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國際金融的重要性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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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實踐教學；外匯交易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4-115-02

一、國際金融學課程的教學特點

國際金融課程通常是針對商學院本科生設置的專業課，涉及非常廣泛，是一門綜合性比較強的課程，課程教學強調的是在理解理論知識的基礎上應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來解釋國際金融市場的種種現象，并能夠注重國際金融理論在實踐中的運用，總的來說國際金融學具備以下特點。

（一）知識點覆蓋面廣

本課程主要內容包括國際金融學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通過學習使學生掌握國際收支、匯率等基本理論，了解國際儲備的構成及管理方法，學會幾類主要的外匯交易，并熟悉國際金融市場運作方式及國際資本流動規律，最終學會用所學原理與方法分析各種國際金融問題，同時為進一步學習和深入研究其他后續課程奠定必要的理論基礎。

（二）與實際聯系緊密，內容更新快

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來往越來越多，他們之間的關系也是不斷發生著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而國際金融學的課程內容也必然隨著國際形勢及國際金融市場變化而不斷更新，及時地結合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教學改革。最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以來的次貸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歐債危機，它們對世界經濟造成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因此深入研究其形成原因及預防機制是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成為國際金融課程中要研究的新內容。所以國際金融學課程教學需要不斷地融入新事件、新理論，只有這樣才能使教學與實際經濟活動不脫節。

二、實踐教學作為國際金融學輔助教學的重要性

國際金融學所包含的國際金融活動很大程度上都與匯率有密切的關系，而經濟主體，不管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會進行外匯交易活動等。而已有的國際金融等課程更多的是闡述外匯交易等實踐課程的理論基礎，而缺乏系統的實踐教學。實踐教學的總體目標是使學生能夠增強國際金融實踐操作能力，具體目標是要求學生不但能夠掌握外匯交易的基本理論知識，了解外匯交易的方法、風險的分析和控制，也要能夠解讀外匯行情、利用分析軟件對外匯走勢作出合理判斷，并順利實現外匯買賣的即時與委托交易的模擬操作。目前國內僅有部分高校開展了國際金融實踐教學，而多數高校還是純理論教學，這樣導致學生僅對外匯交易的理論內容有所涉及但沒有系統的外匯交易應用方面的學習，因此動手能力較差。因此加強實踐教學能夠深化學生在《證券投資學》等專業課程中學到的投資的基本概念，深化學生國際金融學理論教學中學到的匯率變動的基本概念和得到交易的基本程序與方法，通過外匯模擬交易的具體操作，使學生深入理解與掌握金融交易實務中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與常用詞匯，把握各類金融外匯交易的基本特點與交易常識，進而更好地將國際金融學知識內化成自己的知識儲備，這就是教學的最終目的。

三、國際金融學教學設計形式多樣化

（一）理論教學

國際金融學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其中涉及的匯率理論、國際收支理論等需要有很強的理論基礎才能夠掌握，所以首先加強對學生的理論教學，只有在理論已經充分吸收的基礎上才能更好地實現不同的實訓形式。教師應該有效地結合自身已有的知識整合相關理論，選擇板書、多媒體等教學工具，詳盡地闡釋理論，并且及時關注課堂學生反饋情況，通過課堂小組討論等形式更好地與學生互動，從而讓他們更牢固地掌握理論知識，為后續實訓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金融實驗室軟件模擬

為了更好地進行實踐教學，仿真現實經濟情況進行外匯模擬教學是最佳的教學方式，因此學校建立金融實驗室并安裝相關外匯交易軟件是必不可少的。通過實訓講解每次實訓的主要內容，不同實訓內容的注意事項及可能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法，使學生對即將要進行的實訓有清晰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完成實訓內容。在外匯實訓的現場指導中設定具體交易環節，讓學生扮演不同角色進行練習。外匯交易相對復雜，學生在使用過程中可能遇到多種不同的問題，現場指導能夠及時解決問題，并將常見問題記錄，以后補充在實訓報告中供學生參考。這樣的仿真模擬交易才真正做到了學生參與其中，感受國際金融市場瞬息萬變的事實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手上的虛擬貨幣造成的影響。只有經歷過才能更加理解國際金融市場學習的重要性。

（三）建立實訓基地

作為學生很少有機會到銀行、證券公司和外貿公司等參加實踐活動，而這是學生了解金融機構和外貿企業的業務流程和外匯交易特點的重要途徑。事實上是銀行、證券公司幾乎不需要本科生進行外匯交易相關的實習，所以高校如果能夠聯系大型外貿公司的資本運作部門建立實訓基地，應該說是對在校仿真模擬實訓之后的一個最好的補充。目前這方面對各學校來說實施都比較難，但是也有不少高校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一些實訓基地的機會。另外還有個解決路徑就是學生利用假期回老家的相關公司進行外匯交易方面的實習，通過家鄉的關系網適當地尋找這樣的機會也是不錯的方法。

（四）開展專業講座

除了豐富的課堂理論教學、新鮮的外匯交易實踐教學以外，高校在國際金融學教學過程中適時地邀請外匯交易方面的專家進行講座能夠更好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外匯交易專家應該是從事多年的實際外匯交易，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通過講座為學生講解近年來外匯市場的發展比枯燥的課本描述歷史發展更容易讓人記憶猶新。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外匯交易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突然性的事件等的應急處理辦法等，這些知識是教師經驗欠缺的重要部分，因此通過專業講座的形式給學生帶來耳目一新的一堂課。

