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關系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工業化　政府

根據發動工業化的主體，世界大國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大體上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民間發動的工業化，以美國為典型的，以市場經濟為主，漸進式的從輕紡工業到重工業、機器制造業，再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以電子、核子、化工、航天等組成的新興工業。經歷的時間較長，比較協調，效益較好。第二種是政府發動的工業化，以前蘇聯為典型的，以計劃經濟為主，有領導有計劃地以高速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其特點是：速度快，對鞏固國防有利，但投入多，又忽視農業、輕工業，使經濟發展不夠協調，影響了人民生活的提高和改善。第三種是民間和政府共同發動的工業化，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其特點是民間和政府各取所長，優勢互補。

一、前蘇聯模式的特點

所謂前蘇聯模式，即是政府發動的工業化，就是由政府指定規定，運用行政力量籌措資金和興辦企業而推動的工業化。它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表現為一種突變性或革命性，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較迅速地建立了國內的現代工業化體系，而這種突變特征，是由這些國家所處的歷史背景所決定的。前蘇聯開始工業化時，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大批國家先行完成了工業化。這樣，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的存在給后起國造成了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迫切性，后起國為了追趕先進國而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的力量。另一方面，工業化國家又為后起國利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業化經驗提供了可能性。后起國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來學習、引進和模仿先進國的生產技術和工業組織。

中國、印度、巴西3國在不同程度上都采取了前蘇聯的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從前蘇聯、中國、印度實行計劃經濟及在一定程度上實行計劃經濟的巴西來看，其工業化道路的共同特點是：

(一)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前蘇聯主要是由于當時國際政治環境所迫，中國、印度、巴西3國則是由于追求經濟獨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羈絆的愿望。其優點是，贏得了時間，打下了經濟發展的基礎，鞏固了國防。其缺點是，經濟發展不夠協調，忽略了農業、輕工業的發展，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從工業發展速度來分析，前蘇聯在二戰前及二戰后發展速度是快的，但是忽略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生產的發展主要靠外延方式，不注重工業技術設備的更新。折舊的時間太長，新的科技發明不能得到及時推廣應用。因此，在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在70－80年代，工業結構中的矛盾日益嚴重，工業發展的速度也顯著下降，新興工業的建立和發展，傳統工業的技術改造，都顯著地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拉開了差距，使前蘇聯經濟形成了嚴重停滯局面。中國工業發展上的問題，與前蘇聯大致相同，但更突出的是大起大落，有的時期過分投資，增長速度過快，有的時期只好被迫調整。印度的工業發展速度，經過一段時期之后，因為整個經濟發展不夠協調，被迫調整下降，或往往完不成計劃的指標。巴西工業發展，除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系不協調外，還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使得80年代的發展陷入低谷，高通貨膨脹的問題始終得不到妥善解決，外債的包袱一直很重。

(三)在一個很長時期內，前蘇聯、中國、印度和巴西4國的工業經濟發展，均以進口替代為主這樣做，有利于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滿足本國國內市場的需要，減少對外國經濟的依賴。但是，缺點是沒有積極介入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不能適時調整經濟結構，不斷更新技術及設備，參與國際分工及競爭，跟上世界工業發展的步伐和新水平。

(四)由于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的需要，前蘇聯、中國、印度、巴西4國的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而且都以建立國有企業為主要依靠。前蘇聯、中國的國有化程度都非常高，并在相當時期內生產關系越發單一化。印度、巴西雖然側重于國有企業，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但又相應地實行混合經濟，復制私營企業的發展，巴西還鼓勵外資企業的發展。中國在80年代以后，才鼓勵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發展。前蘇聯、中國和印度長時間內實行基本上閉關自守的政策，沒有對外開放和積極介人世界經濟，使自己的工業化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在進行了以上共性的分析之后，接著將就幾個單獨的國家分析各自工業化道路中的經驗和教訓。

二、前蘇聯工業化道路中的經驗和教訓

“十月革命”以后的前蘇聯，也研究過美國工業化的道路，認識到這條道路的優越性的一面，但又看到資本主義剝削的另一面。更重要的是，這種漸進的工業化，需要逐步積累，逐步發展，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前蘇聯“十月革命”后所面臨的經濟困境和惡劣的國際政治環境，使工業化道路的選擇，成為關系到前蘇聯存亡的問題。經過激烈的辯論和斗爭，他們最終選擇了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指導方針。歷史的實踐證明，前蘇聯雖然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做出了許多犧牲，但畢竟在短時期內，實現了工業化，趕上了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步伐。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俄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后的封建農業國。1913年，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產值中僅占40％。國內戰爭結束時的1920年，前蘇聯的工業產值僅為1913年的13.8％，重工業被破壞得最為嚴重。前蘇聯從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德國法西斯進攻前蘇聯，時間只不過是短短的13年多一點。就在這個短短時期內，前蘇聯依靠自己的艱苦奮斗，建立起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從工業化開始的1926年到1940年，前蘇聯整個工業增長了10.7倍，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7.8％，其中重工業增長了18.4倍，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1.9％。前蘇聯一躍為當時世界第二位工業強國。

