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經濟區位因素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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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廊坊 區域 邊界因素

廊坊是河北地區的重要城市，位于京津冀三省（市）邊界地區。區域邊界是廊坊特有的區位特點，這一特點給廊坊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是廊坊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區域邊界因素與經濟活動的區域性

1、經濟活動的區域性特點

社會經濟活動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進行的。經濟地域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經濟區域，另一種是行政區域。經濟區域與行政區域并存且常有交叉重疊，關于社會經濟活動地域分布，這就是我們所面對的客觀現實。而就是這種客觀現實造就了我國區域經濟的基本特征和某些普遍現象，也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某些邏輯前提。

2、區域邊界因素

廊坊位于河北省中部偏東，地處京津兩大城市之間，被譽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東接唐山，北鄰北京，西連保定，南瀕天津、渤海灣。全市陸地面積6429平方公里，總人口408.3萬。從省、市行政區域和省、市經濟區域的角度來觀察，反映了行政區域和經濟區域重疊的特點。從京津塘經濟區和環渤海灣經濟區的視角來看，廊坊身處經濟區域和行政區域交匯之地，以雙重身份駐立在經濟區的邊界線上。在本文中，廊坊的邊界區位既是個地理概念，又具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含義，它是憑借經濟條件存在并體現自身的價值的。

二、區域邊界因素的雙重作用1

區域邊界因素對廊坊市的經濟發展表現為雙重作用，即優勢作用和劣勢作用。

首先分析優勢作用。廊坊市的突出優勢是空間區位優渥。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緊鄰大城市。第二，處于京津塘經濟區的核心地帶，周邊地區整體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第三，對外交通快捷便利。上述優勢加強了廊坊與周邊發達城市的經濟聯系，促進了自身經濟的發展。

其次是劣勢作用。第一是多向受力。廊坊在發展中受到不同方向的各種作用力的影響牽制，表現為自身發展路徑和樣式的模糊性、不典型和多樣化，進一步遏制了廊坊市域內“中心城市”的形成。第二是異質受力。其造成經濟運行中以政府的生產力布局規劃、經濟政策、產業調整計劃、發展戰略等行政作用力為主要內容的行政阻隔。這些行政阻隔主要來自于經濟作用力與行政作用力的不一致不匹配。第三是地域局促。由于廊坊市行政區域面積較小，與臨邊的經濟中心城市距離較近，遭受的外力較大，而廊坊市區的經濟能力有限，對市區的向心力不足，生產要素難以向市區聚集。第四是梯度谷地。廊坊市與周邊城市的經濟技術梯度存在較大的差距，即梯度谷地。由梯度理論可知，經濟技術梯度的不平衡是由經濟技術發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三、區域邊界因素分析對廊坊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啟示

1、定位問題

廊坊要發展，必須解決基礎設施匱乏、園區定位不明的問題。目前廊坊市園區的發展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首先，定位不清、產業結構相似、缺乏統一規劃。其次，廊坊市的多數工業園區由當地政府部門主導開發，制約于地方財力，園區基礎設施供給不足，園區經濟的發展受限，招商引資效果不高，以致廊坊市需要彌補基礎設施方面的大量欠賬來吸引大項目落戶。

2、通過調整產業結構解決銜接問題

調整自身產業結構與北京產業結構的銜接是廊坊接軌北京的關鍵。依據北京產業調整的路徑，廊坊應注意產業接軌的序列和產業接軌的層次。在序列上，廊坊應以一產、二產、三產的順序來對應北京三產、二產、一產的調整3。在層次上，廊京產業經濟合作或接軌，一般按從商品交流、產品配套到產業協作的次序進行。這一次序反映了兩地合作深度和廣度的推進過程，也有助于接軌工作的部署。

3、消解區域間合作障礙

廊京經濟合作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廊坊位于梯度谷地，廊京兩市梯度差較大；二是經濟合作中的行政阻隔因素。前者是經濟自身差距，后者是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行政阻隔主要產生于廊坊的區域邊界位置，并表現異常明顯。究其經濟原因是市場經濟機制發育不足，政治原因在于我國現有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和行政體制。經濟運行中的非經濟因素影響和行政阻隔是中國經濟的特有的普遍現象。

