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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論文:園林建筑文化體系發展

摘要：

結合許多學者關于對中國古典園林的歷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邊地區在歷史上園林建筑和藝術發展的脈絡歸納，總結西安及其周邊地區園林建筑的特色和發展，并淺要分析其對西安當代城市綠化建設的意義。

關鍵詞：

園林建筑；西安；文化傳承

西安自古以來就是西北重鎮，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邊地區的園林建設在我國古代園林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從皇家園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為城市生活展開和衍生的場所，研究西安的園林建設文脈對西安現代城市園林綠化的建設都有重要影響以及對中國古典園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義。

1西安及其周邊園林建筑發展的文化脈絡

1.1卷阿園林景觀文化

關于西安地區最早園林營造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詩經?大雅?生民之計》中描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陜西岐山縣西北的鳳凰山，周成王曾到此處游歷，后來此地有周公廟，廟中有石刻、壁畫等，并且常有后人來此進行祭祀、朝拜等各項活動。這種民俗風情場所的形成是早期游樂地的原型。

1.2秦漢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時為漢長安城，基于長安城周圍水源充足，氣候適宜以及漢代生態環境的完整性，西漢的園林建造生機勃勃，以西漢上林苑最為代表。西漢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漢武帝時國力強大，建造上林苑以滿足漢武帝的奢望，據記載：“上林苑門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宮十二，觀二十五。”除了皇家園林的浩大，西漢茂陵富民袁廣漢的私家園林是中國古代私家園林的起源。據記載：此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樹異草，糜不培植。”并且園內配有激水、山石、樓閣，與后世成熟的園林并無大的區別。

1.3隋唐園林文化

唐代園林文化是中國古典園林及其興盛之時，唐代園林繼承隋唐之前所有園林的長處，園林與建筑的營造更加契合與成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強大，唐代逐漸修建了大明宮、翠微宮、曲江池、大雁塔、興慶池、玉華宮等，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園林建筑文化體系。

1.4明清園林文化

長安城的園林和園林建筑的隋唐繁榮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發展，明代園林的屬性更加明確，皇家園林、私家園林、寺觀園林、文教園林、公共園林在此時更是蓬勃發展。明代引龍首渠、永濟渠2條水，為明代市民生活和軍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時，也使得明代的園林建設因有了水面的點綴而富有生機和活力。以山水為摹本，雖為人作，宛若天開成為這一時期的造園法則，出現了關中書院、興慶宮、云居寺等園林建筑和公園。園林建筑與綠化共同構成城市的公共活動空間。明代園林在城內繁盛一時之外在城外園林綠化業可圈可點。明代在城外以護城河沿岸和永濟渠沿岸修建了2條大的城市綠化帶，在軍事防御和城市綠化上有積極的作用，也為今天西安城市的綠化提供了歷史參考。

2西安及周邊園林建筑發展對今天城市建設的影響

現代西安的城市園林建設中依然繼承了歷史上長安城的自然風貌和人文情懷。如今對歷史文物和歷史風貌保護日益重視，西安在保護和修復歷史遺跡的同時，在城市公園景觀建設上積極汲取歷史上園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園林建筑對西安現代城市建設影響最為深遠。其中大唐芙蓉園、大慈恩寺遺址公園、曲江池遺址公園都是結合唐風運用現代造園技術實踐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園為例，大唐芙蓉園中以亭廊坊橋等唐風建筑群為主，還有圍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間曲水環繞，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觀環境相得益彰。園中還有許多具有歷史形態的雕塑小品和實物展示，如拴馬樁和石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時，為了展示西安文化，園中還加入了許多陜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園的建造在時間維度上具有前進的意義。西安的城市公共綠化在公園小品上繼承了大量唐風元素，在街景的綠化和格局上也極具歷史風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網狀布局，道路綠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樹、槐樹，但是現在自然條件的變化及城市建設的需要使得園林綠化困難重重。

3總結

從歷史上的園林建設中汲取長處并結合現狀提出了幾點關于西安城市綠化建設的建議：（1）對現有珍貴樹種進行保護，對現有的綠化園林加強治理和管理。（2）結合漢唐城市建設的風貌，對特色植物進行推廣和種植例如牡丹等具有歷史意義的物種并結合氣候和技術對物種進行適當改良。（3）防止千園一面，城市公園要打造獨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義園林特色，增強城市園林公園的市民活力。

作者：劉逸飛 單位：長安大學

建筑文化論文:傳統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一、昆明歷史文化街區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歷史街區傳統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傳統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觀念，表現出和諧穩重的哲學思考在傳統意識上對中庸思想的追求，這一點也反映在“一顆印”的建筑格局中。從對昆明歷史街區傳統民居的走訪調查中發現，雖然此種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據實際地形情況和各家經濟條件做出變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僅占五分之一，而長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這是因為正房的進深加上廂房的面闊和倒座所致，進深大于正房的總面積。這種建筑布局更加合理與科學，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實用。首先可調節平面上正房和廂房的房間數，其次是多戶人家可組合連接，形成連貫系列的聯排樣式，有很強的地域適應性特點。歷史文化街區的商鋪與民居除極少數三層外，基本上皆為兩層。臨街多為條式建筑，十余開間組成一幢，每五至七開間設一個封火墻。這種臨街條式建筑下層多為商店，樓上住人或做倉庫，樓梯常設在后部。布局均衡對稱，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從地面標高和樓面高低的不同就體現出了傳統中國尊老敬長的傳統習俗。整個一層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個不同的層面組成，高者正房，居住長輩和新婚夫婦，中者為兩廂房，也稱耳房，居晚輩和用于廚房之用，低者為天井，主要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臺等均在天井里。街區中傳統民居建筑一般由臺基、墻體和屋頂三大部分組成。臺基是基礎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決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時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溝，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銅錢圖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順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陽溝或是陰溝，昆明人把這稱之為“財源滾滾”“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歸堂”，反映了百姓對水的尊崇，同時也反映了水對百姓生活的影響。昆明城市歷史街區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與昆明近郊典型“一顆印”民居雖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點有三個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開間向內院露明，內院尺度較大；二是樓層多為跑馬轉角樓，多了兩側廂房的走廊；三是二層房間每間后墻各開一個窗戶，對外不完全封閉。這些都是適應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區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雖也可泛指為“一顆印”，但又不能算是嚴格意義上典型的“一顆印”民居。所以說，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們對傳統思想的傳承，但也有不斷創新和不斷變化的痕跡，從中折射出的是實用與寄托。

二、昆明歷史文化街區民居建筑臨街立面與大門樣式

昆明歷史文化街區臨街鋪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傳統商業街的典型體現。傳統商業鋪面沿街立面大多屬于兩層直落式類型。這種類型由于兩層直落，屋頂出檐較深，一是為了減少雨水對底層門面的侵襲；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為此，檐下常有多層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單調則顯得尤為重要。此時，需處理好上下層門窗的形式與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處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藥鋪“福林堂”商鋪，三層直落式的立面極為簡單。然而其將下層窗與上兩層窗的形式做了不同處理，取得了變化，是一個既簡單又富有變化，既統一又有所對比，處理得非常恰當好處的立面實例。整個歷史街區中民居建筑的大門是院落與外界連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個建筑外觀處理的重點部位。大門既能單純地呈現為一座相對獨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間屋的形式，可以說是屋又是門。門前的石階稱為“將軍石”，大多為整石鋪就，長的有3米多，而且多為一臺、三臺等單數。門頭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磚瓦封閉檐口。門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細，大門上部的屋頂一般多為硬山式。門墩內側一般有左右兩方形檐柱支撐，形成外門框，兩柱間通常用透雕掛落，裝飾多為吉祥圖案。門檻下為方形門枕木，整個大門與倒座形成一個整體，協調、美觀、實用，極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門的形式與尺度最能反映出該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經濟水平，有的簡樸（僅有一披檐，無甚裝飾），有的華麗（門頭以木構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頂，檐下多層花罩裝飾，門腳有時還以精美的石雕線腳裝飾）。同時，昆明許多民居的大門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響的程度，也集中反應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銀柜巷8號的大門門樓運用了近代風格的拱門、石雕及貼面瓷磚；套院中的四合院門樓裝飾花紋極其豐富細膩，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兩個內院構成的，外院明顯有西方建筑文化風格的痕跡，但細部又結合了中國古典紋樣。其中最別致的是門的樣式，外門分隔成四個高大的圓柱支撐，中間部分為石拱門，頂部中央弧拱，每一側有三個弧頂依次落下。由外走進內院有兩扇門，右邊一扇裝飾最為精美，頂部上方雕刻著金色花樣，圍著一圈古典花卉紋樣。下面是一條有很強立體效果的裝飾浮雕，整體中間刻有梅蘭竹菊的腰線。門下段沿拱門和柱腳有華麗的淺浮雕，細節重點仍是中國的古典裝飾紋。街區中傳統民居建筑的大門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漢文化影響的痕跡，更由于百姓深信風水文化，故有諸多忌諱，主要有大門不能正對道路，大門對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頭對著等。或者在門頭畫太極八卦圖，還有的是在大門頭上栽種仙人掌，以求辟邪吉慶，或是在大門的頂上安放一只瓦貓或是石獅子，這些都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祈禱。

三、昆明歷史文化街區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內部相連的重要通道，同時也是室內與室外相連接的一個重要空間。其寬度往往決定了建筑的空間尺寸大小，反之，從廊寬可以看到建筑的規模。昆明歷史街區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稱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層建筑之間形成的腰廈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們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讓生活起居變得較為便利。同時又起到了對建筑的保護作用，使一層建筑外檐門窗、墻基免受雨水侵蝕。腰廈作為建筑的構成部分，是一個儲藏的重要場所，用于儲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個相當實用的建筑構件，同時也具有一定的裝飾性。腰廈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連接，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垂柱往往多做成燈籠式樣，也有做成蓮瓣紋的，具有一定的藝術性，也是人們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藝術上的反映。廊同時也是一個家庭相互溝通的重要場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國式的傳統大家庭，人們更習慣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勞動，共同生活。家族成員之間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訓等都可能通過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陽光或靜看雨水來臨。無論怎樣，廊作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風擋雨、保護建筑的功能外，還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進了解，傳遞文化，同時也是一個休閑場所。廊作為民居建筑類型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狹而長，上有腰廈遮頂，不做居所而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環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環境也有一定關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單層檐廊連接著正堂，并成為家庭里的主要活動空間，幾乎所有的生活、飲食、家務活動都可以在這個區域內進行，是人們的共享空間，且在發揮聯系院落空間與正堂空間上有著重要作用，同樣成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間，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歷史文化街區民居建筑門窗樣式

昆明歷史街區由單體傳統建筑組成院落，由院落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組成街巷。這種建筑從建筑文化方面講，門窗的造型和數量是建筑等級、主人社會地位、身份及經濟狀況的直接反映，門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禮儀制度、規范來設置的。同樣，透過門窗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狀況。一般來講，院內的門窗開得相對多且大，也更具藝術性。門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間，而是通過構件，左右豎立的抱框緊靠柱子排列。正房作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門窗的規格也相對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門，槅心多為雙交菱花圖案，裙板、絳環板多雕花草及福、祿、壽、喜等圖案。二層正房通常多用六扇雙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鳥蟲魚以及飛禽走獸。一窗一畫、一畫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門口的花瓶式柱礎都吻合了舊時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廂房的門窗相對于正房要簡單些，并且兩廂房的門窗是對稱相同的，一層的檻墻多為土墻，也有用木板壁的，檻窗多用簡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層廂房多用雙交菱花窗，也有用簡易的直欞窗的。倒座一層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層有窗，通常多為六扇雙交菱花窗。木槅扇門窗的雕飾非常精美，構圖嚴謹，有漏雕、浮雕等多種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簡、油漆與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從門窗的裝飾藝術、設計制作上可看出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背景。當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風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門窗上體現得最為典型，在此風潮中，商人與前沿文化接觸較多，加上有機會接觸到國外文化，他們的房子建造更有著外來文化的痕跡。比如文廟直街103號院就是功能與藝術、東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樓的門和窗戶是木制框架結構，底部用山墻磚石做維護墻，磚上還雕刻著中國蘭草竹結。六扇門的形狀還是傳統的木門樣式，周圍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紋雕刻，絳環板上浮雕圖案就比較類似于西方鐵藝模樣，是云南本土藝術裝飾風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裝飾性的完美組合。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傳統街區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紀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鐵路的開通，加速了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聯系及歐美國家之間的往來，昆明一度成為國內面向東南亞各國交流貿易的窗口。對于西方風潮沖擊下的昆明來說，雖然中國傳統裝飾手法有一定的發展和演進，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結果。

五、結語

從昆明城市歷史街區傳統民居建筑的構造特點中可以看出，人類的居住方式歷來都是和自然及城市發展聯系到一起的。通過以上幾個方面對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顯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業的發展帶來的多元文化影響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間組合和朝向的關系，并融匯于地方性生態環境中。傳統的街區、宅院、門樓都反映著地域性歷史民居建筑的特征與興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發展的物化表現，成為代表舊時昆明城市風貌格局的典型歷史遺存，并表現出了當時社會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們的觀念認識和價值取向，表現出民族的文化傳統和舊時社會習俗等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間的天井、建筑裝飾、雕刻技藝，每一處體現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號上極大地豐富了民間傳統藝術形式。昆明城市歷史街區傳統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傳統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學，通過建筑空間的內在形式對居住使用者的行為產生了約束和規范，在潛移默化中維系著家庭觀念和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及宗教信仰，反應了當時城市居民社會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鄒洲 單位：云南藝術學院設計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建筑文化研究論文

1定遠營的營建

對定遠營興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遠營建設之前，該地區稱為“葡萄泉”，曾為清政府的軍馬場，稱“御馬圈”。1726年清代川陜總督岳鐘琪奏請營建定遠營，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遠營的建筑歷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證。碑文中提及定遠營所在的賀蘭山地區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勢扼瀚海往來之捷路，控蘭塞七十二處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設一營，名曰定遠”。該地區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鄰近寧夏地區，遙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軍事、交通上的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岳鐘琪在該地區請旨設軍營。同時，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據著漠南、漠北、漠西地區，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碩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與清朝對立，有的雖并入但還有“放抗之心”，定遠營的營建起到了對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進了清朝邊疆的穩定。

2定遠營社會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將其賜給為維護西北邊疆穩定而做出卓越貢獻的和碩特蒙古王爺，入住這里的第一位王爺是二代扎薩克王阿寶。清政府在蒙族地區實行盟旗制度，冊封蒙古貴族，這是清政府維護邊疆穩定的一項重要政治策略。定遠營內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蒙古王爺是政治、宗教、軍事三位一體的絕對領導者。“扎薩克”是清政府賜予的爵位，蒙古語為“治理”。定遠營地區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碩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國末代王爺達禮扎雅為九代人）中七代人與滿清皇族聯姻。和碩特部落世代與滿清皇族聯姻，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撫綏政策。清統治者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爺和福晉會頻繁的往來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間，帶來了京城地區先進的文化與營造技術，甚至直接帶來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國時期定遠營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譽。鄧小平同志曾說過：“20年代，我從蘇聯回國，經過蒙古國，到過定遠營，那可是個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遠營古城布局概述

3.1定遠營周邊自然環境

幾百年來定遠營的山脈水系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定遠營的山脈是賀蘭山余脈，城內將近一半的面積都是山體，地勢北高南低、東高西低。城北最高處的喇嘛廟山，占據了城內制高點，可觀察城內外情形，同時也供王爺及官員祭祀用。東部高低起伏的山體為防御營造創造了先決條件，軍事防御體系的營建與山脈走勢密切相關，東城垣結構體系建在山脈之上，東北角伸出一段墻體修建角樓。城北深約6m左右山溝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遠營周邊山體共修建有6座營盤駐扎軍隊，戰爭時期提供有效的軍事支援。定遠營的水系均發源自賀蘭山，城南有三道河溝，城北山溝內也有河流，河溝處形成的澇壩可以有效灌溉農田。定遠營民間一直流傳著關于山脈水系的風水說，定遠營處在城南南梁山與城北后營盤山之間的盆地，俗語“二龍戲珠”。同樣，城南三道河溝與南城門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漢字“王”，定遠營城垣結構體系與城內喇嘛廟山構成“白”，上白下王為“皇”，當然這些也只是民間流傳的說法。

