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漁業貿易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中國海洋大學 經濟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摘要：基于聯合國HS（REV.04）標準，以海關進出口稅則中03章項下的7類魚類產品為研究對象，分析中國和韓國漁業產業內貿易現狀，并對影響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兩國經濟規模差距增大、人均收入差距增大和貿易伙伴國較高的貿易開放程度是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主要推動因素，韓國對華漁業直接投資對中國漁業加工業具有促進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韓漁業垂直型產業內貿易發展。

關鍵詞 ：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

作者簡介：李晨（1982-），女，經濟學博士，講師，碩士生導師；李華（1989-），男，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836588042@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4.12.020

韓國作為中國的鄰國，有著豐富的海洋漁業資源及比較發達的海洋漁業產業，隨著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進程的不斷推進，中韓在海洋漁業方面的貿易往來不斷深化。海洋漁業產業內貿易發展具有改善國際分工、提升出口產品結構、提高漁業貿易水平等重要作用。研究我國與韓國漁業產業內貿易現狀以及影響因素有利于深入了解中韓兩國漁業貿易方式，為中韓更好地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調整我國國際分工中的角色、優化漁業產業結構提供重要參考。

1文獻綜述

國內研究主要集中產業內貿易實證分析領域，其中主要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選擇。張宏、從靜（2006）把經濟發展水平、經濟規模、產品差異化、國際投資、區域經濟和地理經濟作為中韓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影響因素，并構建模型進行多元回歸，發現中韓經濟規模的差距和規模不經濟是阻礙中韓產業內貿易的主要因素，而韓國對華投資和中韓區域合作對中韓產業內貿易具有重要推動作用[1]。趙放，李季（2011）依據SITC 5-8類產品數據，對中日雙邊產業內貿易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不僅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重要影響，中日人均GDP差異，市場規模差距也同樣對中日產業內貿易有重要推動作用[2]，白霜（2013）則按照HS編碼分類規則，對中韓貿易前10種商品進行產業內貿易分析， 發現中韓商品的出口和進口結構存在較高的相似性，因而在國際市場存在競爭關系，而中韓產業內貿易更多地依賴于比較優勢，而不是規模經濟和相似需求，因而屬于弱產業內貿易[3]；二是針對漁業產品的計量分析。崔茂森（2006）根據TC 指數的變化，胡求光、霍學喜（2007）使用資源稟賦系數、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和競爭優勢指數進行分析均得出了我國漁業產品資源稟賦條件較好，但是競爭力在不同程度地下降。邵桂蘭（2011）使用G-L指數和貿易競爭力指數對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變化趨勢及各種水產品競爭力進行分析，得出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水平總體較低，但產業內貿易指數較為穩定，競爭力方面我國水產品總體處于優勢地位，在大多數水產品上擁有比較優勢[4]。

國外學者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產業內貿易理論的拓展。Christel Elvestad（2009）比較了智利和挪威的自由貿易協定（FTAs）戰略以及鮭魚的市場準入，發現智利相對挪威更為成功，并強調挪威通過FTAs提高市場準入以求更好地與智利競爭。Max Nielsen（2009）又基于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了魚類貿易自由化對國家福利的影響，認為在對可再生資源非最優管理的條件下貿易自由化可能導致過度開采，減少國家福利，并提出應制定合乎實際的管理計劃加以監管；二是產業內貿易數據的實證分析。Kyoji Fukao， Hikari Ishido，KeikoIto(2003)通過采用日本電子機械產業對東亞直接投資的面板數據，進行東亞產業內貿易的形式及其決定因素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東亞垂直產業內貿易迅速發展[5]。P.Guillotreau（2000）對魚類海產品貿易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運用回歸分析后發現匯率、貿易壁壘和地理距離對魚類海產品出口有較大的影響。

在以上學者的研究中，提出了影響產業內貿易的眾多指標，發展了研究產業內貿易的主流方法，這些成果為深入了解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目前眾多研究中還未有對中國與韓國漁業的產業內貿易狀況做出探究。為此，筆者將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中韓兩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回歸檢驗，分析影響漁業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為中國與韓國之間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提供合理建議。

2研究模型與數據

2.1模型構建

在本文中，運用產業內貿易指數（G-L指數）衡量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水平[6]，其表達如下：

IITi＝ 1－（ Xi－Mi）／（ Xi ＋ Mi）

其中，Xi和Mi分別代表漁業的出口額和進口額。IITi的取值范圍為[0，1]，IITi值越大說明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IITi= 0時，表示沒有產業內貿易；IITi=1時，表明該產業進口與出口平衡。通常認為當IITi＞0.5時，表示此時漁業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占主導地位，反之則表示產業間貿易占主導地位。i表示按照HS編碼標準分類03章中0301到0307的7類漁業產品，其中0301-0305類主要是魚以及以魚為原料加工生產出的產品，0306-0307類主要是甲殼動物和軟體動物為主的漁業產品。

借鑒SWT模型（Sawyer，Sprinkle and Tochkov，2010），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IITi=β0+β1DGDP+β2DPERC+β3NFDIGDP+β4TROPEN +ε（1）

2.2變量說明

現對上述模型中的各變量做如下說明：

（1）經濟規模差距（DGDP）表示韓國與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差距。DGDP數值越大，意味著兩個經濟體規模差距越大，預期的產業內貿易程度越低，所以DGDP變量的回歸系數應為負值。一般來說，兩國經濟規模越接近，產業內貿易比例越高。預計韓國與中國經濟規模差距越大，漁業產業內貿易會越少。此處兩國經濟規模差距測算，首先計算出權重指標：

ω=GDPK/(GDPK+GDPC)（2）

其中，GDPK代表韓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C代表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利用這個權重指標ε再計算出兩國經濟規模差距的指標DGDP[7]，公式如下：

（2）人均收入水平差距（DPERC），表示韓國與中國人均收入差距。通常消費者對特定產品的需求和其自身的收入水平呈正相關函數。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特定產品的消費需求更高，從而提高產品需求差異化。人均收入差距被用來作為衡量對產業內不同品質產品需求的變量，如果收入水平相同或者相似，那么這兩個國家的需求模式以及消費偏好就相似，則產業內貿易規模就較大，反之產業內貿易規模較小。在韓國與中國人均收入差距指標計算方法上采用與DGDP相同的方式。

（3）外國直接投資（NFDIGDP），表示韓國外國直接投資（FDI）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外國直接投資實際上就是資本的流動，它繞過了關稅壁壘，實現了商品的生產和銷售地域性轉移。這是因為被投資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或廉價的勞動力等，節約了生產成本。但從東道國的角度講，提高了就業率，有效地進行了技術轉移，大多數投資者并不愿意將本國的技術引入到所投資的國家，這也跟產品的性質、企業和國家的相關政策有關[8]。在漁業中，韓國在中國的漁業投資會替代中國基礎性漁業產品的出口，但同時也會促進中國中間性漁業產品的出口。

（4）貿易開放程度（TROPEN），表示進出口貿易額占GDP比重。TROPEN此處理解為貿易依賴度或對外開放度指標，衡量中國和韓國的經濟開放度。開放程度較高，代表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較深，從預期上來講應該與中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系數更高。

2.3數據來源

本文中韓漁業貿易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按照產業分類的四分位數據來計算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指數，國內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數據、外國直接投資凈流量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其余數據來源于ADB KEY INDICATORS數據庫。結合以上數據，開展如下實證研究。

