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歐美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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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后現代文化思潮 當代歐美文學 修辭手法 研究

中圖分類號：I5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11（c）-0192-02

后現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對于當代歐美文學作品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模式，而且還會以一副姿態呈現出來，導致當代歐美文學作品中都離不開后現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學表達上，就會以修辭手法來表達思想。

1 后現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劇烈的文化震蕩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作為一種文化思潮，于20世紀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現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經在美國和法國興起，進入到80年代，達到了鼎盛時期。此時，歐美文學作品中就已經有后現代思維方式。中國的學術研究界對于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從建筑和文化領域中形成，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得以擴展后，被融入了哲學、藝術、社會、歷史學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納入到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后現代文化思潮在許多國家和地區引發了意義深遠的效仿熱潮，以致于在歐美各國引起了文學震蕩。

2 當代歐美文學作品中的修辭方法

在當代的歐美文學作品中，為了能夠使作品的語言更為豐富，往往會采用恰當的修辭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語境，提高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辭手法

比喻在歐美文學作品中是常見的修辭方法，不僅可以使文學作品更為有聲有色，而且還可以提高文學作品的可讀性。與漢語的比喻修辭手法相同，在歐美文學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將具有相同特征的兩種事物和現象相互對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譯為：他看上去好像剛從我的童話故事書中走出來，像幽靈一樣從我身旁走過去。暗喻具有較為強烈的情感色彩，在歐美的文學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經過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夠感受深意，令人回味無窮。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這首詩句中，將覺醒的奴隸比喻為沉睡中蘇醒的雄獅。這句話當然不是表面的意義，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達更深層次的內在涵義。

2.2 幽默的修辭手法

在文學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語言的形象性和生動性，以將文學語言的表達功能充分地發揮出來，給人以閱讀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這句話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達上極具對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學式的莊重語氣，后半句則是詼諧幽默的語言表達。這種不協調的語調，將英國上流社會的無聊與空虛表達了出來。從語言的運用上，這種語言表達很顯然違背了語言規范，但是正是這種幽默的修辭手法，才會讓文學作品的思想表達更為生動而令人感到輕松愉快。

2.3 反諷的修辭手法

反諷的修辭手法在海明威的《光榮的戰士》中極其強烈地體現出了詩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發，以極其強烈的諷刺手法營造出文章情節中的緊張氣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說過：諷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無形中成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偉大小說，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意圖與行動之間等矛盾的焦點當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著諷刺性的差距，而對于諷刺手法來說，其不僅僅是對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反諷具有一種藝術價值，在夸張的反諷修辭手法面前，能夠將一個人脫離真實的存在體，從藝術的角度對其進行形象的構造，能夠給讀者帶來思維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助于讀者情感的一種釋放，能夠讓讀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從而達到藝術上的共鳴。

另外，反諷能夠使相應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內心情感體現得淋漓盡致，就如《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諷手法，對麥康伯和瑪格麗特兩人之間的關系通過具體的細節描述，并對他們的生活通過反諷的修辭手法，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從而讓人們在閱讀當中的細節之處時，能夠清楚地看到小說故事背后的真實現實生活，用悲憤的言語來反映作者內心對現實生活的強烈不滿，使文章的情節更加地生動而富有真情，給讀者的閱讀帶來不一樣的視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活躍人們的思維，提升人們的閱讀興趣。

2.4 象征修辭手法

在國外一些文學作品中，象征修辭手法通常情況下給讀者帶來生動的畫面感。在《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充分地體現出了豐富的象征修辭手法，其中對雪峰上的豹子進行生動的描寫，是文章體現死亡的象征體，以豹子作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發，通過豹子透視出更多事物的本質，以物象征作者的內心感受，從而對相應的情感進行描述，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關內容，并且其能帶給讀者無限的遐想空間。

2.5 對比修飾手法

在歐美文學作品中，經常會運用到對比修辭手法進行相關的情感抒發，其豐富的內涵給讀者帶來更多情感的震撼，對于修辭手法在文學作品中的運用而言，看似單調的文學作品其實質具有豐富的內涵，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通過細細品味，不僅能夠增加自己的閱讀內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升相應的閱讀審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對父親出門狩獵這段情節進行描寫，并將其與孩子的相關死亡過程形成一定的對應關系，將兩個角色之間的內心情感形成鮮明的對比，作者在對孩子面臨死亡的過程與父親打獵過程中的愉悅心情進行對比，從而將悲痛無限地進行放大，帶給讀者內心情感的震撼，透過父親打獵的愉悅心情對孩子死亡形成強烈的情感反差，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強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與美好生活之間進行對比，從而形成情感的矛盾體，使讀者在閱讀文章的過程中，透過作者的對比手法，在內心活動中形成強烈的矛盾情感，從而致使讀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對讀者的情感進行有效的升華，以至于讀者能夠清楚作者文筆下具體思想情感的源泉，從而在情感中達成共勉。

3 后現代主義思潮對當代歐美文學作品修辭手法的影響

3.1 后現代主義思潮對當代歐美文學作品的滲入從修辭手法上得以體現

在當代的歐美文學作品中都存在著多元文化觀念，思想意識決定了在文學創作中所采用的修辭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當代特色的寫作傾向。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之間只存在著思想上的差異，而在文學創作中，用以表達思想的修辭手法卻是同中存異，似乎只是一個自覺程度上的差異。以詩學為例。現在主義在詩歌創作上，更傾向于寫實描述，而后現代主義的詩歌則彌漫著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詩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辭手法的體現上的同一性，使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滲透于許多的后現代文化作品中，以觀念的形式呈現出來。以美國當代文學創作特點為例。美國文學作品在創作主題上，以追求自我為主，小說的內容多以寫實的手法，可以說是現實主義的，其中不乏真實的史實。對于文學作品而言，僅僅是寫實當然是不夠的，于是，作者就運用了修辭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種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將文學作品浪漫的氣息釋放出來。

3.2 幽默的修辭手法成為了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當代歐美文學作品重要體現

對于傳統文學觀，后現代作家給予了批判，認為傳統文學過于原則化，特別是在現實描述的表現原則上以及故事敘述中的內在心理過程的表現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論的基礎上，而并非文學創作。后現代文化思潮講究文學體裁邊界的模糊化，以荒誕和虛無的寫作手法，將文學分類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辭手法，將傳統文學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語言排列組合的游戲。后現代主義的崇尚虛無之能事通過幽默的修辭手法的運用被充分地體現出來。

4 結論

綜上所述，從理論的角度而言，后現代主義精神與現代主義大相徑庭，但是在修辭手法的運用上卻存在著共性。在文學創作上，在當代歐美文學作品中因為有了各種虛構的神話和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小說敘述風格。后現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識上對傳統的反叛，因此而對于當代的歐美文學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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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小學語文 課外閱讀 有效開展

