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大眾傳播定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手機媒體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移動媒體

準確的理解與把握手機媒體的概念，需要先正確的理解媒體與媒介的概念。

媒體來源于“Medium”一詞，早期音譯為媒介，意在兩者之間，主要是指人們所借助的，用來傳遞信息與獲取信息的工具、渠道、載體、中介物，有時也包含技術手段。大體可以認為，媒體是實現信息從信息源傳遞到受信者的一切技術手段。媒體一般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承載信息的物體，二是指儲存、呈現、處理、傳遞信息的物體本身。

媒介可以理解為傳播媒介，也可理解為傳播渠道、傳播信道和傳播工具等，是傳播內容的載體。具體來講，傳播媒介也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傳遞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電話、計算機及網絡、報紙、廣播、電視等與傳播技術有關的媒體；二是指從事信息的采集、選擇、加工、制作和傳輸的組織或機構，如報社、電臺和電視臺等。

單單從概念上似乎無法區分媒介與媒體的關系，似乎媒介和媒體是一對孿生兄弟。個人理解認為，所謂媒介，即其所指的傳播物質與技術手段；所謂媒體，個人理解則偏重于提供和傳播信息內容的組織和機構。媒介的發展伴隨著人類的發展，其發展貫穿了整個人類的歷史，媒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和規模之后，出現了媒體。

手機媒體，是以手機為視聽終端、手機上網為平臺的個性化信息傳播載體，它是以分眾為傳播目標，以定向為傳播效果，以互動為傳播應用的大眾傳播媒介。被公認為繼報刊、廣播、電視、互聯網之后的“第五媒體”。從移動媒體來講，手機媒體是以手機終端為媒介、移動業務為載體、移動網絡為通路而構筑的新媒體。主要包含內容、通路和媒介。

與傳統媒體相比，手機媒體具有這樣的優勢，它可以消除時間差、空間差和階層差，還原媒體的本質，實現了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從這個角度看，手機媒體是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媒體。也正因為其優于傳統媒體的特性，手機媒體發展迅猛，短短幾年手機媒體所達到的受眾規模之廣、用戶活躍度之高、影響力之大令人膛目結舌。不僅改變了人們傳播和消費媒體內容的方式，而且革新了內容創造和輿論制造的模式。以微博的盛行為例，每個人都是“自媒體”，移動互聯網上UGC的內容將超越專業媒體人士創造的內容，手機媒體進入前所未有的新時代。

一、手機媒體發展過程及現況

自1973年第一部手機的問世，手機的通信模式從模擬手機時代（第一代移動通信，簡稱1G）， 到GSM手機時代（第二代移動通信，簡稱2G），再到現在的3G手機時代（包含WCDMA，TD-SCDMA等），手機媒體實現了爆炸式增長和跨越式發展。

2012年，手機首次超越臺式計算機成為中國第一大上網終端。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數據報告顯示，2012年全年我國手機網民數量已達到4.3億人，年增長率達18.1%，遠超網民整體增幅。值得注意的是，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繼續上升，已由69.3%上升至74.5%，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的地位逐步確立。手機因其與受眾“零距離”接觸、時間頻繁等特性，而成為帶體溫的媒體，這從根本上彌補了傳統媒體“照顧不到”的信息空位。手機作為隨身攜帶的個性化媒體，以移動性、個性化、互動性、多媒體融合、傳播范圍廣、效率高的特點滿足了受眾對于信息傳播和獲取的幾乎所有要求。

新媒體時代，手機無疑是新媒體的領軍力量，作為手機的用戶，在同一時間，在傳播中的角色也發生了變化。作為使用者的人們既是受傳者也是傳播者。手機媒體用戶傳播的類型也復雜多樣，從人內傳播、人際傳播再演變為大眾傳播。其傳播的方式也不僅僅局限于單向和雙向傳播，而是在融合兩者的基礎之上，衍生為一種有反饋的‘擴散式’傳播。手機媒體的反饋機制越來越強，正如麥克盧漢所描述的――我們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們。

二、人際傳播、手機媒體的互動及影響

（一）人際傳播的定義及特征

人際傳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信息傳播系統。一般認為人際傳播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的傳播，另一種是借助某種物質媒介的傳播。人際傳播歸根結底是人們社會活動的結果，人們生存在社會之中，離不開與他人之間的交往。在人們的交往活動中，人與人之間不可避免要傳遞和交換知識、意見、情感、愿望、觀念等信息，從而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互相認知和互相吸引。我們可以進一步把人際傳播劃分為直接傳播和間接傳播兩種形式。所謂直接傳播，指的是傳播者和受體之間無需經過傳播媒體或媒介而直接進行面對面的信息交流的過程。直接傳播主要通過口頭語言、類語言、體態語的傳遞進行信息交流。間接傳播是指在現代社會里的各種傳播媒體出現后，人際傳播不再受到距離的限制，可以通過這些傳播媒體進行遠距離交流。與此同時，人際傳播的范圍被大大拓展了。

在人際傳播過程中，個人與個人之間進行信息交流，無論與是直接傳播還是間接傳播，總要借助“媒介”物質，即使是直接傳播也要憑借空氣進行聲音的傳送，來達到信息交流的目的。在間接傳播中，隨著技術和媒體的快速發展，麥克盧漢‘地球村’的這一學說也越來越得到事實的驗證，已經被大家廣泛接受。毫無疑問，手機媒體在人際傳播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手機媒體使得過去一對一的媒介對應關系逐漸模糊、消失的同時，對人際傳播產生了微妙的影響。

通常來講，人際傳播主要有五個特點：

1.直接的人際傳播不需要任何非自然的媒介。因此，人際傳播簡便易行，不受機構、媒介、時空等條件的限制。

2.傳播活動中，從信息的發出者和接受者角度來說，同一次人際傳播活動中的雙方可以互為傳播者和受傳者。

3.人際傳播中反饋迅速，雙方交流更充分。

4.相對大眾傳播而言，人際傳播的信息量較少、覆蓋的范圍比較小、傳播的速度也比較慢。

5.在人際傳播活動中，尤其是在多級的人際傳播活動中，信息傳輸過程中更容易產生‘噪音’，容易走樣。

（二）手機媒體與人際傳播

在人際傳播活動中，手機媒體具有明顯的人際傳播特征，個人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手機媒體對人際傳播的特征進行了加強，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在移動中傳播。手機媒體信息傳播更快速、靈活、機動性更強，超越了地域、時間和電腦終端設備的限制，實現了實時數據傳輸和即時的交互性信息傳遞，從傳播的接收與限制看，真正實現了信息即時交換。

2.“去中心化”。信息傳遞過程中，手機媒體固有的人際傳播本能和特性非常突出，發送雙方兼備傳、受者雙重身份，并且始終處在不斷轉化的過程中。手機媒體使用者在共享與傳遞信息時，構成了廣泛性與豐富性的受眾群體集合。社會信息不再單調地朝著某種方向流動，而是呈輻射狀，在立體的網狀結構中向多個方向流動。手機媒體大大提升了人際傳播的能效性，沖淡了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信息流動過程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去中心化的傳播網絡使得社會信息流動過程更加復雜。

3.一種可選擇的多重傳播。以手機短信為例，手機短信傳播以人際傳播模式為主，通過“一對一”式的信息互動，實現兩個行為主體之間的信息傳播，以此實現單一對象用戶之間的連通。伴隨其普及率和移動通信技術的迅速提高，短信中心控制平臺所提供的服務開始多樣化，以短信群發為例，通過群發等軟件對多部手機同時發送信息，可以實現“一對多”傳播模式，甚至可以通過互聯網絡實現“多對多”的大眾傳播，手機媒體的人際傳播范圍在被大大拓寬了，手機媒體傳播在某種程度上業已具有大眾傳播的特征。

三、大眾傳播與手機媒體的互動與聯系

（一）大眾傳播定義及特點

手機媒體時代，新聞媒體與大眾傳播總是密不可分，人們也總是將大眾傳播掛在嘴邊，但對于其定義，學者們似乎各有各的看法。從職業工作者角度來說，大眾傳播是“人類社會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職業工作者（記者、編輯）通過機械媒介向社會公眾公開地、定期傳播各種信息的一種社會信息交流活動”。從傳播學角度來說，所謂大眾傳播，就是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運用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以社會上一般大眾為對象而進行的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

一般認為，大眾傳播的起點確定在19世紀30年代以后，科學技術在當時得到發展，1844年美國開設了第一條電報線路，為大眾傳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手機媒體作為現代重要的傳播工具，為大眾傳播的快速發展不單單提供了技術上的幫助，使其“量變”的同時，也在使大眾媒體開始逐漸走向“質變”。

大眾傳播與其他傳播活動相比，一般具有六個特點，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把握其特征：

1.大眾傳播傳播活動的組織性。具體表現在，大眾傳播的主體一般為從事信息生產和傳播的專業化的媒介組織。（這些媒介組織包括報社、雜志社、電視臺、電臺以及以大量生產為目的的音樂、影像制作公司等）。

