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早期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在韓國,最先引進漢語的時期可追溯到古朝鮮。但因缺乏歷史史料,在韓國,能作為依據的漢語普及史料應該是從朝鮮時代開始的。根據記載,1393年在韓國首次成立了司譯院,以此向人們進行漢語等外國語教育。漢語教育是從1945年國立首爾大學成立中語中文學系后開始的。開設正規中國語教育課程的早期大學有韓國外國語大學(1954)、檀國大學(1954)、成均館大學(1955)、高麗大學(1972)、淑明女子大學(1972)、延世大學(1974)、嶺南大學(1976)等等。 

自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各大學如雨后春筍般紛紛開設了中語中文學系,90年代與中國語相關的學系紛紛進入韓國各大學。 就此韓國的關于中國語言文學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二、韓國學會以及論文 

 

目前,韓國的學會有韓國中語中文學會 、韓國中國學會、中國文學理論學會、中國文化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研究會、 中國語文學研究會、 中國語文學會、 中國人文學會、中國學研究會、 韓國中國小說學會、 韓國中國語言學會、 嶺南中國語文學會等等。 

各界學會都紛紛發表學術論文,關于漢語特殊句式的“把”字句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最早時期為九十年代,從論文的題目中,可感知韓國的研究。學位論文有:《“把”字句研究》(樸建榮 1994 博士論文);《“把”字句研究》(裵得成 1994 碩士論文);《高等學校漢語教學中的“把”字句教授-學習方案》(劉信惠 2005 碩士論文);《“被”字句和“把”字句的比較以及轉換研究》(金株珍 2006 碩士論文 );《關于韓國語格助詞+名詞句轉換為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的研究》(李昌延2006 碩士論文);《現代漢語“把”字句和賓語前置文的比較研究》(鄭姬卿 2006 碩士論文);《“把字句”研究》(張志勛 2007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使用條件研究》 (周希豐, 2007 碩士論文 );《<紅樓夢> “把”字句研究》(鄭周英 2008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研究》(鄭香彩 2008博士論文);《“把”字句形成和類型》(柳賢姬 2008 碩士論文 );《第七次教育過程中高等學校漢語教材中的“特殊句型”分析》(鄭賢穎 2009 碩士論文);《高等學校漢語教材中的“把”字句教授方 

案》(金來源 2009 碩士論文);《現代中國語“把”字句的客觀性,主觀性研究》(趙卿煥 2009 博士論文);《韓國高中漢語教育特殊句型與指導方案》(車正鎮 2010 碩士論文);《“把”字句技能和意義研究》(白秀珍 1993 中國學);《“把 NP”的活用意義》(以“把”的主題表識 技能為中心/張泰源 1996嶺南中國語文學會);《漢語處置句和動詞的結合樣相(1)》(李鎭英 1997 中國人文科學);《漢語處置句的起源》(漢語處置文의起源/李鎭英1997 中國學論叢);《漢語處置句變遷(2)》(李鎭英 1998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通過<訓世評話>看漢語語順:以“把”字句為中心》(李義活、樸鍾淵 1998 假托利大學校外國語文學硏究所);《漢語處置句和動詞的結合樣相(2)》(李鎭英 199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中國方言中出現的處置句現象》(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科學);《漢語處置句變遷研究》(李鎭英 1999 中國人文學會);《“把”字句歷史演變研究》(把字文歷史演變硏究/張泰源 2000 韓國中語中文學會);《<老乞大>中出現的“將/把”字句的語法化研究》(金光照 2002 中語中文學);《輕動詞假設與漢語“把”字句的語用結構分析》(金光照2003 中國言語硏究 );《語義分析的“把”字句再考》(申芝言 2003中國言語硏究);《“把”字句小考》(崔載永 2004 外大中國硏究所 );《“把”字句信息結構中 NP2的地位分析》( 金艷姬 2005 中國硏究所 );《<老乞大>處置句的“把/將字”研究》(李秀珍2006 中國學);《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將”字句考辨》(具有“把”字句功能的“將”字句考辨/趙春利、梁萬基 2007 中語中文學);《韓國學生“把”字句習得狀況分析》(林載浩 2007 韓國中國言語文化硏究會);《科技翻譯中“把”字句處理機制》(樸在勝 2007 中國硏究);《否定成分后置式“把”字句小考》(趙恩瓊 200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把”字句信息結構研究》(金世美 2009 中國語文學論文集)。這些論文出處是韓國最有知名度的“國會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韓國教育學術情報局”等網站。不能說是十全十美的,但目前為止的“把”字句主要論文都呈現在此。 

 

三、結語 

篇(2)

[關鍵詞]生態批評；《霍華德莊園》；巴斯特；回歸自然

[中國分類號]I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簡介]李婷文（1988—），女，廣西南寧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廈門大學生態文學研究團隊成員，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福建廈門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紀重要的英國小說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游記和一部文學評論集。嚴格來說，福斯特算不上多產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說創作。然而，對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歷來不乏其人，他不僅受到同時代人的重視，在“二戰”后更是不斷引發新的研究興趣，掀起新的研究熱潮。20世紀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長篇小說依次搬上銀幕，在歐美電影節收獲頗豐，也重新引發研究者和普通讀者的關注與闡釋，《霍華德莊園》（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華德莊園》發表于1910年，被認為是同年最好的小說，使福斯特躋身一流小說家之列，也被認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優秀的作品。①對這部小說的研究可分為藝術性和思想性兩個方面。藝術性研究如彼得·維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論文②。他們認為，由于福斯特的寫作處于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的過渡，其作品既忠實于社會真實和時代精神，又帶有濃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學者對作品結構，③對其與貝多芬第五交響曲之間關系④進行研究的論文。思想性方面，與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點相似，學者對《霍華德莊園》的研究重點關注的是人與人、人與自身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探討的是自由人文主義與中產階級道德、知識階層與市民階層、按照經濟狀況劃分的社會階級之間、男性與女性、城市與鄉村、帝國主義與世界主義、人與自然的關系。

篇(3)

論文關鍵詞：文學理論教材，反本質主義，主體意識

 