3實證分析

根據報告期HS編碼，03章有7類漁業產品，分別見表1。

3.1G-L指數測算

根據聯合國COMTRADE 數據庫中2001年——2012年數據，首先核算0301---0307項目下，中國與韓國的漁業產業內貿易指數（G-L指數）見表2。

產業內貿易指數是用來測度一個產業的產業內貿易程度的指數，在0到1之間，指數值越大，代表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一般情況下，當中韓兩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大于0.5時，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此時認為兩國間產業內貿易為主導，當兩國產業內貿易指數小于0.5時，則認為兩國間產業間貿易為主導。觀察以上表2的數據可得：中韓間0307項軟體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產品的產業內貿易程度較高，其他項下很少有產業內貿易。

由于中韓間漁業產業內貿易集中在0307項下，于是以下實證分析采用中韓0307項數據為研究對象，做如下分析。

3.2垂直型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檢驗

產業內貿易一般可以細分為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這兩個指標可以進一步表明中國與韓國在漁業產業內貿易中的分工格局。其中水平型產業內貿易是指貿易品質量相似，只是在產品特性或屬性上有所不同，它是基于消費需求多樣化和產品生產規模化、專業化而發生的。垂直型產業內貿易指的是貿易品之間通常存在明顯質量差異，它是一種基于產業內國際垂直分工的貿易形式。以下運用區分垂直型和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廣泛使用的方GHM法[9]，其計算公式如下：

GHMi= UVx / UVm（4）

其中GHMi 表示第i種漁業產品在一定時期內的產業內貿易結構指數，UVx和UVm分別表示第i 種漁業產品的單位出口價值和單位進口價值，通常分別用貿易產品的單位出口價格Px和單位進口價格Pm為依據來計算。通常認為，如果0.75≤GHMi≤1.25，則第i 種漁產品屬于水平型產業內貿易；如果GHMi＜0.75 或GHMi＞1.25，則第i 種漁產品為垂直型產業內貿易。

根據以上方法，將2001—2011年中韓漁業產品貿易0307項目數據代入公式（4）可得到數據見表3。

由表3可以看出，2001年、2007年、2008年中國與韓國兩國在漁業0307項存在產業內貿易，而GHM指數均大于1.25，表明中韓兩國漁業產業內貿易是垂直型產業內貿易；2004年、2011年中韓之間漁業以產業間貿易為主導，但此時GHM值也比較大，靠近1.25，表明此時中韓漁業間也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漁業產業內貿易。這一結果說明中韓兩國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產品存在比較明顯質量差異，在整個中韓兩國漁業產業中，中國處于產業垂直分工的底層，主要負責高能耗，高勞動力消耗的低端魚類產品捕撈及簡單加工，而韓國則主要負責了高層次魚類產品的捕撈和深加工，其魚類產品附加值較高。此外由于中韓兩國間居民收入水平差異所引起的，韓國三面環海的地理位置自古就大大增強了居民對魚類產品的依賴性，又因韓國消費者收入水平整體較高，于是會偏好高檔漁業產品，而我國消費者收入水平較韓國偏低，偏好中低檔漁業產品。

3.4回歸結果及分析

此處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將所得數據依據方程（1）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對中日數據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如表4所示，結果顯示在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中，LDGDP所代表的經濟規模差距和LDPERC所代表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在回歸結果中系數為正，說明兩國隨著經濟規模差距越大，漁業產業內貿易會越大，與預期不符，此處主要是由于中國與韓國的居民消費水平整體來說有較大的差異，我國居民所消費的產品多以低檔或者初級產品為主，而韓國居民則對高端消費品的需求較大，隨著兩國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的逐步增大，兩國居民消費出現兩極化，低檔或者初級漁業產品消費集中在了我國，而高檔產品消費主要集中在了韓國。LNFDIGDP外國直接投資系數為正，表示韓國對中國的FDI投資對中韓兩國漁業產業內貿易有促進作用，這說明韓國對中國的漁業領域投資使得一定程度的漁業產品捕撈加工技術和產業從韓國轉移到中國境內，尤其充分利用我國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利用我國相對低端的漁業產品進行深加工，使得生產的高附加值產品再次出口到韓國，增加了中韓兩國間漁產品的產業內貿易值。LTROPEN系數為正并且通過顯著性檢驗，此處與預期相符，一國貿易開放程度越高，則貿易便利性提高，其參與漁業產業內貿易程度越高。

4結論及建議

通過對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水平測算及影響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表明，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主要集中在HS編碼0307項下的軟體動物和無脊椎動物產品；中韓兩國間漁業產業內貿易以垂直型為主，輔以一定程度的產業間貿易；中韓兩國經濟規模差距、中韓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增大和貿易的開放程度的提高將都會促進兩國之間開展漁業產業內貿易；韓國對華的對外直接投資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產業內貿易促進效應。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議，以促進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發展。第一，加大對漁業產品加工業的支持力度。中國現在漁業產品的出口還是以基礎性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為主，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因此我國政府應當從財政、稅收、法律法規等相關政策上給予漁產品加工企業優惠與輔助，促進我國漁業產品加工業的技術創新，生產高附加值的魚類產品，在參與國際貿易中獲得更高的收益。第二，進一步提高中韓的貿易開放程度，努力構建和完善中日韓自貿區，充分利用自貿區帶來的貿易上的政策優惠，盡可能減小中韓漁業貿易上的阻礙，努力提高我國漁業產品質量水平的同時，向韓國爭取合理的進口質量檢驗標準，以提高中韓漁業產業內貿易的便利性。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鼓勵韓國對華漁業類投資，帶動國內漁業加工企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型，在提高中國高檔漁業產品出口的同時，也使得中國漁業加工產業取得迅猛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宏，從靜. 影響中韓產業內貿易發展因素的實證分析[J].東北亞論壇.2006(03)：44-46

[2] 趙放，李季.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與中日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實證研究[J].現代日本經濟，2011(5)：47-56

[3] 白霜. 基于HS分類的中日韓產業內貿易發展研究[D].濟南：山東大學，2013

[4] 邵桂蘭.中日水產品產業內貿易與競爭力分析[J].東岳論叢，2011(5)：151-156

[5] Kyoji Fukao，Hikari Ishido，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1): 12-19

[6] 王三興.基于Probit模型的產業內貿易影響因素差異研究：以中國和東盟產業內貿易為例[J].國際貿易問題，2012(2)：72-80

[7] Falvey，Rodney E. Commercial Policy and Intra-Industry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1(2): 23-30

[8] 張應武.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互補或替代[J].國際貿易問題，2007(6)：87-93

篇(2)

關鍵詞自貿區；海上山東；海上糧倉；倒逼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2.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169-08DOI：10.12062/cpre.20170466

在我國建設海洋強國和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背景下，山東省政府2014年頒發了《關于推進“海上糧倉”建設的實施意見》，這是繼“海上山東”建設規劃實施之后，山東省又一次圍繞如何培植現代海洋漁業發展新優勢所提出的創新設想。其總體思路是“堅持生態優先、以養為主，增殖、捕撈、加工、休閑漁業協同推進，使山東漁業向生態化、規模化、組織化、標準化、品牌化轉型升級，不斷增強漁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提供更多綠色、安全、放心的海洋食品”[1]。本文結合當前海水養殖產量大于捕撈產量的基本格局，結合中韓自貿協定簽署、中挪自貿協定重開談判所形成的“倒逼”機制情勢，認為：山東“海上糧倉”建設基于漁業貿易競爭力的比較，要以韓國安全標準確立養殖生產底線，要以挪威生態科技提升養殖品質，在全國先行完成開放型“海上糧倉”示范體系的建設，全面踐行可持續健康的漁業資源開發理念，以期為推動我國海水產品生產與加工從量到質的轉型，提供可借鑒的實踐模式及政策建議。

