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生育率的意義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0月21日《生活新報》報道：零點研究機構日前的一份調查簡報顯示，在中國的20個城市中，41.6%的人愿意生兩個孩子。其中，昆明也屬于生二胎意愿強烈的地區。原云南省計生委副主任朱建昆認為，這和云南地處邊疆，一直以來計劃生育政策比其他地方寬松有關。根據調查報告，有1.4%的家庭愿意生三個及三個以上的孩子；有6.5%的受訪家庭表示不愿意要孩子。

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針對上海、北京、廣州、西安、昆明等20個城市的2312名20-65歲的常住居民進行入戶訪問，調查“生育意愿”，結果顯示：生一個孩子意愿強烈的地區主要有北京、上海、哈爾濱、大連、沈陽、長春、南京、杭州等。生兩個孩子意愿強烈的地區主要有昆明、合肥、西安、成都、天津、南昌、福州、廣州等城市。

根據上述報道內容，我們可以整理出如下生育愿望數據：愿意生二胎的夫婦占41.6%，愿意生三胎及三胎以上的夫婦占1.4%，愿意丁克的夫婦占6.5%，剩下的夫婦是愿意生一胎的，占100%-41.6%-1.4%-6.5%=50.5%.

如果這份調查具有典型意義，能夠反映全國平均的生育愿望，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即使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并且不考慮不孕癥，讓所有夫婦都實現生育愿望，那么總和生育率是（其中愿意生三胎及三胎以上的按平均四胎計算）：

1.4%x4 + 41.6%x2 + 50.5%x1 + 6.5%x0 = 1.393

也就是說，如果所有夫婦都能實現生育愿望，那么總和生育率是1.393。一般來說，實際生育率是低于生育意愿的，這是因為，有的夫婦雖然想生孩子，但患了不孕癥，或錯過了生育期。今年8月舉辦的“XX中國國際不孕不育高峰論壇”的《XX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的數據顯示，我國不孕不育患者目前已經占到育齡人口的12.5%，人數已經接近五千萬，而且還呈現出快速增長的趨勢。

考慮到農村居民的生育愿望稍高于城市居民（例如，國家計生委公布的《XX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的數據顯示：“生育意愿：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73個。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分別為1.78個和1.60個），那么全國的平均生育愿望可能稍高于1.393，但考慮到存在12.5%的不孕人口，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如果既不鼓勵生育，也不限制生育，那么中國的實際生育率基本上就是1.393。

篇(2)

但我們在看到這一優勢的同時,也應該居安思危、看到人口形勢背后蘊含的、在發展過程中將愈演愈烈的四大問題。

第一,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在逐漸下降。雖然我國是第一人口大國,但從人口學角度來說,實際的勞動力供給總量壓力在慢慢消退: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出生的那代人進入勞動力大軍之后,我國每年的新生勞動力將會明顯減少。比如說,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時,10～14歲人口有1.2億,5～9歲人口有9000多萬,但0～4歲人口只有6800多萬———下降速度極其迅速。南方某些地區出現的所謂民工荒,除其他因素影響外,也受了最近幾年新增勞動力不斷下降的影響。

第二,我國人口將步入急速老齡化的路途。伴隨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我國于2014年已經步入了老齡化社會。如果今后的新生人口仍如近幾年那樣迅速降低,那么老齡化水平的增速就會相應加快,我國將步入急速老齡化的路途。近期的人口預測發現,2020年之后我國的老齡化速度將呈加速度狀,至2050年,在每100個人中,就有30個60歲以上的老人。屆時,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將比世界平均老齡化水平高出10個百分點。

第三,婚齡人口的擠壓現象將逐漸凸現。我國新生人口性別比自20世紀中期失衡以來,新生嬰兒性別比一直處于上升之中。考試大網站整理2014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該年0歲人口的性別比達到了令人震驚的119∶100(男嬰與女嬰之比)。2014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又顯示,0歲～4歲男女平均性別比為121.22∶100。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新出生的人口,在進入婚齡段后,會碰到前所未有的婚姻擠壓,從而對我們建設和諧社會與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

第四,少數民族人口增長率較高,將加大其聚集區的生態環境壓力。我國現行人口政策實行因地區、因城鄉、因民族不同而不同的人口控制政策,即城市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夫婦可生育一個以上的孩子;少數民族夫婦可生育比漢族夫婦更多的孩子。

從1982年到1990年,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率達到年均3.87%;從1990年到2014年,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率雖然有所下降,但由于總量的上升,現在少數民族人口已占我國總人口的8.41%,總量超過1億人,比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時期凈增加了4000多萬人。在城市少數民族人口增長較為緩慢的情況下,大多數少數民族新增人口分布在農村和牧區。這會給那些地區的資源和環境帶來更加沉重的壓力。從長遠來看,并不利于可持續發展。