應該說，前蘇聯這種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是在特殊條件下，適應特殊需要的一種經濟發展戰略。其顯著缺點是，農業、輕工業的相對落后，影響了人民生活水平的相應提高。為了高速發展重工業，長期以來從農業拿得多，給得少，影響了農業的發展。整個工業從1926年到1940年增長了10倍多，而農業從1926年到1953年，僅增長了21.5％。如果考慮到耕地面積的增加及其他因素，實際上農業比過去更差，1953年的糧食總產量還低于1913年。農業的落后，不能不影響到輕工業的發展，因為許多輕工業的原料是來自農業。再加上，前蘇聯對輕工業的投資也很少，長期以來，輕工業的投資只占總投資的5％左右，最高也沒有超過7％。而對重工業的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均在30％左右，有時甚至高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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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針對現有文獻在解釋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團理論。從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角度解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仍然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明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有解釋及其不足

1.1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論不容置疑。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確實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歷史原因：但必須看到，改革開放后，國家開始調整產業發展戰略的偏差。擴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輕工業發展步伐加快。從理論上說，輕工業的較快發展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入非農產業但現實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狀仍然沒有改變、因此。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偏差無力解釋改革開放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仍然滯后的原因。

12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論現有的戶籍制度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問題的解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這種解釋還只是停留在表層。并沒有深入說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戶籍制度能夠如此頑固地堅持著。以至于持續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1.3農村勞動力素質約束論勞動力素質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同樣缺乏解釋的是為什么農村教育始終落后于城市。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約束論現行土地制度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是互為因果關系的。單從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來解釋農村勞動力轉移滯后其解釋力度不夠

二、基于利益剛性角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國內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問題的解釋或著力于以上的一個方面。或綜合以上符素進行分析，但其解釋都有一定局限性筆者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剛性

2.1利益集團的一般理論，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礎之上。并試圖參與政治過程，影響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動，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團體，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權力為目的。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團的存在及其日益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已成為不容否認的事實城市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就是在政治集團逐漸對壓力集團有所反應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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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業結構；變遷；經濟增長；波動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2-00-01

我國經過三次重要的產業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發展環境使產業結構一直處于調整和變遷中。市場經濟的導向，使原本發展不完全的經濟結構得到完善，經濟發展中各產業發展比例逐漸協調，各產業的比例配置得到優化。我國產業結構朝著高級進化階段發展，產業結構調整產生的效應可以推動我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趨勢。

一、我國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

我國產業結構在科學技術的發展下不斷變遷，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推動我國經濟不斷增長。產業結構的變遷是在清除不合理機制與障礙的同時，提高我國現有產業資源調配的效率，達到我國經濟增長的目的。

1.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產業結構狀況

改革開放前我國的產業結構在宏觀上的錯誤導向，計劃經濟資源分配模式，對企業自的剝奪，全力發展重工業，這些政策使我國物力、財力都集中到重工業產業項目上，國家產業結構出現失衡狀態。我國重工業的發展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重工業沒有自生能力，輕工業發展嚴重落后，國家要用巨資補貼實現重工業企業的生存，缺少經濟發展的活力，使我國經濟產業結構極度失衡。

2.改革開放后我國產業結構的變遷

我國改革開放后，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市場經濟的作用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使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突飛猛進。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產業結構實現了從農業到輕工業發展的轉變。實現了我國輕工業的初步建立，農村經濟在改革開放后釋放了生產力，糧食產量連年保持著高速增長。隨著農業的高速發展，輕工業慢慢成長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符合市場發展的基礎，以鄉鎮、民營和外資企業作為我國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促進國內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發展

我國價格與財稅的改革制度出臺后，中央與地方財政分權，對外開放的行業，招商引資的力度逐年加大。我國產業結構已由主流的輕工業發展向重工業發展轉變。

金融危機使我國經濟努力擴大了國內需求，推動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以重工業汽車、建筑等行業推動我國重工業發展。

二、我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

我國經濟結構隨著經濟增長不同時期的特點而變化，實現了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推動。我國要努力提高各行各業的技術發展水平，來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通過產業結構的變遷為我國經濟增長帶來無限的發展前景。我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產業結構的變遷使國內行業資源發展重新配置，通過產業結構的優化，可以帶動我國經濟取得飛速增長。要達成改革的目標要進一步開展改革工作，提高科學技術研發的能力，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實現我國經濟大國過渡到經濟強國。

當前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工作一定要注重三農問題。要建設發展現代農業，提高農民收入，節約農村勞動力，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村的土地生產率和利用率。

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實力，信息化已成為工業發展的導向，以金融、電信業為主的行業要進一步改革。

1.優化產業結構

我國產業結構的變遷會推動經濟的增長，扭轉產業結構中不合理的資源配置，對調整我國經濟增長具有十分明顯的影響。產業結構合理化配置，對產業結構中要素的調整，對經濟增長已超過了技術進步的作用。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漸漸讓位于科學技術，對市場影響的因素主要是我國產業結構中不合理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使產業結構要素出現逆效率的情況，原有的配置資源要素不能得到利用，極大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2.發展第三產業

我國資本處于稀缺的成長狀態，由于工業行業資本投入低，使我國產業結構中的要素工業企業處于動態無效率現狀。這種現狀既影響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也限制我國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第三產業，也就成為當前重點關注的發展方向。

