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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2)

摘要:近年來,隨著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不斷凸顯,外商投資企業在中美貿易順差中的影響和作用也受到關注。經分析發現,貿易逆差轉移效應和貿易替代效應的發生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美貿易差額形成的主要原因,這兩種效應的發生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由此,我國的外貿戰略應做出適當的調整,以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形成的對美貿易順差的巨大壓力。

關鍵詞:中美貿易差額;外商直接投資;貿易逆差轉移;貿易替代

中美兩國的貿易差額問題一直伴隨著中美貿易發展的整個過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銳,已經成為中美兩國之間貿易爭議的焦點。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原因,眾多學者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眾多影響因素中,外資因素的作用不斷突顯,越來越受到關注。外資和外貿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如何協調利用外資與我國貿易平衡發展是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本文以外資引致的貿易差額為視角,針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展開分析,從FDI的角度探討中美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國相應的外貿戰略調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資引致效應的不利影響。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進出口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2001年的5096.5億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億美元,增長了5.03倍,而與此同時,貿易順差從2001年的225.5億美元劇增至2008年的2954.6億美元,增長了13.1倍。其中美國是我國貿易順差主要來源地,以2008年為例,中美貿易順差為1708.6億美元,占我國貿易順差總額的57.8%。我國外貿順差規模過大蘊涵了國內經濟運行風險,也面臨著貿易摩擦等越來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對外貿易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尤其是中美貿易平衡發展就成為當前理論界研究的重點。

在注意到中美貿易順差問題的同時,也注意到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貿易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2008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進出口額達到14105.8億美元,占當年全國進出口總額比重為55.1%。而且,1998年以來,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外貿易出口中,出口市場最大的是美國。2007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國商品出口達1590.04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美國總額的68.3%,占當年外資企業對外總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商品總額為396.74億美元,占全國從美國進口總額的57.2%,占當年外資企業從外總進口的7.07%。兩者相比,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和從美商品進口是非常不對稱的。依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因此,外資因素是中美貿易順差形成的主導因素,而對于外資因素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以及形成貿易順差的原因則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話題。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順差的關系

據中國海關統計顯示,1993年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對美商品出口僅為67.4億美元,而到2007年這個數字已飆升到1590億美元,同期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從美國進口卻顯得相對滯后。兩者相抵,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造成的中美貿易順差有了持續增長,由1993年的33.2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億美元,占中美貿易順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間,外商在華實際投資額也從1993年的275.15億美元增長至2007年的747.68億美元。由此可見,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

選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貿易以及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數據來源于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和中國商務部外資司),經過對各變量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判定各變量序列的一階差分是單整的,隨后應用協整方法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經過協整檢驗結果顯示,FDI與中美進出口總額、FDI與對美出口額、FDI與對美進口額、FDI與中美貿易差額之間都存在著長期的協整關系。也就是說“外商在華FDI”這個變量在長期內確實對中美貿易總額、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國自美國的進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等因變量有顯著影響,且呈同方向變化關系。尤其是FDI對中國向美國的出口以及中美貿易順差的促進作用很強,即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導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增加,對美國貿易差額的擴大有引致效應。

具體到我國的主要投資來源國(或地區)如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他們各自的在華實際投資也與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存在著同方向變動關系。依據相關性測算,1993-2006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美國在華實際投資之間相關度為0.97[1],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與臺灣香港在大陸實際投資以及日本、歐盟的直接投資都存在較高的相關度(均大于0.89)。這與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國大陸的外貿伙伴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韓國已將紡織品與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大陸,通過在中國加工對美出口,這些產品占了美國從華進口的很大份額”的結論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

(一)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逆差轉移效應

研究發現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持續增長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造成美國大部分進口商品的生產從投資國或地區轉移至中國,從而導致美國從華進口商品持續增加,美中貿易逆差不斷加大。華盛頓國際經濟研究所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5%是這種“轉移效應”產生的結果[2]。

1.東亞①國家在產業轉移的同時,也將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轉移至中國。隨著產業結構的不斷轉移,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也紛紛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通過在華設廠的方式向中國轉移,其產品在中國加工、組裝后按原來的銷售渠道,主要經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歐洲等傳統市場。這種貿易流程導致了中國大部分的加工貿易進口原輔材料、零配件市場與出口市場的分離,加工產品的出口國就轉移到中國,美國貿易逆差的主要來源國也轉移為中國。與中國成為美國主要貿易逆差來源地相對應的是,中國對東亞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逆差也在增加。