消解梯度谷地障礙，不可能一步到位。其基本思路是，廊坊只能先集中力量在一、兩個行業上獲得較大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全部產業的品質。在廊京的邊界線上，力爭在單體上一峰獨秀，總體上把陡坡變緩坡。用峰值彌補低谷，帶動總體，向目標靠攏。對于優勢行業的選定，從實際條件出發，著眼于北京資本、技術擴散對廊坊的選擇，結合行業前景以及環渤海經濟區的產業分工，全面權衡而后定。

參考文獻：

[1]張興華.嘉興經濟發展中區域邊界因素的分析與啟示[J].浙江經濟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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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外 城市 空間結構 研究

中圖分類號：TU972+.2文獻標識碼： A

公元前 5 世紀，古希臘建筑師希波丹姆（Hippdamus）的棋盤式路網骨架的城市空間布局公元前 1世紀，古羅馬建筑師維特魯威（Vitruvius）在《建筑十書》中設想的蛛網式八角型城市結構，反映了古人對城市結構形態理想化的追求與探索。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建筑師阿爾伯蒂、費拉銳特、斯卡莫齊等人師承古羅馬維特魯威，發展了理想城市理論，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城市結構模式。18、19 世紀之交，出于嘗試緩和由工業革命帶來的各種城市問題的目的，部分有識之士對城市空間結構作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論探討和部分試驗，其中著名的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城市、霍華德的田園城市、嘎涅的工業城市、馬塔的帶形城市等理論。其后，蓋迪斯、恩溫、沙里寧、格利芬、米留庭、賴特、柯布西耶等又對城市空間結構進行了研究，將相關理論研究與規劃設計實踐引向了新的境界。然而，系統性的研究城市空間結構理論的還是始于 20 世 20 年代以來興起的生態學派。

20 世紀 20 年代興起的生態學派掀起了西方對城市空間結構較為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其后，隨著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和分析技術手段的多樣化，先后引入了空間經濟學、行為分析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研究方法，分別形成和發展了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經濟區位學派、社會行為學派和政治經濟學派等理論體系。它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影響城市空間結構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人文驅動力及其作用機理，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類對城市空間結構模式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和理解。

1.社會生態學派

社會生態學派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主要利用描述性的歷史形態方法，從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的增長趨勢中歸納出以同心圓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而著名的空間分異規律。切爾品（F.S.Charpin）和凱瑟（E.J.Kaiser）將這三大經典生態區位理論視為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論基礎。此外還有狄肯森（R.E.Dickenson）的三地帶說及塔福（E.J.Taafe）等的城市理想化結構等形態描述模式。社會生態學派均屬于簡單的圈層研究體系，止于對城市空間結構的描述，不能充分解釋某種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形成機制，不能解答社會經濟變量與土地利用之間相互聯系的問題，也難以解釋現實城市中各種條件限制（如生態敏感區、公園等）造成的復雜情況及城市系統變化對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影響。其典型模式只概括了城市內部空間分異的部分特征，而現代城市的發展已超越了這些模式的內涵。另外生態學派把城市空間視為平面，但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城市空間向地上、地下立體化方向發展，從而使城市內部空間結構更為復雜化。

2.經濟區位學派

經濟區位學派與社會生態學派的描述特征和歸納方法不同，其理論旨在以市場平衡理論為基礎，運用空間經濟學理論和系統的數理分析方法構建和演繹城市內部空間結構理論模型，分析并解釋城市土地利用的區位決策和空間模式。由于在大多數西方城市，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場來決定的。不同國家制定了多少不等的公共規則，但市場被認為是土地利用區位決策的結算場，城市空間結構應理解為竟爭性投標過程的結果。其典型的模型主要包括以阿隆索（W.AlonsoL）,溫占（Jr.wingo）等為代表的古典單中心模型、外在性模型和以開普熱（D.Capozza）和海斯勒（R.W. Helsley）為代表的動態模型。

區位論學派把城市的土地利用者看作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和花費最少化的經濟優化人，注重經濟行為的空間特征，從最低成本區位角度探討自由市場競爭的理想狀態下的區位均衡過程。區位學派雖然揭示了城市空間結構形成的經濟規律，但忽視了個人的偏好、習慣及其它非經濟因素對城市土地區位選擇的影響，具有片面性。

