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思想道德法律修養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摘要：在“法治”與“德治”并舉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治國方略的今天,深刻地認識和揭示道德法律化對社會道德建設的價值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因為道德確立的基本價值為立法指明了方向,是健全法律的重要因素。本文指出法律選擇了道德,可以推進道德的普及,提高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弘揚道德精神。

道德法律化,即是將人類的道德、原則、規范鑄為法律的過程,同時也是善法由此產生并存在的過程,它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著法律的本質,并為法治的構成建構了基石。道德法律化可提高社會整體文明程度,加強社會制度文明建設,提高社會公民素質,是實現“法治”與“德治”的一個前奏曲。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轉型時期核心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場以市場為基點和導向的社會變革的浪潮中,人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自身需要和個人利益的驅動下,依據現實的社會存在來確立自己的價值觀念,建構個人的道德體系。這種價值多元化的格局既促使自由、平等、開放和理性等全新價值體系和價值觀念形成,同時,市場經濟過于強調自我價值理念,受個人私利驅使,也使不少人出現了私欲膨脹,不但經濟生活中出現了無序、缺德行為,同時經濟生活中某些規則如等價交換也不切實際地延伸到社會生活層面,致使社會生活中出現了道德紊亂和道德真空的現象。一些領域出現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見義不為等道德冷漠和道德失范現象。考察道德失范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道德實施過程中缺乏強有力的“硬約束”機制,無疑也是不容忽視的成因。

由于道德規范較為原則和抽象,一般只希望人們怎樣行為,沒有具體的制裁措施,其遵守主要依賴于社會輿論、傳統風俗、習慣、內心自治等方式,因而在實施社會控制時往往顯得乏力。然而,行為動因源于需要。人們行為之前,總要衡量為滿足需要付出的成本。由于道德發生的效力、方式和途徑過于寬容,一般來說違規者在物質利益上不會因為其違規而受到直接損失,特別是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道德相對主義抬頭,對人的行為評判缺乏操守性,致使社會對缺德行為的寬容達到了極限(由于缺乏有效制約機制所致),從而導致個體不惜為一己私利的實現而采取諸種缺德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而以往在談道德建設時,往往從思想道德因素和主體行為因素出發,側重于通過道德教育去喚起主體內在的自律而忽視影響道德建設的政策性、制度性因素。雖有穩定持久的終極效應,但在現實生活中,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尤其轉型時期社會成員道德素質普遍不太高的情況下,實踐中往往流于形式。借助于法律道德價值實現的立法途徑——“道德法律化”這一轉型時期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則可彌補這一缺陷。它通過將反映統治階級意志并為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規范,由國家認可,并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使道德建設制度化、法律化,則為道德建設提供了硬約束機制的保障,有利于道德權威、道德格局的建構。具體來說,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意義,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有效提升社會整體道德水平

社會道德整體水平取決于公民個人的私德和國民的公德,但主要還是取決于國民的公德。就公民私德而言,由于人們的道德水平(主要是個人私德行為)是多層次的,既有品行高尚的先進模范人物或道德修養較高者,又有穩定中間人乃至品行惡劣者,因此,私德標準無法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之。而國民的公德,作為人們公共生活的指導方針和倫理原則卻是每個國民應恪守不渝的道德。而反思傳統道德建設由于主要依賴道德教育,往往關注的是個人意識、個人行為等“個體善”的養成。雖然其通過強調個體本身修養來揚善,今天仍不失其時代價值,但也面臨著一個個體善如何轉化為群體善的問題。個體善是群體善的基質,但這并不代表每個個體實現自身的善,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就會提升(而且現實條件下也是不大可能的)。既然群體善不是個體善的簡單相加,那么,群體善又如何形成?馬克思認為,社會交往的一大作用就是把文明成果保留承傳下來,社會功能這一實現機制是將個體行為的成果積淀凝聚在社會行為結構和規則體系中。當發源于個體的善沉積于社會行為結構和規則體系中后,它就成為社會共同體一致同意并遵循的規范,進而成為外化在人們行為中的普遍現象。而道德法律化就是個體善向群體善轉化的重要途徑,隨著個體善向群體善的每一次轉化的完成,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也就提高了。

二、積極促進社會的制度文明建設

一個社會制度文明與否,并不主要在于它的意識形態的高低,而在于該社會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是否以追求價值中立的法律鞏固下來、肯定下來,使之成為法律化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文明建設在當代中國主要表現為經濟制度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制度的法治化,廣而言之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的法治化。歷史是一面鏡子,它表明:法治化了的制度文明比道德化的人格魅力更重要、更可靠、更持久。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思想道德由于集中體現著精神文明建設的性質和方向,精神文明的法治取向又主要體現在思想道德的法治化上,因此,把思想道德中對社會風貌影響較大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以及家庭建章立制通過法律、規章制度的他律以規范、制約人們的無序行為,就會避免道德標準和道德要求的虛化及空洞無物的說教。說到底,現階段精神文明建設中出現的反文明行為,都與制度文明建設的欠缺和法制不完善有關。因之,制度文明建設呼喚道德的法律化。