2.大眾傳播總是伴隨著先進的傳播技術和產業化手段。早期的大眾傳播的發展離不開印刷術，當今的大眾傳播同樣離不開電子傳播技術的發展。

3.大眾傳播的對象是社會上的大眾，其受眾不分階層和群體。這里的大眾是指的收到大眾傳播信息的人，只要接收到大眾傳播信息的人都是大眾傳播的對象。因此大眾傳播是以滿足社會上一般大眾信息需要為目的的活動，其信息的生產與傳播不分階層和群體。

4.大眾傳播的信息具有雙重屬性，即商品屬性和文化屬性。傳播組織生產信息作為自己的產品，其產品在市場上流通，具有商品屬性。同時，信息產品屬于社會文化產品，其消費屬于精神意義的消費，具有文化屬性。

5.大眾傳播是單向的信息傳遞過程。大眾傳播的單向性具有兩個方面的局限，一是其傳播的內容，受眾只能在限定的范圍內接收到信息，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二是沒有靈活的反饋機制，受眾對于媒介組織的傳播活動缺乏直接的反作用力。

6.大眾傳播的制度性。大眾傳播是大規模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活動，其傳播內容與社會行為規范及價值觀念具有直接關系，其傳播過程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因此很多國家將大眾傳播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

（二）手機媒體與大眾傳播

手機媒體自一開始，是作為個性化的人際傳播工具和渠道而存在的，隨著科技和通信的發展，手機媒體傳播開始走向大眾，并逐漸朝著大眾傳播的方向所演變。手機媒體傳播不但進行著“大眾”化，而且在重新定義了大眾傳播。具體通過以下三個方面所體現：

1.手機媒體參與大眾傳播后，傳統定義的大眾傳播特征被淡化。傳統定義認為，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有組織的專業化媒介組織，手機媒體出現以后，手機媒體受眾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和意愿傳遞信息，隨時隨地向全世界多數人信息，這也就意味著個人或非正規媒體可以突破傳統正規媒體的話語壁壘，進行大眾傳播。

2.手機媒體的大眾傳播，不再單獨強調大眾傳播受眾的數量和規模，而是將大眾傳播的受眾群體進行了細化，將受眾群分門別類，可以看作是個性化和定制化的大眾傳播，其原理正如社群和俱樂部一般，受眾依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集聚在一起，大眾傳播中的‘小眾傳播’成為必然。

3.大眾傳播的反饋機制開始沿著雙向和多向進行轉換。手機媒體使得大眾傳播受眾的反饋更加及時，受眾的主動性增強，傳播活動注入了受眾的直接的反作用力，傳統定義中大眾傳播單向性、缺乏反饋的機制被改變，手機媒體正重新定義大眾傳播媒體的格局。

四、手機媒體：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紐帶

作為新媒體的手機，可以看作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相結合的產物。與此同時，手機媒體又不斷的作用于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使兩者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手機媒體不僅強化了人際傳播功能，又重新定義了并細化了大眾傳播，在兼有兩者優勢的同時，又突破了兩者的局限。毫無疑問，手機媒體的出現和不斷發展，拓寬了傳播的寬度和廣度。

手機媒體憑借其高度的便攜性、廣泛的交互性、豐富的受眾資源、更快的傳播速度和多媒體化等特征，成為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重要紐帶，并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3G技術已經得到廣泛的應用，以往傳播的限制條件如時間、空間等，越來越弱化。從個體角度來說，手機作為人體神經中樞系統延伸，不斷擴大了個人信息的傳遞和交互；從大眾角度出發，手機媒體已經化為群體傳播的延伸，多樣復雜的傳播交互模式，使得信息傳播速度更快，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實時對講等功能的實現，使手機媒體已經成為最方便有效的媒體。4G技術已經開啟，新技術的普及將會給手機媒體注入新的能量，手機媒體用戶將繼續呈指數方式裂變增長，手機媒體作為連接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的紐帶，重新定義了傳播學的概念，手機媒體將開啟傳播的新紀元。

參考文獻：

[1]匡文波.手機媒體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5.

[2]麥克盧漢著.何道寬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印書館，2000.004.

[3]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81-84.

篇(2)

關鍵詞：大眾傳播 異化 主體性 社會性

當今社會，大眾傳播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現代社會的人們己經被報紙、雜志、電視、廣播、網絡等一系列大眾傳播媒介所包圍。人們已經習慣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利用大眾傳播、享受大眾傳播為自己所帶來的信息、娛樂等，大眾傳播也滲透性地融入到整個現代人類社會之中，并成為人類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何謂交往？交往理論學者姚紀綱對交往是這樣定義的：“哲學上的交往范疇就是指人與人或人群與共同體之間為了變革世界和生存環境的目的，通過媒體中介而開展的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相互改造的各種實踐活動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會關系。交往行為從動態上看產生出人的各種交往實踐活動，從靜態上看則形成了人們之間的種種交往關系狀態，它是人的社會化根源和動力之所在。”①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哲學范疇上的交往的媒介也是媒體中介，而現今最廣泛傳播的媒體中介就是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大眾傳播領域下的交往是人的基本活動之一，它是人的社會化根源和動力所在。

人在進行物質交往的同時，也有信息交往的需求。馬克思對人的本質曾作過一個經典表述：“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②這一定義準確地概括出了人的社會性和現實性。馬克思認為，人和人要發生社會關系必須有個前提就是這個人是進行生產活動的人。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重要標志之一是交往。當今人類正在從工業社會步入信息社會，信息傳播技術和交通技術的迅猛發展，這是人類最突出的勞動成果，這些成果又極大的促進了人類的交往。難以想象，現今人類沒有傳播，世界將會怎樣。可以說大眾傳播是人交往本質推動下的結果，同時它也體現著人的交往本質。人要完成其社會性，建立其社會關系就必須以交往為前提。如果人和人之間不進行交往，那么人只能是“孤獨個體”，這個人就沒有任何社會關系，失去了其本質的社會性，那么他也就不是現實意義上的人了。

從歷史上看，人創造了大眾傳播，而大眾傳播也對人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人創造和發展大眾傳播的初衷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更廣泛的交往需求，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但是，大眾傳播反過來又對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這就是大眾傳播中人的異化問題。

“異化”最早出現在德國的古典哲學中。如在黑格爾的哲學思想中，異化是指精神的異化，精神外化為物質后，就感到有一種與人的本性相對立的力量制約著自身。而費爾巴哈將異化概念運用在對宗教的批判上。他認為，神是人想象出來的，卻反而控制和支配人，因此“人在宗教中將他自己的隱秘的本質對象化。宗教使人的本質割裂開來。”③人的化問題是馬克思早期哲學思想內容之一。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工資、利潤和地租的分析，抓住了工人及其產品異化這一事實，得出了異化勞動的四個理論，即從生產結果、生產過程、人的類本質以及人與人的關系全面分析了異化勞動理論。馬克思認為，“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個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并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癡呆。”④馬克思由勞動本身的異化進而推論出人類的本質同人相異化，人和人的關系發生異化。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于“自由自覺的活動”，由于“異化勞動從人那里奪走了他的生產對象，也就從人那里奪去了他的生活”，因而“異化勞動把自我活動、自由活動貶低為手段，也就把人的類生活變成維持人的肉體生存的手段。”⑤如此一來，便使得人同人的真正本質相異化。

本文所探討的大眾傳播使人異化的過程可以用馬克思關于勞動使人異化的理論進行闡釋。其共同點是造成的結果都是使人與人的本質相異化，即限制和扼殺人的某些本性，同時又被迫適應物的要求和需要，突出和放大人的某些負面本性，使之占據主導地位從而使人逐步喪失其精神獨立自主性。因此，從大眾傳播的角度來說，交往的異化可以理解為人在交往過程中由于自身矛盾而產生自己的對立面，產生客體，而這個客體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凌駕于主體之上，轉過來束縛主體，壓制主體。具體而言，大眾傳播視野下交往的異化可以分為人交往主體性異化和人交往社會性異化。

一、人交往主體性異化。人自身的創造活動是一個開放的、生成的過程，即人是一種按應然的價值追求超越其事實存在而可能是或將來生成的存在，這便是人的主體性。主體性與客體性是辯證統一的。主體與客體是主客體關系的兩極，在主客體關系中，主體與客體是相互作用的，主體在對象性活動中既表現出主體性，即確立、維持其主體地位，發揮其主導作用，又要受到客體的影響和制約。交往是人作為主體間的交往，交往是按照“主體――中介――主體”的模式進行的。這里的“中介”是交往的客體。但當“中介”這個客體超越主體而存在時，就產生了人交往主體性的異化。