3.2城市格局

定遠營的營建主要為了軍事防御，城市受當時制度要求規模較小，城垣體系范圍內為18ha。建造者將長遠發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區向南延伸，這也是今天巴彥浩特鎮的城市發展軌跡。這一時期城內主要建筑有參將衙署、軍營、城隍廟、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碩特蒙古王爺入住并對此開始了長達200多年的統治，自此開始進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參將衙署成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漢傳佛教性質轉變為藏傳佛教，日后成為阿拉善地區八大寺廟之一。至全國解放前定遠營擁有了行政、軍事、宗教、居住、園林等多種建筑類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東南，包含了西路、中路、東路、新官邸區和花園，占據了城內近一半的面積。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擁有儒教、佛教、道教豐富種類的宗教建筑，王爺家廟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內最大建筑群，這與清朝在蒙古族地區對藏傳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關。城內城隍廟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廟宇，孔廟、關帝廟一南一北遙相呼應，坐北朝南的定遠營魁星廟位于東北角，此外在王府內建有馬王廟、娘娘廟，南門翁城內有南天門守護神趙公明的財神廟，建在山體之上的東側城臺之上有山神廟。剩余西北的大面積空地供王爺近親、官員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國時才開始有商業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響下的定遠營古城

4.1中原傳統文化的體現

在華夏文明的土壤之上營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定遠營建成之初便由漢族將領川陜總督岳鐘琪請旨興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擔任。王爺會直接從京城之中請來工匠修建定遠營，因滿蒙聯姻的緣故，王爺、福晉及其子女有大量時間在京城居住，促進了定遠營對漢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遠營所在阿拉善地區從漢代開始就有漢族人活動，受自然地理條件的苛刻限制，該地區不利于農業發展，很長的一段時期沒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入。直至清代乾隆、嘉慶時期因清朝的邊疆政策，甘肅、綏遠、山西、河北、寧夏等地漢族人遷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區謀求生計，雖人數并不多，但漢族人對定遠營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原傳統建筑文化在定遠營的營建中體現在很多方面，城市營建遵循堪輿理論。定遠營內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點，這是中華傳統文化對宗教包容性體現。藏傳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為漢傳佛教寺院，明代便興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爺入住后，因與藏傳佛教的淵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為藏傳佛教性質，整體布局以中軸線貫穿的，符合漢式寺院的對稱布局方式。結合起伏的山勢定遠營城內、外興建有多處花園，城內的王府花園、城外的東、西花園都有對中原地區園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這些園林的營建在阿拉善地區是從無到有的重要歷史階段。城內民居區的街巷布局規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國時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區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組群的入口處，同時也布置在城隍廟前，作為其前導空間，匾額寫有“神明電照”四個漢字。六代王爺之后的喪葬習俗采用了滿漢結合方式，改用棺槨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碩特蒙古文化的體現

1686年定遠營附近地方劃定為和碩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爺入住定遠營，和碩特蒙古部落開始了由游牧轉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218年間，蒙古族深深影響著古城建筑文化。城內的和碩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爺近支，和碩特部為衛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薩爾，為黃金家族。和碩特王府墻體四周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宮”的美譽，這與蒙古族文化中對代表圣潔的白色推崇有關。定遠營興建初期，并沒有足夠的固定式建筑供給居住，蒙古族傳統的民居——蒙古包會融入到當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為最為尊貴的方位，在此方位會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靈，王府家廟——延福寺廟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樣位于二進院院落西北側。在延福寺廟以北的喇嘛廟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會舉行特有的宗教活動，將阿拉善和碩特旗的騰格里戰神或者蘇勒德騰格里掛在旗桿上，進行祭祀。與中原漢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為尊，西側建筑地位高于東側；以武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體現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則是武官于西側辦公，文官于東側辦公。和碩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貴客、寺廟喇嘛誦經、舉辦婚禮等活動場所用，西廂房為一家之主住所，東廂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單體建筑構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廂房、院門及院墻組成。但與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處：宅門位于中軸線上直對正房，與蒙古人熱情開放心態有關，當地比較有特色的是馬鞍形門樓，因該地區風沙強，晝夜溫差大，無倒座。

4.3滿清皇族文化的體現

和碩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為1730年竣工的參將衙署，《大清會典》工部有記載：“各省文武官皆設衙署，其制：治事之所為大堂、二堂，外為大門、儀門，大門之外為轅門；宴息之所為內室、為群室，吏攢辦事之所為科房，大者規制具備，官小者以次而減，佐貳官復視正印為減”，“按察使司及府、廳、州、縣署，署側皆設庫獄；教官署皆依放明倫堂；各府及直隸州皆設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別設教場演武廳”。中路核心建筑為大堂——迎恩堂，面闊五間，有抱廈并月臺。衙署建筑具體規制在《欽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禮律儀制”中規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樓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廳房五間七架，許用獸吻，梁棟斗拱檐確青碧繪飾，正門三間三架，門用黑油，獸面擺錫環”。參將為正三品武官，定遠營衙署正門面闊三間，廳房——迎恩堂面闊五間，這些符合《欽定大清律例》的規制。1731年清政府將定遠營賜給和碩特蒙古王爺，參將衙署沿用為和碩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沒有改變其建筑規制。此后修建的東路、西路輔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對王府的規制。《大清會典》中將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個級別劃分，級別高低順序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臺吉、塔布囊。對每個級別都做了詳實的規定，《大清會典事例?工部》：“禁令：順治初年定，王府營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蓋房屋者，皆治罪。”《大清會典》對郡王府規定：“正門五間，啟門二”，“正殿也五間”，“翼樓皆五間”，“后殿五間”，“后寢五間”，“后樓五間”，“殿不設屏座”。和碩特王府正門沿用參將衙署時期的三間，而沒有改建為五間，而新修建的東路寢殿二進院正房、三進院正房為五間。清政府也為和碩特蒙古王爺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爺和福晉居住。

4.4藏傳佛教文化的體現

定遠營與藏傳佛教淵源頗深，1642年(明崇禎十四年)和碩特部落首領固實汗駐藏并扶持藏傳佛教，1686年，和羅理借達賴喇嘛之言上書請賜牧地。和碩特部第二代王爺阿寶曾經奉其父和羅理之命，護送達賴喇嘛回西藏并統兵駐守西藏四年，將青海的甘珠爾經和宗喀巴佛像帶回。阿寶入住定遠營后將定遠營內一座漢傳佛教屬寺三世佛殿改為藏傳佛教寺廟并大力加以倡導——即延福寺。六世達賴倉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間在阿拉善地區傳教三十年，期間曾到過定遠營延福寺，這些交流活動大大促進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區對藏傳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對藏族佛教文化的傳播起到重要推動作用。乾隆認為“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民國時期阿拉善的藏傳佛教寺廟已達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廟（包括延福寺）為主的阿拉善地區藏傳佛教寺廟體系，定遠營東郊的雅爾廟也是藏傳佛教性質。阿拉善地區的各大寺廟廣為流行“查瑪”活動，是藏傳佛教驅魔辟邪的一種宗教活動，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為兇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樂、詩歌、美術的宗教藝術形式，具濃厚的藝術色彩，通過視覺感官傳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門前是舉行“查瑪”慶典活動（跳布踏）的廣場。延福寺舉行的吊唁和出殯儀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會來此念佛誦經。現存藏傳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對完好，建筑布局中將漢式寺院的主體建筑大雄寶殿改為藏式風格的大經堂，這樣的布局手法常見于蒙族信仰藏傳佛教地區（圖16）。大經堂的平面更多體現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轉經的通道，是藏傳佛教重要體現，同時底層至頂層的平面形式有較大變化。建筑造型為漢藏混合式，屋頂將傳統的歇山頂與藏式平頂相結合，在細部處理上也體現藏式建筑特點。

4.5回族文化的體現

清乾隆年間最早一批的回族人來到定遠營地區，是當時第三代王爺羅布藏多爾濟隨征新疆帶回的哈薩克降卒，俗成“纏回”，歸化后隨旗人風俗，回教信仰不變。其余大部分回族人為周邊寧夏地區來此從事商業活動回族人，逐漸定居于此。定遠營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溝地區。定遠營還有一部分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被稱為“蒙古回回”或“纏頭回回”，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種說法：其一，據說元末明初西北地區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從新疆遷徙到阿拉善地區宗教信仰不變；其二，第二代王爺阿寶康熙年從青海遷徙到西套時，帶回了青海西寧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羅卜藏多爾濟征戰新疆而帶回了哈薩克族的降卒，他們與蒙古民族相處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為蒙古人，但伊斯蘭信仰不變。民國時期，最初的禮拜堂是在三道河商業區的萬盛店中兩個房間中。后建了伊斯蘭教建筑兩處，第一處是1929年在商號萬盛店院內由回民集資修建“下寺”也稱“老寺”，位于三道橋以南。1941年因伊斯蘭教信仰的人口規模不斷壯大和教派的區別，便在南梁頂東沿建設了第二處伊斯蘭教建筑，稱“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動因素外，行政上也曾兩次隸屬于寧夏：1376年明朝始置寧夏衛，控制范圍包括定遠營所在地區；1928年-1954年屬寧夏省。相似的地理氣候，也容易使兩個地區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鑒，寧夏地區的建筑文化逐漸融入當地，主要體現在單體建筑形制上，定遠營內的建筑大多厚墻、平頂、土坯材質、屋內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現尤為明顯，這些都是寧夏地區建筑的典型特點。

4.6西方文化的體現

1864年（同治三年）羅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區為“圣母圣心會”教會的宗教傳播范圍，屬天主教，這使得阿拉善地區天主教的勢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師馬衣山來到定遠營傳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師浦博愛及妻子李美玉來到定遠營傳教。1938年-1944年，定遠營信仰基督教民眾已有百余人。有記錄可查的定遠營的基督教建筑為牧師浦博愛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國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國時期“洋居風尚”盛行的大環境之下，蒙古王爺和福晉往來于北平與定遠營之間帶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傳入時間較短，城內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建筑風格主要體現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單體中。東路一進院的東西廂房的檐柱民國時期改建為歐式風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頭有裝飾，材質為石材。1931年二進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為以“延年益壽”為主題的歐式風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磚石砌筑五個連續的半圓形拱券門，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設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紋樣各不相同，有仙鶴、植物、仙鹿、寶瓶、蓮花，立面寫有“益壽延年”四個漢字。1943年末代王爺達理札雅興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現僅存的寢殿是一座集居住和辦公功能為一體的建筑，無論是平面布局還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濃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這座寢宮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層建筑，因主客觀原因只建了一層。材質為青灰色磚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對稱，中間南北向走廊貫穿，房間沿走廊東西兩側布置，四個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軸線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為平屋面，設有排水構件，主體屋頂為懸山頂，中西合璧建筑風格。

5結語

在實地調研踏勘中發現，由于人們文物保護意識的不足及年代久遠，定遠營內的部分古建筑殘損嚴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學力量和資金到定遠營古建筑的保護中。定遠營是一座有著豐厚建筑文化遺產的古城，但因地處西北邊陲古鎮，并沒有得到外界太多的關注，希望本文能夠讓定遠營被更多人所熟知。定遠營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禮制制度、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族風俗習慣、漢族建筑文化的大統思想、回族文化、民國時期傳入的西方文化，這些文化在這座西北邊陲古城彼此融合、轉化、補充，映射出和碩特地區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針對定遠營古城保護發展中所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繕與重建過程中能滿足歷史訴求的表達，并能促進古城持續長久的發展下去仍然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歷史建筑資源的保護，使得古城建筑歷史價值得以保護和延續，仍待廣大學者進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單位：內蒙古工業大學建筑學院中冶地建設集團三河建筑設計咨詢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論文:室內設計的建筑文化分析

承襲中式傳統，現代的中式家居風格仍然對住宅的細節裝飾非常講究。特別是面積相對較小的住宅中，甚至達到移步變景的效果。傳統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構件如磚雕、門墩和窗欞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裝飾，從而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永恒之美。中式風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種不同的飾品被用作裝飾點綴。這些飾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磚雕、門墩和窗欞等，還包括式樣繁多的布藝、裝飾畫、燈具以及綠色植物等。其中主體裝飾物仍然是宮燈、紫砂陶和中國畫等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飾品，在空間布局中能起到點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對文化韻味的一貫追求和復雜化的風格，西方的設計風格更加追求單純的外形、鮮明的色彩和簡明的造型。純粹的西式設計風格在細節上的要求苛刻而嚴謹，例如在吊頂、天花板的描金設計，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現代快節奏的生活要求，風格趨于金屬化和簡潔化。現代西式設計風格則顯得隨意而簡單，例如在色彩的組合上，淡黃色的壁紙，純西班牙式的藍色、蛋黃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質如現代油畫，旁邊擺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這種無規則的搭配，能給人以隨意的舒服感。純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國的室內設計中的應用并不廣泛，但是隨著國際家居裝飾潮流的發展趨于簡潔化和金屬化，富含豐富文化氣息的中式風格也在漸漸融入簡約的西式風格，體現出繁復華麗與精致簡約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廳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經典場所。極富中國風的屏風擺放，配以新型沙發，加上中式傳統木質家具，點綴埃及裝飾；中式傳統木質家具搭配現代風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設計風格別具一格，經過對色彩、形體、材質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內構圖豐富而和諧。西式壁爐，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處理，西式油畫，在旁邊擺放八仙桌，這樣的中西式混搭是現在室內設計中較為流行的。在現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處理方法，對墻面的運用較為抽象化，在邊桌上擺放佛頭，加上中式燈具的點綴，配合新式簡約風格的沙發，加上茶幾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飾，整體給人以協調感。

可以說，中西合璧的設計風格是現在較為流行的室內設計風格。總結目前國內室內設計的流行趨勢，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為特色的富有質樸感的自然主義，流露出高貴氣質的貴族風范主義和低調簡約的簡潔主義，其中又以自然主義風格的運用為最多。自然主義所講究的是純樸的自然氣息、追求返璞歸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選擇上主要采用松木、楓木等原木家具，能夠給人以清麗的舒適感覺。此外，設計中體現古舊的質感以及大自然的滄桑感，也是自然主義中普遍采用的一種方法。對配飾材質的選擇上，通常純天然的材質更受歡迎，例如麻、藤、草、木質的裝飾品能最完美的體現自然的氣息；在室內空間里會避免出現工業氣息濃重的材質，對門窗材質的選擇上會采用原木材質，這樣能夠與屋內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產生渾然一體的感覺。此外，開關插座也可選用原木系列的材質，使室內每一個細節都能給人以純天然氣息。簡潔的歐式風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實用裝飾能更好地迎合中國人的口味，而且在設計的要求上也并十分嚴格，簡歐風格只要求具有歐式裝修的元素符號在設計中體現即可，例如歐式門、羅馬柱的運用等。

中國室內設計的現狀及問題在我國，由于商業目標驅動、經濟預算的限制和行業干預等因素的制約，造成室內設計與建筑設計的聯系被阻斷，室內設計師和建筑設計師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再加上許多室內設計師在設計的過程中一味地追求設計的個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設計師的意圖和建筑作品的內涵，導致建筑風格和設計風格的嚴重脫節。然而建筑物整體的文化氣質實際上是由室內設計和建筑設計共同構成，建筑風格和設計風格的脫節會導致建筑風格的畸形，無論對于建筑設計還是室內設計的發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設計過程中應加強室內設計師與建筑設計師的交流。

建筑設計中的外部造型、內部空間劃分、整體結構等，都為室內設計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條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內設計中的功能布局、空間氛圍、家居裝飾等則完善了建筑物的整體功能。

作者：楊柳 單位：廣西華藍建筑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文化論文:圖書館建筑文化探討

