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環境問題解決措施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韶關市市委書記江凌

韶關礦產資源豐富，是全國有名的“有色金屬之鄉”，形成了以鋼鐵、有色金屬為主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由于規劃，產業布局等深層次原因，也催生了不少環境問題。

借此次中央環保督察東風，韶關全市各級黨委政府各部門擰成一股繩，著力解決了一批以有色金屬產業為主的環境老大難問題，綠色礦冶發展之路邁步向前。

迎督察

領導包案 責任到人

“不拼環境、不拼資源、不拼速度，在鞏固珠三角地區綠色生態屏障的同時，探索將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的有效途徑。”

2016年年初，韶關市委書記江凌上任韶關伊始就提出了生態立市，謀劃綠色礦冶的發展理念。此次中央環保督察正契合了這一發展理念。

2016年11月28日，中央環境保護第四督察組督察工作動員電視電話會議后，江凌就保障、配合中央環保督察工作進行了指示和部署。

“各縣市區及部門都要高度重視督察組交辦的舉報案，主要領導要牽頭研處并跟進落實，決不能簡單批轉。”江凌要求，韶關各地各有關部門要把握機會，認真梳理出韶關市長期存在、社會高度關注、上級持續督辦的突出環境問題，加大解決力度，研究具體解決措施，借助這一機會將問題解決到位。各縣（市、區）要強化環境保護意識，要始終堅持綠色發展，走綠色發展之路；要強化環境監督執法，嚴厲打擊所有非法開采、破壞環境的行為，堅決取締環保不達標的企業，守住生態底線。

韶關市委副書記、市長駱蔚峰也多次對中央環保督察交辦案件作出批示，并主持專項工作會議，就如何做好案件辦理提出具體要求。

督察進行時

立行立改 從嚴從快

“南雄市帽子峰、瀾河、百順存在非法開采稀土礦資源。”這是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韶關的第8批21號件。

對于該類破壞生態的件，韶關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主要領導批示南雄市要認真查處，嚴肅追責，并將案件轉交監察部門。

韶關市公安、國土、環保等部門和有關專家立即組成督察組前往南雄市督辦，南雄市迅速成立了以市長任組長的調查處置工作組，抽調精兵強將，利用所有科技手段對案件展開調查。

“無人機在天上進行區域‘偵查’，發現可疑非法開采點后，地面‘部隊’立馬攜帶檢測設備進行地毯式排查。”參與辦理此件的執法人員坦言，環保、公安等多部門無縫辦案，天上地面協同作戰，這種陣勢堪比禁毒行動，顯示出韶關重拳打擊環境違法行為的決心。

此外，案件調查組還邀請核工業二九研究所專家對帽子峰鎮和瀾河鎮礦點現場進行取樣分析和技術鑒定，及時查明和認定了帽子峰鎮、瀾河鎮存在的非法_采稀土礦行為。

立行立改，從嚴從快。查明違法行為后，南雄市即時成立了專案組，對案件進一步開展偵查，依法依規嚴肅查處了責任企業和責任人，同時著手對礦點現場開展全面治理修復。南雄市紀委和市檢察院也及時介入，嚴肅執紀問責查處涉事干部職工。

據統計，韶關市接辦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案件29批次共60宗，目前均已辦結。其中，立案12宗、罰款58萬元、追繳排污費74830元、責令立即改正12家、限期整改（改正）33家、責令停產整改10家、關閉5家、約談71人、問責32人、刑事拘留14人，有力地打擊了環境違法犯罪行為，及時解決了一批群眾反映強烈的環境問題。

后督察

自查自糾 整改到位

仁化董塘有色采礦冶煉企業污染、翁源炭坑電站影響飲用水源、仁化銀海等企業污染……以上案件，多是近年來反復投訴的環境老大難問題，涉及到規劃、企業搬遷、利益糾紛等復雜因素。

韶關市環保局相關負責人介紹，中央環保督察組交辦韶關的60宗案件中，重點案件有20件，幾乎都是上面提到的環境老大難問題。

篇(2)

關鍵詞　發展；環境治理；新途徑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83-0032-01

0　引言

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十分迅速，近幾年已經連連取得突破，人均GDP水平正在穩步上升。但隨之而來的是環境的破壞，各種環境污染極大的制約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腳步。而且目前國內的污染情況比想象的要嚴重的多，許多地方的水資源污染已經影響到人們的飲水和生存。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是針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基本國策，為促進國內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奠定了基礎。如何有效治理環境問題，仍是現下需要研究的重點。

1　導致國內環境問題嚴重的主要原因

導致國內環境問題嚴重的根源是人類的生存活動，分析導致國內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需要從人入手。

首先，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的發展觀已經走入了誤區，政府單純的認為經濟發展就等同于社會發展，只有提高經濟發展的速度才能夠解決國內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問題，才能夠追趕發達工業國家的腳步。這種思想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單純的經濟發展缺乏成熟的政治文明做后盾，導致社會發展失去協調性，環境污染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目前仍舊有人認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在模仿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模式，先發展再治理，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路徑[1]。但是這一觀點并未從中國的實際資源情況深入分析。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各種資源相對緊張，各種資源和環境問題很可能在經濟發展取得較大成效前蜂擁而至，導致經濟發展難以承受環境壓力。因此，堅持科學的發展觀，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長久利益的遠大戰略，也是必然要求。