三、切實推動個體道德品質的養成

道德法律化的發生過程往往要經過由習俗到規則的反復博弈。那些反復博弈過程中得以保留下來并凝聚為制度的規則,有極強的生命力、適應力和調控力,一經形成,便在長時間內保持不變。這種道德規范制度上的穩定性為道德的養成提供了途徑。一般來說,無論個體道德品質、道德情操還是社會素質、道德水平都不會一夜之間成就。因此,大呼隆、搞運動、行政命令式的道德建設是不足取的,它只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表層問題,而不能在長時期內解決本質問題,即不能使道德內化于心而長久于世。因此,要在本質上解決問題須從養成入手。養成須環境,在該環境中,一種行為能夠大量發生,人們預期到它的出現,贊賞它并對與之相悖的行為加以反對。而(下轉第247頁)(上接第243頁)道德法律化在某種程度上創設了這樣的環境,通過借助法律的形式,把某種道德規范穩定下來以明確地表明提倡什么,反對什么,使規定的內容成為許多人反復踐履的行為。長期以往,這種規范下的行為便會由不適而習慣,由習慣而自然,道德在其過程中也就養成為人的無意識存在。

四、有力弘揚社會道德正氣

道德法律化在告訴人們提倡什么、反對什么的同時,也公開預示著人們違規將為此付出道德上的成本。通過法的強制性與道德的自律性互補,可以加快個體他律向自律的統一。市場經濟在促使人們形成競爭、民主、平等等觀念的同時,其利益最大化原則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使個體為了一己私利時常做出不道德乃至違法的行為。單純的道德自律的說服教育雖能起到內在的免疫作用,但不能起到“外科手術”的療效,對講道德的人是有用的,而對不講道德的人則是無效的。現實生活中諸多不道德行為的發生,并不是行為主體缺乏道德認知,關鍵就在于道德違規者為此付出的成本遠遠小于其所獲利益。在當今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新道德尚未真正確立,舊道德也未曾全部退出歷史舞臺,新舊道德轉型間導致的道德暫時的真空以及利益多元化引發的道德多元化,無疑也為個別人利用道德保障上的“缺位”牟利提供了可乘之機。而如果“缺德”不僅能夠帶來自身利益的增加或者至少也不會對自身利益造成影響,那么,社會上行德之人只會越來越少。因此,動用法律力量,把法治引入道德建設軌道,才能使善得以揚之,惡得以懲之。同時,通過把某些道德規范、道德原則轉化為具體法律的要求,也避免了以往道德教化時由于道德目標、原則過于抽象化而使道德成為“懸掛在空中的中看不中用的擺設”的弊端。

道德法律化現象是現代法治社會法律發展進程中的一個亮點。古今中外都不乏道德法律化的范例,在近現代一切文明國家中,社會道德規范里最重要的內容,大都被納入到了社會的法律體系之中。甚至有的人說:“越是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所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這充分肯定了道德法律化在道德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但也不能盲目地不適當地夸大道德法律化的功能。因為法律與道德作為人類社會規范世界的兩個不同維度,既相互交叉重合,又存在一定的背離。法律規范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是對統治階級所期望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確認和保護;道德規范內容是觀念性的,個性化的,分層次的,因此,在某種程度和某些方面可能超越于社會發展階段,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法律則不能超越特定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去保護所有為社會道德所倡導的理性要求。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么一個社會的法律則變成了道德法典,這無異于是用道德取代法律,法律的價值也將喪失殆盡。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間應當保持必要的張力。此外,“道德法律化”也不是說某一具體道德規范本身就直接成為法律的終極價值依據,作為法律價值合理性終極依據的,只能是具有實質“善”與“公正”意義的道德理念。

強調道德法律化對道德建設的重要意義,并不意味著它是道德建設的唯一途徑,從而簡單否定道德自律在道德建設中的作用。馬克思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在現代,道德自律仍舊是道德建設的最高形式。透過法律形式的外殼,我們不難發現,道德法律化的目標其實就是把法律意識融入并積淀在人們的道德理念中,將社會道德律令內化為人們自己的觀念和價值,最終實現由他律向自律的轉變。

注釋:

張軍,馬夢詩.道德法律化:轉型時期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理論觀察.2002(5).

