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投資回報率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伴隨著自動化、網絡化、數字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信息量也呈幾何級數增長,圖書館如何能夠利用有限的投入獲取巨大的效益,以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需求,成為圖書館績效評估研究領域關注的重點。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外圖書館開始將經濟學中的投資回報率(ReturnonInvestment-ROI)應用于自身的績效評估中。ROI原指企業從一項投資性商業活動的投資中得到的經濟回報。在公共圖書館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的ROI測算模型和方法,如美國圣路易斯公共圖書館采用條件價值評估法(CVM)、消費者剩余法、時間成本法等評估圖書館服務的價值[1]。高校圖書館作為高校的文獻信息服務機構,其價值不僅具有圖書館的共有屬性,同時也有其自身的特性。高校圖書館能否將公共圖書館的工具、模型、方法直接進行移植,抑或是根據自身的資源、環境、讀者群體的特性開發適合的研究方法與工具,是目前高校圖書館領域孜孜不倦在探索的課題。

    2國外高校圖書館研究現狀

    相對于成果頗豐且日臻成熟的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基于投資回報的價值研究起步較晚,且成果較少。

    2.1圍繞多主題的定性評估研究

    1972年,MountEllis等撰寫《高校圖書館系統使用價值與成本的測算方法》,是較早將成本效益概念引入高校圖書館績效評估中的文章[2]。20世紀90年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日趨廣泛,主要圍繞以下幾個主題:?從經濟學的角度詮釋圖書館的價值。M.B.Line在《用戶對圖書館的質量和價值的感知》一書中,用成本效益和成本收益理論的概念詮釋圖書館價值[3]。TefkoSaracevic建立了圖書館信息服務的使用導向價值理論框架,從哲學與經濟學的角度詮釋了圖書館信息服務的價值[4]。?以實際案例分析圖書館某一資源或服務的成本效益。GaryW.White等將成本效益分析應用于電子資源的評估,以來源于ABI/Inform數據庫的原文傳遞量為依據進行了案例分析[5]。KarindeJager以圖書借閱量為依據,從高校圖書館對學生的影響角度論述了圖書館的效益[6]。?依據定性評估體系研究圖書館的效益。CharlesOppenheim等依據英國的定性評估體系,從圖書館投入與機構等級之間的關系研究了圖書館的效益[7]。?對未來圖書館績效評估的發展方向提出設想。JohnLehner提出兩個發展方向[8]:①可以借鑒公共圖書館已經構建的一系列ROI測算模型、方法;②擴展研究范圍,將圖書館支出與學校的相關成果結合起來,如學生成績、教師對于圖書館服務的滿意度、教師留職率等。

    2.2多角度的定量評估研究

    國外學者從多個角度對圖書館的投資回報開展了定量評估。Mezick從圖書館支出與在校學生率的關系角度測算了圖書館的投資回報率[9]。其中,圖書館方面的數據來源于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和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協會,在校學生率數據來源于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的高等教育綜合數據系統。ShimWonsik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從圖書流通借閱量的角度對ARL成員中的95所學術研究型圖書館的投入產出率進行了計算[10]。在數據的獲取方面,采用AssociationofResearchLibraries1996、1997兩年的年度統計數據。隨著經濟學中的ROI測算模型被公共圖書館廣泛應用,高校圖書館也在不斷探索以貨幣形式體現自身的價值,其中頗具影響的項目為Lib-Value。該項目[11]從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為期3年,項目全稱為“高校圖書館的價值、成就及投資回報”,由聯邦博物館圖書館服務局(IMLS)資助,項目組成員包括3所高校與美國研究圖書館協會的研究人員及圖書館員。項目的預期成果為適合于評估高校圖書館價值與ROI的測算模型、網絡工具及方法以及在3所高校的實證研究結果。該項目的研究建立在早期的兩項研究基礎之上:?UIUC圖書館ROI項目第一階段。2006年,愛思唯爾公司與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香檳分校(UIUC)圖書館組成項目組,該項目的目標是為UIUC圖書館構建可以量化的測量模型。該項目采用的模型源自Outsell公司的RogerStrouse撰寫的論文,利用該模型測算得出:2006年,每向UIUC圖書館投入1美元經費,獲得4.38美元的收益。?UIUC圖書館ROI項目第二階段。2009年12月,為了進一步驗證UIUC圖書館項目的方法對于高校圖書館是否有廣泛的適用性,項目組將這一方法擴展到8個不同國家的8個圖書館。研究發現,體現在資助經費上的投資回報率因機構使命的不同而不同,同時它還依賴于外部資助情況,其比率從1∶1到1∶15不等。與Lib-Value項目同期開展的還有由英國聯合信息系統委員會資助的“學術閱讀與圖書館資源的價值調查”項目[12]。該項目從2011年1月開始,為期一年。該項目由英國的6所高校參加,通過向6所高校發放調查問卷收集數據,該項目分為4個階段進行,其中最后一個階段將對此次調查的結果與Lib-Value項目的部分研究結果進行對比分析。

    3國內高校圖書館研究現狀

    國內的相關研究起步相對較晚———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有學者關注這一領域。

    3.1圍繞多主題的定性評估研究

    較早發表的論文為1985年門笑文的“價值工程及其在大學圖書館的應用”[13],作者在該文中提出了大學圖書館價值工程計算通式。此后的發文量很少,基本都是從理論的角度對投資回報應用于高校圖書館進行探索性的思考,如李世蘭用投入產出比的觀點分析了高校圖書館發展緩慢的根本原因[14]。21世紀以來,國內相關研究逐漸增多,主要圍繞以下幾個主題:?電子資源的投資回報評估。有學者從理論的角度對電子資源進行了投資回報分析,如鐘麗華討論了采購全文電子數據庫時進行成本效益分析的有關基準、成本的計算方法、收益的組成項目及比重、評分方法、執行分析工作的機制及人員[15]。李正蘭等分析了高校圖書館數字館藏成本的組成形式,提出可以采用引文分析法、讀者調查法等對無形效益進行衡量[16]。有學者采用了對比分析與數據統計相結合的方法,如任紅娟認為可以采用傳統印刷資源與電子資源的成本效益定性對比分析和電子資源的利用統計分析共同進行電子資源的經濟核算[17]。有學者從理論上構建了ROI模型,如金潔琴等構建了電子資源ROI測算通式,并對其中的參數值進行了分析[18]。?構建圖書館投入———產出績效評估體系。向林芳提出根據一定的構建原則,電子資源的投入指標與產出指標共同構成電子資源投入產出績效評價指標體系[19]。?探討聯盟采購資源的投入產出。隨著地區性與國家性聯盟采購的日益發展與成熟,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聯盟采購的投資回報,如史永強等探討了TALIS集團采購的電子資源的投入產出[20]。

    3.2相對匱乏的定量評估研究

    國內的定量評估研究相對較少,比較有代表性的為“基于DEA模型的圖書館效益評估研究”。作者金婷提出了高校圖書館效益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模型,收集全國10個理工類高校圖書館在2008年的相關指標數據,運用層次分析法及熵值法相結合組合賦權法對指標體系賦權,并計算出綜合指標數據,再用數據包絡分析法得出各圖書館在2008年的效益情況———投入冗余量與產出不足量[21]。

    4國內外研究對比分析

    4.1國內外在研究方式上存在著差距

    國外的許多研究是由專業機構發起的,聯合了多所高校共同參與,而且還包括其他領域的專家、學者,并以問卷調查、訪談等多種形式獲取充分的第一手數據,從而深入開展實證研究。同時,各項目之間互相比較、彼此借鑒,具有一定的持續性。針對項目的研究成果還會進一步展開驗證。國內的研究,更多地是出于學者自身的研究行為,團隊研究力度明顯不足,而且大部分屬于理論層次的定性分析。不過,近幾年來國內也相繼有學者開始在理論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開展實證研究。此外,國外的某些用于研究的數據往往可以通過國家的權威統計機構或專業學協會組織獲取,而國內則鮮有此方面的標準數據。

    4.2國外對于圖書館回報的界定范圍更為寬泛

    在對圖書館投入的界定上,國內外都是比較明確的,基本包括:訂購成本、硬件投入成本及軟件投入成本等。在對回報的界定上,國內圖書館將圖書館的直接經濟收入、圖書館利用率、用戶規模、用戶滿意度、學校的科研成果及獲得的項目經費等納入回報范疇。相對于國內,國外的回報界定則更為寬泛,擴展到與大學相關的一系列指標,如學生的入學數、在校率、畢業率、學生成就以及學校的聲譽和威望等。