（五）課后多渠道溝通

現在的90后學生的自我意識、自我表現力都比較強，這就需要給他們提供可以釋放自己、施展自己才華的平臺，他們也非常需要教師的認可。而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中不能僅僅局限于課堂，更要在課余時間跟學生有充分的交流互動。所以課后學生利用網絡在宿舍學習，教師采用視頻會議或郵件聯系的方式與學生溝通，并采用分組討論的方式對已經學的理論和做的外匯實踐進行總結，真正做到吸收消化知識。

四、結論

通過分析我們知道要想實現國際金融學比較好的教學效果應該從以上幾方面努力，不斷創新教學形式，鼓勵授課教師進行課程設計的創新。但在實現以上教學形式創新的過程中也有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

（一）加強校企合作

正如以上提到的實訓基地建設的困難，作為實訓基地本身能夠加強教學效果，所以如果能夠以學校為平臺和企業簽訂合作協議應該是比較好的方法，當然在此過程中授課教師也應該能夠想到為企業服務的措施從而使得校企獲得雙贏才能夠長期合作下去。

（二）加強教師的業務能力

很多教師本身理論基礎非常扎實，也能夠進行虛擬的外匯交易等實踐，但仍然缺乏真正的實踐。兩者最大的差別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在兩種情況下有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投資決策，因此授課教師加強實踐操作非常重要，這種可以通過去公司實習也可以通過自行開戶進行外匯交易的方式。

參考文獻：

[1]沈軍，王聰.國際金融教學內容體系研究[J].金融教學與研究，2009，（02）.

[2]羅丹程，宋連成.國際金融學課程“引導式”教學方法研究[J].繼續教育研究，20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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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存在的問題

《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是夯實學生專業基礎，培養學生專業技能的基礎性課程，但由于《國際金融》課程呈現動態性、綜合性特征，不可避免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問題，需要加以優化和改進。

1.1教學內容有待整合國外的《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內容主要側重于國際財務和基于開放經濟的宏觀經濟學兩個方向，而我國的《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內容主要偏向于宏觀經濟層面。例如，姜波克編寫的《國際金融》教材，理論性較強，以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為主線；陳雨露編寫的《國際金融》借鑒了國外《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內容，案例多、系統性強。雖然二者都可以滿足高校國貿專業使用，但基于應用型人才培養考慮，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不利于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和問題解決能力的提高。

1.2教學方式有待豐富《國際金融》課程不僅內容更新快、涉及范圍廣，而且理論與實際聯系緊密。但目前該課程的教學方法以理論講授為主，這不僅會導致學生失去這門課程學習的興趣和熱情，而且還會阻礙學生應用能力的培養，甚至是排斥理論性知識的學習，最終制約該課程整體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的提高。因此，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開拓學生潛在的學習能力，并將實踐教學與理論教學結合起來，必須改變傳統單一的灌輸式教學方法，融入案例教學、研討教學、實踐教學等其它教學形式，促進教學方法的多元化。

1.3教學評價有待改進教學評價是檢驗學生對知識及技能掌握程度的一種重要方式，也是檢驗教師教學效果的有效手段。目前，《國際金融》課程教學評價以終結性考核為主，通過試卷的方式考察學生對理論知識點的學習情況；通過論文、報告等方式檢驗學生對某些問題的見解。雖然評價方式比較簡單明了，能在一定程度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果，但只注重結果而忽略過程，容易出現死記硬背的情況，而無法對所學知識做到融會貫通和學以致用，已無法適應重視應用能力的素質教育大趨勢。

2《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策略

為了滿足社會人才需求，針對以上所述《國際金融》課程教學存在的相關問題，可以從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評價這幾個方面對《國際金融》課程教學進行改革。

2.1教學內容的改革對《國際金融》課程的教學內容進行優化和調整是實現教學目標的前提條件，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2.1.1原內容精簡。以針對性和實用性為原則，對原教學內容進行精簡。首先，以就業為導向，根據企業或者機構對金融崗位素質能力的實際要求，摒棄一些常識性

、理論性內容，如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組織等，學生自主學習即可。其次，以務實為原則，對國際收支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等模塊進行精簡，以“點睛”的方式作重要闡述即可。精簡后的教學內容基本上圍繞國際金融主體業務來構建知識及能力體系。

2.1.2新內容補充。近年來，國際金融理論知識及實踐經驗體系更新較快，為了跟上時代步伐，體現教學內容的國際性、實務性和動態性，需補充一些新的教學內容。首先是搜集金融領域的熱點、真實、典型案例。這些案例能讓學生深刻感受業務的真實操作流程，若走向崗位遇到類似的金融事件可順利上手，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其實是利用網絡資源及時更新金融數據及信息。例如在國際收支政策調節內容學習時，可根據我國國際收支目前現狀，及時補充最新數據，從而引導學生分析我國是否存在內外均衡矛盾，并思考應采取的政策搭配。最后是編寫國際金融英語閱讀材料。英語是金融人才所具備的一項基本能力，因此，要加強英語能力的提高，為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奠定基礎。

2.2教學方法的改革除了教學內容的精簡與更新外，還需改變以往單純的灌輸式教學方式，通過案例教學、專題研討、實踐教學等啟發式、互動式教學方法的應用，促進教學方法的多元化。

2.2.1案例教學。案例教學能使學生身臨其境地分析及解決問題，是《國際金融》課程中的重要教學方法，可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革案例教學法。首先是把握案例的選擇原則。案例的選擇猶為關鍵，一般選擇真實、熱點、最新和典型的案例，同時與教學知識點相聯系，一方面案例的真實性和熟知度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另一方面案例的時效性和典型性便于學生研究討論和驗證自己學習的結果。其次是拓寬案例的來源渠道。案例除了教師精心選擇外，還可由學生提供，不僅能夠豐富案例教學素材，還可通過案例的采集過程，提高學生的信息整合能力及專業知識應用能力。最后是豐富案例的討論方式。除了傳統的分組討論外，還可嘗試訪談式的討論法，即一個小組負責數據的整理和問題的解決；另一小組以訪談的形式提出相關問題。通過積極的思考發問和問題解決，促進學生問題解決能力的提高。

