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國經濟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半工業化；華北鄉村；近代中國

本文以近代華北鄉村手工織布業為個案，分析半工業化在近代中國的興起、發展及其衰退的全過程。半工業化是相對于工業化而言的，從一般意義上講，工業化是指非生物動力取代生物動力的過程，西方傳統工業化史論者認為，以技術變革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是工業化的開端，德國經濟史學家魯道夫．呂貝爾特在其名著《工業化史》一書中就曾經典性地指出：“在機器時代破曉以后，隨著紡織的機械化，隨著蒸汽機作為一項新的能源，隨著從單件生產過渡到系列生產，過渡到大規模生產，人類社會才開始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稱之為工業化的這種變化．”[1](P1)然而，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史學界強調制度變遷重于技術進步，提出了原始工業化理論，把工業化的歷史追溯到大機器工業產生之前的農村手工業經濟內部，著重探討原始工業化與工業化第一階段、即紡織工業之間的聯系，美國經濟史學家門德爾斯于1972年發表了其成名作《原始工業化：工業化進程的第一階段》，并不斷修正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最后將它表述為“為傳統組織的、為市場的、主要分布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如果從人類工業生產活動的整體而言，原始工業化對工業化的導向作用無疑是存在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原始工業化才真正具有了“原始”的含義。但如果從單個國家和地區的情形分析，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能導向工業化，反過來說，并非所有的原始工業化都在工業化啟動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便銷聲匿跡，尤其在落后國家和地區，由于工業化基本上是移植外來工業文明的結果，原始工業化甚至傳統鄉村工業仍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繼續存在，不過，這時候的鄉村手工業作為工業化進程第一階段的“原始”意義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在若干行業、若干地區，工業化早期的鄉村手工業與傳統意義上的鄉村手工業確實不同，其固有面貌正在日益改變，筆者主張用“半工業化”來描述這種現象，本文所界定的“半工業化”包括以下內涵：在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市場為導向的、技術進步的、分工明確的專業性手工業鄉村的興起與發展。在一個時期中，鄉村手工業在地區經濟總量及家庭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鄉村手工業依附于農業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關系．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20世紀30年代，華北織布業中的若干區域，如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就是半工業化特征最為明顯的地區．

首先，從技術進步層面分析．高陽、寶坻、定縣、濰縣等地先后使用了效率大大高于老式木機的鐵輪機，在整體上形成規模生產，如高陽，在1908年以前還使用雙手投梭的老式木機，生產效率低下，1909年左右，高陽旅外人士從天津引進鐵輪機，到1914年，“高陽有織機2500—3700架之數，其中木機約十分之一二”，鐵輪機已開始占據絕對的優勢，此后高陽區內鐵輪機迅速增加，1915年，為5726架，1917年突破l萬臺，1920年超過2萬臺，到1928年達到29631臺，其中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簍子提花機4056臺[2](P9-18)。改良機的應用增加了土布的花色品種、提高了土布的標準化，高陽手織布的“最初制品僅有16支紗織成之白粗布、粗斜紋布兩種，宣統二年(1910—1911)間，添用20支及32支紗織標布、市布、細斜紋布、提花條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國元年更添用42支紗織造愛國布及各種袍料，民國七八年間更添用人造鷥造各色提花緞(俗名法麻緞，花色極繁)．”[3]同樣，定縣在清朝末年，“于引進機紗之外，定入復將投梭改良為拉梭式，生產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輸入鐵輪機，紡織兩方面技術上的限制，得此解除，定縣織業，方能迅速發展。”[4]濰縣織布區半工業化的興起和發展也離不開機紗的使用和改良織機的輸入，民國初年濰縣東鄉有人從天津攜機數架回鄉推廣傳習技術，改良出品，該機“系鐵輪木架之鐵木機，通稱鐵輪機．亦名腳踏織布機，各種輪軸系以生熟鐵制成，其架框則以槐楸木制之，高l公尺7寸，長l公尺l寸，寬2公尺，計重250公斤，能織白粗布、蚊帳布、斜紋布、線呢、嗶嘰及各種提花布、白細布等．”[5]該縣東鄉濰河沿岸各村莊手織業者迅速接受了新式織機，1915至1916年間發展到500臺左右，1923年前后又由東鄉傳人南鄉、北鄉、西鄉，遍及全縣，布機達5萬臺以上，成為一個后起的半工業化地區。