    4.3國內外的研究視角高度不同

    國內的相關研究,大多是站在圖書館的視角進行價值評估的。國外則把圖書館價值評估上升到與學校的使命緊密聯系起來,而且用學校使命引領圖書館的評估,通過評估證明圖書館自身對于學校發展的貢獻。

    4.4國內外的定量研究都存在局限性

    國內外都有學者采用DEA方法測算了圖書館的投資回報率。采用該方法的優勢在于它可以把多種投入和多種產出轉化為效率比率的分子和分母,而不需要轉換成相同的單位。但該測算方法并未包含用戶滿意度這一指標。此外,國外項目組還從大學對圖書館投入所產生的資助經費回報的角度,構建了ROI測算公式,公式中部分參數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獲取,通過計算以貨幣的形式得出具體的投資回報率。但該測算公式的回報參數僅涉及到獲資助項目這一指標,對于評估圖書館的價值顯然是不全面的。

    4.5國內外定性評估研究居多,國內起步較晚

    在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中,大部分學者都采用了定性評估研究方法。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國外研究的起步明顯早于國內,其開展研究的時間跨度較大,且隨著時間的推進,其研究內容有一個循序漸進的演變過程。國內早期的成果較少,直至21世紀以來才顯現出較集中的研究趨勢,且隨著數字化、信息化的時展,更多地聚焦于電子資源的價值評估。

    5針對高校圖書館評估投資回報率的幾點思考

篇(2)

關鍵詞 回報率 職業教育 普通教育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x.2015.12.001

Reflections on Returns to Education： General

Education or Vocational Education

FEI Weiping[1][2]， XU Kemin[3]

（[1]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2]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3] Fuyang High School， Fuyang， Zhejiang 31140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and improve people's social living conditions， we begin to recogniz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 new height， in the proces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is mainly used to measure the ratio between income and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we can choose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government， family and person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but also to develop a fair， reasonable education policy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Correct and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rate of return on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make education the rate of return closer to objective reality， to help grasp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reform， which is mor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Key words returns； vocational； general education

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我們開始對人全面發展的認識有了新的高度，在這個過程中，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職業的發展過程中，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是兩類相互獨立、內涵和外延界線分明的教育體系。不僅它們的課程設置與發展目標設定方面存在明顯區別，而且他們的管理部門和行政機構也明顯不同。一方面，傳統的普通教育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主體，形成了以單純的理論知識的傳授、考核和相應的單一的學校教育體系；另一方面，在新技術革命、經濟發展和教育需求等因素驅動下，職業教育跟家切近市場需求，順勢發展，它的學歷教育已逐漸成為我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普通教育側重于普及性，職業教育突出個體技能培養這一角度出發，幾乎所有的普通教育的學費相對較低或者由政府出資支持，它的教學計劃嚴格按照國家統一標準，不受市場左右。而職業教育則可以有較高的收費，教學計劃完全由市場決定，因而教育費用相對較高。

當前，教育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形式，其不單單是提高個體收入和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形式，同時也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文明進步的主要途徑。世界銀行高級教育經濟學家薩哈羅普勒斯指出“教育投資的回報率”與經濟領域中的投資回報率含義很接近，主要是指在經過處理后，去除了性別、工作經驗、區域差異等等各種因素對結果的影響后，就業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獲得的收入增長率。教育回報率分兩種情況，私人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教育的回報率主要用來衡量教育的收益與投入間的比值，可以為政府、家庭和個人的教育投資提供科學的選擇依據，同時也為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奠定堅實的基礎。如今，普通教育職業化，職業教育普通化已成為教育行業發展的主要趨勢，正確而科學地理解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回報率，使教育回報率更加接近客觀現實，有助于把握教育變革的本質，從而更加科學地構建我國現代化的教育體系。

1 文獻綜述

國外的學者對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誰的回報率更高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一些學者對職業發展教育的回報率持肯定的態度，認為職業教育的回報率要高于普通教育。在他們看來，職業教育培養的是一種更加面向市場、有針對性的人力資本，使勞動者可以快速掌握相關職業技能，從而快速找到與能力相匹配的工作，提高職場的競爭力和勞動效率。Hu Lee and Stromsdorfer（1971）①對接受中國中等職業教育的學生和高中畢業生六年后的收入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前者的收入明顯高于后者，但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這種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Metcalf（1985）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開展職業培訓，企業和個人的回報率相較于普通教育都很高。同時他也指出，相較于長期的職業培訓，短期的職業培訓效果更佳，而在職的培訓比起脫產去接受正規職業教育具有更好的效果。Chin- Aleong（1988）③認為接受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當進入勞動力市場更具有競爭力，更能體現其作為勞動力的價值。

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職業教育的回報率不會高于普通教育。Moock and Beoolw（1988）④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對秘魯的職業教育發展的總體狀況進行了分析與評價，結果發現，盡管在秘魯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成本相同，政府對兩種教育學校的資金支持相等，但由于職業教育無法支付高昂的職業訓練和企業聯合培養所需的費用，因此職業教育無法真正培養出高素質、技能型人才，他的結論是在發展中國家職業教育的收益不足以抵償成本。Tilak（2002）⑤對亞洲國家幾十年的職業教育發展總體情況進行了總結，通過深入研究發現各個國家的職業教育發展情況各異，除日本外，其他國家整體發展速度相對緩慢。

我國也對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回報率這一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Yang（1996）⑥⑦通過對中國的兩個典型的城市――石家莊和常州的樣本進行比較分析，分別從工作效率、工作態度、上進心、團結協作精神、核心競爭力這五個方面，對接受不同類型教育、不同程度教育的人進行考察，結果發現接受職業教育的人不一定比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在進入職場后表現更為優秀，例如學者們發現，接受普通教育的勞動者在工作態度、上進心、核心競爭力這三個方面的平均水平均高于接受職業教育的勞動者。李實和丁賽（2003）⑧對中國進行了兩次的抽樣調查，結果發現，接受中等職業教育的勞動者比初中后直接進入社會工作的勞動者產生的收益更大。魏立萍和肖利宏（2008）⑨通過對廈門城鎮失業登記數據的搜集與分析，以失業后持續的時間和再就業的機會為切入點，研究了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失業者的差異，結果發現，職業失業者的平均失業持續時間比普通教育少4.4個月，其再就業機會是普通教育的3.29倍。盡管許多國家普遍認為，職業教育更加關注學生的職業發展，注重培養和鍛煉學生的職業技能但仍有一些國家沒有將職業發展教育的課程與普通教育的課程區分開來，無法實現職業教育的目的。高昂的職業教育費用支出，也使得相對落后的國家在職業教育資助方面不堪重負。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相對于普通教育而言，職業教育更高的學費支出和并不夠高的工資，使職業教育的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

2 教育成本分析

教育成本主要是用來衡量人才培養所消耗的價值尺度，也是計量教育投資所產生經濟效益的前提和計量未來勞動者獲得報酬的一個重要依據。通過對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成本的比較分析，有利于政府進行教育的宏觀調控，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促進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無論對于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一般而言，正規的職業教育的成本總是高于普通教育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職業教育的教學成本通常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學成本。⑩教育成本主要是指為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而耗費資源的價值。例如，在法國，職業教育的成本要比普通教育的成本高出15%左右，而在愛爾蘭職業教育成本比普通教育成本高出20%，在美國，職業教育的成本甚至比普通教育高出80%左右。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這種現象也依然存在，通常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平均成本比值大約在2.53。但也有一些學者經過長期觀察研究發現，職業教育的成本相對于普通教育而言，可能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顯著增長。盡管職業教育的教學成本一般會高于普通教育的教學成本，然而二者之間成本的差距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年代的不同、國家的不同而發生變化。例如，1970年以前的秘魯，職業教育對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學成本比為2.7，而到了1970年，這一比例大幅降低至1.1，并維持在此水平直至1977年，這以后該比例又上升至2.4。究其原因，之所以產生這種現象，主要與在進行職業教育的過程中所需要的專業性設備、專業師資、教材以及輟學率等因素有關系。

（2）教育成本隨所設置的專業、科目的不同而各異。通常而言，教育成本不單單受到時空、地域、文化差異的影響，還受到科目、專業的影響。首先，師資力量和報酬的不同，會造成成本的差異。一些學者通過經濟學的角度對教師的供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后發現，教師在與其他行業薪酬的相對高低水平直接影響教師的供給。在一些國家中，聘用充足的理科教師要比聘用充足的文科教師的難度大很多。因此，如果職業學校想聘用與文科質量相當的理科教師，就需要支付更多的費用，因此成本提高。其次，專業本身造成成本差異。職業教育一般以工科為主，而工科的教學成本要高于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教學成本，其中部分原因是職業教育所需的教學儀器和設備的成本更高。最后，規模效益導致的教育成本的差異。由于職業教育在設置專業的時候更加貼近市場，因此一些熱門專業由于市場預期很高而吸引了大批的學生報考，這也大大降低了教育的成本。

