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農村發展理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農村城鎮政府責任城市化

長期實施的城鄉二元化經濟與社會政策導致了我國二元化的社會結構，而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在二元化的社會經濟政策強化下，城鄉差距日趨拉大。城鄉融合與一體化是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城市化是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載體——農村小城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我國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農村小城鎮建設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鎮)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鎮)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及影響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進程和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0～1980年，全國城市化率從11.2%，提高為19.4%，30年間僅提高了8個百分點。此階段，國家以工業化發展戰略為核心。二是1981～1998年，雖然“城市化”并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制度的變遷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1998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中國城市化進入了加速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2.99%，提高了近7個百分點，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建設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較快，但存在區域性差異。《2005年村鎮建設統計公報》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7726個，集鎮20686個。全國村鎮總人口9.86億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2億人，占村鎮總人口的11.3％。村鎮非農業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個百分點。同時，村鎮其他方面也發展較快，2005年，村鎮新建自來水廠821個，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萬噸，新鋪設供水管道長度3.99萬公里，建制鎮、集鎮用水普及率分別達84.7％、67.2％。交通、綠化等公共設施建設也取得較快進展，農（居）民生產生活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從農村城鎮建設與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發展較快，這點從我國2005和2006年全國百強鎮的分布可以證實，2005年全國百強鎮中，廣東省有30個，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9、23、17個，其他省市區只有一個鎮進入全國百強；2006年中，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8、21、23、20個。

農村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從2005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來源構成來看（見表1），農民純收入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種差異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說明東部農民從事非家庭經營，即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比例較高。這主要得益于東部地區由于外資投入及當地民營和其他經濟發展，這部分經濟多集中于中小城鎮。另外，東部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分別是中、西部農民的4.3和3.2倍，其相對差異遠遠高于平均人均純收入，這更體現了農村城鎮化地區差異的影響，城鎮化導致關鍵性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及價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產等。城鎮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從這些要素所獲得的收入會比較高、要素進行市場化交易的機會也比較多。

另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與消費結構。從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農民生活各項消費均高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交通通訊、文教及醫療保健方面則更體現出農民生活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面臨著農產品生產的安全保障制約。我國農業生產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威脅。圖1是我國1991—2005年糧食產量的波動示意圖，圖中顯示1996—199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勢頭一直持續到2003年。主要農產品產量保持較高水平的穩定性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標。而影響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穩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積和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

而農村城鎮建設對這兩方面都產生負面影響，一是城市化會導致耕地面積持續減少；二是城市化會導致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高素質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就業，農業的整體生產經營能力下降。表3的數據能佐證這一趨勢，1990——2004年期間，農民從事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的比例從66.45%下降到47.61%，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體。

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我國的實踐都證明了農村集體經營體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經營制。我國農業生產出現過幾次波動，但不能歸結于的制度問題，而在于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不同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況，國家政策變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農民面臨更多的非農業經營與就業選擇，相對于其他產業低下的比較利益，部分農民更愿意從事比較利益高的非農業產業進行經營與就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部分農民因非農經營與工資性收入導致種地積極性不高，同時農村土地流轉率過低，結果是大量農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規模農村城鎮建設對農業生產安全的影響會更大，因此，在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消除負面影響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政府責任

作為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平臺，城市（鎮）在其發展過程中許多方面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同時也受到市場化的影響。

首先，城鎮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包括提供就業、消費。這就要求城鎮具有一定的產業群體。在市場體系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今天，消費不成為問題，因為我國目前的生產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購買力相對不足。因此，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通過培育優勢和特色產業，以其為基礎進行城鎮化建設是政府的一個責任。市場經濟是一個依靠自身內部各因素相互調節與作用的經濟形態，其中可能會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間接參與能推進和糾正市場化發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投資需要政府政策與財政的支持，包括城鎮建設規劃、公共產品的投資、吸引資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下，結合主要農產品安全問題，我國政府在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責任還包括以農村小城鎮建設為契機，通過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農產品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配套；二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我國農村目前的現狀是農村人口比重過大，人均耕地面積小，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后，會出現許多與發達國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產業的比例變動，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據我國農村人口的變動趨勢分析，可以預見，未來可能且理想的農業經營方式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大規模、現代化經營。其前提是農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規范以確保農村土地的大規模集中。從全國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戶自發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率在1%-3%之間，土地流轉只在親友之間，在小組之內的小范圍之內發生。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的不規范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欠缺，導致部分農民寧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轉農地，出現了一部分農地被精細化經營管理，而一部分農地被粗放式經營甚至摞荒。農村小城鎮建設會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農村耕地流轉制度與市場有利于有限的農村耕地趨于集中，進行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從而有利于經濟安全。

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農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農村耕地的流轉與集中。沒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居住在城鎮，但其行為、生活方式與以前無法有本質上的區別，其生活也可能會面臨著一些風險。出于對未來生活風險防范的考慮，對其所承包的農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種理性選擇，機會成本比較小，在國家取消農業稅費后更是如此。但這對整個國家來說，機會成本過大。

農村小城鎮建設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是一個重要趨勢，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有利于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的規范化發展。

參考文獻：

1.陳瀅，陳柳欽.產業集群對小城鎮建設發展的重要作用.科學與管理，2006.1

篇(2)

關鍵詞：農村金融；民間金融；農村金融體系

中圖分類號：F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08)06―0081―04

1　引言

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滯后的矛盾日益突出，資金配置效率低下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支持明顯減弱并困擾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村金融制度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中最為重要的資本要素配置制度，無疑將成為農村經濟改革中的一個焦點，農村金融改革的實質，是要建立一個有效配置金融資源的農村金融市場。目前解決資源配置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陳錫文，2004)，由于金融二元結構特征的突出，中國農村的“二重結構”面臨著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雙重約束，金融市場表現為“被約束的帕累托效率”，但實踐證明，農村金融發展在浙江地區經濟增長中舉足輕重，浙江農村金融市場以其獨特的優勢，實現著金融市場的多元化和競爭性，形成的多層次和多種所有制金融機構共存的格局，作為不可或缺的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與探討，對建立我國農村金融市場體系具有示范意義。