引入市場競爭，加強服務業的關聯性和互動機制。發揮服務機構的技術能力，推動生產行業市場的創新能力，加強信息技術的研究工作，建立行業公共發展平臺，參與發達國家的服務制造技術水平，使我國產業結構要素得到提升，產業結構配置合理化，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波動的有利影響。

結束語

我國產業結構變遷與經濟增長有著密切的關系，產業結構變遷可以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增長效率。而我國經濟增長是需要通過市場供求變化和科學技術進步作為導向，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始終保持動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配置既提高了產業結構間各產業的生產效率，也大大減少了資源的浪費。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我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的速度有所減慢，由于我國產業結構仍存在許多問題，改革市場經濟發展，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合理化配置市場要素，為我國經濟提供發展的空間。

參考文獻：

[1]劉富華.當代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效應理論研究述評——以Pender的理論研究為例[J].生產力研究，2009（14）.

[2]林毅夫.中國經濟[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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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資主體的經濟屬性決定經濟總量的經濟成份構成

改革開放初期，平頂山市是以煤炭、鋼鐵、紡織和火力發電、國有商業公司等國有企業占絕對地位的大國有時代，整個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主要由政府和國有企業來完成；集體經濟、個體、股份經濟處于萌芽狀態。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基礎設施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靠政府（財政資金）、國有企業利用企業利潤和銀行貸款來完成。其它經濟成份的參與微乎其微，投資主體的經濟成份屬性決定了因投資而產生的經濟實體的經濟屬性。社會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都印上了投資“母體”的經濟類型胎印。以1981年為例，當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13億元，其中國有經濟完成4.1億元，占整個投資的99.3％，集體經濟投資比重僅為0.7％；而同期的國民生產總值95％以上是由國有經濟來完成的，國有經濟以外的實體企業完成量不足5%。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為加快經濟發展步伐，國家出臺多項政策支持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積極鼓勵股份制經濟、外商、私營、個體經濟快速發展。這些政策激起了社會投資熱潮，民間資本快速成長，他們因地制宜，積極在產品加工、煤炭開采、房地產、批零貿易、餐飲服務等領域投資建廠（店）；甚至響應政府號召，積極參與地方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改制，盤活了資產、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產出和有效供給。固定資產投資呈現資本多元化、民間化，不僅提高了社會資金的利用率，彌補了國有資金的不足，引進和形成了激烈的競爭機制；更豐富和完善了社會經濟基礎、社會產業多樣化、規模擴大、鏈條延長、生產服務能力增強，社會整體經濟實力增長較快。從“五五”初到“十一五”中期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平頂山固定資產投資、經濟成份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由初期的99.3％下降到2013年的14.5%；民間資本投資占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由“五五”初期的一片空白上升到80％以上，與之相對應的國內生產總值構成也由“五五”計劃初期公有制一統天下，到2013年轉換為非公有制經濟超出了公有制經濟和外商投資，成為社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推動經濟產出總量，投資結構決定經濟產出結構

（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推升經濟總量

固定資產投資是國內生產總值的產出基礎，沒有增量投資，產出只能在原有水平上窄幅波動，不會有大的擴張性增長；經濟總量的上升（在我國內陸城市來說）主要靠投資擴張來推動。通過近幾年來的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比圖就能清楚的說明這一現象。

（二）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在產業間分配狀況決定經濟總量的產業構成

國內生產總值不僅在絕對量上靠投資拉動，在產業間的構成上更是由投資來決定的。以2013年為例，全市第二產業投資完成643.2億元，居各產業第一位，占整個投資的比重為51％，與之對應的第二產業完成的增加值為906.6億元，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2％，總量和比重均居產業第一位；第三產業完成投資503.9億元，居產業第二位，第三產業完成增加值487.8億元，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1.4％，居第二位；第一產業投資總量、投資占比居第三位，與之對應的產出和比重雙雙處于第三位。從這些指標在相同時期的對應情況可以清楚地看出固定資產投資的產業分布決定經濟產業結構。具體詳情見圖1、2。

三、同一產業內部投資規模和結構決定其產出規模和結構

在三次產業劃分中，第二產業主要包括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等。工業生產按產品用途可分為輕工業和重工業。輕、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系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比例關系。判斷一個城市的經濟類型是工業城市或重工業城市，就是看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和重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比重是否超過50％。仍以2013年為例，平頂山完成工業增加值835.8億元（現價），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3.7％，屬工業城市。其中重工業增加值完成656.7億元，占當年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為78.6％，又屬重工業城市。這一產業結構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決定的。2013年，全市工業項目完成固定資產投資642.9億元，輕工業項目完成投資188億元，占工業投資的比重為29.2％；重工業投資完成454.8億元，占工業投資的比重為70.8％。輕、重工業的投資結構（29.2%和70.8%）和輕、重工業的產出結構（21.4%和78.6%）基本一致，這充分說明同一產業內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結構決定經濟產出規模和結構。一個地區有什么樣地投資結構，就有與之對應的經濟結構和產出構成。