一、小學生開展課外閱讀的意義

（一）開展課外閱讀體現了新課標下語文教學的必然要求

《小學語文課程標準2012》提出“小學語文必須高度重視并引導學生進行課外閱讀。”課外閱讀是語文教學的延伸和補充，它不僅對擴大學生知識、培養閱讀興趣、養成閱讀習慣、提高讀寫能力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對發展思維、陶冶情操、促進志向的行成起著重要的作用。并明確指出：“要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鼓勵學生自主選擇閱讀材料。”“九年閱讀總量應在400萬字以上……”

（二）開展課外閱讀是開拓視野、獲取信息的重要途徑和手段，是心靈成長的需要。

“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語文教育家呂叔湘先生強調“要大量閱讀”，“一學期讀它80到100萬字不為多”。實踐表明，多讀書就能使我們廣泛地接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開闊我們的視野，拓寬我們的知識領域。

心理學家認為小學生的心靈發展是一個由量變向質變的發展過程。而大量閱讀、語言的積累則是促進質變的有效渠道。因為大量閱讀擴大了信息的輸入和積累，這些信息的廣泛性、層次性和新穎性，促進學生人格與才華向高層次發展。再者，根據人的發展關鍵期論點，十三歲以前，也就是小學階段是人的機械記憶的黃金時期。因此，我們在教學工作中，應遵循兒童心理發展規律，讓學生多讀多記，擴大學生的課外閱讀量，豐富詞匯量，為學生的終身發展做準備。

二、小學語文課外閱讀有效開展的策略

（一）激發課外閱讀興趣

心理學研究顯示：興趣是人對客觀事物的一種積極的認識傾向，能對學生的學習起到最直接、最活躍、最現實的影響。我國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曾經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沒有絲毫興趣的強制性的學習，將會扼殺學生探求真理的欲望。”閱讀興趣是閱讀活動中最直接最活躍的意向心理因素，它是學生從事閱讀活動和對閱讀材料的內容及意義進行主動探究的一種積極心理傾向。

《小學語文新課程標準》中明確指出：“要培養學生廣泛的閱讀興趣，擴大閱讀面，增加閱讀量，提倡少做題，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讀整本的書。”因此，要加強學生的課外閱讀，促其自覺養成讀書看報的習慣，我們就應著力激發學生課外閱讀的興趣。這正如劉國正先生所言：“有了興趣和習慣，你不讓他讀都難，幾天不看書，他就會覺得空蕩蕩的，難受。”

（二）定期推薦課外閱讀書目，營造讀書氛圍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看書必須同蜜蜂采蜜一樣，采過許多花話，才能釀出蜜來。”英國詩人柯勒律治告訴我們，閱讀者對于閱讀材料的選擇要能“像挖寶礦的礦工，把礦渣甩在一邊，只揀純凈的寶石。”別林斯基所說：“閱讀一本不適合自己閱讀的書，比不讀還要壞。我們必須學會這樣一種本領，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自己所需要的讀物。”

因此每學期期末筆者會提前下發推薦閱讀書目（可以在網上在線閱讀，只要讀了就可以）《親愛的甜橙樹》、《最后一片樹葉》、《波普先生的企鵝》、《親愛的汗修先生》等書讓孩子利用寒暑假可以閱讀其中的書籍，寒假不少于3本，暑假不少于8本。開學后利用每周的課外閱讀讀書是一項心靜的活動。課外閱讀需要一個適宜的環境。

（三）討論形式多樣，意在指導閱讀

古語曰：“授人以魚，僅供一飯之需。授人以漁，則終生受用無窮。”在閱讀的過程中教給學生科學的閱讀方法，對于提高學生的閱讀效率，乃至成材后走入社會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由此可見，在平時的閱讀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著力指導學生掌握課外閱讀的方法。

（1）精讀“楊紅櫻”，抓住人物性格與故事情節

楊紅櫻是中國校園小說的領軍人之一，孩子們十分喜歡她的小說，從《小貓日記》到《漂亮老師與壞小子》她向孩子們展現了形態各異、性格鮮明的兒童形象。那么在品讀文本時，我更注重孩子們的自主討論。每個人出一個問題，由主持人現場抽簽發問。這些問題可能是孩子們閱讀后印象最深的一個情節，如《漂亮老師》中，“金魚到底是怎么死的？”也許是一個人物形象，如“肥貓是外號的由來？”

學會了閱讀技巧，抓住人物的特點，深刻理解人物形象，揣摩到其中遣詞造句的精妙用法，，從而把書中的精華變為自己的知識營養。自己寫起人物來也變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

（2）歐美文學，體味人文內涵

歐美文學作品我推薦了很多，《夏洛的網》、《吹小號的天鵝》、《人鴉》、《浪漫鼠德佩羅》、《橋下一家人》等，這些作品都有一個共性，人文內涵厚重。以《夏洛的網》為例，也許它沒有特別鮮明的人物形象，沒有那些夸張的動作、表情、語言，可是它賦予的友誼的魅力，生命的思考，都是獨一無二的，因此在讀這類文學時，我并會讓孩子去將文字“肢解”，而是以大問題來涵蓋，如：“你覺得夏洛是一只怎樣的蜘蛛？”結合文本來談一談。通過文本的整體認讀來感受夏洛的人物內涵，從中引導孩子們樹立起對于生命、友誼的價值觀，世界觀。

這是對一種全面發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之所以是萬物之靈，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獨特的精神文化。席勒指出：“只有美能賦予人以社會性格。只有審美能給社會帶來和諧，因為它在個體身上確立了和諧。”而這種審美能力培養的途徑之一就是文學課的教學，通過文學的欣賞和解讀不僅能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而且能在潛移默化中捏塑他們和諧健康的人格。

（3）散文詩歌誦讀，學會模仿

隨著年級地升高，我會給孩子推薦些散文，金波、冰心、朱自清這些散文大家一定不能少。以朱自清的《春》為例，“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這是春的第一段，這么美的詩文我運用的是誦讀法，許多優美的文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讓學生多種形式地去誦讀，去記憶也許是最好的方法。這些語句儲存到記憶庫中，去模仿，去運用。孩子的日記寫著：盼望著，盼望著，春天來了，春游的腳步近了。一切都像興奮無比的樣子，猛然張開了眼。新聞界的老前輩指出：“真正所謂成就，也就是在前人的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有新發展，沒有積累，就什么也談不上。”學習美文也一樣，先積累，后模仿，再融會貫通，這是學習的一個過程。

課外閱讀課堂需“以學生發展為本”，這是一個長期的、反復的、艱巨的過程，這其中既需要教師的精心指導，更需要學生不懈努力。幫助學生養成閱讀習慣，為學生的終生閱讀奠定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束德琴.激發學生課外閱讀興趣的幾點嘗試[A].江蘇省教育學會2005年小學語文優秀論文集[C].2005.