2　理論與文獻梳理

較早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是戈德史密斯，其《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9)開創性的研究了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聯系。而麥金農(1973)在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進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金融抑制”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是不完全的，大量的中小企業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不完全的金融市場導致了資源配置的扭曲。E.S.Shaw(1973)從分析金融中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角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革首先應該從金融領域人手，減少人為因素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借助市場的力量以實現利率、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協調發展，消除“金融抑制”。戈德史密斯(1969)、麥金農(1973)、肖(1973)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與其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存在密切的正相關。萊文(1997)對有關金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進行了總結，認為一個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場的存在，一個完善的金融體系具有降低風險、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提高經濟中的儲蓄水平、降低交易成本等作用，這些功能又會影響資本的形成和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他們的觀點反映出金融發展與金融深化對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發育良好的金融市場以及有效的金融機構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Romer(1986)和Lucas(1988)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影響下，內生金融發展理論興起。構建了內生金融中介、內生金融市場模型，對金融發展做了大量實證。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貸配給模型為民間金融內生性的形成提供了理論框架。

在農村金融發展理論上，一直都存在主張政府干預和主張市場調節兩種觀點對立的理論主張。20世紀80年代以前，在農村金融理論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農業信貸補貼論和農村金融市場論。80年代末以來，人們認識到為培養有效率的金融市場，仍然需要一些社會性的、非市場的要素支持它。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以布菲(Buffie，1984)、泰勒(Taylor，1983)、科薩克(A，Kohsaka)和范?威金伯根(Van Wijinbergen，1982、1983)等為代表的新結構主義學派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具有鮮明的二元經濟特征，即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與落后的場外金融市場并存，同時新結構主義者認為，非正規信貸市場是“競爭性和靈活性的”(Taylor，1983)，也即非正規信貸市場是一個充分自由化和有效率的市場。由此，新結構主義引申出其政策建議：發展中國家已經存在一個自由化和有效率的中介――非正規信貸市場，應該保護它，而不要金融自由化。進入21世紀以后，政府在農業和農村金融資金配置中的負面效應也逐步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發現。Konestr(2000)深入研究了功能完善的農村金融市場在實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以及提高農村資源配置效率中的核心作用，他認為：經濟轉型國家由于缺乏有效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國家的財政、金融部門對農村金融配置效率是低下的。Carew(2001)對農業研究和農村公共投資支出的制度安排進行了研究，認為政府對這一領域的資金投入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況下，容易產生低效率配置。這些豐富而深刻的理論為理論借鑒和研究提供了邏輯起點，尤其是在農村，當傳統的農村金融政策普遍失敗后，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方法(The New Approach)隨著國際范圍內一些具有影響力的成功案例的出現，而逐漸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主流。新方法認為農村經濟增長和減貧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包含農村金融在內的系統解決方案，內容包括有利而穩定的政策環境、有活力的農村金融機構和有效的農村金融市場、適當的農村金融監管框架以及政府旨在強化市場力量的直接干預。新方法重拾新古典主義的市場中心理念，在微觀層面上，將希望寄托給有活力的農村金融機構，非正規金融作用開始被重視(焦瑾璞，2006)。

我國民間金融發展與演變，已有的結論更多的是在結合具體的案例分析和調查研究中得來，一般體現的是從一種無組織的形式(如民間借貸)到有組織的形式(如標會：錢莊)、從直接融資到間接融資的發展過程。許多研究認為，農村金融抑制是造成農村金融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林毅夫(2003)指出，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財政代替金融的制度逐漸被放棄，為了支持改革前遺留下來的許多資金密集型的大型的重工業企業，政府擔心全國每年創造的儲蓄不能進入大銀行使得政府沒有資金來扶持大的重型企業，因此，就抑制除大銀行以外的其他中小銀行、互助會、民間借貸、互助基金等金融形式的發展，而多數這些金融形式恰恰是農村所需要的金融供給方式。由于擔心監管的難度大，我國農村金融抑制的局面至今仍無較大的改善，對于農村民間金融的歧視仍然相當嚴重，農村金融市場準入不僅沒有松動，總體上，對農村金融的管制甚至還有所強化(馬曉河，姜長云，2003)。這使得農村金融供給體系僵化，難以提供各種適合農村金融需求的金融產品和服務。因此，金融抑制是造成農村居民資金借貸行為扭曲的根本原因(何廣文，1999)。從信息經濟學的視角，林毅夫等(2003)認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選擇和事后的道德風險可能是民間金融廣泛存在的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

胡金焱(2004)總結了世界各國民間金融的發展，并從信息、擔保、交易、定價等角度分析了民間金融的運行機制。在對民間金融的各種形式的研究中，金祥榮等(2005)研究了標會、搖會等的定價和效率，表明如果一個地區的資金借貸市場較為發達或是一個完全的接待市場，盡管會員在標價時存在低標傾向，從保險的角度，互助會仍然具有效率。徐笑波等(1994，P99)研究了銀背與錢莊之間的關系，描述了一種從借貸中介人到從事存貸業務金融組織的演化過程。

基于浙江省的民間金融的發展比較有特點，浙江省尤其是溫州地區民間金融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是眾多文獻研究的重點。如葉敏、史晉川(2003，P126)對溫州民間80年代金融風潮的考察，認為從聚會到盈利的發展過程，也表明了民間金融的發展受到自身規模擴大的約束。郭斌、劉曼路(2002)通過對溫州地區“排會45莊”的演變，探討民間金融從互助組組織到盈利性組織的演變。張震宇(2003，P729-731)描述了近年來溫州地區民間信用活動新的發展趨勢：間接融資逐步減少，但互質的“呈會”非常普遍。這體現了1990年中期以來國家政策對民間金融制度變遷的影響：從間接金融回到直接融資，從盈利性組織回到互組織。史晉川等(1997)的研究更是證明，民間正式金融機構(如城鄉信用社)比國有金融制度更適合于體制外產出增長的金融需要。

