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貿易自由主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1)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貿易政策的支撐點。不僅包括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由于競爭的激烈會不斷實施貿易保護。(2)保護的手段時而透明、極端化（關稅、政治、軍事等手段），時而隱蔽化（各種非關稅壁壘）。(3)新的保護手段不斷應勢而生（各種技術和綠色壁壘）。(4)整體保護增強（更多貿易組織會不斷出現）。

篇(2)

從當今的經濟政策看來，重商主義通常被視為陳舊及完全錯誤的一套思想。當然，在其鼎盛時期，重商主義確實維護了某些非常奇怪的觀念，其中最主要的一個觀點就是國家政策應該致力于貴金屬—黃金和白銀—的積累。

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年的著作《國富論》高明地了許多這類思想。斯密特別指出，不應該把錢和財富混淆起來。正如他所說，“一個國家的財富不僅僅存在于其金與銀兩種金屬中，也存在于它的土地、房屋以及各種可消費商品中。”

然而把重商主義視為另一種協調國家與經濟關系的方式才更為準確—這一視角和當年18世紀時具有同等的現實意義。重商主義理論家，比如托馬斯·曼（Thomas Mun） ，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強烈支持者；他們只是提出了一個不同于自由主義的模型。

自由主義的模型把國家視作必然的掠奪者，且把私人企業看作是天生的尋租者。因而它提倡要將政府企業與私人企業嚴格隔離開來。相反，重商主義則提供了一個合作主義的視角—政府與私人企業是盟友，并為追求共同的目標—例如國內經濟增長或國家實力—而合作。

重商主義的模型可能會被嘲笑為國家資本主義或裙帶主義的思想。但當它起作用的時候—它在亞洲確實常常行之有效，該模型的“政府-企業合作”或者說“重商國家”概念就會迅速得到許多贊美。落后的國家并不是沒有意識到重商主義可以成為其助手。即使在英國，古典自由主義也只是在19世紀中期才出現的—也就是在英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工業強國之后。

兩種模型之間的第二個不同之處在于究竟是消費者還是生產者的利益優先。對自由主義模型來說，消費者就是國王。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為了提高家庭消費潛力，這要求讓消費者不受限制地獲得盡可能便宜的商品和服務。

相反地，重商主義強調經濟的生產方面。對他們來說，一個穩健的經濟需要一個良好的生產結構。而消費需要擁有體面薪酬的高就業來支持。

這些不同的經濟模型對國際經濟政策有著可預測的影響。自由模式的邏輯是貿易的經濟效益來自進口：進口越便宜越好，即使會導致貿易逆差。而重商主義者則把貿易視為一種支持國內生產和就業的手段，因而更愿意刺激出口而不是進口。

盡管作為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條件，中國逐步淘汰了許多直接的出口補貼，但支撐重商主義的體制基本沒有改變。此外，出口導向型的企業仍然受益于一系列的稅收激勵政策。

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出口補貼傷害了中國消費者的利益卻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消費者受益。由諾丁漢大學經濟學家法布里斯·迪弗爾（Fabrice Defever）和亞力杭德羅·雷阿諾（Alejandro Ria駉）近期發表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的“損失”約為其國民收入的3%，而世界其他地區則獲得了約為全球總收入1%的收益。然而，從重商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只不過是建立現代經濟及為長期繁榮打好基礎的代價而已。

正如出口補貼的例子所示，這兩種模型可以在世界經濟和諧共存。自由主義派應該為其消費有來自重商主義者的補貼而高興。

現在我們已經走到了快樂共存的盡頭。由于西方國家不平等的加劇及中產階級陷入困境，還有由放松管制引發的金融危機，自由主義模型已經嚴重受損。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中期增長前景都在溫和到暗淡的區間徘徊。對決策者來說，失業率仍然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同時也是當務之急。所以實施重商主義的壓力在發達國家很有可能會加重。

篇(3)

【關鍵詞】哈耶克；自由主義；阿根廷；政治哲學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5158（2012）10-0403-02

自18、19世紀古典自由主義形成以來，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就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成為經濟學中爭論不休的永恒主題。當人們對1974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布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弗·馮·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唏噓不已時，孰不知凱恩斯“國家干預”的時代已經悄然遠去。伴隨著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出現的“滯脹”，經濟自由主義最忠實的捍衛者一哈耶克終于帶著他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條，扛著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斗志昂揚，意氣風發的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在眾人眼里看似“滑稽”的一生，在他一段獲獎感言中似乎有所回應：“我在三十多歲就成就了最有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可是接著卻發生了兩件事：凱恩斯完全相反地觀點獲得了成功，而我因為寫了《同鄉奴役的道路》一書而使自己名譽掃地。他成功，我的名聲不斷下降，只是近十年才開始恢復……（獎金）是是我聲望得到恢復的一個象征”。那么，這種讓哈耶克矢志不渝的“自由主義”究竟擁有多么強大的能量呢？

一、哈耶克視野中的自由

在長達60余年的學術研究生涯里，哈耶克構建了屬于自己的一套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眾所周知，所有的思想者無不受到其所屬時代的影響，哈耶克也無例外。