[2] 中國知網：古詩文積累方法與運用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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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比較文學是一門研究跨越國界和超越同一文化背景的文學思潮、流派、運動、作家、作品以及和文學發展有關的各種現象的學科。縱觀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出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累進式發展的三大階段,即影響研究的歐洲階段(法國)、平行研究的北美洲階段(美國)和跨文化研究的亞洲階段(中國)。 

 

在當今世界學術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學科之一。自它在中華大地上復興以來，發展迅猛，至今仍然方興未艾。 

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概念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較文學》藝術中對比較文學進行了定義：“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支；它研究國際間的精神關系，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司各特與維涅之間的事實聯系，研究各國文學的作品之間、靈感來源之間與作家生平之間的事實聯系。比較文學主要不考慮作品的獨創價值，而特別關懷每個國家、每位作家對其所取材料的演變。” 

美國學派代表人物雷馬克對比較文學進行定義：“比較文學是超越一國范圍之外的文學研究，并且研究文學和其他知識領域及信仰領域之間的關系，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簡言之，比較文學是一國文學與另一國或多國文學的比較，是文學與人類其他表現領域的比較。” 

我國學者季羨林先生對比較文學曾下定義：“顧名思義，比較文學就是把不同國家的文學拿出來比較，這可以說是狹義的比較文學。廣義的比較文學是把文學同其他學科來比較，包括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錢鐘書先生的說法是：“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專門學科，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更具體的說，就是把不同國家不同語言的文學現象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它們在文藝理論、文學思潮，具體作家、作品之間的互相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把比較文學定義為：比較文學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懷來從事不同國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學科之間的跨越式文學比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種跨越中文學的同源性、類同性、異質性和互補性，以影響研究、平行研究、跨學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為基本方法論，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來總結文學規律和文學特性，加強世界文學的相互了解與整合，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 

二、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 

比較文學作為一種專門的學科，是沒有什么疑問的，但是，中西比較文學是否也能成為一種專門的學科，猶如“紅學”之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魯迅學”之于現代中國文學研究？我們認為，把中西比較文學從比較文學中獨立出來，進行專門的、深入的研究，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固然，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取異域文學之長，補我國文學之短，中國文學與朝鮮、日本、越南文學的比較，以中國文學為主體的東亞文學與以印度文學為主體的南亞文學的比較，乃至中國文學與中東文學、拉美文學、非洲文學的比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開發的研究領域。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說，從來沒有任何一種文學像西方文學那樣，對我們民族的文學沖擊那么大，發生過那么無孔不入的影響。直到現在，世界各國的文學傳統仍在受歐美文學傳統的沖擊。我們現在的文學教科書，甚至包括中國古代文學在內的教科書，都在使用著歐美文學的概念。我國當代的作家，仍在自覺或者不自覺、直接或者間接的接受著西方文學的影響，我國一般大學的外國文學課實際講授的是歐美文學課。因此，作為專門學科的中西比較文學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較文學，包括兩個相互聯系的大的研究領域。一是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二是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前者應側重于法國學派正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即影響研究，后者應側重于美國學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不長，而古代又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和豐富的文學遺產，這個傳統總在有形無形地對中國新文學發生影響。因此，隨著中西比較文學研究的深入，應該把研究的重點從現代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移道中國古代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比較上來。 

三、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歷史與發展 

曹順慶在《比較文學史》中談到“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個基本特征和實施，就是研究范圍的不斷擴大，一個個‘人為圈子’的不斷被沖破，一堵堵圍墻的不斷被跨越，從而構成整個比較文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走向。”[1]縱觀全世界比較文學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一條較為清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學術之鏈。這條學術之鏈歷經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階段,呈累進式的發展態勢。 

第一階段，在比較文學歷史上，法國學派是最早出現的一個學派，從19世紀末開始至20世紀20年代已具雛形。法國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爾登斯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亞等人。法國學派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可以概括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國與國之間文學的事實聯系和實際的影響關系，在有些學者那里，對這種聯系和影響的研究甚至被嚴格的限定在兩國之間，如梵第根就持有這種觀點。所以法國學派學者嚴厲，比較文學一詞是一門系統而科學的學科沒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實證主義。認為要使學科建立在堅實的科學性上，只有對文學關系的事實聯系進行細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主張把比較文學看成為文學史的一個分支。 

法國學派對比較文學的貢獻是巨大的。它在比較文學形成之初就為學科發展開辟了一條科學、嚴謹的研究道路，為學科理論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礎。雖然法國學派在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著一些偏狹的觀點，但影響研究至今，認識比較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個始終充滿生命活力的研究領域。 

第二階段，1958年9月在國際比較文學協會第二次大會上，耶魯大學教授韋勒克做了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發言，向法國學派的理論觀點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挑戰。這個發言被認為是美國學派的宣言書，此后不僅打破了法國學派的一統天下，也確立了美國學派在世界比較文學領域中的地位。 

美國學派對文學進行的平行研究在與法國學派爭論中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理論重點和對學科發展的貢獻可小結如下：第一，擴大了研究的領域，把不同學科引入到文學研究中來；第二，把比較文學研究的目光轉向了文學的內部，更加關注作品的結構、語言、層次等方面的問題；第三，開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張針對不同作品、不同問題運用不同方法，或綜合運用多種方法。 

在第三階段，學科自我發展的又一次機遇是東西比較文學研究的崛起。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臺港及大陸比較文學研究的迅速崛起，為開拓比較文學的領域，尤其是東西方文學的跨文明比較做出了實績。這種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全世界比較文學引向了一個更加廣闊的領域，為比較文學拓展了更加寬廣的視界，將比較文學導向了又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中，中國學術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構跨越東西方異質文明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新體系。臺港學者對于東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較文學研究和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探索，已邁開了比較文學新的學科理論建設的步伐。而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對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論體系輪廓的初步勾勒，更進一步奠定了學科理論建設的堅實基礎。可以說，全世界比較文學正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戰略性轉變，新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這是一個更加廣闊的視界，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新階段。 

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今后邁向何方？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跨文明研究”，或者說著眼于在中西文明沖突、對話與交流的跨越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文學研究，將是中國比較文學乃至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參考文獻： 

[1]曹順慶.比較文學論[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2]陳惇，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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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世界文學視野，比較思維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學是人學，從人類有文明以來就有了文學，世界文學也從來就是一個歷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決定了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從上古時代起，各個民族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學，埃及的神話與詩歌，兩河流域的神話、史詩與詩歌，印度的吠陀經典、史詩與神話，中國上古詩歌與神話，美洲神話等。世界文學自源頭上的差異性，使得不同文學之間必須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學，進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史，就是對世界文學發展過程的歷史規律的總結，是一種反映文學活動內在聯系的歷史，并非世界文學現象無規律的羅列與雜陳。可惜的是，對于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當今現狀并不令人滿意。世界文學史不是成了名著選讀就是成了作家傳記加作品分析。這樣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用后現代主義的話來說，是一種“視域限制”。《東西方比較文學史》的橫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因為它采用的是東西方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

