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網絡群體極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網絡學習共同體；網絡道德；價值

學習共同體的建構是網絡學習最突出的一個特點，網絡的廣聯性使學習者的學習超越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以網絡為載體的網絡學習共同體作為一種新興的共同體已經滲入到教育這片領地，它突破了空間、身份、年齡等的限制，涉及面非常廣，所以在網絡道德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的今天，我們應重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并將其作為一種開展網絡道德教育的載體加以利用。

一、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界定及其特征

1．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概念

“共同體”(community)-詞最初源于德國學者滕尼斯(F-J·Tonnies)采用的德文”gemeinsehaft”，原義指共同的生活。滕尼斯認為用忠誠的關系和穩定的社會結構來界定“共同體”是最恰當的，因為他發現個人在共同體中會形成更強有力的、結合更緊密的關系。

共同體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領域形成了“學習共同體”(LearningCommunity)的概念。學習共同體是指由學習者及其助學者(包括教師、專家、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團體，他們彼此之間經常在學習過程中進行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學習任務，因而在成員之間形成了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人際聯系。

基于網絡的學習共同體就是一個虛擬的學習者組織，一個產生于網絡環境下的學習共同體。他們分享知識和經驗，交換信息，一起就相同的學習目標和興趣進行協作地解決問題或者完成任務。該學習共同體的成員在網絡環境下通過支持性的電子聯系方式進行聯系，當他們分享共同的學習目標，興趣和評價，榮辱與共地協作交流共同致力于學習共同體的發展時網絡學習共同體就產生了。

2．網絡學習共同體的特征

(1)交流的開放性

開放性是網絡的根本特性之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也就是不斷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歷史。以互聯網為基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大大加速和強化了這一進程。開放性的網絡造就開放性的網絡學習共同體。

(2)時空的超越性

網絡文化的傳播是對傳統課堂教學的一種超越。它既可以課堂作為空間，也可以更廣闊的社會場合作為空間；既可以利用課內時間，也可以延伸到課余與假日時間。超時空的教學為學生的知識學習提供了非常靈活而富有魅力的方式。

(3)操作者的交互性

網絡的本質特征是交流和傳播。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得人們在信息交流中能夠實時交互。傳統媒介(除電話以外)的傳播都是單向的，網絡傳播則可以是雙向的、多方面的、大范圍的實時交流。

(4)傳輸的高效性

它不同于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其他文化所采取的緩慢傳輸、逐漸積淀的方式，它的發展速度之快是令人震驚的。其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高速度、高效率傳輸和發展的特征，它能借助網絡技術，跨越各種障礙，瞬間生成，瞬間傳播。

目前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存在形式有很多種，如電子郵件、新聞組、BBS、MOO(Mud，objectOriented)、QQ群和BLOG等。

二、網絡學習共同體特征及其所隱含的德育因素

網絡學習共同體不僅僅是追求學習的集合體，更是一個追求、分享共同價值和更大的共同的“善”的教育的集合體，是一種具有深刻人文教育意義的人群聚集方式和教育生活方式。從古希臘沿襲下來的共同體文化，就把共同體作為一個情感的、道德的、價值共享的、追求共同的“善”的人類之間的一種生活、思想、精神與靈性的聯結方式。杜威認為，共同體的形成不是因為人們同處一地，而是因為大家具有彼此互通的信仰、目的、意識和感情。可見網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特征又決定了其隱含有德育因素。

1．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有利于規范群體行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用環境、用學生自己創造的周圍環境、用豐富集體生產的一切東西進行教育，這是教育過程中最微妙的領域之一。”網絡學習共同體所具有的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就是一種這樣的環境，只不過這種環境是以基于網絡的虛擬環境。

積極健康的文化氛圍，是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網絡學習共同體的基礎。任何一個群體都具有自身的個性文化價值體系，群體中每個成員的思想、意志、觀念都要經歷個體內化、社會認同等過程，并逐步形成群體的共同價值觀。形成的共同體價值觀規范著共同體成員的行為，成為共同體中的個體借以評價自己的標準和原則的出發點，從而以共同體的價值標準對自己和他人做出評價，對自己行為中不符合共同體價值標準的部分做出調整以適應群體的要求，從而使共同體的價值觀念內化為他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相同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學習共同體的粘合劑，它對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強烈的感召作用和凝聚作用。共同體的文化主要起著規范作用。如果網絡學習共同體能夠堅持把認同共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是正當，并加以獎賞；把排斥、違同同體文化規范的行為稱之為越軌，并加以處罰，那么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就起到了對共同體成員個體行為的規范作用和調節作用。

2．深度的資源共享以及歸屬感、認同感吸引了眾多參與者，有利于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學習者可從助學者、學習伙伴和通過在線資源獲得大量的知識性信息，這些信息有助于解決學習者的疑惑。在與助學者和學習伙伴的交流中，學習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信息，學會從不同角度理解問題，促進他們進一步反思和重組自己的想法，重新組織自己的思路。同時學習共同體的存在有利于滿足學習者的自尊和歸屬的需要。在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感到自己和其他學習者同屬于一個團體，學習者對共同體的歸屬感、認同感以及從其他成員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強學習者對共同體的參與程度，維持他們持續、努力的學習活動。

網絡學習共同體的上述特征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我們可以以學習共同體為載體，將民族精神和生命教育的要求滲透在學生的知識學習過程中，讓學生的知識、情感和價值觀在求知的過程中得到良性的發展。同時對道德和不道德的行為做出評判，表明愛好和憎惡的態度，促進和強化學習共同體良好的道德認知能力，形成具有“育人和求知”相整合為特征網絡學習共同體，從而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3．認知工具和學習方式的多樣化以及高度的交互性，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出現許多新的學習方式，如通過論壇進行離線協商討論，通過網絡會議進行在線演講，通過協作軟件進行在線協同編纂電子書籍，學習者的學習方式由純個別化學習轉變為個別化學習與協作學習相結合。認知工具也多種多樣，常用的有BBS、新聞組、電子郵件、視頻會議、語音會議、群件系統等。在網路學習共同體中，學習者利用眾多的認知工具圍繞當前學習的主題進行討論交流。在這種高度的交互中，可以體現出學習者本身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在大德育環境體系的建構中存在著諸多矛盾，如在實現人生價值方面，存在著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矛盾。高校德育教育為了幫助學生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通過多種形式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但是廣大學生在社會上耳聞目睹許多人為了金錢、地位、名利而奔波，忽視集體主義，重視個人主義；家庭教育則重在考慮子女的前途，引導子女在求學、就業等問題上把個人利益擺在首位。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網絡共同體的高度交互表現出來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來密切關注群體的思想動態，引導正確的“三觀”的形成，從而有利于大德育環境的構建。

三、從網絡道德維度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過：“把教育的意圖隱藏起來，是教育藝術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教育意圖越是隱蔽，就越能為受教育者所接受，就越能轉化成受教育者的內心要求。”所以我們應重視網絡學習共同體所隱含的德育因素，并從網絡道德的維度來審視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

1．培養責任意識

網絡虛擬環境中沒有中心，可以匿名。由于“匿名者”自認為不會被追究，責任感就會弱化，不愿承擔對他人、對社會和集體的責任，進而就會出現不負責任的言行，言語偏激，甚至歪曲事實氐毀他人。有些人會利用掌握的網絡知識，攻擊別人電腦，窺探別人隱私，竊取他人賬號，利用高科技犯罪。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應重視責任意識的培養。網絡學習共同體的責任涉及到成員的學習動機和成熟度，在網絡學習共同體中“共同體意識”是成員責任的具體體現。網絡共同體成員在反思自己知識建構的同時更要反思學習的社會性因素，比如人際關系以及是否對共同體作出了貢獻。當成員開始從共同體利益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并積極為共同體作出貢獻時，責任意識便形成了。在一個社會團體中，只有使成員意識到自己是團隊中的一員，并感受到團隊對自己的價值和意義，才會使共同體成員自然地形成共同體意識。因此，賦予共同體成員以身份和職責，使他們在共同體學習中擔當被公認的社會角色是培養責任意識的有效途徑。

2．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現象

網絡給輿論主體提供了一個新的交流平臺，人們之間的溝通可以突破時空的障礙而進行，然而實際運作情況卻與人們的預期出現了偏差。由于人的信息處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人們在接觸信息和建立聯系時會體現處一定的偏好，根據最初或原始共同興趣或傾向，人們通過排外性的群體討論和交流，反而將群體引向極端和狹隘的方向，結果局限了群體和每個個體的視野。這種交流方式使得網民以群內同質化，群際異質化的特點聚集，志同道合的網民群體出現嚴重的“群體極化”傾向。

所以在網絡學習共同體的構建中我們密切注意學習共同體的極化程度，及時準確的把握學習共同體的輿論動向，對于由群體極化造成的不良情緒以及破壞社會穩定的輿論進行了網上疏導，對于具有離間作用的、易造成嚴重群體極化的、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言論予以有力駁斥和回擊，從源頭上防止網絡群體極化的發展和漫延。例如，建立精干的專家級助學者或者請專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到學習共同體中，在網上多發表具有專家水平的意見充分發揮他們在學習群體中的影響力，對各種社會現象進行適時的評論。

篇(2)

[論文摘要]：在中國加速城市化時期，國際化城市空間同時出現蔓延與極化兩種發展趨向。政府主導的單一功能區開發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構成了城市化與郊區化的先導力量，市場主導的房地產以及大型項目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間的剩余空間，造就了土地空間蛙跳式開發與低效率利用，導致了城市蔓延。同時，國際化城市集中了周邊經濟區域人力資本含量最高的服務行業，并把其聚集到交通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條件較好的中心城區。中心城區集聚了大量的財富、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它試圖通過城市空間極化的方式融入全球性流動空間。這樣，在城市化與郊區化并行的條件下，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變化兼具有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城市空間變化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區不斷地集聚財富、科技與人力資本，保持著繁華繁榮；另一方面，郊區在不斷向外圍猛烈發展。蔓延與極化是城市空間擴張缺乏制度性結構支撐造成的空間失序現象，兩者是同一個實質問題的兩個外在表現而已。限制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速度，分解擁擠成一個團塊的城市空間，構建大集中、小分散與相對均衡的城市空間布局，是提高城市能級與向全球城市發展的必要條件。

自20世紀末以來，中國開始步入城市化加速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進入以城市為軸心的階段。中國的城市發展已經不再停留在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層次上，而是向著更高的“全球城市”方向發展。由于“全球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是全球經濟管理中心與控制中心，是協調全球經濟生產的重要節點與專業化服務生產基地，所以國內許多城市都以此為發展目標，特別是在中國區域性城市體系中居于首位的城市(即“首位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等都制定了國際化戰略，試圖通過站在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的連結通道上發展城市經濟，在城市競爭之中獲得優先發展，取得優勢地位。這樣一來，以“全球城市”為發展目標，同時其經濟與社會不斷向國際化方向發展的中國“國際化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市等)在地區性“首位城市”作用與國際化目標的雙重驅動下，其發展空間就發生了較大變化。然而，中國“國際化城市”的發展與“全球城市”在城市空間均衡化方面的發展趨勢是大不相同的。中國“國際化城市”的空間變化兼具有工業化與后工業化城市空間的特征：一方面，中心城區不斷地集聚財富、科技與人力資本，保持著繁華繁榮，成為增長極；另一方面，郊區也在不斷向外圍拓展，造成了城市蔓延，最終使城市產生圈層式城市空間結構。而城市空間無論是蔓延還是極化，都不利于城市居民的居住、工作、交通與游憩，不利于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