一、從意識形態性到反本質主義：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后，社會現狀要求重建文化秩序，加上西方文學思潮紛紛涌入，文學理論教材也逐漸開始發生變化。開這一先河的當屬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以下簡稱以本）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以下簡稱蔡本）。與前期文學理論教材相比，以本和蔡本超越了文學工具論模式，把文學當做一種意識形態進行闡釋。但是它們僅僅只強調政治經濟作為文學的反映對象，而沒有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而隨后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以下簡稱童本）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它開始關注文學自身的內部規律，把文學本質界定為一種審美意識形態，認為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但童本仍沒有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即沒有跳出本質主義的圈子。新世紀，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興起，人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發生極大轉變。南帆主編的《文學理論[新讀本]》（以下簡稱南本）、陶東風主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第三版）》（以下簡稱陶本）和王一川著的《文學理論》（以下簡稱王本）等教材應時而生。這三本教材都把反本質主義作為基本思維方式，“標示了現代性語境與后現代性語境之間深刻的分歧與追求目標的斷裂”[1]。南本強調文學與文化的聯系，以此來對本質主義思維進行反思與質疑。陶本最大的特點是將中西文論史上反復涉及的文學理論問題依次展開，最后不給出形而上的定義，培養學生開放的文學觀念。王本則是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文學藝術論文，提出“感興修辭詩學”，認為文學的主導屬性是感性修辭性。

二、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深受中西文化因素的雙重影響，而在這雙重因素中，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才是關鍵。中國學界一直不乏反抗之人，“五四”自不用說，到新時期，文學思潮風起云涌，尋根、反思、先鋒、朦朧等等，無不顯示著強大個體的存在。馬原、格非等人的小說，不只是追求敘事方法的轉變，更多的是要“擺脫社會與歷史文化對人的必然性支配，轉而對作為個體的人的‘本真’存在狀態的感知與書寫”[2]。當文學創作日漸突出主體時，文學理論自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當然，國內文學理論很大一部分是受西方文藝思潮的影響。西方文學思潮，從早期盧梭、佛洛依德、尼采等人的反理性主義到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直至如今的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研究，無不對中國文學造成巨大沖擊。

因此，綜上所述，可以說主體意識的覺醒是文學發展的關鍵，也是文學理論發展變化的關鍵。主體意識不強大，文學及文學理論亦不會有質的突破。

三、尊重個體、突顯主體本真存在——文學理論教材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

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認為“理論是一種方法的選擇和觀念的變化，……理論是隨著客體的變化來深入對象與現實的過程，甚至一個開放的理論是一個接受自身死亡的觀點的理論”[3]。因此，就現有理論來說，它還能在多大程度上闡釋當代人的文化經驗？我們到底該怎么闡釋未來人類文學理論之路？面對這些疑問，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的回答。

從九十年代年代身體寫作、私人化寫作的崛起，到現在大眾文化、網絡文化的興盛，“顯然，‘主義’寫作時代的‘圣像’已經顛覆，‘主義’塑造的文學‘神話’已經破滅，一個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而來的文學自覺時代已經來臨”[4]。文學理論必須隨著“人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來發展改變自己，這是當今也是將來文學理論發展的必由之路。“記住文學是‘人學’文學藝術論文，那么，我們在文藝方面所犯的許多錯誤，所招致的許多不健康的現象，或者就可以都避免了”[5]。如果把文學當成種種意識形態，那么文學為某種意識形態服務就會被當做很正當的道理，而當文學不再以人的主體存在給人以精神享受時，我們又怎能要求這樣的文學有超越現實的表現？

因此，關于文學理論問題，我們并不需要尋求一個權威的定義，更不需要憑這個定義去解釋別人的定義和其它文學現象。我們需要的只是發揮主觀能動性，探討每一種定義背后的動機和目的，特別是作為教材，目的就是教導學生，而不是束縛學生。“雖然傳統邏輯的‘定義方法’可以在一定限度內規定存在者，但這種方法不適用于存在”[6]。無論是繼承傳統還是借鑒西方，關鍵都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家的主體創造性。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理論亦如此。只有站在“人”的制高點上，只有人的主體意識得到整體性解決，中國文學理論教材的發展才會“少走彎路亦或避免錯誤”。

參考文獻：

[1]方克強.后現代語境中的新世紀文學理論教材[J].文藝理論研究.2004(5):81.

[2]湯奇云.解碼“先鋒小說”[J].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10,8(4):45.

[3](法)埃德加·莫蘭.方法：思想觀念[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42.

[4]湯奇云.從“主義”寫作到后“主義”寫作——當代文學發展軌跡一瞥[J].天津文學.2010(8):108.

[5]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錢谷融論文學[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82.

[6]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5.

篇(4)

本文從古今觀的視角探討古代文論在當代研究的現狀。認為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本身有著相當厚重的文化意蘊。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時，以文化的視角來審視文論內容也顯得相當必要。而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觀念層面來考察古代文論的研究則較為欠缺，盡管已經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傳統歷史文化中的古今問題對中國文化包括古代文論尤其是文論中文學發展觀的重要影響作用，并對傳統文論中古今觀念的重要性予以了理論上的強調和初步的論證，但是對文論古今觀的具體闡釋及其對古代文論思想內容的具體影響乃至文論與古今觀之間的具體關聯等問題，目前學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關鍵詞】

古今觀；古代文論；研究現狀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有力載體之一，這已間接說明，傳統文化對古代文論的全面滲入和影響。因此從文化學角度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也的確是一個勢在必行的選擇，并不是照搬西學的盲目跟風。但是從目前學界的研究現狀來看，由于“文化”概念的極大涵蓋力，這樣的研究還顯得遠遠不夠。無論是對個案的研究還是在整體性的研究都還有向文化更廣闊領域擴展的必要。而從中國古代文化中較為重要的古今觀念角度來審視古代文論的研究目前則顯得更為欠缺。

一

雖然西方學者非常注意對觀念進行研究，但是因為古今問題主要還是一個中國化的問題，故而西學視野中的古今觀研究基本還是一片空白。西方文化主要把古今概念視為純粹的時間觀念來進行科學的考察，譬如英國菲利普?費爾南多-阿梅斯托《改變世界的觀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書就是如此。鑒于此類著述與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研究的關系不多，于此本文不作過多引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古今觀念研究的問題上，西人的科學體系及其觀念也或多或少地阻礙了我們對傳統文化中古今觀念的認識和探索。

