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勞動力流動的利弊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論文關鍵詞：劉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本質上是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其中必然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大規模轉移的過程。阿瑟·劉易斯在20世紀50年表了《勞動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一文，雖然力圖說明的是勞動力在二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但卻在客觀上解釋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原因，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農村一城市人口流動模型之一，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暢轉移是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關鍵，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以及流動中的特殊性等問題都關系到勞動力的有效供給能否實現，因而結合我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進行重新解釋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劉易斯模型的簡要介紹和分析

為了簡化分析過程，劉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并存著兩個部門：收入及生產率極低的農業部門和工資水平及勞動生產率都較高的城市現代部門，即存在著城鄉二元經濟；(2)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的勞動力供給，而資本是稀缺的；(3)城市現代部門只使用資本和勞動力兩種要素，且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該模型認為，由于城市部門的工資水平高于農業部門的收入水平，農業人口若不受限制就會向城市流動。只要城市部門擴大生產，就可以按現行工資水平雇傭到任何數量的勞動力，直到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

圖1描述了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城市部門流動的過程。橫軸OL量度勞動量，縱軸量度勞動的邊際產品和工資。OA為農業部門的生存收入，OW為城市部門的現行工資水平。劉易斯認為，在這個稍高于農村收入的工資水平上，城市部門的勞動供給是無限的。因此，勞動供給曲線WS是一條水平線。根據假定3，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可變比例規律，對于一筆固定資本額Kn，總有一條特定的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與之對應(圖1中的曲線部分)。現代工業部門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條件就是邊際生產率等于工資。當資本為K1時，勞動邊際生產率曲線為DIF，資本家將雇傭OL1數量的勞動力，此時利潤最大，城市部門所獲得的總產量為OL1FD1，其中OI1FW為工人的工資，WFD1為資本家獲得的利潤。若利潤全部用于投資，資本額將增加到K2，現代工業部門生產的組織就在第二條曲線上進行。在工資不變情況下，資本家獲得全部經濟增長的利潤，其資本由最初的K1積累到K3，如此循環，直到勞動力變得稀缺，工人工資才能得以增加，這時便進入了增長的第二階段，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一元經濟，發展中國家便進入工業化階段。

二、結合中國實際對劉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可以發現，劉易斯認為城市就業工資高于農業收入，農民就會流向城市，不免過于籠統。事實上，農民也是經濟理性人，貧困的農民對每一個選擇行為都會精心算計。劉易斯認為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更多的基于農民收入上的考慮，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農民會仔細權衡利弊后再做出決定。筆者認為，農民決策的依據應該是農民工進城能得到的凈收益與在家務農的凈收益之差，用R來表示，即凈收益R=[城市就業收入一城市就業成本]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工資收入(w)一[工作不滿度(C2)+流動成本(C1)]}一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

從經濟學理論上講，這個差值應該有三種情況：

R>0選擇流人城市

R％0選擇留鄉務農

R=0以上兩種選擇均可

其中，工資收入W表示進城農民工的現金收入或者未進城農民工的預期收入。一般認為，若非生活所迫，人們更傾向于休閑而非工作，所以對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滿傾向，所以將這種不滿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滿度C2包括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工作時間長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滿意程度的貨幣表現，可以為正，也可以為負。流動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棄在家務農和務工的機會成本、在外務工時產生的各種直接和間接費用，包括工資收入

的及時結算、人力資本投資、農民進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礙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與親人分離的親情成本，后兩項之和應為城市就業成本。只有凈收益R為正時，未進城的農民才會決定進城，同理，已進城的農民工則會選擇該部門或企業。基于上述認識，劉易斯模型應該進行一定的修改和補充，具體參見圖2。

如圖2所示，曲線WW1表示城市現代部門的現行工資，即城市就業收入，近年來農民工的名義工資一直沒有明顯的提高，加上物價等因素的影響，其實際工資是呈下降趨勢的，因而曲線WW2是向下傾斜的；曲線AA為農業部門的凈收益曲線，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是逐漸提高的，因此曲線AA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CC為城市就業成本曲線，我國農民工城市就業的現狀是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直觀的表現為農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質量比較差。因此CC同樣表現為緩慢上升的曲線。曲線WW與CC相交于M點，M點之后，即城市就業的工資水平低于W時，由于在城市的就業成本大于就業收入，即城市就業凈收益為負，在理性選擇的驅使下，沒有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因此，在城市就業成本不斷上升的情況下，農民工工資再不提高將會造成勞動力的絕對短缺。M點之前一定會存在一個臨界點P，在該點上，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等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1 O.P點對應的工資水平為w在P點之前，即城市就業的收入高于Wp時，才有農民工進城務工，因為此時的城市就業的凈收益WPFC才會大于在家務農的凈收益AEIO。至于P點的具置，肯定是在M點之前，利用國民經濟的關于工資及各項成本的數據，通過量化分析可以確定出來，在此的定性分析僅僅是指出P點的存在，從而針對我國的勞動力供給的現狀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改和補充。至于城市就業成本曲線CC的位置，可以根據具體的數據確定，但無論是在曲線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響分析的最終結果。P點是存在的，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是相對的，劉易斯模型在中國的應用是有條件的，我們應該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模型。