1文獻綜述

關于“海上糧倉”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以中國為代表的亞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探討較多，涉及到的內容側重于“藍色糧倉”概念的相關闡述，歐美學界的相關研究比較少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海洋漁業，尤其是海水養殖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以山東省為主，先后出現了以“藻-蝦-貝-魚-珍品”為主題的五次“藍色養殖浪潮”。海水養殖技術的成熟發展讓人們看到了漁業牧耕化的希望。包建中首次提到了“藍色農業”的概念，將人類社會利用高科技開發海洋生物資源定義為“藍色農業”[2]。唐啟升院士倡導“中國藍色海洋食物計劃”，系統性地提出了 “藍色糧倉”的定義，著重闡述要保障海洋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推動海洋生物產業由“產量型”向“質量效益型” 的轉型[3]。李嘉曉則圍繞“藍色糧倉”的建設基礎、面臨的問題以及發展潛力進行了論述[4]。秦宏等著眼于養殖區域規模的保障，指出“藍色糧倉”建設要健全財政及投融資機制，加大海洋漁業科研投入，提高水產品質量安全水平，以有利于強化“藍色糧倉”的建設效果[5]。

在相關國際視角的比較研究中，韓立民等著重介紹了日本、美國、韓國、挪威等世界主要沿海國家在增殖放流、海洋牧場、工廠化養殖等領域所采取的主要措施[6]。圍繞水產品貿易以及自貿區建設對水產品生產的影響分析，李金明得出目前我國水產品的比較優勢為“粗放性的總量優勢”，不能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結論[7]。吳成業著重介紹了主要貿易國家如日本、韓國、歐盟及美國對水產品安全管理的要求[8]。孫琛認為加入WTO后，非關稅壁壘的限制應當引起高度關注，并提出了提高水產品品質及安全水平等具體方案[9]。陳偉則提出發達國家技術壁壘的強化，使得我國在水產品生產和貿易發展上處于嚴重的不利地位，成為制約我國水產品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外部因素[10]。趙蕾等在對中國水產品進出口貿易發展態勢進行展望分析后認為，中國水產品出口仍然面臨著磣悅騁諄鋨楣家對水產品質量安全要求越來越高的挑戰[11]。蔡春林通過比較水產品進口數量、種類及品質，分析了中國與挪威等國家間的貿易互補性及競爭性，并探討了中挪等自貿區的建立，將對我國水產品貿易的影響以及我國應當采取的相應策略[12]。馮麗基于中國―挪威“自貿區”建立的可行性視角，對中挪兩國水產品貿易結構及中挪自貿區的經濟效應進行了判定分析[13]。張婧茹和龔新蜀指出韓國國內市場的結構特征是影響中國對韓國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而中國相對較低的競爭力以及競爭與結構的交叉效應，是阻礙中國出口韓國貿易穩定增長的主要原因[14]。

綜上可見，學術界已經對“海上糧倉”的一般內涵、建設意義，以及國際水產品貿易與自貿區建立等領域進行了探討。目前，全球正處在海水養殖產量大于捕撈產量的國際生產方式轉換時期，在我國自貿區行動積極推進中，以開放的視角探究自貿區的簽署對沿海區域發展，比如對“海上糧倉”建設所產生的針對性影響分析的相關文獻相對較少。

2開放視角：“海上糧倉”建設內涵的拓展認識

1991年山東省委、省政府明確提出建設“海上山東”，其量化指標主要體現于“海洋產業產值趕上1990年陸地農業產值”，探求海洋產業尤其是海洋漁業的規模化發展。而面對新世紀人口、資源、環境問題，“海上糧倉”建設是山東本著國家提出的“大糧食”“大食物”的全新構想，及時做出的依托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利用現代科技和先進生產設施裝備，通過人工養殖、增殖、捕撈、后續加工及對外貿易等方式，將漁場開發建設成為能夠持續高效適時地提供海洋食物的“糧倉”。目的是憑借資源保護與增殖養殖實現種“糧”于海，憑借海洋捕撈業及水產品貿易實現產“糧”于海，憑借海洋漁業物流業以及水產品貿易實現存“糧”于海，以增強糧食安全保障能力，提高海洋漁業發展的國際競爭力。“海上糧倉”建設是踐行開放式國際合作實踐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新模式，展現著山東省深化“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戰略的新路徑。

“海上糧倉”建設過程中，圍繞著區域海洋經濟的持續發展，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依然存在，主要介于體制性、結構性、傳統化等因素的影響：海洋科教大省整合優勢不明顯，科技成果轉化率有待于進一步提高；區域海洋資源環境日趨惡化，海洋產業發展呈現不可持續發展諸多問題；傳統漁業結構優化態勢趨緩，海洋高新技術產業化進展不快；在全國海洋經濟大發展的坐標中，山東漁業增速相對減慢。同時，來自于國際經貿環境劇變所面臨的挑戰更顯嚴峻：中日、中韓漁業協定實施，使山東省失去了50%以上的傳統黃金漁場，捕撈業以及相關的修造船、網具、水產品加工、運銷等相關產業年損失多達百億元，還直接、間接地波及漁民轉產轉業、漁船報廢和漁區社區穩定等等方面。尤其在WTO框架下，漁業的生產環境和產品質量標準均亟待提升，海洋漁業結構和貿易結構迫切需要深度調整。

目前，我國水產品生產標準中的主要技術指標和污染物指標與國際標準（CAC標準）及歐盟、美國、日本、韓國基本一致，但由于管理體系不夠完善，以及檢驗方法技術落后、微量成分的檢出率少等諸多原因，導致我國的水產品出口頻頻受阻。比如韓國、日本等為了保護本國水產業免受或者少受市場開放和進口產品增加的沖擊，抓住水產品管理難度大、質量不易控制等特性，利用衛生標準和檢驗檢疫等非關稅壁壘重重設限。挪威占據獨有的地理區位以及擁有優質的魚類品種，漁業捕撈生產和養殖技術引領全球海洋漁業發展，比較我國傳統海洋漁業的競爭優勢愈加明顯。

因此，伴隨著我國與韓國、挪威等國家簽署或即將簽署自貿協定，在自貿區背景下，若干國家間原有的水產品競爭關系和利益分配格局將發生變化。自貿區的建成，使得品質標準、技術水平、貿易流動、生產環境等各要素更加統一化，體現出全要素全方位的競爭格局。各國原有的差異，無論在資源的自然布局、生產規模、技術水平、貿易措施，還是在人力資本、管理水平等方面，都將在“零關稅的自由貿易”競爭中重新洗牌和重組。特別強調的是自貿區效應下，海洋漁業在全球水產品養殖大于捕撈的零增長格局中，自貿區的“零關稅”效應會被放大更多。“海上糧倉”建設，機遇與挑戰并存。