解決問題的基本對策

在這樣一種人口形勢下,討論未來我國的人口發展戰略,就必須針對以上幾個問題重點思考應對策略。

人口生育政策應逐漸統一。我國分地區、分城鄉、分民族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正面意義是:城市在上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降低,導致了城市勞動力總體的短缺,為農村人口大規模向城市流動提供了空間。但這一政策的負面影響是:在城市大范圍形成了家庭撫養關系的4∶2∶1結構,既刺激了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失衡,也導致了城市家庭養老微觀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城市未來的老人很難奢望得到子女傳統意義上的“伺候”。因此,在城市化進程加速、流動人口主要為婚齡育齡年齡段人口所組成的新形勢下,統一全國的人口生育政策,有利于減輕少數民族人口聚居區的環境壓力,也有利于減緩城市家庭撫養關系變化帶來的壓力。

要立足于人口結構的和諧。近期政府部門和學術界將爭論的話題集中在人口政策與勞動力是否短缺的問題上。有人主張繼續不折不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降低生育率,只要未來科技的發展能夠解決勞動力的需求問題,就沒有必要顧慮所謂的勞動力短缺;而另一觀點則認為,人口急速下降會導致未來勞動力短缺。

篇(3)

“單獨兩孩”不如預期

截至10月31日，四川省共有84637個單獨家庭提出再生育申請，其中73076個單獨家庭領取了生育證。根據測算，四川全省單獨育齡家庭大約128萬戶，這就意味著，四川的單獨兩孩申請率大約為6.6%。四川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媒體透露，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后，四川新增人群和補償生育總量不會太大。

四川的情況反映了全國的現實。此前，有媒體報道稱，國家衛生計生委統計表明，至8月底，全國符合單獨兩孩生育條件的1100萬對夫婦當中，只有70萬對提出申請，獲批的僅62萬對，大大低于官方預期。

而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初婦女總和生育率就已經低于更替水平，進入低生育率時代，且生育率持續走低，有學者曾表示中國極可能已經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老天和我們開了一個玩笑。”一位長期工作在計劃生育領域的人士表示，“單獨”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實施以前，計劃生育部門高估了生育率回升勢態，把工作重點放在了防止生育堆積上。雖然生育政策的實施有一個滯后性，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明年、后年的生育率也不可能有一個明顯回升。

“我們為什么不生二胎”

改變中國持續走低的生育率，對中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然而，生育率會受到社會多種因素的影響，而現在的男女在社會中的角色地位已與過去迥然不同。

“生小孩，對女人的生活改變是巨大的。”在一家民營企業從事管理工作的肖女士是獨生女，她的先生是獨生子。先生希望再生一個，讓孩子不孤獨，將來長大了也好有一個伴。但是，肖女士堅決不同意。

“再生一個孩子，再經歷十月懷胎，我還能夠承受。”肖女士說，但是完整的人生不只是懷孕、生孩子。“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可以努力追求的事業目標，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應該擁有的。”肖女士面臨的職場壓力、競爭，使她不敢想象再生孩子所要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如果自己的未來都不能預期，又怎么能給孩子一個可以確定的未來？”

結不起婚，談何生育

與肖女士們不同的是，中國還有更多的人談不了戀愛、談不起戀愛，結不起婚。

2013年后，中國每年男性過剩人口將達10%以上，“平均每年有120萬男性在婚姻市場上找不到結婚對象”，西南交大人口所李樹茁在其《性別歧視與人口發展》一文中推算，1980-2000年間失蹤女性（這些失蹤者多被拐賣至所謂的“光棍村”）數量在920萬人，比例為4.19%。

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與計劃生育相伴隨。上世紀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別比開始異常，從1980年基本正常的107左右升至2008年120.56的高點。近幾年雖經過積極干預，依然處在118左右的高位。2010年“六普”顯示，0―14歲人群男性比女性多1855萬左右，意味著未來男女失衡情況將更加嚴峻。

不僅如此，《2012-2013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報告》顯示，18-25歲的女性70%都是“大叔控”，喜歡比自己年長十歲左右的成熟異性，意味著90齡后男性除面臨同年齡段男性人口的競爭外，還要與70后、80后競爭，從而使戀愛婚姻呈現更加殘酷的競爭局面。

“男多女少”將造成“婚姻擠壓”。當90后進入婚育年齡，大約從2015年開始，這種堆積效應就會放大。除了年齡擠壓外，地域擠壓也將越來越明顯。比如通過人口的遷移和流動，在大城市找不到老婆，很可能就往農村找，農村男性就只能往更貧窮的地區找，最后很可能導致最貧困最落后的邊遠山區出現“光棍村”。

婚都結不了，還談什么生育？“剩男”的增加進一步降低了婚內的生育率，加劇了低生育率的問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也是我國生育率難以回升的另一個原因。

跨國婚姻能逆轉超低生育水平嗎

部分困難人群把解決個人婚戀問題的目光投向了國外。“越南新娘”、“緬甸新娘”、“朝鮮新娘”等應運而生。

臨淇，河南的一個偏遠小鎮，迄今已有24名越南新娘。“在這里很難找到媳婦，因為女性并不多。”一位當地人如是說，急劇攀升的“聘禮”也使貧困鄉村的“光棍們”望而卻步，相反，娶一個越南女人要比當地的價格便宜得多。