三、結合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特殊性對劉易斯模型的補充

(一)流向的部門分析

以上對劉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如何流動的問題，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門在我國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國作為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存在諸多非正規部門，由于長期的戶籍歧視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識，農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規部門就業的農民的特定稱謂。城市非正規部門界定為投資規模小、生產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的以私營(個體或家庭經營)為基礎的部門，如小工廠、小家庭企業等，其余的有正規編制的政府及事業單位，以及規模大的公司企業等均屬于城市正規部門。由于流出的農民絕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規部門就業，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造成農民工本人難以通過工作獲得知識、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們的部門也難以走上依靠技術進步發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質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質的惡性循環。劉易斯模型沒有對剩余勞動力的流向部門進行具體界定，在應用該模型時，也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進行細化分析。

(二)由我國勞動力特殊性決定的回流性分析

勞動力要成為商品必須具備以下兩個條件：第一，勞動者必須具有人身自由，能夠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第二，勞動者必須一無所有，喪失了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按照馬克思的這種說法，我國的勞動力又具有本國的特點，大部分的勞動者都能滿足擁有人身自由的條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由人民所有，勞動者掌握一定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比如在農村，農民就擁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權，目前的政策還不允許自由轉讓土地，與此同時，我國的一些用人單位也存在著市場化運作、非市場化及半市場化的運作方式，這就使得我國勞動力呈現出半商品性的特點，勞動力夾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間，可以互相進行相對自由的轉換。這種半商品性決定了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與土地有著比較強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納性及我國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農民工很容易發生回流。

篇(2)

關鍵詞：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現狀；制度創新

我國是當今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上流動人口最多的國家。我省人口流動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規模和結構在不斷發生變化。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省流動人口11074527人，其中省外流入4313602人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省內流動人口增長87.35%，省外流動人口更是增長101.08%。這是一個正在不斷變化的數字。

2009年，福建省提出的海峽西岸經濟區發展戰略由區域戰略上升為國家戰略。推動海西建設刻不容緩，加快海西建設離不開流動人口本地化的管理。作者以海西經濟區福建省為例，對當前我省流動人口本地化現狀進行探究，并找出海西背景下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徑，為完善我省發展戰略，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福建省流動人口本地化的現狀分析

（一）就業問題。當前，福建省農村勞動力及人口大部分向廈門、福州、泉州等經濟發達的地區流動，大多數人的基本動因就是經濟利益。目前，我省流動人口就業率偏低，他們自身擇業能力取決于他們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識文化水平。較低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和培訓的匱乏，大批量的流動人口仍舊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一方面他們缺少參加城市就業競爭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他們也缺乏對信息應有的收集、判斷和識別。我省人力資本具有偏向性，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著不確定性風險，我省目前的就業處于大量待業人員和一些較高級就業崗位空位待聘并存矛盾。同時，城鄉分割和地域分割問，勞動力流動不合理，阻礙外來農民工流動的政策，農民工流動的就業管理和服務不夠，使流動人口的本地歸屬感下降，造成整個就業市場的陰霾。

（二）戶籍管理問題。我省的流動人口長期受到“城鄉二元化”和“地區差別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們為福建省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因為戶籍制度這一壁壘，使他們在很多方面被差別化對待，如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等方面，子女在城市上學也成為一種奢望，導致新聞報道上常常出現很多所謂的“留守兒童”。戶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流動人口的城市融合度。01年，我省戶籍制度經改革，包括取消戶口登記二元管理；取消戶口遷移指標控制，實行按政策條件落戶；放寬戶口遷移政策限制，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發展。這一系列改革，促進我省流動人口的本地化，但問題依舊嚴峻，即流動人口的農民工畢竟沒有城市戶口，選擇權較為薄弱。

（三）社會保障問題。我省的流動人口絕大部分戶口仍在農村，中國社會明顯的二元特征，使他們難以享受社會保障權益，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這也導致他們缺乏最基本的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我省農民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率低，女性農民工生育保險缺失，這些流動人口的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幾乎為零。07年，我省召開“全省農民工聯席會議第二次（擴大）會議”，提出了要加強公共就業服務，促進農民工轉移就業；加大技能培訓工作力度，提高農民工技能素質；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把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作為社會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務來抓，全面推進“平安計劃”；做好農民工公共服務，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這些舉措能給流動人口帶來切切實實的便利和實惠。