其次，國內目前缺乏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規范，現有的法律規范結構也不合理。沒有完善的制度規范人們的行為就不能夠有效的實現環境的保護。目前國內的許多法律法規的側重點是如何防治污染，尤其是工業污染，但是卻很少提到保護生態環境，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漏洞[2]。而且，許多法律規范僅僅對如何治理環境問題的根源做出了相關對頂，忽視了由根源引發的區域性污染的治理規定。總體來說對于污染后的治理進行了規定，但是忽視了最根本的環境保護規定。

最后，環境污染也是科技發展帶來的弊端。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污染性較為嚴重的物品被發明和使用，雖然極大的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促進了社會的進步，但是也為環境的發展制造了沉重的壓力。空氣污染和水資源污染都與科技發展有緊密聯系，也是當前需要大力整治的主要環境問題之一。

2　提高環境治理新途徑

提高環境的治理，需要從環境污染的根源入手。因此，解決國內的環境問題還是要從人入手，落實有效的解決措施，才能夠實現環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總體來說，有效治理環境污染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是提高環境治理效果的關鍵因素。政府為環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規，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主導力量，政府的決策直接關系到環境發展和經濟發展的方式和影響程度。因此，政府需要做好引導工作，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鼓勵企業采取保護環境的生產模式，向大眾宣傳環境發展的重要性，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規范人們的經濟行為，營造整體保護環境的氛圍[3]。加強政府的強制性只能也是保護環境的必然措施，對違反相關法規，污染環境造成影響的一律從重處罰，對各級執政單位的執政策略也要進行監督，發現以犧牲環境換取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律嚴肅處理。政府部門作為社會的管理階層，具備管理社會行為的權利和責任，只有正確意識到自身保護環境的責任，充分發揮保護環境的權利，才能夠實現政府部門在環境保護工作中的主導作用。

其次，環境的保護不能夠僅靠政府采取措施來完成，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配合。人民群眾是社會發展的基礎，也是實現社會行為的主體，當然更是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引導大眾正確認識環境污染行為的危害，正確進行經濟行為，積極參與環境保護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點。目前，許多國家都發起了社會生態環境保護的各種公益性活動，掀起了全球綠色發展的新熱潮，國內也大力宣傳低碳生活，提倡人們保護環境，減少污染，極大的促進了國內環境保護的效果[4]。

最后，重視對企業行為的管理也是十分必要的，企業的工業化污染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元兇。嚴格審查企業的廢氣及污水處理設施的建設，對造成污染的企業進行從重處理，建立嚴格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制度，實現工業的可持續發展。

3　結論

總之，隨著人們對環境破壞所導致的一系列問題有了進一步明確的認識，生態環境保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從整體角度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營造良好的生存環境是新時期政府需要引導和大力支持的重要工作，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實現提高環境治理新路徑的實施，完善現有的環境保護制度，為進一步促進環境和經濟協調發展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歐陽恩錢.環境問題解決的根本途徑：多中心環境治理[J].桂海論叢，2005（6）.

[2]樓蘇萍.西方國家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途徑與機制[J].學術論壇，2012（3）.

篇(3)

環境治理體系重構環境NGO企業公眾參與

環境是人類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環境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人類生活質量的好壞。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緊隨而來的卻是環境污染、生態環境破壞等一系列環境問題。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如何正確處理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如何對環境問題開展及時有效的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思考和討論的主題。于是，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環境治理體系對于環境問題解決的重要性則不言而喻了相互。

一、我國傳統的環境治理體系及其弊端

（一）我國傳統的環境治理體系

多年來，我國在環境問題的治理方面一直奉行著政府絕對主導的環境治理結構，政府在環境治理問題上“大包大攬”，而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組織（NGO）、公眾等在環境治理問題上的地位微乎其微。

（二）我國傳統環境治理體系的弊端

近些年，單純的依靠政府進行環境治理的模式已經不足以解決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我國傳統的以政府為絕對主導的環境治理結構的弊端日益顯現。

首先，雖然政府在環境治理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政府也并非萬能的。政府在環境治理的過程中也會受到決策信息不全面、不充分、不對稱，利益集團利益訴求，決策判斷失誤，體制不健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政府在環境問題治理的過程中也會出現“政府失靈”的問題。

其次，在我國政府之外的，企業、非政府性質的環保組織（環境NGO）、公眾等參與環境治理的程度不高。這些主體作為環境問題的利害關系者，有權利更有義務參與到環境治理活動中去，作為非政府力量的代表，他們有著政府在治理環境問題中所不具有的優勢地位，對于我國更好的治理環境問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在我國環境治理中不能一味地依靠政府的作用，而應該極力的去探索和構造新型的環境治理的體系。

二、我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構

（一）政府依舊在環境治理中承擔主要職責

即使政府在環境治理中可能存在著“政府失靈”的風險，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政府對環境治理的主要作用，政府依舊應當承擔主要的治理責任。但是，政府的在環境治理體系中的主要作用絕不同于傳統的政府絕對主導的地位,政府應當改變以往“權威性”的環境治理角色，應當只是環境治理的“領頭羊”，其他主體應當發揮重要的作用。

（二）作為市場機制的企業，應當自覺參與環境治理，擔負起其應負的義務

企業天生就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參與環境的治理無形中會增加企業的運作成本，這便導致了企業在實際的環境治理中起到的作用不大，但是企業作為環境問題的最主要制造者，其理所當然的應當承擔起環境保護的義務。除了依靠國家通過強行性的法規規定的如“誰污染誰治理”等規則強制企業承擔環境治理責任之外，作為市場機制的企業也應當認識到其社會責任，主動地采取措施為環境治理和保護提供支持。