3 教育收益分析

教育本身具有雙重的屬性，它既是消費既有資本的行為，同時也是追求經濟效益的投資行為。通過分析教育的收益來衡量教育回報率，可以為政府、家庭和個人的教育投資提供科學的選擇依據，同時也為政府制定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奠定堅實的基礎。

3.1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收益分析

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不管是面向的對象還是教育目的都是有所區別的。職業教育更加接近市場，通過了解學生社會工作的真實是需求來培養學生使用的工作實踐技能，從而提高學生走向社會的生產勞動效率。而普通教育更加大眾化、基礎化，主要是培養學生的通識知識，為今后的學習生活打下一個良好的知識基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審視，在對資本進行投資的時候都需要清晰而明確地考慮投資的回報率。比如，當一個人在考慮投資什么樣的教育方式和投資資金的多少時，首先需要考慮的是投資一項教育事業的預期回報及該項目所包含的機會成本。不管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社會組織，在評估教育投資的可行性方面，第一步是需要分析所選項目的社會預期回報率、回報周期、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

盡管近年來各個國家對教育事業的投入都非常大，充分認識到教育事業的發展關乎國家發展，但可以發現，在工業化水平較發達的國家，人們對職業教育比普通教育有更高的預期回報率，無論是個人、家庭還是國家，都是對職業教育有高度的重視的。以美國為例，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職業教育發展迅速，各項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有力政策，鼓勵相關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發展，因而積累了深厚的人力資源。直到20世紀80年代，職業教育的培養經費已經高達2100億美元。德國以“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發展職業教育，該模式以企業為主推進職業教育的人力資本投資。

3.2 影響教育收益的因素

針對個人而言，在對所選項目進行教育投資的時候，第一步是要認真考慮未來預期收入這個重要的目標，這個結果，也就是估算出的預期收益將直接決定是否投資該教育項目。對于教育收益的估算大體需要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1）教育成本，這里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一般而言，直接成本是指個人或組織投入的與所接受教育密切相關的費用；而間接成本主要是指接受了某種類型的教育而放棄的相關收入，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機會成本。

（2）工資的差額，也就是接受相關類型教育后的工資收入與未接受該項教育的工資收入的絕對差值，此項作為評估投資收益的重點考核指標，對絕對是否進行投資該項目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教育投資的正外部收益。這里的正外部收益主要是指投資某個教育類型，所來帶的地位、身份、精神或者身體上的提高，或者叫做教育投資的外溢效應。

（4）教育投資風險，也就是需要去衡量是否可以補償或者多大程度上補償消費的投資成本。在這里，評估多大限度可以補償投資成本的這個指標將直接影響投資者對教育類型的選擇，這個問題也是未接受教育的個人在對投資回報率進行比較時所關心的。

在職業教育的回報率方面，國外與我國還是有比較明顯的差別的。在美國，據統計在中學畢業后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比未接受直接教育的學生月收入高出18%，因此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在投資教育的時候更傾向于選擇職業教育。而在中國，由于受到傳統工資制度的限制，工資的漲幅十分受限，因此職業教育的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盡管接受教育的個人可以從中獲得一定的社會實踐技能，但是還不足以補償對教育的投資。這種較低的投資回報率直接影響人們對職業教育選擇的動機。據此可以發現，人力資本投資回報率的高度將直接影響職業教育的發展。

4 對中國教育發展的啟示

通過以成本―收入的視角對教育回報率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無論是在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也不論教育水平的高低，職業教育的教學成本都大大高于高等教育的教學成本。同時專業設置、培養方式、規模等因素都是影響教育成本的重要因素。此外，職業教育的收益也不完全由其教育質量而決定，而是受到教學的內容、方法、專業、與企業聯系程度、就業率等因素的影響。

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發現，職業教育的投入成本一般會要高于普通教育的投入成本。盡管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加大，但在中國的職業教育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包括畢業生就業受阻，就業質量不高導致的社會聲譽低下、辦學效益不高等問題。如果我們能正視這些問題，在減少成本的同時，加大教育投入，更貼近市場與企業的實際需求，那么職業教育就會帶來更多的收益，促進人力資源的開發。因此，我們可以也有必要向國際上職業教育已經發展很成熟的國家學習經驗，同時結合本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教育發展之路。

但總的來說，通過對近幾年教育發展趨勢分析，職業教育和統統教育都出現了融合的趨勢。在這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二者是分離和對立的狀態。近幾年來，職業教育普通化，普通教育職業化成為了一種主流的觀點，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間的差別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小，教育將逐漸變成價值多樣化、教育類型多元化的教育體系。以傳授基本科學技術為主的普通教育和以傳授專業技能為主的職業教育間區別將被廢除，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體系正是反映了這一趨勢。

注釋

① Hu， T.W.， Lee， M.L.， Stromsdorfer， E.W.， Economic Returns to Voc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High School Graduates [J].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71.6（1）.

② Metcalf， D.， The Economics of Vocational Training： Past Evidence and Future Considerations [R]，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1985， No.713.

③ Chin-Aleong， M.， Vocational Secondary Education in Trinidad and Tobago and Related Evaluation Results[M] .In Vocationalising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ds. J. Lauglo and K. Lillis， Pergamon Press， Oxford.1988.

④ Moock， P. and Bellow， 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in Peru[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No.87， 1988.

⑤ Tilak， J.，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sia. In： Keeves， P.J.，Watanabe， R.（Eds.）[ M] .The Handbook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2002.

⑥ Yang， J.，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D].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K，1996.

⑦ Yang， J.， General or Vocational？ The Tough Choice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1998.18（4）.

⑧ 李實，丁賽.中國城鎮教育收益率的長期變動趨勢[J].中國社會科學，2003（6）.

篇(3)

關鍵詞 數字圖書館 服務效能 數字服務

分類號 G250.76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07.004

Study on Service Efficiency of Digital Libraries

Mei Xinya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use fund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n objective approach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ervice， including digital services. Herein， an approach of analyzing the efficiency of digital services is put forward by this paper. This approach can be used to compare the effectiveness of different services offered， and help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organizations’ decision-making and the overall social efficiency of digital services offered.

Keywords Digital libraries. Service efficiency. Digital service.

效能是當前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術語，越來越多的組織部門在尋求盡量減少“無效能”狀態的有效途徑。效能和投資回報（ROI）率水平可作為公共權力管理機構（如地方政府）用來評估決策是否有效的參數，并證明一些公共設施和服務存在的價值。但由于公共服務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無形價值狀態，使得人們在分析公共服務效能時，難于使用正常的方法和程序評估公共服務的效能。

當前，圖書館正不斷通過開展和擴大數字服務范圍來滿足人們的信息需求。雖然服務內容在不斷增加，但只有少數的研究在評估其服務效能。在相關文獻中，有許多論文側重于將圖書館服務作為一個整體來評估，但較少將重點放在具體的服務項目上，特別是數字服務[1]。本文的目的是變換角度，以重慶大學圖書館（CUL）作為例子，展示數字圖書館服務效能的計算方法。這種方法的特點是專注于組織機構提供的各種服務，而不是僅僅關于整體效能的計算。這項研究以問卷調查為基礎，目的是確定各項服務的價值。為了計算出相應的成本，還必須監測各項數字服務被訪問的頻率。結果表明，相對圖書館提供的其他服務而言，通過遠程訪問提供特定的數字服務具有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1 圖書館服務及數字化服務

1.1 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基本準則

圖書館作為一個實體，其服務應對社會所有成員開放，這就要求圖書館具有信息化技術方面（如軟件等）相應的設備以及所創建的數據庫和信息資源，并創建一系列遠程服務滿足那些無法親臨圖書館的人。為了保障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能長期順利開展，就必須具備充足的資金。而事實上，即使是在最富裕的社會中，也不能保證有充足的資金用來提供服務。因此，為了更好地規劃和實現資金分配的最優化，圖書館提供服務的基本準則應是優先發展正在規劃中的服務。

1.2 圖書館服務的分類

對圖書館服務進行分類，旨在定期進行評估，并加以完善。當前，圖書館服務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一級服務（文件服務）：使可利用的主要文件保存在圖書館館藏中，它涉及自助服務和輔助借出。

（2）二級服務：書目檢索和參考服務，又作記錄圖形（文件描述）和事實（事實描述）服務；書目信息服務（獲取OPAC電子目錄，內部和外部數據庫，處理搜索和當前內容服務）。