二、福建省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制度創新路徑

我省面對大量的流動人口，他們的增加對我省大中城市的發展而言，利弊互現。一方面，他們能給福廈漳泉等城市注入新的勞動力和活力，城市經濟和社會規模效益也能體現出來。但同時，本就人口眾多的城市也因流動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壓力，各種”城市病”突現，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公共安全、住房緊張等問題。作者針對我省已經開展的流動人口管理機制，結合海西政策，提出流動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徑，創新社會管理。

（一）增加相關法律保護力度，確保就業權和社會保障權益的實現和發展。隨著國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流動人口的管理越來越受到重視，但總體來說，關于流動人口本地化的法律保護還是非常迫切的。我國憲法和勞動法都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應享有的權利和選擇職業的權利。但我省目前很多地方通過行業或企業的限制來對當地的流動人口進行行業選擇的限制。這種限制導致的結果是有悖于國家法律，對公民平等就業和擇業是不利的。我國勞動法還規定，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必須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在社會保障形式上，流動人口因其成分的復雜性、流動的頻繁性和收入的低下性，很容易出現“退保潮”現象，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導致他們無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保待遇。為此，我省要制定相關法規政策，取消阻礙流動人員的政策限制，來建立同工同酬、同城同策的就業服務體系，對勞動力市場進行規范，使流動人口的合法權益收到保護。工傷保險制度，應遵照《工傷保險條例》，企業及時為流動人口辦理工傷保險手續，按時交納他們的工傷保險費。在醫療保險等其他社保方面，福建省政府在立法等方面要積極加快推進步伐，促進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是這些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政府和雇主對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責任進一步明確。用人單位要對流動人口辦理養老保險，推動用工改革，消除制度障礙。

（二）加大流動人口管理模式創新，推進相關政策的融合和優化。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不能局限在以前老式的管理方式，應該實現以人為本的本地化工程，使流動人口與當地居民的融合，克服排斥和輕視。為此，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需要政府將其納入人口管理和社會發展的規劃中，在文化、習俗和觀念上最大限度的融合發展，這需要靠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在戶籍管理創新方面，需要完善居民的身份證制度，剝離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福利待遇。對地方經濟發展而言，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是一支能推動城鄉發展的力量。福建省政府應該充分認識農民外出打工到回鄉創業這一變化的戰略意義，真正把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城市化轉移流動作為關系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大事來抓，在實行流動人口本地化的同時，也鼓勵他們回鄉創業發展，通過正確的輿論導向，促進城市和鄉鎮的共同發展和進步。要對回鄉創業的流動人口進行鼓勵和政策支持，還要進行社會大融合的管理服務創新方式。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積極參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工作，建立流動人口信息共享平臺，增強流動人口的情感歸屬，更加有益于管理和制度創新，形成社會大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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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曲芳.淺議和諧社會下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2.

篇(3)

關鍵詞：人口流動；農民工；區域發展；健康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K828.1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隨著全球化和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成為常態，對區域發展的影響愈發加強，與此相關的社會現象和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人口遷移和流動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論、我國學者李立宏（2000）總結了影響人口遷移的十大因素等。本文對人口遷移流動的研究側重于對人口流動與區域發展的互動作用的探討。

圖1：本文研究思路（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1.人口遷移流動對遷入地區域發展的影響

1.1人口遷移流對遷入地發展的積極影響

每年春節期間媒體都大量報道城市生活不便，其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返鄉，導致各種服務業人員不足。這是一個側面的小例子，卻很生動地說明了外來人口已經成為城市運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遷移和流動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以農民工為例，他們從最初的“離土不離鄉”，發展到“離土又離鄉”，進入工廠、進入城市，分布在經濟建設的各個行業和領域，為遷入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1.1遷移人口為遷入地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

從全國范圍來看，在經濟發達地區遷移人口占當地總人口的比重都比較高，在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為例,從199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珠江三角洲各市總人口中，生于斯長于斯的人口不到七成，城市市區僅逾五成，其中深圳僅兩成，廣州和珠海也不到四成(李玲,2005)。

目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次地區遷移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會更大。

大量的外來人口，彌補了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資源的不足，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珠江三角洲等經濟發達的地區，在改革開放后取得的飛速發展的動力，主要在于全球一體化進程之中，世界產業結構的演變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我國抓住了產業分工的一環。但是從珠江三角洲的產業結構來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占了很大的比重。這就需要有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于是從全國其他省份的省際人口遷移流動，彌補了本地勞動力的不足，促進了產業的發展，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進而促進了區域經濟的發展。

1.1.2遷移人口為遷入地帶來了創新和活力

人口遷移具有選擇性，遷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較高，在20世紀90年代，受到嚴格限制的、向大城市的戶籍遷移，又逐漸成為吸引高素質人才的政策工具（李玲，2000）。

以深圳為例子，改革開放之初的一個邊陲小鎮，在改革開放20多年的時間里，以另世人矚目的速度一躍成為充滿活力，人口超過千萬的特大城市。在全國城市成長競爭力中，深圳多年來名列前茅。深圳能取得這樣的成績，除了與國家的相關政策和臨近香港等因素有很大的關系之外，占總人口比重八成以上的外來遷移人口也是深圳騰飛和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人員，具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年富力強，敢于創新，為深圳各行各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2.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的消極影響