一、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

“城市蔓延(無論是城市的蔓延還是郊區的蔓延)是城市化的一種形式，它的特征是跳躍式開發、商業走廊、低密度、土地使用功能分離、私家車在交通上的主導地位和最小公共空間。”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蔓延起源于工業革命，發展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城市改革和第一代現代郊區建設。到20世紀后期，城市蔓延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城市郊區發展的典型形式。以“廣畝城市”觀點為代表的主張城市空間分散理論為城市蔓延提供了理論支持。從經濟發展階段來看，城市蔓延問題是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在經濟發展進入較高階段才出現的城市空間問題，是福特制生產方式得到推廣、居民真實收入達到高水平、汽車普及化和交通成本下降的郊區化產物。它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強調市場和消費者主權的國家居民尋找充足陽光與新鮮空氣、追求更好生活質量的負面產物，也是困擾美國城市發展的重要問題。

(一)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途徑

在中國國際化城市，城市蔓延問題已經出現，并正在逐漸成為較為嚴重的城市空間問題。中國與美國的城市蔓延具有不同的特征、方式和途徑。美國城市蔓延側重于“交通導向”，星狀蔓延是其主要特征，是居住先行與市場主導的模式。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側重于“土地導向”，是城市邊緣“攤大餅”式蔓延。在中國，政府主導下以單一功能區、道路基礎設施與項目開發構成了城市化與郊區化的先導力量，市場主導下的房地產以及大型單一功能項目開發則填充了交通道路之間的剩余空間，造就了城市邊緣空間低密度開發與低效率利用，導致了城市蔓延。中心城區的改造與變遷、城市邊緣空間跳躍式和破碎化開發，使得城市近郊向外圍猛烈發展、城市遠郊呈現板塊化發展，導致了城市過分消耗土地，形成了圈層式與蔓延式的空間結構。

“每一個連續式的同心環開發模式只能在短期內奏效。即使這種規律并不是人為的，但開發資金及建筑技術卻已經投向了那些壽命較短的建筑產品。”近二十年來，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速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紐約、東京與倫敦在工業化時期城市空間擴張速度。上海城市建成區增長了兩倍，北京城市建成區增長了近兩倍。如此強勁與快速的城市空間擴張，必然威脅到城市周邊自然區域與傳統社會結構的生存與發展，必然造成城市外圍快速衰敗與頹廢。這種蔓延式的城市空間擴張，不僅遠離了全球城市共有的多心多核與相對均衡化的空間結構特征，也遠離了城市國際化所必須擁有的空間載體結構形式。

首先，單一功能區開發可以說是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重要途徑，它包括形形的開發區或產業區建設等。由于許多城市的開發區或產業區直接植入農村或郊區，不僅不能與周邊區域形成分工與協作關系，而且直接威脅到周邊居民區的正常居住以及功能區的正常生產。在城市郊區，城區各個組成部分互不協調，構不成配套關系，混合使用的土地并不多見。許多開發區或產業區并不具備城市的綜合功能，導致開發區與中心城區交通量居高不下。在大型單一用途城市功能區，經常可以見到蕭條現象，這也印證了那些認為大型單一用途項目猶如炸彈破壞城市生命力的觀點。

其次，低密度的居住區(如別墅群)、設計簡陋的拆遷安置區是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又一途徑。許多低密度居住區或者拆遷安置區占據了較為珍貴的城市近郊區空間，簡單地在城市邊緣地帶呈方格狀排列。許多郊區建筑只有單層或單體，或是由6—8層的樓房呈方格狀排開，不僅對于居民生活起居極不方便，而且也無美觀與設計價值，更沒有文化培育與涵養功能。這些居住模式過分消耗土地，過分依賴汽車，卻不能對城市創新與文化培育有任何促進作用。低密度與簡單化必然威脅到城市的生命。由于土地低密度開發與簡單化利用，城市居民活動的豐富性與多樣性被大幅度削減，城市化意義被降低至最小，城市可能被泛化為農村。

最后，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也是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途徑之一。在人口城市化與城市空間不斷擴大的狀況下，城市交通量大幅度增加。為緩解交通擁擠與堵塞緊張狀況，城市投入大量資金進行軌道、高速公路和公路建設，造成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大幅度增長，從而占據了大量的土地面積。然而，盡管交通道路面積大幅度增加，但是城市交通擁堵現象仍然有增無減。中國國際化城市在交通供需關系處理上存在著一些誤區，主要表現在指望供給能夠滿足需求。然而，根據“當斯定律”(Downs Law)，在政府對城市交通不進行有效管制的情況下，新建的道路設施會誘發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總是傾向于超過交通供給，即城市道路建設是不可能滿足需求的。交通基礎設施增加不僅會占用大量的土地面積，而且由于交通量增加造成了交通時間成本增加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二)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形成機制

在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城市空間蔓延形成機制的關鍵是土地私有制、市場機制、現代化交通模式、通信技術和法規標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土地私有制和交易市場，城市蔓延不可能出現。同時，沒有一個能夠服務于這種蔓延式的交通系統，沒有汽車和高速公路，蔓延同樣不會存在。此外，網絡通信技術把空間處于分離狀態的人群重新聯接起來，促進經濟生產的時間和供需平衡，這也是城市蔓延的必要條件。最后，美國的相關法規標準也在促進城市蔓延。

中國國際化城市蔓延形成機制不同于美國的城市蔓延形成機制。從中國內部的層面看，一個城市能夠在國內眾多的城市中脫穎而出成為國際化城市，最重要的條件是它居于全國性或地區性城市體系的首位或頂端，即它是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不僅在經濟總量與人口數量上具有較大的規模與數量，而且在城市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具有較高的投入，其經濟增長速度也較高。同時，國際化城市的中心聚集作用使得國家和周邊經濟區域的生產要素進一步向它聚集。這樣，在首位城市發展基礎上，城市以國際化戰略通過競爭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資在國家及其所在經濟區域中占有較高比重。

如果從產業結構來看，在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之中，國際化城市通過城市之間競爭并吸引到城市的產業主要是制造業。這些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是全球生產價值鏈的低端環節，主要在于利用中國相對低廉的生產要素成本，同時也在利用中國在生產過程中忽視環境污染成本的法規缺陷。由于國際化城市的制造業產品大量出口到國外，許多城市經濟生產形成兩頭在外的格局，即外貿依存度居高不下。

這種工業化模式，在較為寬松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會得到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在人民幣以固定匯率掛鉤美元持續貶值并被長時間低估的狀況下，國際化城市進出口總量大幅度地甚至是跳躍式增長。2001—2007年上半期，在全球經濟高增長低通脹的條件下，中國國際化城市出口行業一直保持有利可圖的狀態，并以出口量的增大帶動企業利潤總額增長。除了北京是中國首都較為特殊之外，制造業在國際化城市的產業結構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城市的外貿依存度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以長江三角洲首位城市上海市為例，上海制造業比重在長江三角洲二十五個城市是最低的。但是，從上海近二十年發展過程來看，制造業比重沒有出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制造業與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線性趨勢處于平行狀態，制造業在上海經濟結構仍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上海外貿依存度在160％以上。這意味著，有較多的資源與生產要素集中流向出口性制造業。在國際產品相對價格保持一定的條件下，更多的某種生產要素流向制造業意味著更低的邊際勞動生產率，也就是更低的工資、租金或利率。不斷膨脹的進出口數量促使城市經濟生產對廠房、公路、鐵路和海港基礎設施需求不斷升級，即對土地空間的需求大幅度增加。這在擴大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時，也抑制了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不但沒有削減中國原有的二元化經濟增長模式，反而強化了原有的二元化特征，并且形成自我累積因果循環效應。

這種對土地的渴求在土地國有或集體所有的條件下，城市政府很容易通過擴大土地空間的方式，刺激經濟增長，獲得財政收入，導致城市郊區猛烈發展。在某種特定條件下，城市土地成為投機性商品，不但成為私人謀取暴利的媒介，而且成為城市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城市政府競爭、外資驅動、低端制造與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使工業化成為城市空間擴張的最主要驅動力。所以，中國經濟增長較快的國際化城市，既是制造業比重較高的城市，也是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城市，同時也是城市空間擴張速度較快的城市。這樣的城市空間擴張在中國相關制度約束不到位的條件下，必然演變成為城市蔓延。現存中國制度有效供給短缺也是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重要成因。

(三)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的實質與負面影響

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城市蔓延相比較，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具有中國特色的推進方式。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問題主要是城市化偏態發展的結果，當然也是“中國式”郊區化的產物。城市蔓延主要來源于政府對過去生產性城市空間進行戰略性調整以及發展制造行業的空間需求。市場機制利用政策空隙并填充剩余的城市空間。在城市政府與市場各具特色的作用下，整個城市空間擁擠成為一個團塊，城市空間的組成部分沒有自然間隔或緩沖空間。在信息化與汽車普及化的條件下，中國城市蔓延問題更趨于嚴重。

城市蔓延突出表明，中國城市擴張缺乏制度性結構的支撐。在中國城市化與國際化城市發展過程中，經濟與社會制度本應起到約束與規范經濟增長沖動的作用，使城市化走向有序化與規范化。然而，中國在剛性規定城市增長邊界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規發展方面較為滯后。生產型稅收征繳制度導致城市之間爭奪外商直接投資與產業同構化問題，公共財政制度還沒有對城市之間經濟增長作補償的常效機制；土地制度的缺陷使得地租無法成為調節城市空間的杠桿，也使得城市沒有增長邊界；社會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導致畸形的城市空間需求；城市規劃制度缺陷使得城市空間邊界可有可無。這些制度問題不僅催生“虛假的城市化”(pseudo-urbanization)，而且產生城市蔓延問題。

城市蔓延造成居民交通成本增加，并依賴汽車工作與生活，導致能源耗費巨大，環境污染加重；它侵占公共空間，吞噬耕地，減少生物多樣性，影響地下水資源；它擴大城市公共財政支出，增加社會稅收負擔。同時，城市蔓延也引發經濟學意義的公平問題，即產生隱性補貼問題和公共服務事業配置問題。從稅收公平原則角度來看，城市蔓延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轉移支付，大量建設郊區交通道路、醫院和中小學校造成的財政投入，實質上是隱性補貼了擁有郊區房產和私家車的社會群體。同時，從社 會學角度來看，城市蔓延會造成社會階層隔離分化、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從城市空間內部結構來看，在城市蔓延狀態下，城市的工業空間、商業空間與居住空間或者相對孤立，或者直接生硬聯接。城市邊緣區的蛙跳式開發戰略使城市內部空間極為不協調，也妨礙城市社會文化發展，抑制城市創新精神。郊區特別是城鄉結合部經常處于混亂失序狀態，成為滋生疾病與犯罪的溫床。

由于城市空間內部結構的不合理，城市空間只能尋求擴張來解決內在矛盾與沖突。但是，城市蔓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空間內部矛盾，城市空間無法通過蔓延的方式滿足居民生活與經濟生產空間需求，反而因為“攤大餅”的蔓延進一步激化空間結構矛盾與社會沖突，造就新一輪的蔓延，從而形成城市蔓延的惡性循環機制。在國際化城市空間蔓延過程中，必須注意到許多城市居民和進入城市的農民生活福利水平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這種現象實質上違背了“城市的目的，是為了給居民提供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良好設施”的初衷。