篇(2)

[關鍵詞]籃球運動；思想道德品質；體育與德育

[中圖分類號]G8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3）29-0221-02

1研究方法與對象

（1）文獻資料法。對論文相關資料進行采集、整理與分析。

（2）訪問調查法。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有三年以上教學經驗的中學教師（體育教師為主）或者高校教育學、心理學、體育學方面的專家學者以及熱心于體育教育事業的人士。

（3）問卷調查法。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主要是為了了解我國中學生對籃球運動的基本認識與看法，其研究對象為在校初中學生。

2結果與分析

2.1當代籃球運動的形式劃分及其特點

籃球運動誕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歷史，在這一百多年中它從一種游戲活動演變成為當今世界最具廣泛性和娛樂性的運動項目之一。以美國男子籃球聯賽和歐洲冠軍籃球聯賽為代表的競技籃球代表著當代籃球的最高水平，也體現了當代籃球職業化、全球化、高對抗、高速度的特點。研究認為當代籃球運動按形式可以劃分為競技籃球，學校籃球和社會籃球。競技籃球的適應人群主要是各籃球協會注冊的籃球運動員，學校籃球的參與者主要是學生，社會籃球的參與者主要是籃球愛好者。競技籃球的觀賞性激發學生或愛好者的興趣，學校籃球、社會籃球的參與為競技籃球提供人力和經濟基礎，基礎的雄厚又推動競技籃球的發展。如此良性循環也是當代籃球快速發展的原因之一。

因此，從形式上看，當代籃球運動的發展特點是：以競技籃球為龍頭，學校籃球、社會籃球為兩翼，三者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快速發展。

2.2籃球運動對中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影響

2.2.1籃球運動對中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正面影響

（1）對愛國主義精神的影響：體育運動可以激發愛國熱情，籃球運動亦是；當一名運動員代表國家在賽場上努力拼搏揮灑汗水的時候，當他們以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在國際取得優異成績的時候，當他們拼盡全力雖然失敗卻贏得全世界的掌聲的時候，人們內心涌出的情感同歷史上舍生忘死，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事跡帶來的感動是一樣的，同樣熱淚盈眶，激情澎湃。籃球運動給中學生帶來的一點一滴的愛國熱情，積累下來就是一種愛國情懷。

（2）對理想與追求的影響：籃球運動可以體現不怕困難與犧牲，英勇奮斗的優良革命傳統，錢澄海、楊伯鏞等老一輩中國籃球先驅者的奮斗史其實就可以看做一部革命史，一代又一代籃球工作者的努力才造就了當今例如姚明、易建聯一樣在全球范圍具有影響的球員。籃球史，籃球運動本身、籃球運動員、教練員都可以作為中學生的榜樣，激勵中學生樹立遠大的理想與追求，并不斷為之努力。

（3）對集體主義精神的影響：籃球是一項多人參與的集體運動項目，講求團隊配合與協作，但是同時又是一項極富個人魅力的項目，個人的發揮往往對比賽的走勢產生較大影響。中學生缺乏經驗、好勝心強在生活學習中易犯主觀片面、個人單干的毛病，參與籃球運動可以幫助中學生正確辯證的看待和處理個人與團隊、個體與集體的關系，在以集體利益為宗旨時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創造力。

（4）對遵紀守法觀念的影響：籃球運動是一項同場對抗項目，有相關的競賽規則和執法裁判，這就要求參與者既要尊重自己、尊重對手，還要尊重裁判、尊重規則。如果把籃球比賽看做是一個小的社會，教練員就是長輩，隊友就是同事，對手就是競爭者，裁判就是執法者，規則就是法律，任何成員“違法必究”；類比這種關系，可以提高中學生尊重他人、遵紀守法的意識。

2.2.2籃球運動對中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負面影響

（1）對愛國主義精神的影響：中國不能算是世界籃球強國，世界籃球的最高水平在歐美，因而處在叛逆期又急于求成的中學生可能由于愛好球隊比賽失利或球員比賽中的沖突而產生一些極端的仇恨主義情緒，甚至做出過激行為；由于各種原因，中學生也有可能把歷史的國仇家恨帶來的極端情緒放在競技籃球中。據調查，一些球場暴力事件的發生就是為此，中學生中也有為此打架的現象。盡管不是籃球運動單方面的原因，但是籃球運動確實存在對中學生國際主義精神、維護世界和平觀念的不良影響。

（2）對理想與追求的影響：當代中學生中，“偶像崇拜”的現象十分普遍，這種崇拜往往是盲目的，盲目到唯“偶像”是從的地步。籃球運動造就了許許多多明星，這些明星球技超群，但是球星也是人，是人就會犯錯誤。球星作為公眾人物其優缺點往往被擴大化，一些球星的個人行為往往對其球迷產生不良影響。比如以美國男子籃球聯賽為例，之中的一些球星就存在酗酒、甚至吸毒、持槍傷人等違法犯罪行為，且不在少數。還有“球場暴力”也會給中學生帶來誤導。

（3）對集體主義精神的影響：當代中學生受現代文化尤其是西方娛樂文化影響較深，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娛樂文化崇尚個人英雄主義，體育運動亦不例外。美國籃球也與歐洲籃球、亞洲籃球有所不同，歐亞籃球更強調團隊配合，美國籃球相對而言更加注重個人能力，這從比賽數據可以看出，歐亞籃球得分等數據一般較為平均，美國籃球則相對集中在某一球員或某幾球員身上。但不可否認，美國籃球更具觀賞性，也更受中學生關注，然而久而久之，在這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中學生有可能會崇尚個人主義，而忽略集體主義。