由于遷移人口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對遷移流動人口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難。加之在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為數量眾多的外來遷移人口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住房、醫療衛生等服務，導致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環境、社會等多方面帶來負面影響。

2.2.1 遷移人口對遷入地自然資源的影響

遷移人口，在短時間的聚集于城市，容易造成城市各種資源的供應緊張。尤其是住房和水資源。而且大量的遷移人口往往聚集在城市的一定的區域，對這一區域的影響將會更大。例如在城中村等地區，往往是外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復雜，不能簡單歸罪于遷移流動人口。但是客觀而言，這些地區往往又是環境惡劣，社會問題多發的地區。

2.2.2遷移人口對遷入地社會環境的影響

一方面，由于遷移人口的增多，而工作崗位有限，遷移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員之間的競爭加大，可能會引起一定的社會問題。

此外，遷移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健康城市化的進程。很大部分的遷移人口，來到城市只是為了謀生，并沒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也沒有得到轉變。“候鳥”式的民工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在統計城市化水平時，這些人都計算在城鎮人口中，但戶籍仍是農業人口，并不能享受城鎮人口的各種福利。

3.遷移人口對遷出地的影響

3.1 遷移人口對遷出地的積極影響

遷移人口尤其是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和社會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義，本文主要是以農村這個遷移人口的主要遷出地為例來論述。

3.1.1 在經濟方面

首先遷移人口帶動了宏觀經濟的流動和再分配。外出務工人員，將大量的資金帶回農村，改善了農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有助于區域間貧富差距的縮小。

第二方面，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聯度日益增強，農業正處在一個由粗放式經營方式向集約化經營方式轉變、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節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客觀上要求這些轉變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對新的科學技術的應用，新的農業經營理念的需求變大，也有利于農業現代化的提升。同時，農民外出就業已經成為釋放農村勞動力隱性失業，促進其充分就業的重要途徑（許文興，2005）。

第三方面，很多遷移人口在城市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后，便回到鄉村進行創業，大大的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3.1.2在觀念方面

遷移流動人口把城市中較為先進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帶回遷出地，有利于當地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

首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多的重視。外出務工人員，走進城市，眼界比以前開闊。對教育的重要性較之以前有更深刻的認識。這些人往往對子女的教育給與更多的關注和投入。

其次，人口的遷移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當地相對落后的觀念的改進，一些不好的風俗習慣更容易得到改善。例如在我國農村長久以來的“重男輕女”思想，隨著人們眼界的開闊，目前已經得到明顯的改進。

3.2人口遷移流動對遷出地的消極影響

由于遷移流動性強的人口主要是青壯年，因此人口遷移流動對“留守人員”的消極影響較大。

對留守遷出地的“妻子”而言，她們要承擔大量的勞動，除了各種體力勞動外，還要照顧老人和孩子。此外她們的婚姻和家庭的牢固程度也可能會降低（鮮祖德，2005）。

對留守兒童而言，由于長期缺乏親情，兒童們的心理健康問題可能受到影響。有很多孩子不得不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得不到很好得照顧和教育。父母關系如果出現危機，也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余顯亞，2005）。此外，外出打工的潮流也會對孩子們產生一定的錯覺，認為“讀書無用”，學習不如去打工。通過筆者的調研不少農村孩子中途放棄學業外出打工，其中有不少成績相當優異。

對留守老人而言，他們也可能承擔起來大量的勞動，有很多要照顧孫子、孫女。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老人往往缺少精神慰籍，生活質量得不到提高(任揚 ,2006)。

結語：

全球化和市場經濟力量的推動下，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將持續存在，而對于遷出地和遷入地來說，利弊都相伴而生。客觀全面看待流動人口與區域發展的互動作用，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減少不利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加大教育投資力度，促進人力資源發展，從遷移流動人口中培養人才，吸收人才，從而促進城鄉協調統一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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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鮮祖德 . 2005中國農村勞動力調研報告[M]. 中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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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基尼系數收入差距農村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是0.280，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小的國家，但到了1990年全國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達到0.343，2000年就已達到0.417，已超出國際公認的0.4的標準，據財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4年我國基尼系數已高達0.458。其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鎮居民的基尼系數一直在增加，分別為0.230、0.280、0.300、0.320，尚處于合理區間，說明盡管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數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顯著。而2000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個百分點。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農戶占總收入的21%，中間收入20%的農戶占總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農戶擁有全部收入的9.6%，其擁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計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計算達到26290元／人，每戶家庭純收入達到102700元，分別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農村由于各個家庭成為獨立經濟主體，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數要高出許多。本文擬從農民收入之間的收入差異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討收入分配過程中的合理性。

