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 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的問題與對策 關于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探討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現狀研究 淺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 淺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途徑 淺析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策略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探析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探討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途徑探討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芻議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路徑探討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進程探析 對當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存在問題的分析 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現狀\障礙與促進對策 新生代農民工本土市民化的就業問題分析 阻礙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融入的困境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③鄭傳貴.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邊緣性[J].理論前沿，2004（5）.

④何朝森.農民工調查報告[J].中國經濟報告，2011（3）.

參考文獻：

[1]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N].工人日報，2010-06-21.

[2]鄭傳貴.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邊緣性[J].理論前沿，2004（5）.

[3]何朝森.農民工調查報告[J].中國經濟報告，2011（3）.

[4]楊春華.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0（4）.

[5]韓雪.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初探[D].碩士論文，2011.

篇(2)

與傳統的農民工相比，他們更注重自我，更注重權益保護，更注重發展前途……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既和過去的農民工一樣面臨共同的問題，同時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訴求。中華全國總工會2011年2月20日的《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正在面臨“整體收入偏低、勞動合同執行不規范、工作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水平偏低、職業安全隱患較多、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等問題，阻礙著他們外出發展的步伐。

新生代農民工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目前全國約1億人。報告顯示他們呈現5個特點：

――多在東部、沿海地區就業，外出謀求發展動機強烈。七成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前往東部就業，高于農民工整體水平。42.3%的人外出務工是為了“尋找發展機會”，出來見世面的比重為6%；而傳統農民工中55.1%的人是為了“賺錢養家”。

――絕大多數從業于外商投資企業，在國企就業比重近期有所攀升。新生代農民工在外商投資企業中的聚集度最高，為58.2%。從發展趨勢來看，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國有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吸納能力較2009年有所增強，分別上升17.9和3.4個百分點。

――多聚集在第二、三產業就業。調查顯示，81.7%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于第二產業，近兩成在第三產業就業。從行業分布來看，73.9%的新生代農民工集聚在制造業。

――過半未婚，生活經歷簡單。處于30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59.9%尚未結婚，務工前他們的生活經歷更簡單，74.1%外出務工前“在學校讀書”。

――受教育時間較長，專業技能較欠缺。新生代農民工中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為67.2%，比傳統農民工高18.2個百分點。擁有中專（中技、職高）、大專（或高職）、大學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經歷的比重分別是過去農民工的1.6倍、2倍與2.3倍。

全總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著6個亟待破解的問題。

首要問題就是整體收入偏低。據調查，他們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3046.61元）的57.4%；同時也比傳統農民工低167.27元。

勞動合同執行不規范。新生代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為84.5%，低于城鎮職工4.1個百分點。合同簽訂質量較差，執行情況差。68.2%的合同對于月工資數額沒有具體約定。與用人單位簽訂了合同后，16.8%的未持有正式的合同文本，這為他們與用人單位一旦發生爭議時認定勞動關系、維護合法權益埋下隱患。

工作穩定性差。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后更換工作的平均次數為1.44次，且每年變換工作0.26次，是傳統農民工的2.9倍。他們更傾向于采取主動與用人單位結束合同的行為。換工作時，88.2%的主動提出結束合同。37.6%的主動辭職是因為工作“沒什么發展前途”。同時，他們更換工作的意愿更強烈，19.2%的人表示近期有換工作的打算。職業發展空間小，無法滿足實現自我發展的愿望，導致他們工作滿意度較低。

社會保障水平偏低。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參保率為67.7%、77.4%、55.9%、70.3%和30.7%，分別比城鎮職工低23.7、14.6、29.1、9.1和30.8個百分點。總體看，他們的社會保險接續情況較差，對于所在單位為其繳納社會保險的知情度不高。

職業安全隱患較多。調查顯示，36.5%的新生代農民工面臨高溫、低溫作業問題，41.3%的人工作環境中存在噪音污染，36%的人工作環境存在容易傷及肢體的機械故障隱患，存在粉塵污染問題的為34.7%，其保護條件堪憂，職業病檢查、安全培訓落實較差。

企業人文關懷不到位。新生代農民工更渴望和企業能夠密切相融。96.1%的人表示他們關心企業發展，但認為企業“不怎么關心”或“完全不關心”他們的達16.9%。認為管理者和普通員工之間關系不融洽的最主要原因是“管理者不關心職工疾苦”，他們更渴望得到來自企業管理者的關懷和關注。

此外，職業培訓不理想、加入工會比例較低等因素，也成為阻礙新生代農民工發展的不利因素。

全總調研建議，以新生代農民工就業集中的非公企業和中小企業為重點，建立健全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形成“區域談底線、行業談標準、企業談增長”的薪酬工作格局。在行業集中度較高、小企業密集的地區，積極開展區域性、行業性工資集體協商，努力提高協商覆蓋范圍，使之成為企業工資決定的主要形式。

篇(3)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就業意愿;需求分析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意愿