3.社會行為學派

社會行為學派出現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它克服了社會生態學派和經濟區位學派對人簡單化和理想化假設的缺點，認為在現實社會中土地利用者的區位決策行為因價值觀、思維方式、知識水平和掌握信息等方面的影響不可能達到利益最大化的程度，而且最大經濟效益和最佳效用并非人們進行區位決策的唯一目的。因此，行為學派把人的價值觀、意識能動性等非經濟的社會因素納入到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范疇，用城市社會系統代替市場作為城市土地利用區位決策的場所。其代表性理論主要有以北卡羅來納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切品（F .S.Chapin）為代表的決策分析模型和溫勃爾（M.M.Webber）的城市土地利用互動理論。

社會行為學派用人文思想批判了忽視人的價值觀念和主觀能動性的社會生態學派和經濟區位學派，但行為學派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過于強調個人認知和決策行為對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形成的影響力，卻忽略了社會結構的制約作用。

4.政治經濟學派

政治經濟學派興起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該學派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的區位決策和空間模式并不是由無數個體在無組織的土地市場中自由決策的結果。因為社會結構體系是個體選址行為的根源，在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結構中，不同的社會階層在進行土地利用決策和開發時其權力也明顯不同。個人、企業、政府的土地利用空間行為和決策受制于其所在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和社會結構，因此要揭示錯綜繁雜的城市內部結構表象所蘊藏的內在動力機制和演變規律，必須深入分析土地開發過程及其政治經濟結構和歷史背景。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性理論主要包括以哈維（D.Harvcy）、卡斯特斯（M.Castells）和斯哥特（A.J.Scot）為代表的結構主義以弗姆（W.H.Form）、威廉姆斯（0.P.Williams）為代表的區位沖突學派和城市管理學派。結構主義利用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來解釋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及變化過程，認為社會生產關系是城市土地利用空間結構變化的內因機制。區位沖突派則認為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間結構和區位模式是具有不同目標、不同權力及影響力程度的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沖突、相互妥協的結果。城市管理學派認為城市管理者(包括公共房屋經理、地方政府官員等機構)在土地資源的分配過程中起不同作用，從而影響并決定城市的空間結構模式。

政治經濟學派從深度和廣度上極大地加深和拓展了對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動力機制的認識，但大多數政治經濟學模型只提供了一個概念性分析框架，傾向于過分簡單化和政治決定主義為加強它的解釋效力，還有待于與其它理論尤其是城市經濟學理論進行融合。

5.城市模型研究

城市模型是在阿隆索研究的基礎上對新古典城市經濟理論的深化和提高。為更理性地進行戰略規劃和預測分析，美國首先開展了城市空間結構演變規律的模擬分析研究。借助于計算機數值分析處理，用定量的方法對城市空間結構的演變規律進行模擬分析。其中著名的有勞銳模型，它的特點是模型的可計算性和可擴展性，用極簡明的形式表示居住、商業、基礎產業等決定城市空間結構的主要社會經濟活動與交通的相互聯系。通過預測城市各區域的社會經濟活動，按它們的土地利用需求和規劃控制要求確定城市內部空空間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研究

空間結構

從 20 世紀 20 年代產生的生態學派，到 60、70 年代的經濟區位學派、社會行為學派，繼 70、80 年代以來的政治經濟學派，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理論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顯的發展，這些學派在當代西方城市空間的演變過程中都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當代我國城市空間的發展過程中也可以見到若干學派的身影。

參考文獻

1． 沈玉麟.外國城市建設史[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7

2． 鐘紀綱.巴黎城市建設史[M].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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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力模型；增長極；點軸開發模式；新型城鎮化；區域經濟合作

中圖分類號：F127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0)06-0001-03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化，區域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統籌區域發展已放在突出位置，統籌就是強調要協調發展，因此區域調控成為政府引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經濟區的劃分作為區域經濟空間組織的重要工具，是進行合理的地域分工和區際協作，引導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的基礎，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區域開發、經濟投資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1］。

一、環青海湖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概況

（一）區位條件分析

青海湖是我國第一大咸水湖，地處我國西部干旱區、東部季風區和青藏高原區三大區域的交匯地帶［2］，是世界著名的濕地自然保護區和青藏高原東北部生態安全的天然屏障。環青海湖地區地處青海省農牧結合部，距省會西寧市130公里，東接全省經濟重心河湟谷地，西連柴達木盆地，是青海進入新疆、的重要通道。環湖北岸有青藏鐵路、青新公路315國道，南岸有109國道通過，交通比較便利。該區域自然條件相對較好、自然資源相對富集，蘊藏著豐富的礦產資源、水資源、草地資源；以青海湖為依托旅游資源更是得天獨厚，特色突出，在全省有著明顯的區位優勢。