二、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美國城市蔓延造成中心城區的衰弱與頹廢，郊區蔓延與城市衰落具有顯著的統計相關關系。全球城市郊區過度發展，大量企業轉移到郊區，中心城區走向衰落與空洞化。目前全球城市的中心城區正在試圖通過全球化與信息化的作用，試圖成為全球性流動性空間的聯結節點以獲得重新發展，即“紳士化”(gentrifica-tion)或“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進程。與發達國家全球城市空間發展不同的是，中國國際化城市在郊區蓬勃發展的時候，中心城區依然是最為繁榮繁華的，其居住人口密度與產業密度遠遠高于郊區，仍然是全市人口與產業密集度最高的區域。這種空間結構特征賦予了傳統“增長極”概念與“核心一外圍”理論新的含義，即作為經濟增長極，它是空間的一個點，既可以是一座城市，也可以是城市某一組成部分的空間；它不僅擁有城市主導產業的創新功能，而且還具有不可復制的、整體性的功能支持環境。

(一)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形式

雖然中國國際化城市已經開始了郊區化進程，城市蔓延問題在不斷發展，但是其中心城區的科技資源、物質資本、人力資本以及公共服務依然是全市最為豐富的區域。在城市空間內部競爭之中，中心城區占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地位，具有郊區無法匹敵的重要性，中心城區是高利潤率產業與高收入社會群體的首選之地，并在不斷排斥低利潤率產業與低收入社會群體。高附加值的產業與財富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與中央商務區。雖然近年來國際化城市中心城區人口密度有所下降，但是中心城區人口密度仍遠遠高于郊區；中心城區的產業密度包括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密度都高于郊區；中心城區的綜合性功能是郊區所無法比擬的，郊區和開發區必須借助中心城區的綜合性功能；中心城區以其不可復制的整體性優勢體現了城市化的目的與意義。財富、人力資本與科學技術資源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帶來了城市空間極化。

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現象還表現在低收入社會群體特別是外來人口主要滯留在城市邊緣區域上。作為全國性或地區性首位城市，中國國際化城市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流向目的地，外來人口的非正式就業構成國際化城市就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于中心城區生產者服務業所要求的工作技能往往是外來人口無法企及的，外來人口不可能以中心城區的行業作為就業目標。尋找既可以獲得低技能的工作機會又可以獲得低廉租金的房屋往往是外來人口的主要目標。這樣，城市郊區的工業開發區及附件區域成為外來人口理想的棲居地。同時，外來人口的生存與工作需要個人之間的相互協助，在社會保障制度缺失的條件下，同鄉籍的農村流動人口便組成了所謂的城市“村莊”。這些城市“村莊”，一般位于在國際化城市邊緣區域。

(二)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的形成機制

在全球化與信息化時代，城市國際化實質上是加入國際經濟循環，謀求融入全球性流動空間，成為世界城市網絡體系之中的重要節點。如果說全球性流動空間側重于物質構成，那么，世界城市網絡體系是建立在這個物質基礎的功能構成。它是由各個單元相互“鎖鏈”(interlock)的體系。構成世界城市網絡體系具有三個層次：第一是作為節點層次的城市；第二是作為網絡層次的世界經濟，它超越于節點網絡層次；第三是作為次節點層次的生產者服務業。城市作為節點，服務業特別是生產者服務業作為聯結內容，它們構成了一種網絡。因此，對于國際化城市來講，如果要成為全球城市，就需要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生產者服務業。這就必須構建適合服務業發展的空間環境，以求催生服務業并能夠吸引外部服務業進駐本市，即讓世界城市網絡體系的節點落實到城市的具體空間之中。

盡管中國國際化城市與發達國家的全球城市相比，服務業發展較為滯后，知識與人力資本含量較低，但是國際化城市與其周邊城市相比較，其服務業發展所包含的知識與人力資本是最高的，城市經濟服務化程度也是最高的。這些服務活動落實到城市哪個地方，這取決于那個地方的城市空間能夠滿足人力資本較高、空間聯結度較高服務行業的要求。服務業發展依賴于通達的交通條件和良好的公共服務供給，依賴于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與良好的周邊經營環境。為了滿足這種要求，國際化城市在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不應求的條件下，采取集中化的策略把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聚集在中心城區，構建符合世界城市網絡體系節點要求的空間環境，形成部分區域性的綜合性功能。城市經過一段時間苦心經營，中心城區擁有相對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擁有較為完備的教育、醫療衛生和娛樂設備，其綜合功能是郊區無法比擬的，當然也就成為了知識與人力資本含量較高的服務業特別是生產者服務業最為青睞的地方。

然而，一方面，由于國際化城市知識與人力資本含量較高的服務業在增加值與就業兩方面的比重都還較小，落實到城市空間的服務業活動也就較小；另一方面，以目前國際化城市財政收入狀況，也只能把有限的公共財政投入到有限的空間中。這樣，具有綜合性功能的中心城區特別是中央商務區的空間范圍必然是有限的，甚至是較小的，從而決定了國際化城市是單心單核的而不是相對均衡化的城市空間結構。

盡管國際化城市的城市建成區面積不斷擴大，各種形式的開發區、交通道路基礎設施與新城在城市邊緣區不斷拉大城市面積，但是中心城區仍舊是城市居住的重點與經濟生產的重心，郊區還不具備中心城區同樣的綜合性功能。由于中心城區具有良好的通達性與公共服務，它就成為人口與產業空間競爭的目標。在國際化城市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供給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產業與居民空間競爭的焦點在于對城市基礎設施與優質公共服務的接近與利用上，也就是對中心城區空間的占有與靠近上，因而中 心城區成為平均人口密度與產業密度最高的區域。

不斷擴大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是導致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的重要因素。對于高收入社會群體而言，居住在中心城區所獲得交通成本節約與居住在郊區所獲得清新空氣、充足的陽光和寬敞的空間相比較，前者具有更高的權重。相同情況也出現在不同產業對城市空間的占有與爭奪上。產業與居住的空間競爭與轉移方式既可以通過政府對舊城改造的方式，也可以通過市場方式進行。產業特別是服務業依據其產業利潤率，居民主要依據其收入水平爭奪城市空間。這樣，國際化城市中心城區逐漸聚集了高產業利潤率與高收入社會群體，而中低收入群體與低利潤率的產業則不斷向城市郊區遷移。國際化城市也逐漸出現了空間極化現象。

(三)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的實質與負面影響

中國國際化城市同時存在著城市蔓延與城市空間極化現象，兩者實質是同一個內在問題的兩個外在表現而已。不同于地理空間的一般極化現象的是，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是人力資本、財富與科技知識的高級生產要素聚集，而不包含普通勞動力的空間聚集。相對于人口在中心城區的集中而言，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是相對較高層次的極化，反映了信息化條件下城市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國際化城市中心城區在吸收與占有高級的生產要素之后，試圖成為世界城市網絡體系節點。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現象突出地表明了在資本全球性流動與資本主義世界性生產的條件下，城市為吸引資本所作的努力。在工業化尚未完成而又面臨著信息化的任務下，由于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總供給不足，城市采取極化策略，即把有限的資源與要素集中在中心城區，以期能夠達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最低要求，這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種必然現象。

在新的國際勞動生產分工條件下，全球化與信息化催生了一種貫穿于全球的世界生產體系。它以全球城市為節點，構筑了一個全球性流動空間。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表現了它試圖融入全球性流動空間。然而，由于它試圖構建類似于全球城市的服務化空間，它在不斷融入全球性流動空間、接近世界經濟發展核心地帶的時候，卻與本市其他空間組成部分的發展距離不斷擴大，產生城市的空間間斷與脫節現象，即全球性生產與地方性生產的分離。它在試圖帶動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時候，卻與本經濟區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漸行漸遠，以至強化了二元化的區域經濟結構。國際化城市空間極化，表現了它不僅產生更大的社會收入分配差距，也在制造社會隔離與分化。

三、大集中、小分散——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空間形態

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在對城市空間形態應是集中還是緊湊之間一直存在著爭論。到20世紀80年代，人們逐漸認識到，城市規劃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形態將是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并開始認識到集中對城市發展的意義。高密度的簇狀社區，有助于提高社區活力，增強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自此以后，集中的積極意義逐漸在全球取得共識。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城市化與資源供應變得越來越緊張，主張集中論的觀點受到學術界與政界的重視。人們認識到，遏制城市擴張可以縮短交通距離，降低城市交通數量；通過減少利用城市外圍空間，城市空間保持一定緊湊度，可以有效地促進城市及其周邊區域可持續發展。

(一)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結構的理想形態

在美國城市蔓延較為嚴重的區域，城市、邊緣以及郊區的區別逐漸消失。新型的城市地區缺乏向心結構，以致出現了“逆城市化”概念，即人口分布開始從集中狀態向分散狀態轉變，進入“后都市區時代”(post-metropolitan era)。與早期集中化模式不同的是，城市在蔓延狀態下成為一種無定式的結構，它是一種城市星云，這種星云向四面八方擴散，而且在邊緣之中還出現了相反意義的中心。分散型的城市空間結構會使城市財政與社會資源趨于枯竭，使得城市居民在路途中花費更多的時間和金錢，相應地減少了用在家庭、教育、娛樂和其他休閑活動上的投入。同可以步行或騎自行車上班與上學的緊湊發展相比，蔓延的城市空間布局可能會降低社區文化氛圍。

從中國資源與人口的比例來看，中國國際化城市必須走緊湊型與集中型的城市空間結構道路。中國的城市化不可能先走美國式的城市蔓延式道路，再進行所謂的“精明增長”，進行空間收縮形成緊湊型的空間結構。那樣將付出較大的社會成本與經濟代價。在城市空間結構上，中國國際化城市不可能走如洛杉磯式無邊無際、無心無核的結構模式，而應當向集中與緊湊方向發展。

從集中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來看，人的居住與工作必須集中。人類集中的規模越大，“城市化形為力，化能量為文化，化死的東西為活的藝術形象，化生物的繁衍為社會創造力”的神奇色彩就越濃厚。集中可以進行信息交流，激發靈感與創造性，使得文化產生并形成。由于集中，原先農村比較穩定的、非組織化的“死”物質發展成為有機生命的可能性變得明顯，城市的出現與文明的形成有著密切關系。

然而，城市必須在集中的前提下進行分散，即應當形成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間布局。當城市越來越大的時候，每天花費在居住與工作地點之間的來往時間也愈多。由于大部分居民被迫從事這種日常的往返活動，原本城市安寧狀態必然受到嚴重影響，也使城市居民與自然的聯系割裂開來。進行分散就是要改變這種局面，使城市居民擁有充足的時間與空間和新鮮的空氣。分散的目標，并不是把居民和他們的活動散布到并恢復到原先的村落狀態，更不是把分散變成放任自由的活動，讓其演變成為城市蔓延，而是要把中國國際化城市目前那一整塊擁擠的空間區域，分解并散布成為若干集中單元，例如郊區中心與衛星城鎮等。此外，還要把郊區較為分散的空間單元組織成為在活動上相互關聯的功能集中點。

因此，理想的城市空間形態是有機集中與有機分散，即大集中、小分散；城市空間不但有心有核，又具有相對均衡化特征。個人的生活與工作應趨于集中，而城市的各種活動則應趨于分散，即有機的分散空間布局模式。城市空間布局的最佳狀態是能夠把天然美景與人為藝術巧妙地結合起來，把城市的靈動與創新帶給農村，把農村的自然與清新帶進城市，使人得到解放與充分發展。這樣的城市既可以獲得經濟、社會效果和文化意義，又可以親近自然。

因此，目前中國國際化城市必須分散中心城區過于集中的產業與居住人口，同時提高郊區集中度，提高郊區的產業密度與居住密度，扼制郊區不斷向外擴張的勢頭，構建帶有硬約束性的城市區域，防止城市區域無限制地對外擴張。簡而言之，既以集中為主要目標，分散現有的集中，集中現有的分散，實現城市空間相對均衡化發展。