新生代農民工較老一代農民工來說,首先在就業意愿上就顯示出極大的不同。老一代農民工就業的目的基本上是為了打工賺錢、回家蓋房、娶親養老、供養孩子上學等;新生代農民工則完全擺脫了為最基本的生計而外出奔波的宿命,與之替代的是“從學校剛畢業,出來見見世面,增長見識”、“鍛煉自己、積累社會經驗”、“不愿待在農村務農,到城市中享受城市人的生活”、“到外面學點技術”、“實現自己的夢想”等等。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的自我追求、自我發展的意識格外強烈。

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在2010年6月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就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行業分布呈現明顯的“兩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業、服務業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而在建筑業中呈下降的趨勢。《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則顯示,2004年農民工在制造業、服務業和建筑業中的所占比重分別為33.3%、21.7%和22.9%;而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中從事制造業、服務業、建筑業的比重分別為39.1%、25.5%和17.3%。通過對比可以發現:5年間,農民工從事制造業和服務業分別上升了5.8和2.6個百分點,建筑業則下降了5.6個百分點。這充分說明,相對于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已經顯露出了行業傾向性,開始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和技能分析

(一)受教育水平

按照國家統計局2009年公布的數據分析,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占到了26%以上,其中21-25歲年齡段的比例則達到31.1%,遠遠高出農民工總體平均水平7.6%。《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就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從農村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中,小學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別高于半文盲、文盲、初中、高中、大專及以上學歷。而從90年代開始, 則是初中教育水平的比重成為最高。所以,與上一代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受教育水平的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多數人都已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這不僅使得他們具有一定科學文化知識,也使得他們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新觀念,同時他們也可以通過報刊、書籍以及網絡來獲取大量的知識和信息來為自己利用。

(二)職業技能水平

通過上述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分析也可以看出,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是初中剛畢業就選擇外出打工。因此,他們的職業技能水平就成為決定他們前途的重要因素。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職業培訓的比例達到了36.9%,高出老一代農民工14個百分點;而對于從農村走出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務農這項基本的生活依靠也可以是他們最基本的技能,而調查數據則顯示: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從事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則從來沒有務工的經驗。雖然新生代農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教育水平為主、職業技能水平相比老一代農民工有較大的以高,但是,他們目前的職業技能水平仍然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意愿中的工作崗位的要求。

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政策導向

(一)市場需求

根據中國勞動力市場網公布的信息數據來分析,2009年城市勞動力市場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需求占到總需求的60.2%,對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的需求僅占39.8%。而當前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還不到30%。同時,勞動力市場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中專、職高和技校水平的勞動力,這部分需求占到總需求的56.6%,而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這部分人也只有20%左右。所以,在市場國際化、競爭激烈化以及產業結構升級調整的背景下,知識和技能逐漸取代以簡單體力勞動而成為勞動力市場的選擇標準。因此,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水平如果不能有效的提高,就很難滿足勞動力市場發展的需求。

(二)政策導向

由于勞動力市場存在著供求失衡,這就需要相關政策的介入對其實施積極的干預,促使勞動力市場從失衡轉變為供求平衡。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主要從技能水平上下功夫,目前針對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模式主要分為三類: 1.委托模式,即政府委托各類職業學校、技工學校、成人學校進行常年培訓;2.定點模式,即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兩地政府牽手,有目的進行培訓;3.訂單模式和聯合模式,即政府和企業聯合,根據企業用工需求,由政府牽線搭橋,對企業用工進行培訓。此外,政府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實施來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同時鼓勵農民工自主創業、回鄉創業等。從而通過多種方式來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四結束語

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是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化,乃至我國整個社會結構變化的重大問題。從新生代農民工主體角度出發,對其就業取向、素質技能進行分析,同時結合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和政策的導向,有助于全面深入的研究其就業問題。總的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問題仍然十分嚴峻,無論從其自身還是企業、政府都應積極尋求各種有效的措施來最終解決這一現實問題。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

篇(4)

關鍵詞：農民工 新生代

中圖分類號：C8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標號：1006-5954（2011）04-068-03

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地進城務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農村外出勞動力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9年，全國外出農民工（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農村勞動力）的數量已經達到14533萬人。同時，農民工內部也出現了代際更替，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通常我們也將其稱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并且在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農村勞動力。同時，與之對照，本文中將1980年以前出生的外出農民工稱為“上一代農民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在整個經濟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準確把握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數量、結構和特點，已經成為制定農民工相關政策的迫切需求。

2010年國家統計局在常規的農民工監測調查的基礎上，對河北、遼寧、浙江、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和陜西等10個省份進行了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調查采用電話訪問的方式了解6000多名新生代農民工在外的工作、生活狀況、主觀滿意度和城市融入等方面的信息。具體情況如下：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和結構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達到8487萬人，占外出農民工總數的58.4%