其次，從市場層面分析，華北鄉村手工業生產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家庭消費，而是為市場生產，尤其是為區域外市場生產．寶坻、高陽、定縣、濰縣等地區所生產的土布大多銷往本縣以外的市場，其中東北、內蒙古、西北等地是上述地區土布的主要市場，如寶坻土布業較為發達的1923年，棉布銷售額的92％和銷售值82％都在當時河北以外地區，具體銷售區域如表1：

表1 1923年寶坻棉布銷售區域

銷售區域|數量(匹)| 百分比|價值(元)| 百分比

熱河|3303000| 72|7392000| 6l

東三省| 680000| 15|1734000| 14

西北| 246000| 5| 792000| 7

河北| 360000| 8|2226000| 18

總計|4589000| 100|12144000| 100

資料來源；方顯廷、畢相輝：《由寶坻手織工業觀察工業制度之演變》，《政治經濟學報》第4卷，第2期。

高陽棉布銷售區域更廣，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如表2所示．1932年河北本省銷售高陽布共計515581匹，占全國銷售總額的42．95％，銷售值4283301元，占全國銷售值的40％。無論是銷售量還是銷售值，高陽棉布的主要市場都在本省以外．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是高陽織布業衰落的年代，在河北本省所銷售的棉布中，真正在本地集市上所售棉布僅為149889匹，銷售值為1379077元，在全國銷售額中的比重分別為12．49％和12．84％．

表2 1932年高陽布匹銷售區域分布情況

區域名稱|銷售數量(匹)|百分比|銷售價值(元)|百分比

河北| 515581.0| 42.95| 4283301.25| 39.88

山西| 238857.0| 19．s9| 1990542.62| l8.53

河南| 177515.0| 14.79| 1566649.14| 14.59

山東| 6700.0| 0.56| 82006.4l| o．76

綏遠| 52326.5| 4.36| 278953.55| 2.60

察哈爾| 21772| 1.81| 181374 15| 1.69

陜西| 82610| 6.88| 829698.81| 7.73

甘肅| 27386| 2.28| 247524.28| 2.30

湖北| 23309| 1.74| 324399.28| 3.02

湖南| 11571| 0.96| 163599.94| 1.52

四川| 31966| 2.66| 665700.58| 6.20

江蘇| 1168.5| 0.10| 13157.04| 0.12

廣東| 1965| 0.16| 37751.03| 0.26

貴州| 7184| 0.59| 85566.92| 0.80

總計| 1200361|100.00|10740224.90|100.00

資料來源：據吳知：《鄉村織布工業的一個研究》第 236—238頁表重新計算編制。

19世紀90年代初，定縣棉布開始銷往境外，后，專營口外貿易的晉商在定縣開設的布店日多，定縣土布輸出也日益增多，據估計，1913年達200萬匹，1914年達260萬匹，1915年達400萬匹，約值2494000元，是定縣土布輸出的最高記錄[4]．另據估計，濰縣織布區，“每年出布約1000萬匹，約值7500萬元以上。其銷路遍及全國，而且以河南為最。”[6]（P132）后起的濰縣織布區也是以區域外市場為依托的。

