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計量學研究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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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務院了一系列深化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文件，提出了促進住房商品化和住房建設發展的詳細政策措施，房地產業從此進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并逐漸成為各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

在此背景下，西安市房地產業發展迅速，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額（RI）從1996年的24.66億元上升到2007年的387.33億元，這期間西安市的國內生產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總值（GDP）從406.95億元上升到1763.73億元，那么究竟西安市房地產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多大？在一定時期內，是房地產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促進了房地產投資？本文運用時間序列計量經濟模型從量化角度對二者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期為西安市政府相關部門制定房地產業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

2實證研究

2.1數據選取及處理選取西安市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經濟增長，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額（RI）反映房地產開發投資狀況，以1996-2007年的年度數據為原始數據，為消除數據中異方差的影響，對兩個數據序列同時取自然對數（LNGDP和LNRI），這種變換不會改變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調整效應（見表1）。

本文中的計算采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5.1。表11996-2007年西安市GDP和RI序列單位：億元

2.2平穩性檢驗在實際中我們遇到的時間序列大多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若直接將其用于計量經濟建模，容易產生“偽回歸”等問題，因此有必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目前最常用的檢驗方法為單位根檢驗。一個非平穩時間序列的一階自回歸模型的特征方程含有單位根，這樣對時間序列平穩性的檢驗即轉化為對單位根的檢驗。如果序列Yt通過本論文由整理提供d次差分成為平穩序列，而差分d-1次時卻不平穩，則稱Yt為d階單整序列，記為Yt~I（d）[1]。同階單整是多個時間序列存在協整關系的必要條件。采用單位根檢驗中的ADF檢驗法對表1中的LNGDP、LNRI以及它們的一階差分LNGDP、LNRI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2。

表2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

注：檢驗類型（C，T，K）中的C、T分別表示是否還有常數項、時間趨勢項，K表示滯后階數。從表2可看出LNGDP、LNRI沒有拒絕單位根假設，是不平穩的，而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LNGDP、LNRI在5%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是平穩的。因此序列LNGDP、LNRI均為一階單整，表示為LNGDP~I（1）、LNRI~I（1），滿足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2.3協整檢驗協整是指多個非平穩經濟變量的某種線性組合是平穩的[2]。具有協整關系的多個非平穩序列建立的回歸模型可用來描述原變量之間的均衡關系，并可以用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目前對協整性的檢驗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Engle&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回歸殘差的協整兩步檢驗法，二是Johansen&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回歸系數的完全信息協整檢驗。本文采用EG兩步法對LNGDP和LNRI進行協整檢驗。首先，用OLS法對LNGDP和LNRI進行回歸估計，得到回歸方程：LNGDPt=4.517960+0.490382LNRIt+εtt=(60.67050)(29.88506)R2=0.988927從結果可看出，所有參數的t檢驗值顯著，R2在0.98以上，接近1，說明模型整體上對樣本數據擬合較好。殘差序列et的估計值為：et=LNGDPt-4.517960-0.490382LNRIt其次，采用ADF檢驗法對殘差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結從表3可看出et的ADF檢驗值小于1%顯著水平的臨界值，至少表明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絕原假設，et是平穩的。用EG兩步法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檢驗的結果說明國內生產總值（GDP）和房地產開發投資（RI）之間的協整關系是正確的，所建立的協整回歸方程反映了它們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

2.4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若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長期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2]。誤差修正模型（ECM）反映了這種短期偏離向長期均衡修正的機制。誤差修正模型的一般表示形式為：Yt=β0+βtXt+λecmt-1+εt，其中，ecm反映了變量在短期波動中偏離它們長期均衡關系的程度，稱為均衡誤差[3]。用OLS法進行估計得到LNGDP和LNRI的誤差修正模型：LNGDPt=0.099899+0.125305LNRIt-0.644907ecmt-1+εtt=(3.216782)(1.080561)(-2.117311)R2=0.409034從結果可看出，雖然R2較低，但各參數的t檢驗值顯著，仍然能夠表明其經濟意義。2.5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協整檢驗可得出時間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序列之間的因果關系可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法。其基本思想是：如果變量Xt是Yt的原因，則Xt的變化應先于Yt的變化。超級秘書網

因此，在做Yt對其他變量的回歸時，如果把Xt的滯后值包括進來能顯著地改進對Yt的預測，則稱Xt是Yt的Granger原因，否則稱Xt不是Yt的Granger原因[4]。對LNGDP和LNRI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見表4

3結論

通過運用時間序列計量經濟模型對西安市1996-2007年的GDP和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年度數據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3.1西安市1996-2007年本論文由整理提供間的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由協整方程知，西安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是0.490382，即房地產開發投資每增加1%，GDP增加0.490382%，可見西安市房地產開發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是非常明顯的。

3.2西安市1996-2007年間的房地產開發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由誤差修正模型知，經濟增長的波動取決于兩點：一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短期波動的直接影響，LNRIt的系數是0.125305，即短期內房地產開發投資每增加1%，GDP增加0.125305%；二是上一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對均衡水平的偏離，誤差修正項ecmt-1的系數-0.644907體現了對這種偏離的調整力度，即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經濟系統將以0.644907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到均衡狀態，該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

3.3西安市1996-2007年間房地產開發投資和經濟增長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當滯后期為1年時，在94.892%的概率水平下，房地產開發投資是GDP的Granger原因，在99.93%的概率水平下，GDP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的Granger原因，可以認為二者之間具有雙向因果關系，即西安市房地產開發投資促進了經濟增長，同時，經濟增長又促進了房地產開發投資；當滯后期為2年時，房地產開發投資是GDP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值較低，而GDP是房地產開發投資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值為89.379%，可以認為二者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即西安市經濟增長促進了房地產開發投資；當滯后期為3年時，二者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并不顯著。

以上研究結果從量化角度揭示了西安市房地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相關數據說明西安市房地產投資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同時在短期內經濟增長又促進了房地產投資。房地產業與金融、鋼鐵、水泥、玻璃、家電等眾多上下游行業具有高度的相關性，西安市政府相關部門應在深化體制改革和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同時，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形勢合理控制房地產投資規模，促進房地產業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高鐵梅.計量經濟分析方法與建模：Eviews應用及實例[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2]龐皓.計量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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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技術；文獻計量學；科學計量學；信息計量學；網絡計量學；替代計量學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06

〔中圖分類號〕G250.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821（2016）02-0032-06

〔Abstract〕Bibliometrics is finding wider and wide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bibliometrics.The conclusions were that as being outcom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 and altmetrics inheri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s and enrich the subject system of bibliometrics，and form their own unique branch characteristics.Bibliometrics in China wa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in measuring methods，studying objects，research contents and applications which have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However，theoretical studying was still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remains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altmetrics

