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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村級債務；村集體經濟組織；財務收支；地區差異

中圖分類號：F32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2-0098-06

不同的區域，村級債務形成的原因不盡相同，且債務的發展趨勢也不盡相同，這其中的成因較為復雜，既有制度政策的客觀原因，也有監管失當的主觀因素，但在深層次上則與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不規范密切相關。筆者在村級債務的調查和分析中發現，通過村級財務收支狀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村級債務的形成原因。為此，筆者從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和寧波市鄞州區2006～2008年村級債務的規模和結構差異分析人手，各選擇了兩區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兩個鄉鎮，即黃巖區的A鄉鎮和鄞州區的B鄉鎮。在對兩鄉鎮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分別選擇了資產規模、地域狀況基本相同的兩個代表村莊，即A鄉鎮的A村與B鄉鎮的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為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及產生根源提供一些實證依據。關于村級債務的界定，理論界說法不一。本文所用的村級債務概念是借鑒了張海陽、宋洪遠的定義，認為村級債務由短期借款、應付款和長期借款及應付款三部分組成，該數據來源于村級經濟合作社資產負債表中的相應數據。

一、村級債務規模和結構分析

浙江省農業廳于2008年7～8月對全省2006年底及2008年6月底的村級債務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筆者選擇了黃巖區及其屬下的A鄉鎮和鄞州區及其屬下的B鄉鎮進行了重點調查以了解村級債務的地區差異，以下村級債務數據大部分是來源于各農經部門逐級匯總的清查數據。

(一)村級債務的規模分析

1　村級債務規模的比較分析

從表1可見，兩區的債務規模不同，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州市黃巖區。截止2006年，鄞州區村級債務73422萬元，平均每個鄉鎮3337.36萬元，涉及377個村，村均194.7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37278.92萬元，只有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50.8％，平均每個鄉鎮1962.05萬元，涉及421個村，村均88.55萬元。到2008年6月底，鄞州區村級債務總額為71422萬元，比2006年減少了2.7％，平均每個鄉鎮3246.46萬元，涉及378個村，村均188.95萬元。而同期黃巖區村級債務總額為55145萬元，是鄞州區同期村級債務的77.2％，平均每個鄉鎮2902.37萬元，涉及464個村，村均118.85萬元。

鄞州區村級債務2006年是黃巖區的1.7倍，2008年雖出現了下降，但還是黃巖區同期村級債務的1.12倍。從農經人員和村會計的訪談中和筆者的調查均發現鄞州債務雖然規模大，但實際意義上的村級債務規模并不大。這主要是由于浙江省村級債務數據來源于各農經部門的調查，雖浙江省農業廳要求村級債務調查數據是本文界定的基礎上再減去一些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的金額，但在調查中發現，有的村卻沒減去這一部分，造成調查數據的虛增；二是村級債務的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村級會計資料，但有些村的債務債權并不完全按權責發生制核算，造成債務債權數據的不真實。在黃巖后一種原因比較突出，而鄞州由于城市化進程比較快和村集體經濟財務管理比較規范，前一種原因相對黃巖比較普遍，因此鄞州的債務數據實際上有些虛增。 2　村級債務規模的變化趨勢分析 村級債務的規模與當地的農村發展狀況、發展模式及農村的財務管理制度等有關，其區域比較的實際意義并不是很大。對本研究而言，重要的是研究兩區村級債務變化趨勢。從表1可見，兩調查區的債務規模呈現不同的變化趨勢，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2006年開始，鄞州區村級債務規模呈下降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減少了2.7％，降低速度超過了浙江省。而黃巖區從2006年開始村級債務規模呈上升趨勢，到2008年6月底，全區村級債務總額比2006年增加了47.9％，在全省債務總額略有降低的情況下，出現了明顯的上升。

從以上分析可見，寧波市鄞州區的債務規模要大于臺卅l市黃巖區，鄞州區的債務呈減少趨勢，而黃巖的債務有上升的趨勢。因此可見，兩區村級債務呈現不同的變化方向，呈明顯的地區差異。 3　村級債務結構的分析 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形成的、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而形成的、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在兩被調查區不管是相對數還是絕對數，在債務總額中都不大，特別是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和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而形成的村級債務基本上不存在或已化解。同時，由于浙江省在征地時規定，按被征用土地的一定比例(一般10％左右)，返還給被征地村集體經濟組織，并免繳有關規費，用于發展二三產業。兩區被調查村集體基本上都用自留地或返還地建造了標準廠房，用于出租，每年獲得較穩定的租金收入。因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而形成的債務是村集體特別是被征地村的新增村級債務的主要因素。

除因舉辦農村義務教育、因村基礎設施建設、因發展除基礎設施建設外的公益事業、因替農戶墊交農業稅等國家稅費、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以外原因而形成的債務統稱為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從村級債務結構分析可知，總體上而言，本調查各層次的村級債務形成原因，都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被調查區域其他原因造成的債務主要包括：應發未發的土地征用費、押金、正常往來金額、預收的房租費、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在以上7個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鄞州區除不存在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村集體的補助金額外，其余均是鄞州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黃巖區主要的其他原因形成的債務中，不存在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時帳外預估的支出和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而預收的房租費在黃巖的財務管理中不重視，在筆者的調查中只有一個村的應付款中存在于2004年以前預收了5家企業的若干年廠房租金，到2004年還剩未來6年的租金811368元，平均每年提取135228元記人經營收入，到2007年底還剩405684元

預收房租費，在未來3年分別記人經營收入。而鄞州對這一塊管理的比較嚴格，除在會計賬薄中核算預收或未收的租金外，政府還要定時考核租賃合同的兌現率，并跟考核掛鉤。

從以上分析可見，兩區形成債務的具體情況不同。以被調查村為例，黃巖主要是村集體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補助形成的債務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而鄞州主要是舊村改造、新村建設中形成的債務和預收的房租費等形成的以及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鄞州區除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外，其余大部分實際上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債務，而只是結算造成的時間差異。同時，兩調查區除因一些非生產性原因造成的債務排在首位外，其次就是因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形成的債務。據調查，鄞州被調查各村生產經營性項目建設過程中形成的債務，當項目建設完工后，均能用經營收入或土地款償還，基本上具有自我償還能力。在黃巖調查村，2004年和2005年就因為建造工業區還欠村民71.93萬元和72.7萬元借款，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負債急劇增加，到目前為止，這筆錢還沒還清。

二、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區域性差異分析

村級債務產生的直接原因是村級組織收不抵支，為了深入了解現階段農村的收支狀況和地區的差異，筆者分別選擇了兩調查區資產規模基本相同的兩村，即A村與B村，對其2005～2007年的每一筆收支進行了調查，并進一步分析兩村的收支差異，試為村級債務的區域差異提供一些實證依據。

(一)村集體經濟收入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收入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502.53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下降了4.7％。而B村2005―2007年村集體經濟總收入平均為489.9萬元，2007年比2005年上升了52.4％。雖然A村的經濟收入起點比B村高，但通過這幾年的發展，到2007年B村在經濟實力上已超過了A村。 2　經營收入是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A村經營收人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3.6％，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A村經營收入主要來源于房租及地租收人、菜場攤位費、收拖拉機管理費等，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461.44萬元、380.62萬元和418.23萬元。由于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險集體三年內共需補助1201萬元，再加上已參加城鎮職工保險的人員每人一般由村集體一次性發放補助現金14860元，到2008年6月止村集體已支付了292.58萬元。每年還不斷有人年滿25周歲要參保，這么大的資金壓力使這幾年村集體在經營方面的資金投入很少，集體發展后勁不足。