1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現狀

1.1農村內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原因只能來自于經濟發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間，農村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上升了大約23％，從0.338增加到0.416。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現為地區之間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現為不同類型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導致農村收入差距過大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農村內部不同地區之間非農產業發展的不平衡性。通過對農村個人總收入的基尼系數進行分解分析，發現雖然個人總收入的差距有明顯擴大，但是各項收入構成（即分項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變化。比如，2000年個人工資收入為總收入的0.32，收入差距為0.7，2002年構成上升到0.34，差距為0.76；家庭經營收入在總收入的分額2000年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變。然而，應該看到個人工資收入在個人收入的比例逐步處于上升趨勢的分配差距，仍處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個人工資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額的不斷提高，必然引起了農村個人總收入差距的上升。這表明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擴大主要來源于各項收入構成的變化，在這一變化的背后則是農村經濟結構的變化，農村經濟變得越來越非農化。農村非農收入份額的不斷增加，同時非農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農村內部農業戶與非農戶之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可見，非農收入分配的懸殊也是農村出現“富者更富”的一個根本原因。

1.2地區之間收入差距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的國家，在生產要素缺乏流動的狀況下，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區收入差距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劃分地區。在分析中，既使用了東、中、西“三大地區”的劃分辦法，也使用了分省的辦法。當然進一步的細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進行城鄉區別，1988年全國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大約占全國收入差距的7.5％，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說，城鄉之間加上三大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國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國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區之間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達13.5％。地區差異同樣發生在農村內部。從農村居民看，地區間收入差距逐年擴大。1997年中部地區與東部地區農民收入比為1∶1.42（以中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為1），1998年為1∶1.44，1999年為1∶1.46，2000年為1∶1.47，2001年為1∶1.49，2002年為1∶1.50，2003年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廣東（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區、市）是寧夏、青海、甘肅、黑龍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0.9％，地區收入差距仍在繼續拉大。當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標從高到低來排列省份時，多年來排序很少有變化，它表明，從全國和各個地區來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區域收入結構并沒有同步優化。

2農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

前面的描述已經提到了農戶非農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長是導致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發的進一步問題是，為什么一些農戶具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獲得非農收入呢？被解釋變量是勞動力是否從事非農就業（或是否有非農收入），解釋變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個人教育水平，家庭生產資源擁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們所關心的。分析的結果表明，教育是影響個人獲取非農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來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與文盲勞動力相比，在1988年獲得的非農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個百分點，在1995年要高出20個百分點。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勞動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勞動力在不同省份之間就業機會的差異性是非常顯著的。在1988年，同樣的一個勞動力，如果居住在江蘇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獲得的非農就業機會的概率高出15個百分點；在1995年要高出16個百分點。因此，非農就業機會的獲取不僅是一個勞動力個人素質的問題，它更多地是與地區非農產業的發展相關的，是與地區發展不平衡所引發的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相關的。非農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同時也是導致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一種重要因素。農村個人工資性收入對農村內部省份之間的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從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經濟政策與收入分配

對收入分配產生效應的政策是多種多樣的。這里，我們只討論兩項主要的政策及其產生的分配效應。農副產品價格與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國家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甚至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的變動。從簡單的相關性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的，也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幾年，同時也是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較大幅度上調的幾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會有助于抑制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因為它會縮小農業戶與非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種差距，如上所述，是導致農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源。

3防止農村收入擴大的對策考慮

由于起點平等所引起分配結果變化，即使差距擴大，也應給予肯定，但通過不正當手段或非法途徑或轉型期的無序狀態導致過高收入，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并通過多種手段予以解決，按照與原因相對應的三個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對策：

（1）首先，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如加快鄉鎮企業發展，以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村第三產業發展；其次，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如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加快科教興農步伐；最后，在政策導向上促進地區間協調發展。

（2）是我國農村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穩定和完善這一基本制度基礎上，要積極推進農業生產經營微觀組織的創新。只有進一步深化改革，規范市場競爭秩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轉型期的無序狀態所帶來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保護合法經營，合法收入，取締非法經營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穩定農業政策，增加農業投入，讓農民直接進入市場，減少中間環節；繼續扶持鄉鎮企業發展，引導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轉移，逐步提高廣大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繼續致力于實施西部綜合發展戰略，加快中西部投資力度。合理調整產業布局，打破包括城鄉壁壘、地區壁壘的區域間障礙，讓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享有充分流動的自由和同等的就業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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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用工 勞務派遣 優化對策

一、企業勞務派遣用工現象

1.勞務派遣用工的產生與發展。所謂勞務派遣，即由具有法人資格的勞務派遣機構向用工單位提供勞務人員的一種臨時用工形式。勞務派遣起源于歐洲企業對臨時用工的需要，經歷了從禁止、嚴格規制到放松規制的過程。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國有企業改制導致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同時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從而勞務派遣在我國逐漸成為對正式用工的有效補充形式。