2.2.2專題研討。為了深化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在《國際金融》課程教學中，還可組織學生對國際金融的重要理論、熱難點問題進行研究討論。專題研討教學法給傳統沉悶的封閉課堂教學注入了更多的活力，通過師生的交流研討，學生的參與積極性得到了激發，教師還可從中得到反饋信息，從而針對性的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2.2.3實踐教學。國際金融是應用性較強學科，因此，實踐教學環節是不可或缺的，需通過校內實驗教學與校外實踐教學的結合來提高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首先是，校內實驗教學。《國際金融》校內實驗教學可通過建立外匯交易、國際結算等模擬教學系統來實現。通過模擬教學系統，使學生了解外匯交易、國際貿易結算等國際金融核心業務流程，在加深對理論知識理解的基礎上，提高理論知識的應用能力和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其次是校外實踐教學。校外實踐教學的形式較多，除了組織學生參加相關業務大賽和校企聯合建立實訓基地外，還可聘請金融領域高層管理人員來校講座，讓學生國際金融崗位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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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貸危機演進的歷程

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國經濟備受打擊。為刺激經濟恢復增長,美聯儲采取了低利率政策,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連續13次降息,聯邦基準利率從2000年的6.5%下調到了2003年6月的1%,達到46年來的最低水平。

2007年,“次貸”余額雖然只有1.2萬億―1.5萬億美元,但經過包裝,衍生為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總規模膨脹到10萬億美元,其中在國際上流通的約占2/3,涉及“次貸”業務的金融機構多達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券商都卷了進去。

美國從2004年6月以后變更了利率政策,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2006年8月宣布將基準利率繼續維持在5.25%的水平。美國房地產市場自2006年開始迅速降溫。一方面,房子出手越來越難(買漲不買跌);另一方面,賣房所得也未必能夠幫助借款人還清貸款。從2007年4月開始,以新世紀金融申請破產為標志,次級房貸市場危機爆發。

二、次貸危機爆發前國際金融監管的主要缺陷

始于2007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并迅速席卷全球的事實充分證明了現有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存在嚴重缺陷,無法對市場失靈做出快速的反映。

1.監管對象的全球化和監管者的國別化的矛盾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全球金融市場的聯動性大為增強。金融風險跨國傳遞和金融危機國際蔓延的途徑、機會和速度也大大超過以前,此次爆發的金融危機能夠在短時間內波及全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金融全球化及全球金融市場聯動性的增強和國際金融產品的創新,迫切需要全球化的金融監管體系對新產生的跨境金融交易進行監管,以維護世界金融穩定。然而,現有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卻不能很好的滿足全球化金融監管的需要,事實上的國際金融監管仍是各個國家視角下的獨立監管,并且由于各國國內金融監管體制和監管體系迥然各異,無法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全球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各國國內金融監管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的基礎上的。因此,金融監管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的矛盾困擾著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有效實施。監管對象的全球化和監管者的國別化必然會在國際金融領域留下監管的空白地帶,在國際金融風險日益加大的今天,這種空白無疑會帶來嚴重的后果。

2.主要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職能的缺失

多年來,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一直采用的是“先上車,后買票”的方式,即出現監管漏洞再采取補救措施。這種模式不僅效果滯后而且致使主要國際金融監管機構一直處于缺位和錯位狀態,使之未能有效發揮全球金融監管職能。

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人們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監管機構關于金融風險預警和防范職能的缺位更加不滿,迫切需要他們提供更多的金融監控職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作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主體對全球銀行業的風險防控起了積極作用,然而其制定的銀行業監管的原則(巴塞爾協議)相當復雜和過于程式化,并且還與大多數國家金融監管的實際情況不符,這極大的削弱了其效能的發揮。更重要的是,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監管范圍在新近出現的“影子銀行”體系面前無能為力,這也成為了其金融監管的一大掣肘。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職能的缺位、錯位狀況注定了現有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不能有效的實施國際金融監管職能。

三、對國際金融監管的啟示

監管空白、監管理念落后、金融監管協調和危機處理機制存在不足、主要國際金融監管機構職能的缺失等眾多因素的存在使現有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成為一種必然。

1.建立分層次、分區域的金融監管合作

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速,然而各國在經濟水平、開放程度、金融結構、監管模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使得在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問題上不應該一刀切,應通過逐步實現分層次、分區域的監管合作慢慢達到全球范圍內的統一。首先,區域經濟由于高度相關性,可以率先達成適應一體化要求的金融監管合作,制定有約束力的區域性合作協議,促進區域內合作,現階段歐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在體制差距不大、金融結構相似的國家之間加快推進金融監管國際合作,充分發揮體制優勢和結構優勢,提高合作的效率和作用。

2.加強國際金融監管體系的合理性

現有國際金融監管體系反映的是過去的經濟力量,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壯大(尤其是“金磚四國”)和他們參與全球經濟事務愿望的增強,現有國際金融監管體系顯然已不合時宜,需要吸納新的主體,否則將很難在世界范圍內協調金融監管問題。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后,現有國際金融監管機構充分認識到了新興市場國家參與全球事務的重要性,在原有的金融監管主體上紛紛吸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成員。如2009年2月,中國、印度和巴西被OSCO的技術委員會邀請為新成員;2009年3月10―11日,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邀請巴西、中國、印度、韓國、墨西哥和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進入其委員會的治理結構。此外,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同意將其成員增至16個,并確立了名額的地區分布。