根據2009年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在所有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即1980年之后出生的外出農民工的比例超過了一半，占到58.4%。按照2009年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533萬人來推算，新生代農民工的數量已經達到8487萬人。

按從業時間定義的就業選擇來看， 20~29歲年齡組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從事本地務農的比例為各組最低，外出從業的比例較高，僅次于16~19歲年齡組，說明較為年輕的農村勞動力選擇外出從業的傾向明顯更高。

（二）68.6%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自中西部、72.3%的新生代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地區分布顯示：從輸出地看，新生代農民工中來自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比例分別為31.4%、38.2%和30.4%。從輸入地看，新生代農民工中在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務工的比例分別為72.3%、12.9%和14.4%。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在東部地區務工。

（三）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達到40.8%、主要是一個未婚群體

在較為年輕的外出農民工中，男女比例較為均衡。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達到40.8%，而上一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比例僅為26.9%。同時，由于年齡的關系，約70%的新生代農民工還沒有結婚。這意味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一系列人生重要問題，需要更多政策上的關注。

（四）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較高

從文化程度來看，在全部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特別是中專和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15.4%）、平均受教育年限（9.8年）以及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30.4%）均明顯高于上一代農民工。

二、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從業和在外生活的特點

（一）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懂農業生產，“亦工亦農”兼業的比例很低

從外出從業的時間看，新生代農民工2009年平均外出從業時間已經達到9.9個月。上一代農民工在外出從業之外還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比例為29.5%，相比之下，新生代農民工“亦工亦農”兼業的比例僅為10%。換句話說，在2009年90%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活動。而且，從農業勞動技能的角度看，60%的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其中更有24%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就沒有干過農活。新生代農民工脫離農業生產和向城市流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二）新生代農民工從業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外出從業的勞動強度較大

表1顯示，與上一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建筑業的情況不同，44.4%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同時，在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等服務行業的比重較高。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9個小時，與其他年齡段農民工的勞動強度并沒有顯著性差異。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行業時，不僅看重崗位的工資水平，而且更傾向于選擇較體面、較安全和有發展前景的工作崗位。

（三）新生代農民工跨省外出的比例更高、初次外出的年齡更小

新生代農民工中，2009年跨省外出的比例達到53.7%，高于上一代農民工6.9個百分點；而且，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在大中城市務工，選擇在地級及以上城市務工的比例為67.4%，高于上一代農民工9.9個百分點。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初次外出的平均年齡為20.6歲，而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33.7歲。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八十年代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齡平均為21.1歲，1990年之后出生的初次外出的年齡平均為17.2歲，這意味著很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一離開初中或高中的校門就走上了外出務工的道路。

（四）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在外的平均消費傾向較高

2009年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417元，其中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水平為1328元，上一代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543元。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人民幣的金額為5564元，占外出從業總收入的37.2%，而上一代農民工平均寄回帶回的金額及其比重分別為8218元和51.1%。

（五）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居住在單位宿舍、上網和看電視成為主要業余活動

從居住情況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居住在“單位宿舍”及“與人合租住房”的比例高達43.9%和21.3%，分別高出上一代農民工16.7個和5.3個百分點。這說明，自主住房已成為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城市定居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在業余時間安排上，經常上網和看電視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占46.9%和52.1%，說明他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也將更多地受到網絡、電視媒體的影響。

（六）已成家的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是夫妻一起外出，但是將子女留在老家

調查結果顯示，在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59.4%的新生代農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并且在有子女的新生代農民工中，62.9%的新生代農民工將子女留在老家。但受到居住條件的限制，超過40%比例的夫婦仍然是各自住在集體宿舍、工地工棚或生產經營場所。

三、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合同簽訂率低、部分崗位缺乏有效的防護措施、社會保障參保率低

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4.4%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與單位或雇主簽訂勞動合同。同時，在需要防護措施的工作崗位上，防護措施較為齊全的僅占35%。當遇到勞動糾紛時，新生代農民工最傾向于通過“勞資雙方協商”解決問題的比例為39.9%，高于通過“法律途徑”（占25.1%）和“政府”（占19.8%）的比例。表2顯示了主要行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障的比例仍然很低。

（二）部分新生代農民工有較大工作壓力、對收入的滿意度較低

由于平時工作的強度比較大，約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經常加班，超過1/3的新生代農民工感到有較大的工作壓力。相較于工作環境，新生代農民工對于當前收入水平感到“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比例分別占到41.3%和3.3%。調查顯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都有明確的職業發展目標，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發展。對于職業發展目標，有25.8%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掌握專業技術，有一技伴身”，還有26.3%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自主創業當老板”。