2.勞務派遣用工的現狀。隨著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頒布，我國勞務派遣用工發生了爆發性增長。作為一種新型用工形式，勞務派遣對企業的績效影響非常深遠，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社會就業壓力和國家福利負擔。目前，我國勞務派遣規模逐漸擴大，勞務派遣機構呈現增加趨勢。然而，我國的勞務派遣也存在嚴峻的勞務派遣亂象，主要表現在派遣機構參差不齊，勞務工專業素質低，用工監管缺位，社會排斥嚴重等。

二、企業勞務派遣用工利弊分析

1.勞務派遣用工的實質。勞務派遣用工是滿足企業臨時性用工需要的一種雇傭關系的補充形式，具有臨時性、輔和替代性的特性。因此，勞務派遣用工的實質決定了其固有優勢與自身局限。勞務派遣實行的是雇傭與使用相分離的模式。勞務派遣機構與第三方用工機構構成勞務關系，勞務派遣機構與勞務派遣工簽訂勞動合同。

2.勞務派遣用工的優點。首先，勞務派遣用工能夠增強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靈活性，壓縮企業用工成本和減少企業的事務性管理；有助于化解企業用工風險，實現人力資源彈性化，提升了企業管理效率。其次，增加了勞務派遣員工實現就業的機會，縮短找工作的時間，基本權益得到保障。最后，能極大地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增加就業渠道。同時，勞務派遣用工在促動人力資源合理流動的同時，有助于政府在公共就業服務體系中投入更多資源，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3.勞務派遣用工的不足。第一，勞務派遣工的臨時性會與企業的長遠戰略目標沖突，導致組織認同感的缺失和執行不作為，從而阻礙了企業的長遠發展。第二，勞務派遣機構質量低與勞務派遣工專業能力素質欠缺，會直接弱化企業計劃的有效執行，也會加大組織協調成本。第三，勞務派遣法律保障與執行缺位，導致三方法律關系的劃分與問責不清，加大了企業防范與政府危機管理的風險。第四，勞務派遣與正式用工之間的福利待遇與職業發展差異加劇了勞資沖突，增加了企業管理風險。

三、企業勞務派遣用工的優化對策

1.健全勞務派遣監管機制。政府應當加強對勞務派遣的監督力度，嚴厲懲罰勞務派遣用工中的違法行為，實現監管機制常規化。同時，在監督機制中引入非政府組織監督，實現監督的社會化。在保障企業與勞務派遣機構的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當特別注重對企業克扣勞務派遣工工資、工傷與失業賠償等方面的有效監督。

2.有效防范企業風險。企業應當根據企業發展目標與管理制度，對勞務派遣工的準入條件與勞務派遣機構的合作資格做出嚴格規定。在勞務派遣用工人員準入、勞務派遣用工管理以及勞務派遣用工后期退出三個環節建立風險評估機制。同時，與相關勞務派遣工群體形成良性互動，改善勞務派遣工與企業關系。

3.完善企業社會保障體系。政府應該大力改進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為勞務派遣工提供有效的維權特別渠道和退出機制。同時，企業需要針對特殊崗位為勞務派遣人員提供特殊薪資待遇與福利，促進組織公平。只有勞務派遣員工的基本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潛在價值才能充分發揮出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組織績效。

4.構建勞務派遣工組織文化。首先，要針對崗位特點對勞務派遣工進行專業培訓與素質拓展，增強其技術能力。同時，企業需要在勞務派遣工群體中實行差別化的薪酬激勵制度，建立健全競爭考核機制、提供職業發展空間，激發勞務派遣工的主觀能動性。最后，在上述基礎上引入轉正機制，真正實現同工同酬和公平競爭，向企業員工隊伍注入新鮮血液，用“鯰魚效應”的原理激發員工隊伍的活力，實現勞務派遣員工職業發展與企業戰略發展共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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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豐保.現代企業勞務派遣發展困境和前景[J].中國外資，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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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來報考公務員人員數量越來越多，對于報考公務員儼然已經成為一種流行趨勢，并且公務員考試熱現象還將會持續。實際上，全社會的各行各業都需要優秀人才，如果優秀人才過于集中在政府部門，說明國家機關對優秀人才的吸引力過大，不利于人才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利于人才流動到企業、科研機構等第一線單位，將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應理性分析“公務員熱”的原因，找出科學應對的策略。

一、報考公務員熱的原因

“公務員熱”并不是一直就存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政府公務人員下海經商是一大潮流，聯想的柳傳志，萬科的王石，SOHO的潘石屹等很多企業家，都是放棄了“鐵飯碗”，端起了“泥飯碗”。而現在，政府公務人員下海的情況越來越少見；相反，報考公務員卻越來越熱，人們又愿意重新端起了“鐵飯碗”。“公務員熱”實際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保障機制尚未健全等問題的集中體現。下面我們從社會各行業的現況逐一進行分析：