參考文獻:

[1]美國次貸危機的演變過程[EB/OL].省略/news_view.php.2008-12-16/2010-04-28

[2]范方志:美國次貸危機發展演變及其啟示[J]..寧夏社會科學.2008(3):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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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原因

“我想用3分鐘的時間來講一講世界經濟出現的問題，雖然這很困難。”褪去了英國首相的光環，布萊爾可以更客觀、更自由地總結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經驗、教訓。他說：“危機讓我們看到了協調的重要性。”比如，協調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平衡問題；協調歐洲貨幣政策和財政赤字的關系問題等。

布萊爾指出，一些人將危機的原因歸咎于政府缺少必要的市場監管；還有一些人則批評金融行業的創新產品。但在他看來，“只要加強政府監管就能避免危機”的觀點是一個最大的錯誤，“政府監管只能解決上一次危機，但是相同的危機不會發生第二次”。因此，布萊爾認為，“政府應該采取適度監管，而不是過度監管。”

至于金融創新，布萊爾首先為保險業正名。他說：“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問題并不出在核心保險業務，將罪責推給保險業是不明智的。”他進一步分析到，金融創新不是危機的罪魁禍首，這些產品本身沒有問題。

“由此產生了另一對需要協調的矛盾：金融創新和市場監管。”布萊爾相信，在不影響經濟復蘇的前提下，進行適度的監管和創新都是必要的，“特別是，在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金融創新將有巨大潛力”。

中國威脅

“早些時候，政治家們發表演講時會提到‘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這可能只是一種政治需要。近兩年，當我們在講演中再次提出中國的重要性，這已經成為了事實。”布萊爾在回答有關“中國”的提問時強調：“中國的崛起是機遇不是威脅。”

布萊爾說，西方國家和中國看待問題的角度很不一樣，對于中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于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們必須改變一些早已習慣的事情，并且更多地了解中國”。

過去的100年，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政治、經濟上占據了主導地位。比如，英國曾經是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在我任職英國首相的時候，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當然，這不是我的錯。這兩年，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也發生著變化。”布萊爾認為，“我們不得不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分享權力。”

上海目標

在結束了論壇的行程后，布萊爾將夜游上海世博園。對于這項行程，他充滿了期待。在回答《國際金融報》記者提問時，布萊爾說：“朋友們給我推薦了很多展館，如果全部看完，可能要花上好幾天。”

“上海世博會吸引了很多游客、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共同參與，你們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布萊爾看來，“這是一個絕好的時機，可以加強上海與世界的聯系，并且幫助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那么，對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布萊爾又會提出哪些建議呢？他說：“我相信，上海一定可以實現這個宏偉目標，當然，你們還需要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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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金融法；影響

金融全球化的含義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國際經濟生活，其發展動向和顯著特征表現為經濟的全球化。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明確無誤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作為全球化浪潮在經濟層面上的表現，經濟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務、技術和資金大規模跨境流動以及各種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與重組為特征。經濟全球化是經濟市場化和國際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國經濟依存度的日益加深。從內容上看，經濟全球化可以分為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和高級發展階段。這是由晚近世界經濟發展的另一特點-經濟的金融化所決定的。所謂經濟的金融化，是指實物經濟被金融經濟所取代，社會資產的金融資產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間的經濟關系日益深入地表現為國際金融關系，如國際債權債務關系、國際股權股利關系、國際委托關系、國際風險保險關系等；金融因其更適合“數字化”和“終極市場”而成為經濟生活中一個核心性、主導性和戰略性的要素，對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滲透和影響不斷增強。隨著經濟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經濟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現為金融的全球化。

所謂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表現為貨幣體系、資本流動、金融市場、金融信息流動、金融機構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與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構成經濟全球化的應有之義，是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結果，并與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和投資全球化之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質和發展狀況而具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運行規律。

首先，從金融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個一直處于進行之中的發展過程，是金融一體化在全球范圍內的不斷擴展與深化。這一過程不是均勻展開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時間上的階段性、空間上的地域性、結構上的非均衡性特點。金融全球化趨勢早在20世紀60、70年代就初見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進，90年代至今則因更加充分地展開了其多樣化的內容而進入階段。在空間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現為區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區域化推進和作用的結果。金融的區域化和全球化從先后繼起到同步運行，彼此間既融合又排異的互動發展，成為晚近世界金融發展的一道風景線。金融全球化發展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涉及的主體范圍不斷擴大，由發達國家逐漸向發展中國家擴展。但這一進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參與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發展速度有快有慢。發達國家及其跨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居于主導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規則制定者和主要獲益者。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則經常處于被動的、受制約的地位，面臨著“邊緣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脅，一般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

其次，從影響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國生產、貿易、投資和科技進步等實體經濟因素對金融全球化的推動外，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展和全能化運作為金融全球化構造了微觀組織基礎，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競爭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續的技術支持和發展動力；自20世紀70年代起在世界范圍廣泛興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資本跨國流動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場空間進一步突破國家和地域的界限，為金融的全球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

第三，從金融全球化的內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國家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政策與法律等方面跨越國界而相互依賴、相互影響、逐步融合的趨勢。金融全球化的各種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使得各國的金融資源可以在各個層次上以多種形式轉移、劃撥、融合和互動，金融創新日趨活躍，全球資金光速流動，金融領域的國際競爭異常激烈，可謂是21世紀國際經濟競爭的最主要領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劇了金融競爭，促進了金融效率、經濟發展和人類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負效應，它使金融風險明顯加大，金融波動通過一體化的市場得以迅速傳導，局部的金融災難動輒演化成為地區性、全球性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成為當代國際金融生活的寫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每個國家的金融均成為國際金融的有機組成部分，單個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削弱，國際金融市場的失靈現象不時出現。