在大眾傳播領域中，人與人交往的客體便是大眾傳播。大眾傳播的存在使得人在時間和空間上“擴展”了，人可以通過大眾傳播知道遠在千里之外的事，也可以知道歷史上幾千年的事，這極大豐富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基于此，著名傳播學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并指出這不單單是人的感官的延伸，而且還是人智力的延伸。作為一個能動的、具有創造力的個體，人創造和發展了大眾傳播，幫助人更好的進行交往活動。但是，大眾傳播的發展反過來也促進了人的主體性異化，表現為人對大眾傳播的依賴。大眾媒介是人的附屬品、占有物，但當人的存在必須通過占有物來體現時，那么人就產生了對占有物的依賴性。一方面，人不得不通過大眾傳播來了解這個世界每天發生的事情，否則就與這個世界脫軌。并且，人通過大眾傳播獲得的信息越多，就越離不開大眾傳播，其依賴性就越強，就越容易喪失自我的主體性，成為大眾傳播的附庸。另一方面，人越來越試圖通過大眾傳播尤其是電子網絡來宣示自己在這個社會上的存在。電子網絡成為人的領地，人熱衷于在虛擬世界中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成就，離開虛擬世界，人只是一個極為普通的個體。總之，大眾傳播從人的需要變成人的必需，從人的必需又變成人的依賴，人成為大眾傳播的附庸而非大眾傳播的主體。

二、人交往社會性異化。交往是人類所特有的社會行為，是人的社會關系的活化形式和動態表現。一般情況下，人和人面對面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真實性是最強的。而大眾傳播使人的交往有現實社會轉向虛擬社會。當今時代，城市化進程和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得傳統的社區部落急劇減少，人生活在狹小而陌生的高樓大廈里，面對面接觸的機會減少，而媒介營造的“擬態環境”式的交往在增多。擬態環境，即由大眾傳播活動形成的信息環境，它并不是客觀環境的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道，重新加以結構化后向人們所提示的環境。因此，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而且通過制約人的認知和行為來對客觀的現實環境產生影響。

交往的虛擬化是不利于人的健康成長的，虛擬交往造成人的社會性的弱化，會增加人的孤獨與和在真實社會的不適應，這造成人交往的社會性異化。人在感嘆：“現代人哀嘆社群衰弱了，顯然不是指他的人數減少了，而是指人們之間的聯系紐帶被削弱了。”⑥在大眾傳播的影響下，尤其是在虛擬網絡社會的影響下，人患有強烈的“社交網絡綜合癥”“媒體依賴癥”，在虛擬社會中自我欣賞、自我發泄、自我沉淪。根據《2010第四屆中國網民健康狀況白皮書》最新的調查顯示，中國網民每天上網時間8-12小時的人數比例占到了36.9%，而平均每天上網5小時以上的人群中，大約有30%的人會減少跟家人、朋友的交流，10%的人會逐漸與社會隔離。在調查中，85.2%的網民認為自己缺乏熱情與積極性；70%的網民認為自己不自信；還有47%的網民認為自己很抑郁。⑦更為嚴重的是，虛擬社會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社會責任感缺失。公眾就逐漸淪落為一個缺乏社會認同、缺乏情感的虛擬社群，這加劇了人交往的社會性異化。我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喻國明在分析傳媒產業發展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時指出，“傳媒的商業化操作將導致傳媒的傳播重心遠離對社會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它將導致一部分青少年目光短淺、胸無大志、缺乏對于社會的責任意識。”⑧

綜合以上兩個異化的方面，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大眾傳播是借媒介來進行的交往形式，媒介的復雜性和普遍性實際上增加了人與人交往的難度，使得“人無法同客觀世界發生關系，而只能和共同的社會世界或獨自的主觀世界建立起聯系。”⑨我們無時無刻不被大眾傳播帶來的信息所包圍，大眾傳播的發展不僅沒有促進人的交往，反而增加了人交往的復雜性。于是，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即大眾傳播的悖論：一方面大眾傳播是人的延伸，極大地促進了人對社會的認知和人與人的交往，另一方面又束縛了人的認知深度和交往程度。大眾傳播傳播什么，我們才能認識到什么，并且認識到的事物不一定準確客觀；一方面大眾傳播給予人更多的信息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人不能自由的選擇信息；一方面豐富了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卻又使人成為娛樂的附庸。一方面大眾傳播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人在交往的過程中逐漸異化，成為孤獨、缺乏社會責任的個體。

大眾傳播有好的影響和壞的影，一方面促進了人的交往、人的發展，另一方面卻束縛了人的自由主動發展而使之異化。實際上，這兩方面是辯證和統一的。人應該拋棄信息無限占有的欲望，把大眾傳播當成人實現主體性和社會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應該對大眾傳播有理性的認識，運用大眾傳播要有適度的安排。最關鍵的是一切要以服務自我主體性為目的，人是大眾傳播的主人，而決不能成為交往的奴隸。這樣才能成為馬克思所說的“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把自己的全面的本質據為己有，從而成為‘具有人的本質全部豐富性的人’。”⑩

（作者單位：理工大學）欄目責編：陳道生

注釋：①姚紀綱著：《交往的世界――當代交往理論探索》，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4頁。

②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8、29頁。

③[德]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下卷）》，三聯書店，1962版第60頁。

④[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54頁。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97頁。

⑥杜俊飛著：《彌漫的傳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版第305頁。

⑦《2010第四屆中國網民健康狀況白皮書》，http：//。

篇(3)

關鍵詞：手機媒體；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傳播模式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1）04-0099-02

自從加拿大著名學者、批評家麥克盧漢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媒介即訊息”這一驚世駭俗的理論以來，研究者們越來越關注到具體的媒介方式。當今社會是一個媒介社會，媒介的方式決定了人類社會的交往方式，有什么樣的媒介，有什么樣的媒介傳播模式，就有什么樣的社會關系模式，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發揮深刻影響的是社會主導媒介的形態，而不是媒介所承載的信息。手機比電腦更普及，比報紙更互動，比電視更便于攜帶，它已不僅僅是科技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見證，作為一種最新型、最普遍的新興媒體形式，它的傳播模式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社會的發展。

一、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

在傳播學領域中，學者們將傳播形態分為個人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四種形式。在這其中，人際傳播與大眾傳播是社會生活中最普遍、最直接、也是內涵最豐富的兩種傳播現象。

所謂人際傳播（Personal Communication），“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息傳播活動，也是由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1]。”“廣義上的人際傳播是指大眾傳播以外的其他人類傳播的類型，而狹義上的人際傳播則是指在兩人或兩人以上憑借簡單媒介（如電話、書信等非大眾傳播媒介）或直接面對面進行的交流活動。[2]” 是我們使用最為廣泛、最為方便、也是最為簡單的一種傳播形態。人際傳播以一對一，或一對多的形式進行傳播，既可以是直接的、面對面的交流，也可以是間接的、非面對面的交流，具有很強的交互性和可反饋性，信息反饋可以實時持續發生，這就有利于信息交流和傳播的深入度和精準度。因其互動性，信息的傳播者和接受者可以控制傳播的過程和內容，但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際傳播是一個閉環，傳播形式受限，且個人的信息量又非常有限，使得信息的接受者數量較小且信息傳播量也很有限，信息傳播無法有效地持續。

大眾傳播在《韋氏大辭典》中是這樣定義的：“由組織化的傳播機構和組織化的專業人員創作傳播內容，運用大眾傳播媒介，向一群廣大但不確定數量的人群，密集地、大量地傳遞信息的行為，就稱之為大眾傳播。”大眾傳播是一種點對面的單向的傳播活動，即由傳播者主導的面向廣大的受眾的有組織、大規模的定向活動。大眾傳媒的擁有者和使用者同時又是信息和輿論的控制者，信息具有明顯的傳播者的主觀態度與價值觀念，誰掌握了媒介誰就可以控制信息和輿論，大眾傳播是媒介議程設置的最佳體現。在大眾傳播的過程中，傳播者更為主動，是整個傳播過程的出發點和主體。大眾傳播的特征是建立在迎合、靠攏或爭取更廣大的受眾這一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又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誘導和操縱受眾，左右社會輿論和時尚的方向，大眾傳播是社會情緒和意志的體現，決定了整個社會文化的深度和廣度，大眾傳播的受眾數量多、地域分布廣，通過大眾傳播媒介一次性傳播大量信息，然而面對龐大數量的受眾，傳播者的目標并不明確，目的也不直接，傳播的主動權掌控在傳播者手中，受眾完全被動地接受信息，選擇的自由十分有限，受眾無法進行信息反饋與交流互動。傳播效果難以評估，成本也會相對較高。

二、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式

就媒體的發展歷史而言，紙質（印刷）媒體、電子（廣播電視）媒體、網絡媒體、手機媒體都有著它們不同的傳播模式和優勢，手機媒體的即時性、交互性，使媒體傳播形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傳播形態的界限日趨模糊，具備通話、隨時聯網、完全個人、有多媒體功能、唯一全天候伴隨的手機，將個人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的形式整合起來，使得傳播者的范疇無限擴大，人際傳播的概念得以延伸。