（4）對熱愛勞動的品質的影響：中學生往往看待問題比較片面，他們會只看到運動員在球場上的風光無限、在物質上的豐收，而不明白“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的道理。沒有勞動就沒有收獲，“追求美好生活卻又缺乏艱苦創業精神”的青年一代在這物欲橫流的現代社會中迷失的案例不在少數，遠大理想與殘酷現實的矛盾會更加刺激中學生勞動觀的扭曲。

（5）對遵紀守法觀念的影響：籃球運動是一種同場對抗項目，激烈對抗當中碰撞損傷難以避免，然而這種對激烈碰撞的判斷是人為的，同時對當事人而言也是主觀的，人都有自我保護的意識，自我保護意識對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對抗的錯誤判斷往往導致比賽當中的沖突。籃球規則同法律一樣，盡管具有強力性約束性，但還是有人違反。中學生思想活躍但缺乏組織紀律觀念，競技籃球當中負面事件，例如打架斗毆、賄賂等會對中學生組織紀律觀念的樹立產生不良影響。

3結論與建議

3.1對籃球運動而言

（1）規范球員、教練員等球隊成員的言行，球員、教練員往往是以公眾人物的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公眾人物應該具有正確引導青少年、為青少年樹立榜樣的責任與義務。類似于中國隊經常在世界大賽打架的事件應該是堅決杜絕的，國家隊如此表率，往下各地方、機關、組織的比賽可見一斑。美國男子職業籃球聯賽中有一項名為“愛心社區”的活動，這項活動讓眾多球員參與到獻愛心、服務社區等活動中來，對聯賽和社會都產生了積極影響。可見，規范球員、教練員言行需要他們自身加強各方面修養，但也需要有關部門進行管理。

（2）規范組織運營機制，賽事的組織運營是為比賽為觀眾服務的，帶有商業營利性質無可厚非，但是不能因此忽略了體育比賽最基本的原則。弄虛作假、背信棄義也許可以蒙蔽一時，但中國足球的假球案告訴我們，這些行為不可能蒙蔽一世。競技籃球組織運營的規范影響著學校籃球的開展，良好的組織運營也給學校籃球提供借鑒。

籃球運動當中的元素有很多，需要改善與規范的不少，只要籃球運動在影響不斷擴大的同時履行其不斷重大的責任——對人的責任，那么它的影響會一直是積極的。

3.2對中學生而言

中學生欠缺分辨能力，缺乏組織觀念，缺乏艱苦奮斗的精神，容易受外界事物的影響，籃球運動對中學生的影響是必然的。提高各方面能力、加強自身管理，能夠減少籃球運動在內的任何事物對中學生的負面影響；另外，家庭、學校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

（1）提高學習認知能力，努力學習，增長各種文化知識可以有效地提高中學生的認知能力，學習的過程就是一個認知過程，在學習當中學會思考分析問題并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對中學生來講是重要的經驗。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學生在學習中還可以學會耐心與吃苦。

（2）提高自身要求，加強自身管理；網絡、游戲、酒吧，現代社會可以對中學生產生誘惑的事物實在太多，不良信息往往由此獲得，一個學期的努力有可能被幾天的游戲荒廢；“遵守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遵從家長老師的教導”在現在看來更像是一種叛逆，因此提高自身要求，加強自身管理對中學生來講是必要的。

（3）家庭、學校教育的正確及時引導，對中學生影響最大的還是家庭和學校教育。工作壓力大，事務繁忙不應該成為家長對孩子缺乏關心的借口，尤其是對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家長應該經常與之溝通，對其好的表現予以鼓勵，出現了不好苗頭要及時引導更正。學校要加強道德法制教育，不要因分數將學生分等。

總之，要提高中學生各方面的能力使各事物對其負面影響降到最小需要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的共同協作。

參考文獻：

[1]張旭渝.高校籃球文化對大學生素質教育的影響[D].桂林：廣西師范大學，2009.

[2]孫民治，楊伯鏞.關于我國籃球文化的一些思考[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6.

[3]李春秋，公民道德建設論[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2.