二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自由主義受到嚴峻的挑戰，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和民主社會主義受到人們的重視。然而伴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滯脹”型經濟危機，歐洲各國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此時的哈耶克正處于這個世界格局與經濟結構大變動的時代，而世界格局與經濟結構的變動在深層上必然存在著文化與思想的萌發與顛覆。于是，哈耶克作為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就是這樣的背景下，把對自由理論的闡述定義為其“終身問題”，通過其對自由實質的論述，喚起人們對自由的重新認識，讓人們認識到自由社會應該是怎樣的社會。不難發現，不論是早期哈耶克所著的《通向奴役的道路》，還是1988年，89歲高齡的哈耶克為人類貢獻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負》，都充斥著一種精神——一旦認定了一個目標，就會永遠堅持下去，不拋棄，不放棄。正是這種力量的鞭策下，哈耶克對自由理論進行系統的研究和論述后，他把“自生自發秩序”理論作為其自由主義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而這種“自生自發秩序”社會中的自由主義正是哈耶克世界中的自由。

在此，我想特別說明的是哈耶克口中的自由并不是亞當斯密提出的“放任自由”，二者有些許不同。哈耶克認為自由絕不意味著人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任何的限制與束縛，他提倡的自由“指的是乃是一種生活與社會中的人可能希望盡力趨近但卻很難期望完全實現的狀態”。一個人在實現自身的自由的同時很可能會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因此，人與人之間應該界定私域來保證每個人都可以實現自身的自由。這個私域就需要依靠強制來維護，但是這種強制又不能夠由私人來推行。只有把這一權利授予國家才能保證人們不會因為試圖擴大自身的自由來濫用強制權利。當然，該強制必須是以增進自由為前提的，是有限制的。哈耶克認為有必要對國家的權利加以約束和限制，明確政府職能的限界和有效運轉的條件，避免國家權力過度擴張。也就是說，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但自由在價值位階上不并次位于國家控制的法律，因為保護自由是賦予國家強制力量的主要意義和手段，法律是為自由服務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推及到經濟學、政治哲學、倫理學、法學和心智史學等諸領域，我們可以發現哈耶克的思想龐雜但卻始終堅持一個簡單的思想——宣揚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就像在其政治哲學的思想中，最高概念亦就是“自由”，在自由、平等、正義等諸多政治價值中，自由是核心思想，其他價值僅僅作為自由的不要補充而存在。正如他所言：“自由不只是諸多其他價值中的一個價值，而且還是所有其他個人價值的淵源和必要的條件”。

二、拉美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的實踐探索

20世紀70年代以來，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思想便逐漸在全世界彌漫開來，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在前蘇聯和東歐的“過渡國家”、“轉軌國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其中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拉丁美洲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場，正因如此，像阿根廷、巴西這樣的拉美大國也受其思想的波動，引發了經濟危機和一系列棘手的社會問題。于是，在拉丁美洲這片廣袤的土地上我們會看到這樣一種令人不解的狀況：改革進行的如火如荼，經濟體制與政治結構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在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的健康發展方面卻泛善可陳。這種現象值得讓人深思，但是若想對其做出十分合理而恰當的解釋也并非是件易事。

80年代新自由主義開始主導拉美經濟，如果將視角集中于阿根廷，那么整個90年代卡洛斯梅內姆政府實施的以對外開放為引導、以市場自由化和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政策集中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

1　解除進口限制，推行貿易自由化

對外貿易在阿根廷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口總額占據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20世紀八十年代末，阿根廷政府對其進行改革，取消了大部分以前限制進口的政策，到20世紀九十年代初，平均關稅率降低了百分之十。這種貿易自由化政策確實擴大了阿根廷的進口卻對出口造成了損害，使得部分已經現代化的產業受到了進口貨的排斥。

2　大規模的實行私有化政策

阿根廷是世界上實行私有化規模最大的一個國家，其目的是想通過私有化使得阿根廷成為吸引外國資本的一個焦點。阿根廷隊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最為迅速：三年內多數國有企業紛紛賣掉。同時，社會保障體系也部分進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過私有化政策贏得了150億美元。但是，這些流入資本很大部分是以投機資本為基礎的，隨時可能流出。大規模私有化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國內實際工資普遍下降，進一步弱化了阿根廷的經濟。事實上，阿根廷經濟的效率在私有化之后總體上下降率，與科斯產權理論預言的相反，從而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

3　開放金融和資本市場，實行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自由化政策

在阿根廷，大批外資銀行都在其境內設有分行，梅內姆政府放開對外資的限制，貨幣自由兌換，資本利益出入自由，因此這些外資銀行的盈利也十分可觀，并在金融市場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金融和投資的開放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經濟的復蘇，但是也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使得國民經濟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甚至沖擊，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影響尤為明顯。

4　實行比索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

回顧80年代的阿根廷，經濟問題十分嚴重，如債務問題、通貨膨脹，這都是與梅內姆政府實施的政策息息相關，嚴重的債務問題是國際經貿往來中大量經濟剩余轉移的后果。但是阿根廷沒有認識到危機的嚴重性，反而進一步聽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主張，對內實行大規模私有化，對外實行聯系匯率制。試圖運用進一步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方式來解決自由化、全球化帶來的問題。1991年多明戈·卡瓦洛擔此重任，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實行比索兌美元1：1的聯系匯率制度，即實施“美元化”的貨幣兌換政策，來強行控制通貨膨脹。雖然改革取得了顯著效果，1994年通貨膨脹率下至百分之六。但是這種聯系匯率制，抬高了生產和勞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得阿根廷產品在于采取浮動匯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國家競爭時處于被動狀態。1999年巴西雷亞爾貶值后，阿根廷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為了盡快擺脫困境，阿根廷政府有實行雙軌制匯率，比索在于美元掛鉤外，還與歐元掛鉤，即1比索兌歐元與美元的平均值，這導致全國企業和居民拋售比索兌換美元，這也印證了阿根廷經濟終將面臨崩潰。