B村2005～2007年經營收入分別為358.9萬元、382.7萬元和540.3萬元，占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的比重三年平均87.2％是集體經濟的主要來源。該村利用靠近現代裝潢市場這一大蛋糕，利用土地資源發展倉儲業，吸引該市場老板前來投資，形成了融批發、零售與一體的倉儲區，在寧波市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該村2005～2007各年經營收入中除2005年的1.5萬元外，其余均是資產租賃收入，其中大部分是倉儲租賃收人。從2005年開始，B村經營收入就不斷上升，2008年通過對市場行情的調研，對倉儲區的價格進行調整，在原倉儲收入基礎上增加村級可用資金180萬元，2008年經營收入為704.7萬元，而且發展前途和發展潛力很大。

3　補助收入獲得水平不同

A村補助收入比重三年平均為0.5％，其中2005年2.89萬的補助收入主要是一些獎金，包括2003年文化俱樂部考核獎1萬元、省級先鋒工程示范村獎l萬元、防臺搶險獎2千元以及收到的經濟普查經費6900元；2007年收到的5萬元是河道疏通費；2006年沒有補助收入。該村2005～2007年共獲7.89萬元的補助。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除2007年的0.5萬元由區級撥款外，其余均為鄉鎮補助。2005年分別是街道元旦春節慰問款3600元、2004年醫療補助款17300元，街道扶貧款5700元、創文明城市補助5萬元以及其他補助5.05萬元；2006年分別為春節送溫暖4700元，獨生子女費等3840元，衛生村獎勵費5000元；2007年獨生子女費等2910元，春節送溫暖困難補助5500元、星光工程補助10萬元，農業普查經費下撥2.11萬元、基層文化建設獎1萬元，籃球場補助5000元，一枝黃花(即黃花梨)補助500元及過渡房清衛補助4800元。

A村屬當地有名的新農村示范村，與B鄉鎮的有名新農村示范村C相比，其獲得的政府補助遠遠不如，2005～2007年H村547.23萬元、118.81萬元和562.42萬元。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2007年各村補助收人總和為283萬元；而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和2007年的補助收入總和分別為451萬元和1165萬元。由此可見，鄞州的政府補助規模和力度都超出了黃巖。

(二)村級集體經濟支出的比較分析

1　村集體經濟總支出變化方向的差異

2005～2007年，A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為639.87萬元，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5.57倍，均超出收入增長的幅度。2005～2007年，B村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平均每年只有262.2萬元。2005～2007年A村平均每年集體經濟總支出超過村集體經濟總收人為137.87萬元，占村集體經濟平均收入的27.5％；而F村三年平均下來支出少于收入，平均每年節余227.7萬元。也就是說，A村由于2006年支出急劇上升，三年下來不但花完了全部收入，連以前的積累也花了不少。而B村由于這幾年支出變化不大，而收人上升，因此村集體有足夠的資金來不斷償還債務，這幾年村經濟發展不錯。 2　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成為村集體經濟的主要支出，但支出種類和數量不同。

A村2005～2007年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73.16萬元、1362.26萬元和140.95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32.6％、92.38％和63.93％，三年共支出1576.37萬元，平均每年525.46萬元。2007年比2005年增長了92.7％，其中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居第一位。2005～2007年，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分別為125，78萬元、148.18萬元和141.26萬元，分別占總支出的47.2％、50.9％和61.7％，三年共支出415.22萬元，只有A村的26.3％，平均每年只有138.40萬元，在村級集體經濟總支出中也居第一位。也就是說，雖然兩村社會福利和保障支出規模不同，但均是村的第一支出。

兩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種類也不完全相同。B村該類支出種類相對A村來說并不多，按支出的多少排列分別是糧食補貼、治安消防、衛生費、社保養老金、民用水電費、計劃生育、文化教育、五保困難軍屬、看望及喪葬補貼、折舊、醫療費及其他支出。其中社保養老金的支出三年也只有13.33萬元，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中平均也只有3.2％，其實鄞州區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規定與臺州市出臺政策基本一樣，但由于街道各村土地征用時均統一每人發放2.4萬社保補貼和勞動力貨幣安置費(在土地費支出中核算)，其余土地征用款作為村集體投資發展用，農民只有參保后才能發放剩余的勞動力貨幣安置費，B村社保補貼5 000元，由于每個村統一，就保證了失土農民的參保，2005～2007年，失土農民社保補貼分別支出17.75萬元、5.6萬元和2萬元。由于土地已全部征用，2005年村發放勞力安置費至2008年9月共1113萬元，已參加被征地人員養老保障人數212人，已有116人領取每月340元至440元不等的養老保障費，據不完全統計，現已有405人繳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有120人領取每月1 000元左右的養老金，真正做到了老有所養，解決了后顧之憂。由于土地被征用，B村就每月發給每個村民糧食補貼，2005～2007年共發放307.2萬元，處于該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第一位，2008年由于進行了股份制改造，就不再發放糧貼，直接按股份發放股金分紅，2008年每人發放6000元的股金分紅，在該鄉鎮處于第一位。隨著國家新型新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通過大力宣傳，使村民意識到參加新農村醫保是抵御大病風險，防止因病致貧的有效途徑，村民參保率達到100％，并且全部費用由村民負擔。隨著農民的參保，B村的醫療費支出下降，到2007年此項支出就不再發生。

B村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種類A村均有外，A村還有農醫保補助、養老保險補助、農民住房保險補助、老年生活補助支出、有線電視費支出、扶貧款支出、贊助費支出、退伍軍人安置費支出等，其中最多的支出為養老保險補助。2006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急劇上升，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17.62倍，這主要是A村村民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由于土地征用款已全部發還給村民，為提高參保率，村集體補助了1296.2萬元。2006年的養老保險補助由兩部分組成，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人員集體補助了1019萬元，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大部分人員集體補助了現金277.2萬元。由于2006年參保人員集體補助部分三年繳清，2007年A村又繳了86萬元，剩下的是新保人員的集體補助及零星的已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人員現金補助。2007年養老保險補助雖比2006年下降了93.3％，但還是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總數的95.15％。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生活補助費2006年比2005年增長了60％，這主要是因為A村是2006年lO月份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從2006年1月開始，村為60歲以上老人按季度發放生活補助，每人每季度600元，到第三季度提高到每人每季度800元，共發放了三季度，合計43.08萬元，而2005年只是在老人節時每人一次性補助1280元，共25.98萬元。由于首繳時達到養老年齡及以上的人員，在辦理一次性繳費和領取養老金手續的次月起享受養老金，所以從2006年第四季度起村里就不再發放生活補助，2007年主要是發生一些零星的老人生活補助3.97萬元，比2006年下降了91.3％。如果把養老保險補助和老年生活補助費合并成社保養老，則2005～2007年這項支出占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的比重分別是38.96％、98.5％和64.2％，可見，社保和養老成了A村的巨大負擔。同樣的為提高參保率，村民的其他保險均由村出資，在調查中發現，有些村民對保險了解的并不多，特別是農房保，村民知道的更少，他們反映“反正是村集體出資，要保就保吧。”

3　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但A村的支出規模比B村大

組織運轉支出就是維持村集體經濟組織正常運轉的管理費用，包括干部報酬、辦公費、通訊費、會議費、書報刊費、差旅費、招待費等。兩村組織運轉支出的種類基本相同，排在前三位的兩村都是干部報酬、交際費(招待費)和會議費。A、B村組織運轉支出三年共支出分別為93.7萬元和71.35萬元，平均每年分別為31.23萬元和23.78萬元。在A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和獎金組成，并且全部由村組織承擔。而在B村干部報酬由干部工資組成，而干部的獎金由鄉鎮政府根據村里經濟發展、計劃生育、社會事務等考核結果情況統一由鄉鎮發放，根據筆者調查，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比較少，基本在0.5萬～1.5萬左右，即使像A村這樣的富裕村，村干部的收入也只有1.5左右。而B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工資和獎金相對來說比較多，在3萬～10萬左右，并且B鄉鎮調查村的村長、書記、婦女主任、文書能享受職工養老保險的待遇，如2008年參保時，4個村干部平均每人只要付1624元，村里補貼每人3853元，其余的保費均由政府承擔。由于福利的提高，解決了村干部的后顧之憂，使他們能安心發展村集體經濟。而這些待遇是A鄉鎮調查村的村干部所無法享受的。