由于人為因素，很多文獻難以定量化，特別是文獻系統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穩定性，使得有效信息難以得到足夠獲取，也就無法揭示文獻的宏觀規律。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進步，推動了數學計算工具和統計學的應用與發展，依賴數學工具和統計學技術的文獻計量學順勢得到更快的發展與應用。因此，信息技術進步是文獻計量學發展的保障。本研究以信息技術發展脈絡為序，對文獻計量學在不同時期和技術條件下的發展進行文獻梳理和觀點總結，以期理清兩者的關系，并為相關研究者提供參考。

1 文獻計量學的提出

1911年，俄國化學家、院士瓦爾金使用引文分析研究化學家對化學的貢獻[1]，被認為是文獻計量學的開端。1917年文獻學家科爾（Cole F.T.）和伊爾斯（Eales N.B.）使用“比較解剖學的歷史――對文獻的統計分析”，介紹了目前仍在沿用的書目計量技術――對出版物按出版國家和學科進行計量與分類[2]。1923年英國圖書館學家霍姆（Hulme E.W.）在科爾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書目統計學”[3]。1926年美國洛特卡（Lotka A.J.）論述了科學生產率的經驗規律，旨在通過對發表論著的統計來探明科技工作者的生產能力及對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貢獻[4]，稱為“洛特卡定律”。1934年英國著名文獻學家布拉德福（Bradford B.C.）率先提出描述文獻分散規律的經驗定律[5]。1949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齊普夫（Zipf G.K.）提出詞頻分布定律[6]；1955年，加菲爾德（Gaifield E.）系統提出引文索引和引文技術的概念，以及檢索科技文獻的方法，打破分類法和主題法在檢索中的壟斷地位[7]。

直到1969年，英國情報學家阿倫?普里查德（Alan Britchard）才正式提出“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這一術語[8]，標志著文獻計量學的正式誕生，開始從學科角度來研究文獻計量問題，并將其定義為“把數學和統計學用于圖書和其他文字通訊載體的科學”[9]。隨著信息技術在文獻檢索中的應用，以及1963年《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創刊，以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和《藝術和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HCI）相繼在1973年和1978年出版，為文獻計量研究在圖書館和情報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此階段，由于技術條件的限制，文獻計量學的大部分工作為人工統計，研究者無法同時處理過多的數據，文獻計量學的應用不太普遍。文獻計量學的發展基本圍繞以上幾個著名的定律展開，一方面是檢驗、修正這些經驗規律并使之完善和更加具有普遍性（即理論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是將這些規律應用于圖書館、情報機構文獻管理的具體工作（即實踐發展方向）。為了加速文獻計量學的普及進程，1980年，國際文獻聯合會（FID）設立情報計量學委員會并制定近期計劃，198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開會議研究文獻計量學的課程設置。

2 現代信息技術是文獻計量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文獻計量學是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來定量分析一切知識載體的交叉學科。計算機的發展促進了統計方法的普遍有效應用，也使數學計算方法和手段取得突破性進展。實踐證明，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直接推動了文獻計量學的發展，許多有用的技術手段和方法成為文獻計量學創新的核心動力。信息技術進步對文獻計量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文獻計量學研究基礎支撐的變化、研究方法的改進，以及文獻計量學科體系的完善上。

2.1 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促進文獻計量研究基礎支撐的變化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文獻計量學已經突破對篇、冊、本為單位的文獻計量，深入到文獻內部知識單元和相關信息上，基礎數據和技術支撐越來越豐富和多樣：

2.1.1 文獻資源建設

信息技術的應用，促進文獻載體和傳播渠道的多樣化。文獻資源建設促進了文獻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文獻數據的開發利用。在現代信息技術面前，文獻資源的地域分布和院校機構的館藏多少不是問題的關鍵，文獻數據資源的存取利用與服務能力才是至關重要的。

2.1.2 檢索語言與檢索系統

文獻計量的檢索語言從文獻分類發展到主題法、引文索引、內容分析等，檢索效率和效果的提高得益于計算機技術在機器語言上的應用。從信息技術出發，網絡搜索引擎提高了檢索的時效性；人工語言與機器語言的結合，提高了查全率和查準率[10]。

2.1.3 軟件工具與技術實現

隨著計算機性能的不斷改進，從數據的收集、整理到統計分析，計算機輔助文獻計量分析軟件與工具的出現，包括MATLAB、SAS、SPSS、EViews、Incites、JCR、DA等，使得文獻計量分析的內容越來越廣泛。

2.2 現代信息技術促進文獻計量研究方法的改進

從最初的資料收集到數據的分析處理，現代信息技術為文獻計量研究的每一階段都提供了研究方法上完善改進的機會：從最初的文獻統計擴展到數學模型分析、鏈接分析、系統分析、矩陣分析、網絡分析等。現代信息技術使得文獻計量學與計算機科學、系統學、廣義信息科學等緊密聯系，使得文獻計量學向個性化、集成化、模型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其應用也從原來的核心期刊評價、信息收藏管理與利用，擴大到研究科學發展特點、評價學科競爭力、預測學科發展等方面，從而迅速發展成為一門重要的應用學科。

2.3 現代信息技術促進文獻計量學科體系的完善

在現代信息技術影響下，文獻信息呈現多種狀態與存在形式，其計量分析的研究領域和途徑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獻計量學的傳統研究領域發生重心的轉移，一些新領域、新分支開始出現：科學文獻評價的出現，催生了科學計量學；依托信息測度和信息論，信息計量學應時而生；網絡信息資源的即時利用，產生了網絡計量學；在線科研環境的出現，促進了替代計量學的出現。科學計量學、信息計量學、網絡計量學和替代計量學等分支學科的出現，豐富和完善了文獻計量學的學科體系（如圖1所示）。

3 信息技術催生文獻計量學出現眾多新分支

由于文獻計量學家來自情報學、圖書館學、科學學、社會學、化學、心理學、物理學、經濟學等學科，信息技術進步促使“文獻”概念不斷擴展，國際文獻計量分析迅速發展并成為圖書情報領域最活躍的分支學科。“引文關系”既是文獻、科學，又是情報，對引文關系的計量分析，使得利用相似信息技術的文獻計量學、科學計量學和情報計量學等成為具有“相同血緣關系”的近親，在許多方面具有相似、相近甚至完全重合的地方。作為文獻計量學的新發展，它們在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等方面各有特色[11]。為此，本研究對信息技術發展催生的文獻計量學各分支進行了闡釋。

3.1 科學計量學

科學文獻的迅速增長，使得研究者對科學進行定量研究，開創了科學計量學。1968年，蘇聯學者納利莫夫和穆利欽科首次提出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s）術語。1978年匈牙利學者布勞溫（Braun T.）創辦《科學計量學》雜志，主要發表有關科學學、科學交流和科學政策的定量研究成果，探討科學計量學的各種方法，并為科學計量學研究者提供學術交流平臺。2001年溫克勒（Vinkler P.）給出基礎的科學計量及其學術領域的專業術語[12]。