隨著全球水產品生產貿易格局將進入“養超過捕”時代，水產養殖產品將成為滿足人們未來對水產品需求量增加的主要部分和水產品出口貿易的主要貨物載體。而養殖水產品的質量和數量更多受制于養殖的海水資源與環境水準，所以，“海上糧倉”建設重在海水生態養殖、加工與貿易中，要全過程地創新漁業科技，生產優質高端水產品，打造贏得全球漁業競爭的底牌。因此，以中韓自貿區協議簽署、中挪重開談判為契機，以自貿區效應“杠桿”式的體系結構設計運用于“海上糧倉”實踐之中，積極利用其形成的倒逼機制，充分重視實現海水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的迫切性，強化提升漁民的環保意識，提高漁業企業藍色競爭水平，加快補短板，著眼于漁業養殖國際競爭力的提高，以“海上藍色糧倉”建設新坐標，塑造我國現代漁業經濟體系的新形象。

3基于中挪韓水產品國際競爭力界定的自貿區效應解構

3.1中挪韓海水產品貿易競爭力的比較

本文對水產品研究范疇的選取，主要參考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國際貿易統計報告》中的所選對象。在國家間貿易競爭力比較及其結構關系分析中，一般采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貿易競爭力指數、貿易互補指數及產業內貿易指數測算來界定。

顯性比較優勢（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數是指一國某類產品在該國所有產品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與世界貿易中該類產品占所有產品總出口份額的比重的比值，公式為：

其中，Xik表示i國k產品的出口值，Xi表示i國產品出口總值，Wk表示k產品的世界出口值，W表示世界產品出口總值，RCAxik表示i國k產品在i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與世界貿易中k產品占所有產品總出口份額的比重之比值。它通過商品進出口貿易額來間接地測定比較優勢。一般認為，如果計算結果大于1，則表示該國此類商品的競爭力強，具有顯性比較優勢；若小于1，則表示競爭力弱，則不具有顯性比較優勢。

測算表明：近十年來，中國與挪威水產品出口貿易均具有顯性比較優勢，且挪威具有強比較優勢，有逐年遞增的趨勢。韓國水產品貿易不具有顯性比較優勢而中國的水產品貿易具有較強的顯性比較優勢，除2006―2008年之間出現微弱的顯性比較優勢之外，其余年份比較穩定（見圖1）。

貿易競爭力指數（Trade Special Coefficient， TC）是指一國某種產品的凈出口額與該類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公式為：

其中，Xik表示ik產品的出口值，Mik表示i國k產品的進口值，TCik表示i國k產品的凈出口額與k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重。TC指數的變化范圍在-1和1之間，若為正數，表明該國此類產品的生產效率高于國際水平，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優勢，數值越大表明競爭力越強；若為負數，則表明該國此類產品的生產效率低于國際水平，出口競爭力較弱，是此類產品的凈進口國；若為零，則說明該國此類產品的生產效率與國際水平相當，產品進出叉明顯，純屬于國際間進行品種交互。

由圖2，近十年來，中國與挪威水產品貿易競爭優勢指數測算顯示：中挪兩國的水產品貿易都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但是挪威的競爭優勢遠遠強于中國，其TC指數均在0.8以上，且有遞增趨勢。在中國與韓國水產品的貿易競爭力比較中，中國的水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均為正數，說明中國水產品的生產效率高于國際水平，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優勢；而韓國的水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均為負數，說明韓國水產品的生產效率低于國際水平，出口競爭力較弱。

篇(3)

水產養殖業：加快推進標準化健康養殖，科學合理調整拓展養殖空間。加快水產養殖標準化創建，推廣應用健康養殖標準和養殖模式。發展與水產養殖業相配套的現代苗種業，加強水產新品種選育，提高水產原良種覆蓋率和遺傳改良率，不斷調整優化養殖品種結構和區域布局。積極推廣安全高效人工配合飼料。促進水產養殖向集約化、良種化、設施化、標準化、循環化、信息化發展。穩定池塘養殖面積，進一步挖掘池塘養殖潛力。

海洋養殖業：推進海洋牧場建設。扎實做好海洋牧場和人工魚礁的規劃設計、選址選型、效果評價等基礎工作，建立健全海洋牧場建設和管護制度。因地制宜開展增養殖礁、生態礁、資源保護礁和游釣休閑礁等多種類型人工魚礁建設。促進海洋牧場建設與增殖放流等資源養護措施緊密結合，恢復海底植被，改善海域生態環境。加大各級財政對海洋牧場建設的投入力度，積極引導社會資金投入海洋牧場建設，推動形成各具特色的增殖漁業。

遠洋捕撈業：扶持壯大遠洋漁業發展。深化漁業多邊雙邊合作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漁業資源管理制度制定，拓展遠洋漁業發展空間。鞏固提高過洋性漁業，探索新型合作方式，發展壯大公海大洋性漁業，加強新資源新漁場的探捕和開發利用。積極開展海外基地建設，增強加工、貿易和服務保障能力，延長遠洋漁業產業鏈。提升遠洋漁業裝備和企業管理水平，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遠洋漁業企業和現代化遠洋漁業船隊。

水產品加工業：促進優化升級，建設現代物流體系，拓展國內外市場空間。培植一批裝備先進、管理一流、帶動力強的水產品加工龍頭企業，積極推進水產品加工園區建設，促進水產品加工業集群式發展。積極發展精深加工，加大低值水產品和加工副產物的高值化開發利用，提高產品附加值，鼓勵加工業向海洋藥物、功能食品和海洋化工等領域延伸。加快水產品批發市場和冷鏈系統建設，實現產地和銷地的市場、冷鏈物流有效對接。增強企業品牌建設和市場拓展意識，積極發展消費引導型加工業，努力引領和擴大水產品國內市場消費。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談判和國際貿易公約的制定，爭取水產品國際貿易的主動權，提高應對各類貿易壁壘的能力，保持水產品國際貿易穩定協調發展。

漁業科技：加快科技創新，提升技術推廣服務，推進節能減排。加強漁業科技人才培養，構建科技創新平臺，重點圍繞品種培育、疫病防控、飼料營養、質量安全、資源養護、節能減排、水產品加工和宜漁水域綜合開發利用等關鍵環節開展聯合攻關、技術集成，加快成果轉化應用。積極構建以國家水產技術推廣機構為主體、產學研廣泛參與的“一主多元”的水產技術推廣服務體系。實施水產技術推廣人員培養和知識更新工程，加強農村漁業實用人才帶頭人培養，提升水產技術推廣、水生動物疫病防控、水產品質量監管、公共信息等方面的公共服務能力。逐步推行漁船標準化改造，推廣漁船節能減排新技術、新設備、新產品。積極引導節水、節能、減排型水產養殖技術和模式的推廣應用，大力推廣循環水養殖、高效配合飼料、水質調控技術及環保裝備。

篇(4)

以“共護海峽漁業資源，增進兩岸同胞情誼”為主題，兩岸首次共同開展的海峽兩岸漁業資源增殖放流活動，在江口海域、海域共計放流大規格烏鯔魚魚苗70萬尾、大規格鰻鱺2噸，得到了兩岸民眾、學者和高層的高度贊譽。

漁業博覽會共有200多家國內外企業370個標準展位參展，超過歷年在舉辦的1/3以上。漁博會參展客商簽約貿易定單達8億元，其中我市參展的海壹公司在參展期間簽約3.25億元。參觀展會的人流量超過8萬人次，展館現場展銷營業額達1000多萬元。參展商普遍反映這次博覽會是我省歷屆規模最大、成果最好的一次。