大眾傳播的信息經由“把關人”――即紙媒、電臺、電視臺等傳播機構，過濾給大眾，其傳播模型如同一個沙漏[3]（如下圖1）。手機媒體和傳遞信息，不需要通過“特定把關人”。大眾在海量信息中反向尋找信息。沙漏被打破，手機使社會上人人都成為媒體。

圖1大眾傳播的沙漏式傳播模式

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在布賴森主編的《觀念的傳播》一書中發表了《社會傳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正式提出“五W模式”或稱為“拉斯韋爾公式”，后經麥奎爾發展形成了著名的五W模式：

圖2五W模式圖

對公式中的每一個W，都有一個特別的分析：

圖3[4]五W模式分析研究圖

這五大類型奠定了傳播學研究的基本范疇和層面。但是現在看來，五W模式顯得相對簡單，對傳播的效果有了過高評估，只顯示了“槍彈論”的單向傳播，沒有揭示出傳受雙方的互動平等性，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五W模式仍然是傳播學領域研究的基礎和最基本的綜合性研究方法[5]。

依據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與手機媒體的互動性、參與性等特點，筆者嘗試繪制出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型（如圖4所示），并對其略加分析。

圖4手機媒體的網絡螺旋傳播模型

手機信息的傳播者與接收者兩者可以角色互換，這種互動是傳播理念的變革與發展。傳播學奠基人，美國著名傳播學者威爾伯•施拉姆，在詳細分析過傳播理論的發展歷程后指出，傳播學理論已逐漸從考慮一個傳播者如何作用于一個接收者，變成考慮一個接收者是怎么對待傳播。槍彈論之后，已經沒有一種主要的模式是假設存在一個被動的接收者，而最近的模式中，則傾向假定在傳播進行中存在著試圖影響另一方的活躍的雙方。手機媒體的傳播過程即不同于以往傳播形式，信息從一點出發，直達全面，接受者根據需要選定受眾進行信息的重組再發送，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信息的傳播者，接受者的身份發生轉換，由此進行信息的多次傳送與無限循環。正如《傳播學原理與應用》一書所揭示：“傳播不僅僅是傳播者向受傳者傳遞信息的單向過程，而是具有信息交流的雙向性質，傳播者、受傳者總是處在互動之中。因此，傳播者、受傳者的角色是相互轉換的。傳播中的受傳者，在反饋信息時則是傳播者。同理，傳播中的傳播者在反饋信息時則是受傳者。”•[6]傳受雙重角色互換體現了傳受雙方的平等關系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的雙向交流傳播，是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相互融合的必然。

手機傳播模式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信息在傳輸過程中受到傳播者的層層把關，也就是在人人都是媒體的前提下，傳播信息不斷揉合進傳播者的主觀意念，使得信息量越來越大，傳播越來越廣泛。而信息的主題也是開放性的，不是按照一個提前約定的規則和內在邏輯發展下去，而是由一些基本話題輻射開去，由某些話題生發出另外許多話題，針對性、指向性更強，傳播效果更強大。手機信息的傳播過程即從一點出發呈螺旋狀盤旋上升生發至另外的一個焦點。在整個傳播過程中，手機媒體的交互性和即時性決定了信息在每一個網絡節點（即人人都是媒體），都可以全面發送，進行信息的交互和即時反饋，從而實現傳播效果的深度和廣度。手機媒體的傳播模型打破了傳統大眾傳播主體化的權威性、了“把關人”的權威主體地位，實現了傳受雙方的對等性。多個主體的出現，呈現出傳受主體的多元交互性及權利的分解與集中的特征。因此可以這樣說，手機媒體的傳播形態是一種高度整合的社會性傳播。

三、結 語

波茲曼曾有過論斷，高科技的媒介手段和信息爆炸所帶來的結果是“技術壟斷”。手機媒體這樣高互動、開放性的現代傳播手段使得當代社會的訊息出現了傳播的偏向，以往被人們熟知的現代主體被手機媒體的信息傳播方式置換成了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體，媒介社會的傳播方式隨之發生變化，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變成了一個媒介中心。

參考文獻：

[1]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 呂杰,張波,袁浩川.傳播學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3] 曉白,朝西,曾帥.我手機[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9.

[4] McQuail,D,Windahl S祝建華譯,大眾傳播模式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5] 建斌,吳飛.中外傳播學名著導讀[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

[6] 戴元光、邵培仁、龔煒.傳播學原理與應用[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7] 竇碧云.手機是不是第五媒體[J].東南傳播,2006(1).

篇(4)

“新媒體”一詞最早見于1967年美國CBS（哥倫比亞廣播電視網）技術研究所所長、NTSC電視制式的發明者P.Goldmark發表的一份關于開發EVR(電子錄像)商品的計劃書。后來,1969年，美國傳播政策總統特別委員會主席E.Rostow在向尼克松總統提交的報告書中也多處提到“新媒體”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體”一詞開始在美國社會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響了全世界。

隨著新媒體產業的迅猛發展，近幾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傳播與媒體研究人員開始關注新媒體的現狀與趨勢、發展與創新，整個學術界對于新媒體的探索與爭論也在持續升溫。然而縱觀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圍內，有關新媒體的很多基本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比如“新媒體”的權威定義的提出、適用范圍的確定、具體研究對象的劃分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個準確權威的定義的提出不僅可以建立理論研究領域中系統性、全面性的基礎，也可以為該理論領域研究的深入與發展解除最基本的定義分歧。筆者認為，新媒體研究混亂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懸而未決的新媒體定義紛爭，分眾樓宇電視稱自己“新媒體”；手機短信稱自己“新媒體”；早已出現的都市類、財經類、時尚類、IT類等紙質媒體也紛紛改頭換面，把自己扮成所謂的“新媒體”……鑒于這種混亂的持續和加劇，及時準確地定義出當今的新媒體，為新媒體的涵蓋范圍作以界定便成了當務之急，以為它直接影響著學術界今后對新媒體理論系統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細致的探索。

美國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W.Schramm）曾經預言：“人類傳播的基本性質不會改變，但傳播本身的社會體系，很可能同我們已經知道的各個傳播時期大不相同。”③諸多新興媒體的產生對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影響已經逐步顯露出來。新媒體在占據大眾心智資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監督與宣傳、社會經濟參與、企業公關營銷與品牌宣傳等方面都表現出無可復制的優勢，新媒體對社會的影響無孔不入，用戶數量也以驚人的速度飆升。據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介紹，近幾年來中國讀者傳統圖書閱讀率呈下降趨勢，而電子書和網絡出版物的閱讀率卻大幅上升。調查數據表明，國民圖書閱讀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網上閱讀率迅速增長，從1999年到2005年7年間增長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07％；④據2008年中國互聯網絡調查（CNNIC）顯示，我國已經有2.1億網民，成為世界上的互聯網使用大國；⑤手機用戶也已達5.75億之眾（2008年3月國家發改委的我國電話用戶發展情況統計）占全國人口的約44.2%。⑥這些數據足以說明，新媒體正在被大眾普遍認可并日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人們的信息傳播方式和學習交流習慣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因此，“新媒體”定義的研究不僅是學術界對新興事物的好奇，也不僅是新媒體理論系統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對于規范形勢模糊、規則紊亂的傳媒市場具有很必要的現實意義。

二、關于國內外新媒體定義的分析

目前，關于新媒體的定義可謂五花八門。但有一定影響而被普遍傳播的主要是以下觀點。

美國《連線》雜志對新媒體的定義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⑦這一觀點一語道破新媒體的本質特征，見解獨到深刻，但嚴格地說，這不是一個概念的定義，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號。首先，該“定義”的核心概念“傳播”并不是“新媒體”的所屬類而更像是一個動詞，應解為“人類社會的信息流動過程和信息系統的運行”。形式邏輯學對定義的要求首先必須滿足被定義項與定義項之間的所指對等，本質定義提出的前提是被定義項的所屬類的確定，因此“傳播”一詞不具備定義“新媒體”這個名詞的資格；其次，“所有人對所有人”概念不夠清晰，過于籠統泛泛，不能準確界定新媒體本質特征，這只是其眾多特質中比較顯著的一面，不足以將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徹底分離出來。

在線媒體顧問、資深媒體分析師VinCrosbie定義的新媒體，“就是能對大眾同時提供個性化的內容的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融會成對等的交流者、而無數的交流者相互間可以同時進行個性化交流的媒體。”⑧他指明了新媒體的傳播模式——既包括人際媒體的“一對一”和大眾媒體的“一對多”的傳播模式，還包括特質層面上的“多對多”的模式。這與《連線》雜志“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的表述異曲同工，但顯然要具體明確得多。可以說，在此之前，沒有人對新媒體做出更加全面準確的定義。但仔細分析VinCrosbie的說法，在有關“個性化傳播”方面表述稍顯冗余，定義尚需提煉。而且對于新媒體的傳播渠道、信息表現形式、傳播范圍等區別于傳統媒體的重要特質還是沒有明確的涉及與界定。