1.國有企業吸收就業能力下降。國有企業的經濟總量雖然占經濟的比重較大，中國的500強企業幾乎都被國有企業所占據。2010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77390億元，國有企業交納稅費25316.8億元，相對于全國稅收收入來說，國企貢獻頗大。但我國的國有企業經歷過“寒冬”的考驗，通過企業的重組、改制等方式進行了重新的洗牌，使大量國企下崗職工當時被動地流入社會各方面，而這些負面作用至今仍然尚未消除。

2.民營企業的競爭壓力過大。民營企業雖然曾一度成為就業的主要市場，但目前民營企業的發展并不樂觀。對于民企的討論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沉重話題，復旦大學教授韋森認為：

“最值得擔心的事情不是中國經濟的增長不能維持當前的規模，而是民營企業投資的衰竭，而中國已經出現了這樣的趨勢。”曾經廉價的勞動力是民營企業得到獲勝的一個重要籌碼，廉價的成本優勢使民營企業一度迅速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及大批的人才。但經過多年的發展之后，民營企業的所承擔的稅費與社會負擔不斷加重，大部分民營企業要應付30多個部門，上繳50種稅費，其中大部分是各種項目收費。

3.創業的環境不斷惡化。創業也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不僅是創業本身存在風險，更難堪的是我國的創業環境大不如前。改革開放前20年，我國剛剛啟動市場取向的改革，在放松行政管制后，允許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適當發展，投資者面對著無所不在的市場短缺，到處都是投資賺錢的機會，逐漸激發起人們自主投資創業的欲望，先期進入市場淘金者的成功案例也激發了越來越多的人創業。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國大部分行業都已經進入了供過于求的買方市場，除壟斷性行業外，競爭越來越激烈，投資收益率明顯呈現下降趨勢。近十年來，我國一直處于過剩經濟時期，如果沒有適宜或領先的技術、有效的管理方法、足夠的資金規模、良好的人脈關系，投資創業幾乎沒有勝算。

二、解決“公務員熱”的幾點對策

公務員報考熱必然導致大量優秀人員齊集政府部門。一些實用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本應該在各自的技術領域發揮專長創造財富，然而這些人才卻轉到政府任職行政人員，造成了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公務員報考逐年升溫并不是一個正常現象，只有對職業待遇、保障機制等方面進行改革完善后，才能為其退燒。因此只有經濟不斷持續發展，各行各業齊頭并進，社會流動的渠道不斷拓寬，這才是為“公務員熱”全面降溫的根本。 轉貼于

1.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建立與完善各類以國家財政為后盾、以國有企業紅利為補充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機制。多年來，我國在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是將利潤留存在企業，以繼續支持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所謂蛋糕做大的問題)。今天，大多數央企已經成為行業龍頭與“超級強人”，如煙草、石油石化、電信、電力、鋼鐵、交通運輸等，這些行業中的眾多企業，每年創造出巨額的利潤與現金流，已經完全有能力向股東進行更多回報(蛋糕做大后的分配問題)。就收益而言，2010年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19870.6億元，而建立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其資產規模經歷近二十年的發展之后，目前也不過只有8000億元的規模。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近幾年國企盈利這么高，且占據信貸等資源，盡管從2011年起，央企國有資本收益上交比例提高了5％，但是依然很低，利潤上交的比例達到80％都不為過。作為資產規模最大、資產質量最好、盈利能力最強、產權最為清晰的國有企業，在利潤分配中應該真正做到紅利“全民所有”。當前可以做到的，是在國有企業上繳資金的使用方面，可用于充實社保基金，應該明確紅利所得資金“專款專用”于提升全民福利的用途。

2.改善民營企業經營的外部制度環境。政府應積極采取措施為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消除外部制度障礙。第一，實行公平的行業準入政策。目前，我國正逐步取消各種外資準入限制和壁壘，逐步對外資開放外貿、金融、保險、證券、電信等服。務業領域，在向外資開放這些領域的同時，也應向中小民營企業開放，除了關系國家安全和必須由國家壟斷的行業以外，其他行業都應允許民營中小企業進入。第二，減輕民營中小企業的稅費負擔。一方面，各級政府應該規范對民營中小企業的收費，對于有關的收費科目要進行清理和規范，調整不公平的收費政策，堅決禁止不合理收費。另一方面，凡是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可以享受的各項稅費減免政策，民營中小企業也應當享受。對國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項目，可以讓民營中小企業在固定資產折舊、新產品開發費用計入成本、基礎設施配套費減免、土地租用費付款和用地價格等方面享受到相應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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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波動 匯率變化 美元/人民幣 影響 應對措施

從國內外的商品市場分析，匯率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工具，匯率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對外貿的進出口和外資在華投資產生重大影響，并直接左右市場大宗商品的價格，對我國的基礎貨幣M2投放產生間接的作用。