A村作為市級經濟十強村、省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就不斷有各級領導來村參觀檢查、調和指導工作，有報社、電視臺等新聞人員來村采訪、有各縣市區的村干部來村參觀和交流等，為此A村每年要承擔不少招待支出，而獲得各級政府的補貼卻很少。B村相對來說，這些支出就少些，因為這些事務基本上由國家級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C村來承擔，但C村卻獲得不少的政府補助。由于組織運轉支出具有剛性，A村這幾年由于參加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補助造成資金緊張，已經在減少組織運轉支出，雖支出呈下降趨勢，但支出規模還是比B村大。

三、村級債務與村集體經濟財務收支關系的綜合分析

(一)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陳東平從鄉村公共品供給角度對村級債務進行了界定，他認為：對一具體的鄉村公共品的供給項目，政府全額負擔，沒有資金缺口，則不存在一系列的負擔、債務問題；若有缺口，但農民對此項目非常歡迎，自愿出錢，也不存在債務問題；若此缺口，已被通過一系列手段，使農民同意出錢，此只表現為農民負擔增加，也不表現為村、鄉債務；若對政府轉嫁的法定責任，農民不同意，但事情已表現為非做不可(村已組織實施)，村組織又不能用自有資金補入，則表現為村級債務。稅費改革以前，為了鼓勵村級組織為村民提供公共服務，國家專門設立了“三提五統”、農村教育集資、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統一規定了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等籌集資金方式。2000年全國進行農村稅費改革，逐步取消了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改革了村提

留征收使用辦法。村干部報酬、五保戶供養、辦公經費等，除原由集體經營收入開支的仍然保留外，凡由農民上繳村提留開支的，采用新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方式統一收取。農業“兩稅”附加屬集體性資金，全部用于村級開支。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以后，農業“兩稅”附加也隨之取消，除難以操作的“一事一議”之外，國家也不允許村級組織收取任何費用開展公共服務，這使村級組織失去了興辦公益事業的物質基礎。另外，農村稅費改革后，村級組織仍然承擔了過多的事務：一方面，要做好計劃生育、落實政策、維護穩定、精神文明教育等黨政基本工作；另一方面，上級還經常下達統計普查、接待檢查、公益事業項目建設等多項任務，卻不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這樣就造成了村集體經濟財權和事權的不統一。但相對來說，A村承擔了更多的此類鄉鎮一級政府職能。除承擔大量的各類保險補助外，A村還承擔扶貧款支出和贊助支出；凡有村民退伍，根據A鄉鎮的文件規定，村里還要根據村集體經濟狀況一次性發放退伍補貼；這幾年該村的治安支出也比較多，基本上由村民組成，治安巡邏雖不定期進行夜間的巡邏，但更多的是負責輔助公安做一些外來人口的管理，A鄉鎮也成立了治安巡邏大隊負責各村的巡邏，但曾經向A村等收了不少巡邏經費，后被上級政府制止了。每年的民兵訓練，鄉鎮還要求村里發放訓練補貼。與A村一樣，被調查村還要負責計劃生育工作，為促使婦女去參加每年兩次的婦女B超照環檢查，村里就要支付不少誤工費，每年的征兵還要發放誤工費，如村民應征人伍村里還要送禮，到過年還要慰問軍屬。也就是說，包括A、B村在內的村集體承擔了大量的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公共品的支出。

(二)村集體獲得的公共品支出的補助不多，造成公共品提供中的財權和事權不統一

村級組織工作職責的無限膨脹造成村級支出范圍過寬，經費更加緊張。因此政府應該安排相應的工作和建設資金經費。但從賬面上反映，A村補助收入2005～2007年只有7.89萬元，三年平均占總收入的比重只有0.5％，即使A村所在的A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也只有113萬元，平均每村4.19萬元，只有10個村有這部分收入，其中兩村分別獲得36萬元和35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62.8％；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283萬元，平均每村10.48萬元，但只有11個村獲得這部分收入，其中三村分別獲得130萬元、36萬元和3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69.3％。而B村2005～2007年共獲77.6萬元的補助，占三年總收入的5.3％，B村所在的B鄉鎮各村的2006年補助收入總和為451萬元，平均每村12.53萬元，其中一個村獲得118.81萬元的補助收入，占總補助收入的26.3％；2007年各村補助收入總和為1165萬元，平均每村43.15萬元，其中一村獲得562.42萬元的補助收人，占總補助收入的48.3％。也就是說，B村由于承擔的公共職能比A村少，而獲得的補助收入比A村多，相對A村來說，B村的財權與事權統一性比A村好。從圖1中可明顯地看出，與B村不同的是，2005～2007年A村的財務總支出超過了財務總收入，而補助收入卻占了財務總收入的很少比例。從全鄉鎮而言，見圖2，隨著新農村的推進，兩鄉鎮的村級補助2007年比2006年提高了不少，但不管從補助總額還是村平均補助額，2006--2007年B鄉鎮都超過A鄉鎮，這種情況在兩地的其他鄉鎮情況也差不多。也就是說，鄞州區各級政府對村集體的投入超過黃巖區。

(三)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使村集體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支出巨大，是新增債務的主要原因 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面臨困境，與政府責任不到位，作用不充分有必然聯系。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政府作用的產物，政府主導作用的有效發揮和政府責任的合理承擔關乎未來中國農村養老問題的解決。特別是現行的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財政補助過低，相關制度建設滯后，以及監督乏力等問題，使村集體成為現階段農民養老的主要責任主體，支出壓力過大。從調查可知，不管是黃巖區還是鄞州區，農民的養老保障已成為村集體的重要負擔，對村集體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A鄉鎮，A村的財務收支情況還算比較好的，有些村由于被征地農民養老保障上負擔過重因此造成大量的債務，有些村的債務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風險。近年來，鄞州區先后建立了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等制度，特別是從2009年1月起實施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相適應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缺乏有效保障機制，農村養老保險、失土農民養老保險養老金發放標準過低等問題有了一定的緩解。同時鄞州制定了嚴格的村級土地征用款管理政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有統一的政策規定。而黃巖對征地補償費的分配沒有統一的政策規定，當地村土地征用費、補償費和青苗賠償費全部分到個人，而且相互攀比，越演越烈，根本沒有留下土地儲備金和農民養老金。這也是為何鄞州征地農民參保比較順利，而黃巖卻因此造成大量村級債務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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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社區；必要性

一、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從2004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一直到黨的十七大，關于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的說法雖有些詞語上的細微變化，但其內涵都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為本，以群眾為根本，我們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中農民是大多數的，那么廣大的農民怎樣才能享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樣的生活基礎設施、社會保障體系、勞動就業、環境衛生等的待遇？有人會說，把農民遷到城里，變成市民就可以解決問題。這種做法在我們這樣一個農業大國是完全行不通的，必須從農村入手來解決這個問題。十七大報告強調要“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在農村，農村社區建設就是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因為社區建設主要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協調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社會成員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過程。單從這個定義上也能夠看出，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客觀需要，它是一種全面的發展，既包括了經濟的發展，又有政治、文化、社會方面的發展，既有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又有人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

二、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需要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體現了我們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時代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社會生活正在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動，一些深層次的矛盾開始顯現，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明顯落后于城市的發展，收入分配方面的差別仍在進一步的拉大。和諧社會以公平正義為首要特征，怎樣實現城鄉的公平？這成為擺在我們面前非常緊迫的問題。這些問題解決的好壞將直接影響“三農問題”的解決以及和諧社會建設，影響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中國不會沒有農村，不可能沒有農民，我們現在發展的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我們需要通過推進農村社區建設來解決收入分配、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科學技術及現代文明等的共享，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基礎條件。