世界文學史，在文學史研究中一直是一個空白。長期以來都是單純的國別文學史，如俄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等等；又或者是單純的區域文學史，如歐美文學史，拉美文學史等等。即便出現了冠以“世界”或“外國”的“世界文學史”或“外國文學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獨木橋，不存在所謂東西方文學的真正會面。這是因為，學術研究中長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決定了相當多的西方學者看不到東方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更無益于人類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在這種“視域限制”的視野下，源遠流長、極具特色的東方文學被忽視和遺忘，世界文學史變成了單純的西方文學史，一種視野觀照下的文學必定會走向枯萎和荒蕪，必定使得人類文化的多元發展終成泡影。

后現代主義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體分裂”學說，認為主體所處的地位不同，會導致視域的限制，從而應當“視域轉換”。這樣的理論主張，對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視域轉換的理論要求下，我們的研究注定要摒棄之前單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東方思維。

《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在內容上覆蓋廣闊、內容豐富，避免了這一缺點。世界文學的兩大板塊——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都被包攬其中。從古代的埃及、兩河流域文學，到古代的印度、希臘和中國文學；從印度始發的佛教文學，到近代的西方文學；從日本文學的起步，到拉美文學的濫觴；從20世紀文學思潮的嬗變，到東西方文學的多元化浪潮；從阿拉伯到拉美；從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學院……中國文學、印度文學、埃及文學、阿拉伯文學、非洲文學，這些曾經在“世界文學史”上或被遺忘、或被輕視的東方文學，如今理直氣壯的與西方文學共處于相同的歷史坐標上，平分這世界文學的秋色，共享著世界文學的光榮與夢想。

“知古不只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謂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謂之轉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見解。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有這樣一位獨眼巨人，他力大無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因而視域不夠全面，所以最終被人類戰勝。西方中心主義，就是這樣一位獨眼的巨人。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具有多元視域是一個關鍵，《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做到了，它對燦爛的東方文學的吸納，必將使東方文學光輝的價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個不亞于這些豐富內容之外的重要價值，是將這些博大內容組織起來的比較文學的理論思維。世界文學是各國文學的總和與匯集，比較文學是世界文學研究的認識理論、實踐模式與方法論。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經說過，

“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決定條件，它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資料，研究者則按評論和歷史原則將其分類。因此，比較文學可以說是有機的世界文學，它是對作為整體看待的文學現象的歷史性和評論性的清晰描述。

作為實踐模式，比較文學通過歷史影響與美學把握、跨學科與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種實踐方式，豐富了傳統的作家作品的板塊研究結構。當然，比較文學最大的貢獻還是方法論，比較不再是類比與異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與對象的統一體，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學研究的前進。在《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中，編者于宏觀的背景下描述東西方文學的演變與發展之時，用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對東西方文學的發展歷程一一加以闡釋，使“比較”的意識自覺地滲透到每一個細節之中，很好的解讀了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發展演變歷史。采用比較文學的理論模式與學科思維所進行的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編寫，將不僅是世界文學多元化的單純現象匯總，更是對世界文學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歷史事實的發掘，使文學的內在規律與發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東西方文學從古至今，經歷了大規模的交流，必須承認文學間的影響與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響研究”理論視角下的世界文學史。古代印度佛經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現代西方文學對中國、阿拉伯文學等其他東方文學的交流與影響；反之，也有東方文學對西方的歷史影響，中世紀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包括意象詩等對西方的影響等，這種基于具體的歷史記錄、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歷史事實的研究，在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視和體現。如“漢地生‘蓮’：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受西方天主教影響的17世紀日本文學和文化”、“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運用。雖然沒有直接交流，但是東西方文學發展史上的邏輯與美學的聯系，也有很多。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團體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對本土文學與異域文學的關注，在這種關注中必然產生對異己文學關系的反映。這種關注可能源于多種原因，如間接接受世界文明與文學的作用，異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對異域文明的想象等，雖然并沒有真正接受，但是在這種研究中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學的聯系與世界文學的一體性。這種平行研究具體體現在很多的章節，如“英雄史詩、騎士文學與中國的俠文學”、“《離騷》與《神曲》之比較”、“意大利十四行詩與中國傳統詩”等等。

另外，有“跨語言研究”，如“漢字對日本書面文學起源和發展的巨大影響”；“譯介學”研究，如“17——19世紀四書、五經的譯介”；“形象學研究”，如“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流傳學”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輕的美國”；“淵源學”研究，如“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趙氏孤兒》在法國的翻譯、誤讀、改編、演出”；“個人媒介”研究，如“中國文化的傳播者”等等。

綜上，《東西方比較文學史》，采用的世界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使得它極具創新意義，是對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大貢獻。作為一部世界文學史的研究成果來看，它包羅萬象，使得東方與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圍內的東西方文學交流；作為一部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是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圍的文本實踐，有益于比較文學學科的豐富和擴展。

參考文獻

[1]方漢文.比較文學基本原理[M].第1版.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2.4.

[2]王福和.構建東西方比較視域中的世界文學史模式——評《東西方比較文學史》[J].書評[J].49-51.

[3]蔡春華.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寫作芻議[J].長江學術.2006,3:105-108.

[4]方漢文.東方與西方：比較文學史的新視域[J].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10，6（5）：82-85.

[5]方漢文.“世界文學”的闡釋與比較文學理論的建構[J].東方叢刊.2007,3:19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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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主軸上，“走向世界”的理念具有發動機的作用。在這個認識框架中討論“當代文學海外傳播”，它的意義自然不言自明。近年來，一些年輕研究者開始注意這一領域，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武漢大學方長安教授指導的博士論文《“我們”視野中的“他者”文學一冷戰期間美英對中國“十七年文學”的解讀研究》，北師大張清華教授指導的博士論文《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作者劉江凱）。兩部博士論文花費相當工夫，對當代文學“漢譯”的作品數量、譯者、讀者反應作了詳細統計和分析，這種基礎性的工作對下一步工作的展開，顯然有奠基性作用。盡管如此，我仍然覺得一些問題需要深度展開和討論，如果不了解“海外傳播”的具體歷史場域、現場氛圍等細部情況，我們的研究可能只會給人觀念化的印象，從而影響對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定位的基本判斷。