篇(3)

[論文摘要]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加劇凸現了學校德育的不足，即對未成年人心理問題認識不足；針對性差、主體性不強；目標設置和實現中的片面性。加強學校德育的人本理念，提高教育者心理疏導能力；設置貼近未成年人日常生活的學校德育內容；堅持德育對未成年人的“價值引導”，最終形成其良好的自我教育能力，是學校德育防范和矯治未成年人偏差行為有效措施。

學校是未成年人步入社會的中間地帶，當前我國的學校德育由于教育觀念等的系列偏差，導致某些未成年人道德觀念淡漠，道德水準下降，屢有偏差行為，甚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對未成年人偏差行為進行分析，審慎思考學校德育的不足，加強學校德育以防范和矯治未成年人偏差行為，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

未成年人偏差行為，通常指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違道德規范、紀律規范和非刑事法律規范，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還不構成犯罪或不作為犯罪處理的行為。主要可表現為(注：此種分類主要參照了吳鐸主編的《社會學》(高等教育出版社)中按社會規范的類型對越軌行為的劃分方法。)：其一，違俗行為，即與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如此”的原則或理念不一致的行為，如離家出走、未婚先孕。其二，違德行為，即違道德規范的行為，如奢侈浪費、自私自利。其三，違紀行為，即違反特定場合的特定管理規范的行為，如考試作弊、曠課逃學。其四，違法行為，即違反國家法律條文并對他人和社會造成某種程度危害，但尚未構成犯罪的行為，如索財、攜帶刀具。其五，心理性偏差行為，即由于個體自身某些特殊的精神問題或心理因素引起的違規范的行為，如暴露癖、乖僻殘忍。其六，自毀行為，即違規范并對自身造成傷害的行為，如酗酒、自殺。

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深淵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未成年人先前一系列的偏差行為逐步積累惡化而成的，其基本路徑為：沾染惡習——偏差行為——犯罪。未成年人的偏差行為和犯罪行為的發生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而且往往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前兆。社會個體與現存社會規范發生的磨擦和沖突有一個發展過程，從小到大，逐漸加劇，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導致犯罪行為發生，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如此。要解決未成年犯罪問題，首先要預防未成年人出現偏差行為，切斷他們通向犯罪的這一途徑。

2003年北師大發展心理研究所的“中小學生心理素質建構與培養研究”課題表明，全國初中2.9%的學生有嚴重的心理性偏差行為，14.2%的學生有較明顯的心理性偏差行為。在校未成年人行為偏差問題日益凸顯了學校德育的缺失。

第一，學校德育對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認識存在誤區，往往把“行為偏差”等同于“品德惡劣”，忽視了偏差行為背后的心理因素。未成年人的道德觀念還在形成之中，還缺乏較強的自制能力，其一般性偏差行為大都是由心理問題引發的。他們或是由于家庭的殘缺不全，容易形成孤僻自卑、行為怪異、自我封閉等的精神缺陷和心理障礙，導致偏差行為多發，或是由于對新環境不適應，學習成績差，缺乏與老師和同學間良好的溝通，形成對人際交往的焦慮、自閉甚至暴力反抗。學校德育往往關注教育目標向學生個體思想品質和規范行為的有效轉化結果，而忽視了學生道德內化和行為外化需要經過復雜的心理過程，這些心理過程是德育的必備支撐。將未成年人行為偏差簡單地認定為“品德低下”，給其貼上不良少年的標簽，不但無益于未成年人長期積聚的心理問題的解決，還容易加劇其偏差行為程度，甚至產生嚴重的危害他人和社會的犯罪行為。當前學校德育中，一些教育者不能科學認識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產生的心理原因，對其或是忽視，或是不能給予充分的接納和理解，更談不上給予合理的教育和幫助。教育者簡單粗暴的排斥和過激教育行為，不僅無法獲得未成年人的心理認同，更可能加重他們的心理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教育者成為了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制造者和推動者。

第二，學校德育針對性差、主體性不強，無法有效預防和矯正未成年人偏差行為。傳統德育通常是以社會為本，只將受教育者視為被教育客體。傳統德育的方向和內容不是根據未成年人的實際狀況和需求，而主要是根據上級的精神，這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學校德育很少關注教育對象的內在需要和內心的價值沖突，只強調受教育者對道德義務和責任的認同，忽視他們的道德生活和主體地位，容易造就出陽奉陰違的偽君子或什么都不信的道德虛無主義者。同時，以灌輸為主要形式的道德教育也難以引起未成年人的共鳴，最終導致未成年人厭煩和自動遠離道德教育。然而，任何手段也無法割斷未成年人和現代社會種種不良因素之間的聯系，面對多元化的社會，單純的道德灌輸，導致未成年人價值選擇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缺失，使學校德育對于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疏導作用大為降低。

第三，學校德育目標存在片面性，實現過程中只注重行為管理，忽視人格培養，無法達到有效減少未成年人偏差行為和“育人”的目的。人是德育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德育要引導學生成為規范的社會人，還要具有高尚的心靈、美好的情感、健全的人格。但是，

長期以來由于學校德育和學校思想政治工作混在一起，使我們傾向于以政治教育標準來衡量德育的成績，用思想政治教育目標代替了思想道德教育目標。在升學或者就業壓力之下，學校德育經常以德育課分數衡量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水平，無暇顧及未成年人道德實踐能力的培養和提高，缺乏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科學的評價標準。在實踐中，學校德育工作的重心往往放在規范學生行為和校紀校規的教育上，在管理上層層把關，把學生置于形式主義的管理網中，對照相應的《守則》《規范》，給學生的道德行為貼上量化的標準，把培養出嚴格遵守規范的“乖學生”當作了教育的最終目的。至于如何結合未成年人的年齡特征和認知規律，培養其高尚的情操，健全的人格則很少關注。只滿足于抓外部行為管理，忽視人本的道德內化的做法，使德育成了單向的行為訓練和單純的行為管理，使未成年人往往為了獲得某些好處而做出符合“規則”的行為，甚至形成急功近利、口是心非的人格缺陷，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心理和行為能力的形成。

二

那么，怎樣提高學校德育的有效性，實現對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的預防和矯治呢?