三、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選擇

“城鄉統籌發展”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方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確要求。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要求“建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制度”，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什么是城鄉一體化，就是城鄉完全融合，互為資源，互為市場，互相服務，達到城鄉之間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上協調發展的過程。這一過程是漸進的、雙向的，在這個過程中，決不是所有鄉村都變為城市，更不是城市鄉村化，而是消除城鄉差別，使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達到城鄉共享的過程。要達到這種結果，在目前來看就需要有個載體，這個載體就是農村社區建設。只有大力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城鄉一體化這一目標才能越來越近直至最終實現。

四、推進農村社區建設是新時期農民的新期盼

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從居住環境到基礎設施，從生活服務到文化生活，從治安秩序到人際關系等等，都提出了越來越多的需求，希望得到多方面的服務。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出一些新的形式和特點，其中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需求同公共產品、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日趨突出。近年來，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大幅上升，人民群眾的公共需求正逐步由生存型向發展型升級，中國公共需求呈現出增長迅速、主體多元、結構復雜、需求多樣的特點。廣大農民的法律意識、參與意識不斷增強，思想觀念、生產生活方式逐漸轉變，他們渴望像城里人那樣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渴望有便捷的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等的服務。只有通過推進農村社區建設，廣大農民參與其中，著力打造好農村的服務和管理網絡，不斷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

五、農村社區建設的現狀迫切要求大力推進農村社區建設

我們的農村社區建設總體上是好的，在統籌城鄉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的社區建設還存在一定的問題，比方說農村社區建設投入不足，尤其是稅費改革后，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相對減少，甚至一些沒有企業收入的村集體收入幾乎為零，平日費用全靠上級轉移支付，使得集體經濟陷入困境，進而影響農村社區建設的投入。農村社區基礎設施相對薄弱也是一大問題，社區活動中心娛樂項目、為民服務設施等單調、缺乏。中介組織發展不健全，往往都局限于娛樂類，而各類維權、生產生活服務類的組織較小，缺少志愿者協會等的組織，郵政、信貸儲蓄等的部門基本還沒有進入社區。再有一點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硬件的建設，而對于軟環境即管理服務方面的建設卻有些弱化，沒能很好發揮村民的作用。以上問題的存在需要我們采取措施，加大投入，進一步推進農村社區建設。

參考文獻：

1.唐忠新.關于農村社區建設的含義和重要意義[D].南開大學,2007(10).

2.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Z].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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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因素

本文為河北省科技廳2010年度河北省科技計劃項目“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問題及對策研究”（課題編號：10457204D-10）的成果之一；2010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河北省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跟蹤調查”（課題號：201003087）的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F840.67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與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劇以及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農村老有所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由于農民家庭規模下降，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家庭傳統養老模式正在經受各種挑戰。為了更好地解決農民養老問題，我國政府從1987年開始探索新型的養老模式，并在部分地區進行試點。2009年11月13日，河北省政府正式出臺《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第一批試點為全省10%的縣（市、區），以后按照國家部署逐步擴大試點，2020年前基本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目前，相繼第一批試點18個縣（市、區），第二批試點19個縣（市、區）已經啟動。在此過程中，取得了豐碩成果，但也存在著一系列因素制約其發展。本文著重對影響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的各種因素進行分析，從而找到促進其發展的突破口。

二、影響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的因素分析

（一）人口因素

1、人口的老齡化。依據聯合國將一個國家（地區）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10%或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超過7%定義為“老齡化社會”的標準，從2000年開始河北省農村就已經跨入老年型社會，并且老年人口呈現出加速增長的態勢。2000年河北省老年人口為685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0.3%；2009年為989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4%，高于全國1.5個百分點，9年間全省凈增老年人口314萬。假設全省老年人口每年以年均3%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到2020年河北省老年人口將達到1，365萬，占全省總人口的18%左右，接近中度老齡化社會。未來河北省農村面臨的老齡化問題嚴重。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情況下發生的，并以較為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社會福利事業做后盾，而河北省人口老齡化是在河北經濟實力還不夠強、社會保障體制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出現的。因此，河北省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而物質基礎相對薄弱，“未富先老”格局增加了對農村養老保險的巨大需求。

2、家庭人口的數量。我國農村傳統家庭大多數是擴展型的大家庭，重視家庭和血緣親情關系，農民信任的是家庭養老。家庭養老依靠的是代際“反饋模式”，即上一代撫育下一代，下一代反過來也要贍養上一代。人們的老年風險通過大家庭成員共同承擔是可行的。但是，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農村“三代同堂”式的傳統家庭越來越少，“四二一”的家庭結構愈加明顯，一對夫婦同時贍養四個老年人、撫養一個孩子的結構形成。隨著河北省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大部分土地被工業征用，很多世代以土地為生的農村人轉成了城市居民。但是，由于文化知識、技術水平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是第三產業或勞動密集型產業，收入大多比較低、社會地位也比較低，往往使得他們對家庭人口的供養處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境地，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受到挑戰，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有所提高。

3、人口的教育程度。農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響著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思想觀念的轉變，對新事物、新思想、新觀念的接受程度，并最終影響到他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認識和投保的積極性。隨著社會的發展，河北省農村的文化水平及農民本身素質在不斷提高，但與城鎮居民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農村文化建設總體水平仍然比較落后，發展的速度緩慢。河北省農村教育落后的局面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險的進一步發展。

（二）經濟因素

1、政府的財政投入。政府財政投入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發展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政府對一個地區的財政投入大小影響到該地區的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水平。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得越快，才能在一定基礎上拿出更多的資源來發展社會養老保險事業。并且如果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發展得越高，相應地人民對生活質量和包括社會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服務的需求也會更高，從而又推動了社會養老保險向前發展，反之就會制約社會養老保險的發展；其次，政府財政投入影響養老金的待遇水平。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養老金待遇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基礎養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政府財政投入的多少直接影響到養老金待遇的高低；最后，基本養老保險發展的可持續。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日趨嚴重，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和數量將逐漸下降和減少，而勞動年齡人口是社會養老保險基金的繳納者，因此養老基金的收入減少，養老金支出加大，養老基金收支失衡。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不抵支，需要依賴各級政府的財政補貼，政府對基金缺口的彌補直接關系到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的可持續性。

2、集體補助程度。河北省政府2009年正式出臺《關于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工作的實施意見》規定，有條件的村集體應當對參保人繳費給予補助，補助標準由村民委員會召開村民會議民主確定。鼓勵其他經濟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個人為參保人繳費提供資助。集體補助的高低，直接影響到農民養老基金待遇水平，從而影響到農民的參保積極性。從實際情況來看，政策規定的農民養老保險費集體補助在河北省許多地方很難實現。由于農村集體積累基金來源主要是鄉（鎮）、村辦企業的創收，而絕大多數村集體都因為經濟狀況不景氣，難以撥出專款來補充農民養老保險。鄉鎮企業在農村分布及發展很不平衡，在沒有鄉鎮企業或鄉鎮企業贏利性差的地區，農民根本得不到養老保險的集體補助部分，削弱了農民的參保意愿。因此，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進農村養老保險的發展。

3、農民收入水平。農民的收入水平決定了農民是否能一直交得起保費，也就是能否保持農村養老基金來源的可持續性。雖然近幾年河北省農民收入逐年提高，但相對于工薪階層，其收入預期性低、穩定性差。對于純粹從事農業的農民來說，他們的收入受氣候、自然災害、市場供求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收入很不穩定，即使在一切正常的情況下，農民的資金受農業生產周期的影響也存在較大差異，在生產投入期間資金緊張，在農產品銷售期相對比較寬裕；而那些進入城鎮打工的農民，受到技能、知識以及就業歧視等因素的影響，工作往往不穩定，經常變換工種和就業地點，收入也不穩定。因此，從整體看，農民群體的收入很不穩定。收入的不穩定性客觀上強化了農民的儲蓄意識，重積累、輕消費是農民的基本消費觀念，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養老保險產品這一消費品的需求。另外，如果農民的收入水平更低，農民收入僅僅能夠滿足自己目前的生活所需，就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從而將會大大降低農民參保的積極性。從我國農村養老保險的試點效果上看，東部地區收入較高，農民具有較高的參保意愿，而中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較低，農民的參保意愿較低。因此，農民增收問題也是推進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工作的關鍵。