目前，國內學界對中國文化觀念的研究也取得不少實績。有張岱年等人的《中國觀念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翟華和張代芹合著的《觀念世界探幽》（山東文藝出版社，1989年）。兩本著作對中國人的觀念世界進行了初步的探究，《中國觀念史》對中國文化中有關的文化觀念予以個體式的討論；《觀念世界探幽》則從橫向上具體對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觀、知識觀、時間觀進行較為細致的分析。文崇一和蕭新煌主編的《中國人：觀念與行為》（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一書收集了大量從人類文化學角度考察觀念形態的論文，該書中楊國樞的論文《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系》對文化的層次及其關系有深入的分析。文章指出只有從主觀文化（主要是指思想、態度、觀念）的角度出發才能了解物質文化與完成文化（文學、藝術、制度）的精髓。另外金觀濤的專著《觀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更是對觀念問題研究進行了整合和總結，但他多關注的還是政治性或與其相關的觀念。而學界真正對中國觀念理論進行研究的則是張連海的《觀念論》（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這是學界第一部以中國文化為研究對象而建構起來的觀念理論研究著作，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觀念研究無疑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對于古今觀念的研究，以上著作都較少涉及。目前真正討論文化中的古今觀念的論文有3篇。分別是晉文《漢代的古今觀及其理論建構》（《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1年第6期）、楊春燕《從看劉勰的古今觀》（《長沙鐵道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李修貴《淺談的古今觀》（《滄桑》，2010年第2期）。 以上三篇論文分別從人們對待古今的態度、對古今關系的認識這兩方面對古今觀進行了個案式的研究。論者注意到了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古今問題及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所形成的觀念。所以這些研究在開拓文化研究新領域上有著一定的貢獻，但是因為目前這些研究往往都是以個案為例，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偏差，導致目前對古今觀的研究還顯得很不全面，所以有必要在研究個案的同時結合整體性的研究，即把古今觀的研究放在社會歷史文化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

二

學界對古今觀念的研究論文本來就少，從這一角度來考察文學和文論的研究就更少了。最早把古今問題納入文論研究的是羅根澤先生。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一書中就把“貴古賤今”和“貴今賤古”視為是文學批評的兩種錯誤意識。他的著作中就有很多章節注意從古今的視角來討論文論。由此說明，文論與古今問題的密切關系在文學批評史學科創立的早期就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可惜這一方面的研究后繼者沒有再往前繼續推進。近來的著作中，郭英德等人撰寫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中華書局，1995年）一書對古今問題也頗有涉及。論者對漢代人如何認識文學發展中的古今關系作了一個粗概的梳理。文章注意到了漢代尊經復古和變古貴今的兩種不同傾向，并在此基礎上指出了此種古今認識對后世文學的深遠影響。雖然這部分內容的討論還顯得比較粗略，并且主要討論的是漢代的古今觀與文學觀念，但是這也為探討古今觀與文論的深層關系提供了文學史層面上的具體體現和經典個案。此外，劉文忠《正變?通變?新變》（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一書雖然是探討文論家在看待文學變化問題上所形成的文論范疇，但是實質上也較多牽涉到古今問題，故而實際上也揭示了歷代文論家對繼承和創新問題的基本看法。但是該書的主要論述部分還是集中在南朝及其后的文論思想，對之前的文論談得比較粗略。而劉紹瑾的《復古與復元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則對儒家的復古與道家的復元古思想進行了文化探源式的深入剖析。更為可貴的是該書還從中西比較詩學的角度對中國復古文學思想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探究。但是劉著僅僅從復古的方面來談文論思想則容易忽略文論思想中的適時性與當下性的一面，并且僅僅以儒道兩家來觀照中國傳統文論中的“文化復古”的思路也限制了著者的研究視域。黨圣元《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古代文論的現代遭際》（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則把中國傳統文論放在了全球文化格局的當下態勢中來進行關照。該書認為古今關系是中國文論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因而需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此書對傳統文論發展觀的闡述相當深刻，著者的古今意識也相當突出，但書中對文論古今問題的闡述僅限于宏觀上的理論考察與梳理，對中國古代文論古今觀的具體內容則較少論及。

另外，注意到文化中的古今問題對文論的影響的研究還有胡大雷的《傳統文論的魅力、模式與智慧》（鳳凰出版社，2005年）一書。論者把古今問題視為傳統文論的問題之一，認為它是文學批評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產物。文章對整個古代文論中的古今之爭進行了粗略的梳理，進而說明了文論中古今問題的持續存在。但是對于文論中為何有這樣的古今認識，這種古今認識在文論史中是如何變化并體現時代文化對它產生的影響，文章都沒有進一步探討。徐和勇的碩士學位論文《魏晉南北朝書論中的“古今觀”研究》（首都師范大學，2009年）對古今觀與文論關系的討論更為具體一些。論文旨在研究古今觀念變化產生的結果對書法發展起到的影響作用，但論文僅限于對呈現在書論內容中的古今觀念的考察，這本來就有可能篡改了古今觀的歷史原貌，另外論者對古今觀的理解也被局限在了古今關系上。

從以上相關研究現狀來看，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古今觀念角度來審視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還非常欠缺。因而從古今觀角度對古代文論的研究是相當必要的，而且也是以完全可行的。

篇(5)

關鍵詞：老舍；林語堂；魯迅；幽默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2）07－0124－04

“幽默”（humor）這個詞在我們這個時代經常被混同于“滑稽”或“笑話”，被弄得意義混淆了。實際上，它是一種特殊的藝術的思想表現形式，曾激勵過一批杰出的英國作家，隨后又影響了不計其數的外國作家。在中國現代作家中，老舍也許是受其影響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非常契合幽默的觀念。

今天，老舍已成了被研究得最多的中國現代作家之一。從曾廣燦搜集、整理的《老舍研究專著、資料專著書目》中，人們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①。我們打算先從“”結束前的一些重要的老舍研究專著展開評述。