1圖書館建筑文化概述

1．1圖書館建筑文化圖書館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圖書館建筑所展現出的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圖書館建筑文化的歷史沿革古代西方圖書館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最為著名，從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風格與神殿相似。中世紀以來，西方圖書館的建筑風格具有了明顯的歐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學聯系緊密，外觀高大宏偉，體現出一種莊嚴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兩個時期的圖書館建筑具有封閉性［5］，而近代圖書館由于經歷了從藏到用的思想的轉變，圖書館建筑文化也隨之向多元化、人性化發展［6］。國外著名的圖書館建筑有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中國古代的圖書館建筑也可稱為藏書樓建筑，往往與宮殿、寺院、書院、私宅等建筑融為一體，建筑秉承傳統儒家思想，內部結構方正，布局對稱，體現的是一種沉穩、樸實、莊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從20世紀初中國出現公共圖書館開始，圖書館建筑也突破了藏書樓的模式，增加了閱覽室等讀者活動場所，藏閱并重。建筑風格既體現了中國傳統和諧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開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紀80年代開始，圖書館建筑發生重大變化。從封閉空間轉變為開放的形態;從注重藏書到以人為本的建筑環境;從單一的建筑風格到營造富有文化藝術神韻的自由化、多樣化氛圍。代表性建筑有國家圖書館，深圳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7］。

1．3現代圖書館建筑文化現代圖書館建筑文化也是與現代圖書館服務理念一脈相承的。充分滿足讀者的需要，實現舒適便利的建筑環境成為現代圖書館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現有:人性化的建筑設計，先進的技術設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穎化、有特色的外形藝術。總之，現代圖書館建筑正在將審美性與實用性有機結合起來，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蘊，又有實用功能，外形與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發展。21世紀以來的圖書館新館建筑在外觀上更加新穎，功能上更加完備，代表性建筑有美國西雅圖圖書館、德國赫頓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等。

2融合服務理念的圖書館建筑文化現狀分析

筆者選取了兩個2000年之后建成的圖書館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東圖書館代表了目前中國圖書館的發達水平，陜西省圖書館能夠代表西部省級圖書館的發展狀態，前者采取網絡調查，后者采取實地調查。通過這兩個2000年后的新館的情況，對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務理念，效果如何有一個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東圖書館

上海浦東圖書館秉承“以人為本，文化立館”的服務理念，建筑文化呈現多元化、生態化、人性化的特點。首先，其建筑造型為“懸空大書柜”，內部采用“全開放、大開間、少間隔”的藏借閱一體化布局，裝修風格為圖書館整體營造出“書山、浮云、棧橋、空中花園”的氛圍［8］，力求將現代感與文化感相結合，體現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館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結構，綠色環保，內部采用冰蓄冷技術節電制冷，雙層呼吸式幕墻對流空氣，體現生態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點從整體布局到具體細節中都可見一斑，例如閱覽區的大臺階造型，讀者可坐在上面讀書;扶手電梯、直達電梯，樓梯的合理安排，同時設有坡道，方便殘疾人通行;還有讀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開關閱覽桌上的小臺燈。浦東圖書館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第一，為了營造“書山”的文化氛圍，書架設置過高，造成高層的書取閱困難。第二，連接三四樓借閱室的樓梯臺階有兩種高度，中間落差低，兩邊落差大，且沒有扶手，會造成老人、兒童的安全隱患。

2．2案例2———陜西省圖書館

陜西省圖書館以“讀者第一，服務至上”、“真誠服務讀者”為服務理念的核心內容，力求傳達出兼具歷史感與現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觀主色調為米色，樓群的頂、檐、柱等部位設計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現古風，半開敞的廣場形態又給人以開放的現代感。同時，為了體現實用性和人文關懷性，圖書館將借閱區和輔助功能區(報告廳、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與借閱區隔離，以防影響閱讀環境。針對弱勢群體，圖書館設置有殘疾人專用坡型入口、殘疾人專用電梯和衛生間、以及視障閱覽室。在實地調查中，筆者在觀察中和與讀者的交流中還發現了陜西省圖書館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樓的借閱區只安排了樓梯和直達電梯，沒有扶手電梯，并且直達電梯每層只有一個，等候時間長，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習室的空間較小，幾乎所有來省圖自習的人都有排隊搶座位的困擾，而且自習室與樓梯之間沒有設置專門的通道，館內人員走動、交談、打電話嚴重影響其他人讀書。第三，通風換氣設施不夠完善，館內稍顯悶熱。

2．3案例綜合分析

2．3．1對兩館的比較分析

通過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圖書館新館建筑無論是在造型上還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點，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識地融入了服務理念，主要表現在:(1)兩館在外觀上都體現著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東圖書館凸顯了海派文化的開放性、交融性、創造性的特點和都市應有的現代感，陜西省圖書館蘊含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與時俱進的進取特色。(2)兩館都注重將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處處融入建筑中。全開架式的布局能夠滿足讀者以用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區滿足了讀者多樣化的需求;另外，兩館都考慮到了弱勢群體。從圖書館建筑的角度來說，陜西省圖書館與浦東圖書館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讀者空間有些狹窄，不能與實際到館的讀者人數相稱;樓梯、電梯等輔助設施安排過少等。這也反映出了現今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圖書館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資金的限制，觀念的落后，政策的差異等。

2．3．2存在問題

從以上兩個案例中可以看出，現代圖書館建筑在融合服務理念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1)建筑文化中雖然已經融入了一些服務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設計中，并且大多數是從建筑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從圖書館學讀者服務的角度出發。(2)建筑文化只關注了審美性和藝術性，沒有考慮到實用性，或者說是在審美性與實用性發生沖突時舍棄了實用性，造成圖書館建筑的“只求奢華，不求實用”。

3將服務理念融入圖書館建筑文化的實現方式

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筆者認為，要將服務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圖書館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圖書館建筑的選址、外觀、布局、環境等方面都體現到。

3．1圖書館建筑選址———人文關懷的服務理念

圖書館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選址的問題。圖書館的地理位置選擇除了要根據各地的總體規劃和實際情況進行考慮外，人文關懷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著力點。以公共圖書館為例，首先，便利讀者的原則使得圖書館要選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為了保證一個良好的閱讀環境，不能將圖書館建在嘈雜的中心鬧市區。所以通常公共圖書館都會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對安靜區，如中國國家圖書館建在紫竹園公園的旁邊，日本的東京都立圖書館也選擇鬧市中的公園邊作為館址。

3．2圖書館建筑外觀———開放包容的服務理念

現代圖書館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著開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們在關注某一圖書館時，首先就是通過外觀造型來體會出圖書館建筑的文化內涵的。圖書館建筑的外觀傳達的不僅是一種美妙的神韻，而且體現著文化內涵和服務理念。現代圖書館理念認為:圖書館是向人民群眾傳播知識和先進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會的，開放的、包容的、綜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詩人博爾赫斯曾說“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10］，圖書館外觀設計的理念在給人以美觀享受的同時，還體現出一種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內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種親和力，一種親近感，讓人覺得那就應該是天堂的感覺。例如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主體建筑為圓形，整個傾斜的圓面暗示了古埃及傳統神話中太陽升起的形象，同時表達出的是圖書館開放迎接讀者的理念［11］。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老館建筑外觀具有民族風格，顯示的是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及國家的氣魄。新館追求的是歷史文化的現代演繹。外觀造型的三部分分別寓意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來［12］。

3．3圖書館建筑布局———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

3．3．1空間布局

在現代以讀者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的影響下，藏借閱一體化的大開間布局是圖書館的主流布局方式。圖書館倡導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資源的權利，相應地采用最大限度的開放空間，并且各閱覽室之間相互貫通，給讀者營造一種開放、平等的氛圍。

3．3．2功能區設置

圖書館建筑是功能復雜、內容繁多的一種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對象、不同類型的閱覽室及房間有機的組合成一個整體，達到方便靈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設計時進行合理的功能分區。現代圖書館在功能區的建筑設計中秉承的是靈活、便利、適應的建筑文化，這恰好符合讀者閱覽服務的“一切方便讀者”、“讀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體表現為:閱覽就近面向讀者，書庫靠后;節省讀者的時間，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達所需位置;公共活動區域與讀者區分開以保證安靜的閱讀環境等。

3．3．3弱勢群體

隨著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發展，圖書館在為弱勢群體提供特殊服務上也取得了很大進展。圖書館對弱勢群體的關注體現了圖書館的人文關懷。所謂圖書館的人文關懷主要是指對讀者自身存在和發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識需求和精神心理問題的關注、探索、指點和解答，為讀者的文獻需求提供保障并營造一種充滿人性化的讀書環境［13］。而圖書館為弱勢群體設置專門的閱覽室，配備殘疾人專用通道、電梯甚至衛生間等措施也同時反映出了圖書館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圖書館建筑環境———綠色環保的人性化服務理念

圖書館是公益性機構，在建筑文化中引進綠色生態理念顯得更為重要。在環境問題成為人類社會日益關注的問題的今天，建筑學也越來越注重建筑物的環保生態特征。圖書館建筑作為文化建筑的范疇，也必然要關注并施行綠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節能的建筑理念。從服務角度來說，綠色環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務理念的體現。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證環保和節能的一個有效的方法。目前應用于圖書館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陽能和地熱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風和采光體現了節能環保的理念。風能是一種可再生的，取之不盡的能源，因此圖書館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風，一方面可以節約空調等設備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讀者處于更為舒適的通風環境中。此外，圖書館的光線應該要達到最適合人眼讀書的限度，既不能過暗也不能過亮。因此在圖書館的光線處理中，要合理調整自然采光與人工照明的比例，在開架閱覽區可以自然采光為主，一些要求較高的特藏區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實際情況靈活作出調整［14］。這些不僅為圖書館減少了能耗，還為讀者提供了更加舒適的閱讀環境;實現了綠色環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為本的服務理念的統一。在細節方面，擺放在館內的綠色植物會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也為讀者營造出一種親近自然的氛圍，使圖書館建筑更加低碳節能［15］。

3．5注意的問題

圖書館事業是公共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圖書館建筑的好壞與資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開的。我們看到的情況是，中國發達地區的圖書館建筑外形美觀，內部實用，而落后地區的圖書館連基本的購書經費都不夠，更不用說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圖書館能夠很好地表現出融入服務理念的建筑文化，資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然而，并不是說資金是保證優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國家和政府越來越重視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一座座新的圖書館建筑拔地而起，成為城市、學校、乃至國家的標志性建筑物。我國自21世紀以來，凡是新建成的圖書館，其建筑無一不是高大宏偉的，省級圖書館建筑面積都在2萬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統、科研系統、軍隊系統也紛紛投建新館［16］。各類新建的圖書館都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大”。“大圖書館”很氣派，可讀者使用時卻會發出種種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館內查書、看書、借書費時費力等。相比之下，美國哈佛的圖書館建筑雖然不高，但它們散布在學校之中，學生們根據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圖書館，十分方便。哈佛大學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圖書館精神，即與哈佛大學精神一脈相承的“追求真理，獨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見，圖書館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務理念，才能被讀者接受。

4結語

圖書館建筑文化包含著多種內涵，它彰顯著時代氣息，體現著地域特色，更顯示著民族品質。這些內容通常是先通過建筑的外觀造型、內部布局裝修等靜態因素展現的。而要深入地體會這種建筑文化，還要借助于動態的服務理念。現代圖書館所孜孜追求的以人為本、讀者至上、多樣化等服務理念的實行，都會推動圖書館服務的進一步提升。圖書館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這些關注人、關注服務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個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種內在的東西，它要通過人們內心的感受去發掘。圖書館不能成為一座僅被稱為“圖書館”的建筑，圖書館必須具備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擁有了活的靈魂，才能成為讀者滿意、社會認可的圖書館。

作者：李曦 單位：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談中西建筑文化的結合

儒釋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觀念體現在古代建筑實踐上又有一定區別:儒家將三綱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當中，特別是用綱常思想嚴格規范和約束宗祠建筑;佛教則把慈悲友善意識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輪回教義掌控和規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將地闊方圓的宇宙觀和返璞歸真的自然觀融入建筑理念，強調建筑物我一體、主客無間、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為道家思想重要組成部分的易經對于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較為深遠和廣泛，時至今日風水意識(術語為堪輿之術)無論在鄉村還是在都市還在或隱或顯地左右著建筑發展。過去我們一直都把風水意識作為封建迷信加以撻伐和批判，但是堪輿之術的確含納著濃郁的天人合一意識，不僅不應加以否定甚至應當通過堪輿之術來彰顯現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題。在一個社會結構處于超穩定的文化環境里，無論儒家、佛家還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識、自然意識和和諧意識熔鑄在建筑中，使中國古代建筑在漫長時間里律動著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質同構的基調，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環境與社會結構的協調，凸顯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間組織的集聚性、層級性和教化性，強調建筑氤氳著以綱常為統領的倫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際關系的契合，講究以家庭院落為基點，街坊鄰里為載體，社區地域為依托的社會網絡系統;三是注重建筑環境與人文精神的統一，倡導外在屋頂、斗拱、柱廊與典籍、詩文、書畫的巧妙融匯、虛實相生。總之，中國古代建筑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具象表現，是民族人文傳統的物化表征。盡管歷經無數次社會變革動蕩，經過多個封建王朝輪換交替，建筑活動和建筑風貌均未發生實質性調整和根本性改變，中國傳統文化獨具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塑造的建筑審美觀念漸趨嬗變為一個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封閉體。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歷史并不總是只向人們呈現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進與保守等正反兩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長中推進的，是在諸種錯綜復雜的歷史變量的交織重疊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接踵而來，不自覺地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為文化重要載體的建筑，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環節。公元1581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途徑澳門抵達中國廣東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慶，并于次年在肇慶建造了我國境內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從此在中國粉墨登場。從明季萬歷年間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長歲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持續地產生影響。這期間除了傳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諸多教堂、鐘樓、天象臺等西方建筑外，還對中國傳統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揚州畫舫錄》記載了西方造景手法在當時揚州園林設計和構建中的具體運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園的布景技巧;《紅樓夢》描寫劉姥姥在賈寶玉臥室中見到一面大鏡子，這面鏡子是純正西方建筑的室內裝飾用品。另外，在天津、廣州、揚州、武漢等開埠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風格逐漸在當地商鋪和民居上落腳駐足，成為一些開明士紳追求的房屋式樣。這期間個別封建皇帝也開始接受和認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許甚至支持傳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乾隆啟用王致誠、郎世寧等傳教士建造的圓明園［3］，其中長春園中的一組西洋樓全部借鑒了歐洲宮廷建筑風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國洛可可式建筑有機結合體。這組西式建筑包括諧奇趣、蓄水樓、養雀籠、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三套大型噴泉和十幾個庭園，這些單體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門窗、扶手、平臺、臺階、雕刻等均由傳教士親自設計并監督工匠施工，這一建筑群與中國傳統園林建筑相反，體現出軸線控制的特點和均齊對稱的特征。由于明清兩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國自居，對傳教士從事西方建筑文化傳播和實踐活動既適度支持又嚴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這一歷史時段內并未對中國傳統建筑產生太大影響，僅僅停留在局部領域和表象層面，在當時國人眼中，西方建筑與利馬竇跨洋越海帶來的自鳴鐘毫無二致，被納入“奇技淫巧”的范疇，只能作為欣賞和把玩的對象而已，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過程中，國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視態度，而西方人則處于被動拘謹的尷尬處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從總體發展趨勢來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態一樣，其演進的基本軌跡是從相對獨立的民族文化經過與別樣建筑文化的交流交匯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傳統社會中，受思想觀念閉隘、生產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單一、觀察世界的視角視野狹仄等因素的羈絆和束縛，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圍內交流融匯幾乎不可能，各國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對獨立地存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社會大生產與范圍不斷拓寬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換市場的確立，開辟了各個國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匯的嶄新時代。這種建筑文化的交流交匯有時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進行的，有時則是通過野蠻的武力征服和強硬的殖民統治來實現的，近代中國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無疑是后一條道路。19世紀20年代以前的中國，建筑文化仍沿襲舊時規范，西方建筑在彼時的中國僅為新異之物，中國傳統建筑體系尚未從根本受到侵襲和損害。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以后，伴隨西方列強對中國土地的分割和占領，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西方文化通過各種渠道和途徑傳入中國，西方建筑文化大舉進入且安營扎寨逐步改變了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獨撐天下的局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審美觀念的有力挑戰和巨大沖擊。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為了滿足經濟社會深刻變革對建筑領域的新要求以及順應西方近代工業文明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在設計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術等方面進行接軌和融合就成為一種歷史必然。