第四，從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發展已經歷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資本金融三個階段，目前正在步入產業金融發展階段。從其產業地位看，金融不僅是第三產業中的獨立組成部分，而且日漸成為第三產業中的龍頭產業。與產業化相伴生和相適應，世界金融發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業化、網絡化等特點，對傳統的金融管理體制、金融經營理念等產生強大的沖擊。另一方面，這一時期的金融運行不再是簡單地從屬、外生、決定于實體經濟，而是在相融、適應、內生于實體經濟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獨立、超越、背離于實體經濟的特點，表現出強烈的符號性和虛擬性。據統計，目前在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中，只有10%與實體經濟有關。而與實體經濟運動無關的國際資本流動大量屬于投機性資本流動，其全球游蕩和肆意攻擊成為威脅世界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場間的相關度提高，經濟大國通過金融渠道對世界經濟施加影響更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貿易、投資等傳統渠道對世界經濟發生的影響。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經濟、金融發展方向和進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從于發達國家的戰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運行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顯示為個別金融霸權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對國際金融法的影響

顯然，當經濟全球化發展到金融全球化階段，其深度和廣度已然大大推進。實踐證明，晚近世界經濟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上述趨勢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自然歷史過程，并已對或正在對國際政治、經濟、法律和文化生活發生著廣泛的影響。國際金融法作為國際經濟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國際經濟生活的調整器和控制機制，植根于國際經濟生活并靈敏地回應著國際經濟生活。全球經濟環境的上述變化對國際金融法勢必也會發生重大影響，簡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顯了國際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為經濟金融化的結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國家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中的樞紐地位和作用等，對于全球的法制體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使國際金融法在當代社會經濟即金融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為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類之一，在國際經濟法中逐漸占據核心地位。反映在國際經濟法的研究上，表現為學者們研究重心的轉移。在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經濟法還是以研究國際直接投資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貿易、國際貨幣等領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學者們的研究重心就開始轉向以研究國際金融的法律問題為中心，輻射國際投資、國際貿易等領域的法律問題。從國家層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對各國的國內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響：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凸顯，金融法發達與否已成為衡量現代各國經濟環境優劣的重要標志，以及國家法律、文化乃至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準。如果一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比較健全，金融法制比較完備，就可以推定該國具有較強的抗風險能力，推定其經濟和社會環境相對安全和穩定，那么該國就可能成為人氣旺盛的“網站”，吸引大量國際資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業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為各國法律體系中最富特色的一個組成部分。金融業所具有的顯著的系統性、宏觀調節性和時間信用性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傳統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設計。相應地，現代金融法較之其他部門法，更加重視維護貨幣資金的使用權，更加重視鼓勵和保障金融資產的跨國流動，更加重視營建信用環境、契約環境、產權環境和會計環境等金融業發展之必要環境。此外，現代金融業的發展還呈現出機構國際化、體制混業化、資產證券化、業務創新化等特點，這些特點使金融法成為當前各國法律體系中發展最快、最活躍的法律部門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寬了國際金融法的范圍。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國銀行及各類金融機構迅速發展，國際信貸和國際證券融資規模持續擴大，國際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工具和國際金融服務方式不斷創新，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國際金融活動，國際金融關系無論在主體范圍方面還是客體范圍方面都得到極大的擴展，并呈現出纏結交叉、異化衍生、變幻莫測的特點。國際金融關系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客觀上要求國際金融法擴大調整范圍、改進調整方法，隨著國際金融關系的發展而發展。例如，伴隨國際保付業務的興起，國際保理聯合會（FCI）的《國際保付通則》（1987年制訂、1997年最新修訂）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國際保付公約》（1988年正式通過）相繼問世；隨著互換、期權、票據發行便利、遠期利率協議等金融工具的出現，巴塞爾委員會與國際證監會組織聯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風險管理指南》、1998年《關于銀行與證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監管信息框架》等建議案；隨著廣泛從事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的金融企業集團的出現，由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保險業監管協會三方組成的“聯合論壇”（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業集團的監管》文件。晚近國際金融創新的層出不窮勢必要求國際金融法制度跟進創新，從而導致國際金融法的調整范圍不斷擴大，迄今已涵蓋國際銀行、國際證券、國際保險、國際信托等國際金融的各個領域，所管轄的金融市場由傳統市場擴大到歐洲債券市場、歐洲貨幣市場、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等新興市場。由于全球化使得國際金融關系變得復雜多樣，促使國際金融法在調整方法上不斷嘗試、改進和發展。例如，各國金融監管立法和實踐越來越強調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體現在監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發生了如下變化：由全局性管制為主向日常性監督為主轉變，由質性金融控制機制向質性與量性相結合的金融控制機制轉變，由事后監管向涵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監管轉變，由針對個案的被動型業務監管向系統性的主動型全面風險管理轉變，由東道國當局單一監管向東道國與母國當局合作監管轉變。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和協調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業務的規模化與國際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必然要求沖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籬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從而沖擊了國別金融制度壁壘，推動了各國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國際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著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風險擴大，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風險的發生和擴大，各國一方面加快本國的金融法治建設，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合作與交流，參與多邊金融談判和條約締結，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放棄或讓渡金融，由此促進了金融法的統一化。例如，各國金融服務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發展及其對世界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促使跨國金融服務立法納入法律統一化進程，最終導致WTO《服務貿易總協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等條約和協議的問世。從此，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在金融服務業的市場開放方面必須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必須對照WTO金融服務貿易法和其承諾對相關國內法進行“立改廢”。我國為履行入世承諾，于2001年底頒布對《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進行破舊立新，就是一個典型例證。面對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競爭，各國在金融實踐中還積極移植和引進他國先進立法，競相采行金融慣例規則，以重塑或改善本國的金融投資環境，促進金融交易安全與發展，并避免本國金融業遭受歧視性待遇而陷入籌資難、進駐難的被動境地。各國的自發行動不僅促進了金融統一慣例的形成和發展，而且也促進了各國金融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的趨同。研究表明，近20年來，國際金融慣例取得了長足發展，內容廣泛涉及國際貨幣兌換、國際商業貸款、國際證券交易、國際支付結算、國際融資擔保等各個領域，特別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監管的行業性慣例，如國際銀行業監管的巴塞爾原則和標準、國際證券業和保險業監管的原則和規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實踐中自覺貫徹和推行這些慣例和標準，其結果是各國金融監管制度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大國際經濟組織職能和作用的演變、相互間金融交流與合作的加強，以及各類區域性金融組織在推動區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躍表現，則為金融法的統一化和趨同化提供了組織基礎和制度條件。金融全球化呼喚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構建者和維護者，重大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一方面注重加強自身的制度建設，如發展國際金融監管職能，加強對國際金融事務的領導能力，建立和完善多邊談判機制和爭端解決機制，為國際金融統一法的形成和實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強組織間的政策協調和信息溝通，例如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集團、國際清算組織在監控私人資本跨國流動方面的金融合作與交流，金融行業性組織在監管規則創制方面的國際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組織和區域性金融組織在金融危機預警和救助中的協調行動等，在合作中促進國際金融統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實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現行國際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動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劍：其一方面促進金融資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從而促進國際金融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風險的全球擴散變得更為容易和迅捷，從而破壞國際金融的穩定、阻礙國際金融的發展；一方面使人類休戚與共從而促進了人類的協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類面臨的全球性金融問題日益增多，從而給金融投機勢力興風作浪以及金融霸權國家轉嫁風險提供了可乘之機。20世紀最后十年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便是各類國際金融問題的總爆發。慘痛的教訓為世人敲響了警鐘。分析這些問題的生成，它們固然暴露出某些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等方面的種種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暴露出了現行國際金融法存在的調整真空與軟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勢下國際金融體制的落后與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長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國際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國際金融宏觀調控機制，則任何國家難以獨善其身。由此，改革國際金融體制、完善國際金融立法呼聲雀起，推動了國際金融法制度的變革。在國際層面上，基于貨幣金融領域的權威地位和職能與業務便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責無旁貸地擔負起改革使命。世紀之交，基金組織多次組織修訂《基金協定》，增加和調整資本份額、改革特別提款權制度、改善決策機制、整肅貨幣紀律；推動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研究和試驗，根據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調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貸制度，發展金融風險預警與金融危機救助職能。基金組織所領導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改革作為國際金融法對國際金融實踐的積極回應，目前仍在進行之中。