不僅如此，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進程的逐步加深，走出國門就業、創業、發展成為新的選擇。據商務部統計，2013年末，在國外從事對外工程的勞務人員有72.14萬人，與之相伴的異國戀情也時有發生。今年以來，山東菏澤涉外婚姻登記60多對，越來越多的普通人家玩起了過去不敢想象的“跨國婚姻”。

篇(4)

針對問題一，我們使用北京市2004-2012年數來預測2015-2025年人口總數以及出生率，建立了按年齡分布的女性模型（Leslie模型），根據人口更替率和修正后的總和生育率，構造Leslie矩陣，建立相應的 Leslie模型。結果顯示在2021年以后小學入學規模會有一定量增加，但并不會帶來人口暴漲。

針對問題二，通過分析數據可得近年北京市小學招生數中外來人口數的時間變化以及該數據與外來人口總數的關系，然后通過分析近年北京市外來人口年齡構成，各部分比例趨于穩定值，因此我們直接建立年份與北京市小學招生數中的外來人口數、外來人口總數以及外來人口年齡結構的模型。認為外來人口增加有利于減緩老齡化。

針對問題三，為預測北京市未來小學招生數，將其分為京籍和非京籍兩部分分別考慮。由問題二模型預測北京市小學招生數中的外來人口數，同時利用問題一中的模型預測京籍小學招生數。非京籍數由于缺乏數據，采用了線性模型，在短期內預測結果可信，但對于中長期預測需要改進模型。由此，得到了北京生育政策調整后人口增長的預測模型，由小學入學人數對外來人口結構進行了推測，并對人口老齡化、人口撫養比等一系列評價指標進行了預測。

關鍵詞：人口預測；招生規模；外來人口；人口結構；Leslie模型

1問題重述分析

（1）利用北京市人口普查數據估計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對小學招生規模的影響，預測2015-2025年北京市小學生招生規模。通過Leslie法進行模擬預測。

（2）利用北京市近幾年小學入學人數數據，建立小學入學與外來人口間的關系模型，分析外來人口對北京市人口結構的影響。（3）由（2）模型結果，并考慮政策的執行力度，重新估計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對小學招生規模的影響，通過將京籍人口與非京籍人口分別使用Leslie法和線性法來預測北京市小學生招生規模。2基本假設1）在預測時間內，不發生大的疫情、災難或戰爭等引起人口重大變化的事件；2）根據醫學和生理學知識，女性育齡期為15-49 歲；3）育齡女性生育模式均為第一年懷孕，第二年分娩，不存在兩年生育兩次的情況； 4）孩子的入學年齡為6歲，且到達入學年齡全部入學，接受義務教育；5）假設不考慮移民的情況；

3問題一

3.1問題分析生育政策調整對小學招生規模的影響存在一定的時間滯后性，查閱資料知“單獨二胎”的政策于2014年3月開始實行，即最早受此政策影響的孩子出生在2015年，即政策調整對小學招生規模的影響到2021年才會出現，并不會影響到2015-2020年的招生規模。通過查閱北京市人口普查數據和北京市統計局的北京統計年鑒數據采用生育率模型，通過改變總和生育率來對2015-2025年小學招生數進行預測。

3.3按年齡分布的Leslie模型

3.3.1模型準備以2010年的有關數據，構造Leslie矩陣，建立相應 Leslie模型。將人口按年齡大小等間隔地劃分成m個年齡組，模型要討論在不同時間人口的年齡分布，對時間也加以離散化，其單位與年齡組的間隔相同。時間離散化為t=0,1,2….設在時間段t第i年齡組的人口總數為ni(t),i=1,2,…m，定義向量n(t)=［n1(t),n2(t),…nm(t)］T，模型要研究的是女性的人口分布n(t)隨t的變化規律，從而進一步研究總人口數等指標的變化規律。設第i年齡組的生育率為bi，即bi是單位時間第i年齡組的每個女性平均生育女兒的人數；第i年齡組的死亡率為di，即di是單位時間第i年齡組女性死亡人數與總人數之比，si=1－di稱為存活率。設bi、si不隨時間t變化，根據bi、si和ni(t)的定義寫出ni(t)與ni(t+1)應滿足關系：ni(t+1)=∑mi=1bini(t)ni+1(t+1)=sini(t),i=1,2,…,m－1

（9）在（9）式中我們假設bi中已經扣除嬰兒死亡率，即扣除了在時段t以后出生而活不到t+1的那些嬰兒，若記矩陣L=b1b2…bm－1bms1000s200sm－10