（三）社會文化因素。受傳統思想的影響，河北省大多數鄉村至今還保留著兒子繼承遺產與養兒防老的習俗。家庭保障仍然是農村居民認為最合理、最可靠的保障。農民多將自己對子女的撫養和教育費用看作是一種未來將在養老上獲得收益的投資，他們的養老資源將來要靠子女來提供。改革開放以來，有的農民對國情有了深刻的理解，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增強了，但由于政府的宣傳、引導、支持力度有限，大部分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性質、意義和作用并不十分了解。由于曾經基層政權機構和干部的亂收費，一些干部的貪污和腐敗行為致使有的農民擔心繳納的保費將來無法兌現等，許多農民對于新型的養老方式――養老保險持懷疑態度，不愿意接受。另外，養老保險的收益要經過一個較長時間才能體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各種不確定因素的存在也影響著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四）法律因素。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法律保障機制是新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模式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養老保險制度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它涉及到勞動者代際之間或生命周期收入的再分配問題，這些都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來支撐。養老保險的管理涉及很多的社會群體、管理部門及管理人員，要保證其高效運轉必須有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明確界定其權利和義務關系。長期以來，河北省乃至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直是依靠各級政府的政策、文件進行引導，強調農民在自愿基礎上參加的原則，但政策并不具備法律效力，政策的執行情況無法可依，造成了各地農村養老保險的建立、撤銷，保險基金的籌集、運用以及發放等沒有正規的法律程序來保證它的順利實施，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使農民缺乏安全感。結果導致農民更偏好把錢留在自己手中，不去參加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五）制度因素

1、繳費水平。新農保規定個人繳費標準目前設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個檔次。農民在繳納保費時，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收入水平來選擇適合的檔次，但由于河北省多數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偏低，農民對養老保險缺乏了解，所以大多數農民投保時都選擇了最低的100元/年。如果參保人從16歲開始繳費，交到60歲，假設參保人所繳保費以及地方政府補助都存入銀行，以年利率3%計算，他的個人賬戶全部儲蓄余額為11，923元，所以到60歲時河北省農民個人每月最多才能領取140元養老金（85元來自個人賬戶、55元來自政府補貼）。與目前的物價及生活水平不斷上升相比，保障水平顯然有些偏低，從而影響了農民的參保積極性。

2、基金管理。社保機構負責新農保基金的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目前，基金實行的是縣級管理，存在著基金分散、運行層次低和難以形成規模效益的問題；經辦單位基礎設施落后，人員編制缺位、業務素質偏低，很多基層經辦人員不熟悉業務流程、對新農保政策把握不準，工作效率低、工作漏洞多，難以適應新農保制度的快速發展。

3、基金的保值增值。農民購買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投資形式，農民在投保前對投資收益率的預期將會影響農民的參保行為。農民對投資收益的預期實際上考慮的是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目前，新農保基金在資金運用上，主要是購買國債或存入銀行。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受到銀行利率、通貨膨脹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目前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盡管銀行利率多次上調，保險基金也很難實現增值。如果收益率尤其是個人賬戶收益率過低，農民長期繳費意愿將大受影響。

三、結論

以上從人口、經濟、社會文化、法律和制度等方面，對影響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的因素進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結論：第一，人口老齡化和家庭人口數量的減少將增加河北省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第二，農民較低的收入水平、薄弱的保險意識、較低的受教育程度，法律保障的缺乏以及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缺陷是制約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的關鍵所在；第三，政府和集體的財政支持是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可持續性發展的強大動力。河北省需要在國家有關政策的指導下，根據自身實際情況，改善制約河北省農村養老保險發展的不利因素，盡早實現對農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目標。

（作者單位：1.河北金融學院；2.河北農業大學經貿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常旭.河北省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現狀及對策[J].經濟學理論，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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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力：新型城市化是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強活力的關鍵，是干好“一三五”、實現“四翻番”、建設“兩富”現代化浙江的主要引擎

新型城市化，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的關鍵，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等各個領域，貫穿于構建現代創新體系、現代產業體系、現代城鄉體系、現代文化體系、現代社會體系、現代生態體系和深化改革開放等各個方面，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重大發展戰略。

新型城市化是穩增長的關鍵。干好“一三五”、實現“四翻番”，需要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穩增長，既要靠穩定外需，更要靠擴大內需，真正把增長的動力轉到擴大有效投資、促進消費需求上來。城市化恰恰是擴大內需的主戰場。一方面，城市化是擴大有效投資的主要載體。研究表明，每增加1個城市人口可以帶動城鎮固定資產投資50萬元。從我省實際看，城鎮以上投資占全社會固定投資的比重，2000年為68？郾3%，2005年為71？郾8%，2011年達到73？郾5%，占比逐年增長。接下來，建設城市軌道交通、開發城市地下空間、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完善城市公共服務等，都蘊藏著擴大有效投資的重大機遇。另一方面，城市化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途徑。農民市民化，意味著消費觀念的更新、消費結構的升級、消費潛力的釋放。據研究，我省市民的消費水平是農民的32倍以上，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可以拉動住房、醫療、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消費10萬元以上。2012年，我省還有2000多萬農村人口。世界上沒有一個現代化國家和地區的農村人口占比在5%以上，如果我省再向城鎮轉移1000萬以上農村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可想而知。

新型城市化是調結構的關鍵。干好“一三五”、實現“四翻番”，既要速度、更要質量。這個質量，主要是堅持科學發展主題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線，扎實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城市化恰恰是調整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收入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動力源。以產業結構為例，近年來我省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長足進展，同時也存在二產大而不強、三產發展滯后等突出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快推進城市化。首先，城市化是發展服務業的主要動力。城市化過程中人口的集聚、生活方式的變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會擴大生活業需求；城市生產要素的配置、三次產業的聯動、社會分工的細化，也會擴大生產業需求。據有關研究，浙江城市化率與服務業比重的相關系數高達0？郾923，意味著服務業比重變動90%左右的原因可以用城市化水平的變化來解釋。另據實證分析，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對城鎮化率的彈性為0？郾74%，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提高0？郾74個百分點。其次，城市化是提升工業化的重要依托。“工業化是城市化的發動機，城市化是工業化的提升器。”浙江工業化從農村起步，在創造塊狀經濟、縣域經濟特色的同時，也存在產業結構的“低、小、散”問題。到目前為止，浙江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等問題尚未根本解決。這些問題的存在，都可以從城市化滯后中找到根源。只有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才能集聚高端要素、發展高端產業。紹興和義烏、杭州、寧波等地由于城市規劃和配套建設起點較高，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產業集群發展較好；而溫州、樂清等地則受制于相對滯后的城市化，高端要素外流現象較為嚴重，產業發展后勁相對不足。我們應該抓住世界科技與產業革命孕育新突破、便于結構調整的機遇，把發展城市經濟與培育新興產業、改造傳統產業結合起來，構建創新轉型的大平臺，促進產業集聚發展。