1.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分析。

環青海湖地區四縣行政區域面積5.58萬km2，占全省面積的7.75%。2008年末人口22.8萬人，占全省人口的4.11%，國內生產總值553 411萬元，占全省的5.8%，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4 272.41元，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40倍（見表1）。

環青海湖地區經濟發展既具有優勢和各種機遇，也面臨著很大的生態經濟問題。

（1）區域經濟總量小、質量低，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從三次產業產值比重來看，剛察縣和共和縣仍以農牧業為主。從三次產業就業比重來看環湖各縣絕大多數勞動力仍滯留在第一產業，產業偏離度很高，產業結構極不合理，區域城鎮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見表1）。地區GDP（萬元）人均GDP（元）人口(萬人)三次產業產值比重（%）三次產業就業比重（%）城鎮化率（%）

海晏縣141699416763.46.1∶67.9∶2640.8∶17.2∶41.938.2

剛察縣49449114994.341.3∶14.9∶43.870.4∶0.5∶29.134.9

共和縣1893981445713.118.8∶45.7∶35.562.6∶3.5∶33.934.4

天峻縣172065860322.09.1∶80.9∶1076.2∶2.2∶21.625

青海省961520017389552.911∶55∶3444.5∶21.3∶34.240.86

（2）區域內四縣之間社會經濟發展差距較大。

從表1可以看出海晏縣和天峻縣人均GDP分別達到41 676元和86 032元，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是剛察縣與共和縣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共和縣總人口13.1萬人，天峻縣僅2萬人，人口分布極不均衡。從產業發展情況看，第一產業產值比重最高的剛察縣為40.8%，最低的海晏縣為6.1%，非農就業比重最高的海晏縣達到59.1%，最低的天峻縣僅23.8%。四縣城鎮化水平差距也很大，海晏縣城鎮化率為38.2%，接近全省平均水平，而城鎮化水平最低的天峻縣僅25%（見表1）。

（3）環青海湖區域缺乏經濟增長極。

城鎮是一個地區政治、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的中心，也是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支點和人口聚集的平臺。經濟區域需要有一個具有強大輻射力并對區域腹地發展有帶動作用的中心城市，打破行政區劃限制，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但是環青海湖地區沒有一座城市，只有11座城鎮，除共和縣恰卜恰鎮之外，其余城鎮規模過小，缺乏增長極導致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弱，缺乏與其他區域的競爭力和協作發展能力。

（4）環青海湖區域經濟區劃與行政區劃不協調，區域內缺乏有效合作。

環青海湖地區四縣毗鄰青海湖，縣域間相互接連，在資源稟賦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互補性，具備區域經濟合作的條件，因此青海省經濟區劃中將其劃分為一個經濟區，并于2007年成立了青海湖景區保護利用管理局以促進自然生態保護和旅游資源綜合利用。但是環青海湖經濟區四縣在行政區劃上分別隸屬于海北藏族自治州（剛察縣和海晏縣）、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縣）和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由于經濟區劃和行政區劃不協調，流域各縣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生態環境保護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各自為政，低水平重復開發建設，沒有實現有效合作和多方共贏。同時由于青海湖開發主體與治理主體不一致，也難以保證生態治理的可持續性。

環青海湖少數民族地區在西部生態經濟脆弱區域中具有典型性，因此根據地區現狀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不但對于促進環青海湖區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保護青海湖濕地安全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對于西部同樣面臨生態經濟問題的其他區域也有借鑒作用。

二、基于重力模型的環青海湖區域經濟空間聯系實證分析

（一）重力模型方法介紹

重力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地區間的客貨流量是兩地區間相互吸引、相互排斥的結果，從出行起點O到訖點D的客貨流量與O點的總出行發生量和D點總吸引量成正比，而與O、D兩點之間的距離成反比［3］。該法綜合考慮了影響出行分布的區域社會經濟增長因素和出行空間、時間阻礙等因素，是國內交通規劃中使用最廣泛的方法［4］。