(二)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的有序化

空間的有秩序狀態，始終優于混亂狀態。對于中國國際化城市而言，城市空間變化無論是朝著集 中或分散的方向發展，首先必須處于有序狀態。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的蔓延與極化問題，首先是空間失序發展造成的問題，它是城市空間擴張缺乏制度性結構支撐造成空間布局的混亂。由于混亂與無序，城市空間既有過于集中問題又有過于分散問題，即中心城區過于集中，而郊區過于分散。中心城區與郊區的產業密度與居住密度存在著明顯的間斷現象。這種城市空間布局一方面過分消耗土地與資源，另一方面導致貧富分居，造成社會分離與分裂固化。因此，中國國際化城市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秩序問題，即為初級階段的制度問題。目前中國在規范城市空間發展的制度存在較多滯后或不合理現象，導致了城市空間呈現無序與混亂擴張態勢。

因此，中國國際化城市應當構建一套有效的規范與制度約束、限制和規范城市空間擴張沿著既定的軌道前進。一是改革中國土地制度，促使地租成為調節城市空間秩序的重要杠桿，通過建設有效的土地法規體系，規范經濟與社會空間，促進空間有序轉型和轉化，這里特別是要防止土地成為城市政府促進經濟增長與提高財政收入的媒介。二是構建符合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城市發展法或城市規劃法，可以借用建立城市綠化帶和法規形式控制城市無節制蔓延，促進中心城區形成合理密度的人口與產業分布。三是構建合理的中央與地方關系，合理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與財權，以利于城市化有序進行。四是改革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把流動人口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實行城鎮與農村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融入當地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生活，建構完全意義上的城市社會與現代社會，形成相對穩定的城市社會微觀基礎，以利于流動人口完全城市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五是構建合理的社會收入再分配制度、戶籍制度和匯率制度，這也是促進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結構合理化的重要方面。

(三)中國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速度的合理化

控制城市蔓延、促進城市空間擴張有序化的核心步驟在于加快制度建設，首先亟需解決的問題是降低城市空間擴張速度，促進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速度的合理化。由于社會與政府取得一致并制定相關法律與制度框架需要一個過程，全面構建適合于現代社會發展的中央與地方法規體系需要較長的時間，而過于快速的城市空間擴張使得立法與制度構建跟不上空間變化步伐，也使傳統上約束城市空間的社會與文化結構面臨土崩瓦解的危險。所以，要降低國際化城市空間擴張速度，就必須著手轉變國際化城市的經濟增長模式，改變其外資拉動、低端制造與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制造業比重，降低外資依存度，減少經濟對外依賴度，消除城市政府的GDP與財政收入增長沖動。國際化城市應當立足于內需，切實提高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進一步發展服務業，形成自我良性循環的產業體系。

篇(3)

【關鍵詞】民辦高校；“90后”；消費

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消費群體，他們邁入校園后消費問題一直是人們關心關注的問題，以首批“90后”學生為例，他們的消費觀念、消費喜好、課余生活情趣，高校及家庭、社會如何給予及時正確引導等已得到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和理論界的關注并成為重要研究課題。

按照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到本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的時候，現在的“90后”正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中流砥柱。伴隨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民辦高校也在迅速崛起。這批關乎國家整體發展的“90后”在民辦高校這樣一種特殊的辦學隊伍中成長成才，他們的消費狀況、消費心理等需要我們重視和研究。

本文通過發放調查問卷、個別訪談的形式，對在校的民辦高校“90后”學生的日常消費情況進行調查，并分析其成因，指出引導大學生正確消費的方法。本次調查針對民辦高校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的“90后”大學生，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回收291份，有效卷291份。

一、民辦高校“90后”學生的消費現狀

1.經濟來源單一化

民辦高校“90后”學生的經濟來源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父母給予、獎助學金（包括助學貸款）和勤工儉學。調查顯示，95%的學生經濟來源是靠父母給予，12%的學生絕大部分生活費要靠自己勤工儉學獲得，而能成功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只有極少數，僅占3%。特別是民辦高校，不能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只能申請生源地貸款，這就無形中給很多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帶來了困擾。吉林省今年才開通生源地貸款，也就是說，2012級新生可以享受到這一政策。

2.消費水平兩極化

民辦高校的“90后”學生其家庭經濟狀況并不都是條件優越，也有部分學生家庭經濟狀況極其困難，總體情況呈現兩極化，使得學生們在校的消費也呈現兩極化的特點。月生活費在300—500元的學生占13%，月消費在1500元以上的學生占15%，絕大多數學生的月生活費集中在1000—1200元和1200—1500元，前者占25%，后者占19%。其次是800—1000元，占17%，600—800元占11%。

3.消費支出立體化

民辦高校“90后”學生的消費結構除基本的伙食消費、日常用品消費外，還出現了更多精神層面的消費。如學習消費、娛樂消費、戀愛消費、交際消費、旅游消費等等。而旅游上的消費還細分了小長假旅游、寒暑假旅游和畢業旅游。而個別民辦高校離市區較遠，使得學生在交通上的花費增加了。從本次調查上看，除伙食消費外，排在前面的有：學習消費41%，大四學生居多，多用于考研、考公務員輔導班、各種過級考試輔導班費用。很多考研機構甚至推出了“鉆石卡——超級VIP學員班”，簽訂兩年的學習計劃，而學費則高達兩萬元。公務員考試的保過班，學費也高達萬元，令人唏噓。其次是服裝、飾品、化妝品消費占39%，用于交際、娛樂的消費則占總消費的27%。在戀愛的學生中，他們日常用于戀愛的費用普遍占總消費額的30%左右，個別則高達50%左右。

二、民辦高校“90后”學生消費特點

1.享受消費居多，追求名牌

處于成長階段的“90后”的大學生對于老一輩提出的“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生活觀念感到不解，反而對李白的“及時享樂”主義頗有認同，他們喜歡更豐富、更隨性、更灑脫、更享受的生活方式。他們會定期去做美容、美甲、美發，會去健身、瑜伽，會選擇單身背包客旅游、畢業旅游、情侶旅游等等。對于這些，他們則愿意歸結為是對生活質感的體驗。

2008年我們曾對民辦高校學生的消費情況做過調查。當時手機的普及率接近100%，電腦的普及率在30%左右。時隔4年，手機的普及率早已超過了100%，有60%的學生有兩部手機，還有3%的學生甚至有4部手機。電腦的普及率更是高達83%。iphone、ipad等高端手機在學生中也不罕見，同時擁有iphone、ipad的學生甚至高達11%。學生們對于名牌化妝品、名牌衣服等高檔消費品的追逐也從未停止。

2.感性消費，理財能力差，有攀比心理

調查顯示，高達29%的學生從沒有記賬的習慣，對自己每月的支出沒有合理的規劃，出現了“月光族”，甚至“半月光族”的消費群體。處于成長期的“90后”學生，還不能夠合理的理財，在對金錢的支配上處于被動的狀態，當自身的消費能力不夠時，會因攀比心理、虛榮心理產生盲目消費。

對待新鮮事物，他們是樂意接受的。有46%的學生對信用卡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其中有18%的學生已經使用信用卡消費了，他們認為非常便捷、非常時尚。

3.勤工儉學多樣化

傳統的觀點是學生的勤工儉學會為在學校的超市、食堂、圖書館打零工，或者做家教、臨時促銷員等等。民辦高校“90后”的學生雖然在學習上相對公辦院校的學生略遜一籌，但說起做生意的頭腦來絲毫不差。調查顯示很多學生開始了多樣化的勤工儉學：開網店、開實體店、做補習機構的校園、擺地攤、DIY創意手工藝品、炒股等等。網絡的開放化，社會的多元化使得當代大學生和社會接觸的更多，他們的觀念日新月異，他們的想法也與時俱進，不禁讓人刮目相看。

三、影響民辦高校“90后”學生消費的因素分析

“90后”大學生目前正處于成長階段，是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90后”大學生，盡管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自我意識頗強，思想卻不成熟。在消費問題上，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虛榮攀比心理充斥著他們的生活，這些不良的消費觀念廣泛來源于他們的家庭、社會、學校，乃至學生本人的亞健康心理。

1.家庭因素

一個家庭中，父母的消費觀念、家庭的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學生的消費情況。家庭經濟狀況偏好的學生則日常消費水平較高，反之則較低。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有較好的理財觀念、理財能力，其子女耳濡目染，也會有較好的理財認知和把握。而對于父母日常生活中不善理財、花費隨意、沒有計劃、盲目消費、攀比消費，學生的消費情況也不會太樂觀。

2.社會因素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老一輩只講究吃飽穿暖，現在的“90后”卻提出了“吃要吃出健康、穿要穿出風格”等多元化的消費觀念。網絡已逐漸深入到學生的生活中，各種新潮的、時尚的消費應接不暇。大學生對新鮮事物更是樂于嘗試，還不斷創新。網絡購物、電視購物、團購、促銷等等，既豐富充實了購物空間，也大大的推動了“90后”大學生的消費。與此同時，個別商家的引導性消費，商品個性化特征，奢侈品的品牌效應等等，使得廣大學生走入了消費誤區。

3.學校因素

大學校園本身就是一個新鮮事物云集、潮流品牌競相登場的舞臺。日常的學習、生活中，對于這些時尚、高端的奢侈品牌的談論更是他們茶余飯后的常見話題。盲目的消費、攀比虛榮的心理、消費理念的錯誤引導，在學生中愈演愈烈。作為民辦高校，其辦學主體更多的關注于學生帶來的經濟效益，忽視了關乎學生成長成才的思想政治教育，沒能及時對學生的不良消費行為進行制止和批評教育，助長了學生不良消費行為的滋生。

4.學生自身因素

“90后”大學生思想還不成熟，他們告別了父母，來到學校開始全新的集體生活。離開父母的庇佑，他們還沒能完全學會獨立，學會自理，盲目的追隨潮流，正如歌詞中描述的“跟著感覺走”，“你有我也有”，導致“90后”大學生不成熟的消費現狀。

個別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看到身邊家庭條件優越的學生高水平消費時，產生了強烈的自卑心理，這些學生自尊心極強，好面子，他們選擇通過完全超出自身經濟狀況的高消費，來掩飾貧窮帶來的自卑。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行為只會讓學生越陷越深，不斷的消費來證明自己的“富裕”，實則“富”了皮囊，空了內心。這種追慕虛榮，嚴重自卑的不健康心理，導致學生超負荷消費。相對家庭經濟狀況優越的學生，他們更注重享樂，注重高層次的消費。經濟因素對他們來說不是困擾，他們任意消費，過度消費，追求高檔次的生活。這些與處于成長、學習階段的學生身份完全不符。

四、引導民辦高校“90后”大學生健康消費的幾點建議

1.言傳身教，樹立良好榜樣

父母作為子女的第一任老師，日常生活的言傳身教，對子女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子女們耳濡目染，沿襲了父母的消費觀念。所以，家長要樹立良好的榜樣，形成健康的消費習慣，引導子女參與家庭理財計劃，既可以讓其體會到金錢的來之不易，又可以培養他們學會自理、自立的能力。

2.優化環境，營造綠色消費氛圍

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不斷優化社會環境，加強對新聞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的約束管理，形成健康的輿論引導，提倡簡約、綠色的科學消費。不鼓吹泡沫經濟，不追逐過度消費，不過度哄抬品牌效應，讓社會各界，特別是廣大青年學生正確認識消費，規范自己的消費行為。