我局組織的海峽漁業企業經貿活動，有23家水產企業43個項目上臺簽約，其中，與簽約的項目8項。簽約對象涉及等國家和地區，訂貨金額約31億元人民幣。簽約項目涉及一、二、三產業，有水產養殖、遠洋漁業、加工流通、休閑漁業及技術對接等。其中我局與水產研究所就恢復流域珍稀物種“胭脂魚”達成了合作協議；我市元盛食品有限公司與貿易公司簽訂了10億元的訂貨合同，將在一年內完成供貨。

篇(5)

“中國是世界漁業大國，但還不是漁業強國。”

當前，中國漁業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全面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

用市場的力量激勵漁業改革，包括整個供應鏈的利益，使漁業達到必要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漁業可持續發展驅動力有三個重要來源，分別為政策的引導、市場的驅動、外部的壓力。

“在家吃全球”已經成為現實，但“在家吃四季”仍需繼續努力。

生鮮電商對產品物流配送過程中的保鮮具有很高的要求，在供應鏈的搭建和新產品設計上成本控制尤為關鍵。

水產市場曾經低價格、低認知的初級競爭時代已經成為過去，目前品牌產品、精致產業成為主流趨勢。

隨著春節的臨近，很多家庭的年貨籌備戰已經打響。而春節餐桌上魚類海鮮的出鏡率相當高，因取“年年有余”之意，家家戶戶多少都會沾些喜氣。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多年前還是“奢侈品”的海鮮也成了尋常家庭餐桌上的常客。素有“海底牛奶”美譽的牡蠣，肉質鮮嫩的石斑魚，四大海味之首的鮑魚都是冬季水產市場的寵兒。

人們喜愛水產品并不是沒有原因的，豐富的營養、高含量的蛋白質以及低量的膽固醇都是消費者選擇的參考條件。有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直接和間接食用的動物蛋白質中，水產品動物蛋白質約占25%左右。世界上已有32個國家的食用水產品占食品中動物蛋白質的34%以上，水平高的日本占50%左右。另外，水產品還可以為食品工業、醫藥工業和其他化學工業提供重要原料，如魚糜制品、魚肝制品、珍珠制品、甘露醇、藻膠等。人們對水產品本身的了解或許很深，但對其行業發展可能知之甚少。我國水產品行業現狀如何？面臨哪些問題？又該如何解決？希望可以通過本文為大家揭開漁業的面紗。

漁業大國≠漁業強國

作為農業基礎行業，我國水產行業的發展歷史可謂悠久。在社會生產發展過程中，水產行業發生過幾次變化。人類早先的漁業，僅限于天然捕撈，后來人們學會了人工飼養魚類技術，漁業就增加了水產養殖的內容。

目前，我國漁業正處于尋求突破的關鍵階段，“中國是世界漁業大國，但還不是漁業強國。”農業部副部長于康震表示，30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迅速，中國漁業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保持了同步。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漁業有一個艱巨的任務，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對優質動物蛋白的需要。就水產品產量來看，從1990年開始到現在，中國一直是世界第一漁業大國，目前，中國水產品產量占到全球水產品總產量的1/3。需要注意的是，中國水產品產量主要是通過發展水產養殖而得到的，養殖產量占到了水產品總產量的3/4。之所以說中國還不是漁業強國，主要是指遠洋漁業方面。我們的遠洋漁船普遍小且舊，設施裝備還比較落后。在中國6600多萬噸水產品中，遠洋漁業產量只占1.8%，比例很小。

隨著產業發展，我國漁業經濟增長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從過去單純追求產量增長，變為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提高，注重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據了解，自2002年起，為減緩新的海洋制度實施對我國海洋漁業造成的影響，國家實施了海洋捕撈漁民轉產轉業工程，連續三年由中央政府出資對漁民報廢漁船實施補貼，引導漁民壓減漁船，退出海洋捕撈業。2002年對于我國漁業來講是重要的年份，水產品的產量、養殖面積、出口量等方面均有所變化。據相關數據顯示，2002年，水產品總產量達4565萬噸，較上年增長4%，其中海洋捕撈產量1433萬噸，比上年下降22%；水產養殖面積達6815千公頃，養殖產量達2907萬噸，養殖產量占水產品總產量的比重達64%，其中名特優水產品的養殖面積和養殖產量明顯增加。2002年我國水產品對外貿易總量4576萬噸，貿易額6億美元，其中出口208.5萬噸，出口額46.9億美元，當時，水產品是各地農產品出口創匯的重要產品，特別是在養殖水產品出口方面，鰻鱺、對蝦、貝類、羅非魚、大黃魚、河蟹六大類名優水產品在國際市場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競爭力。

另有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水產品總產量5603.21萬噸，比上年增長4.28%。其中，養殖產量4023.26萬噸，同比增長5.08%；捕撈產量1579.95萬噸，同比增長2.32%。養殖產品和捕撈產品的比重為72：28。中國水產品人均占有量41.59kg，比上年增加1.52kg、增長3.79%。總產量中海水產品產量2908.05萬噸，占總產量的51.90%，同比增長3.95%。其中，海洋捕撈產量為1241.94萬噸，同比增長3.19%；遠洋漁業產量114.7萬噸，同比增長2.81%；淡水產品產量2695.16萬噸，占總產量的48.10%，同比增長4.65%。

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水產行業發展并不樂觀，可能由以下幾個原因導致，2014年人民幣持續升值、全球資源不斷減少、各種貿易壁壘不斷出現。這些問題使水產行業的發展受到很大限制，其發展進入瓶頸時期。

雖然水產行業發展面臨困境，但2016年我國水產品對外貿易企穩回升，我國水產品對主要市場出口量和出口額結束了去年同比均降的疲軟狀態。根據海關數據統計顯示，2016年1-10月我國水產品進出口總量678.68萬噸，進出口總額243.56億美元，同比分別增加3.16%和3.32%。其中，出口量337.36萬噸，出口額166.29億美元，同比分別增加4.47%和2.58%；進口量341.32萬噸，進口額77.28億美元，同比分別增加1.64%和4.96%。貿易順差89.01億美元，同比增加0.53億美元。

于康震表示，中國漁業今后發展的重點將放在提高漁業的質量和效益上，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不再過于追求數量和規模的擴張。當前，中國漁業面臨著轉方式、調結構，全面轉型升級的艱巨任務。接下來中國漁業將從四方面發力：一是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進一步加大水生生物資源的養護和生態環境保護力度；二是安全發展。進一步提高中國的漁業安全生產水平和食品安全水平；三是規范有序發展。加快中國漁業發展的法制化進程，依法治漁、從嚴管理，特別在遠洋漁業方面，我們要樹立負責任漁業大國的形象；四是開放發展。中國的水產品市場會進一步開放，中國漁業發展國際合作會進一步拓展。

供過于求 捕撈過度 漁業如何可持續發展？

在漁業發展過程中，面臨著諸多問題。“目前全球漁業面臨環境污染和過度捕撈問題，全球化尋求漁業可持續發展。中國水產品產量、消費量、出口量都位居世界第一，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也同樣居世界首位。中國漁業目前面臨生產力剩余問題，迫切需要轉方式調結構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業部漁業漁政管理局副局長劉新中在2016國際水產品可持續發展大會上表示。