對于“新媒體”的定義，國內學者也是各執己見、百家爭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局長岳頌東提出：“新媒體是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將信息傳播給受眾的載體，從而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的介質。”⑨他的發言側重于為新媒體尋找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定義，希望該定義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不被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說辭。然而筆者認為，這種嘗試沒有實際意義，正如很多學者討論過的那樣，“新媒體”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概念，任何人都無力掌控它今后的定義走向和效力范圍。況且，定義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質，其中不應出現帶有模糊時間概念的限定詞，諸如“當代”、“今天”、“未來”等。另外，“將信息傳播給受眾的載體，從而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更像是“媒體”的定義，并沒有界定出新媒體有別于傳統媒體的特性。而且，“對受眾產生預期效應”說法過于籠統模糊，所有傳播活動都期望對受眾產生預期的效應。顯然僅用“采用當代最新科技手段”這一特征無法準確描述新媒體的概念。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媒體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國網絡媒體論壇上指出，“今天的新媒體主要是指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上產生和影響的媒體形態，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⑩熊教授的定義基本上已經概括了“新媒體”概念的內容，觀點清晰明確，但不符合形式邏輯學思想里本質定義的呈現形式。定義中“在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基礎上”范圍過大，現在很多傳統媒體都利用了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但這種技術的應用并沒有使傳統媒體發生本質上的改變，從而不能被定義為新媒體，例如電子雜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過計算機技術的應用改變了紙質雜志上的信息的存儲形式，傳播內容、模式和目標受眾并未發生任何變化。“產生和影響的媒體形態”用詞晦澀難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線的網絡媒體和離線的其他數字媒體形式”外延太廣，這將各種戶外音視頻播放設備（如LED廣告牌）也囊括在“新媒體”的范圍內，筆者認為此觀點尚需完善。

三、新媒體概念的定義方法與新媒體的定義

概念清楚明確是思想正確的先決條件，概念模糊浮泛則是探求真理的阻礙。現在，對新媒體概念之內涵與外延的說法稍顯混亂，但也不能僅因標準不同、觀點不一等問題，把傳統的類別和屬差輕易忽略，形式邏輯學中定義本身需要這種層層剝離的過程。換句話說，對新媒體定義的研究離不開縝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讓我們在新媒體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遠。康德的“批判哲學”將世界分割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認知過程。在已有的針對新媒體的學術研究基礎上，我們要使“新媒體”的概念明確全面，應該從大眾普遍的感性認知出發，培養自身在學術研究中理應具備的知性認識，進而將這種認識升華為對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對真理的執著追求。

近些年新媒體的定義常是以推理論證的方式給出，在給出關于新媒體定義一般性要素以后，接著證明推斷出有關新媒體分類的種種假設，最后被分離出來的若干似是而非的類別成了新媒體確定性的劃分。這樣的定義方式在新媒體研究領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體論是由從具體形態的根據中推論出來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統，根據的本身又是來源于假設，因而其總是處于不斷的爭論與分歧中失去了根基，這種利用形而上學的方法建立的體系在聚集了極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遠離了新媒體本身是什么的問題，而事實上新媒體本身的問題卻又是這些理論的進步所不可回避的問題，因此新媒體理論應該回到新媒體本身，只有確定了新媒體的本質定義后，才能在此基礎上完成擴建，新媒體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對新媒體的定義正是回歸本體的體現。

在紛亂的現代思維中,存在四種這樣的基本形態:形而上,邏輯實證,結構主義,存在歷史。而后三者都是對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爭執,邏輯實證否定本質和原則,結構主義在否定本質時卻又堅持原則,存在歷史肯定本質反對技術邏輯,而我們要做的是在堅持某些必要的定義原則基礎上運用形式邏輯學原理探求“新媒體”的本質定義。“本質定義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釋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質要素，也就是說，嚴格的本質定義必須是類加上種差兩個要素合成的。”所以在為“新媒體”下定義之前，本文主要從類和種差兩個要素對新媒體進行界定。

“類是一個普遍概念，存在于多個不同種的對象上，表現出主體的和其他同類物體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質。”美國在線媒體顧問、資深分析師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眾媒體的特征為：完全相同的內容到達所有接受者；內容發送者對內容有絕對的控制權。筆者同意這一觀點，因此新媒體顯然不屬于大眾媒體。但從新媒體的傳播影響力出發，新媒體的傳播無疑是一種大眾傳播，由此，在類概念上只能將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視為兩個平等的研究對象，它們共屬“傳播介質類”。

對于本質定義中的另一要素——種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現出主體的部分本質，此部分本質為主體和其他同類異種之差異者。‘種差’加上‘類’就結合構成齊全本質的‘種’，這里的“種”也就是本質定義的定義產物。

首先，傳統的大眾媒體由于各種技術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區域性的傳播。而隨著新媒體傳播技術的發展，如果沒有人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體的平臺上，所的每個內容理論上都是面對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傳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為傳播的主體，這使得大眾傳播的領域得到了極大的延展。傳統媒體是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的博弈場，無論如何受眾在其中都始終處于被動的位置。紙媒體的交互性還停留在讀者熱線、讀編往來階段，雖然以借助電子版本，但始終屬于輔助手段，電視媒體交互性只表現在專題節目中，也就是說，傳統媒體歸根到底是一種少數人對大眾的傳播載體。新媒體提供的一種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體平臺上信息、言論等各種內容進行地位對等的交流，通過與其他參與者的互動發出更多的聲音，這種“全民DIY”式的信息與思想的傳播是對傳統媒體內容生產方式的徹底顛覆，使新媒體內容傳播模式呈現多根網狀，原創性日益增強。同時，這種交互是實時性的，參與各方都能夠立即得到反饋信息，徹底打破了大眾傳播時代文化與傳播精英對傳播主體的把控。由于實現了個人成為傳播主體的大眾夢想，新媒體傳播的內容所涉及的人類生活的廣度、對各類問題所討論的深度以及傳播形式的多樣性都是空前的。實際上，新媒體已經涉及和全面展現了人類現有的所有文化形態，并針對不同個體實施個性化的精確傳播，這種個性化的范圍完全可以縮小到單個個體，使得“個人化精準傳受”一詞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分眾時代新媒體的代名詞。另外，傳播技術發展到今天，由于傳播載體發生了改變，信息的傳播形態也發生了本質的改變，依托于數字技術作為新媒體的共同特征，成為現代傳播方式與傳統傳播方式更合適的區分詞，“數字化”的字眼在新媒體定義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傳播技術在傳播形態上產生的最大的變化就是能夠在新的媒體平臺上把傳統媒體的各種信息表現形式復合起來。在已有的大眾媒體中，按照傳播形態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而網絡和數字技術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傳播載體如網絡、數字電視、手機等都既能進行文字的傳播，同時又能進行視頻和聲音的傳播，并且還能把文字、視頻、聲音存儲下來，為受眾提供閑暇時的信息消費。新媒體是多種傳播形式復合的媒體，大眾媒體界限分明的媒體類型區分在新媒體階段將不再具有意義，“復合信息”將在新媒體研究領域備受關注。

綜合以上特質，筆者將新媒體定義為：新媒體是所有人向大眾實時交互地傳遞個性化數字復合信息的傳播介質。

事實上，由新媒體革命推動的不僅是傳媒產業的突飛猛進，更是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大發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動下的產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強大的造勢引擎。在新媒體的平臺上，全球正逐漸成為一個真正的網狀傳播整體。新媒體的互動性和個性化精準傳播等特點更適合現代人的生活和消費觀念，“全民DIY”既是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內容生產方式的顛覆，同時也是新媒體不可復制的核心競爭力。自新媒體引起人們矚目至今，國內外對于“新媒體”定義的研究百花競放、爭奇斗妍，本文對其的定義也只是一家之言，筆者期待各位學術同道的評論和高見，并希望這篇文字能為學術界對新媒體的探討有所裨益。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服務大眾的層面上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我們應該看到，在不久的將來，整個世界將因為新媒體的蓬勃發展和與傳統媒體的互利共贏而愈發豐富多彩。

注釋

鄔昆如：《哲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

蔣宏、徐劍：《新媒體導論》，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聯網時代的大眾傳播事業》，/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國人網上閱讀率年均增長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國網民人數達2.1億》，/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國電話用戶發展情況》，/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暉：《新媒體的泡沫經濟?》,《廣告人》,2007(12)

鄭治:《新媒體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頌東：新媒體產業的8個特點》./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認識新媒體》，/tvguide/tvcomment/wtjj/xzlz/7233_3.shtml

篇(5)