（3）三級服務：館際互借與文獻傳遞；閱讀推廣服務。

（4）特殊服務（例如某些特定地區所要求的服務，或一些特殊和傳統的服務）。

（5）圖書館所提供的休閑服務（包括上網）。

基于開展以上服務，需要圖書館緊密結合信息和通信技術，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質量，向公眾證明圖書館不僅是一個“供借閱的圖書館”，而且還是一個可通過遠程方式向公眾提供數字化服務的現代化信息和教育機構[2]。

1.3 圖書館主要的數字化服務

當前，具有開報信息和整理檔案方面經驗的圖書館員，也較為擅長網絡信息服務的開發和管理，具備創造、管理和利用復雜數據文件的能力，他們能為用戶熟練提供以下幾個方面的數字化服務：

（1）開發和分發工具，如軟件和計算機；

（2）確定和鼓勵讀者參與學術活動；

（3）提供有關工具使用和信息方面的培訓；

（4）發展豐富的信息空間，包括電子郵件、郵件列表和讀者討論區；

（5）通過讀者交流和信息共享的聚會鏈接實現虛擬社區與現實社區的聯系；

（6）建立方便和“中性”設置的公共接入終端。

由此可知，圖書館數字化服務模式正在向以用戶為中心轉變，故需不斷評估其服務效能來支撐這一模式。

2 信息服務的價值評估

目前，圖書館對現有信息服務的擴展和公共服務框架的更改，同樣也面臨著缺乏公共資金的問題。因此，有必要找一種方法來分析每項服務的價值，評估其服務效能。

為了確保其效能的最高水平，一般采取的方法是通過評估公共服務提供者的業績來對他們施加壓力，施壓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縮減經費。由于公益性組織需要不斷有來自國家、省、市和地區的撥款和有關捐助來維持正常運行，并改善服務，這就要求建立一個標準以全面地分析公共服務提供者的業績。20世紀，美國建立了一個所謂“物有所值”的理論（VFM），我們可以據此對圖書館信息服務效能進行評估。

物有所值（VFM）評價方法其定義為“用全生命周期成本和質量的最佳組合來滿足用戶的需求”。物有所值（VFM） 的理想化是代表成本和效益的最佳組合。這種組合不可能自然而然就達到最理想化。它是用來評估組織是否已取得在可利用資源范圍內所提供服務的最大利益。當然，與此同時，還需要考慮諸如質量、成本和使用資源的組合是否適合特定的用途以及物有所值（VFM）的時效性。

需要指出的是，利用物有所值（VFM）理論評估信息服務價值的同時，還必須評估基于服務消費的消費者的收益水平。可以用來評估收益水平的方法，包括公共投資回報（ROI）和條件價值評估（CV）[4]。通過消費者收益水平來衡量成本和效益，決定服務的價值。

給消費者帶來的收益通常可以使用以下兩種方法分別加以標識。

（1）間接方法。就是基于對消費者市場行為的觀察，其服務價值可通過經濟模型導出。這可以解釋消費者行為即顯示偏好（RP）和非市場商品價值之間的關系。間接方法因而在分析消費者的顯示偏好（RP）時起作用。

（2）直接法。它試圖通過采訪消費者直接找到價值。這種方法被稱為詳細地陳述偏好（SP），即假想市場的方法。詳細地陳述偏好（SP）的方法可以獲取公共資產的總價值，包括收益和成本的顯性和隱性價值，而間接方法中提到的顯示偏好（RP）方法只能獲取顯性價值。

條件價值評估（CV）方法使用詳細地陳述偏好（SP）方法調查受訪者，通過他們愿意支付消費即WTP（事先設定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或因不能夠使用該服務而愿意接受一定的最低量補償，即WTA（評估由于未使用該服務所導致利益的損失），來評估一個假想市場上的公共服務。

在上述方法WTP（用戶支付意愿）或WTA（接受補償意愿）的幫助下，條件價值評估（CV）法可計算效益。在可能改善的背景下，WTA顯然與權利“現狀”有關系。如果“現狀”是可能造成用戶損失，那么相應的方法為WTP。目前的文獻主要側重于WTP方法的應用。因為側重于結果比較的研究表明，WTA和WTP的使用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例如，有研究表明在圣路易斯公共圖書館，其WTA/WTP比值約為4.5，而挪威公共圖書館的WTA/WTP比值是5.0，大英圖書館的比值是4.9[5]。因此，比值在4.0至6.0的范圍內的實例均可用于驗證。

3 研究對象過程

3.1 數字圖書館服務單元

過去文獻中一般提到的圖書館和信息服務的分類不太適用于測量效能的具體目的，原因在于監測基于圖書館用戶行為的各個類型的服務有難度。就重慶大學圖書館（CUL）而言，信息系統提供了最先進的解決方案，明確給出了各項服務的次數，使用倒計數法，防止重復計算。這種方法只計算最后提供的服務。例如，如果用戶下載電子書，僅計算下載的文件次數，而不計算連接數據庫或網絡的過程次數（見表1）。每年數字圖書館服務單元的統計如表1所示（在這種情況下，每年只進行一次效能評價）。

3.2 圖書館服務的效益

為了更接近于評估實際，筆者利用重慶大學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數據來測定用戶對象每項服務的使用頻率，并通過條件價值評估法（CVM，也叫問卷調查法）來確定感知的價值。

使用WTP方法來確定所有圖書館服務的感知價值是基于2015年以重慶大學圖書館（CUL）為對象進行的網上問卷調查（每年大約借出圖書38萬冊）。該調查遵循以往許多WTP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問卷采用計算機輔助網絡調查系統（CAWI）進行。在3158名受訪者中有789名完成了調查，回應率是25%，受訪者全部從讀者中隨機選擇。雖然網上調查往往受到有限樣本和受訪者是否有時間等因素的限制，但是，我們并沒有從群體的性別和年齡結構中觀察到存在著顯著偏差。此外，雖然自助借書被視為圖書館提供的最重要服務，但受訪者分配的WTP明顯依賴于實際需要和受訪者喜歡的書本類型。因此，在2015年進行的另外一次CAWI調查中（536名讀者的隨機樣本）可以獲得更準確的數值。在此次調查中，圖書體裁對WTP的影響是可控的。

此次調查所問及的圖書館服務的問題如下：試想一下，你可以完全改變重慶大學圖書館（CUL）的融資體系，如果重慶大學圖書館（CUL）的讀者被要求直接付費購買服務，假如你不得不為每項服務支付一些費用，你愿意支付多少？

在些需要特別說明一下，計算出的WTP值不能簡單地被其他研究所采用。因為該值受若干局部特異性決定因素（服務重要性、用戶滿意度、使用的目的、可替代成本、收入和其他個人特性）的影響。此外，還應該注意本研究中關于WTP的計算。表達每項服務的價值可能會導致分配給圖書館所有服務的價值偏離總的WTP。為了控制這種效果，我們還要求受訪者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分配：（1）圖書館所有服務總的WTP和WTA值；（2）重慶大學圖書館（CUL）服務的替代成本；（3）重慶大學圖書館（CUL）的總資金分配。

為了分析方便，每位受訪者平均替代年成本是186元。正如預期的那樣，這個值接近總的WTA（162元）。而另一方面，總的WTP（26元）代表了另一種極端值，主要是由于無事實根據的預算限制和“溫光”效應的影響。如果圖書館用戶被問及每項服務的價值，不需要考慮個人服務在一年內使用的頻率，以減少負面影響，這樣獲得的WTP會更加準確。而且，資金分配的方法被認為是一種妥協值，不容易產生精神賬戶。計算出的資金分配的平均值為97元。當重新計算每位讀者的效益總值時，我們獲得的結果是97元，其對應于平均值。見表2（2015年重慶大學圖書館有97 532位讀者）。

3.3 圖書館服務成本

把圖書館的成本（個人會計項目的支出）分別適當納入圖書館館藏、借用、文化和教育活動、圖書館場所、人員和間接成本的同時，有必要考慮到圖書館活動的分布、執行的空間狀況調查和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工作時間按活動日歷進行）。這樣，所獲得圖書館每項服務的總成本信息對于圖書館服務效能來說是比較恰當的。本文分析中使用的成本數據均來自于重慶大學圖書館（CUL）2015年的財務報表，時間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在圖書館各項服務（在所需的服務結構中）的成本計算中，成本費用可分成四個部分。