一是翻譯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的漢學家在西方主流學術界的權威性問題。

我們知道，最近200年來，西方主流學術關注的是歐美文學問題，即使偶爾涉及亞洲、非洲文學，也基本是為闡釋歐美文學的“正宗地位”服務的。所以，在西方學術界視野里，被“漢譯”的“中國當代文學”連同它們的漢學家都處在邊緣性位置。按照傳播學理論、傳播方式及其對象一般分“主傳播渠道”和“分支性傳播渠道”等形式，處在主傳播渠道中的作家作品，當然更容易被主流化的西方讀者所重視和接受；與之相反，處在分支性傳播渠道上的非西方國家的作家作品，即使偶爾會進入西方主流讀者視野，但總體上仍然是被整體性忽視的狀態。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一些在中國當代文學界可能大名鼎鼎的漢學家，在西方讀者界其實無人所知，經由他們翻譯介紹并在西方國家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然而，我們在很多當代作家作品的“作者簡厲”、“序言”和“后記”中，經常看到他們的作品已被譯成英、法、德、俄、日、韓等幾十種文字，再加上有些作家附在小說集前面的“英譯本序”、“法譯本序”、“意大利本序”等等，這就使中國讀者產生一種印象，這些中國當代作家在西方各國已廣為人知并大受歡迎。這種“錯位”式的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理解，使很多人，包括我們這樣的專業研究者都相信，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和位置，“中國當代文學”已經真正地“走向世界”。不過，在我看來，處在這種“錯位”式理解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恰恰是我們理解中國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一個小小的角度。這個角度不僅涉及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確切關系，也涉及當代文學如何自我定位，而不是靠世界文學的框架來定位，與此同時更牽涉到當代作家與西方漢學家的關系等等問題。至少有一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提出來，這些年來，我們有些一線當代作家在創作上是不是過于期待和依賴漢學家們的“評價”，后者的文學趣味、審美選擇和優越的翻譯身份，是不是會變成一種暗示，一種事先存在的認識性裝置，被放在了當代作家的創作過程之中。當然，這個問題過于復雜，我在這里不作詳細討論。我的擔心只是，在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過程中，中國作家會不會因而使自己的作品變成與漢學家相約相知的“小圈子”的文學。這都是令人擔心的事實。我們的海外傳播研究，不可能不帶著自省的性質。

第二是當代作家在海外演講的問題。

這是當代作家在海外傳播的另一種重要方式，因為講演可以通過大眾媒體迅速提升演講者在文學受眾中的知名度，借此平臺使其作品得以暢銷，進入讀者視野。但問題在于，我目前對這種情況的把握，基本來自國內媒體宣稱某某作家在英國劍橋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講演的零星信息，以及作家本人的“口傳文學”——當然這是他們對海外講演故事的典型敘述。有些詩人白海外訪問歸來，寫出諸多回憶性文章，談到自己演講如何引起轟動，如何產生很大影響等等，詩人的筆觸表現出比小說家們更為夸張的風格，自然這不令人奇怪。不過，因資料整理不足，目前我們還很難了解到演講者的聽眾層次和范圍，也不知道海外報道這種消息的媒體到底是小報小刊，例如華人報刊，還是主流媒體。如果聽眾層次和范圍只限于漢學家、東亞系學生、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那么這種傳播的受眾面和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這事實上是一種“小圈子”里的傳播，或叫“內部傳播”。最近，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作家略薩來中國社科院演講，我們發現到場的全是北京的主流媒體、主流翻譯界、當代重要作家，以及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西班牙文學的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的師生。令人驚訝的是，有兩個知名女作家還當場拿出20多年前購買的略薩翻譯成中文的小說，借以展示這次演講所衍生的歷史長度和深度。另外值得舉的例子是，聽完略薩演講后，我去見一位來自上海的親戚。聽說我剛聽完演講，他馬上說上海已經報道了略薩將要去北京訪問的消息。這完全是一個“文學圈”之外的人士，略薩的動向居然連他都知道，這真是匪夷所思。這一跡象，足以說明略薩是“世界級”的作家，他在中國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專業圈子”的范圍，關于他來中國講演的各種報道，一時間充斥北京的各大媒體，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事件”。在這里，我拿略薩的演講與中國當代作家在海外演講作比較，不是說略薩的小說就一定比中國當代作家的小說高很多檔次，而是說，由于聽他演講的聽眾層次、范圍和報道的媒體的不同，我們可以觀察到這種“海外傳播”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影響的一個事實。通過這種傳播，它顯然已經對中國作家和讀者構成了支配性的影響力，因為略薩小說獲獎，其小說在北京一度熱銷的情況足夠證明。以上情況說明一個問題，即我們在評價當代文學在海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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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的時候，不能僅僅根據某些作家和國內媒體的“自說自話”，而應該直接去他們演講國的媒體上取樣，收集詳細材料，對演講現場情況有真正的掌握和了解，才可能有基本判斷。在文學史研究中，作家、作品、讀者和研究者既是一種合謀的關系，也是一種相互猜忌的關系。完全沉溺在作品情節中不能自拔的讀者，顯然不是具有自覺和研究意識的讀者。同樣道理，完全被作家的自我敘述所暗示和控制，不能作出自己獨立觀察和判斷的研究者，也不能本文由收集整理算是有見解和優秀的研究者。因此，在聽到當代作家“海外演講”的自我敘述后，研究者首先應該想到的，就是如何想辦法在網上收集信息，判斷這些信息來自國外哪些層次的媒體，了解其真實情形，而不是跟著作家的敘述再重新敘述。因為，這種純粹根據作家自我敘述建立起來的“海外傳播”研究，不能算是經過資料篩選和整理后的歷史研究，由于它的主觀色彩，它仍然處在文學史研究的“非歷史化”狀態。它的學術價值因此是不可靠的。

第三是出國參加各種文學活動的問題。

海外傳播的第三種方式，顯然跟國外邀請中國當代作家參加文學活動有密切聯系。能被邀請參加這些活動，說明當代作家在國外受到的關注度，尤其是被一些西方大國的會議主辦單位所邀請，更說明他們正在逐步進入主流國家的社會視野，這對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自然是好事。但我希望討論的問題是，由于國外的文化環境相對自由，出版和會議組織采取“往冊制度”，這就使無論著作出版還是舉辦會議的自由度都很高，因此也造成分層化的狀況，即這些出版物和會議實際是參差不齊、良莠不分的。如果不作實證分析，我們還會以為這些會議都等同國內要求嚴格、層級較高的“國際會議”。但實際情況可能正好相反。例如，一位作家朋友年初去澳大利亞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到那里才知道，這種所謂的“文學活動”，實際是一場大型綜合性的文藝活動的一個“分活動”。各種電影、繪畫、音樂、表演的活動同時進行，有種眾聲喧嘩的感覺。他這次去只作了一個小講演，聽眾屬于臨時組織來的，三五成群、聚散無常，令組織者也比較難堪。然而，如果不是我認識這位作家，這種活動在回國后的敘述中就會被放大，其影響會被人為擴散，造成某種“文學化”的效果。在1980年代的文學雜志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某作家受邀參加國際會議的散文、隨筆，由于當時很多人沒有出國機會，大家會把文學想象帶入到對這些散文、隨筆的解讀之中，從而無形中擴大這些會議的神秘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對1980年代的讀者的我而言，這種“誤讀”式的閱讀經驗，可以說是記憶猶新的，我想很多人都會有相似的經歷。那么，為什么我要在這里討論這個問題呢？因為“文學會議”是“組織文學生產”的特殊方式，很多重要的文學會議，包括它的出席者，最后都在文學史上“青史留名”。例如，1984年底在杭州召開的“文學與當代性”座談會，就被認為是“尋根文學”的發端，出席這次座談會的作家、批評家雖然后來創作上有不少貢獻，但不能不指出，作為“出席者”的“身份”往往被附加在他們后來作品的“影響力”上，他們會被文學史家編入某個文學流派，從而大大提高他們在文學界的個人聲望。以上兩種情況，都說明參加文學活動對于“重塑作家形象”的重要性。依我所見，由于國內對“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明顯滯后于當代作家的出訪，加上缺少第一手資料，研究者根本無從把握和了解這些國際性文學活動的檔次、影響力和地位等等。也因為這種情況，鑒于作家本人對這些文學活動的夸張性敘述，會無形中放大它們在西方國家的影響力和文學地位，這就使我們無法準確地把握真實狀況。這種情況下，將作家出訪與他國際影響力相掛鉤的海外傳播研究，必然會出現一些問題。