科學計量學主要用于學術期刊影響研究、學科或機構的論文與引文分析、國家和地區研究與發展狀況計量及科技政策研究、各種定律與分布的揭示等，以及對新數據庫建構和數據處理方法的創新、新描述性和解釋性模型建立、科研績效評估等方面[13]。一般來說，它與文獻計量學的方法非常相似，有時完全一致，但在研究對象和目的上仍有所區別。文獻計量學把圖書、期刊等視為正規的有形文獻，主要目的是定量分析圖書館等藏書和文獻服務活動，增進科學文獻、科學情報和科學交流的影響力；科學計量學則分析科學情報（信息）產生、傳播和利用的量的規律性，以更好地理解科學研究（作為一項社會活動）的機制[14]。科學計量學不僅可用于學科評價，也可用于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評價研究[15]。

隨著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Internet和Intranet上的超文本鏈接和應用鏈接產生了知識地圖，突破了以往只是對地理分布的知識地圖界限的描述，逐漸演化為知識圖譜。知識圖譜理論與方法是近年來科學計量學最前沿，將應用數學、圖形學、信息可視化技術及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理論方法與傳統科學計量學引文分析方法結合起來，用可視化圖譜形象展示科學學科的結構與發展。因此，科學知識圖譜是在信息技術推動下，新近發展出來的科學計量學新領域。主要用途是學術共同體及其網絡研究，學科領域發展研究，研究課題的衍生、滲透與擴散，作者、機構、出版物與期刊等之間的關系等[16]。

3.2 信息計量學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信息領域研究的不斷深入，信息論研究出現了回歸為信息的量和質、語法和語義、傳輸和使用相統一的變化趨勢，不僅克服了申農信息論（即狹義信息論）的局限，而且推動廣義信息論的形成與發展，這為信息計量學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和詳盡的計量方法。信息計量學最早由德國學者昂托?納克（Otto Nacke）在1979年提出，他呼吁將數學方法用于測度信息現象，提出信息計量學是與信息科學有關的信息測度科學，并不斷宣傳術語Informetrics。同時，信息科學家說服國際文獻聯合會設立“信息計量學委員會”，擬定一個長期的信息計量學教學與研究工作計劃。1988年布魯克斯提出用信息計量學（Informetrics）代替文獻計量學（Bibliometrics），原因是文獻計量學僅拘泥于“數目的計量”，已不適用于現代電子化載體文獻的計量。我國最初在1981年將Informetrics譯為情報計量學，1992年才將其改譯為“信息計量學”。

信息計量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信息計量學”主要探討以廣義信息論為基礎的廣義信息的計量問題，“狹義信息計量學”主要研究情報信息或文獻情報的計量問題，即應用數學、統計學等定量方法來分析和處理信息過程中的矛盾，從定量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動態特性并找出內在規模[17]。但目前對信息計量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狹義信息計量學”，還帶有較濃厚的基于文獻情報的文獻計量學色彩。在未來的發展中，信息計量學將更加依賴現代計算技術和更深層次的數學分析，探索信息的本質以及信息計量的基本模式、方法技術、模擬驗證等方面[18]。

3.3 網絡計量學

隨著計算機與信息科學技術如數據挖掘、信息可視化、Web2.0、云計算等發展，網絡學術信息傳播體系得到快速發展與完善，國內外學術期刊和專著以網絡為媒介的信息傳遞已經成為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使得文獻計量學的測度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又發生了巨大變化。1997年阿爾明（Almind T.C.）和英沃森（Ingwersen P.）描述了一系列進行Web信息分析的方法和參數，以丹麥和其他北歐國家為案例，提出信息計量方法完全可用于萬維網，只不過將萬維網看作引文網絡，傳統引文由Web頁面取代，首次使用“Webometrics”并將其定義為包括所有使用信息計量和其他計量方法對網絡通信有關問題的研究[19]。1998年英沃森（Ingwersen P.）提出將期刊影響因子用于網頁評價，為文獻計量學的經典概念和研究方法成功用于網絡信息分析開創了新的研究思路[20]。2004年本杰伯恩（Bjrneborn L.）和英沃森（Ingwersen P.）構建了一個較為全面的網絡計量學概念體系，標志著網絡計量學開始進入發展的成熟階段[21]。2004年，《美國信息科學技術學會學報》專門出版網絡計量學專刊，2005年，《信息科學技術年評》出版了“Webometrics”專題。英國、比利時、加拿大、新西蘭、荷蘭等國的學者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推動了網絡計量學的發展[22]。

從某種意義上說，網絡計量學是信息計量學在網絡上應用的一門學科，信息計量學構成了網絡計量學的學科基礎。網絡計量學研究的理論問題主要是網絡信息分布的集中與離散規律、著者規律、詞頻規律、增長和老化規律、引證規律、多媒體信息規律，以及這些規律的理論解釋和數學模型研究等。其研究對象不僅包括網上信息本身，還包括網上文獻、文獻信息及其相關特征信息，以及網絡結構單元的信息計量問題，應用范圍越來越廣泛。網絡計量學已經引起了足夠重視，且與文獻計量學傳統領域的聯系很強，未來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23]。

3.4 替代計量學

隨著學術出版數量和方式的增加，發現和選擇最相關資源的難度越來越大。基于文獻計量學的傳統同行評議和引文檢索，已經無法滿足現代研究者的需要。利用社會媒體、追蹤學術產出的在線科研環境，促進替代計量學的產生。2010年，北卡羅來納州大學教堂山分校圖書情報博士生普里姆（Priem J.）首次在Twitter上使用Altmetrics，隨后在網站上發表宣言[24]，正式提出“Altmetrics”術語。2011年起不僅召開研討會，而且在社交網站上建立討論組和發表博文，充分討論替代計量學的理論與實踐意義，以及論文層面計量、科研成果計量、科研發現計量等相關研究內容。2013年，皮沃瓦（Piwowar H.）認為替代計量學會給科研影響力帶來全新的變化[25]，Elsevier等機構也對替代計量學表示公開支持。到目前為止，不僅理論上對眾多指標進行了有效性及關系分析，而且對Mendeley、PLOS、Peer Evaluation、CiteULike、Twitter等網站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同時，開發了ImpactFactory、TotalImpact、Altmetrics等應用平臺用于搜集和分析網上各大社交網站和開放存取平臺的數據，提供替代計量學指標。

替代計量學研究處在良好的開放存取和開放科學的大環境中，通過建立“研究對象”、“科學發現”等新的計量單元，采用復用率、解答問題程度、使用頻率、CoRank-LinkCount、基于點擊流數據知識圖譜等新型計量指標，充分利用Twitter等在線科研交流網站來收集數據和分析，為替代計量提供堅實的數據源和基礎，因此，替代計量的數據并不缺乏。但是，要從政策、過程、技術整體來控制數據質量仍有很大的難度。同時，盡管替代計量學有著很好的前景，仍然會受到學者遵循小數定律和注意力空間限制規律的影響，增加同行評議的復雜性[26]。替代計量的研究和發展框架已初步形成，隨著新一代學者在網絡環境下的成長，在線科研交流將超越線下科研交流成為主體，替代計量學的地位將日益凸顯，在圖書館文獻服務中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強大[27]。