從統計數據上看,雖然中美貿易差額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但中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幾乎一直穩定在20%-30%之間;與此同時,整個東亞地區對美貿易差額占美國全球貿易逆差的比重卻急劇的下降(從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顯然,美國對東亞地區貿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主要是日本和東盟。中國加入WTO以后,美中貿易逆差明顯背離了整個東亞地區的下降趨勢,而呈現出逐步上升的態勢,因此,有理由認為,東亞地區的部分對美的貿易順差已經轉移到了中國。這與徐明珠(2009)進行實證計量分析的結論“美國與東亞各國的貿易逆差越小,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就隨之擴大”是一致的。

2.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之間發生的貿易逆差轉移,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中國臺灣和香港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部分地對中美雙邊貿易逆差增長負責。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1990-2006年期間,美臺貿易總額占美國貿易總額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與此保持一致的是,美臺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也從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與此同時,這種變化趨勢更為明顯的體現在美國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上,美國和香港貿易差額占美國貿易差額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國香港貿易由逆差轉為順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額比重到2006年為-0.65%。那么,美國與臺灣、香港地區的貿易逆差轉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將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作為一個大中華區加總起來考慮,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美中貿易逆差占美國貿易差額比重不斷上升的同時,美國對臺灣和香港的貿易差額所占比重卻一路下降。與美國同大陸、香港、臺灣貿易差額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2006年間,美國同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總額和貿易差額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穩定,而中國大陸對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貿易逆差的貢獻率卻從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額變化在時間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貿易差額是隨著中國大陸承接香港和臺灣的產業轉移而轉移過來的。而這種差額的變化與香港、臺灣在中國大陸的直接投資變動趨勢也表現出超乎尋常的一致性。

3.隨著美國的產業升級和對華產業轉移,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所產生的貿易逆差轉移放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美國一直以來都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國和外資來源國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國在華累計投資項目達到56610項,實際投資累計達到595.15億美元,僅次于香港的在華投資。美國越來越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環節通過FDI形式被轉移到了中國,把原本由本國生產的大量商品和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和出口,并相應的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在大量最終產品返銷到美國市場的同時,也擴大了中美貿易之間的差額。比較典型的如美國耐克公司在中國廣東、福建設有10余家鞋廠,其產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銷美國市場,年出口額達2.5億美元[3]。

可見,美國在華投資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對美的出口和對美貿易順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國在華的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等資源優勢在中國投資生產了美國國內不愿生產但又必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然后出口到美國;另一方面,美國的在華投資企業利用中國生產加工方面的優勢,采用來料加工等形式生產了特定行業資本密集和技術成熟型產品,然后返銷回美國。由此,美國的在華投資發生了貿易逆差轉移效應。陳艷林、方齊云(2007)通過對美國FDI和中美貿易數據進行協整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華美國FDI每增加1美元,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會增加約7.5美元[4]。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通過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影響的協整分析也得出類似的結果,即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每增加1%,中國對美國的總出口將增加1.02%[5]。

(二)外商在華直接投資造成的貿易替代效應

貿易替代效應是蒙代爾(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爾認為一種商品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兩種方式進入他國市場,投資是對貿易的替代。當兩國之間存在著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時,投資對貿易的替代就會加速[6]。不過,當前投資對貿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價生產要素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的考慮,美國在華投資企業有相當部分是基于這種目的到中國來的。對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對于國內生產,外國生產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較低的可變成本。這意味著在東道國市場擴大的時期存在著一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由出口向在外國生產的轉變是有效率的[7]。更進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FDI和貿易可以是同時存在的。但是隨著不發達國家市場的擴大、要素稟賦的變化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它們之間的要素稟賦越來越接近,這時跨國公司的國內和國外生產會趨同,也就是說會出現FDI對貿易的替代[8][9]。

1.隨著中國市場和投資環境的不斷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場效應利益和母國集中生產效應利益之間的權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資企業就會越來越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對華直接投資,從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說,隨著中國經濟條件的改善,在進口替代部門的直接投資會越來越多,而這種投資是替代貿易的。而且根據Blonigen(2001)的論述,如果發生投資對貿易的替代,那么這種效應不是漸進式發生的,而是短時間急劇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看,隨著美資企業更多地從對華出口轉向直接投資,在短期內直接投資對貿易的替代效應會很大。