“市場改革確實可以促進增長、幫助窮人，但是同樣也可以造成混亂。”改革確實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對于新自由主義在阿根廷大行其道之后，使得阿根廷的社會狀況每況愈下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模式本身就存在的根本性的錯誤和問題，從改革的特征來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極端性、片面性和激進性是導致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這預示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義強調徹底的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對經濟發展的刺激作用，卻不重視適當的國家干預和政府管制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積極作用。但是歷史證明，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不對稱、外部性以及人類行為的非理性特征必然會導致市場失靈，因此，國家干預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還是想要保持經濟運行的穩定。問題的核心在于如何干預，干預到什么程度，而并非是完全的自由主義。

其次，新自由主義核心思想是主張建立一種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自由至上主義價值觀，強調自由在整個價值體系中的核心位置，反對集體主義價值觀和方法論。蘇聯的解體和美國單極霸權格局的建立，使主要拉美國家堅持民族主義發展道路的最后一點信心喪失殆盡，當然拉美國家必須首先從自己開始檢討。拉美國家政治基礎不穩定，政黨政治不穩定，政治形勢更加不穩定，意識形態原本就在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搖擺不定。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基于反民族主義的政治哲學和經濟思想，并由與拉美國家利益取向截然對立的外國設計并操控，是無論如何不會促進拉美的國家利益和民族經濟的，拉美經濟改革從其接受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要走向滅忙。

無可厚非，從整體著眼阿根廷的改革是失敗的，絕大多數拉美國家的經濟狀況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好轉，既然悲劇已成事實，懊悔是沒有用的，重要的是能夠吸取什么教訓，得到什么啟示，不再重蹈覆轍。

三、哈耶克自由主義思想的政治哲學層面的局限及評價

哈耶克的一生都在鼓吹自由主義，指責“建構論的社會主義”，但是當人們沉浸在完全自由主義的“迷人樂曲”之中時，旁觀者卻清楚的看到對完全自由主義的執著追求的結果是經濟危機、社會矛盾尖銳、貧富的兩極分化，這說明自由主義并不是靈丹妙藥，也存在著片面之處。

首先，哈耶克宣揚的“有限知識論”并沒有在在政治哲學領域貫徹到底。分析哈耶克的思想體系，我們可以發現休漠影響下的哈耶克在反對信奉康德的哈耶克。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揉和了“知識有限性”和“自由市場秩序普世性”的悖論式的觀點。但不得不承認，哈耶克的理論沒有打通“經驗”的休漠和“普世”的康德之間的隔絕，而是從休漠的理論原點出發，但卻將論證的結果滑向了康德。哲學解釋學大師加達默爾認為：普世性理解的錯誤就是敗壞了西方文化“先見”的名聲，并試圖推出一種理想的理解方式，把自身從歷史與傳統的“嵌入”狀態中拯救出來，然而企圖脫離“先見”的理解的預謀是不現實的。任何一種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先見為基礎的理解。東方文化傳統所提供的認識是與西方文化傳統的認識不同的，因此，東方文化的當前視域與西方文化的當前視域存在著巨大的價值差異，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體系內部，不同民族共同體、宗教團體之間的視域也是不同的。休漠信奉的卻是—種“權宜之計”式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人類可以以許多種生活形式茁壯成長。在這些生活形式當中，有一些價值是無法比較的，當這樣的生活方式相互對立時，它們中沒有一個是最好的，人類之善是如此千差萬別，它不可能在任何—種生活中得到實現。“權宜之計”的目標不可能是平息價值觀之間的沖突，而是調和那些崇尚彼此沖突的價值觀念的個人和生活方式，使之共同生活。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休漠將其不可知論徹底的貫徹于其自由主義政治思想，從而捍衛了其思想體系的完整性。然而，從休漠懷疑論理論原點出發的哈耶克最終卻得出了一個普世性的康德式自由主義的結論，這種論證的不徹底性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篇(4)

關鍵詞：嚴復；富國策；亞當?斯密；《國富論》；經濟自由主義；反重商主義；最小政府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11)03-0020-04

后，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緊張形勢，民族危機日趨嚴重。一大批接受西方教育的有著西方改良資本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看到日本自明治維新始成功學習西方國家的治國之道后，也希望中國通過“維新變法”來改良清末積弱的經濟，希冀引領中國的富強之路。其中致力于外國文獻的翻譯來啟發國人民智的代表性人物當數翻譯大家嚴復。本文擬通過嚴復翻譯的西方經濟學著作――《國富論》，本著“考國富之實，與夫所以富之由”的目的，從經濟自由主義、反重商主義和最小政府三個方面探究嚴復的富國之策。

一、經濟自由主義

縱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貫穿全書始終的一條重要經濟學原理便是經濟自由主義。斯密認為一國財富增加有三種途徑：一是改良勞動生產力，二是增加資本數量，三是改善資本用途。同時，亞當?斯密指出，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這些途徑就可以使國民財富增加，國家不應當進行干預；如果國家進行干預，反而不利于一國經濟的發展。嚴復對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極為推崇，他對此做出“獨有取于是書”的評價。嚴復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使國家財富不斷增長的首要條件，指出“自由貿易非他，盡其國地利、民力二者出貨之能，恣賈商之公平為競，以使物產極于至廉而已”。他認為社會中個人的面貌決定著一國的富強，國家所要做的僅僅是保護個人的性命與財產，而不是代他們經營其生計，因而他認為“凡一切可以聽民自為者，皆宜任其自由也。”嚴復對國家干預經濟的各種理論和做法都進行了批駁。下面我們來看嚴復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述。