4 信息技術進步與中國文獻計量學的發展

中國文獻計量學發展相對較晚，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介紹國外文獻計量學的論文。1964年，《綜合科技動態?第二分冊?"情報工作》的兩篇文章翻譯介紹了美國的“科學引文索引”[28-29]，這是國內最早介紹文獻計量學研究[30]。1979年，沈中和再次介紹了“科學引文索引”，大力提倡使用的種種好處[31]；趙紅州提出科學家最佳年齡定律和科學勞動智力常數，其著作《科學能力學引論》為我國科學計量學的杰出代表作品[32]。

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介紹性和應用性論文，如劉植惠1980年撰文向國人介紹了文獻計量學的研究對象（即社會實踐中不斷產生和利用的各種文獻）和具體應用（即估測某一學科或知識領域的發展動向及其前景；探索文獻資料的增長率；確定核心期刊等）[33]；王崇德將文獻計量與情報預測結合起來進行研究[34]。1983年胡昌平和邱均平對科技文獻的分析和研究方法進行了探討[35]，并以化學文獻為例進行了分析與推斷[36]。邱均平對文獻計量學的理論方法及應用、發展過程及術語界定[37]給出了自己的認識，并編輯了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教材《文獻計量學》。

同時，為推動學科建設發展，《情報科學》和《情報學刊》在1980年創刊，1982年《情報學報》問世，1983年以專門介紹國外情報科學動態的《國外情報科學》編輯出版，帶動了國內文獻計量學的發展。總之，這一時期主要是相關專家學者向國內介紹文獻計量學的相關知識和學科內容，論文數量比較少（1979-1989年有關文獻計量學研究的文章僅有547篇），研究基礎相當薄弱，缺乏自主性系統研究和綜合性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緊跟國外研究前沿與發展趨勢，開始了相關基礎理論的研究。王崇德等人在《情報理論與實踐》上連續發文，對文獻計量學的演變和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邱均平等人對文獻計量學、科學計量學、情報計量學的發展進行了介紹[38]。1995年梁立明的《科學計量學――指標?模型?應用》，1999年龐景安的《科學計量研究方法論》、羅式勝的《科學技術指標與評價方法――科學計量學應用》和婁策群的《社會科學評價的文獻計量理論與方法》，以及2000年蔣國華的《科研指標與指標》是科學計量學的重要理論研究成果。1999年，徐久齡等最早向國內介紹網絡計量學[39]，2000年邱均平對網絡計量學進行了系統、全面的研究。同時，對分析方法和應用領域的研究越來越側重，邱均平等2008年對文獻計量內容分析法進行了探討[40]，2013年蔣穎對人文社科領域的文獻計量學發展進行了解讀[41]。

隨著信息技術主要是計算機利用及其廣泛普及，我國自主開發的計算機應用系統及軟硬件產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計算機輔助的文獻計量分析發展加速，文獻計量學處于快速發展階段。計算機輔助文獻計量學研究在理論分析的基礎上，著重進行計算機輔助文獻計量軟件的設計與開發，特別是大批數據庫數字化的研究與出版，也為文獻信息的自動化統計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條件。目前在國內的應用與發展，主要是期刊評價、數據庫的建設等。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在1992年啟動編制，是期刊定量評價在國內全面推進的重要標志，全面拉開國內大規模期刊定量統計與評價工作的序幕。此后，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推出“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來源期刊”，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出版“中國科技論文統計源期刊”，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推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清華大學圖書館和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志社出版“中國引文數據庫”等等。期刊評價是信息“膨脹”的結果和必然，隨著文獻計量學的發展，期刊評價更加具有國際化、信息化、網絡化和自動化等特點[42]。另一重要方向是將文獻計量學指標用于評價科學生產率，評價科技人才、成果質量、科研機構乃至整個國家的科技水平與影響力等，使得決策者能夠進行有效的定量管理和分析[43]。

伴隨著數據挖掘、可視化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國內文獻計量學學者更加重視可視化研究與應用。陳定權、李運景等人對可視化技術與工具進行介紹[44-45]，周萍等人利用國外軟件和國內數據進行深入分析，使用可視化方法揭示深層內容[46]。科學知識圖譜是顯示科學知識的發展過程與結構關系的圖形，大連理工大學對知識圖譜與可視化方法進行系統研究，并出版《科學計量學知識圖譜》、《科學學知識圖譜》、《管理學知識圖譜》、《隱性知識計量與管理》和《專利計量與專利制度》等專著。CiteSpace、Pajek等免費開放的可視化軟件的廣泛應用，使得文獻計量分析應用越來越普遍。在高校，為了定量衡量學校教師、學生和科研人員的學術成果影響，機構知識庫也在不斷改進計量方法，借助替代計量學等指標進行更廣范圍的影響力評價。

從對1991-2000年我國文獻計量學的研究論文（共2 069篇）分析來看，研究論文主要是文獻或引文的統計與分析等應用領域，對于基礎理論、經典定律的討論相對較少。盡管文獻計量學研究出現了新領域，如網絡計量學、科學計量學等，但大量研究是對已有理論、方法的檢驗或簡單套用，創新較少[47]。從2001-2014年的期刊論文來看，使用“篇名”或“關鍵詞”檢索出含有“文獻計量”或“計量分析”的論文共1 713篇，發文量較上世紀90年代有所減少。但其新的研究領域，如科學計量學、網絡計量學、信息計量學、替代計量學的文章則呈現大幅增長的趨勢。

5 結 語

隨著計算機與網絡等信息技術水平的提高，文獻統計逐漸摒棄枯燥、繁瑣、低效的人工統計方法，開始實現自動化和智能化，文獻計量學得以快速發展，并在信息服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科學計量學、信息計量學、網絡計量學和替代計量學是在特定信息環境和技術條件下，由文獻計量學逐步演進而來，它們繼承了文獻計量學的理論基礎和基本方法，豐富了文獻計量學的學科體系，又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分支學科特征。

在網絡信息技術環境下，我國的文獻計量學發展在短短50年時間里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文獻計量學的測度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以及應用范圍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理論研究仍有待深化，對網絡環境下的計量分析有待加強。可以預見，信息化和網絡化是文獻計量學未來發展的新趨勢。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進步，全球視野下的學術合作與資源共享，必將推動我國文獻計量學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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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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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科技論文作為科技活動產出的重要形式之一，從側面反映國家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等方面的水平[1]。通過文獻計量學研究，可以為學科影響力分析提供依據，在評價科技發展水平、趨勢預測等方面均有重要意義[2]。