（三）在身份認同上處于“農民”和“市民”之間的尷尬境地，缺乏幸福感

在身份認同上，新生代農民工對于“自己是城里人”這一說法“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的比例合計為22.8%；而“非常同意”和“比較同意”自己是“外地人”甚至是“農民”的比例分別為87.9%和68.5%。但是，在選擇“如果要比較生活狀況，您會和什么人比”時，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城市居民”的比例（為23.4%），僅次于“城里的農民工”的比例（為23.6%）、高于“農村的親戚、老家村里的人、老家鄉里的人、老家縣里的人和說不清”的比例。這意味著，當新生代農民工感受到與城市人群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時，逆反心理和苦悶情緒會更加強烈。同時，感到“比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分別只有30.6%和5%，高于“很不幸福”（為3.2%）和“不太幸福”（為7.7%）的比例。

（四）近一半的新生代農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問題成為主要的困難和障礙

對于未來的打算，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堅決不回農村”和“盡量留在城市，實在不行再回農村”的比例分別占到8.1%和37%。從婚姻狀況看，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將來在城市定居的比例更高，并且女性比例偏高。同時，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認為，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最主要的困難和障礙依次是“收入太低”（為67.2%）、“住房問題”（為63.2%）、“社會保障不完善”（為24%）、“老人無法照料”（為20.1%）、“子女教育問題”（為16%）。

四、政策建議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了農民工的主體，并且出現一些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新問題和新訴求，將對中國整個的城市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為保障新生代農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社會，政府應根據城市基本情況積極探索有利于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戶口登記制度；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創業培訓，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發展上的訴求，最終改善他們的收入狀況；從制度上和規劃上整體考慮包括新生代農民工在內的農民工群體的住房問題；進一步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在制度設計上，按照分類指導、穩步推進的原則，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低交費、低水平、廣覆蓋、可接轉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幫助協調切實解決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使其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能夠享受到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

■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3。

篇(5)

改革開放以來，北京的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2013年，三次產業產值分別達161.8億元、4352.3億元、14986.5億元，產業格局呈現出典型的“三二一”模式。產業間和產業內的行業均得到優化調整。第二產業中的工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4.2%，現代制造業同比增長10.4%，高于工業平均增速；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業，科技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2%，金融業同比增加11%，商務服務業同比增長9.5%，高端服務業增速也高于三產平均增速。

1.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決定著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行業選擇

李志偉、仉媛（2015）通過對北京市三次產業結構偏離度分析，指出第一產業剩余勞動力多；第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尚有一定空間，但由于資本密集型企業的增多，該吸納能力仍有限；與此同時，第三產業則具有較強的吸納能力。可見對于女性農民工而言，主要應該在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尋求自己的就業崗位。

2.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影響著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就業的空間定位

為促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明確北京作為我國的首都，是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功能定位。從而進一步優化北京的產業結構，將制造業、汽車、石化、勞動密集型商業等進行外遷，而這些行業恰恰是吸納農民工較多的行業，尤其是制造業和諸如北京動批、大紅門批發市場等勞動密集型商業更多的是吸引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必將影響著這些人重新進行行業或就業區域的重新選擇。

3.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提升了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就業層次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最終將有助于就業結構的優化，客觀上需要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重新審視自己的能力及市場對農民工群體就業能力的需求，不斷提高自己的核心能力，從而促使就業層次提升，反過來，有利于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二、新生代女性農民工不應該是“弱勢群體”，需終生注重自我競爭力的構建

一直以來，學者對于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關注更多是將這一群體歸于“弱勢中的弱勢”的層面進行研究，筆者希望改變這種被動的、片面的認識，應該客觀、全面、多元地認識她們，更多的給予她們尊嚴與尊重、賦予她們機會與空間，她們的就業能力和競爭力將會有更大幅度的提升。筆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北京外來的新生代女性農民工中如保險經紀人、醫藥代表、環衛工人、服裝廠工人、塑料廠工人、電子廠工人等，不乏工作業績突出、能力不凡者。總結她們成功的經驗不難發現，往往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構建自我就業競爭力。

1.重視自我職業規劃和上升空間

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雖然有年齡層次、文化程度、家庭環境等諸多方面的差異，但如果能夠充分重視自我職業規劃和上升空間，則能夠比較主動的選擇自己的工作行業和地域，為了預期的上升空間不斷充實和提高自己，有助于就業競爭力的持續。

2.注重自主學習能力和自我提升

《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表明，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3.3%，比老一代農民工高19.2%。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同樣具備自主學習和接受新事物的條件，但有的卻由于自己的價值觀偏差、主觀能動性不夠等因素，影響其持續的自主學習能力的維持。即便出現好的工作機會可能會由于種種原因錯失良機。

3.具有性別意識和競爭意識

受傳統家庭觀念“女主內、男主外”的影響，女性農民工承擔家務勞動成為一種普遍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男性大都不承擔家務勞動和某些生產勞動，而實際上受家庭經濟條件的影響，大多女性農民工會走出家庭參加工作，則女性農民工又會承擔更多的再生產的活動，使得女性農民工的壓力增加。強化社會性別意識，讓她們意識到不同性別在各種行業中存在著差別，以便恰當發揮其性別優勢，使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做到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盡可能做到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分工趨于平衡。同時，培養競爭意識，又會促使她們在工作中的付出換取相應的社會認可與回報，促進其就業能力的提高。