當然直接投資的流入對進口也會有促進作用,這主要表現在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投資必需品(如資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內,投資引致的需求沒能夠抵消替代效應的影響。李捷(2004)通過面板數據模型方法,采用中國7個行業同美國進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分析發現,在進口方程中,直接投資變量前系數為負,說明在這些行業內來講,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進口貿易在短期內具有替代作用。另據調查,2004年美國在華投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共銷售了750億美元的產品[10],這750億美元的美國企業生產的產品銷售作為貿易品的替代,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2.中國廣闊的市場特別是招商引資的各項政策,使得許多跨國公司把中國看作為外貿出口的生產平臺。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是中國勞動力廉價所致。實際上,一向被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料顯示,外資企業的中國職員的勞動力成本已高于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而且,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和國內企業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對合格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中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資成本。因此,影響中國外資流入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開始下降。其實,真正影響和加快外資流入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投資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和加入世貿后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保障,都堅定了跨國公司的投資信心。僅從中國的外資政策方面看,2007年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行了修訂,進一步擴大了對外開放的領域。鼓勵類比原目錄增加了94條,占目錄的比重由原來的69%提高到73%。

近幾年來,由于中國的外資政策中明確了高新技術產業和跨國公司政策為引進外資的戰略重點,美國大公司利用其技術優勢,在對中國的投資和技術轉移中,更加強調和尋求中國市場的開放。

3.美國在華直接投資通過生產技術知識溢出,金融和營銷基礎設施的構建,以及中間商和貿易公司網絡的建立,直接促進了中國出口部門的增長和競爭力。這種間接效應的結果一方面是使美國對華出口受到影響,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美國在中國設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出口的大量商品轉化為在華子公司的生產與出口,由此美國在華生產企業能夠替代美國對華出口銷售;另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在中國設廠,數量的增加和質量的不斷提高,使得生產的供應配套能力得到增強,國產化率越來越高,減少了對中間產品、資本品和配套服務的需求,產生替代出口效應。因此,隨著美國對華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造成美國對華出口份額的進一步減少,美中貿易逆差因此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4.從投資的行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角度分析,由于國際分工格局的轉變,直接投資的增加從某種程度上代替了中國從美國進口。實際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體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反映在商品結構的變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現大量逆差。王洪慶,張浩,朱榮林(2005)在對美國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向美國的總出口、總進口、工業制成品進出口等數據進行協整檢驗表明,在短期內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替代了美國向中國的總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5]。另據美國海關統計,美國在機械設備、電機電氣、家具玩具和服裝等商品上對華逆差增長較快,2008年1-12月占美國對華逆差總額32.4%的機械設備(HS84)逆差額達到553.98億美元。由此大量外資在華投資生產替代了美國的出口。

四、結論

綜上所述,外資企業對中美貿易順差具有促進作用,在華外商通過貿易逆差轉移以及貿易替代效應直接或間接的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特別是中國加入WTO后,外資因素成為引致中美貿易順差的主導因素。因此,我國的外貿戰略特別是外資策略應當作出適時地調整。

1.從重視外資數量向強調外資貢獻轉變,把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新技術產業以及吸收外資研發、設計、品牌和營銷技術等方面。有選擇地吸收外資,并從技術、產業、環境等多個角度設立外資進入標準,注重外資企業對國內企業或者產業競爭力的帶動作用。

2.進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資政策,加強對外資流向的引導,加大對高科技產業與服務業的引資政策支持,最終抑制美國、亞洲各國或地區對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降低其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引致”擴大效應。

3.正確處理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資,建立有效的投資和貿易預警機制,引導優化外資企業出口的國別結構,加快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避免造成投資-出口-貿易逆差的簡單循環,從源頭上防范外資利用的低效率。

4.促進加快與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活動,通過對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來減少中美之間的巨額順差。進一步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不斷提升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層次,緩解外商直接投資引致的對美貿易順差的不利影響。

參考文獻:

[1]陳亞艷.外資企業對中美貿易順差影響的實證分析[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8,165(3).

[2]沈國兵.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美貿易平衡問題[J].財經研究,2005,31(9).

[3]王錦鋒.中美貿易逆差的轉移性分析[J].經濟研究參考,2005,1896(32).