3.高度重視，加強疏導，引導科學消費

首先，對學生的不良消費現狀，高校要高度重視。民辦高校雖然在辦學主體上與公辦院校不同，但同樣承載著培養學生成長成才的重要使命。2006年，教育部為貫徹中央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見專門制定了《普通高等學校輔導員隊伍建設規定》，即教育部第24號部長令，明確規定了高校輔導員的選聘配備、培養培訓、工作和發展等一系列政策。民辦高校應高度重視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斷完善輔導員的隊伍建設，按比例配備輔導員，并充分調動一線輔導員的工作積極性。密切關注學生的思想動態，把握學生的消費心理，對有不良消費行為的學生提早發現，逐一疏導。

其次，高校要了解把握大學生在校的消費狀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學校要在新生入學時對其心理狀況進行認真的調研分析，關注重點生的心理發展和他們的消費情況。分析掌握學生們的消費特點、消費心理，才能“對癥下藥”，探究當代大學生的消費規律性，有的放矢，有針對性的開展學生消費的引導工作。

再次，高校還應積極協調，調動輔導員和“兩課”教師，普及消費知識，組織各種講座，結合生活中的案例組織召開主題班會，對學生進行消費教育，用科學的觀念武裝學生的頭腦，用健康的思想引導學生，使其正確認識消費，不被動的受消費支配，形成科學的消費觀。

4.學會理財，樹立合理消費理念

大學生自身要不斷加強自律，克服不良的消費行為，合理支配自己的生活費，學會理財，樹立正確的消費理念，理性的對待自己和他人的消費，不盲目攀比、不奢侈浪費，將自己的精力轉移到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學習上，以優異的成績和良好的就業回報父母和學校的培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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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巍.當代大學生消費結構與消費行為探析[J].重慶社會科學，2006（1）.

篇(4)

關鍵詞：上海 創新 創業 生態系統

順應國家科技強國戰略的實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愿景目標，打造全球知識策源地和創業高地。對此，建設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發達的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創新要素集聚、生態環境營造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國際全球城市建設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主要影響要素和未來趨勢，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設良好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對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紐約、倫敦和東京》一書中研究基于城市生產業，將“全球城市”定義為發達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周振華（2006）指出，全球城市網絡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間解釋變量，建立了全球城市與一般城市之間的聯系。李志剛、吳縛龍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強調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別是全球尺度上的經濟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謂東亞最具潛力的全球城市。屠啟宇（2012）強調，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趨勢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鐘形”結構發展的格局；以服務業為主向產業均衡形態發展的產業結構；包容性發展逐漸成為關鍵性標桿的社會環境以及向產業乃至城市總體定位滲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創新系統理論

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主要來源于創新系統和區域科學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趙黎明等以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為背景，以建立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城市創新系統為主線，較早提出了城市創新系統理論。于曉宇、謝富紀（2009）指出，我國城市創新體系的構建不僅僅要考慮長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導向，也要考慮到本市創新體系過往的歷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創新體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進創業活動、知識開發、通過網絡進行的知識擴散、幫助并引導創新參與者找到自身的作用點、市場形成、資源調動、法律制度的形成、積極的外部效應的開發。

（二）創業生態系統相關理論

Prahalad C. K.（2005）認為，創業生態系統是一個允許有著不同傳統和動機的私營部門和社會角色共同參與的一個框架體系，在這一體系內，它們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這一共生關系下創造財富。Florida（2009）解釋了創業生態環境運行過程――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富有創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個高密度的生態體系中，直接互動，產生思想，將其變為產品和服務。林嵩（2011）認為創業戰略和創業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微觀屬性特征；創業網絡研究從中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屬性特征；創業環境研究從宏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屬性特征。

二、全球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影響因素分析

伴隨信息通信技術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識存在形式和研發創新活動呈現出的新特征，外部資源（尤其是全球范圍內資源）的重要性和可實現性不斷提高，企業將獲取創意的范圍拓展至全球，通過嵌入全球創新網絡（GIN）有效獲取全球創新資源。

（一）全球化和網絡化

全球化呈現出兩大新趨勢：一方面是“區域化”的趨勢，即以TTIP、TTP、TISA為代表的區域化將成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轉的趨勢，并將呈現出區域管制化、數字化和專業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趨勢，即在全球化深化過程中，全球將著力突破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困境，實現“再平衡化”，所有國家將會進一步開放與合作。

網絡化對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帶來的變化將體現在四個方面：海量微主體、低邊際成本、碎片化多樣化、后喻文化，這對創新創業環境都帶來深刻變化。同時也導致全球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

生物產業、信息產業、材料產業或能源產業的單一產業突破很可能帶來累積效應，引發全社會的整體變革。如能源領域，太陽是未來人類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從太陽那里獲得數千倍于世界上的人類所消費的能源，理論上說只要捕獲其中極小部分就能足夠提供我們所需的全部的電力，而且不會改變氣候、損壞環境和窮竭資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儲存是決定太陽能發電未來的關鍵性挑戰。

（三）高技能創新型人才的“全球環流”

全球人才流動和集聚將出現一體化趨勢，同時全球人才虛擬化趨勢顯現，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人才將進行更為廣泛和頻繁的跨全球流動，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將形成高端人才的環流和聚集，北―南流動、北―北流動，南―北流動和南―南流動更為頻繁。

大量的高技能勞動力對創新集群的形成至關重要。研究顯示，以色列的企業與在硅谷或美國其他地區工作的以色列國民之間的頻繁聯系對于吸引跨國公司入駐以色列而言至關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臺灣裔的美國工程師成為硅谷與臺灣之間的紐帶，為臺灣新竹產業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風險資本跨境流動

在未來的創新系統和創業生態環境中，隨著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斷開發，支持創新創業活動的風險資金體量將變得更為龐大，資本性質將更為國際化，資本結構將更為多元，資本的流動將更為開放和自由。其中，未來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資本勢位將逐漸下移，即原來只有富商或大企業資金才能流入風投市場，而未來通過金融創新，普通大眾的資金也將參與市場的博弈；而利用互聯網技術，全球化的資金將更為精確地指向任何高回報率的領域，并通過信息技術形成資本運用的高度協同。

（五）知識的全球化流動

未來30年，要素流動將呈現知識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動主要是來自低成本國家的勞動密集要素和資源豐富國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識密集要素的流動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動的50%，而且這一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增速是勞動密集要素的3倍。

隨著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與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漸明朗，由知識流動主導支撐的“全球創新網絡”將在下一個三十年逐步成為未來全球化內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未來趨勢分析

（一）創新主體多樣化，創業行為常態化

創業物種的多樣性是全球城市創新體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礎，是創新持續迸發的基本前提。創業物種通過人才、資本、知識、技術為主要紐帶形成了復雜的價值網絡，在競爭性合作共生中不斷演化發展。多樣性共生的特征意味著創新主體與創新環境之間進行著頻繁的試錯與應答。因此，未來創新體系中的創新主體將形成囊括政府、企業、大學院所和用戶，并形成“四螺旋”產學研用“共生”的狀態，用戶將成為城市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主體，這也使得整個創新體系將變得更為扁平化，而“體驗+服務+產品”將成為創新體系的價值實現載體，面對生產消費者（Prosumer）的崛起和產學研用社區生態化創新的新模式，從強調供給側政策轉向依據創新鏈綜合推進需求側、供給側和環境面政策的協同運用。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業的門檻將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個體有能力獲取創新資源，并以個體形式創辦企業。伴隨著越來越多以個體形式成立的小微企業將成為全球創新體系中最富活力的創新主體，其與大企業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平等，并在科研機構、用戶群體的協同下全面參與到價值鏈的各個環節。

（二）創新活動全球化，創業活動社區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創新體系不再是孤立封閉的“生態圈”，而是建立了與外部的廣泛聯系。每一種創新物種個體或群落的發展進化均依賴于其他創新物種個體或群落以及周圍環境，人才、資金、信息將自由、高效流動，進而更加高效地匯集全球的創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維夫創業生態系統堪稱高度開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維夫吸引著全世界的企業家、投資者和創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數百家跨國公司在特拉維夫建立了分支機構或研發中心，包括google、微軟等世界級高科技公司，同時也有許多以色列創業公司被國際知名公司收購。又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在其科技園有注冊運營的企業超過130 家，其中65%以上為跨國公司，微軟、英特爾、IBM、通用電器、朗訊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強企業均在園區設有離岸軟件研發中心。

（三）創新系統開放化，創業生態繁榮化

未來創新體系是創新主體在全球范圍內搜索可利用的知識資源、關注資源使用權并且具備高度開放性的價值網絡創新模式。隨著城市逐漸成為區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載體，成為全球價值網絡中最為重要的節點，城市創新體系將與全球創新網絡這一大系統產生更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動。而未來城市創新體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參與全球范圍內的資源交互，協同創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其系統價值。與此同時，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深入發展的三十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創業機會將不斷涌現，而創業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創業生態將呈現出空前的繁榮，這也為創新系統的進一步開放和輻射作用奠定了基礎。

四、對策建議

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應當聚焦關鍵問題、突破制約瓶頸，分階段、有層次地推進創新生態環境的構建。

（一）在城市創新發展理念上，從工程化思維轉向生態化思維

生態化思維的創新發展，更強調增強回路和調節回路等反饋機制，注重創業生態物種、要素的多樣性、異質性，且更迭多，要素間關系更為復雜。重點要突出不同主體間的有機聯系，突出政府內部及與各要素的協同，高度重視“選擇機制”，如創業要素與“創業環境”（生境）間的選擇與適應問題。

（二）在系統運行機制上，要更注重系統可持續演化發展

全球城市創新系統與創業生態環境的形成是一個從低階到高階進化發展的過程，系統從單個主體集聚，不斷成長、發展、演化過程中，通過“漲落”正反饋機制中達到有序，從微漲落經過要素非線性作用逐漸放大為巨漲落，引起全球城市創新系統與創業生態環境新的有序結構和突變的產生。

（三）在與外部環境互動上，要以更加全面的開放來促進創新

促進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對內對外的全方位開放，促進創新主體之間的對接、交流與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貿區的建設與發展，以開放競爭促進創新發展。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方式開展國內外科技合作與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創新的產業轉化平臺。

（四）加快建設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充分結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對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性作用和政府對產業進化的促進性作用，重點發展提供全球化服務的生產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領域，以服務型制造推動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持續向價值鏈高端遷移，從而使上海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成為中國產業群落演替和進化的重要“風向標”。

（五）引導企業培育創業生態系統

強化企業間共生合作，規范大企業并購中小企業的有關法規政策，引導、鼓勵上海制造企業強化研發設計與技術整合能力，實施開放式創新和嵌入式創新，從“大而散”的產業鏈內置模式，轉向“大而強”的產業創業生態系統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和生產要素，建構面向全球市場的產業創業生態系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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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思想道德 實效性 思考

一、“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在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一）理論教學存在的問題

1.教學方法單一

由于舊的傳統灌輸式的課堂教學模式，使得大學生們對于這門課的反映較為冷淡，積極性也不高，大部分教師仍然偏重于概念、理論的闡述，在課堂上照本宣科，對教材內容缺乏消化、吸收和再加工的過程，只注重教學計劃和進度的完成。在教與學的關系中，教師往往采取“一言堂”的教學方法忽視了教學的實際效果。以至于不能夠完全掌握這門課程的精神實質，這種重理論而輕實踐的現象普遍存在。具體表現為以教為中心，學圍繞教轉，導致學生只能是被動地對知識進行接受，囫圇吞棗，失去了學習的主動性與創造性，同時也失去了自主學習思想政治課的興趣。然而素質教育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培養自主學習能力。重理論輕實踐非常普遍，導致學生實踐意識和能力缺乏，知行脫節現象極為常見。到目前來說“一言堂”的情況有所改善，雖然教師也運用課堂討論、社會調查等多種方式，并采用了電視錄像、多媒體教學等手段，但還沒有形成多元的、個性化的教學模式。還有的教師教學沒有針對性，對學生所想的所關注的社會熱點、疑點問題采取回避態度，對學生的思想狀況、思想特點了解不夠，沒有把握住大學生的思想脈搏。