新型城市化是惠民生的關鍵。“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市化是順應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選擇。特別要看到，建設“兩富”現代化浙江，必然要求縮小城鄉差距，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統籌城鄉發展、縮小城鄉差距應該是改善民生的主攻方向。改革開放以來，我省高度重視統籌城鄉發展，不僅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而且農村居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已連續12年和28年列全國各省區第一位，城鄉居民收入之比比全國低一個百分點。但是還應清醒看到，對照共同富裕的標準和現代化建設的要求，我省的城鄉差距依然明顯。2012年，我省城鄉居民收入比是2？郾37∶1。城鄉差距為什么那么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生產結構與就業結構扭曲，太多的人口在農村創造和分配相對少的財富，較少的人口在城市創造和分配相對多的財富。以全國為例，2009年農村居民內部的基尼系數為0？郾385，城鎮居民為0？郾4左右，兩項綜合則達到0？郾49。可以看出，城鄉結構扭曲造成的城鄉收入分配差距是財富分配不公平別重要的影響因素。我省2012年城市化率為61？郾62%，滯后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近10個百分點；戶籍城市化率只有31%，存在著嚴重的“半城市化”和“偽城市化”問題。要真正解決貧富差距，必須加快推進新型城市化，加大轉移農民力度，加快人口城市化速度，以城鄉結構調整帶動收入結構調整，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省人民。

新型城市化是增活力的關鍵。在新的起點上推動浙江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增強發展活力。這個活力，主要來自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紅利。新型城市化恰恰是深化改革的主陣地。當前，浙江深化改革的領域包括資源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審批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但重大突破口應是圍繞新型城市化的統籌城鄉改革。第一，統籌城鄉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領域包括城鄉戶籍制度、社會就業制度、土地管理制度、要素供給制度、投資融資體制、行政管理體制等，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戰略性、系統性和帶動性。第二，統籌城鄉改革有基礎有條件。近年來，浙江扎實推進杭州、溫州、嘉興等地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積極開展中心鎮發展改革和小城市培育試點工作，在諸多領域初步形成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體制機制，積累了不少經驗，為改革的突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第三，統籌城鄉改革有機遇有潛力。從全國范圍看，統籌城鄉改革已成星火燎原之勢。從全省范圍看，我們這些年建立的城鄉統籌的體制機制，多數是“一事兩制、城鄉二元”的過渡性制度，尚未從根本上破除城鄉分割體制。這是差距所在，也是潛力所在。我們應當牢牢把握中央大力推進城市化、中農辦確定我省為農村改革試驗聯系點等重大機遇，不失時機地推進統籌城鄉改革，再創浙江體制機制新優勢，再造浙江改革發展新輝煌。

總之，在國際國內宏觀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關鍵時期，在我省人均GDP從10000美元向20000美元跨越的關鍵時期，新型城市化在推進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保障改善民生、深化改革開放中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凸顯，必須擺上更為重要的戰略位置，全力加以推進。

主方向：需要正確把握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城市化速度與城市化質量等重大關系，牢牢把握產城融合、城鄉統籌、質量為重的發展方向

推進新型城市化，需要學習借鑒國內外先進經驗，緊密結合國情和省情的實際，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堅持一切從客觀規律出發，深刻認識若干重大關系，切實做到全面把握、正確駕馭。

正確認識和把握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的關系，堅定不移地推進產城融合發展。城市化以工業化為基礎，工業化以城市化為依托，城市化和工業化需要協同發展。日本、韓國等國家，由于很好地協調了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現代化。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在城市化進程中產業發展沒能跟進，企業結構不合理，就業創業問題解決不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現代化進程出現反復甚至停滯。當然，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有所不同。綜合判斷，浙江面臨的問題，一是工業化相對超前、城市化相對滯后，城市化是“兩化同步”中的短腿。二是浙江工業化正處于從中期向后期邁進的關鍵時期，工業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既要把新型城市化擺上更加重要的位置，盡快把短腿補長；又要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強省、強市、強縣、強區建設之路，推動工業做大做強。兩者的結合點，就是堅持城市發展與產業成長“兩手抓”，把新型城市化與調整產業結構、培育新興產業、發展服務業、促進就業創業結合起來，推進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融合發展、同步發展、協調發展。需要說明的是，加快推進城市化，正是要為工業化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發展條件、發展空間。也就是說，抓城市化，就是促工業化。我們推進的新型城市化，本質上應當是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城鄉、產業、人口資源環境統籌發展的城市化，兩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

正確認識和處理把握新型城市化與新農村建設的關系，堅定不移地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按照人口學的定義，城市化，就是把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按照經濟學的定義，城市化，就是農村經濟轉化為城市經濟的過程；按照社會學的定義，城市化，就是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無論哪一種定義，城市化都內在地包含了“三農”問題，推進新型城市化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只有重視了新農村建設的新型城市化，才是真正完整的城市化；只有在新型城市化的宏觀背景下推進新農村建設，才是名至實歸的新農村建設。我們不能只重視城市、忽視了農村，只重視工業、忽視了農業，只重視城市收入提高、忽視了農民增收，必須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統籌推進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正確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同步發展、融合發展。同時應該看到，城鄉均衡用力、均衡發展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國際經驗表明，農業生產總值在地區生產總值中的比例持續下降，是一個世界性的規律；農村隨著人口向城市遷移而萎縮集聚，是一個世界性的趨勢。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將更多的農村人口從產出日益降低的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到城市，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我們統籌城鄉發展，不要簡單地加大農村投入和鼓勵農民離土不離鄉，而要借鑒國際經驗，順應發展規律，跳出“三農”抓“三農”，實施以城市化為主導、以城帶鄉的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通過有效減少農民，使少量的農民擁有相對多的農業資源，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實現由農業小生產向工業化大生產的轉換，進而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距和“三農”問題。

正確認識和把握城市化速度與城市化質量的關系，堅定不移地推進質量為重的城市化。2012年，浙江城市化率達到63？郾2%，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但低于同等發達國家水平10個百分點，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約20個百分點。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浙江城市化仍處于快速發展的區間。同時更應看到，當前需要把提升城市化質量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提高城市化質量，涉及內容較多，有三個方面需要特別重視：一是城市化形態。要堅定不移地以城市群和都市區為主體形態，構建與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布局緊密銜接的城市格局，促進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提高城市承載能力，注重歷史文化與現代文明的有機結合。浙江已經初步形成環杭州灣、溫臺沿海和浙中三大城市群，但存在中心城市帶動能力不強、小城鎮集約程度不高等不相協調的問題，需要在下一步工作中努力加以解決。二是城市化目的。城市化目的是要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體人民。從浙江實際看，土地城市化速度超過人口城市化，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不到28？郾30%。據有關研究，按照生活居住、就業收入、基礎設施、城市參與、社會保障等五方面衡量，當前我省農民轉移化程度僅為57？郾3%，農民工轉化為市民的進程不夠快。因此，必須深化改革創新，打破城鄉二元體制，促進城鄉各類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動，著力解決偽城市化、半城市化和被城市化問題，推動農民的就業轉移、居住轉移和身份轉移，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三是城市化理念。新型城市化強調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市化全過程，突出人口、經濟、資源和環境相協調，突出資源集約節約和生態環境友好，突出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對照這樣的要求，浙江城市化還存在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強、生產生活生態環境不佳等突出問題。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建設集約城市、生態城市和智慧城市，努力走出一條城市化的新路子。

主抓手：新型城市化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牽住牛鼻子、找準突破口、抓在關鍵處，以踏石留印的決心、抓鐵有痕的力度，集中精力攻難關、一心一意謀發展

當前，浙江正處于加快深入推進新型城市化、加快提升新型城市化質量的重大戰略機遇期。我們應該分清輕重緩急，抓住關鍵環節，實施重點突破，以更強的決心、更大的力度、更實的舉措，切實提高新型城市化水平。

圍繞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區發展，穩妥調整行政區劃、深化管理體制改革。破除城市群和都市區發展的障礙，重點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是適時調整行政區劃。要適時進行撤縣設區工作，適當增加長三角中心城市和省域中心城市的設區數量，除杭州、寧波外，爭取其它各市設3—5個區，擴大中心城市規模實力，引導高端要素和創新活動向中心城市集聚。二是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從實踐層面看，制約城市群和都市區發展的主要障礙是行政管理體制。基于地方利益考慮，各地城市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的非合作博弈，使得各地城市政府的橫向合作關系發展受到阻礙。部分地方有意識地限制生產要素的跨行政區流動，制約了區域性的公平、有序與自由競爭的統一市場形成，限制了都市區和城市群的發育壯大。要推進擴權強縣改革并向兩頭延伸，加強市一級統籌經濟社會發展、資源配置和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等職能，賦予強鎮城市建設綜合執法權以及社會治安、環境保護、就業保障等社會管理權限，區域相對獨立、實力相對雄厚的縣（市）可探索進行省直管縣試點工作，區強縣弱、綜合實力較強的市可探索市管縣財政體制。