文獻計量學就是基于定量數據，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從宏觀的層面上研究社會的科學能力、科學前沿等，對宏觀科技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參考作用[3]。文獻計量學的原理及方法已在國內外科研影響力分析中廣泛應用[4]。

本文通過文獻計量學方法，分析2006年-2015年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相關領域的發文量變化、研究力分布并通過繪制科學知識圖譜從側面揭示該學科的研究動態。

1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文以科學引文檢索擴展版（Web of Science Expended）為數據來源，對近十年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的發展態勢進行分析。發文量、期刊分布等使用數據分析工具TDA；機構、關鍵詞等共現網絡分析，主要采用社會網絡分析軟件UCINET及其內嵌的可視化軟件NetDraw。

2 研究結果

2.1 論文年度分布

本研究檢索到2006-2015年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SCI數據6995條①。由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來，該學科SCI論文發文量持續增長，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3.95%，與該學科同時段全球SCI發文量增速（5.86%）相比，增幅顯著。

2.2 論文機構分布

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科SCI發文量排名前10的研究機構包括香港大學、中國CDC、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等。這10所研究機構共發表SCI論文3373篇，占2006年-2015年國內勞環學科SCI發文總量的48.22%（3373/6995）。從地區分布來看，上述10個機構中，香港研究機構2家，北京4家，上海2家，湖北和浙江各1家。

為進一步展示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的研究機構合作現狀，選擇發文量≥50的機構共46家，根據SCI文獻的機構分布情況構建論文合著網絡（圖3），并使用UCINET 軟件將之可視化。為使圖譜呈現的更為清晰，在進行可視化時，將節點間的鏈接數量（links）下限設置為5，節點的點度中心度（degree）下限設置為5。

繪制科學知識圖譜（圖2）顯示，香港中文大學和北京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浙江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清華大學和上海市腫瘤研究所及美國范德比爾特大學等幾個合作關系較密切的研究機構。

2.3 學科主題分析

論文的關鍵詞是其研究內容的直接體現，本部分將文獻的高頻關鍵詞作為分析單元，從更小的粒度上分析該學科的研究熱點，圖3表明，國內該學科研究方向主要包含以下幾點：

1）職業暴露人群的健康或疾病特征和現狀

圍繞各種職業或環境暴露展開流行病學調查，分析與職業暴露相關的疾病在不同人群、時間和空間的分布規律。

2）特高發疾病與營養研究

通過對人群的運動、飲食以及生活習慣等行為、BMI指數、等因素的研究，開展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方面研究，分析環境、飲食等環境因素對健康或疾病的影響及其防治。

3）特殊人群的健康問題

針對特殊人群或者人群的特殊階段，如少年兒童、孕婦和老齡人口等，研究生命不同時期保護健康和預防疾病等問題。

4）重金屬污染與健康

環境中接觸的重金屬污染主要包括鉛、汞、錳、鎘、鉻、砷和硒等。其在環境中難以降解，并通過食物鏈富集從多種途徑進入體內，長期存在，危害人體健康。

5）大氣污染與疾病的關系

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導致大氣污染日益嚴重，公眾更加關注大氣中的顆粒物和污染化學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5]。如大氣污染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以及腫瘤等關聯研究。

6）職業緊張與倦怠

通過評估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工作壓力等職業暴露，開展與職業緊張相關的生活質量、心血管疾病、腫瘤發生率的研究。

3 討論

通過分析2006年-2015年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領域公開發表的SCI論文，可以看出近十年來國內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的發展狀況及國際影響力，但我國目前的研究內容和機構規模與國際整體水平仍有差距。然而，我國的人群特點和現場優勢并沒有被充分發掘，從而使中國勞動衛生和環境衛生學乃至整個公共衛生學獨有其潛在的發展契機[5]。同時，從國內科研成果的機構分布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學研究中的“馬太效應”[6]。因此，加強經濟欠發達地區、科研能力較弱的研究機構與國內外其他高校或科研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才能提高科研團隊的整體實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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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莫頓.科學社會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篇(5)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縮寫IF）是指某一期刊的文章在特定年份或時期被引用的頻率，是衡量學術期刊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ISI）創始人尤金·加菲得（Eugene Garfield）在1960年代創立，其后為文獻計量學的發展帶來了一系列重大革新。

影響因子：這是一個國際上通行的期刊評級指標，是E.加菲爾德于1972年提出的。由于它是一個相對統計量，所以可公平地評鑒和處理各類期刊。通常，期刊影響因子越大，它的學術影響力和作用也越大。影響因子（ImpactFactor,IF)是美國ISI（科學信息研究所)的ICR（期刊引證報告)中的一項數據。即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統計當年的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表的論文總數。這是一個國際上通行的期刊評價指標。

什么是復合影響因子

復合影響因子是以期刊綜合統計源文獻、博碩士學位論文統計文獻、會議論文統計源文獻為復合統計源文獻計算，被評價期刊前兩年發表的可被引文獻在統計年的被引用總次數與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表的可被引文獻總量之比。

什么是綜合影響因子

綜合影響因子是以基礎研究、技術研究、技術開發類科技期刊及引證科技期刊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工作研究期刊作為期刊綜合統計源文獻計算，陪評價期刊前兩年發表的可被引文獻在統計年的被引用總次數與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表的可悲引文獻總量之比

期刊影響因子的作用

影響因子及JCR給出的以上指標，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地說，對以下各類人員具有多種實用價值。

1、圖書館員：制定文獻收藏計劃和經費預算，向讀者推薦優秀期刊。

2、編輯：了解和掌握自己編輯的期刊的情況，制訂有效的編輯規劃和辦刊目標。

3、出版商：掌握和監測出版動態，掌握出版機會，做出新的出版決策。

4、作者（科研人員）：

a.尋找和確定與自己專業有關的期刊。

b.確定論文投稿期刊。

c.證實已經發表自己論文的期刊的水平。

5、信息研究分析人員：

a.跟蹤文獻計量學的發展趨勢。

b.研究學科之間及各學科內的引用模式。

篇(6)

關鍵詞：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方法論調查分析

中圖分類號： G25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0）01－0111-04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學研究是富有創造性和藝術性的活動，方法是科學研究的工具和途徑，圖書館學研究過程也與科學的研究方法不可分離。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是在繼承一般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根據自身的研究對象、學科性質而進行融合與發展，形成自己學科的研究方法體系。隨著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范圍的擴大、研究對象的復雜，其研究方法呈現出多樣性特點。從多個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既促進了我國圖書情報事業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本文以11種圖書館學專業期刊2006～2008年所刊載論文為數據源，分析論文的研究方法，試圖總結出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規律及其發展趨勢。

