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農村強勢成員；影響力；農村公共產品

作者簡介：焦少飛，男，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西安710127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一直處于制度外供給狀態。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并未得到更新，而且由于基層財政困難加劇，許多基層政府成為“空心政府”，即政府機構雖然繼續存在，但已經缺乏必要的能力來實現某些既定的公共目標。這種情況下，農民自我提供某些公共產品成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重要途徑。實踐中，自我供給的模式不外乎兩種：個人單獨提供和眾人聯合提供。后者涉及集體行動問題。筆者在觀察和調查時發現，在聯合提供公共產品時，有的成功了，有的則失敗了。本文以聯合提供公共產品的集體行動為切入點，試圖對影響集體行動成敗的因素做出分析。通過引入強勢成員概念，本文認為，與沒有強勢成員存在的情況相比，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集體行動的成功，進而有利于小集團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提高。”

一、相關文獻的述評

科斯認為，只要交易成本為零，并且當事人雙方的談判是自愿的，則通過自愿談判來解決外部性引起的爭端，其結果必定是有效的。這就是科斯定理中的“有效性”命題。根據“有效性”命題，不依靠政府，社會成員以自愿談判的方式，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進而實現公共產品的供給。但“有效性”命題要成立必須解決兩方面的問題：(1)交易成本問題。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易手段、交易工具與交易方式，高昂的交易成本將使得許多談判無法發生。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交易成本隨著參與談判的人數的增加而增加，從而嚴重影響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2)集體行動問題。奧爾森(1965)從集體行動的角度分析，認為群體中可能存在的“搭便車”行為，使得“自愿談判”非常困難，從而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低效的。[1]

就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而言，基層政府“空心化”使得其供給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農民自愿談判解決，這其間就面臨著交易成本問題和集體行動問題。為了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的集體行動進行分析，本文首先簡要介紹奧爾森關于集體行動的基本理論及已有擴展。

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分析小集團時認為，個人愿意提供邊際單位集體物品的充分必要條件為：Fi≥dC／dVg，即個體的收益占總收益的比重(Fi)大于或等于最后一單位集體物品的供給成本(dC)占它給集團所帶來收益(dVg)的比例。所以，在奧爾森那里，Fi在決定個體成員的行動上起著關鍵作用。奧爾森認為Fi，是集團成員數量(N)和個體成員規模(Si)的函數，即

其中Si指的是個體“從一定水平的集體物品供給中的獲益程度”。按照奧爾森的分析，集體行動是很難達成的，即使是小集團，其公共產品的供給往往在達到最優水平之前就停止了。

但經驗表明，小集團中存在著某種克服“搭便車”的機制，由此導致的集體公共物品的供給水平要超過奧爾森模型所允許的水平。為此，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奧爾森的理論進行了擴展。諾斯(1981)試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解決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他認為，一個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克服“搭便車”問題，其目的在于促進個人不再按簡單的成本、收益計算來行動。[2]黃少卿、余暉(2005)引入聲譽機制，解釋了為什么中等規模集團可以實現提供集體物品的集體行動。他們認為，如果一個集團能夠給成員提供較大的聲譽收益，那么集團成員愿意承擔集體物品供給成本的可能性越大。[3]朱林可(2005)建立了榜樣示范機制模型，他認為人們的搭便車行為是相互依賴的，搭便車的人越多，則人們的“搭便車”傾向就越強，反之亦然。[4]榜樣示范機制起作用的前提是至少要有一個帶頭人，而這個帶頭人本身不是由其他榜樣帶動的，對于帶頭人存在著諸如榮譽、追求自我實現等激勵機制。

上述理論擴展均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但它們要么沒有考慮成員間的交互影響，要么在分析交互影響時，沒有建立一個具體框架分析其間可能存在的組織問題。在上述研究基礎上，本文試圖從擴展的異質性假設人手，引入強勢成員概念，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分析農村強勢成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

二、基本模型

(一)概念的引入與討論

本文將集團規模大小和成員差異化程度作為區分集團的兩個維度。顯然，奧爾森集中分析的是集團規模對集體行動的影響。奧爾森(1965)認為“規模是決定對個體利益自發、理性的追求是否會導致有利于集體行動的行為的決定性因素”。集團規模越大，個體越多，個體所占的份額就越小，個人所受激勵就越小，團體的公共產品的供給量就越遠離最優水平。

集團的另一維度是成員間的差異化程度――異質性。②從集體行動的角度考慮，異質性應包含兩層次的含義：其一是個體成員規模的大小；其二是成員影響力的大小。如果用方差。表示成員差異化程度，則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Q可表示為成員數量N和σ的函數，即Q＝Q(N，σ)。從本文第二部分的介紹可以看出，奧爾森在分析集體行動時，僅簡要分析了第一個層次。他認為個體成員規模的大小決定著個人從公共產品中獲益的“份額”，在個體份額接近的團體中，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要低于個體份額差異較大的團體。因為在個體規模差異大的團體中，大成員從同一公共產品中所獲得的效用要高于小成員，③因此大成員有提供公共晶的激勵。由于成員規模的大小不涉及成員之間的相互影響，這里的分析對象仍是原子化的個人。在社會成員原子化條件下，一方面，成員間的社會聯系薄弱；另一方面，在謀求利益時，是以個人而非群體的形式行動。因此，如果僅分析成員規模的大小，必然得出公共產品低水平供給甚至無法供給的結論。

異質性更為重要的一面是成員影響力的大小。影響力即影響其他成員的能力。這里的影響力是從行動的角度去定義的，而不是指成員間簡單的交互影響。所謂簡單交互影響可以用下面的情形描述：如果甲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則在集體行動過程中，甲對集團內其他成員的影響僅是間接的，甲沒有有意識的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去影響其他成員，尤其是沒有將自己的影響力作為組織、協調集體行動的手段。奧爾森曾分析了成員間的簡單交互影響，在那里，大成員就公共產品的供給向小成員發出“威脅”――“如果你不提供……我就要減