（三）環境保護的非政府組織（環境NGO）應當充分發揮其作用，作為環境治理的重要補充

非政府組織（NGO），是指一個不屬于政府，不由國家建立的，通常獨立于政府的有組織的群體。近些年，隨著以環境保護為目的而成立的環境NGO的不斷發展壯大，其作為社會力量的代表，在環境保護和治理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環境NGO作為一個非政府的組織與個體的“利己心”不同，可以實現“擴大化的自我利益”，并使人們認識到個人的自我利益可以通過他人利益的實現而最大化，最終實現“利他”。其次，環境NGO與政府權力的強制性相比更具有親和性和可操作性，可以有效的搭建個人和政府之間溝通的橋梁，協調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沖突，促進政府環境政策的有效實施，避免“軟政權”現象，從而實現環境治理效益的最大化。

從目前我國環境NGO參與環境治理的現狀來看，效果不盡理想。不僅在數量上不能滿足我國環境治理迫切性的需求，而且在其規模和實力上也相對薄弱，在其參與環境治理中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因此，我國應積極鼓勵環境NGO廣泛參與到環境治理的體系中，對環境NGO進行支持和引導，作為環境治理的有效補充。

（四）公眾參與在環境治理體系中應該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由于環境的公共利益屬性，所以環境問題治理關系到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并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些人的職責或義務。公眾作為環境問題的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其有權利參與到環境治理中去。同時，每個人在生活中難免的或多或少的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因此公眾也有義務參與到環境治理之中去。

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公眾對環境立法、執法、司法、監督等多個環節的參與，主要包括聽證、舉報等方式；其次，公眾對于環境污染生態破壞開展的自救措施。

我國雖然規定了一些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方式，例如：來信、來訪、舉報、聽證等，但是當前我國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現狀并不理想。原因包括：首先，我國民眾參與環境治理多流于形式，缺乏實質性的方式和手段的規定。拿環境聽證制度來說，存在很多“聽而不證”、“聽而不取”、“假聽證”等現象，同時公眾參與聽證的范圍狹小。其次，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意識不強。

三、結語

總之，新形勢下面臨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和環境治理形勢，我們應當一改以往政府絕對主導的黃精治理體系，構建一個“政府為主、企業自覺；非政府組織補充，公眾廣泛參與”的自上而下的立體的新型環境治理體系。從而更好的解決環境問題，為我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構建，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王樹義.環境法系列專題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419.

[2]白瑞清.環境治理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0.

篇(4)

畢馬威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事務全球特別顧問伊弗·德布爾（Yvo de Boer）向《中國經濟周刊》指出：“中國在排名上屬于第一梯隊。這表明，中國在環境、水、城市、材料、交通等領域使用了很多財政政策，中國也在積極推行碳排放交易，相信越來越多的省份會開始推行。”

《指數》收錄了畢馬威認為能夠代表全球企業投資活動主要份額的21個主要經濟體。研究團隊分析發現，自2011年1月以來，所研究的21個國家推出了至少30項新的稅務獎勵、處罰或重大規章修訂措施。

在使用綠色稅懲罰措施方面，新興經濟體表現不太相同。中國和南非的力度大于美國和加拿大；而巴西、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等國，又不及美國和加拿大。

不過，一個國家在《指數》中排名較高并不表明該國的環境就一定更好，它只表明該國在利用稅務制度影響企業行為和實現環保政策目標方面，比其他排名更低的國家更加積極。

“我們所統計的，只是每個國家有多少相關的稅收政策，而不是去看這個稅收的好或壞。”伊弗解釋說，“如果說將來我們關注點變了，排名也可能發生變化。”

伊弗·德布爾指出，各國政府可將《指數》作為一個參考、借鑒。“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政府用稅收或其他的激勵政策鼓勵創新和可持續發展，《指數》可以幫助他們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同時，我也希望《指數》可以為企業提供一些幫助，尤其是我們那些大型跨國企業。因為現在的政策環境對跨國企業投資非常重要，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投資機會時，需要了解各個國家的稅務政策以及激勵措施。企業在投資時可以看參考。”

伊弗希望這份報告將來可以涵蓋更多的國家，并可以對不同稅收政策的效率進行比較。

專訪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執行秘書伊弗·德布爾：

給環境定價，各國不能各自為政

伊弗·德布爾2006年被任命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執行秘書。在位4年，協調全球各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舉步維艱，但他不懈怠地游說各方，并常批評各國政府行動遲緩，他稱自己是“整個進程的良心”。

2010年，伊弗因對《哥本哈根協議》失望而宣布辭職。轉入畢馬威后，伊弗開始更多地從企業的角度再度審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政府制定了方向，企業要給出結果。”

《中國經濟周刊》：你怎么看待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目前所處的不同階段，二者應該分別做怎樣的努力？

伊弗：對于發展中國家或新興國家，他們現在主要的關注點，第一是脫貧，第二就是給人們一種體面的生活。而工業化國家，人們本身已經比較富裕，他們對以上的問題不是特別擔心。前者在給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的同時，也要減少對于環境的負面影響。而后者要做的就是改變已有的生活方式，盡可能地降低對于環境的影響。所以不管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他們的目標是一樣的，不過起點不一樣。