1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

圖書館學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學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圖書館學研究能夠準確、充分地揭示研究對象的本質與規律，是圖書館學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個圖書館學的研究中對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廢，方法研究是學科研究內容的一部分。［1 ］我國圖書館學方法論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1年劉迅先生在《圖書館學通訊》上發表了《要重視圖書館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文。緊接著喬好勤先生在該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試論圖書館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2 ］運用統計方法對《圖書館學通訊》等三種專業刊物1980～1981年發表的學術論文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圖書館學方法論的三層次說法，即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哲學方法、一般科學方法和專門科學方法。隨后出現了有關圖書館學方法的大量學術論文，還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圖書情報方法論》。［3 ］

從宏觀上看，圖書館學方法論的三個層次基本得到認同。對一般科學技術研究方法的探討，也分為三個層次，最底層是具體的技術層次，中間層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層次，最高層則是哲學層次。［4 ］圖書館學的一般科學方法，主要是指引進和移植相關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運用于圖書館研究，可分為：信息獲取方法（主要指調查法、統計法、試驗法和歷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論、新三論等）。［5 ］對圖書館學專門方法探討的文章很多，雖然還沒有統一的認識，但是普遍認為文獻計量學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圖書館學專門方法。另外從研究的性質來分，圖書館學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為定性和定量方法。隨著對此研究的深入，圖書館學方法論體系會不斷地得到完善。

3數據來源

在數據收集中，筆者選取了11種圖書館學專業期刊：《中國圖書館學報》、《大學圖書館學報》、《圖書情報工作》、《圖書館雜志》、《圖書情報知識》、《圖書館》、《圖書館論壇》、《圖書與情報》、《圖書館理論與實踐》、《圖書館建設》、《圖書館工作與研究》作為調查對象，具體統計了2006年~2008年間各期刊學術論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況。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知網，小部分數據來源于各期刊主頁。在數據統計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資料類文章，如征文通知、會議通知等（見表1）。

4數據統計分析

本文總共統計了8159篇學術論文，通過對所選的各篇學術論文，逐篇分析其篇名，個別文章查閱了摘要、正文等詳細信息，根據各科學研究方法的含義，歸納每篇論文采用的科學研究方法，并將其研究方法歸納為15小類（見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難準確判斷，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種研究方法，所以從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論文合計總數（8273篇）大于調查的論文總數（8159篇）。在計算各類研究方法的論文占調查總數的百分數時，是除以調查總數（8159篇），所以百分數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論分析法

運用理論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歸納與概念推理類研究，以及思辨類的學術論文。從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論分析法的學術論文共2904篇，占調查論文總數的35.593%，理論分析法是我國圖書館學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運用主要受到學科性質和研究任務影響，圖書館學從目前來看應該屬于社會科學，而且人文色彩比較濃厚；我國圖書館界也有重理論的現象，這與國外主要以定量方法為主、重應用有很大不同。隨著其它學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問題的視角會有所變化，相應的研究方法也會多樣化。社會科學的發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過渡的過程，圖書館學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應用。

（2）操作實驗法、調查研究法

在調查的學術論文中，運用操作實驗法的共有830篇，占到總數的10.173%。這類論文主要研究技術性的問題，比如系統開發設計、數字圖書館建設、網絡信息資源開發組織等。隨著圖書情報工作環境、研究對象的變化，圖書館學研究關于技術的內容會越來越多。

調查研究法是社會科學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圖書館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調查是獲取原始數據的一個重要的方法。圖書館學研究中主要進行抽樣調查，通過問卷、網絡來收集數據資料。采用調查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一共745篇，占總數的9.131%，調查方法的運用在調查數據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說明研究更貼近實際問題。

（3）實例分析法、歷史方法

實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體的實例來介紹經驗或說明問題，論文中主要是以國內比較著名的大學或科研院所圖書館、國外有名的圖書館等為例子進行分析，對于其它圖書館的建設、信息資源開發服務起到了借鑒作用。

歷史方法主要用于論述關于圖書館事業史、人物評價、文獻學、目錄學等內容的論文，是一種傳統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專門開辟了關于圖書館事業史、文獻學的專欄，歷史方法的論文在調查論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

系統方法主要是用系統的思想，從整體的角度來觀察問題，這種方法對我們認識研究起到很大作用。雖然有的文章不能明顯地看出是運用了系統方法，但是系統方法貫穿于觀察問題的整個過程。管理學方法是將管理學的方法移植在圖書情報學的研究中，圖書館在機構建設、運營方面都要運用到管理學的知識方法。

（5）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比較法、經濟分析法

數理方法主要是數學方法在圖書情報學研究中的應用，是一種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數理方法的學術論文有304篇，占調查論文總數的3.726%。數學方法的運用，也說明圖書館學研究者正在試圖定量地揭示研究對象，隨著本學科逐漸走向成熟，這一方法將繼續普遍化。

文獻計量學方法是用數學和統計學方法，對文獻量、作者數、詞匯數等的定量化研究。調查的論文中運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調查論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較低。文獻計量學方法也應用于其它學科研究，從CNKI數據庫中我們以“文獻計量”為題名，可以粗略地檢索到600多篇論文，內容涉及很多其它學科研究。

比較方法也是比較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通過對多個相關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間進行比較，揭示其共同點和差異點。

經濟分析法是將經濟學的方法運用到圖書館學的研究當中，研究內容包括圖書館營銷、資源共享效率評價、紙質資源與電子資源的經費問題、資源服務的經營模式等等。

（6）控制論方法、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

明顯運用控制論方法的論文很少，調查中只有79篇。占到總數的0.968%。但是控制論的思想在很多論文中都有所體現。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種數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方法。在所調查的論文中，明確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總數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為圖書情報學科的一種專門方法，運用也很廣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為題名可以檢索到1200多篇論文。

內容分析法產生于傳播學領域，是一種客觀的量化方法，是從大量樣本進行特征識別的系統方法，具有統計性，是一種從公開資料中萃取情報的重要方法。因為它是新方法，統計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專利分析方法、社會網絡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學方法、美學方法、傳播學方法、醫學理論方法等等。

5我國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發展趨勢

5.1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

根據表2數據，我們可將研究方法大致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論分析法、實例析法、歷史方法、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比較法、經濟分析法、控制論方法，百分比總共占到61.62%；第二類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實驗法、調查研究法、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引文分析法、內容分析法，百分比總共占到26.584%。從數量來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還很小，這是由于理論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對于圖書館學的科學研究，目前來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對于具體問題，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點，用哪種方法要根據具體情況而定。

理論分析法是一種定性研究方法，在學科研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學的數據支撐，其理論分析就顯得沒有深度和廣度。隨著學科的發展，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相結合是發展的趨勢。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已經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調查研究法、數理方法、文獻計量學方法等。定量方法的運用使研究更精細、更科學，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釋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內在規律，從而在廣度和深度上推動學科的發展。［6 ］