四、產業結構調整的有效途徑是調整固定資產投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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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以來，我國居民消費結構開始由衣食向住行升級，疊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帶來的外部紅利，從而促使我國經濟進入了改革開放后最長的一波繁榮周期。作為東部沿海的發達省份，該時期江蘇省經濟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0年至2007年，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由 8554億元提高到26018億元，實現年均增長13.2%，高于同期全國水平2.7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電力工業也取得長足發展。2012年，江蘇省全社會實現用電量為4580.9億千瓦時，用電規模為2000年的4.7倍。當前，江蘇省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重要轉折期，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與此同時，用電結構也將發生相應變化。因此，系統研究過去一段時期江蘇省經濟結構和用電結構的規律與特征，有助于確保合理安排電力建設規模與進度，保障國民經濟正常運行。

 

二、經濟運行規律分析

 

(一)經濟規模快速擴張，但增速呈現下降趨勢

 

2012年江蘇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54058億元，較2000年增長了約6.3倍;從增長速度來看，1978年至2012年，江蘇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速12.6%，高于同期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速2.6個百分點。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重、資源環境壓力的增大、外部經濟環境的趨緊，疊加住行消費和城市化空間的逐漸縮小的影響，2008年開始江蘇省經濟增長速度開始進入下滑通道。2012年江蘇省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速降至10.1%，較增速最高的年份2007年下降了4.8個百分點。

 

(二)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比重處于此消彼長階段

 

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錢納里的研究表明，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會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2000年以來，江蘇省三次產業結構演化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主要表現為由以前第三產業對第一產業的替代轉變為第三產業對第二產業的替代。具體來看，1990年至2004年，江蘇省第一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5.4%降至9.1%，降幅為16個百分點;同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提高了7.4、8.6個百分點，占第一產業降幅的比重分別為46%和54%。2005年至2012年，江蘇省第三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5.6%提高至43.5%，降幅為8個百分點;同期，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降低了1.5、6.4個百分點，占第三產業增幅的比重分別為19.3%和80.7%。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顯示出江蘇省產業結構的軟化特征，這也將會是未來江蘇省產業結構演化的方向。

 

(三)重要用電行業周期性波動特征突出

 

消費結構由衣食向住行升級，帶動了金屬冶煉、建材以及化工行業快速發展;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拓寬了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市場空間，因此，上述行業的走勢對于電力需求具有重要影響。這里選取了涉及行業的實物量代表性指標鋼材、水泥、乙烯以及布進行說明。2000年至2006年期間，鋼材、水泥、乙烯以及布的年度同比增速均呈現波動式上升態勢。受宏觀調控的影響，2007年上述指標開始出現下降走勢。2008年，美國“次債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開始顯現，金屬冶煉、紡織等行業增速加速下行。在包括我國政府在內的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下，國內總需求和全球總需求規模觸底反彈，上述行業迎來一波反彈小高峰。但隨著刺激政策作用的遞減，涉及行業再次出現大幅下滑情形。2012年，在穩增長的政策效應下，金屬冶煉、建材、化工以及紡織等行業景氣度有所好轉。

 

(四)經濟重心仍在蘇南，新增量逐漸北移

 

蘇南地區經濟總量在全省中占主導地位。2012年，蘇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的比重為59.9%，分別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41.6、38.0個百分點。但從增量來看，江蘇省經濟的新增量逐漸偏向蘇北和蘇中地區。2012年，蘇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較2000年下降了2.2個百分點;而同期蘇中和蘇北地區則分別上升了0.5、1.8個百分點，這充分顯示出江蘇省經濟增量重心逐漸北移的趨勢。

 

二、電力消費規律分析

 

(一)用電量實現較快增長

 

2012年，江蘇省全社會實現用電量為4580.9億千瓦時，用電規模為2000年的4.7倍，其中，第一產業實現用電38.0億千瓦時;第二產業實現用電3605.6億千瓦時，工業實現用電3562.5億千瓦時，重工業實現用電2695.0億千瓦時，輕工業實現用電量867.5億千瓦時;第三產業實現用電量468.5千瓦時，城鄉居民生活用電為468.9億千瓦時。

 

(二)用電結構出現重要轉折

 

由于各產業用電的不均衡增長，用電結構也會發生相應變動，表現出此消彼長的關系。2000年至2007年，用電結構表現為第二產業替代第一產業和城鄉居民用電。該期間，第一產業用電和城鄉居民用電占全社會用電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第一產用電比重為0.8%，較2000年下降4個百分點;城鄉居民生活用電比重為8.7%，較2000年下降4.2個百分點。同期，第三產業用電比重保持了大致穩定，2000年和2012年的比重分別為8.3%、7.9%;而第二產用電比重則大幅上升，由2000年73.9%升至2007年的82.6%，增幅為8.7個百分點。2008年至2012年，用電結構轉變為第三產業和居民生活用電替代第二產業。該期間，第一產業用電比重保持了大致穩定，2008年和2012年相應的比重分別為0.7%和0.8%。第三產業和城鄉居民生活用電比重分別由2008年的8.6%、9.5%提升至2012年的10.2%、10.2%，相應的增幅為1.6、0.8個百分點。同期，第二產業用電比重卻進入下行通道，由2008年的81.1%降至2012年的78.7%，相應降幅為2.4個百分點。

 

(三)重工業與輕工業用電替代關系顯著變化

 