一、經濟波動分析

（一）國際經濟

從全球通脹水平來看，因09、10年 全球實行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三大經濟體飽受通貨膨脹困擾，特別是中國通脹猶為嚴重。不過這一狀況在去年下半年以來得到轉變，目前全球三大經濟體的消 費指物價指數處在下行的趨勢當中，通脹壓力得以緩解。但即便如此，當前通脹壓力仍存，這就決定了短期來說不宜再出臺進一步的經濟刺激計劃，美聯儲推行第三 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圖1所示）

（二）國內經濟;

10年來GDP數據與美元匯率數據分析；(圖2所示)

(國家統計局數據)從圖表數據走向可清楚地分析得出；十年來中國GDP持續上升，而美元的匯率則不斷減小走弱，圖表說明了美元匯率下降與中國GDP上升成反比關系，GDP上升與人民幣匯率成正比關系。說明國內經濟十幾年來的高速發展已到了交叉拐點變化的時期，經濟周期可能將從現在的高峰逐漸回落。

二、匯率波動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幣的發行機制

要明白匯率波動的問題核心，首先要了解中國的貨幣發行制度。中國的貨幣發行，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增加基礎貨幣, 也就是增加貨幣的乘數。我們知道貨幣是需要保兌的，從最早的黃金，到今天的美元。簡單講，有一克黃金儲備，印刷一克黃金的貨幣, 有一美元印刷一美元的本幣。今天的基礎貨幣, 就是以美元儲備為依據的。如果貿易順差縮小或逆差，那么中國的基礎貨幣將嚴重萎縮。

匯改以前，我國曾經實施了將近10年的匯率穩定政策，無論美元如何漲跌，中國人民銀行每買入一美元，就發行8.2765元人民幣。匯改后，人民幣的發行依 然取決于買入的美元的數量。理論上講，如果人民銀行買不到美元，就發行不了人民幣。其結果就是市場上人民幣相對于不斷增長的商品減少，商品價格暴跌，最終 導致通縮，大量工廠破產，工人失業。反之，如果人民銀行買到美元的速度過快，就會導致市場上人民幣相對于商品供應過快，其結果導致通賬。

所以，國家要實現基礎貨幣發行的持續穩定正增長，只能通過持續、穩定的貿易順差來實現。由此，我們知道，外貿除了影響一國的就業率，經濟景氣指數及間接影響貨幣乘數效應以外，最關鍵的是：影響到我國基礎貨幣的供應,外貿其實才是中國經濟的核心。理解了經濟問題的核心，匯率波動問題就迎刃而解。

（二）外貿調控的關鍵是什么

由于儲備貨幣即外匯來源于貿易順差，外貿政策的關鍵在于確保貿易順差。這需要首先了解中國的外貿市場的分布：2010年，我國與東盟、印度、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雙邊貿易快速增長。其中與東盟雙邊貿易總值達 2927.8億美元，增長37.5%。同年，印度成為我國第10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總值為617.6億美元，增長42.4%。此外，我與澳大利亞、巴西 和俄羅斯雙邊貿易總值分別增長46.5%、47.5%和43.1%。

從2010年外貿數據中：即對美國貿易總量只有3853.4億美元，占外貿總量百分之13左右，對美出口2833億美元，占出口總量 約百分之18。從這一信息我們知道：中國外貿的主要市場其實是非美市場（占貿易總量百分之85，占出口市場百分之82）。而美國市場其實是一個次要市場， 只占出口總量百分之18。

如何保住非美外貿市場？理論上是提高中國產商品的性價比：即提高商品質量,降低商品價格。關鍵是保住人民幣兌非美貨幣（歐、日、澳、加等）的匯率穩定（至少不能大幅度升值）。原因在于當美元匯率進入上升通道后，人民幣如果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則意味著對所有非美貨幣升值，即失去出口市場總額的百 分之82（這就是二次匯改前，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外貿卻無法恢復的原因）。由于目前美元兌非美貨幣匯率（美元指數）已進入上升通道，如果人民 幣兌美元升值的話，則意味著人民幣兌所有外幣匯率升值，近百分之百地失去出口市場。

通過以上匯率波動的利弊分析；我們得出了以下結論：1.人民幣匯率絕不能盯住美元,更不能兌美元升值:因為美元指數目前已進入上升通道,兌美元升值就是對全球外幣升值, 失去價格優勢的中國商品將失去全球主要市場，即便美元指數進入下降通道,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的代價也是巨大的，那樣會導致人民幣兌全球非美貨幣整體大幅波 動,即百分之82的出口市場和百分之87的進口市場波動,不利為外貿企業創造平穩的貿易環境。2.人民幣匯率兌美元不升值,最壞的結果就是貿易戰,但其影 響其實有限，因為美國只占中國出口市場的百分之18。

三、對匯率波動應對措施

匯率的大幅波動是把雙刃劍，只要我們采取正確的措施，避免錯誤的決策，就可能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因此提出以下幾點應對措施；

（一）調整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