圍繞產城融合發展，切實強化產業平臺的城市功能和城市新區的產業支撐。沒有產業支撐的城市，是不可持續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功能配套的產業，是不可持續的工業化。要堅持新型城市化與新型工業化同步謀劃、同步推進，切實強化“兩化”互動、產城融合的理念，做到時間上同步演進、空間上產城一體、布局上功能分區、產業上三產融合，真正構建起城市提升產業、產業支撐城市的發展機制。一要強化產業平臺的城市功能。省級產業集聚區、各類開發區（園區）、現代服務業集聚區以及鄉鎮工業功能區等，都要堅持造區與造城相統一，做到產業平臺和城市建設有機銜接，既要引導產業向園區集中，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海洋經濟、先進制造業和高效生態農業，加快推動傳統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又要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高效能管理，注重綜合功能配套，不斷增強產業集聚區的城市配套、科技支撐、生態保障和生產生活業等功能，努力打造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的示范區、產城一體的城市新區。二要強化城市新區的產業支撐。城市新區是承接老城區產業、人口遷移的重要載體。近年來，我省城市新區發展迅速，杭州新城、寧波東部新城、溫州甌江口新區、金義都市區新區等強勢推進，一些中小城市也開辟新區以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建設城市新區，既要高起點規劃，完善城市功能，增強承載能力，又要發展相關現代產業、強化產業支撐，防止出現所謂的空城、唱“空城計”和“鬼城”，實現產城聯動發展。

圍繞城鄉統籌發展，積極穩妥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統籌城鄉發展，目標是城鄉一體化，核心是農民市民化，關鍵是以改革促發展。要抓住中農辦確定我省為農村改革試驗聯系點的契機，總結借鑒溫州、嘉興等地經驗，以縣域為基本單位，以中小城市和中心鎮為重要節點，著力構建城鄉一體的制度體系，逐步實現城鄉之間要素的自由流動。當前改革的重點，一要積極穩妥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對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實行股份制改革，村集體經濟組織按現代企業制度運行，防止內部人控制，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農民對股權享有自由處置權，可以沒有牽絆地自由流動。二要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土地分為農用地、宅基地和建設用地。農用地要在權屬性質不變、用途不變、量質不變的前提下進行流轉，促進土地相對集中，推進農業規模化、產業化、現代化；宅基地用益物權可以變現，也可以跨村（鎮）異地置換城鎮房產或異地建房，實現房產增值，降低入城成本，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同國有建設用地一樣建立土地交易市場，把農村建設用地資源轉化為城市發展的要素，充分激發城市化的動力和潛能。三要積極穩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逐步剝離依附在戶口制度上的身份、職業、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附屬功能，還原戶口本來的社會管理功能。通過在戶籍制度改革過程中，注重之后，農民和市民沒有區別，同等享有城鎮居民的待遇，同時保護農民在原來農村享有的正當權益，堅持自愿原則推進農民轉變為市民。需要說明的是，浙江是農民工的主要輸入地之一，2012年我省農民工總數約有2100萬人，初高中文化程度約占60%。對于外省流入人口，應堅持區別對待、穩步實施，防止造成后患。

篇(5)

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必須走規模化經營之路。在人多地少的中國實現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必然要重新整合土地資源。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城鄉一體化試點改革中，農村土地向規模化集中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這就造成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問題。作為四個試點城市之一的蘇州市，選擇了集中居住這一策略來應對。

作為我國城鄉一體化的四個試點城市之一，自推進“三個集中”（農民集中居住、工業向工業園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工作以來，截至2010年，蘇州市75%的農村工業企業集中到工業園，近35萬戶農戶搬遷住進860個集中居住點，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面積127.3萬畝，占全市承包土地面積的52.82%[1]。

從上述的統計數字可知，蘇州集中居住的失地農民數量巨大，將這一群體統一安置到政府修建的集中社區實現農民居住的城市化，這是一項很大的工程。同時蘇州近些年來加大投入，使這一群體享有同蘇州市民同等的養老、醫療等公共福利待遇。此外，政府還幫助了大量失地農民實現就近就業。蘇州市的這些舉措實現了失地農民的居住、身份和收入的基本城市化。但是失地農民較之市民在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上的差異使得這一群體缺乏對于城市的認同，而長期的城鄉二元格局使得城市居民和這些新進居民間存在著不少的隔閡，失地農民無法在心理上實現真正的融入。

學術界對社會融入這一術語的理解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陳成文等認為學界目前對這一概念有著三種代表性的觀點：基于社會參與視角的“社會排斥論”、基于社會公平視角的“社會融合論”以及基于市民化視角的“移民融入論”[2]。2003年歐盟在關于社會融入的聯合報告中對社會融入做出如下定義：社會融入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它確保具有風險和社會排斥的群體能夠獲得必要的機會和資源，通過這些機會和資源，他們能夠全面參與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以及享受正常的生活和在他們居住的社會應該享受的正常社會福利。社會融入要確保他們更多地參與關于他們的生活和基本權利的獲得方面的決策[3]。在這里筆者所謂的社會融入主要指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在生活方式、職業地位、人際交往、價值觀念等方面被城市居民逐漸同化的一個過程，主要包括經濟融入、文化融入、政治權利融入三個維度，體現的是一種市民化視角的融入。

一、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社會融入分析

（一）經濟融入

經濟融入是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社區的物質保障。蘇州市除了給予失地農民現金及商品房補貼外，在職業培訓與介紹方面也下了大功夫，只要失地農民有意愿工作，基本都能實現從農民到非農職業的轉換。擁有城市化的住宅與職業，有的家庭還能獲得租房收入或者從原來的集體經濟里取得分紅。

據統計，到2012年底，蘇州市農村集體資產突破1200億元，村均收入達到580萬元。同時，新增新型合作經濟組織431個。2011年，新增社區股份合作、土地股份合作和農民專業合作組織354家。到2012年底，持股農戶占農戶總數的比重為96%。①近幾年，蘇州農村人均純收入位于全國前列，城鄉居民收入比例保持在2：1左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根據最新數據，2012年蘇州市市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8 0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20 000元左右，均增長14%以上，②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縮小。

再結合筆者實地訪談的資料，筆者以為集中居住的失地農民總體上相比集中居住前經濟收入有較大的提高，與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步縮小，基本實現了經濟上的融入。

（二）政治權利融入

政治權利涉及市民待遇，是新型城鎮化追求的重要方面，也是城鄉一體化的致力點，即實現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的均等化。2011年，蘇州市將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統一提高到每月500元，在全國地級市中率先實現城鄉低保全市統一標準和全面并軌。2012年，該標準又提高到570元。2012年，蘇州市城鄉養老保險、居民醫療保險全面并軌。③

結合筆者訪談得知，蘇州市集中居住的失地農民已不再是農村戶口，基本不再有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的稱謂，統一為城鎮戶口，享受同樣的戶籍待遇。這是蘇州地區戶籍改革的一大亮點，對于破除舊有的固化城鄉差距的制度走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對于我國其他地區實現城鄉一體化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因而，從政治權利融入角度來看，集中居住后的失地農民將與城市居民無異。

（三）文化融入

文化融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包含了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人際交往等諸多內容。盡管失地農民在經濟上縮小了與城市居民的差距，但是從一個熟悉的生活環境驟然進入一個相對陌生的文化環境，要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然要經歷陣痛。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如何降低這一陣痛帶來的危害就值得人們來思考了。結合實地的訪談，筆者認為蘇州市集中居住社區失地農民在文化融入方面的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活方式的不適應