全球漁業捕撈和水產養殖產量持續增加，全球養殖產量增長造成供過于求的現狀。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漁業和水產養殖部副司長賈建三表示，全球捕撈中有65%是遠洋捕撈，而過去十年，世界內陸水域漁業資源和捕撈捕撈量增長37%。目前全球評估面臨的主要問題為捕撈數據缺乏，由于不準確或者不存在，造成產量被嚴重低估，內陸水域漁業及其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影響需要合適預估。

除了供需不平衡外，海洋生物的多樣性同樣面臨危機。世界自然基金會日本海洋和水產主任山內愛子表示，全球海洋生命力指數在1970年至2010年間可利用魚類下降40%。漁業產品人均消費持續增長為19.2克，30%的漁業面臨捕撈過度情況，產能過剩問題嚴重，30%的水草退化。80%的旅游業是在海洋基礎上進行發展，海洋發展對人類重要性不言而喻。水產品現狀為野生魚類種群減少，全球魚類消費持續增加，全球人口和食物的需求持續增加。2050年將達到90億人口，約30%的魚種群過度捕撈。全球海洋資源下滑嚴重，野生魚類的種類下降，消費量增加。

對于如何解決目前所面臨的捕撈過度、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專家們也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山內愛子表示，進行可持續漁業和海洋保護工作，要基于科學來管理種群，所有利益相關方包括消費者都應該參與其中。而漁業和養殖業改進包括增強執行過程中的有效性，可分為三步，第一步確定范圍，第二步工作計劃制定，第三步執行。用市場的力量激勵漁業改革，包括整個供應鏈的利益，使漁業達到必要的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驅動力：政策引導、市場驅動、外部壓力

中國水產流通與加工協會常務副會長崔和表示，中國漁業可持續發展驅動力有三個重要來源，分別為政策的引導、市場的驅動、外部的壓力。

一是政策的引導，市場的驅動方面包括全球經濟放緩，全球水產品貿易擴張乏力；內需進入理性、常態發展；生態結構、產品結構要調整符合市場需求；從追求量變到更注重質變。

其次是市場的驅動。因為針對資源保護與捕撈能力壓縮問題，中國政府在不斷完善伏季休漁制度的同時，正在考慮延長休漁期限，縮短捕撈期，資源保護的力度超過歷史任何時期。漁業主管部門正在研究和探討區域漁業一些品種的配額管理制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來自外部的壓力，主要是環保和資源的壓力。各領域對水產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實踐與探索逐漸增多，高產已經不是追求目標，水產養殖轉向生態、高質量、可持續。工廠化養殖，深水大網箱發展迅速。生態、高效的混養深受生產者追捧，投喂性的魚類正在退出大江大湖等天然水域。加工領域可持續發展的實踐與探索包括通過兼并、重組、市場化運作變大變強，更加負責任。加工企業因原料短缺、成本上升、用工短缺、環保等壓力制約加工業發展的因素疊加，必須探索發展新途徑。

對可持續水產品生產，國際上沒有統一的模式，但理念是一致的，每個國家應根據資源的稟賦、漁業生產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并完善。生物多樣性、消費多樣性、生物多樣性一直存在。建立漁業生產和生態可持續利用協調發展，是我們共同的出發點。各國之間的漁業合作與交流、管理經驗的分享有利于可持續發展。

據了解，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長的海岸線，長達244000公里，占全世界海岸線總長的25%。而世界最大的14個湖泊中，加拿大就有4個，這使加拿大擁有755000多平方公里的淡水面積，占世界淡水總面積的16%。同時加拿大漁業是世界最有價值的商業漁業之一，每年的漁業價值約為50億加元，并為加拿大提供了120000多個就業機會。加拿大的捕魚業主要聚集在3個廣闊的地區――大西洋、太平洋和淡水區域。

海洋捕撈一直以來都是日本漁業的主導產業，以產量大小排序，漁獲主要品種為金槍魚、鰹魚、鮭鱒魚、沙丁魚、竹莢魚、鯖魚、秋刀魚、鱈魚、鲆鰈類、魷魚等。海水養殖主要品種為魚、真鯛、蝦夷扇貝、牡蠣、海帶、裙帶菜、紫菜，以及牙鲆、河、真竹莢魚、日本對蝦以及珍珠母貝等。

澳大利亞政府每年都進行了一系列專項經濟研究。帶紋旗魚是新南威爾士重要的比賽魚種，僅這一品種在休閑漁業中所產生的經濟價值相當于這種魚在延繩釣業中價值的27倍。

在各國的共同努力下，漁業才會可持續發展。同樣，漁業也是世界各國交流與溝通的紐帶。

傳統漁業要“觸電”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逐漸深入人心，許多水產企業瞄準了電商領域。這與人均水產品消費量、膳食結構變化密不可分。

有數據顯示，1990-2011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淡水產品數量分別由3.48kg和0.91kg增至9.13kg和2.88kg，增幅分別為162.36%和216.48%，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7%和5.64%。

另一方面，在人們對吃的要求越來越高的當下，營養豐富、味道鮮美的水產品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從而促進了水產品消費的增長和結構優化。

而這些元素在觸電之后，一切變得妙不可言。順豐優選、本來生活、京東、一號店、中糧我買網、沱沱工社等電商紛紛瞄準生鮮領域。將線下的菜市場搬到了線上，欣欣向榮的景象簡直“不要太美”。

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水產生鮮電商存在的一些弊端逐漸顯現。

“在家吃全球”已經成為現實，但“在家吃四季”仍需繼續努力。水產品受消費者青睞的主要原因便是味道鮮美、營養豐富。但傳統水產品的季節性和時間周期性導致消費者很難享受到“在家吃四季”的滿足感。

消費者關注的另一個方面則是水產品質量和生產過程的標準化。水產品在生產管理方面存在集約化、組織化程度低等特點，環境、氣候等不可控因素也成為水產品規范的痛點。有業內人士表示，水產養殖產品以活體為主，相對于經過分級、宰殺、分割、包裝等工序的加工產品而言，產品的規格、品質等方面的標準化程度要低，不能更好地與消費者的需求相匹配。

另有業內人士對水產品電商“最后一公里”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生鮮電商對產品物流配送過程中的保鮮具有很高的要求，在供應鏈的搭建和新產品設計上成本控制尤為關鍵。再加上中國傳統消費習慣對水產品“鮮”的要求很高：追求在烹飪前的“生猛”狀態。“活”當然是“鮮”的最好證明，但“活體”運銷受制于保活技術手段、運輸半徑運銷過程中傷殘死亡帶來的耗損費用成本。對于活體或生鮮銷售為主的水產電商，其解決配送問題所帶來的成本上漲，分攤到個體產品上，可能導致產品價格的飆升而失去市場競爭力，由此面對“最后一公里”難以逾越的管理和成本瓶頸。

機遇還是挑戰？不，是革命

一方面是行業的轉型，另一方面是消費的升級。這對行業本身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更是一場革命。

篇(6)

1．1戰略定位建設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應圍繞豐富的海洋資源優勢，發揮國家級臺灣水產品集散中心吸附效應，推進兩岸漁業產業深度對接，以引進臺灣漁業高新科技成果為重點，以兩岸漁業產業合作共贏為目標，引導擁有關鍵漁業技術的臺灣企業、研究機構和高素質漁民到園區創業發展，充分發揮集聚發展、優化產業、典型示范的作用，通過機制創新、科技引領、產業發展、品牌帶動、滾動開發、多元招商、合理組織，力爭建成海峽兩岸漁業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先行區、國家級現代漁業科技的示范區、福建現代漁業發展的引領區。