第一，加強學校德育的人本理念，提高教育者綜合素質，尤其是心理疏導能力。教育者是教育過程的主導因素，其綜合素質和教育理念直接影響著教育的內容、方式和效果。政治思想過硬、職業道德修養深厚、專業知識扎實是對教育者的基本要求。要適應社會發展的新需要，還必須樹立以學生為本的理念。今天的未成年人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和個性差異，要研究他們的特性，激發其潛能，引導其順利實現社會化，成為具有基本道德素養的社會人，教育者就必須關注未成年人的道德需要，依據他們智力和性格的差異，采用不同的德育內容和方法。同時，面對頻發的導致偏差行為的心理問題，現代社會賦予了教育者新的角色——未成年人的“心理保健醫生”，這就要求教育者不斷健全自身素質，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識。除了學習相關的心理知識與技能，教育者還要特別關注未成年人成長中的心理需求，學會洞悉其偏差行為背后的心理動因，并根據未成年人的個體差異，運用溝通、聆聽等心理輔導技巧疏導他們的情緒，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制約著未成年人能夠達到的道德水平，以及未成年人偏差行為發生的幾率。而目前的學校德育中忽視了關于個人成長的教育，德育過程中缺失了對受教育者心理活動的關注，這造成了學校德育工作的許多盲點和誤區，更迫切呼喚以人為本的各種心理健康教育對學校德育體系的充實。

第二，貼近未成年人日常生活，豐富學校德育內容，推動道德教育的生活化。德育內容是德育活動所要傳授的價值與規范。根據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問題設置德育內容，容易引起未成年人的共鳴，有利于增強德育的實效性。其一，大力開展生命道德教育。“生命化教育是在生命的視野中，對教育本質的一種重新理解和界定。生命教育主要是教人認識生命、保護生命、珍愛生命、欣賞生命，探索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價值的活動。”〔1〕通過生命教育，可以樹立未成年人珍惜和尊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態度，減少和避免自殺和虐待他人等偏差行為，幫助其正確地對待生活中的挫折和危機，在人格上獲得全面發展。其二，加強未成年人良好習慣的養成教育。心理學研究發現，8-14歲是培養道德行為習慣的最佳期。對于這個時期的未成年人，從培養行為習慣開始進行道德教育，不失為一條科學的途徑。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能使品德從內心出發，不走彎路而達到高境界。因此，是否能夠在生活中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成為衡量德育效果的真正標準。其三，注重未成年人個性發展的教育。學校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的個性和差異性，不用教條的統一目標評價他們，針對每個人的優勢和弱勢，為他們提供多元發展途徑，讓他們真實感到個人存在的價值，從而增加對自我和社會的認同，減少偏差行為的發生。

第三，堅持學校德育對未成年人的“價值引導”，引導其形成良好的自我教育能力。從實踐上看，近幾年我國的學校德育進行了改革，但傳統灌輸式道德教育方式的影響卻根深蒂固，加之未成年人缺少自主的道德判斷和獨立做出道德選擇的能力，如果教育者只鼓勵其自由選擇而不加以正面的積極引導，無異于放任自流，只能造成未成年人是非、善惡、美丑界限的模糊，最終陷于道德困境。面對日益復雜多變的學校德育環境，學校德育在尊重未成年人自主意識的前提下，采用多種具體方法提供道德的“價值引導”，成為一種必然選擇。蘇霍姆林斯基在給教師的建議中說到：“只有能夠激發學生去進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2〕，促進學生的自我教育，就要關注學生的生活世界，把激發學生的道德需要作為起點，不斷提升學生的道德層次，放手讓學生在生活中進行探索式學習。此外，還要建立良好的學生之間、學生與教師之間的交往關系，提供良好的自我教育氛圍。實現了自我教育才會有內心永恒的道德法則，未成年階段是培養人的自我教育能力和個性得以全面發展的黃金時代。教育者應把操作性強的合理的德育考核放在首位，喚起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識，促進他們的自我教育，變“他律”為“自律”，有效切斷偏差行為乃至犯罪行為產生的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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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媒體的普遍應用