4.深入領會和掌握職業技能

職業技能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就業競爭力的內在力。通常會直接決定著人們的就業機會能否獲得。然而，這常常是她們就業之初所欠缺的關鍵能力。對于具備大中專及以上學歷的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而言，可以憑借其相應的畢業證書作為找到工作崗位的砝碼。但對于其他人員，則需要進行自我進修或政府或企業提供的培訓，以便適應崗位職責需要。

5.拓展潛在能力、提高綜合素質

潛在能力和綜合素質通常是在環境發生改變或惡化時，她們表現出來的承受能力、具備的應變能力和適應能力、處理危機事件和人際交往的能力等，這些將實質上影響著她們在工作崗位中走得長遠的問題。

三、發揮“政府——社區——企業”三方主體的助力作用

1.政府要“有所為”，充分發揮好政府的經濟與社會管理職能

政府應充分發揮財政的手段，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等手段，促進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就業和競爭力的構建。如，首先，政府結合當地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就業特點及市場需求，圍繞構建就業競爭力的五個要素開展短期、中期培訓，政府應給予在培訓專家庫或人員及資金上的資助和支持。其次，完善地方面向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制度，并在繳費方面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使她們能夠有能力參保、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再次，在政府統籌安排、制度許可的情況下，對參與提供培訓或吸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就業的機構、企業或個人給予稅收上的優惠，鼓勵社會多方主體參與。此外，政府為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提供充分的就業信息服務，解決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沒有渠道了解就業信息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促進供需市場勞動力的有序流動。

2.社區要充分發揮好網格化管理的作用，做好片區女性外來人口的服務管理工作

社區作為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基本平臺，除了服務好本地常住居民外，可以通過網格化管理將外來人口容納進來，特別要額外關注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讓其分享城市化的成果，為生活和就業提供服務。

3.充分調動企業在吸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就業、培訓等方面的積極性

篇(6)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住房租賃；需求特征

一、引言

在我國，隨著老一輩的農民工年齡的逐漸增大，并開始退出建設社會的舞臺。緊隨其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已經開始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一股重要力量。新生代農民工中尤其又以他們最具特色，他們往往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自我意識較強，與他們的父輩相比，都有著很大的差異。但無論是年齡、性格、見識上有多少不同，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永遠不會改變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務工同樣也面臨著和老一輩農民工一樣的問題――住房問題。

而就現實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不僅僅現在是城市住房租賃的主力，而且在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將是城市租房租賃的主體。因為在房價居高不下的中國，農民工群體的個人收入相比起現在的房價，多數人都是只能“望房興嘆”。對于農民工住房保障的研究已經有許多學者作出了成果，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變化，新生代農民工的租房需求明顯發生了變化，那么對他們的新需求的探析就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基于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所特有的住房需求、行為偏好來對該群體的租房行為進行詳細論述。而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即將承擔未來社會建設的主要力量，有必要對該群體的住房租賃行為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搞清楚新生代農民工租房需求的最新變化，將有助于我們把握將來住房租賃市場的變化，以及國家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住房問題的解決。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相關文獻研究

中國的農民工問題具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中國特色”和“過渡性”。但國外的學者對于本國的勞動力人口遷移研究也很多，西方國家在其城市發展和工業進步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的面臨了解決數量眾多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居住問題。Alonso認為住房位置、工作地位置和個人收入這三個變量具有極大的相關性，個人收入較低的人往往選擇的住房位置偏僻，距離工作地較遠。他的理論從經濟學的視角來對外來流動人口的住房租賃選擇行為作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Simmons則更多的是站在城市社會學的角度發現住戶選擇居住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該區域中諸多社會因素影響的，如該地區的城市化程度、整體經濟實力、本地常住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種族隔離等。另外，國外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城市化過程中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的難題，20世紀60年代形成的“自助安置”理論己經成為解決低收入群體住房的“世界性計劃”，其核心是期望通過解決低收入移民群體最基本住房問題的方式來安置他們。

（二）國內相關文獻研究

柴海瑞（2008）指出農民工群體一直存在著住房保障缺失的問題，由于城鄉隔絕、城市環境、個人素質等原因，導致農民工群體一直處于政府不顧及的灰色群體。呂萍、周滔（2008）分析了農民工住房政策中存在的現實問題，指出解決好農民工在城市的地位問題才是解決住房問題的前提，同時利用“成本―效益”原則來分析出將農民工放入住房保障體系，從經濟角度看也是效益大于成本的。李偉東（2009）指出新生代農民工在思想上很大程度上接近于城市的文明，而現實的戶籍制度導致的藩籬卻把該群體從形式上將其與城市隔絕開。城市管理者在沒有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沒有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針對性的教育宣傳，這導致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輩農民工一樣，無法有效的獲取國家政策信息，保護自我權益。