“”結束之前，中國大陸的老舍研究進展緩慢。因此，這個任務是由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漢學家們來完成的。那時，有四位學者及其著述比較知名：第一位是波蘭學者斯烏普斯基，他的《一位現代中國作家的歷程》于1966年在布拉格出版，該專著對老舍長篇小說中的結構、情節和人物進行了分析，研究了對《老張的哲學》產生過影響的各種因素。第二位是美國學者蘭比爾·沃勒，他的《老舍與中國革命》于1974年在美國出版。該專著按編年的次序對老舍的長篇小說及一些中短篇小說進行了述評，而以中國的社會—政治形勢的分析為其基調。第三位是法國學者保爾·巴迪，他的老舍研究成果豐碩，且以分析中肯及史料豐富而著稱。他的研究是從翻譯《老牛破車》開始的，其后擴展到作家生平研究，尤其是對“老舍之死”的研究，用功尤深。最后一位是中國香港的胡金佺，讀者欣喜地從他的專著中讀到了從真正的北京人視角對老舍其人其文所進行的研究②。

除了以上這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期還有一些研究工作也值得我們注重。蘇聯安琪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創作：主題、形象、題材（1926-1936）》于1967年出版。該專著于1987年被譯為中文，改題為《老舍早期創作與中國社會》。日本的老舍研究從40年代開始，截止到“”結束前大約發表了百來篇論文，大部分都載于權威性的出版物。奧野信太郎、倉石武四郎、波野多太郎這三位也許是在頭20年最為活躍的，接著，柴垣芳太郎和伊藤敬一在同一年分別出版了兩本傳記類著作。此外，藤井榮三郎和大芝孝兩位日本學者對老舍的小說和話劇也進行了令人尊敬的研究。

1978年老舍被恢復名譽后，中國大陸的老舍研究才步入真正的研究階段。事實上，不久便出現了一些足以推動研究進程的可喜的情況。首先，老舍的女兒舒濟有系統地重印或再版了作家的著作，在大多數情況下，她是非常慎重地按初版本來重印的。《老舍文集》十六卷從1980年到1991年陸續出齊，從此成為研究者可以倚重的原始研究資料。接著，作家的一些佚文及一些有關作家生平的史料也相繼被發現，提供了作家文學世界的更加完整的全景。其中，《小人物自述》、《秦氏三兄弟》、朋友們保存的書信的重新面世就是最好的例證，這些都是人們原以為根本不存在或失而復得的重要資料。同期，老舍的遺孀胡絜青及其子舒乙撰寫了很多的回憶文章，非常有助于人們對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此外，一些活過了“”的著名作家、藝術家如巴金、冰心、等也紛紛撰寫回憶文章，為他們熟識的、熱愛的這個“人”提供見證。那時，學院式的研究也有可能進行了。樊駿的著名論文《論〈駱駝祥子〉的現實主義》（《文學評論》1979年第l期）發表之后，文學期刊或大學學報上涌現出了很多的關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論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竟形成一時的風尚，以致有人認為老舍研究能成為獨立的一門學科，即 “老舍學”。在公眾中隨即出現了“老舍熱”。1982年在濟南召開了第一屆“老舍學術研討會”，次年《老舍研究論文集》出版，收錄了二十來篇參會交流的論文。佟家桓的專著《老舍小說研究》也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篇(6)

 

關鍵詞：英美文學　課程內容　教學方法　教學手段 

引言 

 

英美文學課程是我國高等院校英語專業教學中一門十分重要的專業知識課程。根據《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教學大綱》，“文學課程的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多年的實踐證明開設《英美文學》課程對增強學生的語言基本功，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培養學生初步分析和研究能力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在21世紀的今天，為應對多變的市場經濟，英語專業的教學中越來越多地采用“英語＋x”的模式，英語與應用型專業復合的結果往往是英美文學逐漸被邊緣化，甚至在一些學校成了可有可無的雞肋，學生對文學的學習興趣減弱，英美文學課堂教學效果欠佳。如何在新的環境下有效地實現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己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 

 

一、現狀分析 

 

英美文學課程目前的困境有教和學兩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教學內容方面，由于教學任務重、課時緊，課堂上教師對龐雜浩繁的內容難以面面俱到。通常來說，“文學史＋選讀”是普遍采用的模式。但是重史輕讀作品，文學課就基本是空談，而讀作品又由于時間有限，教師主要講述節選的內容，對作品全整體的把握的比較少，又由于學生語言水品參次不齊，文學課很可能成了精讀課的翻版從而忽略文本內涵的挖掘以及學生評析能力的培養(呂洪靈，2006：62)。另外，目前的文學教學用書中缺少對文學批評方法的介紹，導致學生是被動接受老師的復述，死記硬背。其次，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方法仍然比較單一。目前英美文學課程更多的是從課程教學出發，往往以教師講授為主，對其他形式的實踐教學重視不足，容易造成課堂沉悶、枯燥乏味，無法吸引學生，學生主觀能動性受到壓抑，逐漸就喪失了對英美文學的興趣。第三，教學手段的運用仍需提高。文學課堂現在多數采用多媒體課件上課，有效緩解了傳統文學教育模式中有限的課時不能有效完成的教學內容。但是目前文學課堂上的參與情況仍然不佳，這主要是教師在制作課件時，更多的注意知識的傳授而留給學生的思考空間不大，也不太考慮如何創造條件讓學生主動參與到文學課堂的問題。如何在文學的多媒體課上加強互動式教學，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仍需思考和實踐。目前高校中的英美文學課教學中很多方面差強人意造成目前學生對英美文學課的興趣缺乏。當然，學生的畏難情緒以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也導致學生對英美文學課喪失興趣。學生從一、二年級的專業基礎課轉入高年級專業課學習時語言基礎準備不充分，而文學課上突然接觸到的大量的文學術語，以及文學作品中的生詞和表達法讓學生產生畏難情緒，因畏而退；此外，很多學生在社會上追求實用性的風氣影響下越來越“務實”，認為英美文學課不是一門實用技術，在他們將來擇業時用不上，因而對一些所謂的“短期、實用”的課程趨之若鶩。在英語教學重視實用性的情況下，要改善目前的現狀，文學課程的改革勢在必行。 

 

二、課程改革思路 

 

《大綱》中提到英語專業的文學課的目的是“促進語言學生的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的提高，以及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這就要求授課教師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下功夫，優化教學內容，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改善教學方法，提高文學課的參與性；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文學課的趣味性；積極開展實踐教學，提高學習主動性。 