（10）則（9）式可寫作n(t+1)=Ln(t)（11）當L、n(0)已知時，對任意的t=1,2,…有n(t)=Ltn(0)（12）若（10）中的元素滿足：（）si>0,i=1,2,…,m－1；（）bi≥0,i=1,2…,m，且至少一個bi>0。則矩陣L稱為Leslie矩陣。只要我們求出Leslie矩陣L并根據人口分布的初始向量n(0)，我們就可以求出t時段的人口分布向量n(t)。3.3.2模型建立我們以2010年為初始年份對以后各年的女性總數及總人口數進行預測，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所給數據，以一歲為間距對女性分組。計算2010年處在各個年齡上的婦女人數的分布向量ni(0),（i=0,1,2,…,90+)。計算處在第i(i=0,1,2,…,90+)年齡段的每個女性平均生育女兒的人數bi(i=0,1,2,…,90+)。（15歲-49歲）的生育率i(i=0,1,…,90+)（i49時都為0），則可以分別算出2010年處在第i(i=0,1,…,90+)年齡段育齡婦女總共生育的小孩數。由于總和生育率：S=∑ 49i=15 bi=1.389，經計算得到總和生育率小于1.8，誤差很大，我們對生育率進行修正：bi=((1.8×v1－S)/S+1)*bi。計算第i年齡段的女性總存活率率di(i=0,1,2,…,90+)，記第i(i=0,1,2,…,90+)年齡段的女性的死亡率為di，第i(i=0,1,2,…,90+)年齡段的女性死亡率di(i=0,1,2,…,90+)，于是總存活率為：si=1－di。用EXCEL對計算出來的數據進行整理，然后運用MATLAB軟件進行編程，計算出Leslie矩陣，于是可以用上面(12)式進行預測。

3.3.3模型結果與分析通過相關統計數據，已知：在北京市二胎實行之后，在未來5年中，將會帶來約20萬人口的增長，即每年約增長4萬人，通過數據分析得到選取0.9為生育率的結果比較可靠。預測結果如表1所示。

表1Leslie模型預測結果

年份20152016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20242025

入學人數/萬人11.914.214.71515.115.219.318.918.417.716.6

4 問題二

4.1模型建立

通過收集整理北京市小學生入學人數中京籍、非京籍以及外來人口的歷年數據可以得到以下結果：①京籍小學生數量幾乎不隨時間變化，因此在人學規模預測中將京籍小學生可視為定值；②非京籍小學生數量會受到2007年北京市的小學生入學不受戶籍影響規定的影響，但考慮到規定影響的滯后效應，故只用2010-2012年的非京籍小學生入學人數來建立模型。利用2010-2012年的非京籍小學生入學人數可以建立非京籍小學生入學人數與年份的函數關系。通過數據擬合，y=0.0401x+0.4139,其中x代表事件t（以2010年作為第0年），y代表非京籍小學入學人數。通過上述關系，即可成功預測非京籍小學生入學人數。算得非京籍小學生入學人數后，可以將其和非京籍總人口建立函數關系，通過數據擬合，可得y=0.0028x+584.17，其中y為非京籍總人口，x為非京籍入學人數。外地人口各年齡組所占百分比如表2所示：

表2非京籍人口各年齡組占百分比

年份非京籍少年/%非京籍中年/%非京籍老人/%

20106.991.31.8

20118.391.50.2

20128.791.20.1

此可以假定非京籍人口中非京籍少年占8.5%，非京籍中年占91.3%，則非京籍老人為1-0.085-0.913=0.2%。故依此比例可分別計算非京籍人口中各個年齡組的人數。綜上，可由北京市小學入學人數來計算北京非京籍人口中各個年齡組的人數。

4.2 結果分析

圖12015-2025常住撫養比預測

由問題二的模型對北京市常住人口進行預測，從而得到北京市2015-2025年常住人口的各個撫養比。由圖1可以得到，少兒撫養比一直穩定在0.10左右，說明“單獨兩孩”政策對北京京籍的少兒組人數影響較小，即政策的執行力度很小；而老年撫養比則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增長趨勢，一方面說明北京戶籍人口的老齡化在加劇，另一方面也說明非京籍的老人在逐年增加。這是因為北京市規定小學生入學不受戶籍影響，所以有更多的非京籍小學生來京上學，而為了照顧這些非京籍小學生，他們的一位或一對祖父母會一同來京照顧他們，此外由于北京市規定外地老人可將社保轉入北京，故會有更多的老年人選擇來京享受更好的醫療社保服務。綜上，北京常住人口中的老年人會以較大的幅度增加，從而產生較高老年和總撫養比。

5問題三

5.1重新預測與分析結合問題一的建模思想和問題二的模擬結果，為使模擬得到的結果更加準確，分別對京籍和非京籍小學招生數進行模擬：對于京籍招生數，使用京籍生育婦女數年齡分布和不同大小的總和生育率進行模擬，通過常住人口中生育婦女年齡分布與外來人口生育婦女年齡分布做差得到。實行單獨二胎后，根據每年小學招生數增長約4萬人，由于外來人口帶來的小學招生人數增加穩定在每年1.1萬人左右，因此，京籍人口由于單獨二胎造成了每年約3萬人的人口增長，因此總和生育率為0.9，使用該生育率作為單獨二胎實行后的生育率也保證了可與第一問中的數據進行對比，從而比較得到外來人口的影響。數據結果如表3所示。