首先，嚴復認為社會經濟活動是受著“自然之機”的支配，無須人為干涉就可自行調節生產和流通。國家不能對一些行業予以扶持，而對另一些行業進行限制。他說，“大抵生業之道，民各擇其所最宜者為之”，因為“民之所以勤動者，為利進耳”，而國家干預的結果，只會減少財政收入。為此，嚴復在按語中提出：“蓋法術未有不侵民力之自由者，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狹，收成狹，少取且以為虐，況多取乎?”。

其次，嚴復肯定了斯密對于經濟自由主義的兩個主要內容――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對于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嚴復認為國家不能通過對生產和流通來平抑物價。他說：“知物價趨徑，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顧任物為競，則如縱流以歸大墟，非得其平不止。而辜榷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堤鄲，暫而得止，即以為平，去真遠矣。”國家干預所造成的平價，實際上遠遠高于自然形成的水平價格，如在半山修水庫攔水，庫水雖平，但并非真平。只有使商品價格圍繞商品價值與均衡價格上下波動，才能使物價真正趨平、趨廉。以上是自由競爭的作用之一。自由競爭的另一個作用是使生產力得以發展。自由競爭促使百姓生產力得到自由發揮，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在對待自由貿易方面，亞當?斯密通過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事實證明，經濟自由主義適用于一國之內與各國之間。嚴復在面對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國家與其他各國互通貿易時表示擔憂，他說：“歐洲各國之于進出口貨也，各出熟而進生，所以求民自食其力之易也，獨中國之通商不然，其于貨也，常出生而進熟，故其商務尤為各國之所喜。”但是，嚴復仍然主張任其自由，他認為英國實行自由貿易之后，“民物各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于前，國用日侈富矣。”因而，嚴復盡管擔憂中國在對外貿易中處于“出生進熟”的地位，但是仍希望與他國通商，多出口農產品、少進口工業品，從而扭轉中國在對外貿易中的不利地位。

另外，嚴復認為更好地實現經濟自由的重要先決條件是提高民力、民智、民德。民力不強，民智不開、民德不新，自由導致混亂，而不會導致經濟發展和國家富強。他在《原強》中曾提到，“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所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且是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開民智，三日新民德”。

二、反重商主義

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導論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他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對重商主義進行批判。斯密對重商主義的批判比早期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重農學派的批判更為徹底和尖銳。他的批判，是對重商主義的全面徹底的清算，標志著產業資本的觀念最終克服了商業資本的局限。重商主義提出了抑制出口、鼓勵進口的政策，而亞當?斯密不同意重商主義者的想法，他不認為這樣做對貿易順差是有利的，同時，斯密認為金銀并不是真正的財富。他指出限制工業原料和工具的進口和一些價格不高的商品的出口，是富國的手段之一。嚴復在其《原富》中，也是徹底否定了重商主義，他指出經濟上的發展變化“理有固然”，財富的源泉應是農工商賈這四業，而“農工商賈雖分四業不可偏廢”。亞當?斯密和嚴復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斯密不同意重商主義的財富觀，他認為財富在于貨幣或金銀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貨幣僅僅是價值尺度和交換媒介，或者是“流動的大車輪，商業的大工具”。一國的財富并不是貨幣本身，而是土地和勞動的年產物，是貨幣所能購買的物品。嚴復對亞當?斯密的財富觀點極為推崇，他認為金銀同其他物品相同，僅僅是財富的一種形式，他說：“以金為財，二百年以往，泰西幾無人不然。自斯密出，如知其物為百貨之一，如博進之籌，取前民用，無可獨診”。

第二，斯密認為重農學派是對重商主義的矯枉過正。他認為，重農學派強調農業才是生產，而不把手工業列入生產領域的觀點是一種荒謬的觀點。嚴復在其譯著《原富》中也否定重農主義者的農業是財富唯一源泉的觀點。他強調農工商賈這四個產業少了其中任何一個產業，其他三個產業將不能獨存，因而有“亡其一則三者不能獨存”與“亂其一則三者不能獨治”的觀點，借以說明農工商賈同等重要，有力地抨擊了中國歷史上農本工商末的封建思想。他說：“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之產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之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重也。或謂區二者為本末，乃中土之私論，非天下之公言，故不如用野邑之中理。”嚴復認為農工商賈“理實

有本末之分”，但不應“貴本而賤末。”嚴復一方面肯定了農工生產部門的作用，認為農業是工商業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工業等其他生產部門同樣能使一國財富增加。而農業、工商各業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農業不是財富的唯一來源，但是農業是各種物質財富的第一來源，它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工商各業是對農業所獲得的物質資料的二次加工和流通。農工商各業分別為原料生產、加工和流通部門，三者皆為國之本而不應有輕重之分。嚴復指出，“百工之事于國財有增進否?平而觀之，必有所增始無疑義。蓋即令如農宗農言，工之所獲適如其稟，固已進矣，況所獲者合通國之工言之，必過其所食者遠耶!蓋使不過，則工為無所利之業。夫民之所以勤動者，為利進耳，使靡所利，誰則為之?故使工業于國財果無有增，則其業旦暮且廢，繼續之不能，更無論于進盛矣。”農業與工商各業都能使一國財富增加，國家應對這些產業給予同等的重視，不可高商，亦不可重農。“圖治之法，以農為體，以工商為用”。“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農”，三者皆為富強之本。