少供給量”。[1](53)另外，成員間的示范作用也是成員間簡單交互影響的體現。

影響力取決于個人擁有的能力、聲譽和社會資本以及個人的主觀努力程度。影響力與成員規模有一定的聯系，大規模成員在集團中一般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具有影響力的成員往往具備一定的規模。具有影響力的成員還可以發揮行動的作用。本文將農村中擁有影響力的成員稱為農村強勢成員。

(二)模型分析

奧爾森(1965)指出，在較小規模的集團中，很少有某個成員有動力單獨提供公共產品；同時，一旦要提供公共品，單個成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將對其他成員產生較大影響。這樣的集團要獲得公共產品，“一個正式組織甚至一個非正式的協議……是必不可少的”。[1]在這里，他實際上已經意識到了集體行動過程中可能存在的組織問題。為了分析集體行動中的組織過程，通過引入強勢成員概念，我們有以下命題：

命題1：強勢成員將通過行動，來提高其個人影響力，進而獲得相關收益。

設E代表強勢成員行動的努力程度，且0＜E＜1；Y代表強勢成員的收益；I代表影響力，它是強勢成員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種手段，影響力積累得越多，將在其他方面獲得越多的額外收益。

收益Y包括強勢成員從公共產品中獲得的直接收益，以及憑借影響力所獲得其它物質和非物質收益(如社會地位、心理滿足等)。為了集中分析影響力對

由(2)式可得一階條件：E=g2。即強勢成員的最優努力程度與個人對收益的偏好有關。其邏輯是：如果強勢成員對個人收益Y存在偏好，那么，為了獲得個人收益，強勢成員必須提高自己的影響力I，這就要求其提高行動的努力程度E。這在客觀上實現了強勢成員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激勵相容。⑤

在農村中，作為一種獲得收益的手段，強勢成員所獲得的影響力是一種專用性品牌資產，具有極強的地域性，一旦離開了其所依存的某一村落場域，其專用性品牌資產的價值就會大大降低。因此，強勢成員必須通過行動使得其與其他成員之間的非正式契約安排保持穩定和持久――在這種非正式契約安排中強勢成員擁有聲譽、威望等權威性價值分配。

命題2：強勢成員的個人影響力與公共產品的產出存在正相關關系。

假設公共產品的產出Q由下列函數給定：

所以，強勢成員擁有的影響力對公共產品的產出水平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對命題2進行一些有益的拓展。并有以下推論：

推論1：由強勢成員在公共產品的供給過程中發揮組織作用，能夠節約集體行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人與人打交道時所發生的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契約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契約發生的成本。一個組織要求有人去組織它，所有組織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在成員同質的條件下，原子化成員之間溝通困難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溝通，將他們組織起來要求付出高昂的組織成本，由此導致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由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對于能否將外部性內部化進而解決公共品供給至關重要，所以，尋找合理的制度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就成為一個關鍵問題，這也是科斯定理的引申之意。

在農村中，成員之間存在著很高的交易頻率，因此尋找一種合宜的契約安排以節約交易費用是經濟的。在聯合提供公共產品的集體行動中，強勢成員是作為一種節約交易費用的手段而出現的。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一些成員發現某一成員具有良好的個人品質、擁有較高的能力或社會資本，于是，成員之間逐漸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契約安排，賦予該成員某些權威性價值，由其組織、協調集體行動。這樣的契約安排有利于節約集體內部的交易成本。從聲譽效應機制的角度講，強勢成員的聲譽對以強勢成員為核心的交易關系的長期穩定提供了保障，所有其他成員都愿意與強勢成員簽訂契約、愿意服從其具有權威性的組織動員。于是起到了降低集團內部交易成本的作用。

推論2：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減輕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其他成員的搭便車傾向。

搭便車是指某些人或團體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況下，從別人那里獲得收益的行為。雖然農村社會的特性本身決定了農村成員的搭便車傾向會受到一定的約束，但村莊成員作為分散經營的小生產者，在自我決策時難免存在搭便車傾向。如果在集體行動中引入強勢成員，搭便車傾向將受到有效約束。(1948)在分析差序結構時曾指出，在村莊中以每一家為中心所形成的“街坊”的范圍，依著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5]在農村內部，強勢成員往往依靠其個人能力以及諸如宗族勢力等社會資本，具有權威性價值分配，影響力頗廣。村莊凝聚力的維持，也與強勢成員的存在密切相關。這樣，在集體行動過程中，強勢成員的存在就有利于降低其他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

可以利用圖1對上述模型進行簡明的概括。圖中通過引入影響力，強勢成員將愿意組織公共產品的供給。在組織過程中，其個人的影響力得到積累，這將降低其今后行動的成本，從而形成一個動態的良性循環。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在考慮交易費用和搭便車的情況下，通過引入強勢成員，可以較好地解決小集團集體行動問題。從而，與沒有強勢成員存在的情況相比，強勢成員的存在，有利于提高小集團公共品的供給水平。

三、政策含義

(1948)指出，在社會變遷時期，農村需要一些能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能獲得人們信任的人，這種人可以支配跟從他的群眾。將這些人稱為“文化英雄”，將其間發生的權力稱為“時勢權力”。他進一步指出，在一個落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這種權力表現得最清楚。

目前，農村中以經濟和文化網絡為基礎的各類強勢成員迅速成長，并在農村公共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擁有或者可以調動比一般村民更多的稀缺資源，并利用這些資源取得了某一方面的成功，進而為農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農村強勢成員的影響力不僅來源于經濟地位，也來源于個人品質、聲譽、威望、宗族勢力、組織公共事務的能力等。研究表明，農村強勢成員在帶領村民致富、發展農村公共事業等方面發揮著組織領導、技術服務和經營管理等作用。[6]