歐洲和北美的工業化，是在本身對環境問題沒有太多了解的情況下進行的。當時，他們對很多環境問題都不是很了解。

雖然所有國家都應當參與到氣候變化問題解決中，但不是每個國家承擔的義務都相同，各個國家根據國情、經濟發展狀況采取最合適的方法。我們應該明確保護環境不是為了別人，也不是做慈善，而恰恰是為了自己。

《中國經濟周刊》：中國對環境問題是越來越重視，但像霧霾天氣，你認為中國政府要治理這些情況，應該從哪些方面入手？有哪些有效的應對舉措？

伊弗：我認為中國政府在能源效率這一塊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如果把能效提高，排放也就得以減少了。我們可以在工業以及電力領域投入更多現代化技術。現在，越來越多的汽車走入中國尋常百姓家庭，如果汽車采用更多的清潔技術，排放就可以相應減少。而且中國很多省份采取的碳排放交易，恰恰是一種激勵措施，能讓私有領域減少排放。

《中國經濟周刊》：我國對新能源企業支持力度非常大，但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說過一家中國光伏企業——無錫尚德正遭遇發展困境，你怎么評價新能源企業的發展？

伊弗：對這家企業我不熟悉。但我老是聽人家跟我說再生能源太貴了，但真正的原因是化學燃料太便宜了。在產品定價的時候，沒有把污染因素考慮到定價里頭來。假設全球的各個行業都把為污染付出代價的因素考慮進去，在能源行業，可能50%的利潤都不見了，如果講到消費品行業，可能200%的利潤都沒有了。我們沒有把污染的因素涵蓋在定價里，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的風能、太陽能現在發展非常困難的原因。

但是這個方向是不變的。我認為可以打造一個比較智能的稅收系統。比如對于個人收入包括企業收入，可以把稅收降低，但是對于那些污染行為可以把稅率提升。

《中國經濟周刊》：你認為從稅收角度是解決或者分析環境問題的最佳方式嗎，是否還有其他方式比這個更有效率？從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來看，我們在環境保護方面應該有哪些突破？

篇(5)

關鍵詞：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誤區；農村環境治理；法制建設

中圖分類號：F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12-0081-03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工業化技術向農村生產領域的滲透以及城市污染向農村地區的轉移，農民自身生產、生活方式的影響，在城市環境趨于好轉的同時，農村環境卻逐漸惡化，這不僅干擾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更直接危害農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環境問題沒有城鄉差別，日益嚴重的農村環境問題在波及城市環境的同時，更會通過農業食品鏈條給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帶來隱患。因而，關注農村環境，致力農村環境問題解決，不僅僅是農民的事情，而應得到全體社會成員的關注。

自上世紀以來，農村環境問題作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受到黨和國家政府的高度重視。2008年國務院召開了全國農村環境保護工作電話會議，把農村環境綜合治理工作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隨后國務院在其轉發的《關于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意見》中指出：“開展農村環境連片整治，是加快推進農村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舉措，是生態建設示范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現階段建設農村生態文明的有效途徑。”[1]以此為契機，農村環境問題治理得到了國家、各級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關注并得以在我國廣袤的農村大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與此同時，我國學者也一直關注農村環境問題，他們認真調查農村存在的環境問題，仔細分析農村環境問題的成因并具體設計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對策，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學術論文的形式體現出來，以供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實踐借鑒。

盡管我國政府對農村環境問題高度重視，我國學者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也極為關注，但我國的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并未取得實際成效，農村環境問題依然嚴重，這一切都昭示著我國在農村環境治理環節存在著阻礙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開展的某種問題，只有找出這一問題并加以解決，才能推動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順利進行。為此，筆者在概覽學者關于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的學術文章的同時，又深入蘇北農村地區進行調研，對蘇北地區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種類及其成因進行了詳細了解和深入分析，發現我國農村地區環境治理工作踟躕不前的癥結所在，那就是無論是我國政府，還是國內學者，其在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環節出現了偏差或錯誤，沒有正確把握我國農村環境問題涉及的范圍、存在的類型以及產生的根源。為了消除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的障礙，有效推動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認真分析當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認知誤區并及時加以糾正，為此，筆者以在蘇北地區農村的實際調研資料為基礎，并對照我國學者有關農村環境問題的理解觀點，對當前我國農村環境治理環節中存在的關于農村環境問題的認識誤區予以具體分析，并提出相應的糾正對策，以期能掃除我國農村環境治理停滯不前的基礎，以推動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和農村環境治理目標的最終實現。

二、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誤區

由于受到傳統環境保護和治理觀念的影響，再加上社會各界缺乏對農村及其環境的深入了解，而且在當前“城市中心主義”的模式下，國內民眾在用看待城市環境問題的眼光來看待農村環境問題的同時，又把本具有同質性的農村環境問題看作是不同于城市環境問題的異類，在此種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國內民眾在理解農村環境時難以避免地會出現認知偏差。具體而言，當前國內學者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誤區：

1.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范圍不全面。由于人類最早接觸的環境問題是污染問題，而且長期以來人們所關注的城市環境問題也主要是城市污染問題，再加上農村環境問題進入人們的視野而獲得關注也是因為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因此，我國學者在關注農村環境問題時便將農村環境問題等同于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而忽視了農村環境問題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內容，那就是農村資源和生態的破壞問題。與城市不同，農村地區的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都直接和自然界發生關系，無論是農民的正常生活，還是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行，都離不開農業資源的合理維持和農業生態系統的有效維護，一旦農業資源和農村生態系統受到破壞，其給農村乃至城市環境帶來的危害并不亞于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因此，要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不僅要關注農村環境污染問題，還要關注農村資源以及生態保護問題。但事實上，我國民眾在關注農村環境問題時，只關注農村環境污染問題，對農村資源及生態所遭受的破壞問題卻少有涉及，反映出我國民眾包括學者們目前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范圍還比較狹隘，無法認識農村環境問題的全部。