隨著現代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網絡化的普遍應用，在給大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帶來方便的同時，對高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挑戰。主要表現在：一是互聯網等新媒體信息傳遞特快，但是往往缺乏深度報道，表面現象普遍較多，容易使大學生缺乏獨立思考；二是西方文化在網絡體系中表現出強勢姿態，直接影響學生對現實社會的判斷，影響學生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以至使大學生容易受到西方意識的影響而迷失方向；三是網絡信息量呈現海量狀態，而且繁雜無序，給學生識別帶來困難，對大學生思想及行為容易產生誤導作用；四是網絡表現出虛擬化，模糊了學生的意識，導致大學生一定程度上出現人際關系淡漠，滋生心理障礙[1]。此外，信息科技進步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傳統單一的教學手段，如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和哲學課等這類比較單純的課堂講解、教學等授課方式，已不能很好地調動大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現在一些教學方式，比如集文字、圖像、聲音等集于一體的多媒體網絡成為當今教學方式必然。

（二）高教改革的不斷深化

我國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以后，高等教育改革不斷深化，最明顯的是1999年高等教育開始擴招，大眾化教育形成，其結果是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教育經費嚴重不足，教學質量明顯下降。加之部分高校黨政專職干部、輔導員、班主任以及“兩課”教師素質和能力跟不上形勢，大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遠遠未能適應發展需要，突出表現在實踐教學方法落后，比如實踐教學目標不夠明確、課程設置不夠合理、教學效果的考核評價方式不夠客觀，造成高校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遇到不少困難與問題。近年來，中央政府雖然也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但由于規模龐大，高校管理不到位，其取得的效果并不明顯。

（三）農村學生的個性突出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管理還比較落后，經濟、社保、醫療、衛生和教育等方面表現更為突出，一定程度上給農村大學生的心理素質和人生價值取向上造成負面影響，表現出與城里大學生不同。主要有：一是農村大學生家庭經濟相對困難。長期以來，落后的農村社會管理制度，制約著農村經濟發展，農民收入緩慢，農村的醫療保險，社會保障以及生活環境條件比較差。二是城鄉生活方式差異的影響。由于我國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存在，農村大學生來到大城市讀書，農村生活習慣文化觀念與城市的大學生形成鮮明對比，面對文化價值觀念的落差和多元價值觀的沖擊，農村大學生的內心引起較大的波動，心理上產生不適和失調現象。三是農村教育影響學生的綜合素質。由于農村教育落后，教學質量較差，教育設施不齊等問題，農村學生無法滿足多種求學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大學生整體素質的全面發展，和多才多藝的城市大學生相比，難免產生自卑與失落的心理[2]，比如參加同學的卡拉OK晚會，無法融入集體生活中。四是畢業生就業困難。農村大學生在就業過程中，自我定位比較模糊，就業價值取向存在偏見，絕大部分畢業生向往城市就業，或考辦公員、大型企業外資單位就業，不愿到農村或邊遠地區工作，在擇業就業中自然給自己施加了心理壓力；五是有的農村大學生缺乏責任意識。在學校里表現為強調個人自我意識，團隊協作精神較弱，就業個人期望值高，誠信意識責任意識較差。

二、加強高校農村大學生思想教育的對策

（一）樹立以人為本教育觀念

轉變高校思想教育觀念。在我國當前高等教育模式下，高校要改變過去傳統的把教育對象當作傳承知識和文化的應試教育載體，創新思想教育觀念，以學生為本，重視學生的素質教育和學生的全面發展，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重要工作開展，努力做到思想教育、學生管理和服務管理相結合，課堂教育、校園活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解決思想問題、解決教學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相結合，[3]增強思想教育工作的實效性。加強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高校要深入開展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對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建設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4]；要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校園文化活動和社會實踐活動，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培育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大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二）科學設置思想理論課程

科學設置兩課課程。高校要針對有的大學生對“兩課”學習未引起高度重視，特別是工科理科的農村大學生對這方面更是看淡的情況，結合本校實際，科學設置思想政治理論課程和哲學課程。實行分類設置，分別輔導，比如，針對理論、政治、哲學等專業學生，重點強調哲學原理，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對其他專業的學生，注重公共政治課程設置，如思想道德法修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等。科學設置課程，有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效果。創新教學方式方法。一方面創新觀念，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貫穿于人才培養的全過程，滲透于教育教學的各個環節。當今還有部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內容陳舊、教學方法老一套，不能體現時代特點，教育形式死板。面對網絡媒體對教學方法的新挑戰，很多大學生和教師思想觀念已相對滯后，不適應形勢發展要求。因此，首要問題是更新觀念，創新教學模式，提高思想境界。另一方面創新方法，將一些有效的教學方法用到課堂上，如案例分析法、項目教學法、角色扮演法、互動教學法等，以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和哲學課的教學實效性。此外，要注重實踐教學，細化大學生實踐能力考核的指標，制訂行之有效的考核辦法，利用多種實踐教學平臺，比如學校實驗基地、校企實習基地、德育教育基地等[5]，組織學生參加實踐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提高社會實踐能力。