在國家層面，晚近，各國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躍。從執世界金融發展之牛耳的西方發達國家，到金融危機重災區的發展中國家，均采取積極態度，在強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這一方面是出于各國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應國際貨幣金融體制改革的結果。例如《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的每一項修改，關涉世界184個國家的貨幣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發達國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發揮了領軍作用。這不僅表現在有關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規范方面，相關的國際法規則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幾個發達國家國內法律和慣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現在對國內法的示范方面，發達國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導地位，其對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往往更為敏感，反應更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貼近市場，引領著金融立法現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過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國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英國2000年通過的《金融服務和市場法》等，提出了功能監管、并表監管等金融監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嘗試和發展了金融企業集團監管、網絡銀行監管等新制度，對其他國家的涉外金融立法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和示范效應，對金融法的統一化方向也具有潛在的影響。

篇(6)

關鍵字：國際金融中心優劣勢上海

金融中心實際上是各類金融機構以資金借貸和融通為目的而匯聚在特定區域所形成的一個金融交易平臺,這一平臺為各金融主體提供交易集群、金融結算等全方位金融服務,充當了金融機構的特定“中介”功能。國際金融中心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金融機構集群化;二是金融市場和金融交易品種多樣化;三是資本集散地和資金交易清算國際化和多元化。故其具備的必要條件是:地域和交通優勢明顯、相關基礎設施發達;金融市場發展程度較高,并且結構健全;金融機構數量多,多功能金融機構聚集,相關金融配套服務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完善,對金融產業的發展規制力度大;宏觀經濟穩定、政治環境良好。

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對所處區域和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具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具體表現在促進資本集聚和輻射,加速金融深化與創新,提升國家經濟實力,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因此,構建國際金融中心對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升級、完善金融系統安全和擴大國際影響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一、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模型構建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我國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認識到金融中心對區域金融發展重要促進作用的基礎上,我國各區域經濟中心分別就金融中心的建立與輻射展開論證。例如上海、北京、大連、深圳、成都、武漢、西安等都在爭建不同層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準確,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有限而寶貴的金融資源。基于這一現狀,對我國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分析論證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本文通過斟酌篩選和模型分析給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層次和必要條件。

(一)城市的初步篩選

由于我國東、中、西部的經濟差距較大,特別是在宏觀經濟和金融指標方面尤為明顯。因此,通過一些重要的經濟、金融指標來合理的排除一些條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區,進而甄別出合乎條件的城市,通過模型的進一步檢驗,最后確立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理論界認為,一般情況下,一國只能出現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并輔之以若干區域金融中心。根據經濟和金融的相關指標比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絕大多數城市,盡可能地在東部尋找國際金融中心。在考慮到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戰略布局和區域涵蓋面的情況下,選取了東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南京、大連、青島,中部的武漢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個城市作為備選選項。