與中國傳統建筑文化求穩不同，西方傳統建筑文化是在求變中演進的，無論建筑式樣、建筑結構、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斷地調整著變換著更新著。從2500多年前古希臘雅典衛城上建構起的第一批神廟開始，期間經歷了古羅馬、拜占庭、中世紀、文藝復興、巴洛克等發展階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規則，并且創造新的規則”，呈現出以人性化神本化為旨歸的多種形態。西方這種體現宗教神靈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對中國建筑的浸潤、滲透和交融，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傳統建筑的風貌，使中國近現代建筑向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的繁復圖景靠攏和轉換。如前所述，最早出現在中國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傳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據至高無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絕大多數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傳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傳教士義不容辭的職責，而傳經布道的場所就是神圣肅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應該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時，由西方傳教會出資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順治、康熙時期對建造教堂比較寬容，雍正皇帝君臨天下后立即頒布“教禁令”，已經建造完畢的教堂被關閉停用，后來個別教堂被官府和民間棄絕和焚毀。鴉片戰爭結束后，攝于英、法、德等國的威逼和脅迫，滿清政府不得不對雍正頒發的“教禁令”予以廢除，京內外被關停廢棄的教堂重新發還教會，以此為發軔和肇端，各種各式的西方教堂開始在中國各地不斷涌現，僅1843年一年英國人就在廣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這些教堂絕大部分為西方教會組織或神職人員出資修建，因此，近現代中國的天主教堂幾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樣為主，而最為流行的當屬哥特式風格。神學美學認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將人在俗世間對上帝的尊奉和向往，變成基督對人顯示其存在的特定場域。特別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內蘊豐贍外觀壯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間，猶如自然界一片幽謐的森林，為篤誠虔敬的心靈埋下信仰的種子。在中國較早出現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當屬1910年由英國建筑師W．M．Dowdall設計、法國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匯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庫教堂，雖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國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為中國人，但教堂建筑風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該教堂的規模不如徐家匯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當然并非所有在中國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爾濱索菲亞教堂，是如今中國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堂。

如果說教堂建筑彰顯的是純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羅棋布于中國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則包蘊或多或少的中國建筑文化元素，不僅富有一定的實用功能，而且呈示著中西合璧的意蘊。換言之，盡管教堂在中國出現得較早而且數量較多，但其畢竟只是扮演著心靈寓所和精神港灣的虛妄角色，對中國饞涎欲滴的西方列強們絕不甘于在用船堅利炮打開大門的古老東方國度里建造若干謀虛逐妄的教堂，他們的真正目的是竊取這塊土地上的資源和財富，充填殖民者無比貪婪的胃口，因而這一時期比教堂規模更大、比教堂數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與興辦實業搭界的商業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東陸家嘴路的陳桂春商行是一個綜合中西建筑文化優長的復合性折中式建筑，該商行是一座四進三院的宅邸，院內空間格局呈方塊型，軸線對稱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屬于典型的中國式院落。但正房兩端的開間采用西式風格，如天花板、地板、衛生間、百葉門都吸納了西方裝飾手法，兩側廂房鑲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間空廊的兩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頭加以裝飾，與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達到中西建筑藝術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爾濱中央大街上的馬迭爾賓館，建筑的立面處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過對門窗、陽臺、女兒墻和室內穹頂的設計裝飾體現出“新藝術”風格。而對陽臺和女兒墻的設計則運用中國傳統建筑模式，特別是女兒墻以磚砌體為主，以柔軟、靈動的曲線勾勒出極具氣勢與動感的造型，整個建筑仿佛具有鮮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國歷史悠久、積脈深厚，歷朝歷代不同級別的行政官員都有自己的辦公用房———衙府官邸。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屬于典型的中國傳統建筑。鴉片戰爭已降，西方建筑多層式樣的引進使中國一些城市開始發展多層樓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為基礎，設計建造將西方建筑特色與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相結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國人CharlesDavisJameson設計建造了外務部迎賓館，該賓館大門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風格，但大門外兩側擺放了兩個碩大石獅，兩旁毗連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紅墻，整個建筑儼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國衙門。

如果對建筑最初功能進行追本溯源，不難發現無論是中國建筑還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類居住的場所，是人們遮風擋雨、休憩飲食的場地。中國進入近現代后，社會生活結構和人們生存方式發生很多變化，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西方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民居交匯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間結構，這方面以清朝咸豐年間我國近代城市建筑發展中出現的里弄式民宅為顯著標志。里弄式民宅盡管在國內很多城市都有其蹤影，但最集中的城市當屬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誕生于19世紀初，其最初形態就是模仿西方聯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和居民對安全需求的日趨強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磚木立帖結構的石庫門民宅所取代。這種里弄式民宅屬于單體建筑，其平面結構雖然繼承了中國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點，并兼具中國江南傳統民居的優長，但在整體布局上仍然借鑒西方聯排式建筑式樣，所以，從外貌特征對其審視應是西洋建筑，從綜合效能對其衡量應是中西聯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這種石庫門住宅在上海又出現新的升級版，即建筑材料由磚木混合改為單純的石磚，同時在建筑體外立面上增添了陽臺，安全系數和整體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內部仍保持歐洲聯排式條狀住宅格調，門面裝飾也賦予更濃郁的西洋化風格;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這種石庫門住宅再次演變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現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適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謀求商業利益成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義。這一時期的里弄民宅為今天人們所熟知的就是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現上海興業路76號石庫門。

三、進入現代后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主動吸納

從文化學的視野來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臘理性主義和希伯來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兩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義文化精神尤為重要，它不僅哺育了燦爛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也支撐著整個西方現代文明。作為西方現代文明的主導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術理性主義，直接導源于希臘的古典理性主義，是傳統理性主義同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精神及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體，它不僅直接構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內在機理，而且成為西方建筑藝術被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主動吸納的文化誘因［5］。如果說鴉片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國落地生根是列強欺凌、殖民統治的結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別是“”以后中國政治經濟開始步入現代史軌道，基于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渴求和時展的需要，中國對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鑒采納開始持積極主動的姿態，于是乎20世紀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動在中國沿海和內地迅速鋪展開來，僅僅十幾年時間內眾多不同流派、不同風格、不同功能、不同類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國被建造出來，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義精神和現代科學技術為內核的現代建筑，以此為轉折點，中西建筑文化開始了實質性的融合，中國傳統建筑體系發生根本性變化。表現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鋼材、水泥和鋼筋混凝土等純金屬材質被大量進口并廣泛應用于建筑領域，先進的技術和手段的運用使中國近代建筑開始向現代建筑轉軌變形;表現在軟件方面，中國建筑工匠們“師夷長技”，自覺學習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動接受相關專業訓練，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領。在軟硬件雙重作用下，現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嶄露頭角演化為現代的大放異彩，具體表現就是在大城市中磚木結構的中國傳統建筑日漸讓位于鋼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斷增高的高樓大廈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間，快捷舒適的室內設施逐漸淘汰機械手動的設備。例如，1932年由中國商人顧聯承建造的上海的百樂門舞廳和1928年由中國商人高永清與美國人亞伯特?華納建造的大光明電影院，不僅采用當時最新型的現代建筑材料，而且體內裝修及設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進的模式與技術，二者代表了當時中國現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發展不能用邏輯來判斷和推測，有時要被政治事件和社會動蕩所打斷和阻隔。就在西方現代建筑思潮開始全面影響中國建筑領域時，中國社會進入了為期八年的抗戰戰爭和為期三年的解放戰爭，西方現代建筑在中國的發展舉步維艱甚至扭曲畸變。

1937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三省很快便淪落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這塊日頑鐵蹄踐踏蹂躪的土地上，經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進行了有限度的建設，尤其是在作為偽滿“新京”的長春，由日本建筑師設計的偽皇宮和偽滿“國務院”，將西方古典建筑符號，東洋帝冠式屋頂和中國古代牌坊等因素進行雜糅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倫不類的殖民建筑，是中國被屈辱遭奴役的歷史見證。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時期，由于戰爭初期敵強我弱，中國政治中心和軍事、經濟、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轉移，導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別是作為陪都的重慶人口數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發對居所的需求，產生大規模的建筑活動在所難免。但受經濟拮據、資金緊張、臨時避難、躲避空襲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在重慶、貴陽、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設的辦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結構單調、材質單一、風格雷同、設施簡陋，除了極少數為西方現代建筑，絕大多數又回歸中國傳統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戰爭期間，國共兩黨動員轄區所有資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戰事，建筑發展幾乎停滯不前，甚至很多優秀的古建筑和現代建筑毀于炮火，中國近現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過山車”一樣，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躕而行。

簡要回顧和概括總結近現代中國傳統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歷程和整合成效，對于處于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具有很大啟發:無論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對于文化消費時代具有多大價值，那都將是我們在未來的文化消費時代中才去思考的問題，而在當下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我們切不可過分看重中國傳統建筑文化對建構城鎮化的意義，而應當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拒斥力。換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更緊迫地要求我們不能再用固執的道德尺度和濃重的歷史情結，企圖超越歷史階段地揚棄城鎮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對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當今時代，我們應該以包容的胸襟、開闊的視野和豁達的心態對待和接納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內的一切先進文化，正確處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關系，既要弘揚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優秀質素，又要摒棄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將二者統一于推進城鎮化的實踐中。

作者：徐群英 單位：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 藝術設計與人文系

建筑文化論文:建筑文化遺產價值思考

對建筑文化遺產內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價值屬性。由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遺產，因而極為強調遺產的“突出的普遍價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對于世界各國而言，在本國范圍內，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價值要素的建筑遺產才值得保護，才具有保護的理由與合法性。“一部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史，其實也是對遺產價值的認識史。”[3]對于建筑文化遺產價值的認識，是長期以來人類建筑保護歷史進程演變的結果，是各種價值觀念不斷變遷與相互較量的結果。在神學性思維支配的古代社會以及中世紀，建筑遺產的價值主要與特定的宗教象征意義、崇拜和教諭功能、傳遞宗教記憶相關聯，受到保護與修繕的建筑遺產往往是那些視作神圣的遺物或神的居所之類的建筑遺產。而且，由于人們重視的是建筑遺產的精神膜拜價值而非完整的物質實體形態，因而建筑遺產即便成為廢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對建筑遺產價值的認識方面，作為揭開現代歐洲歷史序幕的文藝復興時期，標志著一種重要的轉變。這一時期除了給予建筑遺產的藝術價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視外，尤為重要的是，開始形成一種新的歷史觀，即視歷史的演變為一個有始有終的過程，認為“現代”是過去各個時代進步累積的結果，于是人們重新開始欣賞古代的優秀遺產，這為遺產保護奠定了強有力的思想基礎。16至19世紀的歐洲，經歷了啟蒙時代與法國大革命的洗禮，由傳統社會的神學性思維發展到現代社會的理性思維，開始用多種價值觀來衡量前人留下來的建筑遺產，并逐步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與文化遺產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許多有關建筑遺產的價值觀念都要受到理性邏輯的考察，不再純粹基于一種美學上的價值，獲取有關詳盡的歷史事實變成了價值追尋的目標，歷史性建筑的修復開始被視為一種科學活動。從此，“對建筑遺產文獻價值、史料價值的推崇從19世紀末開始占據了建筑遺產保護的舞臺，而且至今仍有著強大的影響力。這種觀點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們認為只有那些具有歷史證言性質的建筑遺產才是值得保護的，而且保護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歷史證言的真實性，故此，最好的保護方式就是將建筑遺產‘木乃伊化’、‘標本化’。”[4]強調遺產歷史真實性、客觀性和完整性的價值觀，經過不斷的細化與完善，得到1964年通過的作為建筑遺產保護公認的綱領性文件——《威尼斯憲章》的貫徹，強調傳遞原真性的全部信息為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職責。1979年，澳大利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在巴拉會議上通過的《保護具有文化意義地方的憲章》（簡稱《巴拉憲章》），則突出強調遺產的文化價值，引領世界建筑遺產保護的基本價值觀轉向對文化價值的高度重視。近幾十年，建筑遺產保護工作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隨著遺產價值觀念的變化，建筑遺產保護對象的范圍不斷擴展，對建筑遺產保護的價值觀與哲學基礎的討論也頗為活躍。

國際建筑遺產保護界專家尤嘎?尤基萊托（JukkaJokilehto）說：“現代遺產保護中的主要問題是價值問題，價值的概念本身就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5]雖然每個時代對建筑文化遺產價值要素、價值類型的強調各有側重，但總的說來建筑文化遺產呈現出多重性、多元化的價值要素，尤其是當代國際遺產界對遺產價值認識已有了多方面擴展，則是不爭的事實。具體而言，建筑文化遺產的價值要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價值要素

遺產的本義是指已經過世的前人留給后人的東西，或者更寬泛地說是人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從這一基本意義上看，以時間性要素為前提的歷史價值是遺產固有的“存在價值”，時間屬性對于建筑遺產價值的高低是至關重要的，是構成建筑文化遺產衍生價值的重要變量。“只有歷經幾個世紀滄桑之變，熏黑的橫梁上留下了歷史的印記之后，這個古跡才會令人肅然起敬。”[6]法國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說的這句話不無道理。建筑遺產的歷史價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其獨特性在于它可以通過實體形態直觀地呈現和展示曾經流逝的歲月印記，以延續我們對歷史的記憶，并有助于我們理解過去與當代生活之間的聯系。沒有物質性表征的記憶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遺產作為存儲和見證歷史的具象符號，藉由時間向度的歷史敘述，突顯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體記憶功能。對此，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曾感嘆，沒有建筑，我們就會失去記憶，“和活的民族所寫的及純潔的大理石所承載的相比，歷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圖像又是多么毫無生氣！——有了幾個相互疊加的石頭，我們可以扔掉多少頁令人懷疑的記錄！”[7]《威尼斯憲章》開篇也說：“世世代代人民的歷史古跡，飽含著過去歲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為人們古老的歷史活的見證。”[8]在建筑遺產保護理論中，與歷史價值緊密相關的一個價值要素，是所謂“年代價值”或“歲月價值”（agevalue）。明確提出“年代價值”概念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著名藝術史家李格爾（AloisRiegl）。他在《對文物的現代崇拜：其特點與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詳細闡述了文物的多重價值要素。他首先將文物的價值要素劃分為兩大類型：即紀念性價值與現今的價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紀念性價值包括歷史價值、年代價值和有意的紀念價值。李格爾認為，研究紀念性價值，必須從年代價值著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觀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價值”，“年代價值要求對大眾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殘缺不全，它的形狀與色彩已分化，這些確立了年代價值和現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間的對立。[9]關于文物的歷史價值（historicalvalue），李格爾認為，它“產生于某一領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類活動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狀態越是真實可信地保存下來，它的歷史價值就越大：解體與衰敗損害著它的歷史價值。”[10]由此可見，年代價值主要來自建筑遺產上的歲月痕跡，是時間流逝所衍生的一種價值，本質上是審美性的情感價值，“年代的痕跡，作為必然支配著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規律的證明，深深打動著我們”，[11]不需要聯系建筑遺產本身的歷史重要性、真實性來衡量。但是，對歷史價值的判斷，則要求其能夠真實可信地代表過去某個特定的歷史事件、歷史瞬間或歷史階段，尤其是強調其所體現的歷史真實性。