5.2現代信息技術的影響越來越大

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圖書館學的研究內容產生了巨大變化，與網絡信息、信息系統等有關的技術性研究論文數量會不斷增多。在表2中，操作實驗法所占比例為10.17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新技術的發展還為經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實現工具。［7 ］研究這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數據采集，以網頁形式的網絡調查、用即時通信（instant messaging）軟件（如QQ）的調查、［8 ］電子郵件調查等，這些都為更好地完成調查提供了多種途徑。隨著搜索引擎的運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務器記錄和保存了用戶與搜索引擎的交互過程，這種數據稱為使用記錄（transaction log），使用記錄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為一個研究熱點。另外，計算機還可以輔助研究者進行定性數據分析等。在文獻計量學的基礎上產生了網絡信息計量學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出現了鏈接分析方法，這都是現代信息技術對研究方法的影響。

5.3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學方法、數理方法、經濟學方法、內容分析法等都屬于移植其它學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這些都說明了圖書館學研究中移植了許多其它學科的理論或方法。

在學科的發展中，一方面要具有從其它學科吸收養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為其它學科提供養分。隨著圖書館學科研究隊伍的壯大，研究者會大量借鑒其它學科的研究方法，會產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內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當然我們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與圖書館學情報學本學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將其融入本學科研究之中，通過適當的研究方法來為研究服務。

5.4實證方法的應用

調查研究法、實例分析法就屬于實證性研究方法，從表2中的數據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來研究者也開始注重實證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獲取研究對象客觀數據材料的基礎上，通過數據分析，考察研究對象各有關因素的相互影響及其影響方式，從個別到一般，歸納出事物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它是觀察法、實驗法、統計法等的綜合運用。實證研究通過實際數據分析，連接了理論與實踐，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圖書館學研究水平、學術地位的提升。

總之，方法都不是萬能的，各種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或者是有適用的條件。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結合將成為圖書館學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與新的技術將得到更多的應用。利用多種先進技術手段來收集數據、分析數據，綜合多種研究方法來探討復雜的研究問題將會越來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運用將是多元化發展，合理的研究方法體系應該是多種研究方法的有機結合與互補，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研究對象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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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機助外語教學；外語教育技術學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795（2013）02-0024-0005

20世紀科技的迅速發展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全面進入信息化時代，以計算機和網絡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正在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同時也改變了我們的學習方式。在此背景下，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獲得快速發展。從狹義角度來看，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是一種運用計算機對要學習的材料進行輔的講解、鞏固和評估的一種語言教育和學習方法，它通常具有極強的互動性。Levy將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定義為“對計算機在語言教育和學習中應用的探索和研究”（Levy，1997）。其對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定義更簡潔，涵蓋范圍更廣，與現代大多數該領域的研究者和實踐者觀點一致。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美國伊利諾伊大學1960年啟動的“柏拉圖項目”（PLATO project）是其早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Marry，1981）。一般來說，它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行為主義階段、交際教學階段和整合教學階段等三個階段。也有研究者將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按照學習資料的呈現方式將其分為傳統階段（traditional CALL）、探索階段（explorative CALL）、多媒體階段（multimedia CALL）以及萬維網階段（web-based CALL）等四個階段（Davies，2012）。

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也引起了我國外語界的關注。1994年我國成立了全國性的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專業委員會（CALLAC）。此后，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際應用都取得了很大進步。有關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研究專著和成果文獻大量涌現。2002年教育部啟動了大學英語教學改革。2004年出臺《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取代了原來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大綱》。2004年教育部正式推出了《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試行）。新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指出，學校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采用基于計算機和課堂的英語教學模式。同年，首屆全國計算機輔助語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基于此，本文嘗試結合文獻計量學方法，對2000—2011年間CSSCI源內所有期刊刊載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相關論文從年代分布、文獻增長規律、期刊分布、關鍵詞以及研究熱點等進行了統計和分析，多角度揭示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狀況，探究其演化規律，系統梳理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領域的發展脈絡，為今后該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促進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推動外語教育技術學科的發展。

1 數據來源和處理方法

本文依托維普期刊資源整合服務平臺進行檢索。以“題名或關鍵詞”為檢索項，“計算機”、“網絡”、“多媒體”、“英語”和“外語”等為檢索詞，并將匹配設定為“精確”以提高檢索準確率，時間跨度選取2000—2011共12年的數據，期刊范圍選取“CSSCI”，檢索條件最終合并為：題名或關鍵詞=計算機*題名或關鍵詞=英語*題名或關鍵詞=外語*時間=2000-2011*范圍=CSSCI來源期刊或者題名或關鍵詞=多媒體*題名或關鍵詞=英語*題名或關鍵詞=外語*時間=2000-2011*范圍=CSSCI來源期刊或者題名或關鍵詞=網絡*題名或關鍵詞=英語*題名或關鍵詞=外語*時間=2000-2011*范圍=CSSCI來源期刊。檢索出符合條件的相關論文共1598篇。有必要指出，將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選定為期刊選取范圍是因為CSSCI是我國社會人文科學主要文獻信息查詢與學術評價的重要工具。因此，可以認為本文所選取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論文代表了國內該類研究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剔除會議、通知、簡訊等非學術性論文以及與該領域研究不相關論文，最終獲得有效研究論文1524篇。

2 文獻數量分析

學術論文的發表數量是衡量某一研究領域或學科研究態勢的重要指標。另外，論文的年代分布可反映若干年來研究的基本趨勢、研究水平和發展速度（莫再樹、賀華鋒，2006）。統計結果顯示，2000—2011年我國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領域研究者在CSSCI來源期刊上共發表1524篇，年發文量從2000年的55篇上升到2011年的157篇。

為了更加直觀地觀察，我們另外分別繪出了2000—2011年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文獻數量的變化趨勢圖，如圖1所示；以及2000—2011年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論文增長趨勢圖，如圖2所示。

綜合圖1以及圖2的統計結果，可以看出：（1）2000年是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發展的節點。2000年的發文量僅有55篇，而從2001年開始快速增長到100篇。結合有關學者統計數據，1997、1998和1999年刊登在國內八種外語類刊物上與計算機輔助英語教學相關的研究論文分別為8、10、6篇（談言玲、嚴華，2007）。據此可將2000年之前的階段認為是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起步階段，稱之為探索期。（2）2000—2011年間我國涉及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文獻數量除2006年比2005年少刊發兩篇，2011年比2010年少刊發6篇外，總體上仍處于持續增長態勢。尤其是從2007開始出現顯著增長。以此為基礎，可將2001—2006年這一階段稱為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的快速成長期，而2007至今的階段稱為穩定成長期。這種階段的劃分也基本符合文獻計量學奠基人之一的普賴斯針對科學文獻提出的科技文獻增長的階段性理論（龐景安，1999）。2007年開始發文數量之所以會出現顯著增長，考慮到刊物的發文時滯因素，這可能與2004年教育部在全國180所院校推行計算機輔助英語教學改革試點工作有關，表明該項改革試點工作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我國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研究與實驗。