(二)金融中心形成潛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國際金融中心形成潛力理論,不同于以往靜態區域金融聚集力或區域金融競爭力分析。該理論認為,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圖1)。本文基于里德理論,通過分析經濟、資金、基礎設施和軟實力等都可能導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備金融中心成長潛力,這一潛力將導致哪一級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據圖1,我們將金融中心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一國內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區金融中心、區域金融中心、全國金融中心三個范疇,其影響范圍逐步從地區擴展到全國;第二層次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其影響范圍為鄰近國家和政治“領地”;第三個層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響范圍已擴展至全世界。三個層次的金融中心有顯著的區別,具體表現在經濟實力、金融影響力、基礎設施、區域輻射力等相關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從而使各個層次的金融中心數量呈“倒金字塔”形狀,即第一層數量較多,第二層數量居中,第三層數量極少。

國際金融中心的構建必須在經濟實力、金融影響力、基礎設施建設和軟實力等方面具備一定的著力點。因此,本文根據金融中心形成潛力模型選取了四組54個指標,構建備選城市的經濟實力(EP)、資金實力(CP)、基礎設施水平(IL)和軟實力(SP)等四要素結合的國際金融中心潛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孫劍在《中國區域金融中心的劃分與構建模式》中構建),如下所示: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數量;e=隨機誤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潛力的評估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轉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圖2中的相關數值,進而找到符合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條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經濟實力遠遠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實力在全國占有絕對的優勢,是我國的三大金融增長極。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顯著高于深圳。這與上海、北京的經濟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強相關;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對內陸的經濟輻射,三地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漢、南京、青島、大連、西安等城市在區域范圍內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國西部地區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經濟樞紐。南京也是長三角區域性經濟和政治中心。青島位于膠東半島,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漢是我國中部最大的交通樞紐,長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連則位于東北亞經濟圈和環渤海經濟圈的交匯處。所以,十個城市均是我國各地區的經濟金融中心,但相比卻呈現出一定的層次性。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將樣本城市分為四個梯隊:第一梯隊(90-100):上海,所有指標均領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隊(80-90):北京,即擁有四大國有銀行的總部,又是全國金融業的監管中心所在地和眾多大型國企總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資金和信息優勢;第三梯隊(70-80):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塊“試驗田”,同時毗鄰國際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還在金融創新上保持著優勢;第四梯隊(70以下):成都,武漢,南京,青島,大連和西安。

二、構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將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具有先發優勢。國務院將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的決定,更確立了上海的領先地位。我國金融中心的構建應采取下列步驟:將上海建成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選取建設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或全國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漢、南京、青島等城市中選取區域金融中心。以下將對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上海的金融現狀及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所面臨的問題

上海已擁有全國最健全的金融機構和金融體系及國內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類金融機構689家,銀行業機構124家,保險業機構291家,證券業機構94家。在滬經營性外資金融機構達到165家;在滬經營的外資銀行及財務公司93家。其中,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57家(數據來源:2008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09年2月,上海證交所開戶數目前已達8075.45萬戶,形成了國內主要的證券交易市場。位于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為中國外匯牌價的基礎;銀行間資金拆借市場使上海成為銀行間資金調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國內領先;有國內最大最規范的同業拆借市場、外匯交易市場、票據貼現市場、保險市場、住房抵押市場、商品期貨等市場;在未來數年內還將成為全國的資金調度中心、資金運作中心、資金清算中心。作為全國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總部的成立進一步強化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作為國家戰略的地位,人民幣國際貿易結算試點的開展也將在上海展開。

經過多年的發展,上海作為我國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需要進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發展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第一是金融機構比例不均衡。一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應包括大批完備的金融機構。但上海的現狀是銀行類金融機構較為發達,占金融機構總數比例較大;證券類金融機構波動較大,不穩定;其他金融機構及外資金融機構比例較小,導致金融體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礎相對不完善。上海金融相關配套基礎和金融相關服務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務機構質量參差不齊;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在廣度和深度上均和現有國際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輻射能力和資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顯。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規離國際化尚有差距。近年來,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規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監管制度)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績,但與現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獨立的司法體系來保障金融法律的實施,金融法律法規尚未完全國際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開放。我國資本項目貨幣兌換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發展受到限制;同時,央行體制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其中分業監管模式中存在嚴重缺陷。

(二)上海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歷史機遇

1金融危機下中國金融體系安全的構建與完善

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金融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大批知名的國際金融機構倒閉或者被兼并。由此導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斷喪失對全球金融業的影響。我國的金融市場雖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機的侵擾,但由于我國金融行業的國際化程度還不是很高,加上我國經濟整體良好運行,大大減輕了危機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使得我國金融業在國際上的整體實力顯著提高。因此,應充分利用危機對全球金融安全體系的沖擊帶來的教訓,加速構建和完善我國的金融安全體系,增強其抗風險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監管嚴格下的金融創新工具如上海同業拆借平臺以及Shibor的定制來加大對全球救市的實際舉動,提高我國金融行業在全球的影響力。在這方面,上海均應“先試先行”。

2上海區域金融效應在人民幣區域化或國際化進程中的發揮

在本輪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全球主要貨幣均進入頹勢,疲軟不振。而人民幣一直保持著較為強勢的姿態。這對人民幣保持全球信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動了人民幣的國際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機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遇,發揮我國金融中心的全球影響力,必須步步為營,先實現金融中心的區域影響力。而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正好是我國金融中心區域和全球影響力發揮的工具。上海人民幣國際結算試點的開展,將充分利用人民幣的適度區域化和國際化,利用我國強大的經濟實力,加速提高人民幣的國際信譽。只有人民幣在區域站穩了腳跟,我國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問題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國際金融中心的效應也就更容易發揮出來。