(一)優化教學內容，提高課程效度 

目前使用的文學教材大多按照時間順序，從古英語文學開始授課，但是早期的作品難度較大，這在很大程度上給剛開始接觸英美文學的學生帶來了困難，畏難情緒又無疑會挫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這就要求教師在文學的教學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和文學發展的變化，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學習實際，遵循由易到難的認知規律，精心選擇教學材料，比如“放棄一些早期的語言難度大的經典作品，讓學生接觸到更多現、當代的英美文學經典作品”(范誼、苗渝萍，2005：166)；另一方面，除了優化文學讀本以外，應當注意文學

教學實際上是傳授知識、激發興趣、促動思維這樣一個互動的過程，而現有的文學教材普遍忽視文學批評方法的介紹。英美文學課堂教學很大程度上忽略文本內涵的挖掘以及學生評析能力的培養(呂洪靈，2006：62)。因此在文學課上，有必要用淺顯的文字簡要介紹一些當代文學批評理論，為學生提供適當的切入點和批判作品價值的尺度，比如在詩歌教學中，引入新批評理論，在英美小說的講授中，適當引入當代女性文學批評理論等，這對于開拓學生視野，培養其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將大有益處。 

(二)改善教學方法，提高課程參與性 

教師應自覺立足于教學工作實際，加強課堂參與度，在課堂教學中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采用啟發式、討論式等多種教學方法，加強自主學習能力培養。筆者在教授英國早期浪漫主義詩人布萊克的詩歌時，曾讓學生對其《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中以“掃煙囪的孩子”為題的兩首詩歌進行對比研究，主要采用研討式的方式。在討論過程中，引導學生通過推敲詩句、琢磨內涵，對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內容進行比較，讓他們在對比中認識、體驗和評判作家的創作意圖，啟發他們多角度、多層面地看待文本，培養問題意識，拓展思維的空間，并留思考題指導學生課后繼續通過網絡尋找相關信息，以達到深化學習的目的。另外，文學課程的作業形式也應盡量做到多樣化，課程論文是常見的形式，這樣可以為學士論文的撰寫打下較好基礎。為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消除他們的畏難情緒，感受文學思考和交流的樂趣，還可以采用口頭陳述、詩歌朗誦、名劇片段表演、模仿等多種形式，有效地實現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

(三)充分運用現代教育技術，提高課程的趣味性 

英美文學課信息量大，理論色彩濃厚，而且還具有很強的形象性，再加上大量的文學名著己被拍成了電影，同時網絡上各種音頻、視頻文件等素材繁多，這一切都使得文學教學中大量采用多媒體教學成為可能。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利用網絡、多媒體和影像資料等手段進行備課、上課和課后輔導，效果良好。課前，教師準確把握和分析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進行教學設計，并對網絡信息進行篩選、整理和提煉，制作好相應的電子課件，配合文字內容添加音樂、聲響、色彩和圖片等營造美的意境。課堂上，教師可以根據需要穿插介紹背景及知識點，放映名著片斷及課件幻燈片，使教學內容更一目了然，更生動，更立體化。另外，網絡信息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了極大的幫助，特別是在課后提供了信息擴展，通過網絡資源，尤其國內外一些較好的文學學習網站，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保持興趣，開拓思維與想象，培養研究探索的精神。 

(四)積極開展實踐教學，提高學習主動性 

英美文學課實踐性教學的設計思想主要是本著既傳授知識、又培養能力、以培養學生的能力尤其是創新能力為主的原則。實踐教學是對理論教學的有益補充，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具有重要意義。這里談到的部分實踐教學在課堂完成，例如開展研討小組活動，提高學生用英語表達理論思維的能力；針對某部作品可以開展工作坊(workshop)，收集、選編材料，撰寫研究報告以培養學生初步的研究能力。為了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在文學課外可以開展形式多樣的實踐教學，通過大量閱讀和教學實踐活動，加強學生對文學本質的意識，培養獨立學習的習慣和創造潛能。例如以演劇或詩歌朗誦的形式，增強學生對作品的理解、培養對文學作品的感受力、提高英語表達能力：或者欣賞英美文學名著電影，提高學生對作品的感受力和英語聽力；在適當的時間，舉辦專題講座，結合課程教學，對一些較難的內容、對學習中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內容或對今后學習有提高意義的內容用講座的形式、用例證進行闡釋，以答疑解惑、開闊視野、啟迪學生的思想。當然，為了加深學生對英美文學作品的理解，還可在課外組織他們進行文學作品的翻譯、作品改寫等實踐活動，提高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 

 

三、結語 

 

在重視素質教育的今天，文學教學的作用和功效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如何提高英美文學教學的效度，使這門課程能符合時代的要求，是一個復雜的、需要不斷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課題，需要引起相關方面的重視和廣大從事英美文學教學的教師在教學實踐中做出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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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 西域文學 新疆旅游 研究價值

新疆古代被稱做西域，是中國最大的行政自治區，面積占全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處于東、西方文化的交匯融合之地，地域廣袤，歷史悠久，民族眾多，風俗奇特，其歷史、民族、文化內涵和自然景觀充滿神奇色彩，因此令國內外游客紛至沓來，也吸引了國內外眾多學者的關注和研究。翻閱古今中外關于西域的書籍文獻，其浩瀚博大令人咋舌，筆者查閱了相關文獻，并將其以西域文學研究為中心做了梳理。