2藝術價值要素

幾乎在所有的建筑遺產保護的國際憲章、法規和相關文件中，除了遺產的歷史價值，被反復強調的一個價值要素便是藝術價值。1890年意大利羅馬成立了文物古跡藝術委員會，該協會將文物古跡定義為：“任何建筑物，無論是公共財產或私有財產，無論始建于任何時代；或者任何遺址，只要它具有明顯的重要藝術特征，或存儲了重要的歷史信息，就屬于古跡范疇。”[12]1931年《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第三條強調提升文物古跡的美學意義，《威尼斯憲章》第三條則指出：“保護與修復古跡的目的旨在把它們既作為歷史見證，又作為藝術品予以保護。”[13]藝術價值如同歷史價值一樣，是遺產的核心價值，對于判定建筑遺產價值的高低至關重要。無論從藝術起源的角度，還是藝術功能的角度，建筑確鑿無疑的是一種藝術的類型，而且它在“藝術大家庭”中還扮演著不同凡響的角色。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所以我們在這里在各門藝術的體系之中首先挑選建筑來討論，這就不僅因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質）就理應首先討論，而且也因為就存在或出現的次第來說，建筑也是一門最早的藝術。”[14]作為一種藝術的建筑，具有藝術價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實際上，建筑遺產保護中所指的藝術價值，主要是指遺產本身的品質特性是否呈現一種明顯的、重要的藝術特征，即能夠充分利用一定時期的藝術規律，較為典型反映一定時期的建筑藝術風格，并且在藝術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審美感染力。奧地利學者B?弗拉德列教授認為，建筑遺產的藝術價值包括三個方面：即藝術歷史的價值（最初形態的概念、最初形態的復原等）、藝術質量價值和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包括古跡自身建筑形態的直接作用與古跡相關的藝術作品的間接作用。）[15]從寬泛的意義上說，與藝術價值要素相關聯的一個概念，是所謂的美學價值或審美價值（aestheticvalue）。作為一種造型藝術的建筑，往往會通過點、線、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對稱與均衡、比例與尺度、節奏與韻律等結構法則，使人產生美感，并使建筑達到或崇高、或壯美、或莊嚴、或寧靜、或優雅的審美質量，這便是建筑所體現出的美學價值。尤其要強調的是，理解建筑遺產的美學價值不能將建筑遺產從其現實環境中孤立出來，還應考慮其周圍的環境與氛圍，只有兩者和諧時，才能共同呈現出更大的美學價值。艾倫?卡爾松（AllenCarison）說：“對每座建筑、每種城市風景或景觀，我們都必須根據存在于建筑物內部以及該建筑物與其更大環境之間的功能適應關系欣賞，不能做到這一點，便會失去許多審美趣味與價值。”[16]實際上，建筑遺產的藝術價值在當代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藝術特征和審美問題。從廣義上看，建筑藝術的功能和社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建筑藝術價值的范疇。

3科學價值要素

科學價值如同歷史價值、藝術價值一樣，是有關建筑遺產保護的憲章、準則和相關文件中普遍強調的重要價值要素。1931的《關于歷史性紀念物修復的雅典憲章》不僅重視提升文物的美學意義，也強調了保護歷史性紀念物的歷史和科學價值。我國的建筑遺產保護工作中也一向重視遺產的科學價值。2000年通過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第三條明確指出：“文物古跡的價值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所謂科學價值，主要指建筑遺產中所蘊含的科學技術信息。不同時代的建筑遺產一定程度上代表并體現著當時那個時代的技術理念、建造方式、結構技術、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藝，進而反映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成為人們了解與認識建筑科學與技術史的物質見證，對科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例如，被譽為我國國寶建筑的晉祠圣母殿，不僅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構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術中“柱升起”、“柱側腳”和“減柱法”等建筑技法，對于研究我國宋代建筑技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依據。其實，從更廣的視角看，建筑遺產所蘊含的科學技術信息，不過是建筑遺產所攜帶的歷史信息的一部分，對遺產科學價值的理解必須聯系其歷史價值，因而科學價值實質上是歷史價值的一種具體表現。

4文化教育價值要素

文化價值本身是一個極為綜合的概念，我們以上所闡述的三種價值，即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都是文化價值的不同體現。1987年頒布的《<世界文化遺產公約>的實施守則》中，提出了文化遺產價值的四要點，即原真性、情感價值、文化價值與使用價值。其中“文化價值”包括文獻的、歷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的、審美的、建筑藝術的、城市景觀的、地景的和生態學的、科學的等九個方面。[17]筆者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價值”，區別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價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遺產所提供給人們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會教化價值、文化象征與文化敘事等方面的價值要素，本質上是一種精神價值。建筑遺產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種“無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營造獨特的教育環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對于其他建筑類型，文化景觀類建筑遺產所儲存的文化信息量更為豐富，政治的、歷史的、思想的、倫理的、美學的無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觀類建筑中，紀念性建筑遺產具有形式與內容的雙重紀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內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體，尤其是為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直觀的物質環境。因此，《關于建筑遺產的歐洲憲章》中說“建筑遺產在教育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非言過其實。同時，建筑遺產還如同一本“立體的書”，是以空間為對象的特定文化活動，敘事在建筑藝術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通過象征手段和空間元素的媒介，建筑敘事把諸多文化形象與精神觀念表現在人們面前，從而讓建筑遺產能發揮“載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價值。

5經濟價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遺產價值，即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和文化教育價值，若按照戴維?思羅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學者的觀點，可統稱為遺產的絕對價值或內在價值（

intrinsicvalue），即它們獨立于任何買賣交換關系，是建筑遺產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現的價值要素。[18]將遺產的文化價值要素看成一種內在價值，顯示了文化價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簡單說它自身就是價值，不需要與其他價值的聯系或促進其他價值的生成而顯示其重要性。現代建筑遺產保護運動的發展，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價值拓展，便是對建筑遺產的價值認識從內在價值走向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或者絕對價值與相對價值）相結合的綜合價值觀，即將建筑遺產不僅僅視為一種珍貴的文物，同時還視為一種文化資源和文化資本（culturalcapital），從而將建筑遺產的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economicvalue）緊密聯系在一起。關于建筑遺產的經濟價值要素，荷蘭學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將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分為三個方面，即居住舒適價值（housingcomfortvalue）、娛樂休閑價值（recreationvalue）和遺贈價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遺產保護專家、亞歷山大圖書館館長伊斯邁爾?薩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則進行更為細致的界定。他將遺產總的經濟價值劃分為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而在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之間還存在一個選擇價值（OptionValue）[20]。薩瓦格丁對文化遺產經濟價值要素的理解頗為寬泛，不僅包括由遺產之使用而直接產生或間接產生的收益，如居住、商業、旅游、休閑、娛樂等直接收益和社區形象、環境質量、美學質量等間接效益，以及未來的直接或間接收益，還涵蓋了存在價值、遺贈價值等非使用價值。其實，嚴格說來，薩瓦格丁所說的使用價值中的間接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實際上屬于遺產的文化價值，而建筑遺產的經濟價值主要應指其直接的使用價值。建筑遺產的經濟價值本質上是一種衍生性價值，換句話說，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賴性價值，只有當遺產存在文化價值時，才能衍生其經濟價值，例如旅游經濟價值。

6結語

價值要素的共同考慮與區別對待建筑文化遺產具有多層次的綜合價值，主要分為兩大類別，即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其中，文化價值具有豐富的涵義，它包括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文化教育價值。厘清建筑文化遺產的價值要素，具有重要意義。正如陳志華所說：“為什么要保護文物建筑，就因為它們有多方面的價值，保護文物建筑，當然就是要保護這些方面的綜合價值。文物建筑保護的其他一切原則，都是從這里派生而來。”[21]需要強調的是，建筑文化遺產的價值并非文化價值要素與經濟價值要素簡單加和。在建筑遺產保護工作中，對各種價值要素要共同考慮，但又要區別對待。所謂共同考慮，即綜合分析建筑遺產保護中的各種價值要素，既不把某些價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認為存在強制性的理由來保護某些價值要素。所謂區別對待，指的是在多層次的價值要素中，應確定建筑遺產價值要素的優先序列，給予特定的價值要素以特別的權重。一般而言，遺產的內在價值優先于其外在價值，文化價值優先于經濟價值。因此，當地方政府與遺產經營者追求遺產所帶來的經濟價值與遺產本身的文化價值相沖突時，就應讓位于文化價值的保護與提升。因為，從根本上說，建筑遺產的文化價值不僅是內在價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經濟價值本質上是文化價值的衍生物，文化價值的保存與提升不僅是建筑遺產保護的首要目的，也是保護的重要手段。總之，通過分析與闡述建筑文化遺產所具有多重價值及其構成要素，有利于闡明其多維本質，更透徹理解建筑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正如戴維?思羅斯比所說：“如果這種方法（厘清文化價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對文化價值構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認識，那么它就為實際運用文化價值概念帶來了前進的希望，通過這種方法，其相對于經濟價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撐。”

作者：秦紅嶺 單位：北京建筑大學文法學院教授

建筑文化論文:地方建筑文化特點與價值

一、遼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對唐五代幽州的繼承

遼代實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5]。在漢族人為主的南京地區，遼地方行政制度與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軺錄》中記載當時的遼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罽賓、肅慎、盧龍等坊，并唐時舊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內外兩重城墻，內城亦稱子城位于外城（或稱羅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遼國，在其《上契丹事》中稱：“度盧溝河，六十里到幽州，偽號燕京。子城就羅郭西南為之。”南京城的城墻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墻重加修筑，并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遼史?地理志》載南京城墻“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北宋使臣許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記載了遼代末年南京城，“樓壁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這些都說明了遼南京承續唐、五代幽州城之舊，“城市結構并未改變，仍以十字大街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現出較強的滯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斷突出

在繼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時，遼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產生了重大發展。作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體現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專制皇權的宮殿區的出現和各種府邸建筑的增加。與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權的宮城的出現，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現了比較濃厚的宮廷文化內容。雖然在安史之亂以及后來的藩鎮割據過程中，幽州也曾出現一些模仿宮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亂中，安祿山“以范陽為東都，復其百姓終身，署其城東隅私第為潛龍宮。其第本造為同羅館，前后十余院，門觀宏壯，闈閫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堊之雕飾，僭擬宮室”。[7]但沒有形成比較集中的宮殿區。隨著陪都地位的確定，契丹統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興筑。例如，遼重熙五年（1036年），曾“詔修南京宮闕府署”。[8]此次修繕的對象，既有皇宮衙署，還包括一些寺廟。主持修繕工作的遼南院史兼檢校太尉韓栒的墓志稱“：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備清蹕之來臨，奚翠華之降幸。葺修宮掖，仰期飲鎬。崇飾祠寺，企望問峒。舉揚百司，支遣萬計。”[9]從中可見工程內容之多和工期之緊。經過不斷經營，形成規模較大的包括宮殿區和園林區的宮城。遼南京的宮城，又稱內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礎上改造和擴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宮城辟有4門，西為顯西門，南為丹鳳門，東為宣和門，北為子北門。入丹鳳門后，其北尚有兩道門。《遼史?地理志》稱：“內門（殿門）曰宣教……外三門（宮門）曰南端、左掖、右掖”。遼圣宗統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門為元和門，改南端門為啟夏門，左掖門為萬春門，右掖門為千秋門。宮城之中的宮殿區的位置偏于子城東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墻以外。宮城中有元和殿、昭慶殿、便殿、內殿、嘉寧殿、弘政殿、紫宸殿等，還有供奉遼景宗耶律賢、遼圣宗耶律隆緒御像的兩座御容殿。宮城內西南角建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子城西側為瑤池宮苑區。宮苑規模較大，瑤池中有小島瑤嶼，上有瑤池殿，池旁建有皇親宅邸。此外，遼南京還有大量的衙署機構及貴族府邸。作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質雖保持了原來的軍事重鎮和商業中心的職能，但區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顯現。遼代在南京既沿用舊制，又增設了不少機構。“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10]此外，南京城內及近郊還有永平館、于越王廨、城南亭、孫侯館等招待外國使節的場所。眾多的軍事、行政、財政衙署和各種專門為皇室服務的機構，以及親王、公主以及勛貴的府邸，構成了與漢唐以來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從而初步具備了京師的功能。

三、代表少數民族風格的建筑文化特征顯著

遼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襲漢制的同時，也比較明顯地體現出少數民族文化與習俗。遼代統治者雖然在不少方面學習、吸收漢民族的的文化，但對于一些契丹的傳統還是堅守的。“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為之稱號。”[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現了球場、涼殿、燕角樓、內果園、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貴族娛樂休閑的場所，城外還建有為數眾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漁獵的苑囿和離宮，如長春宮、延芳淀、華林與天柱二莊及瑤池殿等。這些注重騎射、親近自然的各類建筑，和契丹人長期游牧生活養成的習性是密切相關的。此外，遼人還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氈帳大多東向。史載：“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四樓門屋皆東向。”[4]在遼上京大內之中，不少宮殿氈房仍然保持著契丹傳統的東向朝日。北宋官員出使遼國時也見到，大內南門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12]南京的宮城由于受唐五代的舊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漢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觀念，宮殿皆南向，也以南門為正門。然而，宮城平時使用的只有東門宣和門。《乘軺錄》記載：“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其他三門不開，只使用東門，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實際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東為尚的朝日習慣是息息相關的。還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東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臺山的大覺寺即為遼代寺廟東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內部裝飾上，遼代宮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數民族游牧習尚之處。遼省方殿、壽寧殿等宮殿“皆木柱竹榱，以氈為蓋，彩繪韜柱，錦為壁衣，加緋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地障，窗、槅皆以氈為之，傅以黃油絹。基高尺余，兩廂廊廡亦以氈蓋”。[1]這種以錦緞毛氈遮蔽宮殿墻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對以往氈帳生活習慣的延續。

四、發達的宗教建筑文化

這一時期，佛教在遼統治區域內廣泛傳播，特別是遼圣宗、興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對佛教多有保護與支持，南京地區佛教寺廟發展迅速。這些寺廟相當一部分是由皇室貴族、各級官僚施舍錢財而修建的。如遼代南京城內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寧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興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長公主施舍私宅、田產四百頃、民戶百戶以及大量物資興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資助18萬貫得以建成。還有部分寺廟則由民間佛教信徒自發成立的民間組織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遼代即由邑社重修。應歷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陽白帶山云居寺碑》記錄道“:結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獲，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后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于庫司，補茲寺缺。”碑額上還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會之碑”字樣，說明了這一組織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間的協力之下，南京地區佛教寺廟數量增多、規模擴大，發展勢頭超過中原地區，成為北方地區之首。許亢宗認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虛言。史稱：南京“都城之內，招提蘭若，如棋布星列，無慮數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紀聞》云：“燕京藍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禪院，曰大覺、招提、竹林、瑞像。延壽院主有質坊二十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錄，或呼司空。”有學者曾統計，當時整個遼朝疆域內的佛塔、佛教碑刻經幢等，竟有將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屬的各個州縣內，[15](118)同樣也說明了南京佛教之盛。遼代南京地區的佛寺形式眾多，規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稱“：遼宮庭土木之功雖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圖則多雄偉。”[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國大長公主燕京的館第基礎上修建的，而原來的宅邸“雕華宏冠，甲於都會”，[17]經過后來的巨資改擴建，其豪華奢麗大可想見。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寶塔，六檐八角，輪相橫空，高達兩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經在《登昊天寺寶巖塔》詩中對其仍大加稱贊，“寶藏沙劫開，突兀翻地軸。瑰奇入霄漢，締構窮土木”。燕京城內的開泰寺，為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所建，據稱此寺“殿宇樓觀，冠于全燕”。[18](86-87)此外，遼南京地區的佛寺還呈現出總體布局和個體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繽紛的特點。這一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最為活躍，來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紛紛匯聚于此。各個流派之間在相互交融的同時，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學、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豐富多樣的地域化特色明顯的寺廟建筑。當時遼南京地區的部分寺廟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廟樣式修建的，如應歷年間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據應歷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記》記載，該寺“營理大殿三間，中塑釋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右大行普賢菩薩。兩壁懸山應真一十八尊羅漢，東西伽藍祖師，二堂兩廊，僧舍二楹，鐘鼓二樓”。這種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賢左右肋侍,即是當時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區更多的佛寺則是以中原廟宇模式為基礎，結合契丹習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這些寺廟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為中心，或以高閣為中心，或以佛殿為中心，各個不同佛教發展時期寺廟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現。同時，今天的大覺寺、戒臺寺還體現出遼人朝日風俗，更是其中比較獨特者。在佛像設置與分布方面，南京地區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記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賢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記的時屬南京管轄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則是東西廂有洞廊二座,內塑羅漢各五十尊。顯然，與中原地區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藝

雖然遼南京城的規模不大，但在當時的中國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華的城市。《遼史?地理志》稱南京“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北宋使臣也稱其“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19]在不斷的建筑營造實踐活動中，遼南京建筑技藝的水平也不斷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達到了很高的水準。在建筑的堅固耐用方面，遼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顏雍曾對大臣們說“：宮殿制度，茍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20]此時，距遼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繕已經150多年了，足見遼宮殿建筑之堅固耐用。北京城內最古老的建筑是遼代的天寧寺塔，此塔建于遼天祚帝天慶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說明其建筑水平之高。遼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堅固，與其在結構上的創新關系密切。據考證，遼代木構建筑中出現了類似現代高層筒體結構的木構筒體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撐構件，保證了結構整體剛性，改變了中國原有木構柱梁支架的四邊形體系。另外，在一些寺廟建筑的空間處理上，為了擴展禮佛的空間，包括遼南京在內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減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間殿宇的前內柱也只留下兩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內空間豁然開朗。這種移柱、減柱的做法，在結構上出現了類似現代建筑中的組合梁架，代表了一種建筑形式的創新。總之，遼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啟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匯融合的產物，體現了高超的建筑技藝與創造，為北京成為首都在建筑上進行了大量的開創工作。