基本重力模型（無約束重力模型）可表示為：

其中qij 指i、j分區之間的出行量預測值，O和D分別表示起止點間的交通出行量［5］。∫(Cij)為i區到j區的交通阻抗函數，它反映交通區之間交通便利程度的總體差異。由于不同目的或方式的出行分布特點存在一定差異，在實際應用中，往往需要根據出行調查的實際結果，選擇合理的阻抗函數，分別建立不同目的或方式的模型［6］。

（二）重力模型方法在區域空間關系和經濟區劃方面的研究成果

重力模型方法在我國區域空間聯系和指導經濟區劃方面有許多研究成果。顧朝林運用重力模型方法對中國城市間的空間聯系強度進行定量計算，刻畫中國城市體系的空間聯系狀態和結節區結構［7］。王鈺蘭等通過空間交互理論的重力模型對成渝經濟區內的城市的空間相吸引強度和吸引范圍進行定量計算，據此界定成渝經濟區的范圍，解析成渝經濟區的空間的內在結構［8］。冀俊、李少游通過重力模型，分析廣西城市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進而得出廣西可能形成的城市群［9］。曹紀偉、葉楨翔用重力模型分析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對圈內的小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提出小城市應依靠交通資源優勢積極對接大都市圈來發展自己這一戰略決策［10］。

（三）基于重力模型的環青海湖區域經濟空間聯系實證分析

重力模型以萬有引力為依據，用自然規律來反映經濟社會的復雜現象，顯然有一定的適用條件。對于一些確定存在很強吸引力的城市或地區，如經濟發達地區、旅游景點、政治文化中心，使用重力模型才會產生較好的效果［3］。針對包含4個縣域的環青海湖地區，采用空間重力模型來定量說明區域經濟中心所在以及經濟中心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系強度是可行的。根據出行需求調查結果并考慮計算簡便，選擇冪函數作為交通阻抗函數，重力模型表示為：

式中α，β，γ為待定系數，需要根據現狀 OD 調查資料，利用最小二乘法確定。由于環青海湖各縣之間出行主要是依賴公路客車，其單位時間出行費用基本相等，所以計算時用出行時間代替出行費用。另外，環青海湖地區四個縣中，天峻縣的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過小，地理位置相對偏僻，離青海湖景區較遠，考慮到距離衰減規律的作用，所以在重力模型分析中不予考慮，只計算分析海晏縣、共和縣、剛察縣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從中選取環青海湖地區的增長極。通過對三縣公交運管所和交通局實地調研，整理出相關原始數據（略）。

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樣本數據進行標定，得出α= 0.124 , β= 1.173 , γ= 1.455 ，即標定的重力模型為qij = Oi0.124Dj1.173 /Cij1.455

將所選地區的OD數據分別帶入到上式中，可以計算出共和縣對海晏縣和剛察縣的聯系強度分別為0.0103和0.0055，自身的經濟活力為0.1243。海晏縣對共和縣和剛察縣的聯系強度分別為0.0103和0.0037，自身的經濟活力為0.106。剛察縣對共和縣和海晏縣的聯系強度分別為0.0045和0.0037，自身經濟活力為0.106。各縣經濟聯系勢能總強度依次為q共和 =0.1234+0.0055+0.0103=0.1343，

q海晏=0.1060+0.0037+0.0103=0.1200，q剛察=0.1060+0.0037+0.0045=0.1142。

根據空間重力模型計算結果可知共和縣的空間聯系強度最大，目前具備成為環青海湖地區增長極的條件。從對環青海湖地區基本狀況分析也可以看出，共和縣無論從經濟總體水平、人口規模、產業結構、可持續發展能力、鎮區面積等方面均居前列，實證分析結果與區域實際情況一致。另外，共和縣的區位不但是環湖南岸，同時也是省內黃河谷地的起點，離省會西寧較近，處于青海省東西發展軸上，共和縣的發展可以同時起到改善青海省兩大重要的發展軸線（沿青藏鐵路發展軸、沿黃河發展軸）的增長極分布狀況和提升經濟集聚、輻射能力的重要作用［11］。

三、環青海湖區域經濟規劃和開發戰略措施

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的特殊性，環青海湖區域經濟規劃和開發必須樹立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切實保護青海湖濕地生態安全為基本出發點，倡導區域合作，點軸梯度推進，并且根據資源優勢，走特色經濟和新型城鎮化之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可持續發展。（一）將產業規劃與城鎮規劃相結合，培育區域增長極