三、最小政府

亞當?斯密在經濟學領域的另一個核心思想是最小政府，即政府作用最小化。他極力主張在自由社會里，政府的大小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最小化，政府不應當為了自身的利益以及進行保護服務而去禁止公民的行為，應當在有限的范圍內最大化每個人的自由。亞當?斯密觀點最堅強的信奉者――喬治?斯蒂格勒曾經指出，“亞當?斯密認為‘最好將經濟問題的決定權交給公民自己，國家只要能夠順利完成諸如贏得戰爭、維護公平公正、修筑商業發展所需的各種道路等不可抗拒的責任，就已經非常出色了’”。

嚴復留學英、法期間是英、法兩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在嚴復的思想上播下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種子。嚴復選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作為譯著，在他看來，該書中所指的英國經濟政策的缺失，與中國的情形有類通之處，通過向國人介紹如何發財致富，提醒當權者，要使中國富起來，必須讓民族資本自由發展，不能由官府加以控制和干涉。具體說，在辦工業企業方面，要興民辦，不要搞官辦。嚴復說：“蓋財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之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絕束縛拘滯而后可。”也就是說官府應當解除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束縛，鼓勵他們大力發展的工業企業，這樣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他反對洋務派“以官督商辦為要圖”的做法，指出國家只應辦理以下三方面的事情：(1)私人辦理費用大，而國家辦理則比較節省的，如郵政、電報；(2)對社會有大利，而私人又不愿辦的，如學校的地產、制造的獎勵；(3)私人還不能聯合經營或聯合經營的力量還不足以舉辦的。同時，嚴復認為資產階級要想使自身得以很好的發展，也離不開國家政權的部分干涉，例如沒有國家暴力，就沒有資本的原始積累，但是國家應當做到“取之于民者，還為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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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經濟法；多元化；視角

國家經濟法興起于二戰之后，是剛剛起步的一項法律，同時也是概念飽受爭議的領域。盡管如此，國際經濟法這一領域卻沒有出現過百家爭鳴這樣的景象，理論較為單一匱乏。然而隨著各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與市場的開放，國際經濟法這一領域逐漸受到人們的重視，其理論與實踐都得到了豐富，逐漸出現學者豐富國際經濟法的理論上知識，并與其他學者進行交流，從而促進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多元化發展，豐富了剖析國際經濟法的視角。

1時代背景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的政治格局、經濟格局都發生了極大地變化：英國與美國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拉丁美洲陷入債務危機中不能自拔、而亞洲“四小龍”經濟的發展突飛猛進、蘇聯解體而導致的東歐劇變等，一系列國際方面政治與經濟因素的影響，迫使各國改變自身的經濟體制，逐漸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全球經濟體制開始轉型，并逐漸結合，也符合了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國際層面，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經濟組織WTO、IMF以及世界銀行同樣也發生變化，而這種全球性的經濟制度變革，對各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環境等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以環境為例，各個國家發展經濟，就必須采集生產所必備的資源，如今，由于人類對資源的過分開采，部分資源已瀕臨消失，且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廢棄物，使環境受到污染，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也逐漸緊張。由此可見，國際經濟法已不再僅僅涉及經濟方面，其對政治、人文、環境等問題都有所涉及，國際經濟法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大，相關學者的視角也不可只局限于經濟，應拓展自己的視野，挖掘國際經濟的內涵，從而使國際經濟法律制度日趨完善，各國經濟得到穩步發展。

2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具體視角

2．1杰克遜實用主義政策視角。

杰克遜對國家經濟法的剖析角度與理論別具一格，其將國際經濟法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憲法對待，以政策與制度作為切入點，對國際經濟法進行分析，具體有以下兩點：第一，杰克遜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或世界貿易組織的研究中，無論是研究的具體內容，還是論述的總體風格，都體現其所秉持的實用主義與提出的政策導向。杰克遜的研究風格有別于傳統意義上公法和私法、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外交和貿易、國際和國內之間所存在的差異。雖然在杰克遜的論述中，依舊可以發現經濟優于法律、私法優于公法、國際優于國內，但相比之前的國際經濟法學者，杰克遜更善于處理這些問題，其能夠將各派理論即歷史材料糅合在一起，對自身理論進行證明。杰克遜沒有紙上談兵，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并沒有脫離實際，其沒有抽象地探究國際經濟法存在的意義、價值以及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而是將國際經濟法的存在與價值、以及國際法可以使自由貿易得到發展，結合時事進行論述。即可探尋到世界貿易體制應建立一定的規則導向，利用規則引導各個國家進行跨國貿易。然而，杰克遜并沒有急于為世界建立嚴苛、明確的國際公共法律以及設立相應的監管機制，凡是較為宏偉的計劃或理論，杰克遜本著實用主義理論，都對其持有懷疑態度。杰克遜強調利用強調利用多元化的互惠、交易、協調過程，從而使各國決策者對自由貿易持支持態度，并支持制定國際經濟法律。第二，杰克遜不僅強調建立國際經濟法對世界貿易進行導向，并制定詳細的規則與秩序，要求各國遵守，還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或世界貿易組織甚至一般的國際經濟關系所制定的體制上升至憲法高度。杰克遜從國際經濟憲法的角度看待國際經濟法，將其精神充分體現出來，強調利用規則對貿易進行導向，而非通過強權對貿易進行干預，杰克遜認為可以通過國際組織的“SIFT”過濾功能，選取國內政策符合要求的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政策。同時要求不符合要求的國家，減少國家政府對自由貿易的限制，避免部分國家假借自由貿易對其他國家造成傷害。