2.學生重視度不夠

思想政治課由于在長期的教學中采取的是傳統的教學模式，所以是以教師為主，教師在課堂上享有絕對的權威也更好地宣揚了主流的價值與文化，而學生大多數狀況下處于一種失語的狀態中。這門課又是宣揚社會主義的道德，雖然和現實生活緊密結合，但是卻不能很好地運用理論知識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面對至高的道德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沖突，又無解決的合理辦法的時候，學生就失去了學習的熱情，學習的積極性不高。

（二）實踐教學存在的問題

本課程實踐教學的目標在于解決大學生在思想領域和重大社會問題上的認識困惑，并提高大學生的道德修養和法律素養，若是偏離了這一目標就會使得該課程的實踐教育目標被虛化。雖然很多學校的實踐教學內容和形式多樣化，但是與理論教學的內容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整合。

1.實踐課在課時分配上缺乏規范性。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總課時數的規定是很明確，但是對于實踐課的課時規定相對來說比較模糊，沒有形成專門的規范。大部分學校呈現出來的是課堂教學課時偏多，而實踐課時相對來說較少，更沒有合理分配的細節。

2.教學的形式缺少社會性。這門課的實踐教學環節主要局限于讓學生集體觀看資料片、舉辦講座和演講，及辯論活動，或者是組織學生的進行社會調查，等校內范圍的教學活動為主要的形式，很多的高校由于考慮到學生的安全等等各個方面真正組織學生走出課堂，深入社會的實踐活動特別的有限。這樣學生參與的熱情度也大大降低，像一些外出派學生代表參加的活動，大多數的大學生沒有機會參與到實踐活動的其中，進而造成實踐活動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3.教師的教學指導缺乏實效性。從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實踐教學活動來看，大多數都是教師在課堂給出學生可供選擇的題目或者是學生自己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話題，把學生分組進行，并且撰寫實踐總結，并由學生講解和分析本次實踐的體會。最后任課教師批閱和整理學生的實踐作業，并給出實踐的成績，但是在這個環節中缺少重要的一項是教師跟蹤學生的實踐活動，并對學生在實踐中進行具體和有效的引導與指導，還可以增進師生的情感并能體現實踐的效用，以至于整個教學活動缺乏融合性。

4.實踐課的考評方法缺乏激勵性。實踐課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所占的比例很小，這樣很難引起學生的高度重視，很多學生把實踐看成是一次簡單的活動，很多學生沒有在實踐中體會真正的價值作用。更重要的是本課程的實踐教學缺少嚴格的規范和可操作性的考核體系，實踐活動的內容常常是以內容新穎邏輯的完整性以及字數的多少來衡量學生的實踐活動的成果，忽視了對學生實踐過程中認識能力和自我評價能力的關注，甚至有少數的同學弄虛作假來完成本次的活動，不僅沒有提高自身的知識應用能力，還挫傷了部分同學的積極性。

二、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實效性不強的原因

目前高校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對部分學生厭學、部分教師厭教的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既考慮學生和教師的主觀原因，又考慮整個社會的價值導向的客觀因素。

（一）從學生方面看

部分學生厭學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功利主義的影響。面對現代社會激烈的競爭，學生們為了能在將來的擇業中更能處于有利的地位，報考研究生、過級（外語、計算機）、出國等已成為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主攻方向，學生專業課負擔很重，學習壓力大，有些專業還有實習活動，客觀上弱化了大學生對政治理論課的學習；第二，抵觸情緒的影響。傳統“政治”觀念的消極作用以及現實政治生活領域負面現象的影響，淡化了大學生的政治熱情，造成了對政治理論課的錯覺。由于受社會上不良因素影響，一些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抵觸情緒比較嚴重，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種“教化”，是空洞的說教。

（二）從教師方面看

主要表現為：第一，個別教師缺乏使命意識。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所從事工作的歷史使命，缺乏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意識。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沒有意識到學生作為主體的存在，在教學過程中既不能對教師的主體、主導作用進行發揮，又不能到激發和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而是單純地對教師的主體、主導地位進行強調，從而限制并壓抑了學生作為道德主體能動性的發揮；第二，部分教師理論修養不夠。許多教師由于自身理論知識欠缺，對于教材的理解度不夠，故而缺乏吃透理論融會貫通的過程，使得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不能顯示出各自學科的特點；第三，部分教師基本功差、執教能力不強。部分教師缺乏教學基本技能的訓練，教學感染力不強，不能吸引學生。有的教師教學沒有針對性，學生所想的、所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得不到解惑；有的教師授課沒有重點，語言平輔直敘，缺少感情投入，不能引起學生共鳴；有的教師授課內容層次不鮮明，缺乏邏輯性；第四，部分教師教學手段單一。從實際情況來看，大部分課堂教學采用的是單純講授的形式，雖然有時教師也運用課堂討論、社會調查等多種方式，并采用了電視錄像、多媒體教學等手段，但還沒有形成多元的、個性化的教學模式，尤其是能夠將教材的內容和電腦等多媒體教學實現完美結合的教師較少。

（三）從社會價值導向看

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信息交流便捷化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人們的價值觀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人們處于多種價值觀的包圍之中，面臨著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的困惑。大學生價值觀念的變化同樣是社會整體價值觀變化的一部分，是歷史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受社會上多元化價值觀念的影響，大學生也不可避免會產生多元的價值取向，并展現出新的特點：他們的價值取向“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主義，從避實就虛到求真務實，從崇尚他人到崇尚自我，從主體喪失到主體高揚，從單一選擇到多樣選擇，并表現出了功利化、實用化和自我化的傾向”。大學時期是大學生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大學生的思想行為是不穩定的，開放的，他們的經驗與閱歷還不足以使他們在面對多樣化的價值取向時做出正確的選擇，有相當一部分學生還沒有形成穩定的主導性價值觀，其價值觀念還時常隨著社會上各種思潮和社會熱點等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只有強化對大學生的社會價值導向，才能使他們在事關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的重大問題上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是非分明，才能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成才觀。

三、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效果的措施

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實效性，任課教師是關鍵，理論課程的教師要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只有政治堅定、思想道德素質過硬，業務素質精良的教師才有資格、才有能力講好這門課程。在了解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識水平、思想困惑及關注熱點的基礎上，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教學應從教學觀念、教學方法、教學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進和創新，以增強授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一）轉變教學觀念

堅持以學生為本是增強實效性的前提。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和完善，人們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大學生這一特殊的群體也不例外。他們思維活躍，獨立意識主體性明顯增強，對同一件事情往往有著自己的觀點和判斷，愿意在眾人面前張揚自己的個性，喜歡與眾不同。作為教師，尤其要注意到當代大學生上述思想觀念的變化，更新教學觀念，在教學過程中遵循以學生為本的原則。這就要求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以學生為主體，首先在教學中要遵循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了解學生內心需求、興趣愛好，合理調整教學方式。其次以學生為主體，要體現尊重與平等。教師要充分尊重學生的思想、學生的民主與權利、學生的個性、隱私與尊嚴等。遵循學生與教師平等的原則，將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最后，以學生為主體，要凸顯教育的服務功能，以學生為教學評價的主體。這就要求在教學過程中，要集中學生的智慧，反映學生的意愿，心系學生的利益，要以大學生喜歡不喜歡、滿意不滿意、接受不接受作為評價思想政治理論課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因此教師只有把自己置于與學生平等的地位，以學生為本，引導學生參與對理論的思考、分析，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二）改革教學方法

長期以來，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過程中，大多是沿襲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法，重教有余、啟發不足。再加上有些教師以權威自居，盡管把教學內容設計得很好，但難以走進學生的心靈，導致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參與程度較低，削弱了學生的主體作用，制約和影響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效性。因此要根據學生思想政治素質發展和教育的規律，積極推進教學方法的大膽創新，從學生實際出發，探索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新招和實招。一方面是要不斷拓展有效的教學方式。在教學方法上采取師生雙向交流的“互動式”教學，倡導啟發式、參與式、研究式等教學方式。針對不同類型和不同階段的大學生的特點以及不同課程，可采取課堂討論、專題講座、辯論、社會調查和參觀訪問等方法，學生在主動參與過程中獲得自我教育和自我提升。另一方面，在這門課程的考試上采用開卷和閉卷相結合、筆試與口試相結合、個人單獨答卷和小組集體答卷相結合等方法，目的是突出對學生素質和能力的考察。

（三）協同多種教學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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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對國內大學生誠信教育帶來了挑戰。高校必須加強誠信教育理念創新、誠信教育方法創新、誠信教育管理創新和誠信教育資源整合創新,才能應對金融危機的挑戰,提高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實效性。

一、后金融危機時期大學生誠信教育的緊迫性

2008年,一場由美國次貸風波引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給經濟領域和相關產業造成巨大沖擊。雖然這次金融危機已經進入尾聲,但以美國為首的救援仍在繼續,世界各地依然籠罩在危機的陰影之下。無論政界、商界還是學界,都對這場來勢洶洶的危機始料不及,對后危機時期錯綜復雜的社會變化也難以預料、眾說紛紜。在全球化背景下,國與國之間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聯系空前緊密,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在封閉的狀態下求得生存和發展。因此,中國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不能獨善其身。而作為社會生活一個重要的方面,中國教育包括大學生的誠信教育也將直面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挑戰。

首先,金融危機對高校的影響體現在大學生就業方面。前教育部部長周濟在2009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會議上明確表示:“當前經濟形勢變化對一些地區、行業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已經產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2010年初,廣東省教育廳舉辦的番禺人才專場在大學城舉行,共有200多家企業單位提供近1000個崗位,而入場求職的畢業生超過10000人。當然,大學生就業緊張狀況也與前幾年高校規模逐年擴大有一定關系。據教育部統計,2008年,全國共有普通高校畢業生559萬人,比2007年增加64萬人。2009年共有普通高校畢業生611萬人,比2008年增加52萬人。連續多年的高校擴招,致使每年進入就業市場的高校畢業生大幅度增加,而社會需求量相對不足,導致了供需總量上的矛盾,而金融危機的來臨將使這一矛盾進一步加劇。這就意味著畢業生的就業競爭更激烈,門檻會更高,想要勝出,得到職位,就要有更強的能力并付出更大的努力。