三、成華區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特征及現狀

（一）人口特征

根據2015年成都市統計局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推測，成都市現有農民工總體規模為195萬左右，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為27.8萬人，集中分布在第三產業和建筑業、制造業。該區農民工主要為本省20～40周歲的青壯年，職業身份以工人和服務人員為主。而老一代農民工在就業市場的退出，新一代青壯年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的主體力量。根據調查情況看，16歲以下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3.7%，16～30歲的新生代農民工占總人數的32.9%。從性別上看，新生代農民工和老一輩的農民工相比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新生代農民工中，女性的數量開始逐年上升，在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所占的比重加大。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占66.4%，女性占33.6%。其中，新生代農民工中，男性的比例為63.4%，女性為36.6%。

（二）教育特征

在受教育程度上，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們大都是在1990年以后開始接受教育的，該受教育階段的保障體系相對于90年以前更為有利，九年義務制教育實行也更為徹底。所以，在此次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借助良好的教育條件和教育機會，其受教育程度不僅明顯高于他們的父輩，甚至也高于同為新生代農民工的80后農民工。在此次調查的新生代農民工中接受過初中學歷教育的人數，占到64.4%；擁有高中或中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達到28.9%，而通過將此數據與該區的老一代農民工教育水平對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出農民工總體平均水平7.6%。

（三）行業分布與個人收入

個人收入方面，在成都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工資報酬比不上北上廣這一線城市，但是由于成都市經濟近幾年的持續走高，成華區新生代農民工在成都工作所獲得的工資報酬也是在持續增長的，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比上年增加208元，增長7.2%。

此次調查中，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較高的行業主要分布在制造行業與第三產業，占到了79.4%，而在建筑I從業的人員比起老一輩農民工大幅下降，從老一輩的27.8%下降到了9.8%，這說明了成都市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從業已經大量的集中于制造業、服務業已經與這兩個行業相關的配套行業。

四、成華區新生代農民工的住房需求特征

相比起老一輩的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務工的時候，已經不再是如以前的農民工一樣以生存為目的，他們更在乎為自己的生活而奮斗。這就造成該群體就業的不穩定性，跨行業跳槽也十分普遍。同時，該群體對于城市的認同度很高，雖然仍然是農村戶籍，卻表現出較強的城市居住意愿。這就造成了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住房需求的特殊性。

（一）較高品質的住房需求

這是對成華區新生代農民工進行走訪調查后，發現的一大特點。與在一線城市打工的新生代農民工相比，成華區新生代農民工對廉租房需求并不明顯。相反，居住在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選擇的是月租金，500～600元的住房，占到調查對象的62.1%，和全國其他地方的租房方式相同的是，該區的新生代農民工也大多選擇合租的方式來滿足自己的住房需求。

這也側面說明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更愿意選擇較高品質的正規住房，而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愿意去住工棚或是選擇非正規住房（如地下室、床位房）。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在成華區生活的成本較低，住房價格相對便宜，這也是西部多數城市的特性。另一方面，在成都務工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分布于制造業和服務業，薪水較老一輩更高，有能力承擔較高品質住房的租金負擔，這兩方面形成了他們選擇較高品質住房的物質基礎。而抱有城市化價值觀的消費理念，也讓新生代農民工對住房的居住需求不僅僅停留在“遮風擋雨”這個層面上，而是要求更高的水平，達到自己的心理預期。

（二）換工作較頻繁，住房需求波動大

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中，與所在企業或是老板簽訂了一年期以上合同的人數占調查總數的46.3%，但是在調查中表示了自己有2次以上跳槽經歷的人卻占到了總人數的56.7%，而表示想在未來一年內更換工作的人，也有48.8%，另外選擇視情況而定的人數占17.3%，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作更換很頻繁，比老一輩農民工更容易更換工作，他們更加傾向于高頻率的流動，住房需求的波動也是很大的。從2016年1月份到2017年1月份的時間段里，成華區住房租賃市場出現了兩次比較大的波動，第一次是2016年的1月～5月，第二次是2016年的10月～2017年的1月，這兩次租房量波動的時間與筆者調查到新生代農民工較集中更換工作崗位的時間大致是一致的。

（三）弱儲蓄意識的住房消費

新生代農民工由于從小在網絡信息化時代下長大，他們對于城市的向往和認同度也遠遠比老一輩農民工更高，他們也擁有著留在城市居住的意愿。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程度、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可是他們的收入總體來講還是處于社會的低位水平，此次調查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人數占總人數的66.3%，3001元/月～3500元/月的占27.4%，3500元/月以上的僅占6.3%。這樣的現實讓新生代農民工對于以后能在成都買房，大都持否定態度。另外，新生代農民工既然并沒有脫離農民工這個身份，我們就不難發現他們所從事的行業往往并沒有健全的福利保障體系，在調查的人群中，企業給予住房公積金繳納的人只有5.9%，這樣的現實就迫使他們放棄在城市買房的遠期期望。正是基于這樣的想法，新生代農民工便基本沒有儲蓄意識，因為在他們看來，既然存的錢對于買房來講是“杯水車薪”，那么還不如活在當下，選擇較好的租住環境，所以大多數成為了“月光族”，住房需求更強調當下的舒適性和方便性，不會像老一輩農民工那樣，為了儲蓄而在住房條件上進行自我剝削，成華區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租房的時候，更多的會進行“享受型”的消費。