2．2彼得斯曼自由主義理想視角。

彼得斯曼是著名的經濟法學家，同時也是國際經濟法中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創始人。彼得斯曼將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或世界貿易組織法的理論同實踐、歷史相結合，提出知識與價值的最終體現是個人，如果個人不僅可以在國內市場自由使用財產，在跨國市場或國際市場都擁有自由使用財產的權利，便可體現國際范圍內分工的專業化與合理化，從而使各國國民財富能夠得到長久增長，而各個國家的經濟也可以得到穩步發展，進而使世界經濟呈現持續繁榮的狀態，若要使世界經濟狀態能夠到達這種狀態，并得以保持，便需各國制定相關的民主憲法法律制度。然而，各國在對外貿易方面都極為小心，各國長久以來都以重商主義為主要思想，并推行貿易保護政策，從而保證本國企業的發展，對外來企業進行限制，甚至打壓，從而避免國內部分生產部門受到沖擊與傷害，然而這卻為國家整體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總值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國家如果希望解決國內自由貿易政策失靈，體制失效的問題，便需國際經濟法律規則的幫助。WBG、IMF、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與世界貿易組織這類國際經濟組織通過建立經濟制度調整各個國家之間經濟貿易各方面的細節，如關稅，對各國經濟事務尤其是對外經濟事務方面進行指導與干預，并警告與約束一部分違背國際經濟規則的國家，甚至采取適當的手段對其進行制裁，避免國家的公共權力被部分人濫用，從而對國家經濟造成損害，甚至威脅到世界經濟的安全。彼得斯曼提出，世界貿易組織的干預范圍逐漸擴大，法律規則也日益明確、檢查機制也得到完善與強化，從而證明國際經濟法能夠借助完善的機制對跨國使用的私人財產進行保護。

結束語：

現今，世界經濟逐漸向一體化發展，國際經濟法的作用也日益明顯，各國學者對這一學術領域的探索越發深入。學者應從多方面角度剖析國際經濟法，完善國際經濟制度，使國際經濟能夠得到穩步發展，進而使世界各國受益。

參考文獻

［1］那力，王彥志．國際經濟法理論的多元視角［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6，02：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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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歐盟 共同農業政策 保護主義 農業補貼 傾銷

一、背景介紹

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以下簡稱CAP)是戰后為保證歐洲地區內部食物供給而制定的,其作用類似于同時期歐洲各主要國家通過煤礦和鋼鐵產業的合作來維護地區和平而建立的歐盟前身――歐洲煤鋼聯營(ECSC)。經過數十載的發展,CAP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但CAP并不像ECSC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解體并退出歷史舞臺,相反,它成為歐盟的一個核心政策,占據了歐盟預算最顯著的一部分。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CAP開始處于各類國際貿易談判中批評的焦點。在歐盟內部,CAP被指責其過度生產、環境破壞、巨大財政負擔等;在歐盟外部,它最受非議的是其采用的保護主義機制。CAP成功地阻止了外部競爭者利用他們的相對優勢進入歐洲共同市場,特別是損害了農業出口國(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利益。不僅如此,歐盟把CAP所生產的過剩農產品傾銷到世界其它地方(其中大部分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擾亂了當地經濟,并對當地的農業有摧毀性的作用。

在一些歐盟成員國(如英國、荷蘭、瑞典等)、國際組織和其它國家的共同壓力下,歐盟已經進行一系列的CAP改革。

二、國際貿易中的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是通過征稅或其他條例遏制進口以促進國內受惠產業的一種經濟政策。某些保護主義政策是為了保護政治強勢群體的利益而采取的。譬如在沒有關稅和配額的保護下,美國和歐盟的農民就無法與一些低成本的外國生廠商競爭。很顯然,保護主義是和全球化進程中所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截然相反的。新自由主義者倡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任何貿易壁壘和政府干預都要被消除,因為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市場經濟秩序會被“無形之手”自動調整。當政府在保護主義的舞臺上需要扮演重要角色的時候,其在新自由主義中卻只需在臺下做觀眾。

歐盟的情況有點特殊。在歐盟內部,一個共同市場已經建立,并廢除了所有的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歐盟的不斷東擴使得新成員國獲許進入這個擁有5億消費人口的全世界最大的內部市場,進一步增大了其內部的經濟量和貿易額。事實證明,這對一些傳統的以出口經濟為主的成員國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但在歐盟內部享有絕對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同時,歐盟的邊界卻以各種條件限制了世界其余國家的參與和進入。

三、CAP的保護主義特征

1958年羅馬條約的簽訂建立了歐洲共同市場,隨后歐洲委員會便于1960年提出制定CAP的建議。當時六個成員國的經濟都被政府積極干預,尤其是在生產計劃、價格和農業結構方面。以法國為首的個別成員國偕同農業專門組織堅持政府在農業上保持深度干預,其中大部分政策隨后便轉移到歐洲共同體的執行層面。1962年,CAP在如下原則上確定了大致方針:1)市場統一;2)歐盟優先;3)財政整合。