（1）圖書館館藏以及文化和教育活動的費用。通常包括數據庫、文化和教育活動、法律費用和欠款回收的費用，這些費用必須由大多數服務共享成本。因為它們依賴于空間，它們存在于大多數服務之中，而且這項費用與圖書館館藏的使用是相關的。空間狀況調查分兩步進行。第一步，進行空間的功能分類，根據其功能用途來劃分總面積。第二步，功能區使用的份額取決于基于一個月監測的每項圖書館服務的數量。

（2）空間成本。空間成本的費用根據空間狀況調查的結果來分。

（3）員工成本。為了確定員工成本，有必要將員工分為幾個小組：（a） 服務雇員，成本計算到基于工作時間的每項服務中；（b）負責采購、管理和編目圖書館館藏的員工，成本按照采購圖書相同的比例來分，也有必要考慮到他們提供數字在線服務的份額（特別是在線目錄）；（c） 數字化員工，費用根據數字化文獻的使用程度，分為現場數字服務和遠程訪問兩個方面；（d） 其他工作人員，包括IT專業人士、經濟學家和管理人員，其成本按相同的開銷來分。員工成本被分配到基于典型工作時間表的圖書館服務上，在263個工作班次中，隨機選擇了63個員工（占所有員工的21%）。

（4）管理費用。即開銷成本，按每項服務直接成本的比例來分。將所有先前分配的服務費用加到一起，確定它們的百分比份額，再根據總的管理費用（開銷成本）來進行分配。

4 結果與討論

首先，每項圖書館服務效益使用WTP法評價。表3顯示了數字服務所獲得的詳細結果。與現場數字服務相比，更大的效益是與遠程訪問的數字服務相關聯的。具體而言，具有最高價值的圖書館服務是“搜索目錄”和“電子書下載”，這是最經常使用的。具有最高的單元效益與“使用電腦”和“電子書下載”有關。

確定總體服務的整體利益是基于使用頻率的加權平均數。這也被用來評價圖書館其它服務的效果。圖書館服務所產生的平均感知價值見表2所示。結果表明，數字服務為圖書館的整體感知價值貢獻了8.7%，僅次于自助圖書借閱（85.5%）之后。

每項服務的成本是根據本文第3.3節所敘述的內容來計算的。根據成本明細，服務成本的總費用是6 970 992 元，除了自助圖書借閱，其中管理費用里面的數字服務占最高比例為4.46%（表4）。員工的成本決定了這項服務的相對最高成本。

需指出的是，服務的單元成本，可以很容易地通過服務成本除以每年的使用頻率而得到，見表2。基于所獲得的結果，可以通過如下方式確定數字圖書館服務的CBA（成本利潤法）和ROI（投資回報率）：

現場的數字化服務計算結果如下：CBA=成本/利潤=2838158/2150120=1.32=1：0.76。

投資回報率（ROI）=（收益-成本）/成本=（2150120-2838158）/2838158=-0.24。

遠程訪問的數字化服務計算結果如下：CBA= 4676291/17985735=0.26=1：3.89。

投資回報率（ROI）=（17985735-4676291）/ 4676291=2.85。

結果表明，現場數字服務不提供積極的凈效益，產生的是負值（即總利潤減去總成本，大約是-68萬元）。另一方面，對于遠程訪問的數字服務，總收益幾乎是成本的四倍。表5顯示了與圖書館其它服務效能的比較。由此看出，數字服務的成本利潤約占31%。這表明，重慶大學圖書館（CUL）提供的所有服務中，數字服務具有最高的投資回報率（ROI，174%）；提供正投資回報率的其他服務，分別是自助借書和其他技術設備；圖書館投資的總回報率約為44%。

5 結語

討論圖書館價值的研究必須建立合適的方法來評估圖書館提供的服務。對于此次效能評估價值的計算，可以發現重慶大學圖書館（CUL）在2015年由遠程訪問實現的數字服務效能是3.89（這意味著每單位資金投資帶來3.89單位數量的效益），而現場數字服務卻具有非常低的效能，只有1：0.76。此外，數字服務又比其他服務具有更高的效能。雖然此次調查僅以重慶大學圖書館為對象，與以往國外的研究（美國、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無法進行對比。然而，調查計算出來的最高投資回報率的結果表明了當前由信息社會向知識社會的重大轉變和人們對數字內容需求的不斷增長。同時，圖書館服務成本結構的巨大變化可以預見：提供數字服務的員工們的工作時間將延長。這些發現將給圖書館決策和管理帶來重大影響。

篇(4)

【論文摘要】中油遼河冷家堡項目合作開發以來，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牢固樹立投資回報意識，全面實施油藏經營管理，在項目投資管理上全面推行“三優、四嚴、五控制”的管理方式。通過強化項目的前期工作、過程管理和后評價跟蹤的全過程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特色管理方法，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為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莫定了堅實基礎，為石油企業實施合作開發在投資管理方面積累了實踐經驗。

1概況

中國石油遼河冷家堡區塊白正式與中國(香港)石油有限公司進行合作開發以來，始終堅持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牢固樹立投資回報意識，努力追求最大的投資收益，規范經營，精細管理，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至2008年12月，投資回報率累計達到145. 35% 。

2投資管理模式

合作開發十多年來，在項目投資管理上全面推行“三優、四嚴、五控制”管理法，有效地提高了合作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具體如下:

2.1堅持“三優”原則，強化項目投資使用前期管理。

多年的實踐證實，正確的投資方向、科學的開發部署和優化的方案設計，是保證投資有效回報的基礎。為此，始終堅持把投資項目的前期工作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來抓，努力做到三個優化。

2.1.1優化投資方向。在確定合作項目投資方向過程中，遵循兩個原則。

一是堅持“持續有效發展”的原則。冷家堡油田投人開發十五年，目前已進人快速遞減階段，為確保達到油田總體開發方案確定的目標，在編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始終堅持把“持續有效發展”作為優化投資方向的基本原則，優先保證勘探增儲項目，優先保證產能建設項目，優先保證轉換開發方式項目，優先保證重大安全環保隱患整改項目，冷家堡項目基本建設計劃投資中，擴邊增儲及產能建設約投資占總投資的85%，為油田持續有效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是堅持“效益最大化”的原則。為用好投資這把“雙刃劍”，在實現產量規模穩定的同時，實現投資的有效控制。堅持把加強投資項目前期可行性研究作為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基點，嚴格按照股份公司《工程建設項目審批管理辦法》的要求，對限上建設項目開展可行性研究，規避投資風險，降低工程建設成本。

2. 1.2優化開發部署。

冷家油田油藏埋藏較深，平均鉆井深度在2700米左右，鉆井成本高，油田產能建設投資占合作項目年度總投資的90%以上，抓住了產能建設投資就抓住了投資控制的根本，而優化開發部署是控制開發投資的關鍵。在開發部署優化方面，我們嚴格“遵循兩個原則，注重三個結合，把握兩個重點”。

兩個原則:一是遵循“先控制后開發、先高效后低效”的原則編制開發部署。二是按照“超前準備、分批實施、跟蹤研究、及時調整”的原則實施開發部署，提高了部署方案的科學性、有效性。

三個結合:一是年度開發部署與總體開發方案結合，保證開發項目可持續發展。二是年度開發部署與年度產量目標結合，依據原油產量要求安排開發部署工作量，保證經營目標的實現。三是年度開發部署與年度投資計劃結合，在總投資規模不超的前提下，合理安排開發部署工作量，保證投資規模的有效控制。

兩個重點:一是科學安排井位部署，在優化油藏部署的同時，盡可能避開地面的溝渠等障礙物，盡量遠離村莊和經濟動物養殖區，最大限度降低環境污染及由此造成的賠償損失。二是合理規劃平臺組合，盡量利用和靠近老平臺規劃平臺位置，以便于集輸管網建設，最大限度利用已有道路資源，近兩年來共利用老平臺17個，部署新井20口，節省新征土地面積3.3公頃。

2. 1.3精細項目的前期工作，嚴格基建程序，確保投資經濟有效。

在生產經營運作中，一方面嚴格立項審批程序，嚴禁預算外項目發生。另一方面加強預算內項目的投資控制。對百萬元以上的較大型投資項目進行嚴格的可行性研究和咨詢評估，在投資項目的決策上，運用現行項目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為投資項月的決策提供依據。主要應用評價指標如下:

A、財務凈現值(ENPV)≥0

B、內部收益率(EIRR)≥is(行業標準為is≥12％)

C、投資回收期≤6年

通過有效運用項目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提高投資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控制項目投資，避免低效投入，杜絕無效投人，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資效益。