一、國外研究西域文化歷史的情況概述

國外學者研究西域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日、英、德、法、俄等國家。如，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論》和《西域文化史》，闡明了古代西域各國的人種、東西交通的意義、與漢民族間的關系現狀，以及各國間宗教和美術，整個回鶻時代的文明。羽溪了諦的《西域的佛教》，論及了佛教在中亞及土耳其斯坦傳播和發展的歷史。德國沃爾特施密特（Waldschmidt，A.）的《貴霜，庫車?吐魯番――中亞中世紀早期藝術導言》（萊比錫，1925年）對西域各國的藝術問題做了概述性論述。針對西域“絲綢之路”進行考證的還有日本佐口透《18-19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上、下）》，就特定時期內的新疆歷史情況進行了研究。田宅米吉的《古代亞歐大路交通考》（《地理與歷史》1900年）、一雄的《絲綢之路的歷史》（研文社，東京，1979年）和長澤和俊的《絲綢之路史研究》（圖書刊行會，東京，1979年）等著作，則涉及古西域的歷史和地理交通情況。德國赫爾曼（Albert Herrmann）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柏林，1910）探索了《漢書》中所記載的西域各國的名稱及其里數的特點。著名的英國考古學家、藝術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于1900年至1931年間進行了四次中亞考察，考察的重點地區是中國的新疆和甘肅，其《西域游歷》系列著作中的《重返和田綠洲》、《從羅布沙漠到敦煌》、《穿越塔克拉瑪干》，考古范圍包括今和田地區、阿克蘇地區、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魯番地區、哈密地區和河西走廊一帶。在這些地區調查和發掘的重要遺址有阿克鐵熱克、喀達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爾等遺址，米蘭佛寺遺址和吐蕃城堡遺址，樓蘭古城及其附近遺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遺址。全書以考古學為核心，基本上涵蓋了前述諸多學術領域，內容十分豐富，在考古調查和挖掘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影響力。這部著作中提及了發現的佛經殘本，為后人研究西域文學提供了材料。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錄》涉及新疆古代的歷史和文化藝術。此外還有美國著名漢學家、蒙古學家拉鐵摩爾Owen Latimore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其中有關于新疆的內容，從生態環境、民族、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歷史演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中國內地與邊疆地區各自不同的互動依存關系，討論了中國內陸邊疆歷史的豐富多樣性，展現了新疆地區獨特的歷史價值，指出了中國多民族社會文化的整合特征。法國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是世界史學界公認的關于歐亞大陸游牧民族三千年歷史的經典史著，對古代西域草原上的民族作了描述。新疆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把中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對西域的重要研究成果編定系列，出版了《西域探險考察大系》共14冊，其中有11冊是西方探險家、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如斯文?赫定的《羅布泊探秘》，詳盡地記錄了塔里木地區水文、地質、人口的狀況，以及撲朔迷離的羅布人，神秘莫測的樓蘭古國。瑞典貢納爾?雅林的《重返喀什噶爾》，則以一個東方學家的眼光，通過對喀什噶爾的回憶思考，對喀什噶爾歷史性的變革做了準確、客觀、入木三分的描寫。這些文獻分別從各自的著眼點對西域的地理風光、民族文化和歷史發展進行了考察和介紹。20世紀初，在新疆庫車的克孜爾千佛洞，德國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勒柯克（A.von Le Coq）發現大批寫在棕櫚葉上的梵文佛教寫經。隨后，德國著名的梵文學家呂德斯教授（Heinrich Lüders）對這批寫經進行了研究，并于1911年校刊出版了《佛教戲劇殘本》。

據筆者收集的不完全資料，國外研究涉及西域的著作非常多，研究內容較為豐富，范圍較廣，并有其精深度。但是，國外的研究多在史學考古的層面上，重在民族、歷史、人文的考察研究，對西域文學的研究和考察還比較薄弱，并且多是在考古探險的專著里有所涉及，關于西域文學的有影響力的研究專著還未見到，對新疆各民族歷史和文化價值及其旅游資源的挖掘也較欠缺，能夠從西域文學層面上關注文學與經濟、與旅游的關系，目前還沒有見到。

二、國內研究西域文學的情況述評

國內最早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是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和班固的《漢書?西域傳》，漢代以公主身份嫁烏孫昆莫（王）的劉細君的《烏孫公主歌》（又作《悲愁詩》）描寫了西域的居室與飲食，可算是西域漢文詩歌最早的杰作。漢代至魏晉時期，有傳播佛教的僧人，經過西域留下一些釋教的詩文，如西漢高僧安世高等。東晉時期康國高僧康僧淵，寫下了描寫胡人容貌的詩歌《答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相戲》。唐代，詩人的浪漫主義氣質和建功立業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了許多文人先后進入西域，其中有駱賓王，因為西域的經歷而寫《從軍行》，岑參的邊塞詩最豐碩，《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和《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描繪了西域奇麗多姿的生活，《火山云歌送別》、《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首秋輪臺》、《玉門關蓋將軍歌》等，則描寫了邊塞的奇俗異景，別有一番景象。高適《燕歌行》，描寫沙漠的荒涼環境，雄厚豪健、悲壯渾樸、豪邁動人。王之渙的《涼州詞》，王維的《出塞作》、《隴西行》、《從軍行》、《涼州郊外游望》等，形成了文學史上著名的邊塞詩派，他們的詩作傳頌千古，其詩句中的西域，西域廣袤奇異的自然景觀和神秘多樣的文化習俗，令人稱奇。至北宋時期，維吾爾族偉大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公元1069年寫出了長達85章共計13290行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是當時用回鶻文寫成的第一部大型文學作品。1072至1074年維吾爾學者馬合木德?喀什噶里編寫出了用阿拉伯文解釋突厥語詞的大型著作《突厥語辭典》，內容極其廣泛、明確，收錄了大量的獵歌、戰歌、挽歌、春歌、夏歌、情歌等三百多段，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元代，耶律楚材的《陰山》，描寫了西域天山的形象，回回人馬祖常，其詩文中也有對西域的描寫，最著名的是西域少數民族詩人貫云石、薩都剌等，其作品極富西域民族與地域特色，被古今的學者津津樂道、高度評價，還有西域散曲家馬昂夫，其作品頗為人稱贊。這些詩人及其作品堪稱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經典，并且在以漢族作家為主導的中國古代文學中占重要地位，享有極高聲譽。

到了清代，因為旅游、流放、戍邊等各種原因，更多的文人涉足西域并留下詩文，如洪亮吉的《天山歌》、和瑛的《題巴里坤南山唐碑》、裴景福的《三月十四日夜至長流水》等，贊美了新疆的奇異風光；林則徐的《回疆竹枝詞》二十四首，則涉及了新疆的景觀、宗教習俗等；紀曉嵐貶官新疆期間也有《烏魯木齊雜詩》一百六十首，其中大量關于新疆風土習俗的詩歌，反映了新疆的各個方面；游歷新疆二萬里的蕭雄長期接觸并深入考察新疆的風土人情，寫下了《西疆雜述詩》，其中有許多關于新疆地理風俗人事的詩歌，如《歌舞》、《喪葬》等；的左宗棠不僅在絲綢之路上留下了著名的左公柳，而且留下了屯田守邊的愛國詩《燕臺雜感八首》之三；其他如李鑾宣，流放新疆時寫有《浮云》等百余首有關新疆風土人情的詩歌，王豈孫的《西陬牧唱詞》六十首，對蒙古族、維吾爾族的民俗描寫非常精彩。這一時期還有許多描寫新疆各地風景民情和戍邊生活的西域詩歌留存于世，就不一一羅列。在現代的一些作品集中也收錄有關西域新疆的文學作品，如旅游作品選方面，張《中國旅游文選》中的《穆天子見西王母》，茅盾的《新疆風土雜憶》等，均用文學的筆法再現了西域的風土文化。