最后，從鄉村手工業在農村經濟中的地位來看，手工織布業在近代華北鄉村尤其是河北高陽、寶坻、定縣、山東濰縣等地區經濟總量及其家庭經濟中的地位顯著上升，對傳統農業的依附性大大弱化，轉而與工業化建立更密切的聯系．在這些地區，農戶從事鄉村手工業所獲得的收人大大高于其他地區，如1924年，河北寶坻織布業經濟區內織戶每家依靠織布的平均純所得為105．1l元，依靠農作物的凈收入．佃農平均為26．38元，半自耕農為86．62元，也就是說，佃農農戶的織布收入約占總收入的80％，半自耕農的織布收入占總收入的55％[7]，高陽織布區1932年共計50793人從事織布，據對344家織戶的抽樣統計分析，“平均每家全年收入152．91元，織布工資75．11元，占49．12元，自織布匹凈利45．60元，占29．82％，兩項合計為120．71元，占78．94％，而平均每戶耕地凈利僅27 96元，占18．29％，副業及其他工藝收入4．24元，占2．77％。”[2](p142)可見，手工織布業在高陽農民家庭經濟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定縣、濰縣兩大織布區的情形與上述兩地大體相似。

明清史學者對于明清之際的中國是否存在著原始工：業化現象歧見明顯，但基本上肯定在手工棉紡織業中沒有出現原始工業化的跡象。也就是說。直到前夕，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仍然處在家庭自給自足的經濟體系之中，華北地區也不例外。那么工業化發生之后，為什么沒有摧毀手工棉織業?相反，是什么力量導致鄉村手工棉織業某種程度的發展呢?

首先，華北鄉村手織業的半工業化得益于早期工業化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鄉村手工棉紡織業在我國農村有著悠久的傳統，這主要是受到農業生態環境惡劣、人均耕地嚴重不足的影響，直到前夕，以家庭為生產與消費單位的自給自足體系仍然廣泛地存在，“如果不受外來經濟勢力的推動，一切仍如從前一樣，那么相信它還會繼續下去的．”[2](P11)在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我們不必諱言外國先進技術的客觀作用，“倘無外國之貨物與

技術之輸入，中國經濟社會恐猶是二千年來之社會，而不能有絲毫之改變．今日之得有新式工業，豈非受外國工業品之刺激而始然乎?”[8](P390)所謂“外來勢力”就是大機器工業的全球化浪潮，對于傳統的手工業來說，工業化尤如一面雙刃劍，它既給傳統手工業以致命一擊，又在一定意義上激活了鄉村手工業中的某些生產環節。對棉紡織業來說，遭受致命打擊的是傳統手紡紗，質優價廉的機紗剝離了手紡紗與手織布的緊密聯系，剝奪了它賴以生存的出路；激活的是織布業，長期因紡紗的供不應求而得不到發展的手工織布業，因此解除了發展的“瓶頸”，它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要求改良織機，提高效率。19世紀末20世紀初，我國相繼出現了改良的手拉機與足踏機，“拉機一人一日，約能織布四、五十尺”[9](P682)，比起老式的木機來，手拉機的效率已大大提高。1905年后，又有日本鐵輪機的輸入，該機“每日可織布80至100尺之多，且無須用手來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寬至2尺2寸以上，而仿制進口的寬面洋布。”[2](p11)改良織機的輸人大大提高了手工織布的效率，提高了土布質量，增加了花色品種，使其更適于市場需求。技術進步的機紗與改良織機的輸入與使用激活了鄉村手工業，“寶坻手織工業之興起，即系受新式織布機及洋紗輸入之影響”[7]。華北其他鄉村織布業的半工業化亦莫不如此，這是就客觀條件而言的。

其次，在主觀上，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發軔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晚清政府在“振興工藝”的口號下大力興辦工藝局，培養了一批適應半工業化所需的技術力量，這批鄉村技術人才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們回到鄉村，推動了半工業化的發展．如成立于1903年的直隸工藝局，所設實習工場從1903年至1907年，“先后畢業者共計二千余人”。此外，直隸各屬傳習工場藝徒人數達2712人[10](p526—532）。這些畢業生成為直隸乃至華北鄉村手工業的技術骨干，直隸“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亦復不少。”[11](P1—2)“實習工場對華北手工業最大之貢獻，則為高陽土布之發展。蓋當時由工藝局行文各縣，提倡手工藝，經高陽李氏派人來實習工場實習機織，并由勸業鐵工廠供給織機。返鄉以后，逐年推廣，遂造成河北省高陽土布之巨大工業．”[12](p4—6）寶坻也同樣受益，直隸織布工場織染部設立后，“寶坻學生之來津習紡織者，即傳人日本機器及新式織布方法……肆意仿制，織布業亦于是發展矣。”[7]山東各屬工藝局的“畢業工徒，無慮千數，分布各地，類能實行其所學說者。謂今日山東工業之發達，實基于此。”[13]