CAP通過調控市場和價格上的政策來發揮作用,其最初目標設定于羅馬條約的第39條例:

*通過促進科技進步和確保生產因素(尤其是勞動力)的最佳使用來提高生產力;

*保證農業社區的應有生活水平;

*穩定市場;

*保證供給量;

*以合理的價格提供給消費者食物。

在CAP的系統里,以下三種價格支撐方法具有明顯的保護主義特征:目標價格、門檻價格和干預價格。目標價格為歐盟生產商定義了具有指導性的市場價格,并且理論上代表了未來價格波動范圍的上限;進口產品須以門檻價格進入歐盟市場;干預價格則提供了一個價格止跌的底線,同時歐盟干預機構會在干預價格上購買農產品。干預價格因此給歐盟生產商提供了一個最低的保證價格。

基于CAP的各類貿易壁壘保護著歐盟的農業市場,避免其陷入與區域外生產商的競爭。形形的關稅應用于幾乎所有的農業進口商品,填補了國際市場價格和歐盟門檻價格之間的落差。與此同時,為了向國際市場輸出過量生產的農產品,歐盟又使用各種各樣的出口補貼來填補歐盟內部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的差距。

四、CAP保護主義的得失

在CAP巨大的生產、出口補貼的幫助下,曾經作為谷物、肉類和糖的凈進口地區的歐盟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就一躍變成凈出口地區。特別是在溫帶農產品方面,CAP使得歐盟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早期起從世界上最大的溫帶農產品進口地區轉變為全球第二大輸出國。歐盟的農業生產力已經增長過剩,農業社區享受了相當高的生活水平,市場也趨向穩定,各類物資供給得到保證。換言之,CAP的最初目標絕大部分已經完成。

但是,CAP保護主義機能的弊端也不斷顯現,如過度生產,環境污染,以及它巨大的財政消耗。曾占據歐盟總預算半壁江山的CAP,經過數次改革后,現在仍占據三分之一強。2005年CAP撥款計497億歐元,相比上一年多了29億,此增長歸因于2003年CAP改革和歐盟東擴。如果將CAP的財政花費分攤到歐盟人口上,則每一個歐盟公民每周須花費16英鎊用以資助CAP。同時,巨大的農業補貼還人為地支撐歐盟市場內的食物價格。有專家建議:如果沒有CAP,每個歐盟公民則會少支付25%的食物消費。對于各成員國來講,在CAP上的支出和受益是不成比例的,其中最獲利的是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支出最多的是德國。在歐盟外部,CAP對抗一切企圖消除和改變其保護主義機能的壓力,導致國際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并使關貿總協定陷入僵局。

五、CAP保護主義的對外影響

為了更有效地限制任何利用相對優勢進入歐盟市場的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機會,歐盟制定了兩套保護主義政策。

(一)貿易限制。盡管歐盟的工業稅低至5%,但它的農業稅卻很高:平均稅率是20%,在某些產品上的最高稅率可以達到250%。在對外公開的貿易壁壘上,還有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原產地的復雜條例,規定了單項產品需多少本地原料才能有資格獲得優惠關稅。就算某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商能夠滿足這些條例,歐盟還有其它關于健康和安全的要求,以及最后的殺手锏――反傾銷條例。這些貿易壁壘極大限制了歐盟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交易。

(二)CAP的農業補貼。這些補貼增強了關稅、配額和其它貿易條例的效用,更有效地遏制了利用相對優勢進入歐盟市場的競爭者。但是CAP的副作用是導致在歐盟市場出現以干預價格都無法賣出的大量剩余農產品,因此歐盟又采取出口補助的方式把過剩產品傾銷到發展中國家,這樣的操作不但排擠了對方國家的當地生產者,而且嚴重影響了對方國家的競爭者的生存。歐盟實行的食品進口高稅制和出口農產品傾銷,導致國際間對CAP廣泛的批評和抗議,特別是在2003年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的會議上。

“歐洲堡壘”是國際間對歐盟保護主義的一個形象的比喻。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大會聲稱歐盟保護主義每年剝奪了發展中國家近7000億歐元出口貿易收入,基本上等同于貧困國家接受外國援助資金的14倍。歐盟保護主義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個持續性的災難,導致了不必要的饑餓和疾病。東西方冷戰期間的鐵幕已經消失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南北間的稅幕。

六、CAP自由化的前景

貿易自由化通常會帶來經濟的活躍。很多研究顯示:在消除農產品的貿易壁壘后,自由主義更會對國際間的經濟繁榮作出貢獻。但是這似乎仍不足以讓歐盟自由化它的CAP保護主義。其實歐盟自身同樣可以在消除貿易壁壘上獲益很多:首先,高效生產力和高科技將使歐盟在國際貿易中占據相對優勢;其次,消除關稅和配額后,歐盟公民會享受到更多更便宜的進口貨物;最后,歐盟終于可以卸下沉重的財政負擔,把更多的資源分配給其它的政策領域(例如歐盟地區政策)。

但是,一旦CAP被自由化,歐盟農業社區的既有繁榮就會受到威脅,廉價進口產品會引起惡性競爭并把當地農業排擠出局。因此現有的CAP得益者很難放棄他們的利益。作為最大的受益方,法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一向強烈反對任何CAP的變革。相反,英國、瑞典、荷蘭則對CAP的支付超過收入,因而一直要求加大改革力度。

2004年世界貿易組織對歐盟貿易政策進行審核。審核充分認識到對開放農業市場的持續努力的必要性,并強烈建議歐盟對共同農業和漁業政策進行更深遠的改革。這些方面在國際貿易和持續性發展中心的審核報告上被著重提出:歐盟CAP的深度自由化,尤其是通過關稅結構的簡化和稅率的降低,以及政府支持的縮減,將會對促進世界貿易和提高歐盟內資源重組作出顯著的貢獻。為了更好地應對當今全球一體化經濟,歐盟在2000年里斯本日程中已經決定歐盟區經濟全面向知識經濟轉型。由此看來,羅馬條約制定的CAP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如果不實行更大自由化的改革,它將越來越無法符合歐盟農業和社會發展的長久利益。

參考文獻:

[1]J.Ockenden,M.Franklin,European Agriculture:Making the Cap Fit the Future[M].Pinter Publishers Ltd,1995.