由于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改革的需要，蘇州市大部分農民都是響應政策號召的被動城市化，而被動城市化群體在融入城市社會過程中往往面臨著素質障礙，如失地農民文明素養不高，缺乏現代市民意識[4]。筆者在與集中居住社區的居民訪談時得知，不少居民對社區城市化的居住方式不習慣。以前在農村主要是獨門獨院的平房，而今則是樓上樓下，從農村沿襲過來的一些不好的生活習慣，如從樓上往下潑水、隨地倒垃圾、在樓梯道里放置雜物、在草坪或花壇里種菜、在樹上拉繩子晾曬衣物、在樓下生爐子等等，這些不太文明的生活方式對于社區的環境衛生及管理造成了干擾，尤其是由此引發的鄰居間的爭執時有發生。城市生活方式的嚴格、規范與農村生活方式的自然與隨心所欲存在著斷裂與矛盾。

2.人際交往的疏離

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原來的熟人居住模式被打散。失地農民從熟人社會驟然進入一個相對陌生的社會，原來的人際關系網被打散，而新的關系網又沒建立，導致了人際交往的真空化。居民間由于陌生與戒備，交往少，一旦發生矛盾，對今后的鄰里關系會造成很大的危害。人是社會人，需要社會關系來滿足人們的交往需要，而陌生的居住環境在短期內難以滿足居民的情感需求。失地農民的社會交往既保留了農村的特點，又具有些許城市的特征。城郊農民盡管在身份上已經轉換為城市居民，但沒有實現角色內涵的轉變。一方面傳統的農村社區是一個由血緣、親緣、宗緣和地緣關系結成的互識社會，他們對傳統農村社區在情感和心理上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而且前期社會化所形成的角色規范與城市居民的角色規范有著很大差異，被動的市民化使得農民角色被中斷，而新的市民角色屬性在短期內又很難形成。因此在融入城市生活過程中，生活處境比較艱難[5]。因而這些集中居住社區居民人際關系網的建構不是很順利，居民間關系淡漠。

3.社區認同感與歸屬感低

由于集中居住的社區建立的時間都較短，且人口的高密度以及居住的高層化及生活節奏的高速化，這些都加劇了社區居民間的陌生感，同時居民間又缺乏必要的交流與溝通，因而社區仍屬于一個陌生人社會。其次，社區的規劃沒有征求居民的意見，令居民不滿。第三，集中居住的社區地理位置不是很好，交通雖便利，但是有一些資源較為缺乏，譬如筆者實地考察的一個集中社區，附近缺乏比較好的教育資源，因而不少居民在搬進來后又由于學區的原因搬走。第四，社區居委會成立時間短，各項活動和事業難以迅速開展，且不同的社區擁有的資源不同，新成立的社區居委會相比較村委來說知名度與威望不高，又由于當前城市居委會職責的模糊性，因而對居民服務的意識不強，從事的工作以行政性事務為主，與居民的互動不多。諸如此類的原因導致居民對于所住社區的認同感與歸屬感普遍不高。

4.觀念轉變滯后

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對于新的集中居住的生活方式往往在價值觀念上還存在障礙。出于對土地的感情，年紀大的失地農民總想著找點事做，總想著與土地建立起聯系，筆者在實地調查的幾個社區都發現不少花壇或草地被開墾成一片片菜地。“如果不在地上種點什么就感覺生活里像缺了什么一樣”，費老說中國傳統社會實際是一個鄉土社會，對于土地的眷戀是中國農民的典型特點。所以，盡管這些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基本脫離了土地與農業，但要他們迅速改變延續了幾十年的生存方式以及在土地基礎上建立的一套信念，這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而相對于中老年人來說，年輕一輩則相對開明，優越方便的居住環境、時尚的娛樂休閑文化對他們的吸引力較大。其次，年輕一輩們較少甚至沒有從事過農業勞動，農村的生活在他們的眼里是落后、窮困、閉塞的代名詞。當然，這與年輕人思想觀念的易塑性與多變性有關，因而他們的適應性明顯較中老年人強。但是，年輕一輩出于“來自農村”這一舊有觀念的影響，在與所謂城里人交往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帶著一份自卑。這是因為由城鄉分割的制度安排造成的城鄉居民之間的社會心理隔閡很難在短期內消除[6]。要讓這些年輕一代摒棄傳統的偏見，樹立起自信同樣不是一件易事。

無論是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如何逐漸走出根深蒂固的舊有觀念，從而真正接納融入新的城市文化是十分重要的。除了傳統觀念作祟以外，集中居住的方式無形中也強化了這種情感共鳴。美國學者艾利森―戴維斯曾提出一種從社會文化角度來解釋的貧困文化理論，認為：窮人由于長期生活于貧窮之中，結果形成了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體系等。一旦此種“亞文化”形成，它便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后代）發生影響，從而代代相傳，使貧困本身得以在此種亞文化的保護下維持和繁衍[7]。同理，正是由于集中社區內多數是失地農民，交流互動仍然是以農村文化為主，居民互相影響，必然會妨礙對于城市文化的吸收與接納。杜洪梅同樣認為集中安置方式強化了被動城市化群體對傳統社會的記憶，阻礙了其對城市社會文化的認同[4]。

5.缺乏身份認同

部分失地農民從農村社區走進城市社區以后還會對角色轉換產生心理抵觸情緒，融入社區困難[8]。盡管集中居住后的失地農民從戶籍身份上轉換為市民，但在身份認同上仍然存在問題，意即失地農民盡管居住和身份實現了城市化，且工作也不再以傳統農業為主，但是在心理層面仍然不認同自己是城里人。筆者在與集中居住社區的居民談到是否感覺到自己已經是城里人這一問題時，多數都表示“不清楚”。可見，失地農民缺乏“我是城里人”的身份認同。朱平翠在調研江蘇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的身份認同時，同樣認為失地農民在工作方式和戶籍等制度層面上雖然具備了城市人的特征，但是在與市民身份緊密相關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方面仍然有待轉變[9]。

二、三位一體的管理與服務創新

結合上述對于蘇州市集中居住社區的實地調查和分析，筆者以為要實現失地農民集中居住后的社會融入，必須遵循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理念，堅持以人為本的宗旨，通過政府、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三位一體的管理與服務，推動集中居住社區居民實現良好的社會融入，從而實現地區的穩定與發展。

1.政府部門

各級政府部門要切實履行行政職能。首先，要在實地考察與征求居民意見后進行居住區規劃，尊重居民需求體現人性化。其次，政府部門要踐行“小政府、大社會”的管理理念，界定清楚政府和社區居委會的職責權限，減少社區的行政性事務的比例，還社區居委會自主權與決策權。同時，積極鼓勵支持各種社會組織的建立，實現居民真正的自治與自主。第三，政府部門要加強集中居住社區的新型文化建設，繁榮社區文化。第四，在今后的失地農民集中居住時，試點“集中式的分散”，即不再一刀切地將所有失地農民統一到一個社區，而是實現原有城市居民與失地農民混居。

2.社區居委會

社區居委會作為居民自治性質的組織，必須清晰界定社區和政府的職責，盡量減少社區的行政性事務，以騰出更多的時間來為居民辦實事。其次，對于那些新成立的集中居住社區，社區居委會在建立后的第一要務就是盡快將各項工作制度建立起來，保障社區基本的運轉。社區工作者要深入群眾，到居民家中進行訪談，切實了解居民所思所想，建立與居民的深厚聯系和良好的關系。再者，社區居委會及其工作者要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針對這類社區居民互不熟悉的實際，牽頭舉辦各種聯誼會、文藝晚會、興趣小組等活動，以此來加強居民間的互動，滿足居民人際交往需要，提高居民對于社區的歸屬感，使社區居民逐步接納并融入到新的城市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