作者：宋衛忠 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談建筑裝飾風格與建筑文化

在建筑的裝飾方面可以對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傳統建筑符號進行有效的提煉和概括，通過實踐中的適當改造和局部運用，來實現現代建筑材料與傳統文化內涵的有機結合。這樣就能通過傳統元素的適度及適量運用來實現傳統建筑文化與現代都市環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裝飾設計風格與建筑文化關系

建筑的風格作為外在表現形式，能夠體現藝術、文化及社會的發展內涵。裝飾設計的風格與建筑的風格流派具有非常緊密的聯系，相應時期的繪畫、造型藝術以及文學和音樂的風格流派對建筑裝飾風格的形成具有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每一個建筑的個別設計，都和氣候及地點有關，還需要對建筑施工當地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充分的考慮，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獨特風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內設計風格中，一種典型的風格形式多數是實現了與當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條件的緊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會體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風格因素，只有實現與創作構思及創作者專業素質和藝術素質等風格內在因素的有機結合，才能賦予建筑設計裝飾以文化內涵，這樣的室內環境構建能夠滿足人們在快節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從而實現建筑風格的藝術特點和創作個性在具體裝飾工程中的應用。通過物質技術手段和建筑美學原理的運用能夠創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環境更加舒適的建筑室內環境。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建筑的物質技術及精神文化必將不斷發展，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歷史延續性。

2對現代建筑裝飾設計風格與建筑文化的進一步理解

在現代，建筑的室內設計具有功能復雜而又多變的特點，隨著我國室內裝飾材料及設施設備的更新換代，使得室內設計和建筑裝修的更新周期越來越短。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所追求的室內環境藝術風格和文化氛圍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建筑的裝飾中，一種建筑風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對文化及藝術以及諸多的社會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近年來，我國的建筑設計和室內設計，在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發展方向。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過渡時期，人們對自身周圍環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對環境氛圍、文化內涵和藝術質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內設計中，不同流派的產生發展都具有深刻的社會發展歷史和文化的內涵，同時還能極大地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總而言之，做好建筑風格與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夠實現建筑本身更高層次的和諧，實現人類文明的共同享有和發展，最終做到在遵循歷史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對歷史的超越。

3建筑裝飾設計與傳統文化的象征意義的延伸

在建筑裝飾設計上能夠充分的體現出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論在古代還是在現代，人們對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變的。這就使得傳統造型藝術的吉祥意味同樣適用于現代的建筑設計，在傳達現代人的設計意念上具有同樣的適用作用。人們通過反復描摹一個圖形，不僅能夠得到審美意義的外形，還可以讓圖形具有更深層的象征意義。圖形符號能夠實現建筑內在意義的外在表達，能夠實現觀念的具體外化。這些意義最初大多出自對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進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貴康樂以及祛災除禍等吉祥象征意義。符號在歷朝歷代的器具裝飾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現形式，而通過對圖形符號這種“形”與“意”的歷史延伸與衍變，還可以得出每一個歷史時期的“形”的演變，都不是對其原始“母題”的徹底否定，而是能夠通過建立新的審美觀念來賦予其以新的形式，從而使這些“母題”不斷的豐富與拓展。

4現代化傳統建筑裝飾風格設計

在現代化傳統的建筑裝飾風格設計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夠實現置身建筑中能夠感覺到傳統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卻找不到一處與傳統建筑的實例有直接關系的地方。也就是說，能夠將傳統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墻的樓頂上，或在入口處通過放置傳統的拱門，把傳統的裝飾標志放在外墻的樓角及磚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這些可以說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種仿古設計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傳統建筑的精華，實現項目設計有關事物的了解，兩者便不謀而合，在不知不覺中表現出傳統的精神。

結束語

傳統文化對我們現實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學合理正確的運用傳統文化，才能煥發出傳統文化的時代風采。這也需要建筑體系要把握好建筑裝飾風格設計中的點點滴滴，要注意對優秀建筑遺產精華進行深度挖掘的同時，更要大膽地學習一切可資借鑒的創作經驗。要實現建筑裝飾工程能夠上一個新的臺階，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裝飾創作中的精粹，讓藝術的素養能夠融入到建筑設計中，最終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滲透。總之，要想創造出具有我國特色的現代建筑，在對待傳統文化上就要注意對傳統文化的揚棄，做到去粗取精，這樣才能實現建筑裝飾與建筑文化的最終結合。

作者：徐占寶 單位：大慶建筑安裝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建筑文化論文:中醫藥的建筑文化探索

“道生一”：“道”及“道理”，經過對于場地周邊情況的分析，重慶市中醫院地塊西南方向和兩高架路沿途為重要的視線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時，建筑群必須在這兩個方向有比較完整大氣的建筑形態。因此，在設計中形成—條主要的“建筑中軸線”和“一條景觀主軸線”來確保建筑群在這兩個方向上都能展示整個醫院的風貌。同時，秉承傳統的思想也確立了我們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兩個庭院。在這里，建筑中軸線被實體化為“醫療街”，兩邊是局部底層架空，讓軸線兩邊的“三合院園林景觀”能相互滲透，讓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該部分包含急診、門診、醫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決了醫院復雜的流線。“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個庭院組成，兩個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個變異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訓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東面主干道的位置設立了這部分的功能，單獨設立入口，與醫院病患流線分離，比鄰醫院的醫技及部分病床設置，相對是一個安靜獨立的環境。“三生萬物”：“三”及為一期工程，“萬物”在這里引申為整個一，二期工程的設計。二期工程主要為康復、住院及醫院后勤、制劑辦公大樓。建筑軸線在中心節點轉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顧了周圍的道路關系和城市肌理，同樣也合圍了兩個小庭院和一個大庭院，以環境為先，自然為先，尊崇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一種人類回歸自然、鐘愛自然的情感真實地滲透其中。中醫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中醫學中講究的“氣脈通暢”在重慶市中醫院的建筑中均有體現：底層的關鍵位置的架空，讓各個大小庭院間視線相互暢通連續，又以廣場、道路、連廊使各個功能塊得到互補和滲透，并且融于山水園林的波光綠影之中。脈絡和理念的連續性必然性帶動了整個醫院區的起步和發展，天然之氣流動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醫藥特色文化，體現中醫藥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從建筑本身就知道這是中醫藥單位，從而起到很好的宣傳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醫藥機構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樓、琉璃瓦等中國元素，并在大門廣場樹立醒目的名醫雕塑、代表中醫藥符號的塑像，可以產生強烈的視覺沖擊，向社會宣傳中醫藥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醫文化區別，進而有利于患者選擇就診機構。

1.2建筑外觀中醫院的外觀建筑形式應抓住中醫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醫院的氣質，將其體現于形象設計中。作為中醫院，其內涵是博大精深的中醫文化，中醫學注重“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和“整體觀念”，在中醫院建筑規劃中宜采用風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樓，其造型秀麗，輪廓優美。與建筑外觀設計相呼應，中醫院園林環境設計宜采用田園式風格，門診樓與住院區以典雅的拱形門相聯接，各庭園設計應環境優美，水池，假山，荷香，綠樹成茵，空氣清新，有曲徑通幽之感，彰顯中國傳統文化神韻。患者處在優美的環境中，沒有恐懼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體康復。[1]

1.3重慶市中醫院建筑形象實例重慶市中醫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鑒中國傳統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風景園林精髓，充分考慮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點和西部特有的民風民性，重點提煉傳統概念中的物質內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現代設計手法中對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區，建筑流線的自然組織，以及對采光、通風、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學的充分重視。在傳統空間和元素的基礎上進行演變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機地融為—體，在有限的空間內，把自然美與人文美統一起來，創造出了一個建筑與自然協調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綜合醫療群體。

2庭院環境

將中醫藥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園林建設中能夠有效延伸和擴展中醫藥文化的外觀文化。庭院可作為醫院外觀建筑的延伸與補充。通過對醫院內各功能區域之間的過道的利用，同時加以園林小品、主題文化墻、主題雕塑、名醫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藥用植物園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醫院寧靜內省的建筑環境和精神空間主題文化[2]。利用醫院中醫藥外觀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傳統風格與中醫藥文化信息，整體營造出寬松和諧的傳統環境，使緩和享受感增強，有利于對患者進行心靈撫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時也對患者和院內職工都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設元素眾多，重點一是綠色園林主題中顯現中醫藥文化；二是地面中醫藥文化造型運用；三是中醫藥文化歷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綠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傳統與中醫藥文化、造型與周圍環境的因地制宜、和諧搭配。

2.1綠色園林中的中醫主題綠色是園林永恒的主題。關鍵還在于中醫藥文化的有機融入，如藥用植物園，其主體對象以藥用植物為主，是具有完整檔案的藥植物活體保育機構；通過園林這個載體，結合中醫五行、陰陽、辨證論治、經絡學說，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揚了博大精深的中醫藥文化，充分展示出中醫藥文化的底蘊。例如以牽牛花為造型，讓中醫藥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體環境；種植金銀花、急性子等花期長，既有觀賞價值又便于管理的藥用植物，也能很好的體現中醫藥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醫藥文化主題在醫院的地面環境中運用中醫藥文化造型如懸壺濟世的大葫蘆、太極圖、扁鵲妙手等等[3]，適當地采用中醫藥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體現出“懸壺濟世，弘揚中醫”精神和“醫者仁心，普濟眾生”的行醫宗旨，使醫院的核心價值以視覺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醫文化主題在庭院建設中普遍應用了名醫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調、環境、大小及其所體現的人物相關文化信息特征處理得恰當，雕塑人物鮮活靈動不呆滯，擺放位置醒目，能夠產生視覺沖擊又能融入周圍環境，則能發揮良好的中醫藥文化傳播作用。

2.4重慶市中醫院庭院設計中的中醫藥文化主題重慶市中醫院建筑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設計手法：以“間”為單位構成“單座建筑”，以“單座建筑”構成“庭院”。進而以“庭院”為單元組成各種形式的“建筑組群”。這種組群與周圍環境的關系，組群與內部單元之間的關系，被借鑒到設計當中來。設計以一種平和心態，用含蓄的方式來展現傳統，在傳統與現代協調的同時，用更合乎現念的語匯來注解我們的建筑，使其既尊重傳統文化，又能展現出城市發展的活力。

3院內中醫文化裝飾

中醫院內中醫藥文化裝飾是來訪、就醫者最直接感受中醫藥文化氛圍的場所[3]。中醫院內部裝飾主要包括在門診大廳、走廊、診室、病房、藥房、治未病中心、國醫館等地方，采用文化長廊、櫥窗、展柜、墻飾及宣傳欄等裝飾手法（如圖5），因不受外界地理條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發揮空間，甚至可以彌補中醫院在建筑外觀和庭院建設中中醫文化元素不足的遺憾。

3.1診療環境在診療環境中，門診大廳、治未病中心、中藥房、國醫館可作為重點，是打造氣氛，感受中國醫藥學文化的主要場所。門診大廳的文化墻與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氣布局，中藥房藥的色調、格式和材質遵循基本標準，國醫館傳統裝潢大到氣勢，小到各處辦公用品細節都可以滲透中醫藥文化。只是需要考慮傳統裝潢的適應區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畫蛇添足之處避免院感風險。

3.2院內專科和名醫特色介紹醫院、專科、名醫特色介紹是醫療機構最基本的裝飾。院內的文化宣傳欄是除電視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傳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沒有前期教育認同的鋪墊，就診者、來訪者的自覺行為就難以轉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會有來訪、就診行為，直接影響醫院事業的發展。同樣從上墻的色系、材質、字體等等都應考慮與幾千年厚重的中醫藥文化相配合。內容上若能把宣傳的教條式內容換為通俗易懂的解釋，能起到更好的宣傳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個醫院文化氛圍打造中起到的是畫龍點睛作用，是整體文化彰顯的手段，重點在于：一是中醫藥文化的經典理念；二是辦院宗旨；三是大國醫精神。文化墻是其最常見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醫院大廳、樓層轉換等顯眼位置，如圖6。重慶市中醫院在每個病區都設計有中醫藥文化的經典理念墻、文化墻，以孫思邈《大醫精誠》理念為代表的大國醫精神是中華民族為醫有德的標志，在大廳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醫精誠”文化墻，如圖7；將辦院宗旨、院訓等粘貼于病區顯眼處；將白求恩示范醫院銅像放于醫院大廳主通道處，如圖8，與整體中醫藥文化氛圍融為一體。

5結語

綜上所述，醫院中醫藥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體現需要從醫院外觀建設、庭園建設、內部裝飾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畫龍點睛。讓市民走進中醫院如同走進中醫藥文化博物館，是傳播與學習中醫藥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達到中醫藥文化傳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國 單位：重慶市中醫院

建筑文化論文:論傳統建筑文化的傳承

建筑類型學的手法，說起來是一種十分具象并易實際操作的手法。簡單地說，他類似一種歸類分組、演化生成的方法體系。即將“具有相似結構特征的形式歸結分類，并在此過程中接納并呈現特定的文化和人腦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結果，可能只是該類型眾多變體當中的一個，生成的同時就解決了統一與多樣的矛盾沖突。因為同一類型可能產生多種形式變換，但由于該變換是在深層結構類似或不變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其效應應是多樣化中的協調。我們可以再具象地說，設計的初步，就是將已選取的類型進行幾何抽象簡化。當然，這一原型必須具備普遍的歷史意義，它應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們頭腦中共有的固定形象。這種抽象簡化后的類型元素可以被直接運用到建筑處理上。但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類型。在做一個建筑單體時，尤其是在做建筑群體時，我們還需要特別注意形式與形式之間的類型轉換，即形式關系上的類型轉換。形式關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內在化，它是形式內在的邏輯基礎，是實質性的存在關聯。在做建筑單體時，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類型轉換，那么最后作品則難逃“形式主義”及“膚淺直白”的論斷。所以形式關系的類型學轉換在某種意義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質。如果遇到建筑群的處理，這一問題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類型學的手法絕不是簡單地回歸歷史。在今天新的實際環境中，我們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術、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脈中嘗試將這些特殊的歷史成果片段重組。在新的環境下，運用傳統的關系將之組織或是采用新的關系將之重新拼貼。這些嘗試均以“激起人們對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憶而獲成功”。實質上，很多建筑大師都經常采用這種手法。如貝聿銘，他在國內的作品，從早期的香山飯店到近期的蘇州博物館，顯而易見，無不是采用類型學的手法，還包括日本滋賀縣的美秀美術館等等。若說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簡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類型學的手法雖然很大程度上傾向于“形”的傳承，但在將“形與形之間關系”類型化時，它已涉及了“神”的傳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質層面上的手法，畢竟，它還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傳承