金融部門是國民經濟的核心，也是農業經濟發展資金生產要素供給的主要部門。整體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實現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構建符合市場經濟需要、真正能夠滿足“三農”發展的金融、為“三農”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務的金融服務體系，形成有效的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金融合力，已成為金融發展刻不容緩的任務。關于金融如何促進新農村建設方面的研究，多是從農村金融體制如何改革(或者怎么改變金融落后的狀況)以此來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張海峰(2006)認為新農村建設對農村金融服務提出了新要求，但是現有農村金融體系難以支持新農村建設，由此提出了需要重構農村金融體系促進新農村建設的結論。另外，還有劉振海(2006)、李敏(2006)、程建平(2006)等的研究也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如國家糧食局副局長任正曉(2006)認為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農村金融依然是農業投入的主體，如何改革農村金融體制將直接關系到農民生活改善、農村經濟發展甚至農村社會的穩定。再如之文(2006)認為農村金融的滯后是造成“三農”問題的原因之一。國務院發展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徐小青(2006)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提出具有明顯的時代含義，應從兩方面考慮：第一，我國現在還處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時期，國家全面小康社會突破的重點是農村。第二，現階段已經具備了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鄉村的條件。

3　寧波地區農村金融發展案例分析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我國農村生產力的解放提供了難得的機會。一些東部的農村地區充分發揮自身的區位和資源優勢，沖破了農村“大一統”金融安排的束縛，采用了多種方式融通資金，突破了農村的“低水平均衡”，并發展起來了，寧波地區等地發展成為了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寧波已走出了一條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村經濟市場化的發展新路，經濟社會發展已進人工業化中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階段，現階段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傳統村落向農村新社區轉變，傳統農民向專業農民和現代市民轉變，形成新型城市化和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的發展格局，對此金融的作用更加重要。

Kellee Tsai(2001)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進行融資。一般認為私營企業更多地依靠非正規金融融資，一方面是因為獲得正規貸款的困難，另一方面是因為非正規金融方面手續簡單、資金成本低(親友借款)。為全面深入了解寧波市農村地區金融服務的供需狀況，我們選擇了2個在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地理位置各不同的典型鄉鎮(慈溪市周巷鎮及寧海縣長街鎮)進行實地蹲點調查。根據回收的農村企業的問卷及綜合分析，企業在生產經營中所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是資金短缺，周巷的企業占69.4％，長街的企業占71.9％。而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來源于自有資金，周巷企業占64.7％，金融機構融資占總資金來源的34.1％，其中，農村信用社成為88.9％的企業首選的籌資渠道，其次是農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再次為相關人員的親友借款，占總資金來源的0.64％。雖然信用社仍然是農村企業最主要的正規信貸供給渠道，但對于企業來說其信貸選擇渠道更加多元化。農業銀行也是企業獲得信貸資金的重要渠道，相對于農信社，農業銀行有資金規模和機構設置上的優點。另外，寧波市的農村企業涉及對外貿易的較多，因此對于工、中、建行的需求也較明顯。還有少數企業獲得了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貸款。長街農業銀行的占比最高，為71.9％，其次為工行、中行、建行，為68.8％，寧波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分別為59.4％和56.3％，列第三和第四；其余占比超過10％以上的分別為：保險公司營業機構(18.8％)，小額信貸公司(18.8％)、郵儲銀行(18.8％)以及農業發展銀行(15.6％)；其他如租賃公司和股份制銀行二者均為9.4％，農村資金互助社、信托公司、證券、期貨公司營業部均為6.3％，國家開發銀行和村鎮銀行為3.1％，占比都較小。所有借款來自正規金融機構的占到了51.6％，而非正規渠道對滿足企業的金融需求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占到了48.4％，其他企業借款的資金占0.13％。在企業需要金融機構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調查中，貸款占75％，為最高結算占37.5％，存款為31.3％，從這也可以發現，農村企業對貸款的需求遙遙領先，這一方面是由于近期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和人民幣升值持續所致，同時印證了企業認為當前生產經營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是資金短缺，造成了個體私營企業對貸款服務需求。

通過對2007年長街企業用于生產經營的資金籌措及資金成本情況的統計可以發現：企業用于日常生產周轉的資金中，自有資金占76.8％，遠遠領先于其他渠道得到的資金。處于第二位的是“其他商業銀行融資”，占19.4％；“農信社融資”占2.6％，其他為“農業銀行融資”(0.8％)，“親友借款”(0.4％)，“其他企業借款”(0.01％)。用于技術改造的資金中，“其他商業銀行融資”占78.2％，“自有資金”占21.8％。用于基本建設主要來自“其他商業銀行融資”(48.9％)和“自有資金”(43.1％)。雖然非親友民間借款的比重不高，但對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其更接近于市場性金融。

通過對2007年企業資金來源、資金運用總體情況的調查，我們發現：“自有資金”是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占65.7％，“金

篇(3)

鄉鎮農村地區的村落較為分散，居民住所不集中，居民居住的整體范圍較廣泛，給安裝有線電視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農戶居住比較分散。農村地區除了村落分散之外，其居所也較為分散，各個居民之間的房屋間距較大，不宜管理。地勢較為復雜聯網費用高。部分農村地區的環境較差、道路不通，地勢復雜，信號接收能力較差，需要在此安裝信號接收站，使得聯網的費用不得不提升，這對部分農民造成了影響。農民較低的素質、薄弱的法律知識，無法集中管理。農村地區部分居民素質不高，對法律法規的了解程度也不夠深入，當安裝了有線電視以后，他們不懂得去保護，不利于管理。

依照農村經濟發展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可以了解到，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村與村之間、鄉與鄉之間經濟收入都存在著較大區別，那么針對農村地區的這種不平衡發展的現象，先對家庭條件較好的用戶進行安裝，再對家庭條件較差的用戶進行安裝，先在人口居住較為密集的地區安裝，逐步向周圍擴散，對于新舊客戶，則應該采用一戶一線分配式入戶，能夠幫助站點有效管理，也能夠降低網絡故障，獲得較好的信號，且所花費的投入資金也相對較少，實踐證明，在部分新網安裝途中，運用一戶一線分配方式能夠保證用戶獲取較好的信號，效果很理想。不過，部分村還應該根據鄉鎮實際情況來制定相應的用戶接入網絡結構模式。