二十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重視對古代西域文人及文學創作的研究，我國史學泰斗陳垣先生前期的代表性著作《元西域人華化考》，從文學、儒學、佛老、美術、禮俗等各個方面考察了元代進入中原的西域人（色目人）逐漸為中原文化所同化的情況，其卷四文學篇專門講到了西域之中國詩人、文家、曲家等，對這一地域孕育出的杰出文人及其創作做了分析。在多個版本的中國文學史中，都論及西域的文人并涉及西域的文學作品，西域文學研究的專著也陸續出現。新時期以來，馬大正等《西域考察與研究》，余太山主編的《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西域通史》將西域歷史的大致輪廓做了勾勒，其中也都論及了西域的文人。何芳川、萬明的《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話》，在研究考察中國從古代到現代的每一個歷史時期與西方的文化交流時發現，作為中西交流的陸路唯一通道，絲綢之路所處的西域，必然成為東西方關注和研究的焦點，西域在中國兩千年的文明史當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與西域有關的神話傳說、歷史人物、游牧民族、文人官宦，他們的事跡作為創作素材延續千年，對歷代文學創作的影響表現在很多方面，也給后人留下了很多猜想。

現代的國內學者研究西域文學的專著和論文則更為紛繁。范友悅的《論古代西域少數民族文學的特點》，對西域文學的特點做了總結，對政治諷喻性的敘事長詩《福樂智慧》的價值和意義非常重視。郎櫻的《福樂智慧與東西方文化》、段寶林編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話評論集》、李國香的《維吾爾文學史》等，主要表現在對西域的維吾爾族文學研究非常具體深入。黎薔的《西域文學藝術的戲劇化》，對新疆的文學藝術的形成和特征做了論述和分析。研究有關西域邊塞詩人與創作的論文也非常豐富，這些論文和專著，以及一些山水旅游文學的研究專著，都從不同的層面，分析探討了古代西域的作家和作品，對西域文學孕育的土壤和生存發展的空間進行了研究。因為篇目實在太多，在此就不一一贅述。

三、新疆研究西域文學的現狀

對古代西域的文化名人和文學資源最為關注，投入最大熱情、進行執著研究的當屬新疆的學術研究機構，以及身處新疆或者曾長期生活工作于新疆的一些學者和文化工作者。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疆人民出版社傾力出版了歷代西域文學家作品研究叢書，包含詩抄、選注、評傳、游記類十本書，囊括了古代西域著名文人及作品。鐘興麒、王有德選注的《歷代西域散文選注》，旨在介紹自漢代至明清反映西域風土人情和開發建置的優秀散文，幫助人們認識了解西域的過去。新疆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編的《福樂智慧研究譯文選》和《福樂智慧研究論文選》、阿不都克里木?熱合曼主編的《維吾爾文學史》、王堡與雷茂奎主編的《新疆民族民間文學研究》、郝延霖主編的《西域文學論集》、新疆民間文藝家協會編的《瑪納斯研究》等，一系列書籍相繼出版，推動了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發展，成果日趨深入和全面。周珊與朱玉麒主編的《西域文學與文化論叢》，第1輯收錄近30篇關于西域文學的論文，其中有18篇涉及了西域文學具體的作家、詩人、作品和文學藝術的樣式，尤其對生活在西域的維吾爾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等的文學進行了研究和闡述。張玉聲的《試談西域文學特點》和《談西域文學的兩翼》兩篇論文，對西域文學的發展特征及分類做了很有代表性和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胥惠民的《各族人民團結建設和保衛邊疆的贊歌――漫論西域詩的愛國主義》和《古代西域文學論綱》，認為“西域文學由三部分構成，即各族人民用自己母語創作的作品，或者他們到中原以后用漢語創作的作品，以及內地的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到西域后創作的描繪邊疆各族人民生活以及山川風貌的作品”。新疆龜茲研究所副研究員彭杰的《中的龜茲史跡》分析了西域詩歌對龜茲的描述。陳冬季、蔡宇知的《西域文化論稿》，詳細闡述了西域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括西域民族原始文化――巖畫、西域民族精神的原始形態――薩滿教、西域民族精神的藝術形態――古代文學及西域民族人生歷程的宗教化――人生禮儀等。沈子華的《新疆多元文化的形成》，對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做了分析和論述。薛天緯、朱玉麒主編的《中國文學與地域風情：文學遺產西部論壇論文選萃》，收錄了近30篇學術論文，圍繞著地域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展開了集中討論，研究者們不僅把地域理解為文學創作、作家活動的客觀背景，而且看做滲入文學內質中的能動因子。其中有不少篇目涉及西域文學中的神話傳說、詩歌的發展及西域文人和藝術等內容。近年來，疆內的一些高校還出現了專門的研究機構，2006年新疆師范大學成立“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并創辦學術論集《西域文史》，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輯，是新疆本土與世界學術潮流相呼應的集刊，顯示了新疆師范大學西域研究學科已經躋身于該領域世界學術之林，并且獲得了很好的成就。朱玉麒教授的《徐松及其西域著作研究述評》，對截止到2004年以前有關徐松的生平、學術及西域著作和其他著述的研究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綜述與評價，《中古時期吐魯番地區漢文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認為吐魯番文書從外形到內在的“雙重碎片”模式，以其豐富性、多樣性，構建了中古時期吐魯番漢文文學傳播與接受的過程與現場。這些成果令人振奮，也鼓舞更多的學者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在文學作品的研究方面，中央文史研究館吳藹宸先生選輯的《歷代西域詩鈔》，共搜集了漢魏唐宋元明清各代內地部分詩人文士吟述我國西部邊疆地區人情風物的詩歌一千余首，材料頗為豐富。當代學者星漢所著《清代西域詩研究》，對西域文學作品的搜集整理更細致和深入，該書對西域歷史、民族、文學文化的傳承研究和作品研究可謂豐富，從中可見古代西域詩的大體面貌。還有胥惠民教授選編的《現代西域詩抄》，將西域文學作品的研究延續到了現代。2000年孫鋼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庚辰版），2012年鄧世光主編的《當代西域詩詞選》（戊子版）等，則集中收錄了當代文人描寫、謳歌西域人文、景觀、民俗、風情的詩詞。