2.對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類型不徹底。為了充分認識環境問題，并依據不同環境問題的各自特征采取針對性的解決對策，經過對環境問題的逐步了解，我國學者按照相應的標準對環境問題予以相應分類。如依據人類對環境影響的方式，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環境污染問題和資源破壞問題；按照被影響的環境要素予以分類，可以把環境問題分為水環境問題、大氣環境問題、土壤環境問題以及生物環境問題等。[2]依據上述分類，我國學者對環境問題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針對性解決措施，這對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上述分類還無法滿足農村環境問題的徹底解決，那就是目前國內民眾對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識仍然不足，無法滿足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需要。所謂面源性環境問題，和點源性環境問題相對，是按照環境問題產生源的確定與否而區分的一對環境類型，其中所謂點源環境問題，是能夠具有確定產生源的環境問題，對于此類問題，只要查明該問題的源頭并對其源頭進行治理，環境問題即可消除。而對于面源性環境問題，由于其產生源無法確定，與點源環境問題有很大區別，而且由于面源性環境問題發現較晚，盡管目前學者對農村面源性的環境問題已有所認知，但還存在一些認知誤區。具體而言，當前社會對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誤區。首先，我國民眾對面源性環境問題分布范圍的理解有錯誤，許多民眾認為面源性環境問題只存在于農村，城市里不存在面源性環境問題，甚而有學者把面源性環境問題作為農村環境問題區別于城市環境問題的重要特征加以研究，并主張要創新農村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來應對農村的面源性環境問題，但事實上是，在我國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環境問題，其中城市居民生活所帶來的污染問題就是典型的面源性環境問題；其次，盡管我國國內社會對農村點源環境問題和面源環境問題作了區分，但卻沒有厘清二者的實質不同，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環境問題時也沒有有效的對策，要么避而不管，要么把點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和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混為一談，用點源環境問題的治理模式來處理面源環境問題，從而使農村的面源環境問題無法得到針對性的治理，阻礙了農村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

3.對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認知不準確。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國內的學者展開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而且有不少學者的觀點具有一致性，看似發現了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但筆者通過對蘇北五市農村環境問題的調研，發現上述學者的觀點與農村環境問題的現實存在一定偏差，他們并未準確發現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真正根源。具體而言，當前我國學者對于農村環境問題根源的認知主要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誤區。誤區之一：農民環境意識不強。當前許多學者認為農民環境意識不強是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但筆者認為，盡管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與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有一定的關系，但如果將其歸結為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根源則實在言過其實，甚而存在錯誤。為了驗證這一問題，筆者對蘇北地區農村村民的環境意識進行了問卷調研，在筆者所做的調查問卷中，除了個別村民對農村的環境問題漠不關心之外，大部分村民在表示對過去良好農村環境的懷念和留戀之時，都表達了對當前農村環境問題的憂慮和關注，他們對農村大氣、水、土壤以及生物資源發生的不利變化都有切身體會，都有改變當前環境狀況的愿望但都苦于無能為力。這一調查結果充分表明了農民的環境意識并不缺失。而近期在浙江、福建以及江蘇地區出現的群體性環境事件也直接表明了當地農村居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以及對自身環境權益受侵的焦慮，同時也是對“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論的有力反擊。由此可見，農民環境意識不強并不能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的產生根源，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也不能寄希望于提高農民的環境意識上面，因為農民的環境意識本來就不低。誤區之二：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眾多學者把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認為當前我國環境立法體系中有關農村環境的立法缺失、農村環境執法體系不健全以及農村司法救濟途徑不通暢是造成農村環境問題的主要原因。誠然，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城鄉差距比較大，在法制建設方面農村地區滯后于城市也并非沒有可能，而這對農村環境保護工作也可能會起到一定的掣肘作用，但是，如把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作為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來進行解讀，則不僅無法發現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真正原因，更會將農村環境治理工作引向歧途，反而會阻礙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因為農村環境問題的真正原因是城鄉二元化模式造成的結果，要想真正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必須消除城鄉二元化模式，在城鄉一體化視野下實現對城鄉環境的同等保護、同等治理，[3]而那種“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以及對農村環境單獨立法”的論調看似對農村地區予以特別優待、特別保護，但實質上依然是在延續著城鄉二元論的基調，不僅有害，也無必要。這是因為，首先，從立法層面上講，由于農村環境問題和城市環境問題并無本質的區別，當前我國的相關環境立法不僅在城市地區可以適用，在農村地區也可以適用，如果立法有缺失的話，也應該是全國層面的缺失，而不會單單是農村地區缺失，因而沒有必要單獨為農村地區的環境立法；其次，對于農村執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的建設，目前的機構設置已足以承擔農村環境保護工作的重任，如再在鄉鎮一級設立相應機構，不僅不能實質性地改善農村地區環境執法和司法狀況，而且還會增加農村地區環境執法和司法成本，白白浪費國家的執法和司法資源。由此可見，在農村地區，環境問題的處理并非無法可依，而環境執法機構和環境司法機關也并不缺失，反而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理論影響下，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無法在農村地區順利實施，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的現象對農村環境問題的加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應引起國家、社會和學者的關注。