表3不同生育率下小學招生人數

年份生育率

京籍

0.70.80.911.1

非京籍

201567026.8467026.8467026.8467026.8467026.8410.4933

201676413.4898245.9198245.91109162.1120078.311.7144

201778580.32101031.8101031.8112257.6123483.412.9355

201879554.73102284.7102284.7113649.6125014.614.1566

201979772.52102564.7102564.7113960.7125356.815.3777

202079550.45102279.2102279.2113643.5125007.916.5988

202178447.28100860.8100860.8112067.5123274.317.81993

202276787.8798727.2698727.26109697120666.619.04103

202374524.1195816.7295816.72106463117109.320.26213

202471563.9792010.8292010.82102234.2112457.721.48323

202567663.6286996.0886996.0896662.32106328.522.70433

6模型評價與改進

6.1模型評價

6.1.1優點1）利用EXCEL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并作出各種平面圖，簡便，直觀、快捷；2)運用多種數學軟件進行計算，取長補短，使計算結果更加準確;3）在建模中，我們充分考慮到不同年齡的個體具有不同的生育能力和死亡率，采用Leslie模型，建立年齡結構的離散模型，并通過合理假設，在時間跨度不大的前提下，對人口數量進行了預測。

6.1.2模型的缺點在模型假設中我們及不隨時段的變遷而改變這一理想狀態下，但出生率及死亡率會隨時間的變化而有所該變，本模型沒有建立與死亡率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模型，因而存在一定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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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篇(6)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篇(7)

關鍵詞：（中）關鍵詞人口政策；人口老齡化；經濟效應；數值模擬

中圖分類號：（中）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5-0024-09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21；修訂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作者簡介：（中）作者簡介瞿凌云（1980-），女 湖北荊州人，經濟學博士，中國人民銀行合肥中心支行調查統計處主任科員。研究方向：應用統計學。

正文

一級標題一、研究背景

與我國生育率快速下降相伴而生的是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因對人口老齡化擔憂的考慮，引發了學者們對現有人口政策的爭論。王桂新的研究表明，人口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是動態的，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發展落后，處于“馬爾薩斯均衡陷阱”，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能夠有效控制人口增長，有助于經濟增長[1]。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對生育率的抑制作用逐漸凸顯，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發展的影響作用較小，因而有效性降低[2～6]。鄒至莊則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總量進行控制，由此產生的經濟效應是微乎其微的，即對人均GDP增長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反倒產生了許多負面效應。因為人口政策約束了人力資源總量的增長，并引起人口老齡化，不僅加重家庭的養老負擔，還減弱對下一代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力。與此同時，也縮短了人口紅利與人口消費紅利的跨期，這些都將對經濟發展有負面效應[7]。很多學者認為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結果就是人口老齡化，放松人口政策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人口總量擴張并加重當代人的負擔，導致自然資源過度使用，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生負面影響[8～10]。

不論是人口政策的積極評價方還是消極評價方都以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總量的轉變為出發點論述人口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生育率下降過程中有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資本的提升。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內生變量，正是因為人口政策有效控制了生育率水平，在經濟發展進程下，才使得中國人力資本積累極大提高。認識這一點，對解決人口政策評價分歧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數字模擬方法，從人口數量-質量替代效應角度出發，以研究人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為目標，來分析在當前老齡化趨勢形成并不斷加劇的情況下，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一級標題二、理論模型

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我國人口快速進入了低生育階段，在這種受約束的低生育率背景下，微觀家庭所面臨的收入預算約束必然會發生轉變，進而會對家庭消費、儲蓄、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產生影響。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需要充分考慮生育政策、子女教育與養老決策的相互作用，如此才能真正明確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

由于受傳統觀念的影響和不完善社會保障體制的限制，中國家庭普遍存在家庭內部代際支持現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父母對幼年子女的撫養，二是子女對年老父母的贍養。因此，本文以家庭內部代際支持機制為研究背景，以戴蒙德（Diamond）的交疊世代模型為理論基礎[11]，在模型中引入家庭養兒防老機制，并假定在人口生育數量受計劃生育政策控制的情況下，構建一個以家庭養老為主的，研究人口轉變過程中家庭儲蓄、消費和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理論框架。

二級標題1家庭效用最優決策模型

假定微觀家庭由三代人所組成，且每個人存活三期，分別是少兒期（用t+1表示）、成年期（用t期表示）及老齡期（用t-1期表示）。少兒期不從事勞動，不為家庭帶來收入，只是接受教育以積累人力資本存量。處于少兒期的子女不能自主決定其受教育水平，而取決于處于成年期的父輩對其的教育投資（et）和父輩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資本存量（ht）。并假定兩要素的投入滿足要素邊際遞減規律，其形式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即：

其中，A表示教育產出的技術常數，ht+1表示少兒期的人力資本存量，ht表示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人力資本存量，et表示父輩對處于少兒期的子女的教育投資支出。