民間組織與地方能人在華北鄉村半工業化的興起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僅以高陽縣為例，該縣土布的改良就是由高陽商務分會肇始，1906年“高陽商會集資向天津日商田村洋行購買織機，試辦工廠，是為高陽布實行改良之始，光緒末年商會諸人所辦之織布工廠已養成王徒多人，加以天津實習工廠及各縣工藝局養成之工徒，亦多散歸鄉間輾轉傳習，因之高陽附近農民熟悉織布新法日漸增多”，高陽商會還針對手織業者無力置機和購紗的狀況，“又聯合各布莊籌集資金，向天津購買大批織機，規定貸機并領紗織布之辦法”[3]，同時“選本地良工巧匠仿做若干架，放給織布客戶，改織寬面土布，推廣實行，日增月益”[14](p225)，該會還曾多次開會集議推廣鄉村手織業，僅在1910—1912年間就14次集會研究與土布有關的擴充鐵輪機、勸立織布場、籌議減免稅、設立工藝研究所等事宜，工藝研究所旨在“提倡織紡，振興實業，研究工藝，改良布質)”[14](p233)。正是由于該會“在事人員提倡織紡，悉心籌劃，調查本地之情形，因時度勢，煞費苦心，竭盡百般之心力，方成一邑之生計”[14](p227)。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高陽織布區已擴展成為包括高陽、蠡縣、安新、清苑、任邱等五縣共計414村、43萬人在內的以高陽縣城為中心的手織業經濟區。民國時期的高陽縣志載：“張興漢，字造卿，以商起家．……與韓偉卿、楊木森、李秉熙等創辦商會，改良織布．二十年來，附高百里間，賴織布以營生者十居八九．”另外。高陽留祥左村人王士穎仿造改良機的示范效應也十分明顯，高陽購進東洋鐵機之初，“行之數年少成效．公研其故，仿其制而改造之，始適于用。自是高、蠡、清、安各縣機聲相接，布貨之流通，遍各省矣”[15](P11、12)。在高陽織布業最興盛時期，“本縣李叔良、李希古諸君賡續提倡，盛甲北省”[15](P6)。民國初年，蘇子權將提花機引進高陽。為高陽產品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撐。還應指出，在高陽布業發展困難時期的1921—1925年，農村中一部分“能人”(一鄉或村中殷實而經驗豐富的機戶，在鄉里中較受人敬重)應商人之請，擔任“機領”或“機頭”，他們的職責：“(1)遇有商號須添雇機戶時，介紹新機戶；(2)指導督察他所領的機戶，努力工作，按時繳布；(3)如機戶有領線后，不能繳布的，代商號追索原料或償金．”[2](p22)“機領”或“機頭”的出現為高陽布業渡過困難時期作出了貢獻。

鄉村手工棉紡織業本來就是傳統農民家庭經濟的重要部分，是應對人口壓力、消化剩余勞動力的重要途徑，在農業的經濟效益尚未提高、新的就業門徑尚未開辟之前，農民不會輕易放棄傳統手工業，這并非農民保守使然，實乃生存所必需。機器棉紡織業發展的趨勢本來是要摧毀鄉村手工棉紡織業的，它也確實摧毀了鄉村手工棉紡織業中的紡紗環節，為自己造就了一些市場空間，使鄉村手工業陷入“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境，但它沒有足夠的力量完全取代手工棉織業，沒有使失業的手工業者得到新的工作機會，相反，它的畸形發展只有建立在手工棉織業的基礎之上，因此客觀上激活了手工織布業。近代華北若干地區的民間組織、地方能人在這種困境中利用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客觀上的技術進步，引進先進工具，培養技術人才，走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曲徑，道路雖然崎嶇不平，但終究是一種進步。可以說，正是由于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作用，才使得近代華北若干區域的鄉村手工棉紡織業進入半工業化發展階段。