三、我國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誤區的糾正

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認知誤區嚴重阻礙了國家、社會對農村環境問題的正確認識，導致國家難以針對農村環境問題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直接影響農村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因此，要想徹底解決當前我國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就必須糾正我國農村環境問題存在的認知誤區。

1.全面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要解決我國農村環境問題認知范圍過窄的問題，就必須全面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同城市面臨的環境問題不同，農村除了面臨來自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以及工礦企業所帶來的污染威脅的同時，還面臨著上述環節所帶來的資源退化、生態失衡等環境問題，而且由于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特殊性，其對資源、生態的依賴性要遠大于城市的生產、生活。由此可見，除了污染會對農村的生產、生活活動造成影響之外，農村資源可持續利用以及農村生態系統的維持平衡對農村地區生產、生活的正常進行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農村存在的環境污染問題，更應關注農村地區的資源退化和生態失衡問題，而且我們在設計措施來防治工農業生產以及農民生活對農村環境造成的污染的同時，更應關注農村資源以及農村生態系統的保護問題，在設計農村環境保護措施時，要將農村污染防治、農村資源養護以及農村生態保護綜合考慮，將三者予以一體化的制度設計，如此方能有望全面徹底地解決農村環境問題。

2.徹底認知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如文中所言，當前我國農村環境問題類型的認知誤區主要存在于公眾對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認識層面上，因此，為了徹底厘清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有必要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明確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相關內容。首先，要明確面源性環境問題并不是農村地區特有的環境問題類型，在我國城市也存在面源性的環境問題，只有明確這一點，我們才不會把農村環境問題當作異類而將其孤立于城市環境之外，并且還可以從城市面源性環境治理實踐中吸取有益的治理經驗。其次，要深刻理解點源性環境問題和面源性環境問題的區別，從理論上講，任何環境問題都有其產生源，因而從實質上講面源性環境問題也是點源環境問題，只是由于面源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具有隨機性、移動性，難以查明和確定。另外，還有一些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單獨不能造成環境危害，而是眾多面源性環境問題的產生源共同交織作用才造成了環境問題，這都和傳統的點源性環境問題有區別，因而在治理面源性環境問題時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傳統點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模式中使用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三同時制度以及責任追究制度無法在面源性環境問題領域適用，需要對此種問題單獨研究，單獨處理。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城市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經驗，把面源性環境問題的治理當作公共服務而由國家承擔，發揮政府在面源性環境問題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增加國家在面源性環境治理過程中的資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以促進農村面源性環境問題的順利解決。[4]

3.正確認識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既不是農民環境意識不高，也不是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全，而是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城市和農村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差異所致。在此種結構模式的調控下，我國對城市和農村地區的環境實行差別化管理，致使農村地區的環境保護標準和資金投入都低于城市，農民的合法環境權益也常常受到漠視，我國城市環境逐步改善的同時，農村地區的環境則趨于惡化，并使人產生了“農民環境意識不強，農村環境保護法制建設不全為農村環境問題成因”的假象。[5]因而實事求是地講，成因與其說是農民環境意識不強，倒不如說是城鄉二元模式下農民合法環境權益被漠視，農民環境知情權、參與權、請求保護權得不到保障的結果；與其說是農村環境法制建設不健全，倒不如說是城鄉二元模式下政府在農村環境保護中的地位缺失，致使農村環境保護標準降低、農村環境保護投入不足造成的，甚至在農村個別地區出現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

因此，要真正消除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徹底解決我國農村地區存在的環境問題，就必須要取消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實行城鄉一體化建設模式，實現國家對農村、城市環境的一體化考慮和同等保護。具體來說，對于農村地區的點源性環境問題，要嚴格執行現有的環境保護法規，真正發揮法律的調控作用，切實保護農民的合法環境權益；而對于農村地區的面源性環境問題，則要增強政府在農村環境保護中的主導性作用，增加政府對農村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并通過政策扶持和財政激勵等物質引導措施向農村引入“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生產生活方式，從經濟上鼓勵農民采取健康、環保的生活方式，利用財政支持在農業生產領域大力推廣生態有機農業和循環經濟模式的應用，控制農藥、化肥的使用并減少廢物向農村環境中的排放，只有如此，才能徹底解決農村地區的面源性環境問題。

結語

由文中的論述可知，要徹底解決農村環境問題，就要全面理解農村環境問題的范圍，徹底把握農村環境問題的類型并準確分析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這樣，我們才能針對目前的農村環境問題采取有針對性的解決對策。但正如文中所言，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模式，只有廢除這一模式，農村環境問題的解決對策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可喜的是，伴隨著人們對城鄉二元結構弊端的深入認識，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日益引起社會的關注并得到國家政府層面的認可和采納，目前我國各地都圍繞著戶籍、經濟、環保的城鄉一體化問題開展了理論性探討和實踐性探索，城鄉一體化發展模式已成為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和潮流，在此背景下，我國環境保護領域的城鄉一體化建設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這讓我們看到了徹底解決農村環境問題的希望。

參考文獻：

[1]徐培華，包文兵.當前農村環境整治存在的問題及思考[J].淮海文匯，2012，（1）.

[2]呂忠梅.環境法導論（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7.