【關鍵詞】手機媒介 健康傳播 媒介融合

一、相關概念

1、手機媒介

當今社會，手機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在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手機的功能已超越人際傳播領域的“通話”功能，而作為傳播媒介被廣泛應用在大眾傳播領域中。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2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4.85億，較2010年底增加2770萬人；我國手機網民規模為3.18億，較2010年底增加了1494萬人。手機網民在總網民中的比例達65.5%，成為中國網民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手機用戶數量不斷增長，公眾對于信息量的需求也不斷擴大，這就為手機作為傳播媒介的潛力挖掘提供了契機。

手機作為一種傳播媒介在大眾傳播中應用的現象已經在當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當下流行用“手機媒體”一詞來表示這一現象。媒體是指“傳播、交流信息的工具，如報刊、廣播、廣告等。”而媒介是指“使雙方（人或事物）發生關系的人或事物”。那么手機是否已經是一種媒體呢？學術界對于提出的“手機媒體”的內涵也存在爭議：有些學者認為所謂“手機媒體”只是網絡媒體的一種延伸，以中國人民大學匡文波教授為代表，他認為當下提出的“手機媒體”只不過是“借助手機進行信息傳播的工具”；而一部分學者認為手機在大眾傳播中的應用可以稱為“第五媒體”，獨立于報紙、廣播、電視、網絡之外的另外一種媒體形式。以著名廣告人朱海松為代表，他將“第五媒體”界定為“以手機為視聽終端，它是以受眾為傳播目標，以定向為傳播效果，以互動為傳播應用的大眾傳播媒介，也叫手機媒體或移動網絡媒體。”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手機媒體”這一名詞并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只是單純地描述“手機媒體”的基本特征，還有部分學者對于 “手機媒體”能否成為“第五媒體”產生了爭議，有的學者更多的研究手機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挑戰以及帶來的社會生活變化等方面的問題。

本文贊成匡文波教授的觀點，認為手機作為傳播媒介在大眾傳播中的應用這一現象目前還沒有上升為一種新的媒體形式存在，只是一種傳播工具和媒介，因此本文提出了“手機媒介”一詞來表述手機作為傳播媒介在大眾傳播中的應用。

2、健康傳播

健康傳播的定義學術界尚無定論。目前關于健康傳播的定義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認為“健康傳播是以大眾傳媒為信道來傳遞與健康相關的資訊以預防疾病，以達到促進健康的目的”；另外一種認為健康傳播不僅局限于大眾傳播，還應該包括所有的傳播形式，包括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張自力的《走向專業化的美國健康傳播研究》一書中指出，健康傳播最主要的傳播方式也是最主要的研究領域和方向是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

作者贊成第二種觀點，認為健康傳播方式可分為兩大類：大眾傳媒的健康宣傳，體現大眾傳播的效果；專業醫療機構里醫患之間的健康知識傳播，體現人際傳播的效果。但是本文研究的是手機作為傳播媒介對健康傳播的影響，所以本文將健康傳播概念縮小，將基于大眾傳播的健康宣傳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手機媒介在大眾傳播的應用中，對于健康傳播的部分影響。

二、手機媒介在健康傳播中的作用

1、手機媒介的傳播優勢

手機媒介的傳播特性決定了其擁有的優勢。首先，手機具有融合性。移動通訊運營商與報紙、電視、網絡等，通過合作開發，進行信息資源整合，因此手機在參與大眾傳播過程中，體現了多種媒體的融合性。

其次，其具有廣泛性和強制性。由于手機作為通訊工具時固有的可移動、便攜、個性化等特性，相對于受電腦終端的位置限制，手機媒介解決了網絡時代信息接收終端與用戶的同步問題，實現了信息的即時傳輸，無論何時何地，都能使用手機終端登錄網絡，手機媒介受眾的廣泛性是其他傳統媒介無法超越的；此外，發送者可以主動向用戶傳送個性化的信息，而用戶接受信息具有被動性，是強制接受的。

第三，手機媒介在傳播中表現出了極強的互動性。傳播中同時擔任傳播者和受眾的角色，不僅可以進行人際交流，也可以通過手機網絡進行大眾傳播，這是傳統大眾媒體所無法企及的。同時，傳播者和受眾之間也可以進行方便的溝通交流，更有利于信息的被接受度。

2、手機媒介對健康傳播的作用

手機的功能不斷豐富使得手機媒介迅速發展，從健康傳播信息和獲取的角度，手機媒介在健康傳播中主要發揮了以下幾方面的作用。

（1）通過手機媒介隨時獲取健康信息。傳統媒體的健康信息在內容和質量上都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但是有一個局限，就是受眾必須坐在電腦前才可以獲取，而手機媒介的出現很好彌補了這一缺陷，不僅可以隨時接受，更可以主動獲取。比如當被燙傷的時候，可以利用手機直接搜索燙傷的處理方法；很多媽媽對育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隨時利用手機提問尋求幫助，并且與其他用戶交流經驗。

（2）通過手機媒介構建的媒介融合平臺全方位健康信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界限將會消失，這種狀態被稱為媒介融合，也是未來媒體的發展趨勢。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在形態上都匯流到一個數字媒體平臺中，通過這個數字媒體平臺來傳播信息。這個平臺有三個特點，一是內容不受限制，這樣的一個數字媒體平臺不僅存儲成本變得越來越低，而且所包含的內容容量巨大，且不受到傳統新聞時間和版面的限制，這個數字媒體平臺可以做到隨時更新信息，受眾可以自己決定瀏覽的內容、順序和時間；二是形式多樣化，傳播內容可以通過多個不同的終端來呈現；三是互動性，這個平臺其信息傳輸是雙向的，受眾不僅可以接收信息，也可以有效地反饋信息，擁有非常強的互動性。而手機無疑就是這種數字媒體平臺之一，但是手機媒介具有的融合性、廣泛性、強制性、互動性等傳播優勢又使得手機比其他數字媒體平臺如計算機、電視等更具有優勢，為媒介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未來健康傳播也需要借助媒介融合的渠道發揮作用，首先健康信息可以不受版面和時間的限制，隨時更新正確的信息；同時圖片、視頻多媒體的形式可以使得健康傳播的內容更容易被接受；媒介融合平臺信息傳輸的雙向性還可以實現傳播者和受眾的互動，使得傳播者和受眾就健康問題進行提問和解答。

（3）通過手機媒介提供點對點的健康信息。手機媒介有其他媒體無法比的優勢，手機號對應的是個人，更易于實現點對點傳播，為有針對性的健康教育開展提供了良好的傳播平臺。通過手機媒介，可以直接服務于目標人群，根據他們所需要的健康信息進行有目的的傳播；而以內容為主導可以在重大疾病的防治過程中，針對適齡人群進行重點防治，發送點對點健康信息。這種點對點的健康傳播提高了健康教育的針對性，在全面提升人群健康素養，促進健康社會的形成將發揮重要作用。

三、提升手機媒介在健康傳播中作用的建議

手機媒介具有發展潛力，通過手機媒介進行健康傳播，首先應該充分發揮手機媒介的廣泛性和可移動性，利用其搭建的媒介融合平臺，擴大健康傳播的范圍和效果；其次，利用手機媒介的特點，克服健康傳播現有的缺點，比如我國媒體在健康報道上被很多研究和調查指出存在“應景”現象。以艾滋病防治宣傳的傳播為例，其報道和宣傳多集中于世界艾滋病日前后，但平時對于艾滋病的關注甚少，這樣的傳播策略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在公共衛生事件突然爆發時甚至會造成受眾的恐慌。而通過手機媒介具有的點對點和及時性，不僅可以提前針對重點人群發送信息，提前預防公共衛生事件，還可以在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及時平息恐慌；最后，利用手機媒介進行健康傳播時，需要克服和預防手機媒介的不足，比如通過手機媒介所有的受眾都可以變成傳播者，失去了傳統媒體對信息真實性的監督，消息的可信度降低，虛假信息隨處可見，而健康信息的真實性比起其他類型的傳播更為重要，因此，在手機媒介中如何提高健康傳播的可信度和公信力，也是需要媒介管理者所努力構建的。

參考文獻

①周志平，《媒介融合：媒體未來發展的新趨勢》，《傳媒觀察》，2010（8）

②劉承智，《手機在現代傳媒中的角色擔當》，《邊疆經濟與文化》，2010（1）

③吉衛華，《手機媒體與互聯網的融合》，《青年記者》，2009（3）

④楊柳，《手機媒體與傳統媒體的互動融合》，《新聞世界》，2010（5）

⑥何伸，《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透析健康傳播》，《新聞窗》，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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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大選中傳統媒體的失效