當個體人進入成年期，就產生生育、儲蓄及消費的決策行為。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假定家庭子女數量（nt）為受限制給定的。對于成年期的人而言，不僅需要撫養子女還需贍養老人，而這些會受到其收入水平和有限時間支配的約束。假定成年期個人擁有標準化單位時間為1，照顧每個子女需要花費ν個單位時間，所以少兒期的子女總共耗費處于成年期的父輩的時間為νnt。而照顧老年人所耗費的時間要視老年期的預期存活單位時間（存活可能性）而定，假定老年期的人預期存活單位時間為p，而每個成年期的人用于贍養老年期的人的時間為p/nt-1，其中nt-1為t-1期家庭子女數，即父輩兄弟姐妹數。由此，每個成年期的人除去撫養少兒和贍養老人的時間就是其工作時間：

假定成年期的人單位時間人力資本存量的工資水平為t，則他獲得的總收入為Ithtt。除了耗費時間，成年期的人還需支付一定比例的收入贍養處于老年期的父輩，假定比例為m，則每個成年期的人支付的贍養預期支出為pmIthtt。然而在如果老年期的人死亡的情況下，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將作為遺產被后代所繼承，如果利率為rt，老年期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1，則養老儲蓄總額為It-1ht-1t-1st-1（1+rt）。每個成年期的人所繼承的遺產為：

假定成年期的人當期自身消費為ct，其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率為st。當期消費額為總收入扣除儲蓄、子女教育支出（也包括因子女教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贍養老人費用，加上繼承遺產的總額，即：

老年期后的消費為ct+1（遠期消費水平），由于到老年期后，不能再勞動，其消費主要依賴在成年期時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和子女的贍養給予，即：

假定成年期的人預期效用函數為U=lnct+pA～lnct+1。其中，A～表示遠期效用的貼現率。成年期的人在其兄弟姐妹數（nt-1）給定的情況下，總是追求自身當期和遠期消費以及子女數量與質量效用最大化，即：

其中，Lt=nt-1Lt-1表示該期勞動人口數為上一期人生育數量總和，其他符號意義同前。

二級標題2經濟增長模型

同理，本文假定經濟生產函數滿足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形式，其中勞動力投入用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來衡量，即：

其中，Yt表示總產出，D代表物質生產的技術常數，Kt表示物質資本存量，H表示物質資本產出的彈性系數，LtItht表示有效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工資率t，（7）式中對ht求偏導，就為人力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同理，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報酬貢獻率即為資本租金率Rt，（7）式中對Kt求偏導，就為物質資本投入的邊際要素貢獻率：

假定在勞動力市場與產品市場出清的情況下，勞動力需求與勞動力供給相等，社會總支出等于社會總產出。以上分析表明，社會總支出等于成年人自身消費及因養老動機而產生的儲蓄、子女的撫養教育投資、老年人贍養費支出之和。即：

將ct代入（10）式得：

（11）式表明，如果在上期資本完全折舊的情況下，下一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代人的因養老而產生的儲蓄總額，且儲蓄的回報率等于物質資本的租金率，即Rt=1+rt。

二級標題3家庭最優決策下經濟增長路徑模型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成年人無法自主選擇生育數量，但是能夠自主根據生育數量來決定自身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水平（et）。因此，對（3）式在其約束條件下尋求規劃的最優解，關于養老儲蓄率st和子女教育投資et的一階條件為：

將（12）式代入（8）式和（9）式得：

其中，kt+1=Kt+1/Lt+1，表示人均物質資本存量。

聯合（11）式和（13）式，可得：

代入（12）式得到養老儲蓄率st的增長路徑為：

以每個少兒期人的教育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教育投資率，記為re，則re=etIthtt。將（14）式代入得到：

將（15）式代入得到子女教育投資率re的增長路徑：

假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存量的增長速度分別為gh、gk，根據（1）式可得：

同理：gk=kt+1kt-1=st（1-H）Du（H-1）tnt-1（19）

假定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長，則聯立（18）式和（19）式可以得：

將（20）式代入（19）式，得到經濟增長速度g，則經濟增長路徑為：

一級標題三、數值模擬及實證分析

本文主要應用數值模擬方法來分析在計劃生育政策作用下的生育率下降，引致的中間變量（子女教育投資、養老儲蓄率等）變化所產生的經濟效應。根據上述理論模型采用數值模擬方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路徑進行模擬。通過給定各變量的初始值，進行100次模擬以反映人口結構變動對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參考王金營等人的相關結論，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資本產出彈性在0786左右，故H的初始值設定為0786[12]。對于遠期效用貼現率A～，參考賀菊煌的索羅折現率的取值來確定，成年人的消費效用的年折現率通常在001～002之間，而代際間隔通常是25年，故經過25年的折現，未來老年期的消費偏好效用的折現率取值為078[13]。由于我國農村人口比重高，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不健全，且許多城鎮地區的老人贍養仍然以家庭為主，所以筆者綜合考慮農村和城市的差異情況，并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長表數據