環青海湖區域經濟發展必須發揮增長極的作用，實施非均衡協調發展。根據增長極理論，增長極是一組推進型的產業以及這種優勢產業在特定地域上的集中。所以環青海湖區域經濟開發首先要重視特色產業發展，并以特色產業為支撐促進城鎮發展。

環湖地區四縣應抓住機遇圍繞青海湖這個國際品牌，進行產業規劃，協同整合產業優勢，培養特色產業集群以及合理分工和優勢互補的產業體系，通過產業鏈建立區域經濟聯系。

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鎮的作用，將城鎮化與特色經濟發展相結合。根據前述實證分析結果，綜合考慮環湖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經濟、生態環境等因素，可以在共和縣規劃建設一座環青海湖區域性中心生態城市，成為該區域對外交流的一個平臺。在大力發展特色經濟，逐步形成城鎮產業支撐的基礎上，促進農牧區人口到城鎮定居就業，提高城鎮規模經濟效益和集聚經濟效益。大力發展以旅游業為龍頭的服務業，使環湖地區的小城鎮建設與旅游業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增強城鎮的經濟實力與吸引力，并以此促進環湖經濟區產業結構的高度化。（二）依托交通軸線，實施點軸開發，完善城鎮等級體系

點軸開發理論指出在重視“點”（增長極作用）的同時，還強調“點”與“點”之間的“軸”（交通干線）的作用。 “點―軸系統”反映了社會經濟空間組織的客觀規律，是一種最有效的區域開發模式［12］。環青海湖地區是天然環狀經濟區，地廣人稀，宜居地分散，城鎮如“飛地”，彼此不相連，只有通過交通軸線連接起來，才能相互發揮經濟輻射作用，所以環青海湖區域經濟開發適宜增長極培育基礎上的“點―軸”開發模式。借助環青海湖分布的交通干線作為軸線，立足本地豐富的畜牧業、能源、礦產資源和旅游資源優勢，把環湖地區發展成為現代畜牧業生態經濟圈、環湖旅游生態經濟圈、環湖城鎮生態經濟圈［13］。以特色產業和現有城鎮為重點，依據區位條件、交通條件、資源稟賦條件等，選擇培育有一定發展前途和潛力的次級“成長中心”城鎮。充分重視中小城鎮的定位與發展，優化區域的城鎮規模結構體系，促進城鎮體系的完善。

（三）走新型城鎮化道路

城鎮化與環青海湖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生態安全和現代化建設密切相關。只有提高環青海湖地區城鎮化水平，才能夠有效地將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在少數生態極上，實現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轉化，收入水平提高，才能從根本上減輕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實現生態經濟良性循環 ［13］。

筆者實地調查發現環青海湖地區少數民族人口進城的顧慮還比較多，鄉土情結很重，這也是該地區城鎮化水平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加上該地區生態環境承載力有限，也不宜大規模的開發。為此，結合青海湖濕地生態保護的長遠要求和區域社會經濟現狀，該區域最適宜的戰略選擇應是走健康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的新型城鎮化道路［13-14］。要堅持以人為本，城鄉統籌，通過合理的城鎮體系規劃和牧區居民點規劃，促使人口和經濟活動相對集中于生態環境條件較好的宜居區域，改善城鄉公共服務設施和社會保障水平，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集約化發展道路，并在規劃建設中堅持突出民族特色和地方風貌。比如將生態畜牧業與生態旅游業有機結合，通過開發地方傳統特色的畜牧業產品，開展牧家樂等形式，使旅游業發展帶動畜牧業持續發展，不但促進地區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轉型，增加牧民收入，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也使區域少數民族傳統得以保留和發揚，有助于實現城鄉一體化。