1．2功能定位產業引領功能創業園建設應瞄準世界漁業發展前沿，積極借鑒臺灣漁業產業發展經驗，高起點、高標準建設現代化漁業產業體系，優化漁業產業布局，推進漁業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延伸產業鏈條，進一步做大做強現代漁業產業，充分發揮漁業產業的龍頭帶動作用，增強漁業產業拉動經濟發展和增加漁民收入的能力。投資創業功能應創造優良的投資創業環境，按照“政府推動、企業參與、市場運作”的模式，積極引導臺資漁業企業、臺灣漁民大戶、臺灣漁業行業協會進入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投資特色漁業產業及關聯產業領域，促進兩岸漁業產業合作共贏。科技合作功能圍繞優勢漁業產業，引進臺灣優質、高效、市場前景廣闊的漁業品種和漁業養殖、加工、倉儲、營銷等高新技術與先進經驗，著力提升漁業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大力推進漁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吸收與推廣應用，提高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漁業綜合生產能力。機制創新功能創業園建設應充分利用好中央、省、市對臺優惠政策，立足兩岸漁業發展，積極探索兩岸漁業投資合作的有效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及時總結經驗，提升做法，促進兩岸漁業合作向深層次推進。輻射帶動功能充分發揮好霞浦的地理區位優勢，在建設好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的同時，促進臺灣漁民創業園功能拓展，延伸產業鏈條，增強對周邊縣市的帶動作用；積極發揮地處長三角、珠三角中心地帶的區位優勢，做強漁業產業，增強產業集聚功能，擴大輻射帶動范圍。

2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的主要內容

2．1建立漁業科技服務綜合體以服務臺灣漁民創業為主導，以提升霞浦縣海洋漁業技術水平和產業化經營水平為核心，搭建服務信息平臺、實驗示范平臺和綜合管理平臺。實行“政府投資，筑巢引鳳”、“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和“政府配合，企業主導”三步走策略，把海洋科技服務綜合體建成集科技研發、技術培訓、創業服務、專家咨詢、營銷指導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綜合機構。

2．2打造現代漁業加工產業聚集區以漁業產業化為主線，依托漁業龍頭企業，發揮國家級臺灣水產品集散中心的集聚功能，加大加工設備、工藝流程的引進吸收和技術改造力度，重點建設和改造一批初級加工項目，扶持和培育一批大型的生產加工企業，著力推進海洋生物活性物質分離純化、海洋中藥材利用、深海大洋基因資源利用、海洋微藻利用等海洋技術的產業化應用，以此為突破口帶動漁業加工產業整體發展，形成以資源節約型、清潔生產型、生態環保型為特征的新型水產品加工業格局，建設立足寧德、輻射全省、面向全國的現代化漁業加工產業聚集區，打造“中國漁都、海產精品”的地域品牌。

2．3建設海峽兩岸漁業物流貿易區發揮三沙港得天獨厚的漁港優勢與國家級臺灣水產品集散中心的集聚效應，面向兩地漁民、批發商、商、加工商以及消費者，依托兩岸龍頭物流貿易企業，發展海洋水產品冷鮮貯運與國際營銷，建立一個由水產品交易市場、物流配送中心、冷庫倉儲中心、檢驗檢疫中心、信息服務中心、綜合保稅區六大功能分區組成，集運輸、倉儲、裝卸、搬運、配送、價格信息、金融商務和電子交易等功能為一體的具有海西特色的綜合性現代漁業物流貿易區，打造福建省最大的對臺漁業產品的集散中心及價格中心，爭取建成國際漁業物流自由貿易區。

2．4發展低碳漁業生產作業區根據霞浦縣漁業資源現狀和漁業生產發展需求，堅持科技興海、利用與養護并舉和體制機制創新的原則，發展資源養護型捕撈業和環境友好型高效水產養殖業，優化養殖布局和品種結構，逐步退減灣內現有的養殖面積、縮小養殖規模，大力拓展灣外海域養殖空間，加快水域灘涂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合理利用，規范和調整養殖布局，發展高優品種，積極推廣“公司＋中介組織＋基地＋漁民”的發展模式，轉變漁業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升級，逐步實現養殖集約化、產業園區化、設施現代化、產出高效化，促進漁業產業持續協調發展。

2．5構建海峽休閑漁業文化旅游圈以“漁”和“海”為基調，以發展海峽兩岸自然文化旅游圈為統攬，增強霞臺休閑漁業合作，引入臺灣休閑漁業經營管理理念與臺資企業，通過集團化開發、多元化經營的運作模式，加大海岸線資源綜合開發力度，培育休閑漁業新興支柱產業，促進休閑漁業多元化發展，力爭把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打造為以觀光旅游、海濱休閑度假為主，以科學科普、文化尋蹤、宗教訪勝、海洋攝影、海上垂釣、海鮮美食為輔的海峽休閑漁業文化旅游城，塑造“夢幻海岸，休閑天堂”的霞浦旅游形象，成為連接長三角和珠三角濱海旅游走廊的休閑度假勝地。

3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的保障措施

3．1加強組織實施按照“政府搭臺、企業運作、中介參與、漁民受益”的指導思想，成立工作領導小組，統籌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負責創業園建設的日常管理和協調服務等方面工作，包括創業園的總體規劃編制、項目審定及科技、信息、人才、資金的引進交流、招商引資等。規劃確定的目標任務，要按照分級管理的原則，明確責任分工，列入相關單位、部門年度工作計劃，制定年度重大事項實施方案并組織落實，確保規劃目標任務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3］。全面分析規劃實施效果及各項政策落實情況，形成促進規劃落實和加快推進現代漁業發展的合力。為加快項目落地建設，應積極探索成立投資開發建設公司，作為投資開發主體，負責規劃區域內的土地成片開發、融資和建設、運營管理公共基礎設施［1］。著眼于增強開發公司的融資能力，對開發公司的投資收益全額用于再投資，一定數年不變，促進滾動發展。

3．2加大資金投入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需要大量資金，除省、市、縣三級在啟動資金方面予以傾斜外，應積極爭取國家政策性銀行及商業銀行對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的貸款支持；積極爭取中央企業投資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大型深水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探索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基礎，組建農村合作銀行，發揮農村合作銀行的融資和信貸功能，多渠道籌措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資金。設立兩岸漁業合作專項資金，重點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臺灣高新技術引進推廣、科技創新、項目技改、品牌建設、專業合作社等縣級扶持項目的資金補助和上級各類扶持項目的資金配套。

3．3加強漁民保障根據項目落地以及建設實施進度，按先安置后拆遷的原則開展征求移民搬遷，確保霞浦臺灣漁民創業園建設的順利實施。在移民搬遷工作中，健全失海漁民和失地農民的保障機制：一要避免簡單的搬遷安置和貨幣補償方式，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顧、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建立失海漁民和失地農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措施未落實之前，不宜強行先征遷再安置或補償。二要積極探索失海漁民和失地農民原有的土地（漁場）與其他可盈利資產相置換的可行方式［1］。三要實行積極的就業促進政策，加強失海漁民和失地農民的技能培訓，擴大就業渠道，增加就業機會。通過建立完善失地農民和失海漁民的保障機制，逐步形成“以土地（漁場）換保障、以保障換就業、以就業促發展”的良性循環局面。