由國家統計局提供。計算中國60歲以上老人家庭贍養率為041，故本文將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贍養老人的比列m初始值設定為041。而根據張杰等人的研究，將照顧每個子女所花費的單位時間ν的初始值設定為003，將教育投資對人力資本的產出彈性B設定為0628[14]。由于模型不考慮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故令教育部門及物質生產部門的技術水平常數的初始值A=D=145[15]。

二級標題1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分析

本文首先研究人口老齡化對中間變量（主要包括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在計劃生育政策控制下，生育率水平確定，那么影響人口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老年人口的存活率，如存活率越高，老年人口比重也越高，反之越低。本文在給定總和生育率（TFR）為1、15和2的三種情況下，進行100次數值模擬，以反映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p）下，成年人的養老儲蓄率、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的演變路徑。結果見圖1、圖2和圖3。

圖1為在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儲蓄率的演變路徑。本文的理論模型中，養老儲蓄率主要衡量的是因養老預防動機而產生的儲蓄，而子女教育儲蓄動機用家庭教育投資率來衡量，故儲蓄率會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延長而變化。由養老儲蓄率s的變化趨勢可以看出，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家庭養老儲蓄率呈先上升后趨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知，隨著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會增加養老儲蓄以維持將來的養老消費。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重，會增

加家庭成年人的養老負擔，導致其當期收入下降，從而導致養老儲蓄率降低。并且由于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下一代所能繼承的遺產將減少，從而也會降低成年人當期收入，進而使養老儲蓄率降低。數值模擬顯示，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的存活率達到72%的時候，養老儲蓄率達到最大值。

圖2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家庭子女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主要在三種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5和2）情況下進行了數值模擬。由圖2可以看出，總和生育率水平越低，子女教育投資率越高，即少兒撫養比與家庭的教育投資率呈反比。這一結論已被大多數文獻從理論角度所證實。然而老年人口比重的變化對家庭教育投資率的影響是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種變化趨勢可以解釋為：由于家庭養老目前仍占很大比重，所以子女是家庭養老的主要資源，如果子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相應越高，那么未來將有更好的養老保障，所以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家庭教育投資率會增加。但是當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到一定階段后，會增加成年人的養老負擔，且繼承的遺產也會減少，導致當期收入降低，所以教育子女投資率會下降。數值模擬顯示，當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存活率為47%時，子女教育投資率達到最大值。

圖3為不同老年人口存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在不同的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有著顯著的差異。當總和生育率TFR=1時，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養老負擔加重，經濟增長先快速增長后急劇下降。而在TFR=15和TFR=2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趨勢要平緩許多。由此說明在較低生育率水平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沉重的養老負擔將阻礙經濟的發展。

整體來看，經濟增長速度與老年人口比重呈倒“U”型關系，圖3顯示，在老年人口預期存活率較低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隨著存活率的增加而加快，但是當預期存活率超過一定水平之后，經濟增長速度隨著預期存活率的增加而減速。在總和生育率TFR=1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3%；TFR=15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5%；在TFR=2時，經濟增長的拐點為p=46%。這種演變趨勢特點是由于在老年人口撫養比較低的情況下，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成年人將會提高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同時成年人老年期的消費水平將提高，這有利于經濟增長。當老齡化程度超過一定水平之后，家庭養老負擔越來越重，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照顧老人，同時成年人從老年人那里所繼承的遺產將減少，這些都將減少養老儲蓄率和子女教育投資率，從而使經濟增長受阻。

基于以上數值模擬結果來分析中國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筆者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各年齡段人口死亡率及比重結果見表1，201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平均存活率為9680%。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的結果，顯然在目前老年人口存活率水平和低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將隨著老年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而降低。

數據來源：筆者根據國家統計局提供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

二級標題2人口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人口數量與人口質量轉換的原動力是微觀家庭對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權衡，所以研究微觀家庭生育水平與孩子質量的轉換關系，可以全面認識生育率下降與人力資本提高的轉變軌跡、發展趨勢以及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轉換路徑。國外關于家庭生育數量與孩子質量偏好的研究在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方面有豐富的成果。貝克爾（Becker）建立的新家庭經濟模型研究表明，在家庭收入約束下，家長將孩子視為經濟產品，以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最優組合[16～17]。

為研究人口數量與質量的替代效應，下面基于上述理論模型，對在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的教育投資率和經濟增長率進行數值模擬。圖4為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的演變路徑。可以看出，生育率水平與家庭單個子女的教育投資率呈負向關系，即隨著生育率的提高，每個孩子分攤到的教育資源越少。這是由于當期生育數量的提高，會減少家庭當期收入，因而減少后代的教育投資。

（中）圖題圖4不同生育率水平下家庭教育投資率變化趨勢

（中）圖題圖5不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值模擬值

圖5為不同總和生育率水平下，經濟增長速度的演變路徑。本文模擬了三條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分別是老年人口存活率等于092、096和098。由圖可以看出：目前60歲以上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左右，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會提高，反之則下降。而經濟增長速度隨著總和生育率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2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2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18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在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8時，當人口總和生育率為120時，經濟增長速度達到最大值。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老年人口存活率為096，總和生育率TFR=118。根據以上數值模擬結果，目前政策生育率水平是最佳水平，因此，人口政策對經濟發展仍然是有效的。