但是，除個別地區外，近代華北鄉村手織業大體上在20世紀30年代早期就出現了明顯的衰退，有些地區的衰退出現得更早，其表現主要是生產萎縮、產量劇減、從事手工業生產的人數相應下降。如寶坻布業高峰時的1923年，依附于商人雇主的織機8180架，1933年減為375架，減少了96％，織戶由7620戶減至360戶，減少了95％，產量則由3222920匹減為105000匹，減少97%[7]。又如高陽織布業在1929年時開工的平面織布機約25000架，提花機約4300余架，使用棉紗約80000包，人造絲約20000箱，1930年，仍在生產的平面機約20000架，提花機約2300架，1931年平面織布機更減為15000架，提花機約1100余架，使用棉紗約25000包，人造絲約4000箱，衰落趨勢十分明顯[2](p27)。濰縣是一個后起的鄉村織布業經濟區，1937年后，織布業跌人谷底，據調查，此前濰縣織布區擁有織機10萬臺，此后，布機數量大帽下降，濰縣織布區僅存5000臺，其它布機或被嚴重破壞，或被迫拆賣、或流往濟南、青島、徐州、煙臺等地，所使用的棉紗從全盛時期的10萬捆下降到1940年度的l萬捆，濰縣土布業從此一蹶不振[16](P30)。

原因究竟何在?時論認為“手工業因為技術的缺乏科學基礎，生產的不經濟，制品之缺乏標準，就造成其本身的不健全，年來之衰落，實由于此”[17]，這是從手工業生產內部而言的，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半工業化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發展程度不同，相對而言，高陽、濰縣等地織布業的生產技術與花色品種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織戶不僅使用了技術冰平與效率均較高的鐵輪機和簍子提花機，而且所生產的布匹種類與花色繁多，基本上能滿足用戶的所有需要，如棉布類包括白布、色布、條布、格布、呢布、十字布、斜紋布、寬面床單布、格紋布、斜紋條、羅紋布、小提花布、電光布、袍料、裙料等等，麻布類有葛、綢、緞、羅紡、綈、麻絲格、襯里綢等。所以，調查者曾指出：高陽“所出各種布匹，名目過多，實舉不勝舉，且花紋顏色，日新月異”[2](p217—221)。還應指出，分散的農民織戶和富裕的農民已經出現了聯合開辦作坊、甚至手工工場的趨勢，以高陽最為典型，1926年至1932年，“興起了一種主匠制的家庭工廠和增加了許多織賣貨的織戶……工廠的廠主，大都就是織布工人出身，見織麻布的獲利，以他歷年的經驗和積蓄，自己或合伙開辦小規模的織布工廠，購織機自數架至十架不等，普通不過十架，招收工人學徒，代他做準備及織布工程，一切由自己監督指導，但很少再親自動手了。”[10]有些織布工場甚至開始了向小型織布工廠轉化的的嘗試，如“民國22及23兩年(1923、1924)之間，同和工廠曾首先購置電力絡經機3架，整經機2架，緯線機1架，電力提花鐵木機1架，電力條紋鐵木機2架，都是柴油引擎拖動發電機再轉動各機，試驗成績，已有可觀．”[2](P30)這表明，華北鄉村織布業中的半工業化已經顯露出向工業化過渡的曙光。但所有地區都無例外地在1930年代初處于衰退之中，可見，技術與效率等內部因素并非是半工業化衰退的主要原因。