（四）交通位置優于工作地位置

成華區居住的新生代農民工在對住房的區位要求上，并沒有將“住所與工作地的距離”作為第一參考的因素，而是將“交通便利性”作為最重要的考量，在該群體看來，成都市并沒有像北京、上海那么大，跨行政區上下班其實是很方便的。近年來，由于成都市城市基礎交通建設的加快，交通便利，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選擇居住地的時候經過比較發現，以交通位置優先的原則，是最有性價比的，一方面交通便利的地方比起工作地的租房價格便宜，因為工作地往往在市中心，而成都地鐵通到的地方卻包含很多城市邊緣區域。而除開工作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平時也比老一輩農民工有了更多的娛樂選擇，周末和朋友聚餐、出游等活動，對于這些90后為主的年輕人來說是必需的，所以這些新生代農民雖然散布比較零散，但大都離最近的地鐵站或公交站不出20分鐘的路程的位置選擇租房。

五、結論

新生代農民工在住房租賃的需求上呈現出與老一代農民工明顯的不同，該群體的租房行為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自己內心需求的影響，借用弗洛伊德的理論來說，新生代農民工的租房行為更多的是“本我”的一種表現，老一代農民工為了給家庭累積財富，不惜靠剝削自身來積累出自身家庭發展的資金，其中壓榨自身的住房條件就是重要的手段，而新生代的農民工在信息化的時代下長大，他們有著80后、90后一代追求自由和個性，在老一代農民工承擔了家庭資金的原始積累后，新生代農民工往往并不承擔過多反哺自己農村家庭的任務，加上較高的收入和成都市相對低廉的租金，讓他們有條件去追求高品質住房；工作的不穩定又導致他們更換住房頻繁，難以形成長時間的租賃合同；選擇住房時，更多的考慮交通便捷性而非距離工作地的遠近；而迫于高房價而產生的弱儲蓄意識，則讓很多新生代農民工放棄了在成都扎根的想法，轉化成對現在租賃房屋的享受型消費。在西部務工的農民工所呈現出的住房需求特征，在一個側面說明了新生代農民工住房需求的新變化，這對于研究該群體住房租賃行為的變化具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Lewis Mumford.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 [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1.

[2]Simmons， J.W. Changing Residence in the City-A Review of Interurban Mobility[J] .Geographical Review，1968，58.

[3]莫言峰.住房保障惠及農民工須邁三道坎[N].中國經濟時報，2007-10-16.

[4]呂萍，周滔.農民工住房保障問題認識與對策研究――基于成本一效益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08（03）.

篇(7)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文化素質；職業技能

目前，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已占外出農民工總量的60%以上[1]，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支生力軍，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雖然文化素質總體上有所提高，但相比城鎮新增勞動力而言，其文化素質和人均受教育年限依然偏低，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只能在收人水平較低的非正規部門就業，而就業的不穩定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生活步履艱難。然而，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和勞動技能的高低不僅關系到我國未來產業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而且還直接影響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他們的冷暖直接關系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因此，研究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服務于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的有效供給不足

職業教育的供給主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各類社會培訓機構等。從政府方面來看，在促進農民增收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加快農村富余勞力轉移的同時，政府理應努力做好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工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高素質的技術技能型人才，但是，一方面，由于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教育體制，教育資源分配明顯偏向城市，盡管國家對農村教育經費的投入逐年增加，但與城市相比，農村基礎教育長期發展滯后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農村普通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77.11元，全國農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163.56元，全國農村普通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9.74元，全國農村普通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5.5元[2]；城鄉公共教育資源的配置不均，直接導致了農村基礎教育投入不足，教學環境與條件無法滿足農村教育的實際需要，導致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總體上較低，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進而限制了農民工進城就業能力；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指導下，職業教育往往被忽視。據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比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低6973.89元，全國中等職業學校比全國普通高等學校的生均公共財政預算公用經費支出低4057.14元[2]。職業教育的投入不足，導致職業技能培訓發展滯后，總體規模較小，與新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需要不適應[3]；農民工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整體偏低，其較差就業的穩定性，較低的收入水平嚴重影響了他們轉移性就業。從企業方面來看，為了提高勞動效率和增加企業自身的競爭力，用工企業理應加強員工的職業教育培訓，然而實際情況是，用工企業對農民工培訓積極性不高。企業由于受資金、人員、機構、生產狀況等影響，開展農民工培訓多為崗前安全及規范教育，多數中小型企業出于經濟利益的考慮，甚至不開展農民工教育培訓，僅有的少量教育培訓也只是圍繞能給企業帶來直接經濟利益的職業技能展開，對農民工缺少企業精神、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常識等方面教育，未能從企業和農民工的長遠發展來看待職業教育培訓問題。從社會培訓機構方面來看，社會培訓機構的快速成長也為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技能培訓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途徑。然而，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進入社會培訓機構的比例依然較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多數的社會培訓機構都是以營利為目的,較高的職業技能培訓費用將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拒之門外。