3．4強化政策扶持加大政策先行先試力度，進一步出臺優惠政策措施，積極吸引臺灣企業、民間組織和個人入駐創業園投資興業。對入駐臺灣漁民創業園的臺資企業在稅收方面執行福建省財政廳等出臺的《關于進一步落實支持臺資企業發展的若干財稅政策的通知》［3］。鼓勵和支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兩岸漁業高新技術和產品成果轉化項目申請科技成果轉化資金；對引進或合作生產先進適用的臺灣農業機械，爭取列入福建省農業機械購置補貼目錄；符合省漁業重點項目條件的水產品加工等現代漁業項目，優先申報為漁業重點建設項目。創業園管理機構可直接向省、市有關部門申報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項目，對已獲得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稱號的臺資農業企業，優先申報上級項目補助并相應配套安排本級農業產業化專項資金補助項目和貸款貼息項目［5］。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農業企業申請注冊地理標志商標和農產品商標，申報品牌農業企業，申報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標志使用權，爭創馳名商標、福建省著名商標和福建省名牌產品，經認定或認證后享受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應的優惠政策。加快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加大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組建力度，逐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新型金融服務組織互為補充的多元化海洋金融服務體系。以政策性保險為基礎，按照“政府引導、財政補貼、漁民參與”的模式，積極拓展海洋漁業保險服務，建立行之有效的海洋漁業保險制度。

篇(7)

一、綠色壁壘的含義和特點

綠色壁壘也稱為環境壁壘，指以保護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健康和安全，保護生態或環境為由而采取的直接或

間接限制甚至禁止貿易的法律、法規、政策與措施。綠色壁壘的特點：①它是中性壁壘，有合理合法性。意在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減少污染，節約能源。另外WTO達成的《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定》雖然是限制綠色壁壘，規定各國所采取的檢疫措施只用于保護動植物生命健康的范圍，事實上也支持成員為人類健康安全及生態環境制定相關技術標準法規。②保護性。這點體現在發達國家利用自身的技術和經濟優勢，以保護人們身體健康和環境為借口，制定苛刻的法規和認證標準保護國內市場。③實施范圍越來越廣。其不僅涉及與人類健康有關的初級產品，還包括中間產品和制成品，并深入到對選料、研發、生產加工等每一個過程的監督和評價。

綠色壁壘的實施，使發展中國家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善待我們生存的環境。然而，現階段其似乎成為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商品進口的最好手段，阻礙了貿易自由化的進程，違背了WTO的初衷。

二、我國水產品出口遭遇綠色壁壘的主要原因

第一，我國水產品出口增長快，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近幾年來，我國水產品總產量大幅度增長，漁業綜合生產能力明顯提高。2006年上半年全國水產品產量2132.92萬噸，比去年同期增長5.14%。產量增長帶動出口也加快增長。據國家海關統計，1～6月份，水產品出口數量157.73萬噸，同比增長9.86%。（表1）

由于出口量大，目標市場又相對集中，易給上述國家或地區造成大額進口逆差，引起對方強烈關注，針對我國情況采取相應的綠色措施限制我國水產品出口。

第二，各國對貿易和環境的雙重保護。綠色壁壘不僅是為了保護一國公民人身健康和國內環境，也意在保護國內市場免受我國水產品的沖擊。日韓等發達國家在水海產品檢疫、檢驗程序和手段上設置了重重障礙，制定高指標限制農藥殘留、有害物含量等，甚至對水海產品的包裝也作了限制，必須有代表高質量，多營養，生產和消費處理過程均符合環保要求的綠色標簽。1995年美國將HACCP應用于水海產品，要求向美國輸入水產品的加工企業經美檢驗機構評審，必須實施HACCP管理，取得HACCP檢驗證書。2006年5月29日開始，日本實施針對進口農產品的新規定《食品中殘留農業化學品肯定列表制度》。這項制度對所涉及的農產品數量設限增加，標準限量更為嚴格，檢測項目成倍增加。據“肯定列表”制度，新增了51392個限量，涉及264類食品中的734種化學品殘留，同時禁用15種農藥、獸藥。為符合“肯定列表制度”要求，我國輸日農產品要經過自檢、進口商指定第三方檢驗和日方進口檢驗等多重檢測，檢測費用提高、時間更長，增加了出口成本。

第三，我國水產品質量跟不上發達國家越來越嚴格的檢驗標準。水產品質量是順利出口的第一保證，否則無法通過綠色壁壘。其一，我國水產品加工企業大多還是小規模企業，生產工序和設備達不到先進水平，對水產品開發、技術改造和人員培養投入少。科研開發能力不夠，加工層次就上不去，造成粗加工產品多，這樣水產品質量就難以跟上越來越嚴格的標準。其二，也確有一些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濫用添加劑、色素等污染物。

三、水產品出口如何應對綠色壁壘

面對國際上越來越紛繁復雜的綠色阻礙，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避免被綠色壁壘絆倒。為此，我們應積極研究突破綠色壁壘的有效對策。

第一，提高我國水產品質量，大力推進漁業品牌效應。提高水產品質量是確保我國水產行業外向型發展的基礎，也是沖破他國綠色壁壘的必經之路。要求政府與水產養殖業生產者及加工企業相互協作。政府加強對水域、魚苗、魚用飼料和魚藥的生產管理和監督，隨時監控沿海主要港灣和漁區以及內陸河流的環境衛生情況，及時清理消除區內海河污染，禁止用藥物殺害海生物。加工企業優化產業結構，引進先進科學管理，將漁業產品收獲儲藏運輸加工銷售等整個過程都納入質量管理范疇。掌握國際標準，對藥物殘留，重金屬含量和微生物及添加劑嚴格控制，樹立漁業的名牌產品，形成一些有實力的水產企業憑借其品牌，起到龍頭帶動作用，保住現有市場，也積極地尋找其他可出口市場，為自己創造更廣闊的生存空間。

第二，堅持“科技興漁”戰略，逐步加大漁業產品開發科技投入。加快數量型漁業向質量型漁業轉變，重在加大對漁業的科技投入。在這一過程中，定期及不定期的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對企業的培訓尤為重要。完善現有漁業基礎設施，建立重點實驗室和基地，政府支持漁業從業者，加工企業協作開發新產品，如綠色水產品，無公害水產品和有機水產品及創造新養殖和捕撈方法。還要引進國外先進的加工包裝設備和保鮮技術應用于我國水產品，并能隨市場變化改進。這樣可以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和整體質量檔次，最重要的是要全世界消費者認可我們的產品，從根本上實現“科技興漁”的戰略。

第三，完善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和檢驗標準，推進我國水產企業國際標準化認證。目前，有關我國漁業的生態及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已經頒布實施，但仍需要不斷根據國際新情況修訂、填補空白，逐漸充實完善立法體系，用以規范和引導政府人員和漁業企業。加快漁業質量標準化，在產品安全衛生質量、飼料安全限度、水域環境、農藥殘留限量等檢測技術及方法的制定上下功夫，多與發達國家相關專家交流請教。適當增加水產品檢測檢疫機構數量，最好使企業能在一個檢疫機構接受一次性權威檢測，包含所有主要檢測項目，給企業節省時間費用。鼓勵水產企業取得安全衛生方面的HACCP認證、環保上的ISO14000系列、企業管理方面的ISO9000系列認證。政府可把取得認證作為評定企業獲得出口優惠資格條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