篇(3)

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篇(4)

論文關鍵詞：FDI，貿易結構，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貿易結構的決定是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從古典比較優勢理論誕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決定貿易結構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了闡述，而較為著名的是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雁行”理論。維農把國際貿易與FDI產生的原因統一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方式選擇聯系起來，并證明了投資是在貿易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優勢轉換的結果。而“雁行”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而且對外開放的國家，某一產業可以通過吸收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獲得發展。近幾年，國內學者關于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也做了許多研究，江錦帆（2004）發現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兩方面的作用協整檢驗，外溢效應對出口貿易有積極影響。江小娟（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錄。她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劉重力（2000）比較研究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國外出口商品結構，發現FDI促進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已有的文獻上看，這些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上來研究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而對于浙江省這樣一個出口大省來說，研究FDI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浙江省貿易結構的現狀

（一）、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可以看出其對浙江省貿易的影響，我們用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貢獻度來衡量其對浙江省出口的影響；“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的貢獻度”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整個浙江省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資對其出口貿易貢獻度

 

年份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浙江省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貢獻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5426543

篇(5)

論文關鍵詞：臺州對外貿易，區域經濟增長

 

一、引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外貿易的作用也顯而易見，它在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外貿易不僅通過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生產工藝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結構，使我國的產業向縱深層次發展，而且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途徑，同國內消費和投資一起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具有得天獨厚的對外貿易優勢經濟論文，其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加深刻的烙下了對外貿易的烙印，對外貿易對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同時也對其區域內的產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研究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于認清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以及發展重心的選擇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相關實證研究，其中劉方等在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數據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對外貿易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張燦亭、江凌基于江蘇省1885-2004年的相關數據證實了，從長期來看，對外貿易尤其進出口與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即進出口與經濟增長具有同向性；梁碧波等人對通過對廣東省1987-200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外，李偉等對浙江省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論文開題報告。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貿易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路徑主要體現為對外貿易帶來區域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集聚資本的形成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看經濟論文，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正相關關系，為了深刻的分析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是否存在這樣一種關系，本文以浙江沿海地區臺州1994年—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貿易數據為依據，通過一定的統計分析揭示對外貿易對臺州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從總體上來看，臺州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94年的2.4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70億美元（表1），遠遠高于GDP的年均增長速度，而且進出口與GDP的變化趨勢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另外，從反映區域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關系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來分析，對外貿易在臺州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呈現總體上升趨勢，這一情況在臺州外貿依存度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表2）。

臺州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說明了臺州經濟增長中對外貿易的貢獻和份額不斷提升，同時也說明臺州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也不斷加深。從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歷史來看，外貿依存度提高的過程也往往是一國或地區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的過程經濟論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于成熟，則其外貿依存度也將趨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呈現一定正相關關系，為了佐證這種相關關系，以及探討對外貿易指標對區域經濟或者GDP的增長有著怎樣一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方法做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與相關性檢驗，來論證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及區域經濟的增長是否與對外貿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相關關系。

表1 臺州市1994—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情況（單位：億元）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

進出口總額

出口額

進口額

1994

270.08

2.4496

2.0314

0.4182

1995

380.04

3.2591

2.7778

0.4813

1996

445.79

4.0111

3.2857

0.7254

1997

466.97

4.6636

3.5757

1.0879

1998

505.42

4.7337

3.7969

0.9368

1999

550.62

6.5932

4.9001

1.6931

2000

613.31

11.4436

8.6877

2.7559

2001

680.8

15.4277

11.7860

3.6417

2002

782.85

21.9125

18.0240

3.8885

2003

908.87

32.8806

26.5072

6.3734

2004

1076.48

47.8862

37.9895

9.8967

2005

1251.77

63.5301

51.9553

11.5748

2006

1463.31

84.3174

70.3475

13.9699

2007

1721.84

110.9292

93.6472

17.2820

2008

1965.27

138.1114

117.6443

20.4671

2009

2025.47

120.3152

100.6683

19.6469

2010

2415.12

170.0189

篇(6)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中國外貿規模的擴大有著很重要的推進作用。在跨境貿易中,企業才是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主體,也是最大的收益者。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對于我國外貿的促進作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將有利于企業有效的規避匯率風險。美歐日等境外企業和我國境內企業之間的貿易,通常是以它們的本國貨幣進行計價結算,這樣由此帶來的美元、歐元和日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匯率風險通常主要由境內企業承擔。如果能以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則境內企業可以避免承受這類匯率風險。從而當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時,我國和周邊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國際結算的企業所承受的外幣匯率風險即可部分消除。

(2)有助于企業營運成果清晰化。當我國進行貿易結算時,通常其經營成果較為透明,表現為進口企業的成本和出口企業的收益能夠較為清晰的固定下來,這樣就有利于企業進行財務核算。