[3]晉海.我國城鄉環保一體化的制度建構：理念、原則與路徑[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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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疆大氣污染技術瓶頸環境

一、引言

隨著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對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重視，越來越多關于環境保護的科研工作已經或正在進行。新疆地區因其自身的多方面特色和經濟社會發展，盡管政府和相關部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努力，可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出現了很多技術瓶頸，出現了大量的工程難題亟待解決。由于城市和農村地區能源結構調整進展不夠經濟發展迅速，能源方面的污染尤為突出，溫度較低而采用的集體供暖措施近年來有惡化大氣污染問題的趨勢，甚至城市規劃和建設的不科學性都對新疆地區的大氣污染問題解決造成不利影響。

二、復雜地形造成大氣污染問題治理瓶頸

新疆地區特有的復雜地形造成的大氣擴散規律成為了空氣污染氣象學專家們研究的重要關注項目。新疆是個多山地帶，經濟對于能源、工業和交通的發展需要慢慢牽涉進了復雜地形情況下大氣環境問題。同時新疆地區的地形復雜多樣，地域寬廣，大多數地區地形屬于丘陵或山區地帶，這些給當地的工業和民用生產發展的環評中大氣的預測影響制造了難度，很多現在成了發展的技術瓶頸。根據相關技術規范規定，此類復雜地形地區發展建設需要進行專家評定其綜合環境影響。復雜地形對污染物擴散有著多方面的影響，主要包括地形地物的高低、體積和形狀等，密切影響著大氣的質量。河流、山脈、溝谷的走向較大影響著主導風向；氣流會沿著山脈和河谷而流動；山脈對風向還有很大阻滯作用，特別是封閉的山谷盆地的四周群山的屏障作用影響，主要只有靜風或小風，不利于氣體污染物的擴散；城市中的大體形建筑物、高層建筑物和想死的構筑物也都造成小范圍內的氣流渦流，阻礙大氣污染物擴散速度，在污染物停滯處，污染往往很嚴重。統計規律發現建筑物背風區由于風速下降減少較快，污染物停滯積蓄，濃度往往較高。由于多種原因，復雜地形影響著空氣流場的分布，造成不同于平原地形地區的大氣污染物分布，有時會造成同一地形的不同部位在不同時間污染物濃度異常的高。首先是山體地勢較高，使得山體反射，山體阻擋了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擴散，成局部地區高濃度；其次是山區的復雜地形，周圍高聳的地勢，降低了污染源排放的有效高度，使得迎風坡濃度偏高；再次是山體背風坡的地形波和強烈垂直擾動，瀉下了過山污染物，使得煙氣下洗，出現地面高濃度污染；同樣山體夜間冷卻氣流沿山體下滑效應，也造成局部濃度高；此外還有復雜地形的煙熏效應和靜風效果都會形成局部大氣污染集中等技術瓶頸。

三、煤炭產業造成大氣污染問題治理瓶頸

新疆煤炭等資源豐富，其生產和消費過程涉及到了很廣泛的環境問題，若從大氣循環等環境理論觀點分析，甚至關乎著全國的經濟發展。就大氣污染而言，煤炭等資源開發和利用造成嚴重的大氣環境生態平衡破壞；煤炭直接燃燒產生有害氣體和CO2等造成大氣污染和全球氣候變暖；煤田油田有時的自燃不僅破壞資源更污染環境等。根據新疆環保《環境狀況公報》2005~2007年報告表明，2005到2007年，新疆地區19個被監測城市中，只有極個別城市達到國家二級空氣質量標準，近年來新疆煤炭消費量仍舊逐年上升， 1999年煤炭消費量2655.25萬噸到了2006年已經增加至4436.2l萬噸，增長率67.1％，年均增長率7.6％。二氧化硫排放量1999年為33.71萬噸到了2006年增至54.93萬噸，增長率62.94％，年均增長率7.2％；煙塵排放量1999年為24.39萬噸到了2006年增至28.18萬噸，增長率15.54％，年均增長率2.08％。數據對比發現，新疆地區大氣環境污染與煤炭等資源開發和消費有著直接關系，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同煤炭開發總量之間有著0.95的相關系數，煙塵排放量也同其有著0.82的相關系數。隨著供熱、發電、建材、煉焦和農副產品加工等工業生產及居民生活的需求不斷增長，新疆煤炭市場仍舊處于高需求狀態之下，國民經濟的發展、煤炭產業的運行同大氣環境保護之間的權衡成為了相關部門的巨大難題。

四、磚廠等工業污染造成大氣污染問題治理瓶頸

新疆地區有很多鄉鎮和個體私營性質的磚廠，由于其企業法人代表對環境和資源意識較淡薄，有很多沒有進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生產單位存在，他們基本沒有大氣環境保護的規劃和措施。磚廠等氣體排放量巨大的工業單位不經處理直接向大氣中排放生產廢氣，短期間影響著當地的空氣質量，長期來講嚴重危害著整個地區的環境質量和人民生存水平。此外，磚廠等資源消耗巨大的單位將大量新疆肥沃耕地變成廢坑荒地，部分地區已經出現土壤貧瘠甚至沙漠化。

五、結語

新疆地區的地形較為復雜，資源使用更是嚴重危害著空氣質量，各個相關單位必須早日采取更多積極措施抑制更加惡劣的后果發生。當地環保職能部門甚至整個政府部門要改變環境工作思路，組織實干力量進行大氣環境污染物結構、污染物排放總量、環境容量和環境承載能力的研究，有計劃有組織安排治理工作。從當前環保工作的形勢出發，加快能源結構的調整，在能源結構的調整過程中，走綜合能源使用的路子。積極研究制定適合新疆地區大氣污染防治、行之有效且有利于整個地區環境質量達標的排放指標標準，從體制、法規規范和標準建設方面著手，有效的解決大氣污染治理之中的瓶頸問題。