對于任何一個企業來講，最基本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段內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對于部分農村地區來講，大量采用光接點模式，所運用的模式能夠獲得在最低成本的基礎上獲取最大的利潤，對于面積較廣闊，人口較為集中的部分村落，就可以安裝光接點，放大器一般在3~5級之間，面積較小、居民不集中的村落則可以根據其環境、地勢等將周邊的幾個村聯合起來安裝一個光接點，光接點的服務半徑至少要小于等于2千米，并通過光接點向四周逐步擴散，不斷的增加有線電視最終覆蓋范圍。

當部分用戶的網絡出現問題，一定要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為其檢查線路，查找原因，保證用戶能夠享受到較高的服務，提升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平時也要加大對信號傳輸設備等的檢查和維護力度，減少損失。廣播電視局應該成立專門的執法組織，對部分毀壞有線電視信號、設備等人員應該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給予處分。有線電視的收費可由廣播電視局根據實際情況靈活多樣的制定收費制度。在農村地區落實架設、安裝、驗收環節后，對于各個設備等都應該進行編號，并將部分技術參數認真登記，并存檔，妥善保管，方便管理與查詢。廣播電視局還應該增強宣傳力度，讓人們了解到有線電視網絡是國家所有，每個公民和企業都有權利和責任對其進行保護。另外，對于網絡工程的腳架上則應該印上“維護有線電視網絡,人人有責”等字樣，來提醒人們要將網絡保護作為自己的一種責任，盡可能的減少有線網絡的損失。對于廣播電視局的管理人員應該做到職責明確、公私分明，倘若因為管理人員失職而讓網絡出現故障或者發生其他事件，則應該給予其責任人嚴厲的處分。

鄉鎮地區的監督員則應該由當地的村干部來擔任，鄉鎮干部的文化程度較高，具有較強的綜合素質，與周圍群眾相處的時間較長，能夠密切聯系群眾，當有線網絡出現故障，能夠及時的解決問題，實現預防與對策的雙效合一。倘若用戶的信號出現問題，經過再三核實，確定了問題不在于電視機之后，就應該及時向上面反映，較小區域內的問題就應該在第一時間內開始維修，盡可能的使其在24小時內搶修成功，主干線地區則應該在3~7天時間段內得到修復，倘若有關部門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修復工作，用戶也就應該在規定的時間內繳納相應的收視費，否則，相關部門有權利對其進行作出暫停信號的處理。

篇(4)

關鍵詞：農村金融；理論研究；方法論

文章編號：1003－4625（2008）07－0011－04中圖分類號：F830.6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ated theory from the view of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draw a clear picture of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finance study, and give some command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preparation for further study.

Keywords: Rural Finance； Theoretical Study； Methodology

一、引言

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歷程與經驗表明，只有取得科學理論的支持，農村金融改革才能有實質性突破，農村金融才能獲得真正意義的發展。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沒有理論的政策是抽象的，理論研究對于政策供給的意義特別重要。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農村金融已有了巨大變化。然而農村地區自然稟賦差異，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層次不一以及農村金融改革的滯后，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協調日趨突出，農村金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面臨諸多難題，這使得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顯得尤為迫切與重要。目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已經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也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獻。本文將從方法論角度對相關文獻加以梳理，旨在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發展狀況作一個透徹的了解，以期對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論作出恰當的評價，為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更深入研究提供方法論上的準備。

二、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傳統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從根本上解決了原有體制下激勵約束機制不足的缺陷，使得瀕臨崩潰邊緣的農村經濟擺脫了困境，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隨著中國農業銀行的恢復和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得以重新建立，農村金融有了極大發展。與此同時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理論研究也逐漸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圍繞著農業銀行和信用合作社的業務管理等問題進行研究，為農村信貸管理體制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這一時期傳統的金融理論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在既定的理論約束下，政策報告式的研究方法即存在問題――政策建議的邏輯思維成為主流模式，眾多的研究是為政府實現特定的目標而直接投放信貸的方式干預農村金融提供政策建議。這種方法通常只追求旨在農產品增加的短期目標而忽視農村收入的可持續性增長，并且僅僅強調信貸投放而忽視儲蓄動員和有效的農村金融機構建設[1]。總結這一時期的理論與實踐，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傳統方法的效果總體上都不好，最多是效果一般，其結論是基于如下三個標準作出的：（1）傳統戰略如瞄準問題和補貼在解決問題上是否成功；（2）傳統方法的成本效率分析；（3）在增加收入和減少貧困方面是否成功[2]。

三、農村金融問題研究的方法轉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學開始逐步與世界主流經濟學接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范式逐步主導著中國經濟的研究領域。中國學者在接受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同時，開始嘗試運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實踐基礎上建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和金融發展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流行，對中國當時進行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在客觀上起到相當大的啟示和引導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農村金融提供了理論框架支持。自此研究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的文獻不囿于農村金融內部，開始在更大的視野范圍來研究農村金融，大量文獻集中于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關系、農村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結構與功能、農村金融制度以及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等方面展開探討。

（一）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

國內學者開始認識到農村金融研究目標不僅僅在于農村金融自身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以金融發展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而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弄清中國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必然聯系以及內在機理。一些文獻基于中國農村地區數據、運用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協整檢驗與格蘭杰回果檢驗等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和因果方向進行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研究指出，中國農村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并不明顯，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的各項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東部地區也僅僅只有農村金融效率與經濟增長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與其相反的是，農村經濟增長對農村金融發展的影響則是非常明顯的。根據帕特里克的兩種金融發展模式“供給引導式”和“需求追隨式”，一些研究也認為，原有向農村金融機構大量注資的“供給主導”農村金融發展模式并沒有發揮促進農村經濟增長的很好作用，因此在中國今后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應該轉換思路，按照“需求追隨’模式，有的放矢地促進農村金融增長[3]。