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美國人，一個看似滿嘴跑火車的商人居然當上了美國總統！真讓支持希拉里的美國精英階層大跌眼鏡，尤其是從始至終一邊倒支持希拉里的美國主流傳統媒體集體性的預測和傳播失效更是前所未有的現象。那么特朗普是否沒有打出“宣傳牌”？作為個人傳播體的特朗普或許已不需要傳統的大眾傳媒來為其宣傳和包裝，因為他的過往經歷已成為一個品牌，而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多年從商經驗又讓其了解了草根大眾的需求和胃口，深諳獲取大眾支持的傳播策略。因此，即使大眾媒體幾乎一邊倒地為希拉里發聲和贏取支持者，特朗普也能靠廣為人知的個人品牌，吸引草根的話語體系，尤其是憑借嫻熟的社交媒體傳播技巧最大限度地形成自身影響力并贏得支持。可以說，社交媒體在特朗普的競選總統之路上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勞。

如果說奧巴馬是第一位“互聯網總統”，那么，特朗普則是第一位“深度互聯網總統”。在傳統媒體一邊倒支持希拉里的情況下，特朗普則選擇了通過YouTube（優兔）、Facebook（臉書）、Twitter（推特）這些互聯網渠道進行傳播，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從互聯網中對特朗普進行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如果只看電視，你一定會覺得特朗普是個非常不靠譜的人，然而，在YouTube上特朗普的每一個視頻都輕松達到上千萬的瀏覽量。特朗普的支持者在YouTube、Facebook、網絡論壇上針鋒相對地跟希拉里的支持者作斗爭，一個視頻評論數往往能達到五六位數。特朗普的粉絲還利用互聯網傳播擁護特朗普的文章，甚至讓許多的老選民都投奔過來。

當然，特朗普的個人品牌塑造和熟練的社交媒體傳播技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在2004年1月8日，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推出一檔職場創業型真人秀節目――《學徒》（The Apprentice），主演就是唐納德?特朗普！第一季一播出就風靡了全美國，連續4個月位居收視冠軍寶座，平均家庭收視數達2070萬，最高家庭收視數達4010萬，成為5年中18―49歲成年人收視率最高的節目。《學徒》也成了一部真人秀的教科書，從“學徒”到總統就是一場完美的真人秀。

這次美國大選不僅引發了我們對整個世界正在發生變革的重新思考，也在傳媒領域引發了廣泛的討論。無疑，這次選舉表現出了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巨大差異。就在競選的緊要關頭，Facebook的老總馬克?扎克伯格居然第一個跳出來說，不同意希拉里的很多意見，直接反水支持特朗普了。Facebook之前也是的擁護者，有段時間還因刪特朗普的帖子而引起爭議。但突然Facebook態度完全變了，Facebook的老總親自帶隊給川普鋪紅地毯。Facebook還專門給川普開通了一個高清電視臺，在Facebook頁面上實時播放特朗普的各種集會視頻。特朗普的Facebook粉絲數暴漲。經歷此次大選，一直鼓吹希拉里勝出的傳統媒體會加快淡出市場，新媒體將逐漸接管媒體世界。

為什么Facebook會突然轉向支持特朗普呢？據說小扎通過分析Facebook的數據，發現已經有90%以上的人支持特朗普，所以立刻轉變航向，轉而跳到特朗普那一邊了。這樣的大數據和實際民意獲取，傳統媒體是做不到的。這是因為Facebook這種社交媒體和傳統電視媒體有一個本質的區別：報紙和電視都是單向傳播，缺乏交互性和有效的反饋機制，雖然也可以用抽樣問答的形式來統計，但因為是小樣本，存在采樣者因個人的主觀意愿，很容易對采樣人群進行偏向性選擇，對各類變量精準把控具有一定難度，造成結果偏離真實意向。

怎么才能最佳地預測誰是下一任總統呢？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全樣本的收集。諸如Facebook、Twitter這類的社交媒體往往是典型的雙向傳播，這些平臺上存儲了大量網民發表和轉發的關于總統選舉的文章、評論、照片和視頻。較之于傳統民調，這些數據往往能更為真實和全面地反映選民的想法。

有人評論這次美國大選：“特朗普贏了，輸的可不只是希大媽，還有傳統媒體！”特朗普勝選的意義堪稱劃時代，標志著傳統媒體的崩潰。選前主流報紙評論和電視民調全部失靈，拋開黨政因素，這在美國大選的歷史上是罕見的。資本主義寡頭經濟和中產階級精英政治所依賴的傳播手段，正面臨這個時代的嚴峻挑戰，社交媒體無論在議題、民意、社群和動員能力上都在顛覆西方百年的游戲規則。傳統主流媒體不再是引導公眾的?t望塔，反而成了誤導國家的哈哈鏡。

從傳播學視角來看，整個美國大選過程，不僅再一次重創了傳統上的媒體“皮下注射”效果學說，更為重要的是連傳播學界奉為經典的議程設置理論也被顛覆。始于20世紀60年代美國總統大選的議程設置理論最終在50年后的美國大選中被歷史改寫。究其原因，莫過于基于傳統媒體的大眾傳播的失效以及基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社會化傳播方式的興起。

二、社交媒?w發展歷程的回顧

“互聯網技術先是將全球‘認知時鐘’整齊劃一，‘草根’先是‘搗毀’了權威的象牙塔，而后交互技術的飛躍式發展（Web2.0）更以前所未見的高效能建立起新型的信賴關系。”[1]目前在互聯網上，社交媒體已經超越搜索引擎，成為第一大流量來源，二者的占比分別為46%和40%。今天，社交媒體幾乎成為新媒體的代名詞。那么，明天社交媒體會成就一個什么樣的網絡社會呢？在對社交媒體及其傳播方式進行前瞻性預測前，需要對其發展歷程進行梳理。

“Social Media”，有人譯為社交媒體，有人譯為社會化媒體。筆者傾向于前者，如若使用后者，可把社交媒體看作狹義的社會化媒體。對于社交媒體的定義雖然表述不一，但有著共同的內涵。百度百科中的定義為：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是指允許人們撰寫、分享、評價、討論、相互溝通的網站和技術，是彼此之間用來分享意見、見解、經驗和觀點的工具及平臺。人數眾多和自發傳播是構成社交媒體的兩大要素。社交媒體這一概念最先出現在2007年的一本叫作《什么是社會化媒體》（what is social media）的電子書中。作者安東尼?梅菲爾德（Antony Mayfield）將社交媒體定義為一種給予用戶極大參與空間的新型在線媒體，其具有以下特征：參與、公開、交流、對話、社區化、連通性。其實，社交媒體的最顯著特點就是其定義的模糊性、快速的創新性和各種技術的“融合”。

社交媒體的發展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產生的Usenet、ARPANET和BBS系統，甚至可以追溯到電腦時代來臨之前的電話時代。隨后，具有代表性的社交媒體相繼誕生（見表1）。

有人把社交媒體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社交媒體1.0：個人社交時代――內容互通；社交媒體2.0：全民社交時代――關系互動；社交媒體3.0：移動社交時代――物物互聯。近年來，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大數據和物聯網讓社交媒體插上了翱翔的翅膀。

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和社會網絡的構建，信息傳播進入了關系傳播，一些社交媒體成為基于用戶社會關系的內容生產與交換平臺，從而把新媒體經濟導向關系經濟。如果說互聯網的發展促使傳播賦權，那么社交媒體則促進關系賦權。喻國明教授認為，互聯網的發展使社會對個體的賦權模式發生了范式轉變，關系賦權作為一種全新的賦權機制，最大限度地激活了個體及其他關系資源網絡，從根本上改變了權力格局與游戲規則。

目前社交媒體已形成多種傳播形態和運營模式，有基于強關系的社交媒體，如微信；有基于弱關系的社交媒體，如微博；有基于位置服務的社交媒體，如滴滴打車；粉絲和網紅打造了一個個社交入口，而直播和平臺則把社交推向每一個角落。在今天，無社交不傳播，媒介化與社會化融為一體，社交媒體已經從內容為王發展到連接一切！

然而，2016年為一些嚴重依賴社交媒體的運營者敲響了警鐘。隨著社交平臺上運營者數量的不斷增多，流量已呈現分散趨勢，平臺外的營收似乎亦達到頂峰。此外，社交媒體也給本已嚴峻的局面帶來了新焦慮。尤其是Facebook，如今人們發現它構成的威脅竟和機遇等量。隨著大數據的應用，信息泄露、數據安全等問題也在困擾著社交媒體。當微信面對人際過載、內容過載等社會化挑戰時，騰訊創始人之一張志東對微信團隊說，微信達到8億用戶之后，其社會復雜度已是無前人經驗可借鑒的深水區，除了上面說的場景之外，還必然會有更多更深遠的數字化社會難題接連浮現，微信團隊面對社會化的挑戰，會比5年前從零開始創業的挑戰更大，責任也更大。

許多運營者不僅希望能夠將在社交平臺上的內容變現，而且渴望發掘社交媒體的連接能力。由于擔心社交平臺運營對于直接關系的稀釋，運營者已不僅僅滿足于以點贊和轉發為基礎的虛榮指標，他們開始專注內容與服務，線上與線下的連接。在社交媒體的關系傳播中，關系轉換和關系重構最為重要。筆者認為，對于社交平臺，研究關系轉換比研究關系本身更重要。張洪忠教授認為，社交媒體的價值觀傳播正在重構我們的社會關系，不但打破了傳統媒體的“面”上傳播關系，更打破了我們的社會一直以來“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建構方式。