其次,金融危機對高校的影響體現在各種不良思潮的泛濫上。當前,全球一體化浪潮的影響,東西方不同的價值觀念、民族文化等在全方位、多層面上相互碰撞和滲透,必將使大學生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的變化。道德的批判與繼承,沖突與掙扎在大學生身上體現得尤為充分。一方面他們有創新與突破的渴求,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生活在既有的生活模式和思維方式之中。由于社會轉型時期大學生的思想意識更新和替代的速度加快,全球化背景下各種思潮的滲入容易導致大學生思想出現混亂。目前這場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機,是由于金融領域的信用失范引起的,貸款人的失信、金融詐騙的涌現、華爾街金融地位坍塌以及實體經濟中的貪婪,金融危機在沖擊整個世界經濟領域的同時,也在深刻地沖擊全球的人文價值觀。金融秩序是建立在契約精神和誠信基礎之上的,而金融危機對誠信倫理的破壞導致社會思想混亂,各種不良思潮的興起,對當今國內大學生的誠信教育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在巨大的就業壓力下,在各種不同社會思潮的影響下,高校大學生在信念認識上出現了一些模糊,甚至存在錯誤認識,在價值觀念與道德行為方面存在失衡現象,如急功近利傾向較為突出、不講信用現象泛濫。表現在一是學業上弄虛作假,如剽竊論文、考試作弊;二是在就業上不實事求是,而是夸大其辭,甚至無中生有地杜撰自己的實踐經歷;二是出現誠信德育無用論,只學習技能性適用性知識,導致部分高校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專業知識合格而道德水準低下的局面,尤其是誠信觀念薄弱。這些問題的存在,警示我們必須全面加強大學生的誠信教育。

大學生是我國高等教育對象的主體,是我國未來發展先進生產力的活躍分子,培養德才兼備、具有較高思想政治素質的大學生對我國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高等教育階段是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的關鍵時期,也是繼承民族優良傳統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階段,此時的倫理素質教育將對掌握知識、培養能力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目前我國高校大學生誠信教育不僅缺乏,而且教學方法仍然停留在傳統模式之中,這種模式把理論教學僅僅看作是對學生施加外部影響的過程,而不注重提高其內在認知水平,這是當今高校德育困惑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提高大學生誠信素質,必須改變傳統的理論課教學方式的路徑依賴,從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管理、德育環境等環節中全方位改革,尋求提升教學實效性的有效途徑。

二、后金融危機時期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創新

誠信教育是塑造大學生人生觀與價值觀、促進大學生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徑,而創新是大學生誠信教育的內在要求。大學生誠信教育要面對后金融危機時期文化環境的巨大變化,必須探索新方法,創造新經驗,進行全方位的創新發展。

其一,要加強誠信教育理念創新。教育理念直接影響到教育實踐行為,并決定著教育實踐行為的有效性。在大學生誠信教育中,要廓清那些過時、僵化的思想,確立開放的、發展的、多維度的、不斷創新的誠信教育觀,增強誠信教育的前瞻性、預見性和針對性,從而提高誠信教育的實效性。一是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當代大學生的思維方式、生活理念、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等已經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與父輩們相比發生了較大變化,他們在思想意識上少了許多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色彩,更關心個人價值的實現和社會正義的追求。大學生誠信教育不應該以圣人、神人、至人的形象去要求現實的人,而是以關注人的生活為核心內容,充分認識和把握人的本性,引導人的正當欲望,解決人的精神激勵、靈魂塑造和品格提升問題,實現“通其情、達其理、導其行”的目的。二是要樹立開放性的教育理念。在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價值多元化的今天,作為社會個體的個人無法拒絕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浪潮的沖擊,特別是西方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意識形態對個人的影響無處不在,潛移默化,世界互聯網的作用更是加劇了這種滲透與輻射。大學生誠信教育工作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要避免把學校與社會分開,關門進行誠信教育的做法,要以寬容的心態來接受西方的道德形式,注重在批判的基礎上吸收東西方文化的精華。

其二,要加強誠信教育方法創新。今天的大學生不再是過去那種信息渠道單一、易于引導灌輸的大學生,而是信息來源豐富,思想傾向復雜的活躍群體,這就要求誠信教育必須徹底改變過去單一的灌輸式教育方式,而應從認知性教育到情感性教育、從語言性教育到活動性教育、從灌輸性教育到對話性教育、從模式化教育到個性化教育等多種方式的綜合。一是采取靈活多樣的課堂教學方式。課堂教學一直是我國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徑,通過課堂教學可以向學生傳授一些具體的、相對穩定的道德規則和國家倡導的價值觀,但要避免一味的“滿堂灌”,教師要注意引入啟發式教學。啟發式教學是一種以引導為要務的教學方式,它注重由淺入深,由表及里,注重運用類比推理、運用假言命題,將一些較為抽象的、深奧的理論用一些較為淺顯的示例和具體的情境表達出來,引導學生透過問題、透過實例思考深層理論、思考事物的本源。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聯系學生的實際,針對學生的思想問題、模糊認識以及他們所關心的政治、經濟和時事方面的敏感問題,有的放矢地進行教學,而不是局限于教材,一味照本宣科。要注意采用討論、閱讀、錄像、表演、辯論等多種教學形式,引導學生參與教學,從而達到自我教育的目的。二是開展多種寓教于樂的課外活動。一所好學校的全面而正常的課外生活,會比一些反復灌輸道德觀念或社會意識的特定課程更能使學生建立起理想信念和培養健全的性格。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高校紛紛開展了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這些活動大致可分為思想政治性的、學術知識性的、文娛體育性的和服務性的四類,這些活動不僅是課堂教學的有益補充,也可以從中反映學生所追求的目標和價值,它們為陶冶大學生的情操,促進學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后,高校要積極鼓勵大學生開展各種寓教于樂的課外活動,盡可能為學生課外活動提供必要的場所和設施,派經驗豐富的教師進行指導,使學生的誠信素養在豐富多彩的活動中不斷得到提高。

其三,要加強誠信教育管理創新。管理創新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大學生誠信教育考核創新,二是教育者評價體系創新,三是建立大學生誠信獎懲機制。在大學生誠信教育考核上,由于高校大學生誠信教育相對于智育和體育來說,有其在內容和方法上的特殊要求,不能簡單地將倫理課的考試成績作為學生倫理素質的單一衡量指標,還應該根據其表現出來的思想素質狀況進行綜合評價,形成客觀的權威認定,從而促進學生的誠信素質的提高。在教育者評價體系上,主要從科學選取評價主體著手,對教育者的評價考核既不能僅由學校相關管理機構說了算,也不能僅由教育者自己說了算,合理的評價主體結構應該是一個由教育者、學校、學生三方共同組成的,以學生為中心的評價主體結構。此外,在大學生誠信教育中,還要建立有利于誠信教育的獎懲機制,把教育與處罰有機結合,一方面,要以一種積極的教育方式對誠信的行為予以鼓勵,在高校建立起一系列的誠信評價體系,如對誠信評價好的學生給予參評優秀的資格等,從而鼓勵大學生特殊群體學生自覺地培養誠信品質;另一方面,對失信要要予以一定的批評和教育,甚至處罰,從而起到相應的警戒作用。

其四,要加強誠信教育資源整合創新。一是要促進大學生誠信教育載體的多樣化。大學生誠信教育不是只關乎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工作,它還應該滲透到所有專業課程的教學中,因此,其教育載體除了專門的德育課堂之外,還要包括其它專業課課堂;除了系統的課堂講授之外,還要包括網絡、電視、校園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二是要強化誠信教育中教師的表率作用。教師必須以身作則,率先垂范,做好表率。教師良好品德將對學生道德修養的提升產生巨大影響。高校要努力提高教師的道德素質,做到教書育人、環境育人,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受到道德陶冶,不知不覺中得到道德升華。三是要加強學校與外界的聯合。除了學校之外,政府機關、社團組織、家庭和企業都應為大學生誠信教育做出努力。只要社會各方加強溝通和互動,注重分工與合作,齊心協力,大學生誠信教育將獲得實質性的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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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當今時期，在源遠流長、積淀豐厚而又背負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中國文學研究不斷面臨學科交融、學術創新的嚴峻挑戰之際，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這一新興交叉學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學科意義

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嘗試與探索，是基于對目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諸多缺失的反思以及如何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雙重選擇的結果。

文學地理學，顧名思義，即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而成的跨學科研究，其學科定位可以有以下多向選擇：1、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2、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3、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4、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5、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鑒于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尚處草創階段，難免見智見仁，我想不妨先從中抽繹出若干核心要素，然后重新排列組合如下：

1、文學地理學是文學與地理學的跨學科研究；

2、文學地理學并不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簡單相加，而是彼此有機的交融；

3、文學地理學之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地位并非對等關系，而是以文學為本位；

4、文學地理學研究主要是為文學提供空間定位，其重心落點在文學空間形態研究；

5、文學地理學既是一種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可以發展為一門新興交叉學科，乃至成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據此，大致可以將文學地理學扼要概括為：“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

文學地理學中的“地理”，依次包括：1、作家籍貫地理；2、作家活動地理；3、作品描寫地理；4、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層序，通過對這四個層序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分析研究，不僅可以使我們更真切地了解文學家的生態環境，復原經過文學家重構的時空場景，揭示隱含于文學家意識深層的心靈圖景，而且還可以由此探究文學傳播與接受的特殊規律。這里，需要特別關注一下文學地理學中“地理”之于“文學”的“價值內化”作用，所謂價值內化，就是經過文學家主體的審美觀照，作為客體的地理空間形態逐步積淀、升華為文學世界的精神家園、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動力。有感于《紅樓夢》又名為《金陵十二釵》，且反復出現“金陵”意象，我曾作過一次粗略的統計，結果發現《紅樓夢》一書中出現“金陵”（或南京）竟達42次之多，足以表明“金陵”在曹雪芹精神世界中非同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童年時代居于金陵，于是金陵便附麗著美好的童年生活在與曹雪芹坎坷一生的強烈對比中，不斷內化、升華為具有精神原型意義的理想世界，積淀為具有精神原動力作用的“金陵情結”。再如魯迅先生的系列“故鄉”小說，則為我們提供了由地理上的“故鄉” 價值內化為“故鄉情結”的另一經典案例，也同樣具有普遍性的啟示意義。

文學地理學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其目的首先在于重新發現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文學空間，其次是從文學空間的視境重釋與互釋文學時間，最后則是重新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這對于推動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創新――無論在個案研究的微觀方面，還是在文學史研究的宏觀方面，都有重要意義與價值。正如一切物質都是時間與空間的同時存在一樣，文學的存在也離不開時間與空間兩種形態，而文學的研究也同樣離不開時間與空間這兩個維度。文學史，只有當其還原為時空并置交融的立體圖景時，才有可能充分重現其相對完整的總體風貌，因此，文學地理學對于文學空間研究形態的拓展與深化，既在理論層面上更符合構建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內在需要，同時也可以在現實層面上反思與補救當前中國文學研究現狀的明顯缺失。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是19至20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學變革與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雙重作用下興起的。爾后，經過代代學人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國文學史――無論是通代文學史還是更為精細的分類專題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展與成果，成為中國學術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縱觀百年以來不斷涌現的中國文學史研究著作，其中最為流行的是注重時間一維的單向度的線性范式――姑且稱之為“藤瓜范式”，即文學史的時間進程為“藤”，作家作品猶如結在“藤”上的“瓜”，大家大“瓜”，小家小“瓜”，然后依次排列，循時而進。這種“藤瓜范式”看似提綱挈領，脈絡清晰，實則往往是對文學史研究范式的單向度的片面構型，其根本偏失就在于過于注重時間一維的線性演進，而普遍忽視空間形態及其與時間形態內在交融的立體圖景，結果不能不以犧牲文學史本身的多元性、豐富性為代價。

今天，當我們面對百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巨大成就與不足，面對學術界關于“重寫文學史”的學術爭鳴與期待，我認為有必要重溫一下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中所提出的意見：“茍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后，空間離合，而總匯于一書，如史家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啟發。” 這里，陳寅恪先生特別強調編著文學史應做到“時間先后”與“空間離合”的兩相融合，的確很有預見，也很中肯，對于克服長期流行的“藤瓜范式”之弊、重構一種時空并置交融的理想的新型文學史范式頗有借鑒意義。