以重工業和輕工業占 工業用電的比重為分析對象可以發現，2000年至2012年期間工業用電的結構也出現明顯的變化。2000年至2004年，工業用電結構主要表現為重工業對輕工業的替代。具體來看，輕工業用電比重由2000年的32.8%升至2004年的35.8%，升幅為3個百分點;重工業的比重由2000年的67.2%降至2004年的64.2%。2004年至2012年，工業用電結構主要表現為輕工業對重工業的替代。具體來看，輕工業用電比重由2005年的29.4%降至2012年的24.3%，降幅為5個百分點;重工業的比重由2000年的70.6%降至2004年的75.7%。

 

(四)重要行業用電的結構呈現差異化

 

2000年至2012年，化工行業、黑色金屬行業、建材行業以及紡織行業的用電量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走勢并不一致。2000年至2007年，黑色金屬行業和紡織行業用電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處于上升階段，分別由7.3%、8.3%增至11. 4%、10.5%，相應增幅為4.1、2.2個百分點;2008年至2012年，黑色金屬行業和紡織行業比重轉為下降，分別由11.0%、9.6%降至9.4%、8.7%，相應降幅為1.6、0.9個百分點。2000年至2011年，化工行業用電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處于下降通道，由11.5% 降至7.7%，降幅為3.8個百分點;2012年化工行業用電比重有所回升，為8.1%，較2011年上升0.4個百分點。2000年至2004年，建材行業用電占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基本持平，維持在5.6%左右;2005年至2012年，建材行業用電比重處于緩慢下降通道，2012年降至4.1%，較2004年降低1.5個百分點。

 

(五)蘇南用電占主導，但重心逐步北移

 

2012年，蘇南、蘇中和蘇北地區用電量占全省用電量的比重分別為59.8%、15%、19.8%;蘇南地區比重高于蘇中和蘇北地區44.8、39.9個百分點。從動態角度來看，蘇南地區用電比重趨于下降，而蘇北地區用電比重趨于上升，蘇中地區用電比重維持基本穩定;具體來看，2012年，蘇南地區用電比重較2007年下降5.4個百分點，蘇北地區用電比重較2007年上升5.3個百分點，蘇中地區用電比重較2007年小幅下降0.3個百分點。分地市來看，蘇南地區的地市用電量占全省的比重位居前列，而蘇北地區的地市用電比重則排名靠后。2012年，蘇南地區的蘇州、無錫和南京用電量占全省的比重分別為26.0%、12.6%、9.3%;蘇北地區的宿遷和連云港的用電比重均為2.5%。從動態變化來看，蘇南地區的地市用電占全省的比重趨于下降，如2012年蘇州、無錫、南京的用電比重分別較2007年下降1.4、3.0、0.9個百分點;而蘇北地區的地市用電占全省的比重趨于上升，如2012年徐州、鹽城和宿遷的用電比重分別較2007年上升1.5、1.3、1.2個百分點。

 

三、經濟與用電結構比較

 

(一)各產業電耗水平總體趨于下降，但產業間存在較大差異

 

2000年至2012年，江蘇省各產業單位產值單耗總體上均呈現出下降態勢。2012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相應的萬元產值電耗水平為111.0千瓦時、1329.4千瓦時、199.2千瓦時，分別較2000年下降337.9千瓦時、288.9千瓦時、64.0千瓦時。第二產業萬元電耗水平遠高于其他產業。以2012年為例，第二產業電耗水平分別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1218.3千瓦時、1130.2千瓦時。

 

(二)第一產業產值與用電比重同步下降，但兩者比例保持大致穩定

 

2000年至2012年，江蘇省第一產業產值比重與用電比重總體均呈現下降趨勢，分別由2000年的12.3%、4.8%降至2012年的6.3%、0.8%，相應降幅為5.9 、4.0個百分點。從變化的階段性特征來看，2000年至2006年第一產業產值和用電比重均呈現下降態勢。2007年以后，第一產業用電比重基本維持在0.8%。2007年至2010年，第一產業產值比重繼續下降，但2011年后趨于穩定。

 

(三)第二產業產值與用電比重先升后降，近期產值比重下降速度快于用電比重

 

2000年至2012年，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與用電比重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2000年至2005年，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均呈現上升趨勢，分別由51.9%、73.9%上升至56.6%、81.8%，相應的升幅為4.7、7.9個百分點。這說明第二產業用電比重快于產值比重的上升速度。2006年至2007年，第二產業用電比重繼續上升，而產值比重進入下降通道。2008年至2012年，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均進入下降通道，分別由54.8%、81.1%下降至50.2%、78.7%，相應降幅分別為4.6、2.4個百分點。

 

(四)工業產值與用電比重保持與第二產業走勢基本相同

 

與第二產業用電比重走勢相似，2000年至2012年，工業產值比重與用電比重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態勢。2000年至2006年，工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均呈現上升趨勢，分別由45.0%、73.1%上升至51.0%、81.3%，相應的升幅為6.0、8.2個百分點。這說明工業用電比重快于產值比重的上升速度。2007年，工業用電比重繼續上升，但產值比重進入下降通道。2008年至2012年，工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均進入下降通道，分別由49.3%、 80.3%下降至44.2%、77.8%，相應降幅分別為5.1、2.5個百分點。

 

(五)第三產業產值與用電比重趨勢一致，但近期產值比重上升速度快于用電比重

 