（二）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的有效需求不旺

職業教育是提升新生代農民工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的重要途徑,較高的文化素質與職業技能意味著較高的收益。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職業教育無疑是改變自身命運，實現自身價值和人生夢想的主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生代農民工接受職業教育的愿望異常強烈，然而，從現實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教育的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當多的實用技能培訓收費較高,對于大多數進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是一個難以逾越的經濟門檻；另一方面，在于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難以找到合適的培訓時間；另外，許多培訓內容與生產實際脫節，職業技能培訓缺少針對性與實用性，培訓方式不夠靈活，培訓地點離農民工較遠，進而導致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有效需求不足。

二、提升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教育水平的途徑

（一）夯實農村基礎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

農村基礎教育的質量決定著未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素質，它的發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因此，從城鄉發展一體化戰略布局出發，必須夯實農村基礎教育。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改善農村基礎教育的教學環境與條件；另一方面，要逐步形成資金來源多元化的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格局，鼓勵和引導社會資金積極參與農村基礎教育，不斷提高農村基礎教育的辦學質量與水平，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

（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

一是要充分發揮政府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主導作用。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導的與農村義務教育相銜接的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充分發揮輸出地政府在引導性培訓上的作用，強化輸入地政府在辦學條件、用工需求、市場信息等方面的優勢，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以滿足輸入地勞動力市場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的同時，也為輸入地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儲備了大量人才；而伴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技能的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轉移性就業能力增強，越有利于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空間；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職業教育培訓資金投入，制定有效的農民工培訓政策激勵措施，如通過稅收優惠、補貼或獎勵等多種政策激勵措施，吸納企業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入到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培訓之中；同時要強化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職業技能鑒定，落實職業技能鑒定補貼政策；另外，要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信息服務平臺，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實時的市場需求信息、培訓、就業一體化信息服務。二是要充分發揮企業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主體作用。企業要樹立人力資本培養意識，強化崗位培訓責任，使已經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生代農民工能夠接受初中級職業技能培訓；同時，企業要與培訓機構密切合作，開展訂單式培訓、定向培訓、企業定崗培訓；大中型企業還要聯合技工院校、職業院校，建設一批農民工實訓基地，促使新生代農民工、企業、培訓機構的有效對接，切實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技能。三是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職業教育培訓中的重要作用。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要求及農民工的不同素質,合理設置培訓內容，確保職業技能培訓市場與企業需求的對接，同時也要尊重農民工自身的意愿,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形式,增強培訓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努力提升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和就業競爭力能力。

（三）進一步完善培訓資助政策，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職業教育培訓資助既是促進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建立和完善社會安全網的關鍵環節，同時也是引導全國培訓資源的合理配置，引導農民工增加培訓需求的重要途徑。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不僅有利于幫助有培訓需求的農民工減輕個人培訓負擔，而且有利于提高他們參與培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培訓，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質，提高了自己的職業技能，而且增強了城市生活的適應能力和就業競爭力。為此，要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培訓資助政策，建立農民工培訓直接補貼的配套政策體系，實行社會統一的國家資助扶持政策，為有培訓需求的新生代農民辦理和發放農民工培訓卡，建立和完善農民工培訓補貼基本標準，做到信息公開透明，公平合理[3]，真正把國家提供的優惠和幫助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EB/OL].(2014-05-12)[2015-10-30]..

[2]教育部,國家統計局,財政部.關于2014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EB/OL].(2015-10-13)[2015-11-02].

[3]韓俊,汪志洪,崔傳義,等.農民工培訓實態及其“十二五”時期的政策建議[J].改革,2010(9):74-85.

[4]銀平均.論人力資本視角的新生代農民工教育福利[J].社會工作（學術版）,2011(9):10-17.

[5]周小剛.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質量及其提升路徑[J].江西社會科學,2014(7):201-205.

[6]林娣.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資本困境[J].東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215-217.

[7]許小青,柳建華.關于農民工教育培訓問題的研究[J].求實,2005(2):93-95.

[8]唐惠敏.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認同的困境及重塑路徑[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1):1-6.

[9]陶樹果.職業教育與繼續教育: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徑研究[J].青年學報,2014(2):26-28.

[10]梁燕.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問題與對策研究[J].職業技術教育,2013(4):74-79.

[11]韓長賦.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是個重大問題———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調查與思考[J].農村工作通訊,2012(6):6-8.

[12]范維.人力資本對農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影響分析[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4(4):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