那么，鄉村半工業化現象的萎縮是否是由于工業化的高度發展，已到了近代鄉村必須放棄傳統增長方式的地步呢?我們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就鄉村織布業來說，機織布與手織布生產效率及生產成本的比較，調查中的分歧較大，據嚴中平考證，“普通力織機。織造十四磅粗布，每十一小時工作日，平均至少可出布五十碼，可管理二臺至六臺，即以四臺計，每人每日可出布二百碼，約合五十丈。今日所通行之手織機，每人每十一小時工作日，至多可出布一百二十碼，是即一人使用力機的產量，為使用手機產量的四倍以上”[19](p688—689)。不過也有考證者認為，以人力為動力的鐵輪機與以電力帶動的鐵機每日(以12小時計)最高生產能力相等，均能織成長5丈2尺寬2尺4寸至5寸的32支頭等布一匹[20]。再比較生產成本．王子建曾對高陽織布區手織業與東南各省華商紡織廠作過以下對比，在高陽，每一機(鐵木機)每一天可以成布100尺，需人工2人以上，在華商紡織廠，每一力織機每天可以成布125尺，只需人工1人，高陽織100尺布的工資需七角七分半，而在大工廠里卻只要四角六分，即使把動力設備等統加上去，后者仍站在優越的地位上[6](p141)．實際上，這是很不全面的、只作了人工成本的對比，人工成本之外，機織布的間接生產成本(如間接人工、折舊、輔助物料、動力費、稅捐、修繕、保險費、職員薪金、職工伙食、文具等)、推銷及管理費用等均作比較。我們仍訴之于王子建對七省華商紗廠的調查，表3是各種規格機織布每匹總成本：

表3 各種規格機織粗細布每匹總成本(單位：元)

成本分類| 細布7磅| 9磅| 10磅| 12磅|粗布13磅| 14磅| 15磅| 16磅

直接人工成本| 0.330| 0.424| 0.537| 0.587| 0.407| 0.492| 0.410| 0.394

間接生產成本| 0.686| 0.881| 1.146| 1.308| 0.869| 0.928| 0.883| 0.905

推銷及管理成本| 0.009| 0.011| 0.015| 0.016| 0.011| 0.014| 0.010| 0.011

總成本| 1.025| 1.316| 1.698| 1.911| 1.287| 1.434| 1.303| 1.310

貿料來源：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第216頁．

下面是加上原料成本的進一步核算，以12磅細紗為例，每匹布除漿質外，約用紗u．1磅左右，假定經緯紗均為22支，每磅紗價為0．54元，那么原紗成本即為6．21元，加上1．911元的直接人工等三項成本，共計8．121元。按上海貨價季刊所載，1932年12磅細布，全年平均每匹賣價，折合成銀元為9．378元。這樣，每銷售棉布一匹，可獲毛利1．257元。在此基礎上減去應付的利息0.637元，以及官利0.360元，則所得純利益為0．260元。如按折合成銀元后的最低價、即7．832元售出，則又當虧損1．286元之多．因此，當時“若干布廠工程師，咸謂每織布一匹，當虧本一元”[21]（P218），看來，并非夸張。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鄉村手織業低廉的人工(甚至不計成本的勞動力)、及無需付出管理費用的事實，那么，即使按力織機四倍于手織機的生產效率算，機織布在競爭中也未必能占據絕對優勢。這也就說明，鄉村織布業中的傳統增長方式尚未失去其生命力，其他鄉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情況，這種現象的存在是近代中國城市低度工業化狀況所造成的，在一個較長時間內，鄉村半工業化與城市低度工業化將共處共存．

從王業文明進化史看，近代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不過曇花一現，但它卻留下了絢麗的光彩．它既不同于封建制度下的傳統手工業，也非工業化前的原始工業化，而是在大機器工業已經產生并獲得一定發展之后，傳統手工業尋求生存與發展的一種積極方式。盡管在種種外力的干擾下，華北鄉村手工棉織業中的半工業化進程被迫中斷，但就已經出現的向工業化轉化的趨勢來判斷，半工業化實際上是傳統手工業與大機器工業之間的一種動態現象．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城市低度工業化與鄉村半工業化將在一個相當時期內相互依存，如何促進半工業化向工業化轉化，是全面實現工業化不可忽視的一個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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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ising and Declining of Village’s semi—indUStrialization of Moder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