2000年至2002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維持小幅上升態勢，由35.9%提高至36.7%，升幅為0.8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用電比重基本持平，2000年和2001年均為8.3%，2002年降至8.2%。2003年至2004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均保持下降態勢， 分別由36.1%、7.9%降至34.6%、7.7%，相應降幅為1.5、0.2個百分點。2005年至2012年，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轉為進入上升通道，分別由35.6%、7.8%上升至43.5%、10.2%，相應升幅分別為8.0、2.5百分點。

 

(六)地區經濟與用電結構存在較大差異

 

蘇南地區產值和用電比重均處于下降通道，但用電比重下降速度快于產值比重。 2000年至2012年，蘇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的比重和用電占全省的比重均呈現下降的趨勢，且用電比重下降的速度快于產值比重下降的速度。具體來看，蘇南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62.1%、65.2%降至2012年59.9%、59.8%，相應的降幅為2.2、5.4個百分點，后者高于前者3.2個百分點。蘇南地區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一方面由于地價等方面的高成本，推動部分高電耗產業轉移，與此同時，沒有轉移的重化學工業也向高附加值、低能耗方向升級，推動產業單位產值的電耗下降;另一方面，單位產值電耗較低的第三產業逐步替代第二產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上述原因導致了蘇南地區用電比重以比產值比重更快的速度下降。

 

蘇中地區產值和用電比重保持了相對穩定。2000年至2012年，蘇中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的比重和用電占全省的比重保持了基本穩定。具體來看，蘇中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17.8%、14.4%降至2012年18.3%、15.0%，相應的升幅為0.5、0.6個百分點。蘇中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和產業構成均處于蘇南和蘇北地區之間，因此樣本期內其地區產值比重和用電比重處于了大致穩定的區間。

 

蘇北地區產值和用電比重均處于上升通道，但用電比重上升速度快于產值比重。2000年至2012年，蘇北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的比重和用電占全省的比重均呈現上升的趨勢，且用電比重上升的速度快于產值比重上升的速度。具體來看，蘇北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和用電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0.1%、14.7%升至2012年21.8%、19.8%，相應的升幅為1.8、5.2個百分點，前者高于后者3.4個百分點。蘇北地區經濟發展階段落后于蘇南地區，正處于工業化加速推進階段，導致高電耗的重化學工業的擴張速度要快于低電耗的第三產業。這是蘇北地區用電比重提高速度快于產值比重提高速度的原因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江蘇省經濟和用電結構數據為研究對象進行了比較研究，總結出了大量有價值的規律和特征。研究表明，江蘇省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與此行對應，用電總量、用電產業結構和用電地區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總體上，經濟結構決定了用電結構，但也存在一定差異。建議：一是合理配置電源建設和電力輸送項目，確保江蘇省未來電力供應保障。二是電力布局新增量應重點考慮蘇北地區。

篇(6)

論文摘要：針對現有文獻在解釋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團理論．從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角度解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仍然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明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1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有解釋及其不足

1．1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論不容置疑．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確實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歷史原因：但必須看到．改革開放后．國家開始調整產業發展戰略的偏差．擴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輕工業發展步伐JIl快。從理論上說．輕工業的較快發展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入非農產業但現實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狀仍然沒有改變、因此．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偏差無力解釋改革開放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仍然滯后的原因。

12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論現有的戶籍制度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問題的解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這種解釋還只是停留在表層．并沒有深入說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戶籍制度能夠如此頑固地堅持著．以至于持續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1．3農村勞動力素質約束論勞動力素質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同樣缺乏解釋的是為什么農村教育始終落后于城市．農村勞動力素質偏低的根源又是什么?

1．4土地制度約束論現行土地制度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是互為因果關系的．單從現行土地制度的缺陷來解釋農村勞動力轉移滯后其解釋力度不夠

2基于利益剛性角度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目前國內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問題的解釋或著力于以上的一個方面．或綜合以上符素進行分析，但其解釋都有一定局限性筆者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恨本原在于城市集州的利益剛性

!．1利益集團的一般理論，、所渭利益集州是指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礎之上．并試圖參與政治過程，影響政府政策、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動，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團體，但它本身不以控制政府、掌握權力為目的。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利益集團的存在及其日益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已成為不容否認的事實城市利益集團的利益剛性就是在政治集團逐漸對壓力集團有所反應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

2．2我國城市利益集團利益剛性的形成

2．2，1城市集團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沒有人為的經濟干預，市場將根據我國資本短缺，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特點選擇能夠吸納更多勞動力．需要較少資本的輕工業優先發展。因此．為實現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計劃經濟應運而生。政府依靠計劃手段保證城市重工業發展所需的資源．這種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形成了資源配置的城市偏向：為保證重工業發展所需資金．國家通過剪刀差吸取大量農業剩余并在財政和信貸上完全偏向城市重工業：為降低重工業發展的勞動成本．國家實行低工資政策，同時向城市居民提供大量實物補貼和福利待遇：為保證價格信號全面扭曲的宏觀環境下，短缺的資源能夠優先用于發展重工業，政府制定全面的資源配置計劃．其中包括勞動力資源的配置計劃。由于要保證低價格條件下的農產品供給以及減輕城市生活就業眶力．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自由轉移相應地受到了嚴格限制，能夠有效限制人L7流動以及提供利益差別的戶籍制度也因此被徹底地貫徹執行。