也有學者從金融發展水平以及金融結構兩個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狀況作出全面的分析。一是依照金融發展理論所提供的金融發展水平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和M2/GDP），從宏觀層面來衡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指出這兩個指標絕對值在中國農村并不大，但都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不過由于這兩個指標在衡量金融發展水平所具有的缺陷，對由這兩個指標所獲得的結論應持謹慎態度。如果以L/GDP來衡量，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并沒有表現出如FIR和M2/GDP所表現出的那種極其明顯的趨勢。二是設計一些指標（如金融資產與純收入之比及其行社貸款與純收入之比）從農戶層面來考察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其分析的結果是，一方面農戶經濟生活中貨幣化程度增加；另一方面農戶存在較強的流動性約束，不過農戶可通過非正規金融渠道融得資金從而使流動性約束得到部分緩解。也有文獻依據戈德斯密斯 (Godsmith 1969)金融結構的概念來分析中國農村的金融結構狀況[4]。

上述研究文獻基本都遵循著戈德斯密斯的經濟增長金融發展的研究思路，通過一系列數量指標從金融結構上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給予衡量，利用經濟計量模型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數量化分析。較之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具有邏輯更為嚴密，路徑更為深入，結論更為精確的優勢。然而局限性也是明顯的。該研究方法只是指出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具有計量上的因果關系，但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相互影響的渠道或環節在理論上依然是不清楚的，而且農村金融結構的變化未必能夠準確度量農村金融發展水平。

（二）農村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

1973年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一反傳統主流經濟理論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偏重實物要素而忽視金融要素的研究方法，轉而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樣本，集中研究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從而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理論，其理論政策含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政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國內一些學者沿著相同的思路對中國農村金融抑制進行了分析研究，認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現象。一些文獻從農業的自然屬性、農戶的生存與發展特點出發來闡述需求型的金融抑制，解釋了現象背后農戶和農村企業信貸需求總量變化以及層次分布。也有文獻是建立在對農村金融需求分析的基礎上，從農戶和農村企業通過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資金有限，融通資金渠道單一等方面來闡述供給型金融抑制。在闡述農村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農村資金為何供給不足的原因解釋方面，指出金融制度、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是主要因素。供給型金融抑制的研究角度往往傾向于存量的修正，而需求型金融抑制視角則側重于長遠，注重增量的發展動態。上述研究文獻稟賦新古典主義發展經濟學的思想，將視角投向農村金融市場，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供給與需求均衡的分析，得出中國農村存在嚴重的金融抑制及其原因，其結論要深刻得多。這些文獻的論證邏輯基本遵從現象原因這一思路，采用對大量農村地區抽樣調查和相關數據的統計分析方法。當然這些研究還存在著研究層面和視角上的局限，如基于需求視角是否存在其他復雜的需求制約因素？以及連帶出農村金融主體的金融需求結構與其他各項經濟活動的相關性分析等方面還存在研究上的空白。就其方法論來說，有些文獻缺乏研究的規范性。

從金融功能論的研究視角對中國農村金融與經濟關系作出客觀的描述，被一些中國學者所運用，其中較為普遍的研究采用一種叫做機構分析法，簡稱為機構觀。具體表現為結構功能行為績效的研究思路。以此思路，農村金融要發揮其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功能必須在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框架下進行，根據現有的農村金融結構賦予其相應的功能，并通過其行為績效判斷其功能實現的效應。正是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走上了一條“機構路徑”。長期以來注重了農村金融機構的存在形態，而忽視農村經濟對金融資源多層次、多元化的需求和農村金融制度整體功能的發揮。為此，另有一些學者提出，應以功能觀來重新認識農村金融經濟的關系，以此指導中國農村的金融體制改革，更好促進農村金融經濟的協調發展。功能觀是從系統的功能出發，然后探究需要何種結構來實現這些功能，它遵循的是功能、結構思維方法。其實質是從金融所處的系統環境和經濟目標出發，考察金融系統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功能耦合關系，演繹出外部環境對金融功能的需求，在此基礎上，根據成本――收益原則，選擇能滿足系統環境對金融功能需求的金融形態和功能實現機制，由此對系統進行結構優化，其遵循的是外部環境功能結構的思路[5]。功能觀的研究范式為研究農村金融體系的變化提供了全新的解釋思路，扭轉了一直以來農村金融理論研究與實踐忽視農村金融體系功能問題的傾向，也為重構農村金融體系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三）農村金融制度

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方面對傳統發展經濟理論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另一方面也為傳統發展經濟理論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國內一些學者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采用歷史演繹從制度層面上分析中國農村金融制度的演進邏輯，以及從實際經驗數據來分析這種演進背后的悖論和缺陷。認為農村金融制度歷史變遷的特點是，農村金融制度的每次變遷均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強制，而非自下而上的誘發性政府行為，更不是農村經濟主體自主，這種以扼殺農村經濟組織自發行為為代價的外生性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農村經濟發展相悖，導致了農村金融主體的缺位，農村金融容量的增長趕不上經濟總量的增長[6]。這些研究文獻突破了將農村金融制度視為既定不變的外生變量傳統研究方式的束縛，彌補了排除制度作用和制度對農村經濟增長影響分析的傳統農村金融理論研究上的不足。然而這種研究方式闡明的只是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歷史演變的邏輯，卻無法說明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應有的邏輯。