3 期刊分析

論文的期刊分布可以反映期刊的時間跨度、類型分布和載文集中度，也可側面展示期刊級別及載文質量。對CSSCI收錄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來源期刊進行統計分析，其目的是為了能夠向研究者揭示該領域研究成果的空間分布特點，確定刊載該方面研究論文的主要期刊，從而為該領域研究者繼續深化其該方面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參考。表1和圖3分別反映了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領域發文的主要期刊分布情況以及這些期刊十多年來刊載該方面論文數量的變化趨勢。

根據整體統計數據，刊載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論文的期刊涵蓋語言學、教育學、情報學、人文社科學報以及綜合性社會科學等多類期刊，該領域研究論文刊載期刊主要以語言類和教育類期刊為主，分別包括《外語電化教學》、《外語界》、《外語與外語教學》、《中國電化教育》、《電化教育研究》、《現代教育技術》、《現代遠距離教育》、《中國大學教學》以及《遠程教育雜志》。其中《外語電化教學》以絕對優勢遙遙領先，充分體現了其將現代教育技術與外語教學相整合的辦刊宗旨。另外，從圖3可以看出，雖然有時期刊刊載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論文數量偶有回落現象，但總體折線仍呈現出上升趨勢，這表明現代信息技術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日漸鞏固，為外語教育技術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成熟的條件。

4 關鍵詞分布

關鍵詞是論文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表達文獻主題概念的術語，它是從文章中抽取的能夠最簡潔、最直接反映論文主題內容的詞和詞組（邱均平，1988）。而關鍵詞詞頻分析是一種重要的文本內容分析方法，是一種快速了解某一學科或者某一文本主要研究領域和學術熱點的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在科學學、圖書情報學和科學計量學領域有著極為廣泛的應用（姜春林、胡志剛，2010）。所以通過對關鍵詞出現頻次的統計有助于了解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熱點研究板塊以及預測該領域將來的發展趨勢。由于直接導入的關鍵詞比較分散，數量比較多，為了能夠使關鍵詞有針對性地反映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領域的研究主題，本文對載入的關鍵詞進行了適當處理：去掉“計算機輔助”、“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英語”及“外語”等詞匯；合并了意義相同但表述不一樣的關鍵詞，比如，將在線、因特網、web、互聯網、局域網以及校園網等關鍵詞統一合并為“網絡”。表1、表2和表3分別給出了依據本文對國內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發展歷程所劃分的三個階段中高頻關鍵詞及其頻次的統計。各項統計所選取的關鍵詞數量控制在30個以內，因此如下表格中會出現關鍵詞數量不等的情況，以便能更簡明地反映該領域研究現狀及發展趨勢。

表1、表2和表3顯示：2000—2011年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論文的高頻關鍵詞主要包括“網絡”、“多媒體”、“大學英語”、“自主學習”、“視聽說教學”、“寫作”以及“教師”等。“網絡”和“多媒體”等。在這12年間這些詞一直是高頻關鍵詞，這與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載體密切相關。隨著新世紀現代教育技術的發展，對基于網絡的外語教學的研究遠遠領先于基于多媒體的外語教學的研究，并且原始統計數據顯示，2007—2011年間還出現了基于網絡的多媒體外語教學的研究。“大學英語”也一直是高頻關鍵詞，這說明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在學科中的應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學英語學科。另外，由于大學英語課程設置的不斷改革，基于現代教育技術的專門用途英語教學研究已開始出現，并且十幾年來基本保持穩定的態勢。不難看出“網絡”、“多媒體”、“大學英語”、“自主學習”、“視聽說教學”、“寫作”以及“教師”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領域的熱點研究板塊，并有可能持續下去。

5 外語教育技術學的發展態勢展望

5.1 外語教育技術學科構建的可能性

正如在本文前言中提到的，不管從何角度將機助外語教學分為行為主義階段、交際教學階段和整合教學階段等三個階段，還是將其分為傳統階段、探索階段、多媒體階段以及萬維網階段等四個階段，其發展過程中最為明顯的就是信息技術在外語教學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地位也日益突出，涵蓋網絡及多媒體教學、語言教學（大學英語及專門用途英語等）研究、語言技能（視聽說、寫作、閱讀與翻譯等）研究、測試與評估研究以及教材研究等幾大模塊共計至少26項內容。在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研究方法方面，語料庫方法在該領域研究中的運用比較突出，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需要指出的是，語料庫方法并非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研究中的唯一方法，胡加圣等（2010）將外語教育技術的方法論概括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綜合方法等三種，而語料庫方法只是定量研究中的方法之一。另外，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理論基礎由最初語言學領域中的多模態理論發展到涵蓋認知心理學領域的建構主義理論以及生物學領域的生態學理論等。由此可見，國內的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目前已有廣闊的教育實踐、豐富的實物產品和熟練應用經驗，成熟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新穎、獨到的創新理論體系以及研究方法等（胡加圣等，2010；2011）。這說明，以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為主要研究內容的外語教育范式已經形成，外語教育技術學科成立的前提和基礎也已具備，預示著作為三級學科的外語教育技術學科的雛形已經顯現（李艷、胡加圣，2011）。

5.2 外語教育技術學科的研究熱點

另外，根據本文對國內機助外語教學的計量學考察，特別是依據對關鍵詞進行統計所獲得的信息，還可展望、預測外語教育技術學科領域今后的研究趨勢。具體來講，以下幾個方面研究趨勢比較明朗，有望成為今后該領域研究的主導。（1）教師研究。對教師的研究也是12年間該領域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由于篇幅所限，教師的研究角度未明確列出，但結合原始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對教師研究角度的變化。2007年之前的教師研究主要關注教師角色和教師培訓兩個方面，而2007年之后除了對教師角色和教師培訓這兩個方面繼續研究外，還出現了對教師的行動研究、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教師認知等方面的研究。這一點與目前國內外二語習得研究趨勢也基本吻合。（2）課程整合研究。信息技術與課程整合是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最新階段。計算機關鍵技術的發展為計算機主導外語教學提供了可能和條件。未來的發展趨勢是傳統的計算機輔助教學模式將逐步演變成計算機主導教學的模式（陳堅林，2005）。整合即意味著以計算機網絡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手段從處于輔助地位的幕后走到了臺前，從而成為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數據顯示，對課程整合研究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但緊密結合國家教學改革的方針，該方面研究尚面臨諸多難題與困惑，具有巨大的深入探討的潛力。（3）生態化研究。生態化既可用于研究教育宏觀問題也可用于研究教育微觀問題。計算機輔助外語教學的生態化研究屬于后者，當然也可看作課程整合研究的一個衍生問題。信息技術向外語教育滲透后，傳統的教學要素被新的教學要素取而代之，為了使教學系統保持動態和諧，就應以生態學視角來重新審視外語教學（陳堅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