“十一五”規劃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善農民生活條件，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加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從外部條件上講，這要求擴大公共財政覆蓋農村的范圍，強化

政府對農村的公共服務；從內部因素講，可以充分發揮村莊中強勢成員在農村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有鑒于此，政府應該采取措施保護農村強勢成員的成長，充分發揮其在集體行動中的積極作用，并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農村內部強勢成員之間的負和博弈。

注 釋：

①集團是一種帶有目的性的團體，是一種有機的團結。習慣上將本文所分析的對象稱為集體，是因為人們在一起生活而形成的一種機械的團結。但當(部分)成員面臨集體行動時，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集團來分析。本文中集團和集體的概念是通用的。

②按照系統論的觀點，“非平衡是有序之源”，這是普遭規律。非平衡即有差異。此可作如下推論：集團中成員的差異化意味著某種程度的非平衡狀態的存在，只有這種非平衡狀態的存在才有可能使一些集體行動產生自發解。值得指出的是，同質性假定是主流微觀經濟學的假定之一，這一假定造成主流微觀經濟理論與現實脫節，解釋能力削弱。實際上，對異質性的考量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時有出現，而且往往成為理論創新的突破點。例如，壟斷競爭理論的創立就是考慮到企業異質性的結果。

③由于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一旦公共產品被提供，每個成員將享用同一公共產品份額。所以，本文用效用來測度個體成員的收益。奧爾森所構造的“份額”概念似乎不符合公共晶的特性，雖然分析的結論是相同的。

④該模型參照了馮曲、張軍等人的研究。與之不同的是，本文分析的是影響力，它不同于企業內部的行政權威；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影響力在集體行動中的作用；最后，本文將交易成本引入模型。參見馮曲：《權威、權威組織與效率》，《世界經濟文匯》，2002年第5期，第33-34頁。張軍、王祺：《權威、企業績效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第107―110頁。

⑤奧爾森也注意到了非物質因素的影響，但這些因素在他那里只是作為選擇性激勵手段。參見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和上誨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78頁。

主要參考文獻：

[1][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美]道格拉斯?C?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黃少卿，余暉．民間商會的集體行動機制[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4)．

[4]朱林可．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和行業協會，2005年經濟學年會人選論文．

篇(2)

[論文摘要]我國現階段農村公共產品存在供給主體失衡、供給總量不足、局部供給不均衡、供給效率低等四個問題。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要在分權的經濟運行體制和集權的政治體制的矛盾中尋求到一個良好的結合點，把政府的作用與市場機制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

一、農村公共產品及其供給機制

1，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即在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產品，“每個人對這種產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農村公共產品是相對于農民或其家庭消費的私人產品而言，由農村社區集體共享其效用的產品，和一般公共產品一樣也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農村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公共產品供給的私人動力不足問題。農村公共產品按照消費非競爭性、收益非排他性以及外部性的大小可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隨著農村市場經濟改革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的發展對農村公共產品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農民對農村公共產品的需求亦日益增加，加快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水平與效率成為推進“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正確選擇。由于我國不同區域農村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傳統差別很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需要求比較復雜。因此，以某一個制度或某一種方式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是不切合實際的，必須根據不同情況，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安排。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特別是非純粹公共產品供給有很多不同于一般的公共產品，具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受益的直接性，即“給誰辦事由誰出錢”。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一般由政府通過財政支出解決，而農村公共產品很多仍由農民自掏腰包以各種費的形式解決，這使得農村公共產品的消費具有很大程度的直接受益性。二是受益的范圍性，即“誰不出錢就不給誰辦事”。村作為一級自治組織是沒有穩定財力支撐的管理機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表現出“村民自治”與“一事一議”等特點，誰能拿出錢就給誰辦事，拿不出錢就不給辦事，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被限定在具體的空間之內。

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問題分析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失衡。

(1)供給主體單一。受政府政策、產權界定和自身素質等因素的影響，私人組織、第三部門等參與主體難以大規模進入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領域，政府仍是單一的供給主體。

(2)供給主體錯位。一是上級政府在供給農村公共產品上的缺位。中央政府和各省、市、縣及鄉鎮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責任的確認、調整機制及分擔標準等方面，缺乏一個明確有效的分擔機制，隨意性較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提供和融資，但實際上這些供給責任多都推給了縣和鄉鎮政府以及村委會。二是鄉鎮政府在供給過程中的錯位。由于上級政府的缺位，鄉鎮政府承擔著與財力極不相稱的職能，支出負擔沉重，所掌控的公共財力勉強維持自身行政運轉，生產性公共支出難以保證。三是村民自治組織在供給過程中的困境。鄉鎮政府經常利用政治權威將屬于政府職責范圍內的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推卸給嚴重缺乏或根本沒有公共財政保障的村委會。

(3)權責不對稱。中央政府在下放事權的同時，并沒有相應賦予農村基層政府和社區足夠的預算資金。在現行的分稅制財政體制下，縣、鄉鎮區域內的公共需求由縣、鄉鎮政府提供滿足，而縣、鄉鎮政府的財源多來自本地經濟，在以農牧業為主的鄉鎮，產業的財政支持力極弱，財政增長極小。且零星分散難以征收。這種事權與財權的不對稱，使得地方政府憑借本級財政收入無力提供農村公共產品。

2，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1)供給總量不足。中央的財政支出規模尚不能完全滿足全社會日益增長的公共產品需求，雖然國家用于農村公共支出的財政支持力度正在不斷加大，但較之于基數龐大的農民群體，人均比率還是低得可憐。