3拉動內需、區域開發過程中上海金融的發揮

我國經濟在本次危機中遭受了極大的損失和影響。2008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僅為6.8%,進出口和內需同時出現萎縮。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政府不斷推出經濟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為拉動內需和進行中西部開發而推出的4萬億投資,以及2009年財政預算赤字預計為9500億元等;同時還將取消民間借貸的限制,推動民間借貸在銀行資金短缺地區和部門發揮應有的作用等。這些措施的出臺,反映了政府有效應對危機、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心,必將促進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也必將推動區域經濟金融的進一步完善。在這一過程中,上海作為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必將扮演融資中心的作用,同時也會加強其對全國經濟的引導力和促進力。

(三)上海構建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戰略

1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

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突發性,要求我國金融業特別是作為我國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國金融體制改革中充當先行者和導向者的角色。建立一個體系健全,結構合理的金融機構網以及擁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保障金融業運行市場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體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規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對人的應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養高素質的金融、貿易、會計、法律人才,站在戰略的高度認識到人才因素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同時,試點打破分業監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復監管對微觀金融主體的束縛,實現對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金融業進行統一監管,將盲區產生機制予以消滅。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場、逐步實現金融區域化和國際化

第一,完善貨幣市場。以人民幣的逐步可自由兌換為契機,在可監管范圍內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逐步擴大人民幣業務,拓展其業務經營范圍;恢復重建大額存單市場,并逐步拓展二級市場;大力發展票據貼現和再貼現業務,實現票據承兌和貼現公司的專業化,資金清算流程化與便利化;放寬同業拆借市場的幣種限制,以上海為中心構建全國同業拆借網絡。第二,完善資本市場。逐步放寬B股二級市場的外資證券公司必須由在我國的機構申請特別席位這一規定,改變投資人及其人無權直接參加企業經營管理這一現狀,通過保障外國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潤的增加提高其投資的積極性。在全國率先試點深化外匯體制改革,提高外匯市場效率。通過貨幣和資本兩個市場的完善和發展,審慎地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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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金融全球化與中國是一種良性互動關系，但它對中國的經濟主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必須在對外開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有效地維護中國的經濟主權。

在當代，中國作為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既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機遇，又面對著它們提出的主權方面的嚴峻挑戰。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進程中積極而審慎地對待金融全球化、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中國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重大問題。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現

金融全球化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既可以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可指現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擴展，使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同化，還可以指金融風險意識和金融全球監管共識的達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義應當是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客觀歷史趨勢。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紀8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電子網絡的形成，證券交易所或證券交易系統的聯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離岸金融市場所構成的覆蓋全球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標志著全球統一的 “24小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實現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化。從 20世紀60年代起，各國金融機構先后掀起了金融創新浪潮，隨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斷擴張，全球經濟虛擬化。四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它包括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亞洲市場上通過公開方式發行資產證券達 30多億美元。從融資方式來看，20世紀 80年代以后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58.9%。五是國際金融資本規模膨脹，全球經濟頻繁波動。

1990年以來，國際金融資本規模急劇擴張，無論從總量上還是速度上已經遠遠脫離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總產出等實物經濟指標的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內生波動性和全球金融資本無限供給，自由流動，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金融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更為頻繁。六是金融監管國際化。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金融資本巨額流動于各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追逐投機，潛在的金融風險隨時都會發達。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塞爾協議”、“清邁協議”等的簽署，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督合作的空前發展，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更趨國際化。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不是迫于“胡蘿 b加大棒”壓力下的開放，而是出于發展經濟的自發選擇。實行金融開放并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中國與國際金融的互動是一種良性互動。

但是，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經濟主權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第一，發達國家主導的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缺乏事實上的公正、合理性，對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具有危害性。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制訂權和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國際金融機構的各種規則制度，基本上是發達國家長期實行的金融管理規則的翻版。雖然規則建立后一視同仁，機會均等，但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在現實中，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因為對這一套規則一無所知勢必屢屢違規操作而受到懲罰，同時為了獲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被迫主動對金融管理權限作出某些讓步，西方發達國家仍處于 “金融霸權”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有形的主權讓渡和無形的主權銷蝕將對中國的經濟主權產生深刻的影響。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一些國家提供援助時，不僅規定要監督援助資金的使用，而且還要求受援國改變經濟政策，進一步開放市場。這就對一個國家主權構成嚴重干涉和破壞。一旦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問題而求助于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干涉中國經濟主權亦不可避免。無形的主要銷蝕主要表現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的行使。短期資本的不規則涌入和涌出，國際金融投機者在市場上的作亂，將會引發我國貨幣匯率波動和資本市場的震蕩，在一定程度上將限制中國的利率主權，使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面臨沖擊的風險。第三，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金融危機主要是通過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從眾行為、資產組合選擇行為、資產相關操作以及預期心理等復合渠道在國家間傳遞的。金融市場的跨市場 “羊群效應”和 “交叉感染”EI益顯著。金融資本市場的全球統一性，使民族國家依靠傳統的領土主權來保護一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成為不可能。中國之所以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損失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廣闊和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同時也與中國整個市場開放程度較低分不開。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發信用危機的風險增大，給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我國，目前的金融風險從自身來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競爭力較差;另一方面是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幾近于零，法制建設落后，沒有健全的風險控制機制，自我保護能力較差。隨著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在外資大規模流入、在高競爭、名品牌戰略面前，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蓋的終結而被放大，極可能引發國內金融界的信用危機，也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轉貼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