最后，是異識文學作品在“海外傳播”中的增量問題。

東西方國家在價值取向和歷史文化傳統上存在明顯差異，這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雙方的價值分歧和沖突自會大大增加而不會減少。有些漢學家在選擇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介紹給西方讀者時，可能會將這種集體無意識帶進去，他們往往把一些“闖禍”的作品視為“異識”作品，這些作品一旦被納入這種意識形態系統，其文學價值便會大大增量。這些作品也因此變為“名作”、“名著”而廣為流傳。當然，不能排除有些作家樂見這種局面，他們會借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轉銷國內同時對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形成暗示和控制。但我想指出的是，這種文學篩選程序所存在的問題，是隨著文學評價標準的意識形態化，作品的藝術價值遜位于其社會價值，被它選擇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優秀的作品。這種增量現象，還會發生在西方讀者的文學接受中；他們會以為，這就是對中國現實的真實表現，是“中國形象”的真實寫照。當然，我們也不能把這種文學作品篩選程序的嚴重性估計得太高。對于社會觀念和文化形態更為多元化的西方讀者來說，即使是非常夸張的異識文學作品也不過是一種文化商品，它們本身就存在著某種時效性，也會很快貶值。當新的文化商品被推出，這些西方讀者的興趣會立即轉移，他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興奮點上。因此，值得關注的倒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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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梁秉鈞，1949年生，加州大學圣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創作有詩集《雷聲與蟬鳴》、《博物館》等十一卷。小說集有《養龍人師門》、《剪紙》、《島和大陸》、《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布拉格的明信片》、《后殖民食物與愛情》。小說《布拉格的明信片》及《后殖民食物與愛情》曾獲第一屆及第十一屆中文文學雙年獎。詩集《半途》獲第四屆中文文學雙年獎。在內地出版的近作有《在柏林走路》、《也斯看香港》、《人間滋味》、《書與城市》、《香港文化拾論》等。

2013年1月5日，香港著名作家、學者也斯逝世，享年65歲。

寫文章時，他是也斯。寫詩時，他是梁秉鈞。這是一位文學全才，既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也是詩人、散文家、小說家。法國大作家弗朗西斯·密西奧稱：“也斯是一位探尋昔日傳奇的作家和詩人。”香港著名作家葉輝說：“也斯寫評論文字，常以散文的筆觸、從感性的角度，對問題層層抽絲剝繭，用真實的感覺做出理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語氣的真摯和親切，不硬套理論，不搬弄令人打瞌睡的術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溫儒敏認為：“也斯也正經八百地寫過厚重的‘學院式’的批評論文，但我還是更愛讀他那些隨感式的富于詩的韻味的詩評。”梁秉鈞的詩歌創作也為文化界公認，常常作為香港詩歌的代表人物與世界級詩人對話。

幾年前，也斯患上癌癥，他積極接受西醫和中醫的治療，同時寫作不斷。香港著名小說家董啟章深受也斯的影響，他的記憶中也斯為人樂觀，提攜后輩不遺余力：“除了香港，他也常常到外國去，交了很多朋友。聽說他得了肺癌，大家都很擔心。大家也很奇怪：他不抽煙，但為什么會有肺癌？”

2012年，也斯依然從容參加各類文學活動，是香港書展的“年度作家”。

為中國詩人重新定位

也斯本名梁秉鈞，小學時讀遍家中由內地帶到香港的五四作品。朱自清編的《新文學大系》詩歌卷是他的新詩啟蒙，他還喜歡朱自清、聞一多、周作人、李金發、徐志摩的作品。當時香港的舊書店老板曾用速印機翻印過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詩集，為文藝青年青睞。梁秉鈞就買過卞之琳、穆旦、李廣田、王辛笛的詩集。他的舅舅到臺灣讀書后，又帶回一些臺灣的詩集，使他開始關注紀弦、痖弦。

就讀浸會大學英文系時，梁秉鈞開始研究現代詩。他回憶：“當時我很想理解外國的文學思潮。1960年代是一個壓抑又躁動的年代，法國、美國有學生運動，中國內地有‘’。香港正邁向現代化，東西文化互相沖擊。我在這都市成長，遇到的新事物想尋找對應的寫法。但是‘五四文學’很少寫到這種城市，所以我向法國、東歐、拉丁美洲的文學尋找參照。”

浸會大學畢業后，梁秉鈞輾轉任職多間報館，熟悉香港草根階層的生活，認識了許多傳媒界、藝術界的朋友。他前后寫了八年專欄，內容涉及書評、影評、藝術評論。1972年，梁秉鈞和朋友合辦《四季》雜志，第一期嘗試做了加西爾·馬爾克斯專輯。他找來一些朋友，通過英文、法文將《百年孤獨》的第一章及馬爾克斯的四五篇短篇翻譯出來。第二期則做了博爾赫斯專輯。直到1982年，加西爾·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中國大陸、臺灣才開始翻譯其作品。梁秉鈞說：“我們在香港比較早接觸這些東西，也很想借鑒這種有熱情也有藝術性、社會關懷的文學。”1978年，梁秉鈞出版第一本小說集《養龍人師門》，嘗試用魔幻寫實手法寫香港的都市面貌。