2012年8月31日，由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新疆師范大學聯合主辦的“唐代西域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新疆師范大學召開。來自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臺灣地區、香港，以及韓國、新加坡、日本、美國的140余位唐代文學研究專家及學者出席了此次學術會議。與會者就唐代西域與文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進行了交流，并實地考察了吐魯番、吉木薩爾、庫車等地的唐代文明遺存。這些活動表明西域文學研究成為世界范圍內史學界和文學界共同關注的對象，西域學（或曰絲綢之路學）已經成為國際“顯學”，“西域熱”高漲。

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是豐碩和頗有建樹的，但是我們看到，新疆針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的研究和開發還是比較薄弱的，與內地的此類研究相比是滯后的。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西域文學與社會經濟的聯系受到重視。金璐在《新疆文化旅游發展路徑選擇》和《論新疆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模式》兩篇論文中，以新特的地緣、人文優勢為基礎，研究了當前新疆文化旅游發展的狀況、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認為新疆文化旅游產業應將新疆豐富的各民族文化融入到秀美的自然景觀中，構建新有的人文景觀，充分挖掘新疆旅游產業中的現代文化內涵。還有一些關于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的研究的學術論文，如闞耀平、焦黎、蒙莉的《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及開發思路》，提出了對新疆文化遺址旅游資源開發很有價值的建議。鄭亮、王開元的《唐、清邊塞詩對西域旅游文化貢獻之比較》，認為唐代文人“開創了游邊旅塞的航道”，他們的“邊塞山水詩奠定了中華民族對西域旅游的審美情趣”，而清代文人“對歷史、地理、風俗、人情、風土的詳細記錄，為今日的西域旅游增添了歷史的民俗的文化內涵”。他們的詩歌“為今日的旅游風俗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魏凱旋的《新疆旅游景觀藝術中的形象仿生設計》，從藝術的角度出發，運用建筑學和仿生學的知識，對新疆旅游景觀的設計提出了一些新想法，對拓寬我們的研究視野有啟發意義。道爾基、李煜輝的《漢唐絲綢之路文化內涵與新疆現代旅游業發展對策》，分析了新疆旅游業對“絲綢之路”的利用現狀，指出旅游產品的開發對西域的“文化及歷史內涵挖掘不足”。石利娟的《古代漢族西域散文中的新疆自然人文特色研究》，則梳理了歷代西域散文作家的作品對新疆地域、文化、風情的描述。盛春壽的《北庭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的思考》，因其提到的遺址與中國唐代邊塞詩人及作品的密切關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

梳理文獻時，我們注意到，國內一些學者專家重視文學與旅游的關系研究，注重挖掘文學資源在旅游景觀中的價值，尤其內地這方面的論文等研究成果很多，如張維亞的《文學旅游地的遺產保護與開發》，丁晨的《論文學的旅游價值與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徐秀敏的《淺論旅游文學在發展旅游事業中的價值》，喻學才的《論文學名著型模擬景觀的開發》，楊秀玲、王軍華的《試論我國文學藝術旅游資源的開發》，張暢的《論文學旅游資源的價值與開發策略》，余靖華、李江風、劉蕊的《文學旅游開發驅動要素及局限性研究》，孫杰的《論文學與旅游的勃興互動》，陶少華的《體驗經濟視角下的文學旅游發展策略――以文學作品的旅游開發為例》，等等。這些論文都從文學與社會經濟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文學與旅游經濟的關系，都意識到文學對旅游的影響作用，都在努力探討開發文學旅游資源的途徑和策略。因此讓國內外旅游者看到內地的許多風景名勝點，在當地學者的關注下，努力挖掘文學對旅游的促進作用，在許多景區都能夠感受到文學與旅游的緊密聯系。內地做得有聲有色，但是在新疆的很多景區，致力于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開發的研究成果，目前還是極為少見的。內地的經驗和成功之處對我們的研究應該是極具啟發的。

四、研究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

我們看到，西域文學的研究成果在新疆在學界已經取得矚目成就，區內外學者從文學價值、文人創作緣由的角度研究西域文學的成果非常豐富，從民族、區域層面研究“西域文學”的價值和影響的也比較充分，從文學遺產的實用性層面――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的角度關注“西域”的較少。到目前為止，把西域文學與新疆旅游發展聯系起來，探討西域文學對新疆旅游的影響及其資源在新疆旅游經濟中的開發與利用，這方面的成果還是很不夠的。筆者認為，西域文學資源對新疆旅游經濟影響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西域文學作品對新疆的旅游業具有廣告和宣傳的作用。眾多來新疆旅游的人，是被西域邊塞詩中的“天山”和“大漠”所引領，是被《西游記》中的火焰山所吸引，是被塞外的奇景和民俗所吸引。西域文學的影響不容忽視，因此，對西域文學的旅游資源進行研究，是西域文學研究領域和范圍的延伸和擴展。

2.西域文學能夠向旅游者傳導新特的民族文化內涵及價值，滿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新疆這塊寶地，歷史悠久、民族眾多，積淀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瑰寶是神奇瑰麗的，也是豐富多彩的。這種文化內涵和價值，是需要西域文學作品向旅游者進行傳遞和解讀的。西域文學資源能夠成為許多旅游地的點睛之筆，重視并努力挖掘西域文學資源的旅游價值，是在開發一座尚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寶庫。

3.西域文學提高了那些來新疆旅游的游客的興趣。西域文學知識能夠使游覽者在面對新疆的蒼茫遼闊、神奇雄偉的自然景觀時，因為名篇佳句的引導和感召，心生豪邁、情緒高漲，為文動情、為景動容。可見西域文學對游客是十分重要的，它能讓旅行充滿詩情畫意，給游客增添無窮樂趣。

研究西域文學對當代新疆旅游經濟的影響，借助文學旅游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實現推進新疆民族文化發展的大目標，我們可以做的工作還有很多。“西域”研究還可以從文學與旅游價值的可利用、可開發、可操作性方面取得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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