(2)供給局部過度。在我國占人口60％的農民占有20％的公共產品資源這種窘境中，部分農村氣派的政府辦公樓與破舊的學校、寒酸的衛生院形成鮮明對照。

3，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在區域間不均衡。

由于農村公共產品的特性，特別是在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要依靠地方財力支撐的情況下，這種區域間的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尤為嚴重。并有一個值得我們更加重視的規律，公共產品建設上的地區差距要比經濟發展上的地區差距更大，并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4，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配置效率低下。對于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為群眾辦多少好事”的考核機制需要，在供給行為選擇上，往往用符合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這一模糊概括去抑制農民的不同公益訴求，公共產品的供給難以全面提高需求主體的福利水平。

(2)農村公共產品投資管理效率低下。延用計劃經濟時代的財政支農體系使得支農資金以不同的名目由各個中央和地方部門支配，資金使用分散，交叉和重復等現象嚴重。對一些制度外財政收支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督，還存在擠占挪用現象。資金到位率低。相當一部分資金被用于涉農部門臃腫的機構和人員開支，造成極大浪費。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的解困途徑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困境及解困問題本質上不是一個技術革新問題，而是一個制度創新問題。從根源上分析，農村鄉鎮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困境歸根結底在于分權的經濟體制和集權的政治體制之間的矛盾，當然總根源還是生產力水平低的問題。由于經濟上的分權，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競爭機制。政府間競爭要求高質量的公共產品供給，但在集權政體中，地方可運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只能通過擴大財政支出及直接參與微觀經濟活動來提高競爭力，迫使地方政府尋求制度外收入。這就加重了當地居民的負擔，引發政府和群眾之間的矛盾。

篇(3)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狀況與城市相比差距極為懸殊，其原因在于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其結果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也成為阻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嚴重障礙。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要進一步完善其供給制度，改變政策導向和政策思路，創新供給模式。實施多元化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是一種有益探索。

“十一五”規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不僅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同時還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擴大農村教育、文化、醫療、社會保障、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的供給。目前，農村公共產品普遍短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已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嚴重障礙。因此，著力擴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我們僅以石家莊市為例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作一調查和思考。

一、石家莊市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現狀

長期以來。我國在公共產品供給上實行的是兩套政策，一套政策是城市所需要的水、電、道路、通訊、學校、醫院、圖書館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各地財政來提供:另一套政策是農村的公共基礎設施主要靠農民自身解決，國家僅給予適當補助。由于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主要由政府提供，有充足的資金來源，因此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優質的基礎教育、發達的交通、完善的醫療服務以及優美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農村居民不僅與此無緣。而且在公共產品供給條件遠低于城市的狀況下。還要為享用這些公共產品交費。石家莊市與全國情況一樣，一邊是市政府在經營城市、改善投資環境的激勵下為民辦實事，迅速地提高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水平，使城市的公共產品供給“錦上添花”，讓市民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利益和精神享受:一邊卻是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與城市極為懸殊的態勢，農民要為增加的大多數公共產品供給全部或部分“埋單”。這種供給主體的差異和政策待遇的不同，直接造成城鄉公共產品供給水平的巨大差異。

1.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從衛生經費上看，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用于衛生的支出為4.91億元，其中3.32億元投向石家莊市區，占衛生投入總額的67.3%，而用于縣城及農村的只有1.59億元，占衛生投入總額的32.7%，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衛生資源大概在20%左右，這足以表明，衛生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目前，承擔了大量的公共衛生職能的鄉鎮衛生院，由于投入不足。公共服務的能力受到嚴重制約，一些鄉鎮衛生院名存實亡，甚至已不復存在。2003年石家莊市鄉鎮衛生院衛生技術人員有4858人，農村平均每萬人擁有8.5人:市區和縣城擁有23798人.每萬人擁有72人，城市是農村的近9倍。農村鄉鎮衛生院有病床5320張，平均每萬人擁有9張:市區和縣城為20019張，每萬人擁有60張。城市是農村的6倍多。原有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有些地方剛剛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醫療體制也還在探索和完善中，農民成為最大的自費醫療群體。農民不愿看病、看不起病，因病致貧、返貧的現象大量存在。

2.農村社會保障像蜻蜓點水。目前，石家莊市市區已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除企業和職工個人要繳納社會保險費外，市財政每年還要給予大量補助。2003年市財政支出中，社會保障補助4.3億元，其中3.54億元用于石家莊市區，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82.3%，0.76億元用于縣城及農村，僅占社會保障補助總額的17.7%。城市人均161元，農村人均11元(其中還包括農村特困戶救濟和優撫軍烈屬等)，相差將近15倍。石家莊市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還沒有延伸到農村。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已基本實現全面覆蓋，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6.7萬，僅占農村人口的9.2%，主要集中在石家莊市區周邊縣、市，其他縣、市特別是貧困縣，農村人口參加養老保險的幾乎為零。城鎮職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達84.4萬人，失業保險覆蓋率為95%:農村根本就沒有失業保險。2003年統計資料顯示，市財政為向低保和下崗職工發放補助和生活費共支出2.2億元。其中95%以上都用在城鎮，全市有7.65萬人接受城鎮最低保障救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率100%;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都是由縣、鄉、村三級負擔，由于資金來源的拮據而使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也大打折扣。在保障標準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石家莊市的低保標準為205元，而靈壽、贊皇、行唐、元氏、井陘僅為125元。這也只限于縣城的職工.許多縣市農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約有34%的農村貧困人口得到了救濟，但人均救濟款不足百元。

3.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捉襟見肘。2003年的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3440.91元，而最低的一個縣僅為560.89元.市轄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是該縣的6倍: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為1470.98元，而最低的兩個縣分別為0.4元、2.27元.市轄區生均公用經費額分別是這兩個縣的3677倍和648倍。全市有相當部分的中小學是完全依靠學生的學雜費在支撐運轉。在農村教育經費較低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的師資、教學設施及其他條件與城市無法相提并論。城市小學的升學率100%，而農村小學的升學率為98%;初中的升學率，城市98%，農村僅為68%，農村比城市低30個百分點。由于農村教育落后，使農村從業人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1.9%，小學文化程度占24.1%，初中文化程度占44.6%，高中文化程度占19.6%，中專文化程度僅占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僅占0.8%。勞動者素質低下必將影響到新農村建設進程。