（四）農村金融體系的變革方式

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取向一直是中國農村金融研究所關注的，究竟是以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眾多文獻爭論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應以合作制為主導；另一種觀點是商業化取向，甚至放棄合作制；還有一種折中觀點，認為商業化和合作金融應共同發展。各種文獻的觀點之所以出現差異，從理論本源來說，關鍵在于其研究者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判斷的差異。按照“理性小農”命題(Schultz,1964;Popkin,1979)，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富于理性的小農，那么就沒有必要單獨為其設計一套農貸制度安排，而只需將服務于現代經濟的金融體系直接延伸到農村經濟，為農戶提供金融服務即可，換句話說，商業化的金融體系同樣適用于農村地區；按照“道義小農”命題(Chayanov,1925;Scott,1976)，中國的農戶如能被確認為是生存取向的，不會冒險追求利潤最大化，那么農村地區商業化的金融安排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合作制的金融安排是恰當的。但無論從“理性經濟小農”視角還是從“道義小農”視角來考察中國農村經濟，得出的結論都難免簡單化，中國小農經濟到底具有什么樣的特征值得進一步討論[7]。從研究方法論來說，持商業化取向或合作制主導觀點的研究文獻基本上采用理論演繹的三段論形式來得出各自的結論。理論前提承認合作制金融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而商業金融活動所具備的條件是農村市場經濟，商業化金融不能提供高度分散小農經濟化條件下的金融服務，進而從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的描述中獲得理論推理的依據。這些研究文獻論證形式縝密嚴謹，其觀點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問題在于，缺乏對中國現實農村經濟特性嚴格的實證以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分析，沒有哪一種關于中國農村金融的命題具有普適性。

（五）農村非正規金融

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其二是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一些學者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分析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產生的成因：(1) 從中國小農家庭的生存經濟與其資金的非生產性需求兩者之間內在邏輯聯系出發，通過案例研究表明非生產性資金缺口和農貸需求不能指望由正規的或商業性的金融來滿足。(2)從農村非正規金融與中國城鄉的特殊結構與聯系相關性入手，認為是由于城鎮和農村之間缺乏一個較好的金融組織。特別是在轉軌經濟中，作為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結果，農村非正規金融是由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的。(3)從農村金融供給的角度，認為農村貧富差距的加大使農村非正規金融形成旺盛的供給。(4)從金融政策的根源來看，由于貸款管理的落后和貸款配給的錯誤，扭曲了農村正規金融資源的配置，收入較低農戶的信貸需求仍然要通過非正規金融得以滿足。對農村非正規金融中的利率問題，不少學者以農村民間金融為例，從信息不對稱角度出發，把民間信貸利率部分地視為具有調節借貸風險組合或過濾借貸風險的功能。有文獻認為，民間信用利率決定于資金供求狀況、借貸者親疏關系、期限長短、淡旺季節等因素，因而利率檔期分明。 也有文獻依據修正的Stiglitz-Weiss信貸配給模型來揭示出民間金融各種利率形式的機理和長期并存的原因。

從已有文獻來看，對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研究視角呈現多元化，研究方法從案例分析到規范論證呈現多樣性。其不足之處在于缺乏非正規金融研究的系統性理論框架，視角的多元化固然可以使問題的認識較為全面，但多種結論的差異將使得理論研究失去了實踐意義，另外案例研究中樣本選取的不同將會影響到結論的可信度。

四、結語

通過對中國農村金融問題理論研究的梳理，不難發現各種理論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局限。不僅如此，無論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聯系識別，金融抑制理論對供給型金融抑制和需求型金融抑制的區分，合作制為主導還是以商業化為取向的爭論，還是農村非正規金融成因分析只是農村金融的一個方面，各種研究思想和方法忽視了農村金融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以及系統內外存在的復雜聯系，這也是導致各種理論研究與實際脫節的重要緣由。可見，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不能簡單地依賴某個理論。綜合各種理論研究的優勢，將系統論的思想引入農村金融問題研究之中，通過對農村金融系統內外復雜聯系的研究尋找改革途徑將是未來農村金融研究的趨勢。

參考文獻：

[1]周霆.中國農村金融制度創新論――基于“三農”視角的分析[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229.

[2]雅榮,本杰明,皮普雷克.農村金融問題、設計和最佳做法[M].北京:中國農村金融研討會閱讀材料,2002,(9):23.

[3]焦兵.東、西部農村金融對農村經濟增長貢獻的比較研究[J].統計與決策(理論版),2007,(1):70-72.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水平及其金融結構分析[J].中國軟科學,2004,(11):36-41.

[5]李喜梅,彭建剛.經濟變遷中的中國農村金融體系:一個從隱功能角度的解釋框架[J].農業經濟問題,2005,(10):51-54.

篇(5)

[關鍵詞] 二元經濟 勞動力流動 理論

農村勞動力流動是發展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非常重要而復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國外學者從理論上解釋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出以及與此相伴隨的人口遷移現象已取得不少成就。其中,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最為系統、最富有應用價值的是劉易斯的二元結構理論(即無限剩余勞動力發展模型)。在劉易斯兩部門結構發展模型基礎上，費景漢和拉尼斯提出了以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核心、重視技術變化的“費一拉尼斯模型”。托達羅則在補充劉易斯一費一拉尼斯模型的基礎進一步發展了二元經濟配置的理論,為解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提供了理論支持。

一、劉易斯的勞動力流動與兩部門結構發展理論

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個人口流動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現代部門能夠在維持低工資水平下獲得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供給，使現代部門具有了不斷增大資本積累和實現規模擴張的內在機制，進而生產的擴張會進一步吸引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

劉易斯的勞動力流動與兩部門結構發展理論在經濟發展理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該理論第一次清晰地定義了二元經濟結構，指出了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顯著差異，從而開辟了一個分析經濟發展的新思路。該理論論證了勞動力流動、資本積累、現代部門擴張和經濟發展的有機聯系，這種對復雜經濟發展現象的簡單概括不僅與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道路大致吻合，而且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比較接近。但劉易斯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傳統部門邊際生產率為零)、現代部門就業創造率與傳統部門勞動力流動率相適應以及現代部門不存在失業、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工資在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之前保持不變等假定，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質疑。并且，勞動力流動與兩部門結構發展理論將現代部門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確立傳統部門剩余勞動力不斷從傳統部門流向現代部門是經濟發展的核心環節、資本積累是現代部門擴張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過分強調了現代部門的擴張作用，忽視了農業部門發展的重要性。