1978年，梁秉鈞赴美攻讀研究院，1984年獲加州大學圣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留學期間，梁秉鈞發現比較文學涉及面很廣，跟哲學、歷史、藝術、電影等都有關系，而這些正跟他以前的工作緊密相關。寫博士論文時，梁秉鈞關心現代主義的問題。他本來想做的題目是研究美國詩人，例如龐德、蓋瑞·施耐德受中國古典詩的影響，后來他發現美國學界研究詩歌的材料很多，反而是研究中國詩歌的材料很少。他認為中國新詩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一方面是戰亂與政治的變幻，使文學家受到很多困擾，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很多有意思的作品。中國文學的現代主義文學跟英美奧登、龐德的現代主義完全不同，梁秉鈞于是嘗試用理論去討論，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詩人重新定位。他認為：“聞一多對神話、《楚辭》、《詩經》很有見地，沒有拋棄傳統。周作人、魯迅舊文學的功力深厚；到后一代的林庚，他的詩有不少舊詩詞的痕跡。沈尹默、吳興華的古典文學修養很深。當時好像有一種非此即彼的觀念，不是西化就是傳統的，其實他們是做了調和的。所以，1940年代的新詩可能是最成熟的，沒有表面化地跟傳統對立，也沒有表面化地抄襲和借鑒西方的東西，比較成熟地消化了兩方面的東西。馮至、穆旦、鄭敏、辛笛這些人的詩是比較成熟的，能看到1940年代的時代背景，但另一方面也注重詩的藝術性。”

梁秉鈞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的藏書中找到了很多材料，重新發現了一些詩人詩集，終寫成論文《抗衡的美學：中國新詩的現代性：1937-1949》。同一階段，他還完成了詩集《游詩》，這本詩集除了受當代美國后現代詩風的沖擊外，也向40年代的詩人吳興華與辛笛等致意。

寫完論文回港任教后，梁秉鈞仍然保持收集新詩材料的習慣。1987年到上海交流期間，他訪問了孫大雨、羅洛、施蟄存、辛笛，同時繼續尋找另外一些詩人的下落，如廣州的梁宗岱、歐外鷗、李育中。他說：“我一直對香港和廣州的關系很有興趣。當年的詩人李育中、歐外鷗、林英強、侯汝華、劉火子，都跟香港有來往、他們辦雜志，發表作品，或在港生活。以前有‘省港澳’之說，粵劇的戲班很自然在省港澳演出，當時沒有海關，大家交流順暢。”

研究南來文人的歷史

也斯曾任教于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后為香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他的學術研究和教學的課題，都跟社會現實有關。他說：“我在學院里面是沒那么象牙塔的一個人。主要是因為我自己的背景，我在報館工作過，做過記者，我也試過通宵當新聞翻譯，明白世界是怎樣運作的，所以不會只是在學院里高調地講理論。”

近年，也斯嘗試整理1949年之后南來一代文化人的歷史：“當時很多文化人來香港之后，豐富了香港的文化，為香港帶來一些正面的能量。”對于這些南來文化人，也斯如數家珍：“宋淇帶著清華才子的才情，來到香港，在學院內外籌措；劉以鬯從上海來，有點繼承了穆時英、施蟄存那種都市的、現代的風格，來到香港寫作，在商業社會進退周旋；曹聚仁的雜文、古典文學、文史修養很好，他也做記者，有時候他寫的東西，左右都不討好，始終有點不得志；從上海來的葉靈鳳，多寫書話以及香港掌故；還有徐，從過去浪漫的《風蕭蕭》轉到寫小人物的《江湖行》以至后來較哲理性的小說；上海來的還有易文，他是一個導演，也是一位小說家，后來在邵氏、電懋等，拍了很多電影，也寫了很多小說；還有費穆，來到香港成立龍馬電影公司。”

從廣州到香港的文化人也是也斯關注的對象：“力匡1950年代過來寫詩和小說，是挺受重視的一個作者，也做編輯。他來香港后，寫了一些懷鄉的東西。他的小說也寫得很好。后來他去了新加坡。寫小說的還有齊桓、黃思騁等人。戲劇電影方面有李晨風、盧敦。”

也斯提出了“后殖民”的觀念：“后殖民就是殖民時期結束之后的年代，這是時間上的劃分。但是‘后殖民’還有一種意思，就是破解或反省的意思。其實殖民時期過了，大家是不是真的對殖民地帶來的問題有一些反省和破解呢？這是第二層意思。這兩層意思未必是同步的。殖民時期結束了，未必是我們所有人就立即能夠去破解殖民帶來的迷思、生活的形式、思想的方法。我們現在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是一個殖民之后的時期，但這個時期也不是很容易去面對、整理、思考的。在人的各種生活里面，殖民的影響可能還是存在的，未必能夠有一種反省或者破解。我就是想寫這種矛盾。”

也斯一生深愛香港的生活與文化。對“香港是文化沙漠”一說，他曾笑道：“在殖民時期，政府對文化方面特別不鼓勵。投錢進去的行業是演藝，因為演藝可以是一種娛樂，娛樂的時候就沒有那么多政治上、思想上的問題。1950年代的作家做了很多工作，對于今天也有參考作用，但是政府沒有很好地整理，所以年輕一代也不認識這些東西。某方面來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也可以說它不是。沙漠，好像是說這個環境一直不是很鼓勵文化上的發展，但是很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在這里做了很多事。如果有人愿意去整理，會發現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東西。香港寫稿的人可能是兩棲動物，既寫商業流行的小說，也寫一些嚴肅的小說。沙漠也有仙人掌，有很多種不同的植物，如果不只是要求一種玫瑰花，那就可能有其他的植物，這些東西可能也是值得看的。”

熱愛電影、旅行、飲食

除了詩歌，也斯熱愛電影、旅行、飲食。1960年代，他還是中學生時，香港有一個電影協會，專門放映外國的藝術電影。當時的法國文化協會在每年三四月也會舉辦法國電影節，將最新的法國電影帶過來。也斯由此看了很多法國電影、意大利新寫實主義、德國電影。1970年寫專欄之前，也斯已經在一些報紙雜志寫影評了。他回憶：“當時電影對我們的沖擊也很大，有些時候，我是通過看電影，才發現了不同的歐美文學。所以，電影給我帶來一些不同的啟發、不同的敘事方法，對我寫詩和小說也有影響。比較文學跟跨媒體也有關系的，比較文學也有研究文學跟藝術、電影的關系。所以，我在美國的時候，也修讀了很多電影課，以前用電影教書的時候，學生就比較容易進入它的世界，可以通過電影再介紹他們去看文學的作品，講理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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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高中國際班的學生又不同于參加國內高考的學生，因而，教師不能在“高考指揮棒”的指揮下開展語文教學，而應該“按照具體條件和學生的需求，有選擇地、創造性地設計和實施課程”。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獲得出國留學所必備的語文素養。

那么，高中國際班的學生應必備哪些素養呢？語文教學又能為他們出國留學提供哪些支撐呢？

我認為，他們首先要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即國際化的理念和胸懷，以及在全球化競爭中善于把握機遇和爭取主動的意識。而開闊的國際視野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學習中，站在全球的高度進行思考，逐步培養起來的，而這種學習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閱讀和語文課堂。