4.基層農業技術推廣無能為力。農業技術推廣體系在農業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石家莊市農業推廣系統長時間處于“有錢養兵、沒錢打仗”的尷尬境地，鄉鎮的一些農業技術員早已挪做他用。農業技術推廣、引導農民科學種田、科學施肥、有效防治病蟲害、提高農作物的品質，已成為紙上談兵，不得不靠上級部門的“科技下鄉”活動來推動。據調查，2003年石家莊市財政支出79.7億元，支農資金約為2.4億元，僅占財政總支出的3%。低于全國4.7%的水平，用于農業技術推廣的資金更是少的可憐，據調查資料顯示，石家莊市近60%的農業技術推廣機構沒有業務經費。由于農業技術推廣不到位，石家莊市農村的廣大農民無法及時得到有關的信息和技術。因而在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方面，仍然采取傳統的粗放式的增長方式，不計成本、不考慮投入，這也正是造成石家莊市農業效益不高、農民收入低、農村地區生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的負面影響

公共產品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對于農業的發展、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生產力增長緩慢，農民增收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農業投資效益降低，農業不能獲得平均利潤率造成的。目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不足給農業以及農村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1.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是“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公共產品是體現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實現社會利益公平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公共產品供給不均衡。所反映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均，這實質是制度設計的不平等。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重城市輕農村”，規避對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責任。在現行公共品供給體制下，政府把大量的公共資源投到了城市，農村中本來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或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承擔的公共產品成本卻完全由農民承擔。本來應該由上級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卻通過上級政府轉移事權交由下級政府提供，最終落到鄉鎮政府和農民頭上。農村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責任主體的缺失，通過供給責任的層層推卸，農民自己不得不充當公共品的提供主體，在農民收入水平很低、收入增長緩慢且在承擔了各類隱性和顯性負擔后，還要用其有限的收入支付公共產品的成本，從而進一步降低了農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使農村貧困人口終年處于貧困狀態。公共產品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已構成了私人產品生產成本的一部分，它的供給水平及獲得的難易程度決定著私人生產成本的高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惡化了農村的發展環境，增加了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嚴重影響了農村私人產品的產出效率和市場競爭力，已成為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重要根源。所以，現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陷不僅使農民的負擔加重，進一步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造成惡性循環。當前，“三農”問題成為困擾政府、學界及業界的難題。其實，解決“三農”問題，建設新農村的關鍵，就是要以人為本，優先解決廣大農民生存、發展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建立一種公平合理的城鄉協調發展制度，讓農民同城市居民在權利與義務方面享有同等的生存權、發展權。 轉貼于

2.公共品供給制度的城鄉差異，影響了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首先，對城鄉居民實際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影響。由于消費包括個人消費和公共消費兩個方面，當溫飽問題解決之后，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往往更加依賴于公共消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消費明顯要高于農村居民，如加上可支配收入巨大差距，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就顯著高于農村居民。在這種狀況下，農民要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就必然要求政府提供足夠的公共產品。其次，對城鄉居民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受教育的程度、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因素直接決定人力資本的積累。在受教育程度與醫療保障水平、社會保障水平主要受收入水平約束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在這些方面公共消費的顯著差異會使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積累明顯低于城市居民。而個人收入又是人力資本價值的實現，所以。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又決定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收入差距又直接決定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再次，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公共產品供給差異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增加生產成本。比如，沒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就會增加灌溉成本;沒有良好的交通設施，就會增加運輸成本。二是減少農民對農業的投入。比如，對農民不合理的制度，不僅直接加重農民負擔，而且會降低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直接減少對農業的投入。三是降低農民抗風險的能力。比如，氣象與市場信息等服務差就會降低農民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總之，公共產品供給差異的存在降低農民私人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農村資本、人才的外流，形成農村經濟活動的高成本運行，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村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條件和能力，妨礙了農民的增收、農村的進步和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將嚴重影響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三、加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思路

1.把增加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作為新農村建設的首要任務。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已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居民生存、發展、健康、文化娛樂等多層次和多樣化需求的滿足，也影響了農村居民生活綜合質量的提高。甚至在不少地區，“行路難、就醫難、上學難”等基本問題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因缺少基礎設施，仍不能消費現代家用電器，使用現代通訊手段，享受現代文明帶來的新生活。農民在生產生活中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從而造成生產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況十分普遍和嚴重。改革開放后，大多數集體經濟已日趨弱化，農村稅費改革以后，中央補貼農民的思路恰恰又是直補到戶，所以，靠集體經濟無法解決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因此，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應該是立足農村，從增加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角度來打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思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給公共產品的辦法，為農民提供廉價公共品，使農民在受教育、醫療、保障、文化娛樂、衣食住行等方面切實得到實惠，這是保障農民的根本利益，改變農民生存環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基礎。

2.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好基礎。農村公共品供給必須實行兩個改變，一是盡快改變公共品供給“重城市、輕農村”的政策導向，二是改變農村公共品供給“以農民為主”的政策思路。明確各級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應該承擔的責任。政府必須著眼于全體公民、全部社區，而不是僅僅把目光放在更容易關注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地區。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擁有相同的發展權和生存權，政府應該承擔起農村最起碼的公共產品供給責任，把公共產品真正的、公平的、合理的分配給城市和鄉村。使農民能夠真正享受到國民待遇，尊重農民意愿、維護農民利益、增進農民福祉，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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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對于中國農村的生產投資、農民生活水平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但對此我國的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都未給予相應的重視。在某些地區，長期以來農村基層政府對于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農民急需且涉及到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供給存在著嚴重的投資不足（張靜瀟，2004）。有些學者甚至認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是限制農民增收的根本原因（王國華、，2003）。農村公共產品的政府供給不足是否與地方政府或者農村基層政府的行為有關呢？這一問題引起了我們對轉型國家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的強烈關注。張鳴(2003)和我們的一些小樣本調查實證研究都發現了居民的自發組織提供模式能持續而有效地改進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僅在我們的案例中，居民自組織供給公共產品的范圍就很廣泛，包括道路、水利設施、祠堂、社會保障等。由此，一個相當自然的問題就是，我們必須思考在轉型中國的農村基層，是否還可能存在公共產品供給的替代性組織？如果存在，那么這些替代性組織之間的邊界又在哪里呢？