(3)人民幣結算節省了企業進行外幣衍生產品交易的有關費用。當企業在貿易中以非本幣進行結算時,通常為規避匯率風險而委托銀行進行衍生產品交易,從中資商業銀行遠期結售匯的收費標準來看,買入三個月的美元按交易金額的2.5,賣出三個月的美元按交易金額的5收取費用。而一般的外資銀行這項交易的收費標準則普遍高于中資銀行,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我國企業進行國際結算主要使用美元歐元和日元等國際貨幣,因此為控制匯率風險承擔了大量的外幣衍生產品的交易費用,從而增加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削弱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若采用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我國企業為規避匯率風險所承擔的衍生交易費用即可大幅降低。

(4)人民幣結算節省了企業兩次匯兌所引起的部分匯兌成本。我國周邊國家和地區與我國之間的貿易大都采用美元結算,而其國內又不能進行美元流通,這樣結算通常要經過本幣-美元-本幣的兩次兌換,這種情況主要發生在公司的內部交易的貿易之中。若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的話,則可減少其中一次兌換并節省有關費用。

(5)跨境貿易用人民幣結算可以加快結算速度,提高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減少一次匯兌本身就減少了資金流動的相關環節,簡化了結算過程,提高了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由于不需要進行外幣衍生產品交易,企業可以減少相應的人力資源投入和相關資金投入,這也有利于企業加快運轉速度。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人民幣用于跨境結算帶來了機遇,但是挑戰與機遇并存。人民幣結算也可能會引起境外債權債務關系,外匯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在人民幣境外債權債務方面,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會形成外國企業持有人民幣的現象,由此可能引發諸多問題。在外匯管理方面,人民幣用于跨境結算可能會使當前的進出口核銷制度出現一系列的操作性困難。

我們不難看出,人民幣結算試點,其作用也不可高估。當前人民幣貿易結算規模的穩定和擴大尚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

(1)人民幣結算尚處于試點階段,是否擴大到香港和東盟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還要根據試點的效果來穩步推進。

(2)即使人民幣結算擴大到其他國家,其使用規模既受限于這些國家所持有的人民幣規模,又受限于境外客戶使用人民幣的意愿。此外,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情況下,我國進出口貿易增長的水平主要還是取決于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市場復蘇,從這一角度分析,人民幣結算對出口的直接刺激作用仍有待觀察。

首先,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場。我國目前缺乏成熟的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成熟的人民幣遠期匯率市場以及對外國投資者開放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只有建立了成熟的金融市場才能提供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穩定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篇(7)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長三角；環境污染

一、貿易與環境文獻綜述

長期以來，在考察自由貿易所引起的福利變動時，經濟學家很少考慮環境方面的因素，但隨著自由貿易所導致的后果凸顯以及公眾環境意識提高，人們開始反思貿易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所引起的包括環境污染在內的各種后果。關于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如下：

1.“污染者天堂”假說。“污染者天堂”假說的主要內容如下：如果在實行不同環境政策強度和環境標準的國家間存在自由貿易，那么實行低環境政策強度和標準的國家，由于其外部性內部化的差異，使該國企業承受的環境成本相對要低。這樣在該國進行生產時，其產品價格就會比在母國生產同樣產品的價格相應要低一些。于是國外企業尤其是環境敏感型企業樂于在環境管制寬松和標準低的國家落腳，這些國家就成為“藏污納垢”之所。

2.貿易的環境影響效應。國際上關于貿易的環境影響效應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GrossmanandKrueger在對NAFTA貿易環境的影響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貿易—環境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他們將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分為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這一分析框架現在己經被經濟學者們廣泛采用。他們認為，盡管貿易自由化在短期內的環境效應是消極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自由化將對環境產生長期的積極的影響。

二、長三角地區貿易以及環境污染概況

作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聚集地，長三角地區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也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之一，對外貿易和外資利用在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拉動長三角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使整個地區的環境質量面臨著日趨惡化的巨大壓力。

以“上海為龍頭，蘇浙為兩翼”，僅憑全國2.2%的陸地面積、10.4%的人口，近三年來長三角地區創造了全國約22.2%的國內生產總值、約23.8%的財政收入以及約36.6%的進出口貿易總額。

1.規模與增速。1995年，長三角地區進出口總額為521.77億美元，只占全國進出口總額的18.5%；至2010年，長三角地區進出口總額達到10882.5億美元，歷年數據如下表所示：