今年上半年，我校高一國際班有7位同學參加了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蒙臺梭利模聯”大會，其中有一位趙姓同學，以其流暢的英語口語，尤其是他站在其所代表國的立場，從全球化的高度對當今世界的環境、經濟、人權、科教等問題所發表的獨到見解，博得了包括模聯主席在內的所有與會人員的贊許，贏得了許多同齡粉絲。趙同學回國后告訴我，他之所以能在聯合國的舞臺上一展風采，就是得益于他平常的廣泛閱讀和我們語文課上的“新聞述評”。可見，語文課程對于國際班的學生開闊國際視野來說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高中國際班的學生還應該具備必要的人文素養——即“人文科學的研究能力、知識水平和人文科學體現出來的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人的內在品質”，因為人文素養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必備元素。眾所周知，探究“人文科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哲學、文學、法學等所需要的研究能力、知識水平，沒有一定的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那無疑是空手搏虎；尤其是要培養“以人為對象、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人的內在品質”，語文課程更是擔當著責無旁貸之重任，這是由“高中語文課程必須充分發揮自身的優勢，使學生通過優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熱愛祖國和中華文明、獻身人類進步事業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奮發向上的人生態度”這一基本理念所決定的。

可以說，高中國際班學生只有具備了開闊的國際視野和必備的人文素養才能拿到留學“通行證”，才能為他們今后踏上“尋夢之旅”提供必要的“裝備”，如果把國際學校或者國際班比作是培養留學預備人才的“工廠”的話，那么語文就擔當著制造這種裝備的“車間”這一重要角色。

既然對于高中國際班學生來說，語文學科如此重要，那么，語文課程該如何實施，從何入手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兩年多來的教學實踐告訴我，要想使這一“車間”有序、高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配備合適的“生產設備”——一套適合這個群體的“語文校本教材”，而這種教材的編寫也應該在“新課標”的指導下，即以“以科學的教育理論為指導，充分體現時代特點和現代意識，要重視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強學生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情感，有助于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一理念為指導來編寫，當然，適應國際班孩子的特點和需要也應當成為編寫這一教材的重要原則。

遵循以上原則，并結合這個群體學生的特點和將來留學海外的需要，我嘗試著在平常的語文教學中，從校本教材的高度來自編講義，力求給學生一種“大語文”的教學。

首先，對現有教材（蘇教版）的內容和考核要求大膽進行取舍。取“中華經典名篇”奠定其人生基石，如《勸學》《師說》——讓學生知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的道理，明白讀書學習的作用和從師而學的基本原則；《六國論》《阿房宮賦》——讓學生品味文人騷客的歌吟，傾聽歷史的回聲，了解社會興衰之道；《指南錄后序》《五人墓碑記》——讓學生領略先賢們高尚的人格如同日月星辰，永遠在歷史的蒼穹中熠熠生輝。舍文言知識的考核，對“實詞、虛詞、通假字、古今異義、特殊句式、詞類活用”等文言現象只要求學生作一般了解。取“人生勵志名篇”激揚其火紅的青春，如《沁園春·長沙》《假如給我三天光明》——讓學生高唱“青春”這個人類生命激情的贊歌，將愛的火炬照徹整個生命的流程。舍重點段落的研讀和考核。取“愛國愛鄉名篇”激發其愛國熱情，如《祖國山川頌》《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讓學生明白，不管走到哪里，他的性格、命運、情感和記憶永遠與祖國相關，體悟質樸、崇高的愛國情感需要我們付諸行動。舍“文本研習”“詞語揣摩”等考核內容。取“歐美文學名篇”開闊其文學視野，如《我有一個夢想》《巴黎圣母院》——讓學生欣賞人性的光芒，培養他們為人類進步事業奮斗的精神。舍文章語言知識的考核要求，只要求熟讀便行。

第二，對教學內容進行補充。其一，開設《三字經》《論語》《顏氏家訓》《弟子規》、古典詩詞等國學講座。復旦大學博士生導師黃仁生教授指出：“很多年輕人是從周杰倫的《東風破》開始領略中國古典詩詞意境美的，這是多么可怕的文化現實。讓中學生讀經典，不是為了讓他們將來個個都研究經典，而是為了培養他們的根基，埋下傳統文化的種子。”的確，中國文化綜羅百代，廣博精微，國學經典中更是蘊藏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精髓。其實，國學經典不僅是中國悠久文化的明證，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立身處世之本，是我們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此類講座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傳承美德，健全人格，陶冶情操，鑄造精神，提升素質。從各方面的反饋來看，此講座還是比較受學生歡迎的。其二，開設“江蘇（鎮江）地域文化”的鄉土文明講座。內容側重于“鎮江飲食文化”“武術文化”“戲曲文化”“茶道文化”“古跡探幽”等。目前，從各方面的反饋來看，講座深受學生和家長的歡迎，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其三，針對學生今后留學海外的特點，開設“歐美文化”講座，讓他們未出國門，就先領略西方文明之魅力，從而拓寬其國際視野。其四，開設“怎樣寫簡歷”“如何寫申請信”“調查報告的寫法”“論文的寫作與答辯”等實用講座，讓學生早日和高等教育、國際教育接軌。事實證明，這類講座為學生申請海外留學起到了很不錯的“實用”效果。

現在，這些講座的講義僅僅還是在“講義”階段，它需要在專家們的指導下上升到更科學、更理性的層次，即校本教材，如此，才能產生可持續發展的效應。

當然，僅僅讓學生擁有各種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尤其對這些即將走出國門的孩子來說，具備各種語文能力是相當重要的。《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能在生活中和其他領域的學習中，正確、熟練、有效地運用語文；增強文化意識，重視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關注當代文化生活，學習對文化現象的剖析，積極參與先進文化的傳播和交流。”由此可見，要讓學生具備這些語文能力，就得重視語文活動，而對于高中國際班來說，語文活動更是尤為重要。我國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墨翟的“躬身實踐，言行一致”，荀子的“學至于行之而止矣”，孔子的“學以致用”以及宋代程頤、朱熹的“知先行后”，明朝思想家王守仁的“知行和一”等理論無不闡明了實踐活動的重要意義。

因此，活動先行在語文教育教學中是必須的。那么，高中國際班適合開展哪些語文活動呢？其一，采風。學生可以在親近大自然的同時，也能鍛煉身體，學到課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其二，編演課本劇，讓學生在實踐中理解文章，走進作者的內心，感同身受地體驗作者的情感。其三，舉行辯論賽或演講賽，讓學生在激辯中閃爍出思想的火花，在火花的碰撞中悄悄地長大。其四，走進新聞單位，如電臺、電視臺等，讓學生在現代傳媒的氛圍中感受新時代的濃濃氣息。只有這樣，學生才能學到真正的語文，才能在語文的熏陶中奠定其人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