本文試圖運用交易成本政治學的分析框架，為政府有目標性的退出和自發組織的進入提供一種可能性的邏輯和現實解釋。我們認為，交易成本政治學的分析框架將為科學地界定公共與私人部門在公共品領域的職責范圍提供一種很好的研究思路。

二、政府的失靈：一個多任務的委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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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分析

1 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現狀

1.1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不足

近年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雖然有所增加，但與城市相比，與農村實際需要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當前，我國不少農村地區仍面臨著基礎設施嚴重不足、公共服務不均等和公共福利短缺等問題。

從基礎設施來看，隨著“村村通”硬化路惠農工程的不斷推進和實施，農民出行難的問題切實有效地得到了解決。不過通向村民戶間的道路大多還是泥路，一些偏遠地區由于修路成本太大，很難在短期內修通公路。從教育方面來看，目前國家已全面免除城鄉義務教育學雜費，并對農村家庭貧困的孩子提供免費的書本、住宿的生活保障補助，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盡管如此，農村地區教育基礎設施建設仍比較落后，中小學校舍的建設和學校的教學設備購置有待完善。從社會保障來看，農村醫療保險不斷普及、農村養老保險不斷推廣，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日益完善。不過由于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剛剛起步，現階段的農村社會保障實質上依然是一種以家庭保障為主的模式，保障模式功能較為脆弱，農村家庭因病因失業陷于貧困境地的可能性很大。總的來說，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量相對不足，公共產品供給仍有待大幅提高。

1.2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結構失衡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主要是以制度外財政為主的公共資源籌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這已經不能適應當前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首先，政府或相關部門為農民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并不是農民滿意或期望得到的需求，體現更多的是政府官員的政績和形象。農村可持續發展急需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保障及農村的環境保護卻嚴重短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有效性大為削弱。

其次，長期以來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導致制度外供給不能反映農村居民的真正需要。不少決策者在政策制定中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民情民意，農民很難參與到具體的決策過程，即使農民的需求意愿能夠反饋給決策部門，可是現行的決策機制并不利于農民的需求轉變為現實的公共產品供給。

最后，有限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又面臨著供給效率低下的問題。其一，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資金被擠占、挪用和浪費等現象時有發生，用于新農村建設的專項資金在使用過程中也存在不合理不規范之處；其二，政府為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中間環節較多，公共資金被一層一層過濾，公共產品被層層加價，供給成本的增加產生了低效率；其三，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也就導致農村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平均水平，帶來供給效率的低下。

2 原因分析

2.1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不合理

農村公共產品的直接受益人是農民，政府決策部門所提供的公共產品應該是為農民生產服務的，與此相反，不少決策層掌握著公共產品供給的實權卻不為農民辦實事。不合理的決策機制偏離了農民生產生活的客觀實際，不稱職的決策者單純從主觀、從自身、從經驗出發作出決策，勢必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效率低下。此外，農村公共產品的決策層也面臨著事多權小的兩難處境。即使地方政府很想為農民解決眼下的難題，提供農村發展建設急需的公共產品，可是受限于手中的權力往往也是有心無力。上級政府安排指揮下級政府進行工作，下級政府對上負責，很難同時兼顧農民的切身利益。這是由我國當前“自上而下”的壓力型行政管理體制所造成的。

2.2 農村財政收入有限，公共產品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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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產品；居民消費；貢獻率

一、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總情況

一直以來，專門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數據難以在我國統計年鑒搜集，根據2006～2013年《新疆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的內容，將各年非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和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加總得到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然后減掉采掘業、批發零售業等非公共產品支出的部分，最終得到新疆農村產品的總供給變化情況。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大幅增加，從2005年的29.7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152.9億元（2006年34.3億元、2007年44.1億元、2008年53.9億元、2009年67.0億元、2010年82.4億元、2011年116.9億元、2012年152.9億元）。尤其是2010年后，新疆農村公共產品支出在短短的3年里翻了一番。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增長如此迅速，一方面是由于國家重視農村和農民問題，陸續提出三農政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惠及農村居民的政策和措施，進入21世紀以來政府對農村的扶持力度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得益于新疆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西部大開發以來新疆經濟增長迅速，新疆生產總值從2001年的1491.6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7505.3億元，十余年間翻了數番，新疆整體經濟快速增長的大好態勢客觀上帶動了農村地區的快速發展。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從趨勢上看是大幅上升的，但是從公共產品供給的絕對數量來看仍然是很小的。2012年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為152.9億元，相對于新疆7505.3億元的生產總值來說是非常少的，僅占新疆GDP的2.04%，低于全國4.8%。①說明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供給的數量依然較少，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不大，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需要在規模上有一定的突破。

