1987年。當時針對的是固定工的雇用政策改革，第一次動搖了存在了幾十年的終身雇用制度，即"鐵飯碗"。同時，從80年代后期開始，農村勞動力中的一部分轉移到城市，參與了城市就業機會的競爭。雖然這些外地勞動力大多從事那些城市居民不愿意接受的工作，但潛在的工作競爭畢竟已經出現，勞動力市場開始發揮其職能。

第三，國有經濟不再是勞動者就業的唯一渠道，國有經濟吸納勞動力的比重大大下降。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越來越大，吸收了大量城市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和農村轉移勞動力。而隨著國有經濟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趨于下降，其就業比重也相應下降。例如，在1978~2000年期間，國有企業雇用勞動力比重從占城市全部就業的78.4%下降到38.1%；城市集體經濟就業比重從21.6%下降到7.0%；其他城鎮非國有經濟的就業比重則從無到有，2000年達到54.9%。正是在國有經濟和傳統集體經濟就業比重下降這個背景之下，城鄉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

政府還要發揮積極作用

當前，要想真正發揮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功能，必須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解決失業問題，歸根結底需要依靠社會總需求的擴大，而農村市場的開拓，對于啟動總需求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目前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的7成左右，而其實現的社會零售商品總額卻不到一半。原因沒有別的，只因為農民收入水平提高緩慢，導致農民這一龐大消費群體的需求嚴重不足。而且，農民收入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于外出打工收入，一旦這個收入來源被斷流，我們不難預期我國的消費總需求的進一步萎縮。

第二，解決失業問題，還要靠勞動力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我們需要問一問，在城市存在失業現象的情況下，為什么外地勞動力反而比本地職工更具有競爭力？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外地勞動力愿意接受相對低的工資，而符合雇主降低勞動成本的意愿。靠人為的保護，無異于提高了勞動力價格。如果與增加勞動相比，提高企業的資本構成更為合算，誰又能阻擋得住企業家這樣做？結果是事與愿違，勞動力市場上的總需求反而因就業保護而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