文學地理學注重從文學空間的嶄新視境，從一個新興交叉學科的嶄新平臺，重新審視一切文學現象、形態與規律，其意義遠不止停留于文學的空間研究，它將直接或間接地催化中國文學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的重大變革，為其注入新的精神養液與活力。

理論創新

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建立與進展，首先有賴諸多具體研究成果的累積，但最重要、最核心的是需要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創新的支撐。

追溯中國文學地理的研究實踐，可謂源遠流長，比如東漢班固《漢書?地理志下》所論《詩經?國風》的地域特點，注重以風俗為中介探討地理環境與文學作品的關系，堪稱早期地理與文學交叉研究的典范表述。此后，關于文學地理或區域文學的論述，在歷代的文集、詩話、筆記等中屢屢出現，但多隨感而發，缺少必要的邏輯推繹與理論闡述。到了20世紀，在首尾兩次略為相似的“文化熱”的激發下，傳統的文學地理研究先是在世紀初伴隨西方文化地理學理論與方法的傳入而發生近代轉型，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等；繼之則在世紀末再現復興局面，除了日益增多的單篇論文之外，還陸續出現了以曾大興先生《中國歷代文學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先生《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李浩先生《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術專著。袁行霈先生《中國文學概論》也曾列專章《中國文學的地域性與文學家的地理分布》予以討論。此外，楊義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圖志》，雖然不屬于純粹的文學地理研究著作，但在文學與民族學、地理學研究的結合上有新的拓展之功。這些都對中國文學地理研究的成果累積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從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要求衡量之，學術界對此還須付出更多的努力。概而言之，目前的相關研究普遍存在著兩大根本缺陷：一是理論創新；二是體系建構，需要同時加以重點突破。其中理論創新是文學地理學學科得以建立和發展的生命與靈魂，但嚴格地說，迄今為止尚無具有原創性意義的理論建樹，因此，這方面的重點突破，最為迫切，但難度也最大。鑒此，本文率先提出了“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作為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兩大理論支柱。

“場景還原”說的要義，就是從文學概念或對某種文學現象的概括向具體鮮活、豐富多彩的特定時空場景還原，向更接近于文學存在本真的原始樣態還原。真正的文學研究如同文學創作，切不可舍棄那些具體可感的特定文學時空場景，更不可舍棄發之于那些生動鮮活而蘊義深遠的特定文學場景的真情感動。茲舉兩例：一是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冬，陳亮自東陽赴上饒拜訪退閑在家的辛棄疾，二人同游鵝湖，共飲瓢泉，長歌相答，極論世事；陳亮小住十天后，兩人又同去紫溪拜會朱熹，未見，陳亮先行東歸。別后第二天，辛棄疾為挽留陳亮，一路追去，至鷺鷥林，雪深泥滑，獨飲小村，夜宿吳氏泉湖四望樓，忽聞鄰笛凄涼，不能成眠，感慨系之，作《賀新郎》詞（把酒長亭說）。五天后，陳亮奉原韻賦詞《賀新郎》（老去憑誰說）以答。別后，辛棄疾又作《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寄之。兩人都在詞中寄寓壯志難酬的悲憤和一致主戰的心愿。二是清代順治十五年（1658）四月，吳兆騫因丁酉科場案為仇家所誣，長流寧古塔后，顧貞觀、徐乾學、徐元文等多方奔走，終以文才打動納蘭容若，援手相救。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中旬，吳兆騫在歷經長達二十四年的流放之后，自寧古塔返還京都，徐乾學大設宴席，親朋紛紛前來相賀。酒過數巡，徐乾學起身賦詩一首，徐元文、納蘭容若、潘耒、馮溥、陳其牟、王士禎、吳樹臣、尤侗、毛奇齡等次韻奉和，吳兆騫本人也當場賦作《奉酬徐健庵見贈之作次原韻》詩：“金燈簾幕款清關，把臂翻疑夢寐間。一去塞垣空別淚，重來京洛是衰顏。脫驂深愧胥靡贖，裂帛誰憐屬國還？酒半卻嗟行戍日，鴉青江畔度潺。”……此景此情，的確令人感嘆不已，感奮不已，它不僅留給我們一幅幅具體可感、形象生動的文人生活圖景，而且也一同賦予我們一種震撼心魂的信念與力量。所以，所謂“場景還原”說，既是對一種鮮活生動、多彩多姿的原初文學樣態的回歸，同時也是對浸透其中的人文精神的回歸。

然而，就文學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來看，特定的具體的文學場景畢竟僅僅是其中一個小小的單元，無數個文學場景的組合與演進，才能構成整體的文學時空圖景。鑒此，我認為有必要在“場景還原”說的基礎上，再提出“版圖復原”說，版圖之“版”，意為戶籍，《周禮?夏官?司士》有“掌群臣之版”云云，即為戶籍之意；版圖之“圖”，意為地圖。版與圖組合為版圖，既可通指一國的疆域，同時又可分指經濟、政治、文化的地域分布狀態，如政治版圖、經濟版圖、文化版圖，等等。文學地理的核心關系是文學家與地理的關系，其中文學家是主體，是靈魂；地理是客體，是舞臺。文學家的“戶籍”之所在，也就是文學活動空間與舞臺的中心之所在；而文學家的“戶籍”又非凝固不變，而是始終處于活動之中的，因此以文學家為主體與靈魂、以地理為客體與舞臺的文學版圖也就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文學版圖的復原即是通過文學家的籍貫與流向，還原為動態、立體、多元的時空并置交融的文學圖景，此即“版圖復原”說的精髓所在。

“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是相互貫通、相得益彰的。整體的文學版圖是由無數個具體的文學場景組合而成，作為文學版圖中的主體與靈魂的文學家無不處于具體的文學場景之中，具體文學場景的變化必然會引發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而整體文學版圖的變化又決定著具體文學場景變化的方向與節律。如果說，文學版圖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整體的概念，那么文學場景則為具體、特定的時空組合，它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重復的，是高度個性化的時空組合。因此，把握了文學“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精神實質，并將兩者有機地融為一體，相信可以在微、宏觀兩個層面上為建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術體系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并可以克服缺乏文學地理與中國文學地理獨特性的模式泛化現象與傾向。

體系建構

對于中國文學地理學而言，理論創新與體系建構就如靈魂與骨架，無魂不活，無骨不立，兩者缺一不可。以“場景還原”與“版圖復原”的“二原”說為兩大理論支點，然后通過重點提煉“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范疇予以密切配合，這就為“理論創新”之“靈魂”與“體系建構”之“骨架”的融會貫通與邏輯轉換鋪平了道路。

體系建構既是建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另一需要重點突破的關鍵所在，也是標志中國文學地理學學科形成的核心成果。從決定和影響中國文學地理的最為關鍵的要素來看，首先是文學家籍貫分布，然后依次為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最后歸結為區系輪動。這如同一個啞鈴結構，文學家的籍貫分布是整個文學地理的基礎和始點，但它是靜態的、平面的、單向的，與此相對應的區系輪動則是動態的、立體的、多元的，而中間最重要的三個環節分別相當于“動脈”、“心臟”、“靈魂”的功能與作用。

1、流域軸線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動脈”的作用。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三橫一縱的展開，猶如四大動脈貫通于中國文學版圖之上，彼此在伴隨中國文學版圖自西北向東南的依次移位中相繼發揮主導作用。其中黃河流域軸線具有先發優勢，長江流域軸線具有次發優勢，珠江流域軸線具有后發優勢，而運河流域軸線則在溝通黃河、長江兩大流域而構成中國文學版圖中的“黃金水網”中，具有交而通之、凝而聚之的特殊功能。然后由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三角洲與京杭大運河相配合，一同構成環東南沿海的弧形“黃金連線”，此與運河與黃河、長江三河交匯的“黃金水網”一同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家最密集的分布區。

2、城市軸心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心臟”的作用。城市軸心，意指具有一定空間結構和行政關系的城市序列在中國文學版圖的構成與演變中所發揮的最為核心的作用――不僅城市本身成為最活躍、最重要的文學活動舞臺，而且也是進一步驅動文學版圖演變的核心動力所在。由于黃河、長江、珠江、運河四大流域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地位，中國城市群落也主要分布在這四大流域軸線上，流域軸線為城市軸心的形成提供了地理條件，而城市軸心的轉換又帶動著流域軸線的移動，彼此連為一體，密不可分。與此同時，城市軸心也在行政建置的設立與調整中，推進城市軸心體系的完善與軸心功能的發揮，然后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上最大限度地吸納和積聚各種文學資源，發揮文學軸心作用，成為文學版圖的“心臟”所在。其中始于西周首陪都制所開創的“雙都軸心”源遠流長，別具一格，是城市軸心體系中的核心所在。由“雙都軸心”將不同等級的城市網絡連為一體，并通過“京都情結”的內在引力，最大限度地將各地的文人群體吸納其中。

3、文人群體在中國文學地理中猶如“靈魂”的作用。作為文學活動與創作的主體，文人群體的流向隨時都在改變著并最終決定著中國文學版圖的整體格局，決定著文學區系輪動的方向與節律。文人群體的整體地域流向，總是圍繞不同級次的城市軸心，從外邑流向都城，從邊緣流向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是由求學、應舉、仕進、授業構成的向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力為動力的正向運動；二是由隱逸、貶流構成的離心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離心力為動力的逆向運動；三是由游歷、遷居構成的交互型的地域流向，主要表現為以向心―離心力為合成動力的交互運動。以上三者，以前者為主導，以后二者為輔助，在“極化―擴散”的對流與互動中，不斷打破舊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文人群體也因此而歷經不同的排列組合，然后逐步成長為不同的文學社團與文學流派。

以文學家籍貫地理分布為基礎，然后依次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單向走向多元，最后便進入對文學地理區系輪動的動態模型建構與規律探討。綜合中國文學地理的空間分布與時間演變來看，大致可以將其歸結為“內圈”文學區系與“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內圈”文學區系，即指秦隴文學區系、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巴蜀文學區系、荊楚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前六大文學區系分別座落在黃河、長江流域軸線上，燕趙文學區系、閩粵文學區系則分別座落在運河流域、珠江流域軸線上，然后環繞東海岸線而完成區系之間的連接、過渡與轉換。這文學區系既在空間上同時并存，相互影響，又在時間上依次輪動，不斷演化。“外圈”四大文學區系，即指東北文學區系、北部文學區系、西北文學區系、西南文學區系，這是“內圈”文學區系輪動過程中不斷向外擴散并由此構成內外互動的結果，也是各代文學“拓邊”運動的重要成果。

從“內圈”文學區系與 “外圈”四大文學區系的輪動與互動態勢來看，處于核心層面、構成核心動力的，則是“內圈”文學區系 。其在總體趨向上，是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先后經歷了五次循環往復運動，也由此劃開了中國文學地域區系輪動的五個階段。第一次運動始于五帝傳說時代，終于商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燕趙、三晉三大區系的三角地帶。第二次運動始于西周，終于戰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齊魯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齊魯與荊楚文學區系。第三次運動始于秦漢，終于南北朝，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四次運動始于隋唐，終于南宋，同樣依次從秦隴文學區系向三晉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再次落在吳越文學區系。第五次運動始于元代，終于清代，依次從燕趙文學區系向齊魯文學區系、吳越文學區系輪動，最后重心仍落在吳越文學區系。

以上各文學區系五次循環輪動的軌跡與規律，作為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的最終結果，是始于文學家籍貫地域，中經流域軸線之“動脈”、城市軸心之“心臟”、文人流向之“靈魂”三個關鍵環節的接力與互動而逐步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