參考文獻：

[1]李君.曹瓊輝.淺析復雜地形對污染物擴散的影響[J]．科技資源，2011，6：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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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建環境會計制度的必要性

環境會計是一個具有時代意義的概念，主要是由于環境資源成為一種消費品，在經濟高度發展的情況下，人類面臨的生態問題十分突出的條件下形成的。環境會計指的是在社會利益視角下，把生態資源同環境情況等一同進行會計方式的核算，其重要計量單位為貨幣，主要內容包括環境資產、收益、負債等，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通過計量和報告環境維護與開發所形成的效益，最終正確核算評估生產活動的一門學科。環境會計的最終目的是促進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同時保護生態環境資源，服務于社會經濟和生態文明。

1、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必然要求

我國逐步提高對環境問題的認識，追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設立環境會計法律制度是實現這些目標的必然準備。可持續發展要求我們改變過去落后的經濟發展方式，逐步轉變為低能耗、低污染、高技術的經濟發展方式，力求通過科技創新開發新的可再生資源，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環境代價，在這一過程中，必然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規范，控制環境污染，改善環境質量，實現環境與經濟發展雙贏。

環境會計法律制度能夠成為調節環境與經濟關系的關鍵性手段，在促進資源高效利用的同時保護生態環境，促進經濟結構升級優化。在具體實施中，主要是指通過法律強制手段，限制那些不顧環境成本，追求眼前利益的行為，以此種方式誘導企業改善生產方式，減少資源破壞，發展循環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2、沖出貿易壁壘的選擇

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日益發展，各國之間經濟合作日益密切，互相依存。面對日漸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一些國家往往出于自身既得利益，以環境作為其經濟貿易中的先決條件，大力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種行為對國際經濟活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不小影響，但同樣也是在客觀上有利于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改善。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多個國家存在廣泛貿易聯系，要想在當前環境下立足，必須著力提高環境要求，因此，構建適應我國的環境會計法律制度，能夠提升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環境競爭力，促進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是沖出環境這一貿易壁壘的不二選擇。

3、實現企業環境資源科學化配置的方式

企業是微觀環境會計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體，對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環境相關問題進行考量評估，并定期依法公開披露，能夠全面反映某一企業生產經營具體情況，并準確評估其經濟效益與環境成本的關系，依法將其環境影響限制在一定范圍，真實反映其扣除環境成本的利潤情況，為企業制定對策提升技術，優化內部結構，降低成本，持續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同時，有利于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和相互關系的良性發展。

二、構建我國環境會計法律制度的設想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是依靠高資源投入換來的，生態問題是我們在當前發展過程中必須注重的問題，我們必須依靠科技進步發展集約型經濟，而這一轉型的重要保障就是構建合理的會計法律制度體系，服務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1、制度定位

長期以來，我國將GDP作為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這就導致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當然，其中付出的資源環境代價不計其數。但我們資源又是有限的，生態一旦破壞很難恢復。當環境遭受污染時，污染者往往將責任轉嫁給社會，環境保護的支出無法短期看到效益，因此，企業缺乏社會責任，環境保護主體積極性不高，便使環境保護陷入實施困境。

上述問題的解決，依靠單純市場調節遠遠不夠，因此，必須利用“有形的手”――宏觀調控手段，做出科學決策，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環境會計法律制度是一種執行力較強的方式，能夠還原環境資源與企業收益真實狀況，使企業在強有力的監管下主動轉型效益增長方式，關注生產活動環境影響評價，從而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2、環境會計制度構建的初步構想

（1）建立環境資源成本核算體系。基本原則。第一，可持續發展原則。即在考慮經濟發展繼續推進的前提下，充分關注環境資源問題，提升經濟發展的效率和質量。第二，激勵與約束并重。即要通過制定相關法規政策的手段，既對能夠積極轉型，不斷降低環境成本的企業進行獎勵激勵措施。又對那些存在僥幸心理，不顧資源環境代價，只求經濟利益的行為進行嚴格懲罰。基本內容：第一，環境成本的確認和計量。具體包括保護環境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消除環境破壞所付出的成本兩個部分。第二，環境效益的確認和計量。主要是指企業在生產活動過程中，為了保護環境，履行環境責任，而產生的當前或者預期可得效益。

（2）轉變政府的經濟發展觀念。政府是實施宏觀調控的主體，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對環境有著非常關鍵的影響。因此，政府要切實轉變觀念，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應該注重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過去的高污染高消耗低產出的老路子、老思想一定要丟下，要切記“先污染，后治理”的沉痛代價，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念，利用科技進步，不斷優化結構，提高效率，降低環境影響，確保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要修改完善政府相關考核和績效評價辦法、環境效益考核與獎懲辦法，逐步建立科學現代的政績觀導向，更好地服務于社會發展。

（3）健全環境影響評價體系。環境影響評價能夠通過有效地分析和預測，提出合理可行的預防或減輕環境影響的方法和舉措，可以進行全過程、多方位的監管，能夠有效將環境問題解決在源頭。《環境影響評價法》如果能將環境會計制度納入其中，使其成為提供科學參考依據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從而促進政府作出科學決策，有效防止因為依據不足而導致的盲目性決策對環境造成的巨大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