2. 2.推行“四嚴”管理，強化項目投資使用過程控制

合作開發以來，我們通過認真摸索和總結，逐步形成了適合項目特點的“四嚴”管理辦法。

2. 2.1嚴格投資預算管理。

以股份公司審定的年度開發方案為依據，把合作項目的一切財務收支全部納人年度預算之中。

一是預算編制做到“全、準、細”。每年8月份，就開始組織下一年度的預算編制工作。開發部署一經確定，立即組織地質、_工藝部門核算工作量。財務部門依據措施I:作量安排，結合定額標準，測算編制預算方案。經過資金預算委員會討論通過后，呈報聯管會審定，作為全年財務收支的依據。

二是分解預算項目，落實控制責任。按照專業科室職能，把年度投資項目分解到14個職能部門，建立誰主管誰負責的目標責任體系，實行“單項指標雙向控制”，對影響作業區成本的關鍵費用，同時承包到機關部門;機關科室控制使用的成本費用，使用效果需經作業區認定，并承擔相應的經濟責任，形成了作業區與機關相互監督、相互約束的成本控制機制。

三是建立預算執行分析制度。作業區實行旬度小分析，月度大分析;項目公司實行月度小分析，季度大分析。以年度預算為依據，按照投資、成本構成，分析超節原因，提出下步整改意見。

2. 2. 2嚴格投資計劃管理。

預算內的所有投資、成本項目全部納人年度計劃。實施過程中，按照年度計劃確定的項目、投資及本月度需要實施的工作量，在分專業召開措施技術論證會和經濟效益論證會的基礎仁，申報《工作定單》，經預算委員會審定后，下達月度實施計劃，杜絕計劃外項目和超計劃項目，保證了投資、成本的使用效果。

一是下達實施計劃堅持“三不”原則。既:可干可不干的項目不下達計劃，低效無效的項目不下達計劃，前期工作不落實的項目不下達計劃。

二是老區調整改造項目實行分級管理，雙向控制。即:作業區提出立項申請，經營計劃科組織相關主管部門現場核查，編制實施方案，提交資金預算委員會討論通過，按月度計劃下達實施。

三是對于突發性的生產急需項目，由主管部門按程序申報《腳目審批單》，下達計劃便函后方可實施。

2. 2. 3嚴格造價管理。

加強概算和合同標的審查，把住立項和簽約關;加強預(結)算審查，把住資金結算關。

一是建立內部價格體系。進一步完善了價格管理程序，除油田公司物資管理部門招標確定的物資采購價格外，所有產品、勞務和技術服務價格，在合同簽約前均要經過項目公司、油田公司兩級造價部門審批，兩級審計部門確認，出據《簽約前內部控制實質性測試結論書》，實現了價格的有效控制。

二是項目預算審查做到“四個結合”。即:與項目前期工作相結合、與施工圖設計相結合、與現場實際相結合、與信息價格和市場價格相結合，認真核對定額子目，細化量化工程量，做到“嚴、細、全、準、精”。

2. 2.4嚴格市場管理。

優秀的施工隊伍和質優價廉的供貨渠道是降低工程造價重要因素，規范的市場管理是控制投資的重要措施。基于上述認識，我們重點抓住施工、物采兩個市場的管理。

一是嚴格施工市場管理。加強資質審查，嚴把市場準入關，對無《市場準入證》和《物資采購網絡證》的單位和產品不予準人。對錄人市場的服務單位進行綜合評定，加強市場督查，建立質量抽檢制度，對連續兩次抽查有嚴重質量問題的隊伍予以辭退。

二是嚴格物采市場管理。對油田生產建設所需主要物資、器材、化學藥品，實行網上采購或由遼河油田公司統一集中招標采辦。

2. 3落實“五項控制”措施，加強投資使用后期管理

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嚴格設計變更、施工質量、現場驗收、結算過程和項目后評估等五個環節的控制，是提高項目投資回報的關鍵。

2. 3.1加強施工現場工作量變更的控制。

為減少或杜絕項目建設決算超預算，預算超概算的“釣魚工程”，在工程建設管理上我們著重抓住兩個環節。

一是完善設計，減少設計漏洞。提供周密的設計委托書，配合設計人員做好地面普查、勘測，認真審查設計圖紙，減少設計漏洞，控制設計變更單的發生。

二是加強施工過程組織，保證工期要求。加強施工組織設計的審核，依照設計要求組織項目施工，保證物資供應，減少工程停工、誤工現象。

2. 3. 2加強項目施工質量控制。

做到開工有報告、圖紙有審查、施工有方案、工序有交接、質量有檢查、過程有記錄、隱蔽有簽驗、交接有驗收、驗收有資料。重大項目實行工程監理制和第三方檢測制，確保施工質量。

2.3.3加強驗收質量控制。

地面系統工程及隱蔽工程，由遼河油田公司按專業組織項目驗收;其它地面工程，由項目公司組織驗收，做到驗收需申請，事前有會議，現場有分工，職責明確化。

2. 3.4加強結算過程控制。

工程項目結算必須經過項目公司和油田公司兩級審查，在取得《結算前內部控制實質性測試結論書》的基礎上，實行結算會簽制，嚴格把關，防止了效益流失。

2. 3. 5加強投資項目效益的跟蹤控制。

建設項目的經濟后評價作為項目建設投資全過程管理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提高未來項目的決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通過分析評價，對經濟風險大的區塊調整部署，減少風險投資。

3結論

篇(5)

論文關鍵詞：利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

一、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當najan和Zingales(1995)以及Demirguc—Kun和Maksimovic(1999)等將研究對象擴展到發展中國家時，結果發現，盡管在多數資本結構模型中宏觀經濟變量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宏觀經濟環境的差異對所有模型提出了嚴峻的考驗。近年來，wald(1999)、Booth等(2001)對不同國家企業資本結構的比較研究進一步拓展了資本結構理論的內涵。他們的研究發現，資本結構與一國的制度環境、宏觀經濟因素、公司特征因素密切相關。利率水平包含了大量宏觀經濟信息，并且是資金信貸市場中資金使用權的轉移價格，企業籌資離不開對市場利率的分析權衡。國外，Kim，Ramaswamy和Sundaresan(1993)以及Longstaf和ISchwartz(1995)都認為，企業的負債率隨著無風險利率的增加而增加，主要是因為在風險中性框架內，無風險利率增大，導致違約率下降。Ieland(1998)以及Leland和Tdif(1996)發現，當無風險利率增加時，所有資產的回報率都增大了，違約概率降低了，從而增大了公司的負債能力。Russo等(1999)認為由于利率使負債融資成本增加，所以利率上升使權益融資更有吸引力。實證研究結果得到，對經理無權利的合作社，利率對資本結構有顯著影響，因為該類合作社更關心利息費用增加導致的邊際利潤減少。Bancel(2002)分析歐洲17個國家的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時得到，利率水平是經理考慮企業負債政策的重要因素，并且通常是利率較低的情況下，企業采用負債融資。Huang，Ju和Ou—Yang(2003)認為，利率的變化影響著企業的負債比率。

(二)國內文獻傅元略(1999)注意到了宏觀利率對資本結構的影響，他認為：當企業資產收益率高于宏觀利率時，企業將傾向于提高負債水平。林孝基(2001)討論了利率變化對資本結構的影響，認為對于資本成本率大于貸款利率的企業，可以通過低利率的金融環境來增加貸款來獲得經營收益率與借款利息率之間的利潤差額，從而使企業資本結構產生改變。王文娟(2007)利用回歸方法得出結論：實際貸款利率對最優資本結構具有顯著影響。嚴小明(2004)認為，企業的資本結構應隨負債利息率的變動而做出相應的調整。蔣振聲(2OO1)的研究認為，利率水平與市值資產負債率顯著正相關。洪正，王磊(2005)研究認為，債務利率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債務利率代表著債務融資的成本，與資產負債率的正相關關系可能意味著股權融資的成本很低，雖然自1996年以來多次降息，但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依然存在。劉錦，易法海(1999)結合我國1996年來先后六次降低利率的實際情況，論證了我國數次降息對資本結構變化的影響是符合理論和實際的。蔡楠和李海菠(2003)得出結論：實際貸款利率與負債率顯著負相關。原毅軍和孫曉華(2006)利用1995年至2004年我國滬深兩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數據，實證發現實際貸款利率與目標杠桿負相關。