二、費景漢和拉尼斯的農業勞動力流動理論

在劉易斯兩部門結構發展模型基礎上，費景漢和拉尼斯進一步修正和發展了勞動力流動理論。他們認為劉易斯的二元存在兩個不足：一是對農業生產在推動工業發展中的作用重視不夠；二是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這一重要前提條件。為此，他們提出了以分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為核心、重視技術變化的“費一拉尼斯模型”。該理論闡述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隱蔽性失業人口全部轉移到工業中去。即當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大于零的剩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過程中，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總產量下降、糧食短缺、工資上漲、工業貿易條件惡化、工業勞動供給曲線逐漸陡峭,從而使得勞動力的流動受到阻礙，工業部門的擴張有可能在全部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之前就停止。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在工業部門擴張的同時，努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使農業發展與工業發展同步進行，這樣才能在勞動力轉移的同時，不減少農業剩余產品，從而使工資水平保持不變，促進經濟持續發展。

由此,拉尼斯和費景漢提出,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城市工業部門擴張和農村剩余勞動力順利轉移的根本保證。如果農業發展是停滯的,那么在農業勞動力流出以后,農業總產量將會下降,農產品價格將會上升,提供給工業部門的生活資料也會減少,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會上升,這就限制了工業部門的擴張和農業勞動力的轉移。

拉尼斯―費景漢理論的意義在于它發展了劉易斯理論。主要體現在以下二個方面：第一，該理論不僅把農業看作為工業提供所需的廉價勞動力，而且同時看作為工業提供農業剩余。因此，工農業兩個部門必須平衡發展。第二，該理論不僅把資本積累看作是擴大工業生產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同時更強調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重大作用。

盡管拉尼斯一一費景漢理論對劉易斯理論進行了完善和發展，但由于它們以農村存在剩余勞動力、城市不存在失業、假定人口不變為前提，所以除了存在與劉易斯理論共有的缺陷外，還有一個重要缺陷，即它假定農業勞動者的工資不會隨著農業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三、哈里斯一托達羅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遷移的理論

劉易斯與費景漢―拉尼斯的勞動力流動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不斷淘干農業過剩勞動力“蓄水池”的過程，農業剩余勞動力會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非農產業。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建立的城鄉勞動力遷移模型，就回答了為什么農村向城市的移民過程會不顧城市失業的存在而繼續進行，從而補充了劉易斯一費一拉尼斯模型。托達羅模型的出發點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的依據包括兩方面：第一是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這是農村向城市非農產業流動的重要動力；第二是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引進這一概率變量，是托達羅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從而可以解釋農民為什么在城市存在高失業率的情況下還會做出遷移的選擇。只要在城市就業的預期收入現值比在農村就業的預期收入現值高，做出遷移的決定就是合理的。

托達羅理論具有重要的改革意義:第一；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這是因為，一方面資本積累必然伴隨勞動生產率的高，對勞動需求的增長就會低于工業產出的增長。另一方面，現代工業部門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就業概率就越大，從而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村口流入城市。第二；一切人為地擴大城鄉實際收入差異的行為必須消除。在發展中國家，由某些政治因素決定的工資水平遠于農民的平均收入，一般高2倍～3倍，有的甚至達4倍以上。收入的差距無疑將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第三；提出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才是解決城市失和農剩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

托達羅模型局限性：一是托達羅只關注城市失業，沒有認清城市化意義，更沒有看清正是城市人口的聚合效應創造了若干就業機會。二是托達羅認為不通過流動農村勞動剩余勞動力便可以發展農村，消除城鄉收入差距純粹是空想。在我國農民面臨的土地資源向來十分嚴峻，我國有限的耕地在眾多的農戶之間細碎分割，大量的勞動力集中在狹小的耕地上，使生產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表現得十分明顯，只有通過工業化與城市化的聯動，促進第三產業發展，大量地流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農村經濟才可能發展。

在勞動力流動理論的研究中，主要研究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暗中假設了產業轉移與城鄉轉移(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是同步的，所以沒有涉及到產業轉移與城鄉轉移的關系，實際上這是典型的勞動力同步轉移模式。這些人口流動理論都是建立在城市對勞動力具有無限吸納力的基礎之上，而我國城市化發展水平滯后，城市對勞動力的吸納不具有無限性，因此也造成了這些理論在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條件下應用的局限性。盡管如此，這些理論對于研究我國農業勞動力遷移與經濟發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對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啟示。

第一，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解決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方式。劉易斯、費一拉尼斯理論提出應通過依靠工業的發展和擴張來吸引農業剩余勞動力。托達羅模型則提出發展中國家應通過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

第二，探討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條件。認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提高是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前提，強調了技術進步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在二元經濟結構突出的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轉變具有階段性。在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必須重視農業和工業、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綜合發展，循序轉移。

但是，由于這些經濟學家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分別根據不同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分析研究總結出來的，各自所處的時代背景不同，研究的著眼點不同，而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可能和這些理論特定的前提并不一致，因而這些理論及其模型在我國的應用是有限的，還需進一步修正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美)威廉?阿瑟?劉易斯 施煒等譯:二元經濟論[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

[2]郭庸保:發展中國家人口流動理論比較分析[J].世界經濟，1989(12):38～45

[3](美)拉尼斯 費景漢:經濟發展理論[J].美國經濟評論，1961(9):536～566

[4](美)費景漢 拉尼斯: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60

篇(6)

金融抑制主要指每個發展中國家在國內資本市場中以貨幣政策或是財政政策去影響市場的運作，把實際貨幣余額和物資的關系看作是相連關系，即為實際貨幣余額的增長會導致資本投入和總產值的增加。在金融抑制的作用下，存款的實際收益比較低，造成了儲蓄比較低，低利率獲取了低收益，相對于風險比較高的項目來說，銀行會選擇安全項目，從而降低風險；但是對于企業來說，則會借助于非正式或是場外市場，進行信貸交易，這樣就會產生金融效應，從而形成了經濟金融行為。

金融抑制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造成資本市場效率降低、經濟增長達不到最佳水平、限制了銀行體系適應經濟增長的需求、融資形式受到了限制以及加劇了經濟上的分化程度。