建筑類型學的手法更傾向于“形”的繼承，而意匠的傳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種哲學上的、精神的、態度的傳承。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對自己本土的傳統建筑融會貫通，再將所得到的新的、提煉過的、更深入的、高一層次的認知應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國內建筑師一直在努力，但從最終的作品而言，同樣面對此問題的日本建筑師走得更遠。在這里，以“緣側”為例進行說明。所謂的“緣側”就是日本傳統建筑的檐下空間。當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點考慮的功能，但這僅僅是其檐下空間較闊的因素之一。從空間的角度講，“緣側”屬于半明半暗、半內半外的空間，“緣側”的存在使得日本傳統建筑的室內外空間的關系獨具特色，空間流動感強，如行云流水，與室外環境聯系暢然。顯而易見，無論是中國的“檐廊”，還是日本的“緣側”，都屬于灰空間，即過渡空間。不同的是，我們的傳統建筑從院落過渡到室內顯得更加柔和，體現一種過渡漸變的過程，而日本傳統建筑的“緣側”空間更有“靜”的特質，雖然有踏石等過渡，但從空間感受上仍有較強的異域感。從功能的角度講，日本的傳統建筑以“緣側”這種簡單的辦法解決過渡和連接等復雜問題。此外，其還承擔會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動。從形態的角度講，日本建筑平面多為不對稱布局，所對應的檐下空間自然也不對稱。而且即使在一個建筑單體上，檐下空間也以局部設置為多。從審美的角度講，日本傳統建筑的審美崇尚“陰翳”與“幽玄”，而“緣側”出檐深遠，即使在白天，檐下陰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邊界上賦予物質形體以及精神。從宗教角度講，日本在佛教傳入時還處于古墳文化時期，所以佛教必然產生具有主導和控制性的影響。所謂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審美形態無不是受到禪理的影響。具體到建筑就是營造空靈、閑寂的靜謐空間，而這種空間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個泛光的世界。這也是“緣側”在室內外過渡中營造的氛圍。從文化的角度講，緣側的灰色氣質影印著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調，這種“灰”的屬性在很多藝術中以相同的意匠營造。例如，緣側似于世阿彌所創的“能”劇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靜隙”，同時，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繪畫中的“余白”。由“緣側”所影射到的相關文化內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總而言之，“緣側”是一個具有“靜”的特質的過渡空間。在這里，光作為運動的載體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間狀態下，讓人體味運動的間歇，感受變化瞬間的定格，認知物體的真實存在。它正是讓人的精神從有限的小空間延展至無限大宇宙的精神導體。所以，在日本現代建筑中，我們還能找到一些獨特的空間，這些空間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師給使用者冥想，發掘內心世界，體驗精神快感的“安靜”空間，它們可能是長長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墻體的小室或某個被隔離的場所。這正是“緣側”精神內涵的部分延展。雖然它們沒有以原形嵌入現代設計中，但通過領會其“靜、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達了原有的精神構架。在形式的繼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繼承并改善了“緣側”的形式，將共用的“緣側”分配于各個房間，很好地適應了現代生活。在精神的繼承上，如黑川紀章的“無”和“中間領域”兩個設計概念。在藝蘭齋美術館的入口設計中，長長的頂板讓人有一種既室內又室外的錯覺，也許他正是追求這種感覺上的模糊性，這也正是“緣側”空間的“中間屬性”的繼承。其實，實現一種傳統精神的繼承可以通過多種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長屋，雖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邊環境關系趨于封閉的背景下，形式上看來是拒絕外部環境，并不像“緣側”一樣溫柔地接受外部空間，但它卻具有“緣側”精神的空間——由墻和兩側的屋室圍合成的內庭，上空被二層的過橋打破，自然光將過橋的陰影靜靜影射在地面和墻壁上，朝暮變換，四季輪回均可體味。空間材質與形式的極端簡約，讓主人可以在進行家庭活動的同時也注重內心情感，感受超脫和靜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這也正是“緣側”精神的表達。也許，我們繼承了感覺或者精神，我們就真正繼承了傳統。正是這些感性的人們將這塊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來。相比之下，我們對于將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傳達還較為陌生。

二、對比手法的傳承

如果說對比、決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傳承的話，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盧浮宮美術館。1984年1月23日，貝氏在法國文化部首度向歷史紀念委員會簡報計劃案，當時的反對浪潮甚至讓翻譯幾乎為之落淚而無法工作。后來《LeMonde》報、《費加洛報》等大媒體均對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為然，根據《費加洛報》的民意調查，90%的民眾反對此做法。而今天，歷史證明，“貝氏成功地改變了盧浮宮的命運，使之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化的美術館正如埃菲爾鐵塔的際遇，從當初大家反對到如今倍受愛戴，貝氏為巴黎創造了新的文化標志”中國國家大劇院亦是如此，在某種程度上也采用了對比的手法，同時在整體上關注了環境，沒有壓倒人民大會堂等重要建筑物。國家大劇院確實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是個推動，同時也給國內建筑設計體制、方法帶來了有益的沖擊，而且從政治角度來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畢竟是一個古老的城市，而現在看來，新的一些現代建筑并沒有與傳統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國家大劇院之后，我們又順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樓等新建筑。然而，這種對比、甚至決裂的手法并不適宜“遍地開花”。在一個城市里，這種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塊塊“城市補丁”而顯得刺眼了。傳承傳統建筑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要求我們在這個高速紛繁的年代里，對文化做出標準的職業判斷。而我們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體的操作手法。做好傳承傳統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讓我們的建筑不再列為消費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鵬 封文娜 姜玉艷 單位：石家莊鐵道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建筑文化的德育功能探索

教學工廠建筑是高職院校進行實踐教學、人才培養的重要場所，重視與企業合作，實現了學校、學生與企業、員工“零距離”接觸。教學工廠的出現強調職業技術教育與企業人才需求的零距離對接，使理論教學與實踐訓練有機結合，達到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提高學生的職業素質和創造能力。“教學工廠”是職業技術學院區別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點，營造“職業”氛圍，使學生身處于職業環境中學習，學生通過這種真實、緊密的接觸，既可以學習到企業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職業規范，又使高職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職業化、特色化。

具有服務性、實用性特征。如果說教學工廠是高職院校建筑文化的顯性特征，那么，鑲嵌在高職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則是隱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職院校雖然因所處區域、自身條件的不同，在辦學定位、課程設置、招生就業、管理理念、隊伍建設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場為導向，結合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設置專業。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職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職業技術教育培養目標的服務性和實用性。如蘇州工業園區職業技術學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訓今天的學員，為未來服務”的文化墻，突顯了學院辦學宗旨，保證學生畢業后能快速對接真實的生產需要，強調“量身定制”服務與快速反應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職院校建筑是彰顯校園文化、體現校園精神的物質基礎。它不僅折射出高職院校內在的文化底蘊和文化氣質，同時具有獨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職院校建筑文化獨特的德育優勢

高職院校建筑不是一個封閉起來的外殼，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機群體。優秀的校園建筑文化不僅能為教學活動提供良好的物質條件和環境，更能為塑造學生的道德品質和文化氣質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職院校建筑文化在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第一，融入現代高職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領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職業教育，在當下中國人缺少對技術與技能的基本價值認同的影響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這無形中給了學生一種挫敗感，學生們體會不到作為天之驕子的喜悅和自豪，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也受到極大影響。融入現代職業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標志性建筑，承載著學校的文化底蘊，能激發學生的創造活力。自2006年以來，溫州職業技術學院掀起“搗墻運動”，把傳統教室改造成一個集生產、研發、教學于一體的教學工廠。引企業入校，把教室變教學工廠，實現了學生的學習過程與工作過程的無縫對接，打造出辦學特色。學生們不僅在“實戰”中增長了技藝，學到了真本領，提升了就業競爭力和職業素質；更在學習中深刻領悟了高職教育理念，認同高職教育，不自覺中增強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設計的高職院校建筑群是學生進行人格養成的生動素材。高職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勢與內容的雙重紀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內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體，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學生述說著學校的成長、驕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數高職院校的基礎設施、環境布局大都經過專家指導、名家設計，都具有較高的文化品位和獨特內涵。成都職業技術學院的標志性建筑——軟件大廈設計為“L”形，立面呈現生機勃勃的樹狀構圖，寓意著初生和成長，展示了現代大學生積極向上、銳意進取的精神風貌，能引發學生自豪感和歸宿感。學院專業特色的標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傳、標識作用，能使師生取得認同感，增加內聚力，并且時時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師生，使人感受到一種人格化的力量。它們既是校園物質文明建設的載體，又是精神文明建設的外在反映。這對學生的人格養成遠遠勝過空洞枯燥的說教。

第三，合理的校園規劃和空間設計對學生的道德成長提供潛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環境具有以某種可預測的方式去誘導一種行為傾向的功能。學生在高職院校建筑環境中獲取知識的同時，也在學習著人際交往。這既是一種信息交換與傳播的過程，也是交往雙方在心理上和行為上發生相互影響的過程。很多的高職院校設計便于師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間，如在實訓樓安排了各種適合師生停留、小憩、交談、游戲的場所，并放置了舒適的座椅、沙發等小構件；在校園內的海棠園、玫瑰園、紫藤廊等校園景區旁，適當開辟一些凹形空間，圍以欄桿，構成宜人的交流環境等，在這樣的設計空間里便于師生之間面對面接觸、交流、分享，老師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傳遞給了學生，讓學生對學校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巧妙的空間設計可以營造有歸屬感和親和力的交流空間，這不僅對學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幫助，也對促進他們道德成長起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校師生透過高職院校建筑這種顯性的形式，能深切體會高職院校文化的隱含意義。

二、構建高職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職院校是培養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重要場所。高職院校建筑文化作為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對高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時期要打造高職院校建筑文化，創新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園特色建筑，提升校園文化底蘊優秀的校園建筑文化必然體現出地域性，形成獨特的文化氣質，即校園建筑注意與周圍環境、區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體校園風格及建筑物的總體輪廓之美，追求理性設計與感性認知和諧統一。淮安是總理的故鄉，總理很喜歡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鄧穎超曾寫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紀念她的戰友、伴侶總理。淮安信息職業技術學院校園內的主景區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園，如果校園建筑景觀設計中重視與地方文化資源的融合，在海棠園里設計一個大石碑，上面刻下鄧穎超的《海棠花祭》，這一建筑小品必將成為淮安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的特色建筑，使學生們在欣賞海棠花美麗的同時，緬懷總理偉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時還能夠提升淮安信息職業技術學院的文化底蘊，打造文化校園。

2.營造開放交流的氛圍培養學生學習能力路易?康曾說過：“學校是一處適于學習的空間環境。一群人坐在樹下就自己的理解進行知識的交流……”加強產學合作、促進人才產銷銜接是高職學院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高職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體現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園區辦學的辦學理念，教學實訓區、演講交流區、研發區、學生創業區、商業區等布局既相對獨立又要集中。相對獨立便于各個功能區的工作、活動的開展，遇到緊急情況便于人員疏散，體現人文關懷；而相對集中是為師生之間、學生之間、企業人員與學院師生之間提供了一個相對集中、相對正式的交流場所，讓他們在這個空間里碰撞出激情和創造的火花，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喜歡上這個交流空間，并在此停留、交談和暢想。通過強烈的環境氛圍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用文化觀點來提升精神層次，達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導建筑環境參與，提升學生職業素養建筑與人的行為之間有著特殊關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實質證明，是文化的工具。廣大學生要對學校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就必須了解本校獨特的文化內涵。學校需要創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內容，讓學生了解本校的設計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廳廊閣角的寓意，讓學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啟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職院校建筑文化環境對人所產生的作用，積淀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觀念，從而對人的行為產生持久深遠的影響。淮安信息職業技術曾組織師生進行海棠園景觀設計，積極倡導學生參與校園建筑環境文化藝術的規劃、設計、建設與維護，讓學生在實踐中深刻把握自然、社會、人的關系，體現建筑文化與教育的完美結合，實現高職院校建筑文化對學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園建筑質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職院校建筑質量關系廣大師生員工的安全，關系到學校的長遠發展，是百年大計。而且學生的行為心理與建筑形式、建筑空間設計有著密切關系，學校作為建設單位應該從建筑設計、工程施工、工程監理、工程竣工驗收等各個環節嚴把質量關，加大質量安全教育宣傳，強化責任意識。同時，要吸收當代建筑新技術、新思想、新觀念，把綠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設計理念融入校園建筑中來，建設美觀、經濟、實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將建筑與新的思想觀念、科學技術成就、周圍環境、人有機結合起來，打造高品質的高職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學生在此學習和生活，既能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鼓舞，增強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認同感，又得以開拓視野、啟迪心智、陶冶情操，進而繼承和發揚科學精神，培養創新能力，提高人文素養。目前，高等職業教育已占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職院校承擔著“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歷史責任。高職院校建筑文化，應遠離官場、遠離逐利、遠離浮華、遠離西化；要貼近自然、貼近生活、貼近民族、貼近傳統文化，方能更好地發揮育人功能。

作者： 呂雪松 單位：淮安信息職業技術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中原建筑文化內涵的特征探討

文化內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為河南早期的文化體系，對河南建筑環境的影響更多體現在宏觀層面上，是對建筑環境的一種審美觀、價值觀的體現，是之后具象化表現的根源。因此對兩種文化的研究更多關注其主要特質，一種精神層面的把控。

所謂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時期內商族所創造的文化遺存，商滅夏之后至商王朝滅亡這時期內商族人創造的文化，重點指以殷墟文化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鄭州、安陽地區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為以二里崗期商文化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鄭州、安陽地區屬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響。

殷商文化具有西漸的特點，其西漸的區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區確立以后向西方地區傳播所到達的區域，包括河南西部、陜西中南部、甘肅東部等所在的區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統治中心——鄭州地區之西部，也是商文化傳播的重要地帶，以鄭州二里崗為代表的“二里崗型”分布范圍包括了豫西、關中東部和陜西中南部。因此，在山東東部及陜西部分地區的建筑形式與河南西部地區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傳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權獨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強的原始宗教性和娛樂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場所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觀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點之外，還具有自己鮮明的特點，如鳥崇拜、山崇拜、太陽崇拜、桑林崇拜等，這使其成為原始社會眾多地域文化中別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統治區，隨著鄭州和安陽等中心地域從豫東到沂泰山區一代，對豫西、關中東部和陜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遠的影響。

殷商人的思想觀念中，帝王宗教觀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統一于對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靈，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通過商族的祭祀歌詩《商頌》，我們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對上帝的絕對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將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動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現，體現出“重神道、輕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體現出一種商人隆祭祀、盛巫風的宗教迷狂以及帶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眾多器皿中，其桑樹、太陽鳥、山體等形象的符號常出現，特別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場面也被工匠以極為概括的手法描繪出來，人們熱情奔放、鮮亮艷麗的畫面被符號化記錄，并發展為不同形式的語言使用在建筑構件和建筑紋樣、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對大地的臣服和對火及生命的渴望。

農耕文化和“天人和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商時期農耕的興起和發展，確定了人們生活方式的固定，選址對風水的注重，祈求風調雨順以得來年莊家的好收成，人們居住的場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諧”。這從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現上均可窺視一二。三代考古遺物所顯示的衣食住一類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以農耕為主要生業，以粟黍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絲，房基的構造都是規矩型，以長方形和方形見多，坐北朝南。

商代時期，人們的生活方式逐漸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狀態轉變為以農耕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穩定生活狀態，農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所有的生活、經濟、政治等活動均以土地為中心，建筑形式逐漸規模化、中心化。黃河流域的居住形式從穴居到半穴居，進而發展為地面建筑。農耕文化使人們已經過著定居的生活，擁有一定規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臺地上，主要建筑形式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圓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陽后崗、三門峽廟底溝、澠池仰韶村等具有體現。建筑環境也更加科學和合理，如確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橫向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漸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漸發展到規矩化、條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體。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諧觀

殷商文化的本質就是“人”和“神”關系的轉變和發展體現，一種人和自然地關系，從“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諧”的過程，對以鄭州、安陽以及河南西部為核心的河南建筑環境具有地域性的“無意識”影響。殷商文化在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過程中屬于早起階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質特點，對河南人的營造意識和審美有著深遠堅固的影響，注重“崇尚自然”、“師法自然”，在美學、科學、倫理學、精神學和哲學上追求達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傳統聚落是一個崇高自然的大系統，建筑作為防御與適應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視自然。河南傳統聚落所體現的社會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內涵的精髓和濃縮，它所體現的和諧相生的觀念正是當今社會巨變中人們所追求的自然和諧。其主要表現為：從強調“生存競爭”、“天人相抗”轉向注重生態平衡，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從極力倡導物質文明進而重視內在精神的滿足，以求得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協調；從絕對尊重個性自由，個人與社會相抗衡，轉為個人與群體相協調；從直線式的進化觀轉向螺旋式的發展觀。

本文作者：楊亞楠 單位：鄭州黃河科技學院

建筑文化論文:圖書館建筑文化國內外比對

作者：何素梅 單位：國家林業局管理干部學院

圖書館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圖書館建筑的歷史悠長久遠，它們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圖書館服務與管理模式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單一到復雜多元，由封閉到開放，逐步變遷的過程。