三、社會化傳播時代的到來

展望未來，社交媒體的發展方向使各個社交媒體之間會呈現出更多的關聯性，它與現實的連接將更緊密，人類會成為虛擬世界的一部分。彭蘭教授認為，在物聯網、人工智能、云技術等新技術的推動下，一個萬物皆媒的泛媒時代正在到來。然而，社交媒體的明天并不是一片光明。在人們紛紛表示對社交媒體的熱忱與關注時，也有人在反思著這種趨勢的另一面。社交媒體傳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輿論的社會整合功能，使網絡傳播的自由空間處于無政府無秩序的狀態。傳播規范的缺失，信息傳播的失控，致使網絡社交媒體的傳播極易出現各種負面功能。如“網絡串聯示威”的出現對國家安全造成危害，但學者馬爾科姆認為，社交媒體被大眾高估了，數字化的狂熱擁躉將新媒體看成無所不能的組織工具。

令人憧憬的是，如果當下仍然處于社交媒體發展的初級階段，那么社交媒體的高級版會是怎樣的存在？社交媒體的未來會朝著什么方向發展呢？社交媒體專家阿耶萊特?諾夫認為，社交媒體將來最顯著的特征是信息不請自來。適當的信息會在適當的時候被傳遞給適當的人，為我們節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這實際上是一個智能社交的概念，人工智能將會讓社交媒體變得更聰明，更善解人意。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將是明天社會化媒體的特征。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也將改變媒介生態和社會形態，需要在倫理的基礎上加以治理。

大眾傳媒的失效以及失效的原因，恐怕需要從傳播學近年來的發展上來尋找。筆者試圖從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公共傳播（public communication）、社會化傳播（social communication）這三個概念入手分析大眾傳媒失效的原因。大眾傳播強調“受眾”被動性，公共傳播強調傳播的公共性，社會傳播強調大眾參與和水平傳播。

大眾傳播主要是機構性的，以五種大眾媒介為傳播介質和不確定數量的“受眾”是它傳播的對象，多為單向無反饋傳播。公共傳播是一個近年來使用頻繁的新概念，盡管討論較多，但至今并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胡百精、楊奕在《公共傳播研究的基本問題與傳播學范式創新》一文中指出：“公共傳播定義為多元主體基于公共性展開的溝通過程、活動與現象，旨在促進社??認同與公共之善。”[2]吳飛在《公共傳播研究的社會價值與學術意義探析》一文中指出：“公共傳播學是基于公共社會發展的需要，積極參與各種社群實踐活動，為人類的權利的平等、社會公正和民主參與社會治理提供理論支持和策略支持。”[3]社會化傳播，不強調傳播主體，而強調傳播方式，指傳播方式是彌漫的、對象是多樣的、廣泛滲透的。公共傳播可以通過大眾傳播的方式進行；也可以通過社會性媒體進行社會化傳播。可見，在當前的傳播環境下，無論是大眾傳播方式還是公共傳播理念，都可以借助于社會化傳播的方式進行。

社會化傳播偏重于運用社交媒體，一般是指一種傳播方式或營銷策略。但是，社會化傳播并不只限于社交媒體，還包括每個互聯網上的人，他們都在傳播的節點上。有學者指出，傳播的5W中的主體有可能會消失。如果從傳播戰略（為獲得某種效果所進行的傳播）角度看，社會化傳播可能主要偏向于一種客觀的或者事后的描述，而很難事先策劃和掌控。那么，社會化傳播這個概念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也不強了。當然，也許正因為如此，社會化傳播概念的提出才具有了新意。

然而，一個新概念的提出必須說清它是什么和它不是什么，如果一個概念太無邊界、太模糊，就容易讓人覺得它可有可無，也不利于它得到承認和推廣。社會化傳播還是有主體的或者說是多主體的，傳播也更加多樣化和更加復雜化。互聯網時代，“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并存，傳播理論需要重構。

“傳播領域正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傳播者從專業媒體機構擴展到非媒體機構和個人；內容生產模式從組織化到社會化；傳播模式從單向大眾傳播到以社交關系為紐帶的互動式群體傳播；傳播渠道從互相分隔到跨界融合；傳播對象從被動接受到參與信息生產；傳播范圍從地方化到全球化；傳播效果從傳者基本可控到傳受雙方共同發揮作用。”[4]最近，可口可樂成立了北美社交中心，這是一個實時新聞編輯室，用來管理所有可口可樂商標品牌的社交媒體營銷事務。可見，互聯網世界里政府、企業、個人都可以成為傳播的主體，互聯網時代即社會化傳播時代。

其實，在近些年，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迅速發展，傳播形態已經有了很大改變，社會化傳播生態已經形成。問題是我們對此研究還不夠，社會化傳播的理論尚未構建起來，因此未能用來解釋和指導傳媒變革，但一場前所未有的傳播革命之火已經燃起。

篇(7)

關鍵詞：大眾傳播現場化本土化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

首先，《有請當事人》(以下簡稱《有請》)節目中受眾直接參與節目，由單純的受眾轉變為“傳播者”，發揮受眾的能動作用，克服大眾傳播負面功能：第二，采用由主持人面對事件當事人的形式在演播室對事件進行敘述，主持人在傾聽同時采用“主持公道”的方式理清是非曲直，得到百姓支持；第三，欄目關注的內容多為生活當中的瑣事，符合普通受眾對民生新聞的需求，滿足受眾傾聽的期望，利用“本土策略”使法制內容“民俗化”，達到法制宣傳的目的。第四，應避免在《有請》節目中注意保護當事人的隱私，因為當事人現場的敘述和表現使私人行為過于公開化，使當事人的隱私在不知不覺中受到侵害。

“大眾傳播”的概念首次出現于1945年11月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中。

根據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對大眾傳播的定義，大眾傳播的傳播者是職業的傳播者，“是一個傳播組織(如報社、電臺、電視臺、雜志社等)整體或個人”。

也就是說，這些傳播者是受過專門職業教育或者訓練的人，而傳播是他們的職業。他們向受眾傳播各種信息，分擔著傳播中的各種角色。而節目主持人正是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是傳播的職業傳送者。

由于媒介所帶來的事實只能是部分再現生活場景，大量的事實因為媒體自身的原因被棄之不用，而這些被選擇了的事務經過職業傳播者的傳播很可能已經不能代表真正的事實或者是社會趨向。但是，人們正是通過媒介，通過職業傳播者增進對社會的了解，由于人們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和媒介的接觸上，而且習慣并且滿足于這種間接了解事件的方式，把積極參與事件變成了消極旁觀，甚至逐漸產生了對事件冷漠的態度。這是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有請當事人》的特點之一就是“現場化”，非常符合電視傳播的特點，節目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現場調停的空間場景，而觀眾通過當事人現場的述說來了解事件的內容，并且根據自己的判斷形成好惡，在腦海中組織出自己心中的故事，滿足了人類喜歡“聽故事”的天性。而此時，節目的傳播者就不僅僅是主持人，而參與傳播更多更直接的則是事件的當事人，不僅使事件的展現更加真實，也使受眾變消極接受為積極參與，直接參與節目的制作或者是在接受傳播的同時產生心理反應，消除了接受傳播時的冷漠態度，克服職業傳播者在大眾傳播中的負面影響。

心理學研究顯示，比較小的結構或者相對比較封閉的空間、相近的年齡比較容易引起人們對自己的經歷和所熟悉的生活習慣的聯想，與對方產生“自己人”的效應。演播室作為錄制訪談類節目的場所具備了以上所說的條件，因此在演播室這樣的情境當中，主持人與被采訪者，也就是參與節目的市民之間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縮短心理上的距離。另外，由于主持人在采訪之前已經對事件進行了一定的了解，因此在實際錄制的過程當中，對事件的熟悉程度使被采訪者產生共鳴，容易使其找到共同語言，產生訴說的欲望。而此時，正是這樣的訴說期待成為打開了主持人與事件當事人之間交流局面的契機。

與一般的訪談節目不同的是，從一開始，《有請》的主持人的身份就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不僅僅是事件的傾聽者，記錄者，采訪者，更承擔著評判的責任，即不僅僅是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更要理清“是非曲直”。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持人除了要引導當事人繼續敘說之外，還要即時的做出反應，這與中國獨特的文化體系相符合，老百姓有了家庭糾紛，不愿意去衙門打官司，而是更愿意選擇具有社會聲望的人來主持公道。在《有請當事人》中，節目主持人就承擔了這樣的責任，扮演了這樣社會賢者的角色。正是因為這樣的節目構成，使該節目在老百姓當中有了很高的聲譽，也充分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