二、制約新疆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因素

（1）隨著新疆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西部大開發以來，新疆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大力推動工業的發展，大力發展重工業、石油產業、化工產業，雖然也提倡新疆發展棉花產業，但是新疆棉花產業占GDP的比重很低，且沒有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總的來說，新疆實行的是城市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優先傾向于城市，從而導致了新疆的廣大農村長期處于凋敝貧窮的狀態，城鄉之間差距進一步拉大，加上以前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一種“城鄉二元結構”。就部分資料統計而言，從1979～1994年，工農業產品價格差距較大，農產品相對于工業產品價格普遍較低，大約15000億元通過這種工農業產品價格差被政府獲取，以反哺工業。在這段時間，政府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盡管難以找到有關新疆的這種剪刀差數據，但在全國范圍內這種政策都是相似的。新疆在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前，農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國家獲取，用來補貼城市和工業，這樣，農村在公共產品的自我供給無疑存在著嚴重的短缺。雖然，政府對農村投入整體上也是呈現年年遞增的趨勢，但是，應該看到，公共部門對城市投入的增長幅度大大地超過農村特別是在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城市與農村的差異十分明顯。

從表1的2008～2012年新疆農村和城鎮公共產品供給的對比來看，新疆城鎮公共產品供給遠遠超過新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而且二者之間的差距非常大，基本上新疆城鎮公共產品供給是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10倍到20倍。雖然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近些年來有了不少增加，但是與城鎮公共產品供給之間的差距從絕對數量上越來越大，城鄉二元結構在新疆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城市公共產品支出由中央財政及城市地方財政共同保障，體系較為完善，資金較為充足，一般來說學校、醫院、水、公園、道路等公共基礎設施由國家來提供；而農村的公共產品主體投入則需要農民上繳稅費或集資來解決，政府的支出往往較少，這對于本身就收入不高的農村居民來說進一步加重了其負擔。通過對新疆城鎮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對比可以得出，必須加大對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支持力度，擴大新疆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縮小與新疆城鎮公共產品供給的差距。

表1 新疆城鎮、農村公共產品投入比較（單位：萬元）與城鎮

（2）近年來，全國許多地區進行了鄉鎮撤并，以及村級組織的合并工作，使鄉鎮數量與村委會數量逐漸減少，精簡了機構，農村居民點逐步集中。新疆農村地區居民點、村莊近年來雖然也在逐步集中，但是與之前相比村莊數量變動不大。從新疆農村居民點的分布與建設來看，村民委員會及村民小組是主體，在農村基層組織結構中占主導地位，村民委員會的數量先升后降，復又回到原來的水平。從1994年～2003年新疆村委會個數由8802上升到9445個，截止到2012年村委會的個數下降到8670個，與20年前相差不大。村莊的數量多，那么村莊布局就分散，而村莊的分散意味著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上升而且利用率降低。比如本來兩個小的村落可以共用一條公路和一套鍛煉器材，由于居住的過于分散這就需要兩條公路和兩套器材，這樣既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又降低了公共產品的使用效率，而如果僅提供一條公路和一套鍛煉器材又必定犧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新疆農村地區居民點小而分散提高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也對公共產品的利用效率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外，新疆農村居民點小而分散使得農村用地布局松散，形成非農建設用地與農用地、閑置地相互混雜，這樣就使得農村的功能布局很亂，而農村用地混亂、功能區布局不合理使得公共產品供給難度加大，使交通、水利等一系列基礎設施的布局難度加大，對這些公共產品的利用效果也大打折扣。

三、對策建議

（1）擴大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雖然近年來新疆公共產品供給的增長速度很快，截至2012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達到了152.9億元，但是僅占2012年新疆GDP的2%，可以看出新疆當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仍是非常小的。要想提高新疆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進而拉動新疆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充分發揮公共產品供給對消費的作用，提高新疆公共產品供給的規模，加大對新疆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2）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制結構，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制約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因素中其中有一條就是城鄉二元結構。通過對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和城鎮農村產品供給的對比可以看出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城鎮公共產品供給有著非常大的差距，并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變大。要破除城鄉二元制度，必須要實現城鄉公共產品供給均等化，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投入力度。

（3）合并村落、加強對村莊的規劃新疆農村居民點具有小而分散的特點，并且存在著農村用地布局不合理的問題，缺乏良好的規劃，這些都極大地制約了新疆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大大提升了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也影響了農村公共產品的使用效率。新疆農村地區居民點的分散不利于加強彼此間的交流與合作，也使得在新疆農村自給自足的經濟形式存在，使得農村地區市場經濟的不發達，難以形成經濟的聚集效應。為了促進新疆農村地區的發展，推動新疆城鎮化的進程，要對那些規模較小的村落進行合并，精簡農村機構，加強農村居民的交流與合作。與此同時，要做好村莊的規劃，對功能區進行合理劃分，對各種用地進行功能劃分，做好公共基礎設施在農村中的規劃布局工作。只有對新疆農村地區過于分散的居民點進行合并和集中，對混亂的農村用地進行規劃和布局，才能控制新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成本，提高農村公共產品的使用效率。

（4）充分發揮多元化主體作用。在一些農村準公共物品，如農田水利、道路交通，政府可以適當地吸入一些民間資本，甚至將一些農村公共工程承包給一些民間組織，發揮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在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非營利組織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其運作的資金數量能達到這些國家GDP的百分之十左右。新疆地區的非營利組織發展與這些發達地區還有相當的差距，但已在快速的發展，在農村中已大量發展。非營利組織在新疆農村的未來前景是值得期待的，為此，新疆地方農村政府應制定相關法規和提供相當優惠政策，促進當地建立合理的農民合作基金組織或吸引外地類似組織的加入。

注釋：①由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年以后統計口徑發生改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以2010年的數據計算得出。

參考文獻：

[1] 葛云倫，王學釗.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與增加農民收入[J].天府新

論，2005，32（2）.

[2] 林毅夫.新農村運動與啟動內需[J].小城鎮建設，2005，32（8）.

[3] 言存.我國農村公共物品支出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研究[D].湖南：湖南

大學，2010.