二級標題3經濟持續發展的可行性分析

生育率變動機制理論表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意愿生育率是下降的，而老年人口的預期壽命卻呈延長趨勢。如果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增長是否必然下降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因為人力資本的提高是經濟發展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圖2顯示，隨著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家庭對子女教育的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會逐漸提高，且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會逐漸提高。下面通過數值模擬在不同的人力資本投資貢獻率（1-H）及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1-B）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為結合實際，本文模擬了2010年六普數據結果總和生育率為118時和大多數文獻所公認的水平（16～18）中較高的水平18時，

（中）圖題圖6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趨勢

不同B和H值下經濟增長的演變路徑，結果如圖6所示。

圖6模擬了經濟增長在不同人力資本貢獻率下的演變路徑。由圖可知，經濟增速隨1-H的變大而變大。由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t=DKHt（LtItht）（1-H），其中H∈（0，1））可知：

隨著人力資本貢獻率的增大，經濟增長速度會加快。說明隨著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增加，即使在人口老齡化加重的情況下，經濟仍有可能保持增長。由圖形還可以看出，經濟增長速度隨著B的變大而變大。由教育部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ht+1=AeBtht（1-B），其中B∈（0，1））可知：隨著物質資本投資貢獻率的提高，下一代人力資本存量將更高，由此說明教育部門人力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物質資本投資越來越重要，人力資本的積累將越來越依賴于家庭教育投資額。從以上B和H的取值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反向影響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人力資本積累的相互作用存在良性循環，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積累水平又受物質資本投資的影響。由此說明，在相對較低的生育率水平下，盡管老年人口比重加大，但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提高，經濟仍是可持續發展的。

隨著老年人口存活率的提高，老年撫養負擔加重，必然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那么B和H值應上升或下降多少才能彌補老年人口比重增加所帶來的損失呢？下面對TFR=118和TFR=180時，老年人口存活率從96%上升到98%時進行數值模擬，結果見表2。如果老年人口存活率由96%上升到98%，則人力資本投資對總產出的貢獻率（1-H）分別上升56%和3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同理，物質資本投資對人力資本積累的貢獻率（B）分別需上升62%和87%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長速度。

表2顯示，雖然目前中國處于低生育率狀態且人口老齡化加劇，但是如果能夠提高人力資本在總產出中的貢獻率，那么經濟增長隨人口老齡化而下降的趨勢可以緩解，經濟仍可能保持持續增長。

一級標題四、結論與建議

在當前的生育率水平下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已逐漸顯現，中國家庭結構所呈現的倒掛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整體人口結構的走向。未來人口總量增速將逐漸下降，老齡撫養比會繼續攀升，人口老齡化將日益嚴重。目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總量規模超過了大多數國家。本文通過數值模擬方式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借助理論模型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包含家庭養兒防老的保障機制和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自然增長的控制），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表明：如果放松計劃生育政策將導致人口規模擴張的加速，并緩解人口老齡化趨勢，但會降低人均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經濟發展方向最終由兩個作用方向相反力量的強弱對比而決定。主要研究結論有以下幾點。

第一，隨著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出于養老儲蓄動機，家庭養老儲蓄率將提高，但是如果養老負擔進一步加劇，養老儲蓄率將趨于下降。且子女教育投資率及經濟增長率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過低的生育率水平（在TFR=1的情況下）雖然在短期內能促進家庭教育投資的上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長期來看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在低生育率水平下（TFR

第二，我國目前的人口政策仍然是有效的。根據本研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總和生育率水平（118）基本處于最佳水平，能夠適應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并不穩定，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旦放棄計劃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會有大幅反彈。人口政策是社會政策的一種，從它形成的時候開始，一直就處在與時俱進的不斷調整和完善中。我國現行的政策并不是獨生子女政策，而是包含了一孩、一孩半、二孩、三孩多樣政策的一個政策體系。因此，調整體系的結構比重，可以使生育率達到最適合經濟增長的水平，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是有效的。

第三，勞動力資源的“二次開發”對于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將至關重要，“二次人力資源開發”的核心，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不可否認“人口紅利”是促進當前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然而“人口紅利”最終將轉為“人口負債”，勞動力將結束“無限供給”狀態，經濟增長則轉而依靠人力資本積累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得益于成功地開發了沉淀于傳統農業部門和國有部門的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然而在老齡化趨勢日益凸顯的今天，提高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削弱人口老齡化負面影響的方法之一。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國，知識和技能已得到了社會和家庭的一致認同。

最后，由于本文主要分析的是人口政策的經濟效應，因而是從經濟發展速度最優角度而非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缺乏全面性。后續研究將從更加全面的社會發展最優角度來分析人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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