綜觀國內外文獻，可以肯定的是利率顯著地影響企業資本結構。但現有文獻大多是理論分析，相應的實證分析則很少。中國目前利率形成機制的市場手段越來越受到重視，其行政手段已經開始逐漸淡出。1996年全國統一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聯網運行，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形成1998年9月放開了政策性金融債券市場化發行利率；1998年和1999年兩次擴大貸款利率浮動幅度；2002年初，在八個縣農村信用社進行了利率市場化試點改革，貸款利率浮動幅度由50％擴大到100％，存款利率最高可上浮50％；2002年9月，農村信用社利率浮動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2004年1月，央行第三次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并下調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2004年10月2913，央行上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并放寬人民幣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允許人民幣存款利率下浮。同時，進一步放寬金融機構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現行資本結構研究中忽略了宏觀經濟因素，基于此，本文選取包含了大量宏觀經濟信息的利率水平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利率水平對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影響。中國目前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已顯有成效，所以本文將檢驗我國市場利率如何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利率變動是否影響企業資本結構調整。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馬克思的利率決定論認為利率的變化范圍在零與平均利潤率之間；資本邊際生產力利率決定論認為：資本邊際生產力大于利息，投資者會繼續借貸，擴大投資，資本邊際生產力小于利息，投資者將減少借貸，減少投資；儲蓄投資均衡利率決定論認為：貸款的需求主要來自于投資，投資量的大小取決于投資預期回報率和利率的關系。當利率降低時，預期回報率大于利率的可能性增大，投資需求也會增大。由以上利率決定論可知利率的高低決定著投資者貸款與投資的多少。現代企業作為社會經濟中最主要的投資主體，其投資與籌資的多少受利率的影響。當企業預期投資回報率大于利率，企業通過增加負債來增加投資，以取得利潤差額。當企業預期投資回報率小于利率，企業就不會通過增加負債來投資。因此，利率越低，企業增加負債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提出假設：

假設1：利率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呈負相關關系

在以往動態模型的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中，并沒有考慮宏觀經濟因素對調整成本和調整速度的影響。對于中國的上市公司，融資能力都較其他公司強，因此企業調整其資本結構，都不會遇到政策上的阻礙，因此更多的考慮的是調整成本，而決定中國上市公司調整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實際貸款利率。王文娟(2007)構建資本結構動態調整模型，利用回歸方法得出結論：利率對調整速度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利率與調整速度負關，這說明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企業對資本結構的調整成本，當政府提高利率時，企業調整資本結構的成本提高，此時調整資本結構所需要的資金規模變大，則調整速度變慢。童勇(2006)研究認為，貸款利率影響公司對資本結構的調整速度，這一點是比較明顯的。資金的成本是公司財務所必須考慮的，而債務的成本主要體現為貸款利率的大小。利率的上升必然會影響公司進行債務融資，從而限制了公司調整資本結構的程度和速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在我國整個利率體系中起著導作用，該利率的變化直接導致貸款利率的變化。所以，提出假設：

(二)變量的設定本文所設定的變量見(表1)。

(三)模型的構建資本結構的影響因素有很多，除了利率還有行業、公司規模、盈利能力、成長性、抵押能力、非債務稅盾等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本文在實證研究中將這些變量作為控制變量納入模型的構建中。本文擬采用混合數據，即包括時間序列數據和橫截面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如下：

在現實中，隨著時間與內外部環境的變動，企業會不斷地調整它們的資本結構。本文為了驗證利率的變動對企業資本結構調整是否存在顯著影響，將模型1中的所有變量做一次差分，構建如下模型：

其中，其他變量與此相同。在以上兩個模型中，行業(INDUS)作為虛擬控制變量來控制行業對資本結構的影響，所以模型2中不對其作差分。

(四)樣本的選取本文選取深、滬兩市1996年至2006年的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樣本的選取遵循以下原則：1996年至2006年一直上市的公司，這是為了確保公司財務穩定且公司行為相對成熟；不考慮金融類上市公司，鑒于金融類公司自身特性，研究資本結構問題時一般將之剔除樣本之外；剔除ST和類上市公司；剔除無法獲取相關數據的公司。基于上述原則，本文共選取深、滬兩市266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1996年至2006年為數據窗口，運用截面數據和時問序列數據來編制各變量的混合數據。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CCER數據庫。

三、實證檢驗分析及結論

(一)實證檢驗分析從(表2)中可以看到，利率與上市公司資本結構之間在l％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會隨著利率的提高而顯著降低。驗證了本文提出的假設1。另外，公司規模、盈利能力、成長性、抵押能力、非債務稅盾、行業這些因素也顯著地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

篇(6)

論文摘要:建立有

我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按國際通用標準，60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以上就屬老年型國家，而我國1999年已經步入了這個行列。

企業 年金是企業實施養老保險計劃中一項重要工作，政府要加強對企業的監管和約束，鼓勵和推動企業 發展 年金，主動為養老保險增加投入，可以通過立法，推動建立符合社會公共利益的養老保險制度。

3．2 提高社會對養老保險的關注與重視

社會對養老保險的關注和重視主要來自已經退休的人群和接近退休的人群，我們要大力宣傳養老保險的意義，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3．3 提高人們主動參與養老保險的認識

我國傳統的“生兒養老”的家庭養老觀念是根深蒂固的，許多人寧可把錢放在家里，也很少買保險和進行養老保險投資，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要健全養老保險的 法律 和制度，還要大力宣傳養老保險的好處，企業年金是一種長期投資，可以帶來投資收益的復利增長，補償通貨膨脹帶來的個人實際收入下降，提高老年生活質量等，員工和企業 自然 愿意接受企業年金并樂于推動。從而，加快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深入發展。企業職工要想提高退休待遇，必須走企業年金的道路。企業年金對提高養老保險征繳額，完善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減輕政府負擔有著重要意義。

3．4 完善我國的企業年金和稅收優惠措施[2]

實行企業年金稅收優惠政策，提高企業和個人繳納企業年金的繳費率，是發展企業年金的一項關鍵性激勵措施。稅收優惠使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能夠獲得規避稅收、增加收益的好處，因此是政府鼓勵企業年金發展的最有效措施。

給予企業以年金上的優惠政策，可以提高員工在養老保險的實惠。例如企業和員工分別為該企業年金計劃繳費100元，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稅率分別為33%和20%，投資收益的稅率為20%，員工計劃在三年后退休，采用企業年金投資管理模式的啟示稅前名義投資回報率為10%。

3．5 強化企業年金可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企業年金能夠增強企業的凝聚力，是以年金方案中運營年金資金直接或間接持有自身企業股票為基礎的，這種做法將企業與員工更緊密結合在一起，增強了員工的企業主人翁責任感，更能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

3．6 完善我國企業年金模式建設

就我國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的現狀，我國的企業年金的發展應鼓勵dc計劃與db計劃的共存模式，開發多種年金計劃條款，實行混合型計劃，增強制度的適應性，以滿足多樣化的養老需求。

3．7 加強養老保險人才隊伍培養和法制建設

企業年金需要有專業機構和專業人才進行管理和運營。我國要加快補充養老保險隊伍培養和專業投資機構建設；要加快保險業和資本市場的開放步伐，大力引進外資、人才和國外專業投資機構，加快企業年金市場化和國際化。加快制定企業年金法等有關的法律法規，為企業年金的發展創造穩定的、公平的外部環境。

參考 文獻

篇(7)

關鍵詞：農業 資本回報 馬太效應

農業資本回報率的測算

（一）測算原理

根據Bai（2006）與Codeli的算法，假設資本品j的名義回報率為：

（1）

其中，i為資本名義回報率，P為價格指數，δ為折舊率，Δ為增長率，MPK為邊際產量。決定資本回報率的不只是資本的邊際產出，它取決于資本取得收入份額中的資本邊際效用。假設α為資本的實際回報率，容易得到：

（2）

將（1）式帶入（2）式，容易得到資本投入效率的最終測算公式：

（3）

（二）數據說明

在測算1978至2006年我國農業投資回報率時，由于各統計年鑒不同的統計口徑，而農業資料數據較為繁雜，農業資本投入的數據來源于前文的估算結果，其余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對于國民收入價格指數的變化率指標，我們采用各省農業GDP平減指數指標，能夠度量農業的價格指數效應。由于統計資料中沒有給出資本獲得收入份額的具體信息，一個較為可行的辦法是假設國民收入中除去勞動所取得的收入份額，其余為資本所得（Bai，2006），即：

（4）

另一個重要的指標農業資本存量。本文沿用較為成熟格德史密斯所開創的永續盤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Approach，PIA）的基本原理，得到關于農業資本投入量的估算基本公式：K（t）=K（t-1）（1-δ）+I（t）。將該公式進一步變形，可得到：K（t）=K（t-1）+I（t）-K（t-1）δ。同時按照曹躍群（2008）所確定農業資本基年資本投入量、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P、當年投資I的取舍以及折舊額或折舊率測算農業資本存量估算數據。