篇(7)

[關鍵詞]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必要性可能性途徑

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公平供給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環節。近年來，在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規模和結構有明顯的改善，但仍滯后于新農村建設的需求，解決的有效辦法是加快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市場化，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一、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必要性

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就是以政府為主導，以市場和社會為主體，以農民滿意為標準，打破政府壟斷，引進競爭機制，構建起政府、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和私營企業)、私人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務體系，以給予農民更多的選擇空間，提高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

1.滿足消費主體的多元化需求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迅速展開，農業、農村、農民對公共產品需求日益多元化：從硬件的道路、水利設施等到軟件的制度規范；從文化體育衛生設施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建構；從生產技術指導到農產品銷售的信息與渠道的提供；從資金支持、物質保障到技術支持、智力保障等等。根據公共消費和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可以有效地滿足這些需求，并有效克服 “搭便車”的行為。

2.消除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失衡

由于我國長期采取的“城鄉二元”的非均衡發展模式、“自上而下”的單向單一決策供給機制、政府職能界定不清晰、農民缺乏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等多種因素的聯合影響，使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嚴重失衡:

（1)供給總量不足。關乎農村發展必需和急需的生產性和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短缺嚴重。

（2)供給結構失調。主要表現是一些農村居民不需要或較少需要的公共產品供給過剩。

（3)區域差異明顯。東部沿海地區公共產品的供應明顯優于中西部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實行市場化供給可以有效消除這種失衡現象，大大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

3.降低農村公共產品消費成本

根據博弈理論，當一方或少數“特殊利益集團”壟斷某個或某幾種產品供給時，會造成“壟斷高價格”，不僅帶來供給的高利潤，而且增加消費高成本，從而產生分配的嚴重不公，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和有序發展。只有實行市場化供給，多方參與競爭，多方在博弈中，克服“囚徒困境”， 實現“納什均衡”，從而有效降低農村公共產品消費成本，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二、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可能性

1.西方理論和實踐探索的指導與借鑒

西方學者羅納德?科斯提出的“科斯的燈塔”、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戈爾丁的“選擇性進入”理論、德姆塞茨的“公共產品的私人生產”論述、布魯貝克爾的“契約解決‘免費搭車’問題”理論等理論，以及諸如泰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和諸如日本、美國、歐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實踐，為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市場化提供了理論與實踐上的指導和借鑒。

2.市場經濟發展與完善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1)居民收入的提高的馬太效應。近年來，廣大農民的收入的提高，大量的具有雄厚資金力量的私營企業迅速崛起，社會投資主體呈現多元化的態勢，為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國大量民間資本進入國家基礎設施的案例，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

（2)對民間投資的政策松綁和鼓勵。新時期，由于政府對資本收入的認可，民間資本以其天生的逐利性而進入國家基礎設施行業和農村集體所有的資產投資領域。獲利渠道的合法化，為市場供給提供了可能性。

3.農村地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支撐

（1)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特性。根據在消費過程中的不同性質，可農村公共產品分為純公共產品和占大部分的準公共產品。后者包括：在性質上近乎純公共產品的準公共產品、一般準公共產品和在性質上近乎私人產品的準公共產品，如農村電信、電視、成人教育、自來水等。在理論上,純公共產品應由政府負責提供,而對于準公共產品,政府提供與否具有較大的伸縮性。在明晰產權的前提下,既可以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廠商提供,還可以由政府和私人共同提供，即市場機制能夠有效地發揮作用，私人投資能夠獲取利潤。

（2)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非政府組織的涌現。一些地區在發展的過程中，為了自身的進一步發展而自行投資建設的一些基礎設施以及推行的一些制度法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地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問題。此外，國外非政府組織如世界銀行，為一些農村地區的農田水利建設施建設提供了大量的貸款，這些非政府組織都在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3)農民知識水平的提高、市場意識的覺醒和觀念的轉變，為農民自己通過市場解決公共產品提供了可能。在一些地區，對于當地農民急需的，而本地政府又無力提供的公共產品，如農村電網改造、道路交通、水利灌溉渠道等等，農民自己組織人員，出資修建，然后由出資出力者共同使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模式。

三、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市場化的途徑

1.建立多元競爭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借鑒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要改變傳統的完全依靠政府來提供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構建有效的市場準入和競爭機制，將私人和社會資本引入公共產品生產領域，在供給主體、資金來源和供給方式上實現多主體、多渠道和多方式共存的供給模式。形成供給市場各方有序競爭與合作的格局，從而提高公共產品供給的質量和效率。這包括:

（1)多元化的供給主體系統。按照“誰投資，誰受益”或“誰受益，誰投資”的市場化原則，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根據農村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質和“三農”的實際需要， 構筑起政府、農村社區、農村私人、非盈利性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多層次立體化的供給主體系統。

（2)多元化的資金來源渠道。除政府財政資金外，積極鼓勵和支持農村社區的集體資金、個人、企業和銀行的資金投入。

（3）多元化的供給方式。實現政府或農村社區的直接供給、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給、政府補貼私人或企業的供給等多元供給方式。

2. 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

對于投資公共產品供給的各利益主體，只有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才能確定其是否應獲得收益以及收益如何劃分。因此，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轉型中，為了保證公共產品的供給質量，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政府必須不斷制定、維護和完善法律。包括：對政府特許權經營、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合作形式、各角色的職能界定、融資方式、合同制定、市場進出規則、工程招投標等予以規范，消除市場壟斷和“不經濟”現象；同時，明晰產權，確立利益有效而公平分配機制，保證公共產品的公平享有。為此，政府應給予農民某種支持，如定期關于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信息，為農民提供咨詢，避免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幫助農民組建相關的自治性組織，加大集體行動的力量，以維護農民自身的利益；對弱勢群體予以補助，使其能消費具有普遍性質的公共產品；制止以行政手段非法干預和侵害他人財產和收益的現象，保障投資公共產品生產的主體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政策和信息服務，幫助投資者規避市場擴張風險，使經濟人能夠建立確切的交易預期，降低交易成本。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和調動各方利益主體投資公共產品生產的積極性。

3.深化農村綜合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