2.外貿依存度。長三角地區的外貿依存度總體上是呈上升趨勢的，2006年外貿依存度已高達108.83%，比同年全國的外貿依存度67.03%高出41.8%。2000年之前長三角地區的外貿依存度雖然穩步增加但都在50%的水平以下，直到2001年我國入世之后，隨著對外貿易環境的改善，長三角地區的外貿依存度才開始得以連續三年急劇增加，并于2005年首次越過100%。

3.污染狀況。作為我國城市群最為集中的區域之一，長三角地區人口密集，高樓林立，工礦企業密布，制造業水平處于全國領先地位。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整個地區的環境負荷逐年加重，環境質量日趨惡化，長江三角洲地區己成為我國新的生態環境脆弱帶。

三、貿易自由化對環境的影響效應分析

貿易自由化對環境污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種效應上，即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規模效應是指自由貿易擴大了經濟活動的規模所造成的對環境的影響；結構效應指貿易自由化通過影響經濟結構所造成的環境影響。貿易對環境的技術效應是指，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生產環保技術的不斷引進、擴散與創新，使得單位產出的能耗、物耗與污染強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如上圖所示，廠商一開始在B點生產，排污量為zB，由于貿易自由化帶來生產規模的擴大，廠商的最佳生產點位于C點，排放量為ZS，B到C生產點的變化所產生的對環境污染排放的影響即為規模效應，同樣道理，ZC到ZS即為技術效應，ZA到ZB即為結構效應。

四、回歸分析

1.數據變量選取以及模型設定

本論文主要選取長三角地區污染物排放量中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來代表該地區的環境受污染程度，并在計量分析過程中將它作為被解釋變量。

SO2=C（1）+C（2）*GDP+C（3）*FDI+C（4）*TR+C（5）*（K/L）

其中GDP為表示規模效應特征的解釋變量；K/L為表示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特征的解釋變量，用固定投資量除以城鎮從業人員數計算得到；TR表示對外貿易依存度，用進出口總額占GDP得比重得到；FDI表示實際利用外資情況。

2.回歸結果分析

根據上述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該模型中各變量的的系數如下所示：

LSO2=4.09+0.59LGDP+0.45LFDI+0.25LTR-0.16LKL

（3.22）（2.28 ） （2.66）） （-3.54）

（1）長三角地區GDP與環境污染成正相關：隨著長三角地區GDP的上升，該地的環境污染狀況也是越來越嚴重的，兩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顯著，通過了T顯著性檢驗。這意味著該地區還位于環境庫茲尼茨曲線頂點的左側，將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該地區的環境狀況還是會隨著該地區的GDP的上升而惡化。（2）長三角地區的FDI與環境污染成正相關：其中的一個解釋為，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投資有一部分是為了轉移環境污染，致使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狀況進一步加重。

（3）外貿依存度與長三角地區的環境污染也成正相關關系： LTR的系數為0.25，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長三角地區的以加工制造為代表的第二產業出口比重比較大，而第一第三產業即清潔產業的出口比重比較小，即出口帶來環境污染的正效應大于負效應。

（4）該地區的資本勞動比與該地區的環境污染成負相關的關系：資本勞動比每上升一個單位，則該地區的環境污染會減輕0.16個單位。隨著資本勞動比的上升，意味著該地區積極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逐步轉化，從而產品的資本含量和技術含量也在增加，由于產品中技術含量的增加導致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狀況變好。

五、對策建議

從以上的回歸結果以及分析可以看出，貿易自由化是一把雙刃劍，其對長三角地區環境的影響是具有綜合性、多樣性、復雜性，有利也有弊。

1.完善相關立法。我們應該借鑒國際上成功經驗和措施，將環境保護法與對外貿易法結合起來，在發展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的同時，不能片面強調出口創匯，而應建立在不破壞我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前提上，在外資項目審批和管理上應該執行嚴格的環境規則，以防止過多的重污染型企業進入該地區。

2.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對外貿易戰略。在出口方面，應減少污染品的出口，鼓勵和發展技術含量高、情節性產品的出口；逐步開發綠色產品，在進口方面，盡可能的減少污染品的進口以及防止重污染企業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該地區。

3.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進一步強化貿易自由化對長三角地區的結構效應，有效遏制該地區的結構性污染，應加快現有區域內的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鼓勵發展科技先導型、資源集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產業和產業群。此外，鑒于當前長三角地區的服務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要充分發揮這一地區的人才優勢，推動服務業的發展，減緩該地區的環境污染的壓力。

參考文獻：

[1]于之倩.江西省對外貿易、FDI與環境污染之間關系的研究.江西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陳歡歡.中國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污染關系的實證研究.東北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