（三）估測結果

我們利用式（3）分別測算了我國1978至2006年全國農業資本投入回報率。1978年以前計劃農業制度時期，農業增長出現停滯，甚至個別年份出現負增長的情況（孟祥林，2003）。改革開放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農業資本利潤率與農村經濟基本保持了同步增長。之后，隨著改革開放進入縱深階段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了持續快速增長與波動階段。最近幾年，隨著國家宏觀戰略層面的重視以及支農惠農政策力度的強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得到全面大幅度改善和提高，然而農業資本利潤率歷經了平穩上升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開始呈現出波動并有下降的趨勢。農業資本回報率遠低于第二三產業中資本的回報水平，這也是農業資本匱乏外流的根本原因。

農業資本回報率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提出假說

第一，資本回報率會受到產業內資本密集度的影響，資本往往在產業中具有集聚、規模遞增的特點，但在我國的農業生產環境中，農業投資的主體（農戶）往往具有分地而耕的特點，未形成資本的規模效應，而在家庭內部卻明顯顯現出資本邊際效益遞減，這很可能是農業資本回報率馬太效應的重要原因。第二，農戶的收入水平會對資本回報率產生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收入達到一定臨界水平時，農戶對農業生產的投資會有一次突變，但收入對資本增長的影響必定是滯后的。第三，市場條件對資本回報率有著很大的影響，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程度會極大的影響資本市場的運作效率。第四，農村非農產業發展尤其是農村工業化對農業資本投入有著密切的關系。集體與私人資本與勞動通過“體外積累”建立農村非農企業的方式，一方面達到收入反哺農民的作用，另一方面則補充了匱乏的農村公共投資，減輕了農民對社區建設費與農田建設費的負擔，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村的落后狀態，成為農業資本積累的重要來源（洪銀興，2007a）。

（二）計量經濟學模型

根據上述理論假說我們建立對農業資本影響因素分析的計量經濟學模型：

AKRt=β0+β1NKRt+β2APRt+β3 APRt2+β4 LPKt+β5 LPKt2+β6 REt+β7 REt2+μt （5）

其中AKR為農業資本回報率，NKR為全國平均資本回報率，APR為農村人均純收入，LPK為勞均資本存量，RE為農村用電量。

勞均資本存量展現了農業資本的稟賦變化，資本回報的影響有兩種變化趨勢。首先，資本的邊際遞減規律使得過于密集使用資本會造成資本回報率下降，另一方面，資本又具有很強的集聚效應，建立在規模效益遞增的基礎之上，資本展現出一種回報遞增趨勢，這兩種力量的均衡最終造成了一個均衡資本回報。我們通過研究也發現資本回報與資本密集度也呈現出明顯的倒U型結構變化，兩種力量在作用過程中規模效應過早的結束主導作用。

（三）計量結果

在消除異方差與序列相關后，得到表1的估計結果，由此可看出對農業資本投入回報率產生影響最大主要來源于三方面，全國平均資本回報率、農村人均純收入與農村用電量。其中全國平均資本回報率對農業資本回報率有著正的影響，全國平均資本回報率增長1個單位，農業資本回報率將增長0.51個單位。而農村人均純收入目前來說對資本仍有著正向的影響，而農村用電量卻對農業資本回報率有著負向的影響。這表明農村基礎設施仍舊不完善，農村生產仍舊受到基礎設施的影響。

農業資本匱乏與城鄉統籌發展

面對利潤率較低的農業，農村企業對農業與農村的要素反哺作用大大降低，甚至起到負效用。本節將利用面板模型與聯立方程模型實證說明農村工業化對農村經濟的反哺作用。我們建立聯立計量經濟學模型，利用1986至2006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一步分析農村工業化、農村居民收入水平與農業資本深化之間的關系，進而分析要素反哺與收入反哺的現狀。

RRi=α0+α1 LRi+α2 FGDPRi+α3URi+α4 XRi+α5 RPi+α6 FKRi+α7 REPRi+εi （6）

RERt=β0+β1PGDPRi+β2CRi+β3 URi+β4 XRi+β5 RRi+μi （7）

FKRi=γ0+γ1 FGDPRi+γ2URi+γ3RPi+γ4 RRi+γ5 XRi+γ6 RERi+νi （8）

在模型6中，我們認為傳統意義上影響農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因素包括，勞動力增長率、農業GDP增長率、城市化程度、農業資本存量、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在此基礎上我們引入農村企業對農村人均純收入影響的內生變量。在模型7中，對影響鄉鎮企業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而模型8主要集中于對農業資本深化的主要因素進行檢驗。聯立方程模型中，變量含義分別為：RR為農村人均純收入，LR為農村勞動力增長率，FGDPR為農業GDP變化率，UR為城市化程度，XR為出口占GDP比重，RP為人均公路里程，RER為鄉鎮企業年產值增長率，PGDPR為人均GDP增長率，FKR為農業資本存量變化率，CR為城鎮居民人均收入，REPR為鄉鎮企業人數增長率；回歸結果見表2。

在方程4中，農業勞動力增長率與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顯現出顯著的負相關，1978年至2006年我國總人口共增長36.56%，而農村人口卻下降6.67%，城市化水平也由17.92%上升到43.9%，為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創造了條件。農業產值增長率與鄉鎮企業發展均對農民收入水平提高有著顯著的作用，農村中“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勞動力轉移模式成為關鍵性的制度安排。隨著開放度的提高，農村在改革開放初期顯然承擔起了出口創匯的使命，國外FDI的進入也影響著農業生產效率，從而促進農業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鄉鎮企業對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檢驗中發現，鄉鎮企業的發展顯著促進了農村居民收入提高，一方面由于其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吸納農村勞動力而產生的農村居民就業效應顯著地提高了農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也因為工業相對農業更高報酬而得到了收入反哺。最后，農業資本深化對農村居民的收入提高有著顯著的作用，但農村并沒有一個有效的資本積累機制。1978至2007年間，工業資本增長7.63倍，而農業資本增長只有4.8倍，到目前農業已經顯現出明顯的資本匱乏，僅僅維持了過多勞動力和過少資金、技術要素結合的低效率結構。同時現有的農村金融秩序不能起到為農業籌資的目的，反而通過財政性的金融通道，將農村要素輸入城市，導致農村資本匱乏進一步加劇。

方程5中，農村企業的發展主要來自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其中，農村居民純收入水平的提高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要素支持與市場貢獻，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則大大擴展了鄉鎮企業的產品市場范圍。城市化與市場化程度卻在對農村企業的發展中表現出不顯著甚至負面的效應。這可能是由于農村企業在產權與治理結構上的模糊性使其在脫離農村經濟環境后出現了治理問題，而事實上越來越多的鄉鎮企業轉型為大型企業集團，但這些鄉鎮企業均是在明晰產權，改革治理結構后產生的，這也就說明了產權的模糊性僅是在當前中國農村特有的文化歷史環境中延存的一種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方程6中，可以明顯看到，鄉鎮企業的發展對農業資本積累帶來了較為顯著的負效用，這使得資本向同具有本地效應的農村企業集聚。而農民依靠鄉鎮企業的“體外積累”所得到的收入反哺才間接性地影響著農業資本深化，這種反哺作用與農村工業對資本的集聚力量相比顯然是微弱的。同時城市化與市場化也同樣沒有顯著產生對農業產生要素反哺的效應。因此轉變農業資本集聚的制度基礎才是完成農業資本深化的根本手段，否則即使資本深化對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在長期中將形成促進作用，若沒有合理的制度激勵方式，投資主體也將選擇農村工業作為投資對象，而農村工業在沒有政策負擔的情況下必然不會對農業產生要素反哺效應。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農業資本匱乏陷入了低均衡的馬太效應。

政策建議

農業資本匱乏的馬太效應是政府不恰當干預與基礎設施薄弱的共同產物，而政府不應當過多借用財政的手過多地干預農業的市場過程，而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的供給是政府應當做到而未能做到的事，在這樣的偏誤之下，必然導致資本的錯位，最終使得官方資本擠占私人資本，基礎設施不健全或者是交易費用高最終導致資本的離去。因此，政府必須在行政中規范其行為，讓市場配置資源，通過財政改變資源的使用費用，這才是真正的新農村道路，才能走出農業資本匱乏的馬太效應。

參考文獻：

1.黃泰巖，王檢貴.工業化新階段農業基礎性地位的轉變.中國社會科學，2001.3

2.黃季 .中國農業的過去和未來[J].管理世界，2004.3

3.張軍.中國國有部門的利潤率變動模式：1978-1997[J].經濟研究，2001.3

4.曹躍群.我國農業資本投入及其運行機制研究.重慶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6

5.洪銀興.二元結構的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7b.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