這樣．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其客觀要求下形成的戶籍制度、計劃經濟體制相互聯系，共同賦予了城市集團在傳統體制下利襤分配的絕對優勢。這種經濟資源配置的初始偏差進而形成了潛在的城鄉利益集團在政治資源分配上的偏差及集體行動能力的反差當我國的政治環境逐漸對壓力集團有所反應時．城市利益集團的潛在政治影響力顯性化。

2．2．2城市集團利益剛性的形成。根據諾斯的觀點，制度變遷是具有路徑依賴性的，即在制度變遷中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城市集團是傳統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根據路徑依賴理論．他們對維護既得利益，“鎖定”城市偏向路徑有著強烈的需求．相對于農村利益集團而言．城市利益集團規模小、組織化程度高、資源控制力強．集用綜合影響力較大此．城市利益集團更傾向于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其擁有的強大政治影響力也使得政府住決策函數中賦下城市集剛較大的權蕈。這樣．城市集就能夠通過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來保持制度變遷中城市偏向的性質，形成城市偏向的路徑依賴。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但是城市集團的利益卻呈現出剛性化特征。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維系著戶籍制度下的城鄉利益差別．堅持教育的城市偏向．形成具有社會保障功能的土地集體產權制度及粘性的城市工資福利制度．最終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進入和分享．解釋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實原因

2．3城市利益集團利益剛性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影響

2．3．1戶籍制度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改革開放以來，戶籍制度有所松動．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日益實現。但由于城市公共資源的容納能力有限．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人城市會損害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因此．呈現利益剛性的城市集團必然選擇支持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以限制農村勞動力轉移。在城市集團的影響下．以戶籍制度為載體的就業歧視、教育歧視、心理歧視、福利歧視等依然存在，這些歧視增加了進城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壓力。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此外，現行的戶籍制度改革缺乏實質性進展．一方面許多城市的準人條件，如學歷、資金、技術等，超過了普通農民的能力范疇；另一方面，與戶籍制度改革配套的選舉、人事、教育、醫療、征兵等制度改革滯后．這也使得理性農民對放棄農村戶121、遷人城市定居保持審慎態度因而．城市集團利益剛性的存在使得戶籍制度改革緩慢．減緩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進程。

2．3．2教育的城市偏向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我國城鄉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分配極不平等。城鄉教育差距源于政府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城市偏向。在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影響下，教育的城市偏向得以保持且不斷強化．從而造成了城鄉教育投入差距大、教育機會不均等、教育經費負擔程度不平衡的現狀。教育的城市偏向造成了農村教育的弱勢地位．影響了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削弱了進城農民的市場競爭能力和城市生存能力間接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進程。

2．3．3集體土地制度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方面，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影響土地制度存續：在城市集團利益剛性的影響下．國家選擇由土地來承載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責任，農村土地集體產權制度成為現實的選擇。城市集團利益剛性支持下的戶籍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制度持續阻礙農村勞動力轉移地少人多．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強化，規模經濟和土地流轉難以實現．土地集體產權制度持續存在；另一方面，土地集體產權制度的效率性約束、功能性約束和市場性約束也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集體土地制度造成土地平均分配，土地的分散、細碎直接限制了土地的規模經營，限制了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和現代管理方法的推廣．較低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束縛農村勞動力．不利于其向非農產業轉移；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強化使得缺乏禮會保障的進城農民傾向于保留土地．土地福利保障功能的顯化也使離開土地的農民不愿放棄土地的附屬收益．這樣．土地的功能性約束形成農f’f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粘滯效應：現行土地制度產權不清以及土地流轉的預期收益過低導致土地流轉困難．增加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成本。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現行土地制度相互影響。互為原因和結果。現行土地制度的存續是城市集團利益剛性作用的結果．而這種土地制度又制約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強化了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

2．3．4城市工資福利剮性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在城市利益集團利益剛性的作用下．城市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也呈現剛性。這種工資福利的剛性既阻礙了勞動力價格的市場調節，也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了負面影響。城市職工工資福利剛性上揚．而企業在政府的職業保留制度下又不得不優先采用城市勞動力．因此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也將上升；或者城市職工與外來工同工不同酬．企業使用廉價的外來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被本地職工的高工資福利所抵消。這樣，企業的勞動成本居高不下．等量資本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下降，企業所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消化能力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

3政府對資源分配城市偏向的糾正

篇(7)

中長期趨勢凸顯

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主要依賴于一批新的高增長產業的帶動。其中處在“龍頭”位置上的，是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行業；這些行業拉動了一批中間投資品性質的行業，主要是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化工等；以上兩個方面又拉動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業的增長。在由這種邏輯關系構成的增長格局中，快速增長的行業大多數屬于重化工業。作為其結果，2003年重工業的增長速度顯著高于輕工業的增長速度，重工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個百分點。這樣的變動幅度為多年來所未有。

以重化工業為主的這批新的主導產業的快速增長，對2003年以來宏觀經濟取得好成績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對產業和宏觀經濟增長相互關系的研究中，觀察到一個很有意義的結果。2003年產業增長景氣指數居前的機械、汽車、鋼鐵、電子四個行業對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占工業銷售收入的比重達到38％，而這兩個比率在2000年只是33％和32％。假定維持在2000年的比率，或者說，沒有這幾個產業的更快增長，2003年就會相應降低GDP增長率1至1.3個百分點。