二、金融抑制理論對農村金融的關系

（一）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的關系

農村金融與農村經濟之間具有千絲萬縷關系，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卻不像城市金融與城市經濟一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受到中國“小農經濟”的發展模式影響，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自給自足能力比較強，農村經濟發展狀況比較落后，商品化程度比較低，農民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夠關注，對于貸款涉及到的金融商品更加不夠了解，使其對農村金融的發展造成了一種抑制作用。再則農村的專業化分工水平比較低，導致了農村的收入比較低，收入比較低使得農民的儲蓄能力受到了限制，農村資金的積累與供給相應就比較少。另外，農村居民的生活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往往是非人為因素造成了破壞，農業生產“靠天收”的狀態，使得農民不得不根據農作物的生長狀況進行市場產品的調動，他們成為了市場調節的被動者；中國的農村經濟屬于小農經濟，分散的農戶不能形成大規模地市場化發展，往往被動的受到市場調節，使得農民面臨很大的風險，不能夠以正規的方式進入到金融服務范圍內；此外就是農民的融資能力有限，自身資金積累比較慢。

總的來說，中國的農村經濟處于一個比較低的水平，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比較大，農村金融發展處于一個比較遲緩的狀態。

（二）農村金融理論及其政策主張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在當今中國，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著金融抑制問題，而農村的金融理論不免就會受到金融抑制等理論的影響。中國農村現有金融模式一共有三種，包含了農業信貸補貼、農村金融市場論以及不完全市場競爭力量。其具體的發展狀態如下介紹：

首先需要介紹的就是農業信貸補貼理論，即為了減少農民的貸款壓力，從一些政策上給予農民貸款一些幫助，增強其還貸的能力，從而緩解農村的貧困現象，這樣可以縮小農業和其他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金融市場理論在逐漸的取代農業補貼信貸，通過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實現農村金融的發展，發揮農村中介的作用，儲蓄動員是關鍵，運用市場調節利率，根據金融機構的成果和經營的自立性和持續性進行判斷農村金融是夠有效，使得非金融機構的合理性。

不完全市?鼉赫?就是改變完全由市場調控的狀態，增加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利用市場與政府的雙重左右，在借款人與組織之間形成一定的合同制度，減少農民的貸款壓力，增強其還款能力；另外，政府的介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維護市場秩序，保證市場有條不紊的發展，從而為農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安全感。不完全市場競爭理論給予了政府和市場雙重的保障，既發揮了市場的經濟調節作用，又保障了政府對于市場形式的控制。

三、農村金融抑制問題

中國農村金融抑制問題主要包含了一下幾種：一是傳統農村金融機構治理結構不健全，雖然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認識到了農村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在農村金融機構資金吸納不足，金融機構無法提供為農民生產提供充足的資金；二是農村的金融機構中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農村經濟發展缺乏安全感，不利于對信貸資金的監管，再則就是交易過程比較簡潔，但是卻沒有制度支持，容易受到傷害。三是農村金融產品種類少，形式單一，不能夠滿足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對于當地的金融機構的利用僅僅停留在存匯款的狀態。

四、金融抑制理論對農村金融問題的啟示

篇(7)

【摘要】本文運用因子分析法對26個地區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發展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影響其發展的主要原因，探析通過金融深化引致農村金融與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通過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經營的可持續性引領潛在多元化資本進入該行業，以提高農村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關鍵詞】需求追隨；市場結構；年度利潤；發展路徑

一、引言

目前，我國農村金融供給無法滿足農村金融需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國農村金融組織發展的不健全，其直接的影響是我國平均每年只有34.4%的農戶可以從傳統金融機構取得貸款。由于農戶的家庭經營仍是農村基本的經營方式，農業仍是農村的主要產業，在當前傳統金融機構無法滿足農戶多樣性金融需求時，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應是農村地區大力發展的金融組織之一。正如一位金融專家對中國農村金融的分析和判斷：“要解決農村金融問題肯定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社上，中國農村不缺大血管，缺的是毛細血管，就是能夠有效地在村一級、在最基層提供金融服務的多元化的金融機構，農村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制造一個很好的毛細血管系統。[1]”為建造這一毛細血管系統，從2007年始，央行和銀監會把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金融辦；2008年5月，央行與銀監會《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和《關于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有關政策的通知》，指導各地開展小額貸款公司和其他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試點工作。2008年底，小額貸款公司還不到500家，據央行統計，2012年6月底，小額貸款公司已發展至5267家；我國農村小額貸款公司迅速發展的實踐對應于農村金融發展模式理論，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家休.帕特里克（Hugh.Patrik，1996）針對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與農業發展的實際情況，提出了需求追隨模式和供給領先模式。其中，需求追隨模式認為，隨著經濟增長，經濟主體會產生對金融體系提供融資與服務的強烈需求，作為這種需求的反應，金融體系將趨于發展、擴張與完善，通過市場化方式，建立競爭性金融體系，充分動員并有效配置金融資源，從而引致投資增長、引致金融負債與資產多樣性以及相關金融服務領域的深化。需求型金融的本質在于主張政府在農村經濟發展的中級階段適時實施金融深化政策，而金融深化政策導源于金融發展理論中最具影響和代表性的麥金農（Me Kennon，1973）和肖（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論與赫爾曼（Hellman，1997）、默多克（Murdoek，1997）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7）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深化理論認為，作為整個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金融抑制必然滲透到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即農戶和農村中小型企業在借貸市場上經常處于弱勢地位而難以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足夠的借貸資金，在束縛了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又限制了資金的積累和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進而制約金融業的發展，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制肘的局面。金融深化是解除金融抑制的對策：發展中國家正確的金融改革路徑應是放松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管制，形成均衡的市場利率，從而提高儲蓄率和投資率。金融約束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對于金融發展水平較為低下的發展國家，金融深化具有極大的社會福利效應。因此，應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開拓新的市場，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地區。其主要的政策主張是，政府應該將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從而減少交易成本。本文認為基于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特點，其發展路徑依存于金融深化政策所引致的農村金融市場結構改進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因此如何判斷地區之間農村小額貸款公司發展的差異性？造成這種差異性的原因有哪些？如何使其經營具有商業的可持續性？如何引領潛在多元化資本進入該行業，從而促進經濟與金融的協調發展是本文所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