（三）規范校園文化陣地管理

豐富社會活動。根據農村大學生的實際，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全面提升大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采取各種各樣的思想教育方式，開展形式多樣的實踐活動。比如，結合重大歷史事件、重大紀念日，開展政治教育活動；組織開展“星級宿舍”評比、“衛生宿舍”評比和“文明使者”服務等道德教育活動；開展科技、文化、衛生“三下鄉”，科教、文體、法律、衛生“四進社區”等實地學習活動；[6]組織學生參加科技競賽、職業規劃、愛心奉獻、心理疏導等校園知識活動。通過豐富多彩的活動，提高學生自我意識，增強社會責任感[7]。參加社團組織。大學社團組織是大學中不可或缺的組織，是依靠共同的興趣愛好建立的群體。高校應該鼓勵農村大學生加入社團，融入大學生生活中，比如，加入學生會、大學生藝術團、大學生職業生涯協會、勵志社、自強社以及志愿者團隊等，引導他們積極參加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陶冶思想情操，培養社交能力，讓他們在大學社團中適應時代環境，使他們與城市學生在同一個空間中相互融合、相互影響，融入校園群體和環境之中[2]。提高動手能力。培養學生創新思維能力，通過資助學生校內課題立項，舉辦科學知識、技能比賽和科研活動，開設各種形式的思想教育講壇和講座，建立大學生創新創業園等，提高學生運用知識和創新創業能力；另一方面，通過網絡建設，對思想教育工作進行創新，比如觀念、制度、方法和方式等方面創新，建立網絡大學生思想教育陣地創新教育模式，創新網絡課堂教學，引領大學生的時代潮流[8]。規范校園網絡。利用網絡媒體，加強宣傳教育，引導學生學會收集網絡信息、分析網絡信息，把握好網絡的虛擬性、交互性、開放性、自主性和創造性等特點，學會過濾利用和傳遞信息，提高對社會各種現象的識別能力、判斷能力，正確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樹立正確的就業價值觀。促進學生在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同時，保持明智的健康心態應對社會各種現象。

（四）加強思想教育隊伍建設

創新學生管理機制。建立資格準入制度，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管理，構建以黨政干部、輔導員、班主任及“兩課教師”為主要力量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機制，在全面配足工作人員的同時，保持隊伍的穩定；完善老師激勵機制，重視專業人員的工資待遇、晉升機會、職稱評聘[3]，為專業人員提供發展平臺，創造良好工作生活環境。提高專業人員素質。高校要組織專職政工專業人員，參加學生管理工作定期培訓或各種形式的輪訓，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精神，深刻領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的基本內容，全面提升管理育人和服務育人的工作能力；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和哲學社會科學課等“兩課”教師的培養，在重視提高他們學歷層次的同時，提高職稱層次的培養，積極探索教學方法，注重實踐教學，提高創新能力和教學水平；加強輔導員和班主任理論學習和實踐訓練，組織他們參加各種形式的學習與交流，特別是組織參與課題研究和論文寫作，提高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和實踐工作指導能力。

（五）解決農村學生實際困難

經濟資助困難學生。黨和國家對農村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非常重視，解決他們的困難問題是社會問題，也是學校問題。因此，高校必須完善貧困生資助體系，以國家助學貸款為主渠道，以國家資助學金資助為重點，從國家財政、地方政府、高校經費、社會組織及個人等方面加大籌集資助資金力度，解決學生的經濟困難問題。同時，為農村學生創造盡可能多的校內外勤工助學崗位機會，在解決學生經濟困難的同時，提高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此外，開展多種社會實踐活動，如貸款誠信教育、奉獻愛心扶助、感恩教育活動、資助征文活動等，增強經濟資助的育人功能，增強學生的責任意識和奉獻精神。

做好學生心理輔導。一方面，完善心理健康教育體系，進行預防、預警、危機緊急干預[9]；另一方面，設立心理防護網絡體系，包括高校、院系、班級和學生宿舍“四級”體系[6]。要積極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對剛進入大學的農村學生身邊易發多發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梳理和指導。同時，要做好學生個性疏導工作，對個別因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特別是對農村學生產生自卑、自閉、焦慮等心理問題進行重點疏導，幫助他們進行早期自我調節，走出心理困惑，增強心理防御能力。做好就業創業指導。高校就業指導部門要積極貫徹黨和國家的就業創業政策，幫助畢業生全面分析就業政策、就業形勢、就業前景，引導農村學生重視就業價值取向，樹立正確的就業價值觀，鼓勵學生到祖國需要的地方去，到農村基層、邊遠山區、貧困地區去。鼓勵畢業生志愿參加“三支一扶計劃”“、西部志愿者計劃”和“志愿者服務計劃”，鼓勵大學生擔任村官、農村老師、當兵入伍等[9]。此外，加強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建設，建設就業創業基地，開展創業教育和創業實踐活動，提高農村學生的就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