一、圖書館建筑文化理念

圖書館建筑文化涉及圖書館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圖書館是收藏文獻、服務讀者的空間載體，其建筑思路是依圖書館的使用需求而設定的，從這一點來說，圖書館建筑文化與圖書館文化本身有著很大的聯系。隨著人們對圖書館職能、服務對象等方面的理解與要求的變化，圖書館建設也相應地做出調整。圖書館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時代性，每座圖書館建筑各有其個體特征，折射著某一時代、地域的特性，彰顯著某種設計理念，反映著某類服務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導致了中、西圖書館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館舍文化底蘊。

二、教化韻味下功能單一的中西古代圖書館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圖書館的建筑模式、內部布局依圖書館服務功能、服務方式、發揮的社會功效而定。縱觀中國圖書館建筑發展史，在19世紀西方圖書館建筑思潮西學東漸之前，皇家藏書樓式的建筑主體，對歷代各類藏書樓的建筑風格起著示范作用。中國古代藏書樓“以書為本，以藏為主”的藏書理念決定了圖書館建筑面積較小、結構簡單、功能單一。作為一種文化，在其建筑實體等物質表現形式下蘊藏著中華民族的品德，體現了中國廣大文人學者崇尚知識、富民強國的文化精神，這也是古代中國藏書文化的實質所在。在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鉗制民眾，造就了具有教化韻味的藏書文化。正是這種教化類型的藏書文化，對圖書館建筑型制、館址的選擇、館內空間細節處理以及其形態、比例、色彩等各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藏書文化的教化時代，藏書樓往往被看成是上層貴族、文人墨客尋找精神家園的場所，是求學治學的清靜之地，容不得充滿“-銅臭味”的錢莊、飯莊等商業場所靠近它。因此，秦、漢以后古代中國的藏書樓建筑設計，都比較注重營造良好的讀書氛圍，強調藏書樓與自然的有機結合。所以，中國古代的圖書館建筑往往與宮殿、園林、寺院、書院、私宅等建筑融為一體，園館相依，山水相映，環境優美，幽靜宜人。其結構小巧玲瓏、雕飾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轉，成為中國建筑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些藏館至今讓人流連忘返。而在西方，書報審查的歷史同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一樣長久，特別是中世紀，統治者以宗教裁判為手段鎮壓異端思想，扼殺信仰自由、科學研究的例子數不勝數。于是，文藝復興前西方的圖書館建筑形式，從希臘化時期最典型的圖書館建筑模式——拍加馬圖書館建筑，到古羅馬同神廟毗連的宏偉的公共圖書館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紀以收藏基督教書籍為主、規模極小、沒有閱覽室等設備的修道院圖書館或大教堂藏書，及中世紀后期的大學圖書館，其建筑型制基本與中國古代藏書樓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獻資料，并且只供上層貴族階級等少數人閱覽，呈現出封閉性和保守性。

由于圖書館功能單一，所以其建筑結構也相對簡單。中世紀后期，西方大學圖書館建筑出現了“鏈子圖書館”建筑（將珍貴圖書用鎖鏈牽在書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讀經臺式”的閱覽環境（當時的閱讀書桌頗像修道院的讀經臺，因此而得名），這是當時盛行的閱覽和保管圖書的辦法。西方古代圖書館，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資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贈獻的，盡管它的藏書并不全是宗教書籍，但用于藏書的圖書館緊靠著神殿或附設在神廟內部，這也是西方古代圖書館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廟當然是壯麗豪華的建筑物，因此，圖書館作為它的連接或內設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偉的建筑。有的圖書館館外有壯麗的圓柱，門上裝飾著各種雕刻。館內則設有閱覽廳，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讀者讀書、討論問題的地方。大部分圖書館的正廳安置著神的雕像，周圍一般還放著著名學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廳館內還有許多繪畫和其他豪華裝飾品。另外，館內還有劇場、會堂和講演廳，在講演廳里可以朗讀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還設有大浴池。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圖書館更近似富豪們的俱樂部。

三、由教化韻味向消費韻味過渡的藏閱分隔的

中西圖書館建筑文化隨著近代圖書館建筑文化的西學東漸，中國古代藏書樓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體體現為：將圖書館“藏、借、閱”功能明確分開布置，大部分采取閱覽室在前、書庫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納居于其間或其后的布局。這一布局，在當時較好地滿足了閉架閱覽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該時期圖書館的建筑形狀相對簡單，多缺少變化，基本呈現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較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個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閱覽室與書庫往來聯系不便，難以靈活調整使用。而在西方，隨著文藝復興時代的到來，啟蒙運動的興起，圖書館在設計建造上開始重視人與活動空間的關系，注重館內裝飾，強調設備與學術研究場所的氣氛相互吻合，文藝復興的時代氣息在圖書館建筑上充分表現出來。其時，許多人文主義者主張“開放”圖書館，一些私人圖書館也逐漸向公眾開放。雖然當時的圖書館使用者還局限于知識分子上層，是知識分子交流思想、尋求美的享受的場所。

但比較起來，這一現象同藏書樓式的修道院圖書館有了很大的區別，已由單純地“保存書籍”向有效地“利用書籍”邁進了一步。隨著印刷圖書的大量出現，以及當時君主、諸侯們對巴羅克藝術的狂熱追求，十六世紀下半葉的西方圖書館建筑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鎖藏圖書”閱覽室被空間寬敞、可供閱覽者隨意走動，酷似宮殿的“大廳圖書館”所替代，“讀經臺式”的書籍放置辦法逐漸被“墻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圖書館內大廳周圍的墻壁上排列書架，出現了書庫，這在圖書的收藏、借閱、館舍結構等方面都是一大進步。但這時的圖書館仍帶有濃厚的陳列館色彩，還不是一所純粹的科學研究機構。直到1853年，帕尼齊打破了以往圖書館結構，將不列顛博物館的閱覽室和書庫隔開，書庫首次使用鐵制書架，兩排書架背靠背并排擺放，書庫各層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層的圖書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圖書館建筑向現代化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顛博物館圓頂閱覽室也因此成為了學術研究的絕佳場所，一百多年來無以計數的國內外學者在這里成就了他們的研究事業。圖書館建筑按閉架管理要求設計布局，將閱覽室和書庫分開，適應了圖書館由收藏保管文獻功能向社會服務功能轉變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書、教育功能于一體，藏、閱分隔的近代圖書館建筑模式。

四、消費共享韻味下藏、借、閱一體的中西圖書館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幾千年的圖書館史是圖書館由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隨著幾千年來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尤其是隨著近代圖書館事業的成熟，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圍內，圖書資源必須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產生了消費、共享環境下的圖書館建筑文化。這種圖書館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從功能的理念，從滿足圖書館組織結構、業務需求的角度對其進行設計建造。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模數式圖書館建筑模式應運而生，它廣泛采用敞開式、大廳式大開間格局，能在一個較大空間內實現藏、借、閱、管四大功能。它獨特的建筑結構，使其可在一個平面層內自由調整各房間的面積、形狀和空間，具有高度的適應性、靈活性和可塑性。我國于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結合中國國情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模數式圖書館。到80年代末期，國內出現了一批高標準、高技術、較為先進的現代化圖書館，館內采用連續開敞的大空間，減少固定隔墻，全館或局部統一柱網、層高、荷載，盡量增加布局的靈活性，以適應未來變化調整的需要。有些則在全面開架的條件下，把總出納臺、咨詢臺放在門廳內。空間格局則以文獻信息的利用為中心，平面布局靈活多變，不再拘泥于陳規舊套，實現了同一空間內“閱、藏、借、查、咨、管”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國圖書館建筑置身于國際先進水平之列。最近幾年，在圖書館網絡化發展的趨勢下，圖書館建筑模式也從集中向分布轉變，圖書館的功能也分化為前臺服務和后臺服務兩方面。中國一些大型圖書館新館建設也已向智能化方向發展，建筑中充分運用了計算機網絡、空氣溫濕度調節器、自動化安全防護監控設備等智能化建筑技術，采用多種手段保存文獻。在“以人為本”的設計思想指導下，圖書館建筑理念更傾向于人性化，本著“讀者第一、服務至上”的宗旨，為讀者創造舒適、寧靜、優雅的閱讀環境，同時為館員創造方便、舒適、高效的工作條件。至此，中國圖書館實現了由單純的物用功能向調節讀者情緒、滿足讀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轉化。西方圖書館近年來在建筑設計上提倡人文關懷、生態環保，出現了高技術、高標準、智能化的趨勢。它將建筑環境藝術和先進電子技術相互融合，通過對設備的自動監控，實現對信息資源的有效管理，使整個建筑的設施配備適應信息社會發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圖書館建筑文化發展到后期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趨同，中國圖書館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響，隨著時代的發展，全球化的滲入，中、西圖書館建筑文化相互影響、融合的程度必將不斷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異

圖書館于城市，是文化的標志，反映一個城市的品位。圖書館于市民，是知識的海洋，精神的家園。圖書館規模不斷擴大，開放程度不斷增強，管理技術不斷提高，讀者階層便會不斷增多，人們逐漸進入了藏書文化的消費共享韻味時代。從圖書館建筑的地理位置來看，這一時代中、西公共圖書館大同小異。所謂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圖書館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館址通常選在人口比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環境都比較開闊，內部裝飾效果多具生活氣息，閱覽環境普遍比較淡雅。至于小異，表現為在歐美國家，城市的興起和發展與圖書館緊密相聯，先有圖書館，后有商業中心，商業中心圍繞著圖書館發展，或者是圖書館選擇在商業中心建立，做到跟著商業中心走。而在我國的許多城市里，圖書館的建立時間要遠遠晚于城市建立的時間，并且圖書館建立后也沒有出現圍繞圖書館而形成的商業中心。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觀念的差異：西方人認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僅應該具有商業功能，而且應該具有文化功能。而圖書館恰好具備了這種文化功能，可以作為城市和商業發展的營養源泉。反過來，城市的興起和商業的發展，又會同時促進和推動圖書館事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者相輔相成，互為促進，不可分割。而在中國，自古至今，都習慣于把文化與商業相對立、容易受到“重農輕商”-、“學而優則仕”等潛意識的影響。所以，中國許多公共圖書館在選擇館址時并不像歐美國家那樣選擇商業中心，都有意無意地避開商業中心，選擇遠離鬧市的清靜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學府而建，成為城市里一個不起眼的點綴。當今社會，我們應該認識到，商業中心是匯聚各色人等的一個重要場所。把公共圖書館建設在商業中心，才有利于豐富讀者的多樣性，才能夠充分發揮公共圖書館的效能和作用，使資源利用最大化。同時，從宏觀上看，公共圖書館建在城市商業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促進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為本”的圖書館服務理念下，我們不但要善于借鑒和吸收西方國家圖書館建設的先進經驗，更要與時俱進，擯棄固有思想的束縛。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我國圖書館事業的快速發展，讓公共圖書館發揮更大的功效。

五、結語

我國圖書館建筑是歷史的見證，中華民族文明的結晶。繼承歷史的優良傳統，吸收國外的有益經驗，不臨摹、堆砌西方某種“主義”，建造出現代感強、功能好、技術新的圖書館建筑，充分傳達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的涵義，才是圖書館建筑文化“傳統”與“現代”的最佳契合點。我們相信，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正不斷創造著璀璨的圖書館建筑文化，這種建筑文化必將達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體素質，提升國家綜合國力上做出更大的貢獻。

建筑文化論文:現代建筑設計地域建筑文化再生淺談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我國城市化水平也獲得了很大提升，城鄉面貌煥然一新；全球化給建筑領域帶來了新技術和新材料，以及先進的設計理念，對地域建筑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使地域傳統建筑文化逐步被商業文化所淹沒，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國際性”所取代，作為城市和建筑個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漸衰落和消失的危險。因此，針對傳統地域建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問題，在建筑設計創作領域，通過對地域建筑文化進行總結和歸納研究，創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審美和生活習慣的現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師在現代建筑設計創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一項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詞至今未有確切的定義；廣義的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是指人們普遍的社會習慣，如衣食住行、風俗習慣、生活方式、行為規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思想觀念和價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與其地方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經濟社會環境形成特定關系，并體現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這種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時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區文化，它們根植于當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數不盡也道不完，正是它們孕育了本地區的建筑文化與特有的“場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傳統建筑是中華民族寶貴的建筑文化遺產，是全國各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每當人們置身于歷史街區或傳統村落時，總會覺得非常親切和溫暖，被那些充滿生活情趣的場景所打動，這種強烈的場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區、建筑和廣場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長期積累發展而來，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環境。它不僅是社會所創造的物質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種反映，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內涵，是人們認同和依戀的生活場所。經濟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導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對地域建筑文化產生了猛烈沖擊，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歸屬感和凝聚力，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發展傳統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設計創作中如何辨證地對待“地域性”與“現代”的問題，如何傳承和發展地域傳統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為促進當今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研究課題。

1.地域建筑的適應性

傳統地域性建筑歷經幾千年的沉積，發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對于地域的適應性。建筑師在進行地域建筑設計創作時，必須對傳統地域建筑文化進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獨特價值。

（1）對地域自然環境的適應性

由于建筑所處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態條件也不同，這就要求建筑必須適應當地的自然環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對地域經濟技術的適應性

地域建筑總是適應當地的經濟條件的，并采用與地域相適應的建造技術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較生態的建筑技術。

（3）對地域文化的適應性

建筑作為一種文化活動的現象和產物，是不同地域社會、經濟、技術、藝術、哲學、歷史等要素的綜合體，理應具有鮮明的時空和地域特征，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傳統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須適應特定地域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勢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僅僅是對傳統建筑的簡單模仿與復制，還包括保護、傳承與創新等多個層面。面對新的創作環境和要求，建筑師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風格和技術，要理性地學習各個國家優秀的建筑文化，同時注意挖掘地域傳統建筑文化，保護優秀地域建筑文化，將它們融入到現代建筑設計創作中，既要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現代生活的要求，增強人們對地域文化特色的認同，創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設計者在創作建筑設計時，可以通過以下幾個策略進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傳統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傳統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當地建筑文化的顯著的外觀造型特征和當地特有的建筑細部構件，設計者在創作現代建筑設計時，應將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細部構件在現代建筑中重現，再現傳統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現代建筑造型具有傳統地域建筑的風格和空間形式。例如，傳統建筑坡屋頂、青磚灰瓦等在現代建筑中的運用，這在各地古建筑保護中是常用的手法。

（2）傳統地域建筑符號的再現

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歷史、哲學等這些人類文化的具體精神形式均統歸于符號的范疇④。建筑作為文化的物質載體，正是通過符號來表達地域文化的。設計者對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號進行提取、總結，將其具化為一種可識別的圖形符號，進而成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號，并作為傳承地域文化的載體，結合新的建筑技術與材料，在現代建筑設計創作中加以運用，使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號的新式建筑成為城市空間環境的組成，營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傳統地域建筑符號的抽象變異

傳統地域建筑空間及其特征構件是文化傳承的物質載體，蘊育了豐富的文化內涵。隨著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及生活方式的改變，許多傳統建筑空間已經不能滿足現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構件也已經不具有當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術的出現，加速了傳統建造技術的更新。因此，建筑師在建筑設計創作時必須要認真研究傳統地域建筑符號，對其進行抽象變異，運用新材料與新技術對地域建筑進行再設計，創作的新建筑不僅具有現代化的特點，而且具有濃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與技術的現代更新

設計者在創作現代建筑設計時，不僅要關注地域傳統建筑的外觀符號元素，還要了解這些符號與地域建筑材料與技術的內在聯系。傳統建筑材料及技術許多都是低級的，現代社會環境污染嚴重、自然資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價格昂貴。因此，采用現代材料與技術來再現傳統地域建筑文化符號，不僅可以滿足現代人的審美要求，還能創新建筑空間與造型。除此以外，設計者還要注意節能環保材料的運用，不但要再現傳統建筑意境，還應滿足生活、工作的舒適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則

在現代地域建筑再生創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設計策略的應用外，還要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續傳統地域文化的原則；

（2）堅持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的地域建筑創作原則；

（3）基于新技術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現原則。進入21世紀，我國城市化發展已經進入加速階段，在大建設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種現代風格、歐陸風格的建筑，傳統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設性破壞”。各種破壞盡管情況錯綜復雜，但說到底是對傳統建筑文化價值的近乎無知及對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師在設計現代建筑創作時必須要立足于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歷史文化，總結地域建筑經驗，并用來指導現代城市建設與建筑創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遺產的作用，使中國的現代建筑創作與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發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曉紅 單位：淮陰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