以上現象表明，中國經濟正在進入重化工業發揮特殊重要作用的階段，這樣的特征并不是隨機和短期的，而具有中長期意義。從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看，作出進入新的重化工業階段的判斷也是合乎邏輯的。同國際經驗顯示的一樣，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經濟結構的劇烈變動密切相關，典型形態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主導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上世紀80年代起主導作用的輕工、紡織等行業，90年代初中期，高增長行業轉為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新一代的家電和房地產等。1997年以后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實際上就是90年代初期起來的高增長行業開始乏力，而新的主導行業又沒有出現，形成了主導產業的“斷檔期”。這種局面直到2002年下半年才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增長機制發生深刻變化

作為高增長產業群龍頭產業的住宅和汽車產業，近年來其產品的80－90％由居民個人購買。居民個人已經成為這一批高增長行業的最終消費主體。由此引出了幾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果：增長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具有較為可靠的市場導向基礎；大眾消費使相關產業能夠形成顯著的規模經濟效應，從而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主導產業，以居民大眾消費做支撐，不排除局部和短期的泡沫，但出現大范圍、長時間的泡沫的可能性較小。

這批高增長產業中基本上形成了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民營企業三足鼎立的格局。資料分析表明，2002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增長最快的是“三資”企業，較快的是民營企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相當于平均水平，而集體企業則低于平均水平。總的趨勢是，非國有企業和混合經濟企業成為增長的主要力量。以機械行業為例，目前民營和三資企業在行業銷售收入中占到八成，利潤則占到九成。

以若干龍頭產業為先導，按照投入產出的關聯關系，相應形成了幾個高增長產業群。汽車高增長產業群，包括合成材料工業、輪胎制造業，鋼鐵工業以薄鋼板和鋼帶等汽車用鋼為主，機床工業特別是數控機床；房地產高增長產業群，包括鋼鐵工業。此外，還有機械制造高增長產業群、消費品高增長產業群等。

按照可借鑒的國際經驗，一個大國在進入汽車大眾消費階段后，汽車產業將會保持20～30年的快速增長；據有關方面的研究，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將會使我國的住宅產業保持20年左右的快速增長。住宅、汽車是國民經濟中帶動力最強的行業，這兩個產業在經濟增長中龍頭或主導地位的確立，將為我國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10～20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搭建基礎平臺。盡管其他短中期因素會使經濟有一定波動，但基本的增長力量比較確定。這與國際上的大國經驗也是可比較的，例如，美國經濟曾經在上世紀初開始的幾十年的時間內，以鋼鐵、汽車和建筑為三大主導產業。

一個可供討論的判斷是：我國開始進入一個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需要、以市場為基礎、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逐步提高、可持續性較強的新的重化工業發展階段。之所以強調“新”的重化工業階段，是因為上個世紀50年代曾有過重工業優先發展時期。顯然，目前的重化工業快速增長與那個時期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有實質性區別。那個時期沒有搞市場經濟，重工業發展基本上沒有居民消費基礎。目前的重化工業主導的快速增長與上世紀90年代的初中期的高增長也不同，那時的房地產增長與居民的住宅消費關系不大，市場起作用的程度也明顯的低。既然是新階段，就應當關注可能出現的新的規律和特點，在觀察和分析問題的思路上有必要調整，既要重視歷史經驗，也要防止被歷史經驗所欺騙。

影響宏觀經濟變量

一個時期以來，就業、投資、能源消耗、價格等方面出現的某些新情況，這些新情況一定程度上與重化工業自身的一些特點有關。

一是重化工業資本有機構成較高，同樣的投資吸收的勞動力相對較少。一個可供參考的數據是，在輕工業為主的階段，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安置300萬人就業，而在重化工業階段，則降為70萬人。這可以部分地解釋近一兩年來增長較快、但就業壓力仍然很大的現象。

二是重工業主要生產投資品，同時也產生對投資品的需求，例如，鋼增加需要電，而電增加需要發電設備，發電設備增加又需要鋼。這樣一種增長格局在宏觀上就表現為消費增長變化不大，而投資增長很快。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也顯示，當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投資品占工業產品的比重顯著上升。

三是重工業能源消耗較大，特別是近年來鋼鐵和有色金屬的快速增長，對電力消耗增長很快，前幾年電力增長與經濟總量增長之間的比例關系被打破。2000年以前，電力彈性系數一直以1作為依據，2002年達到1.31，2003年上半年則高達1.86.電力和其他能源緊張，既有來自經濟增速加快的壓力，也有來自工業結構重型化的壓力。

四是與輕工業相比，重工業產品供給不足時，新增供給所需的投資較大，形成新生產能力的時間較長。反映重工業產品供給不足的信號，如價格上升如鋼材價格和數量不足如電價管制情況下的拉閘，持續時間相對較長。

五是當經濟處在上升期的時候，容易出現對未來需求預期過高，因而投資過度的問題。而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后，產業鏈條加長，中間需求環節鋼鐵、機械等、基礎需求環節能源等對最終需求環節汽車、住宅等容易產生過高估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預期過高、投資過度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