[2]J.Rosenblatt,The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Principles and Consequences[M].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8.

[3]F.Duchêne,E.Szczepanik,W.Legg.New Limits on European Agriculture:Politics and the CAP[C].The Atlan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Rowman and Allenheld Publishers,1985.

[4]C.Daugbjerg,Policy feedback and paradigm shift in EU agricultural policy:the effects of the MacSharry reform on future reform,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J].Routledge,2003,10,(3):42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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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至此，日本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源頭之一已非常清楚：作為亞洲最大經濟體，日本試圖擺脫通貨緊縮的努力導致了東亞經濟泡沫的產生，其對銀行海外貸款的撤回則使亞洲經濟陷入嚴重衰退。

日本經濟自身的禍根，則在1985年“廣場協議”強制日元升值時已經種下。日本在自身經濟失衡、尚未做好升值準備的時候，倉促地使日元升值，造成了隨后15年的經濟衰退。日本高效的貿易部門（制造業）可以在日元升值后仍舊保持經常項目順差，但是受政府保護而效率低下的非貿易部門（金融、服務、房地產部門）則無法應對流動性過剩帶來的經濟泡沫。

如果一國經濟的增長帶來了社會總財富的增加，其基準匯率應當進行重估。但是，重估的風險取決于其國內的經濟是否足夠平衡和有彈性，以應對劇烈的價格變動。關鍵的教訓是，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所有經濟體都必須主動隨環境變化而變化。

日本服務業一直未能進行改革，直到金融危機爆發迫使其做出結構性調整。同樣是島國的英國，1986年通過“金融大開放”對金融服務業進行了改革，倫敦因而成為僅次于紐約的世界第二大金融中心。總而言之，當環境發生變化時，一國要么主動進行改革，要么危機迫使其進行改革。

要進一步深入理解亞洲金融危機，就不得不提到1990年出臺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與其說是一種經濟發展戰略，不如說是一種觀察世界的方法。正如詹姆斯法羅斯（James Fallows）在其《瞄準大東亞：東亞政治與經濟的崛起》一書中提到，西方人在看待世界其他地區時有三個習慣：試圖以西方的價值觀來分析世界，認為自己比他人優越，對于科學尤其是經濟學過度自信。

西方人的自信不無道理。當亞洲經濟陷入危機時，美國經濟正蓬勃發展。這段時期美國經濟繁榮的締造者是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他通過削減財政赤字的政策，重建了市場對美元的信心，創造了美國高度繁榮和低通脹的經濟奇跡。

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05年美國GDP為排名第二的日本的3.1倍。美國是最終的消費者和世界警察――超過55%的全球交易都以美元結算；正如昔日的羅馬，可謂條條大路通華盛頓――這里是美聯儲、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在地。

“華盛頓共識”基于新古典主義關于完美市場的假設：政府不干預市場，健全的市場要求貿易自由化、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準確的定價、國有企業私有化及民主的普及。這一共識也增大了金融部門的透明度，推動了更好的公共治理與私人治理。OECD、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全球性機構將這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推廣到了全世界。

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東亞那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均沒有遵循這一發展戰略：政府扮演了積極的角色，采取種種措施普及教育、推動科技發展、刺激儲蓄增加以及對收入進行再分配。

為這一新自由主義理論提供實證檢驗的，與其說是“華盛頓共識”的成功，不如說是中央計劃經濟與政府過度干預的失敗。貿易、投資、資本、信息和專有技術的自由化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逐步擴大。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80年代后期，葉利欽治下天真的前蘇聯經濟學家依據這一理論實施了制度改革，盡管有西方大量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一實踐仍然歸于失敗。那些盲目遵從市場正統理論的人中，不乏一些頂尖的理論學家，全都未能理解市場正常運行的前提條件是健全的司法和監管機構的存在。

20世紀90年代早期，日本開始資助關于東亞奇跡的研究，試圖以此對抗正統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我參與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工作。當時世界銀行不得不做出妥協，承認亞洲國家成功地選擇了正確的基本理論，模擬市場價格，并對需要干預的部門，如教育、公共衛生、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等進行了調控。但是，自由主義的勢力是如此的強大，以至于蘇聯經濟崩潰的失誤也沒打擊“華盛頓共識”的自信心。IMF1997年召開的香港年會上，人們仍在爭論是否應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推動資本賬戶的自由化。自由市場的信奉者堅持認為，市場可以通過最少的干預自行處理好一切。

在美國的支持下，“華盛頓共識”變成萬能藥方。IMF有個很簡單的模型：每個面對危機的經濟有兩個逆差，即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改革藥方是貨幣貶值、提高利率、加稅、減少財務開支，以及最大限度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