（四）開展區域經濟合作，推進流域經濟一體化和可持續發展

環青海湖地區具備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良好基礎，推進環湖地區經濟合作符合區域內各縣利益，是提高區域整體競爭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必然選擇。環青海湖四縣應當突破行政區劃限制，形成共榮共贏的整體合作理念，根據資源稟賦進行專業化分工協作，合理配置資源，避免區域內部惡性競爭。通過產業間優勢互補，以共創旅游品牌為突破口，打造極具競爭實力的特色農畜產品、加工產品和特色服務品牌。同時環湖地區應依托優勢資源和重點項目聯合對外進行招商引資，共同開展區際合作，加快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逐步形成協調發展、競爭合作的區域發展格局，引導區域從行政區經濟向經濟區經濟轉變。通過環青海湖區域內產業分工與合作，建立區內利益協調機制也是推進流域綜合開發與治理的有效途徑，只有通過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協調，形成地方政府之間的合理分工合作關系，實現流域經濟一體化，才能為流域經濟發展和綜合治理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

環青海湖區域規劃和經濟開發要堅持以人為本，政府主導，統籌城鄉，完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打造環青海湖少數民族特色生態經濟區，實現環青海湖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08BMZ-039）階段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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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1研究方法與思路城市流是指城市間各種要素在城市群內相互流動、作用的一種基本形式，包括對流、傳導和輻射［7］.城市流強度則是指在城市間的活動中，城市外向功能（各外向服務部門功能）所產生的影響量［8］，是表征城市與外界聯系程度的數量指標。城市流強度作為衡量城市與外界聯系的數量指標，一般用城市從業人員作為城市功能量指標，即通過計算該城市某一產業部門從業人員的區位商來衡量其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本文將運用區位商原理，建立城市流強度概念與模型，對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的主要外向部門的區位商（Rij）、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強度（Fi）等指標進行測算，分析與比較淮海經濟區各城市經濟空間聯系強度，探尋城市流變化的一般規律.

1.2數據來源城市服務往往通過經濟體系中關聯度大、輻射性強的行業來實現.利用《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3年）》的相關數據，去除農、林、牧、漁業以突顯城市的非農功能，重點關注外向型服務業和第二產業.選取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的采礦業，制造業，電氣、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餐飲業，金融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15個行業的單位從業人員數、總從業人員數、各城市國內生產總值等指標，分析各市對外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2城市經濟空間聯系強度

2.1城市區位商分析根據公式（2）計算出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15個外向服務部門的區位商（表1）.區位商大于1，就擁有專業化水平，且越大說明了其專業化程度越高，反之，則沒有專業化水平.徐州有7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其中，采礦業3.17，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1.83.這源于徐州是全國重要的煤炭產地，其礦產資源豐富且是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是連接東西南北經濟的重要“十字路口”.連云港有6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但各個部門的區位商很接近，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區位商為1.30.作為淮海經濟區重要出海口的連云港，并沒有高效發揮出港口的拉動效應，而淮海經濟區作為連云港最直接、最重要的經濟腹地，也沒有對連云港的發展起到載體和支撐作用.淮安、鹽城以及宿遷分別有6，6與4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說明這些城市的集聚與輻射能力相對較弱.菏澤、濟寧、臨沂、棗莊、日照、泰安及萊蕪分別有5，5，6，4，8，2與5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其中，濟寧、棗莊、泰安和萊蕪采礦業的區位商均大于4，說明這4個城市的礦產資源蘊藏量大，采礦業對城市經濟的發展起到帶動作用.開封、商丘及周口分別有5，4與8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淮北、宿州、阜陽、蚌埠及亳州分別有2，6，7，8與5個外向服務部門區位商大于1，其中，淮北市采礦業的區位商高達13.86，是居于第二位的棗莊的2倍，成為其第二產業的主導部門.從整體來看，淮海經濟區內各城市的第二產業均占有較大比重，而軟件業、餐飲業、商業服務業等第三產業職能領域所占比重較小，說明淮海經濟區目前仍集中于傳統的生產領域，產業結構層次低.另外，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主要外向服務部門的區位商相比同期長三角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以及環渤海經濟區等城市的區位商偏低，說明淮海經濟區各城市的集聚與輻射能力相對較弱，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務部門的區位商之間的差距并不顯著，說明產業趨同現象嚴重.

2.2城市外向功能量分析根據公式（3）、（4）計算出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15個外向服務部門的外向功能量（表2）.徐州、菏澤、濟寧、臨沂、棗莊、泰安、商丘、周口和淮北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別為14.73，11.99，20.15，13.18，12.41，15.02，14.16，13.34與11.35，說明這9個城市在淮海經濟區城市經濟空間聯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濟寧市、泰安市和徐州市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別為20.15，15.02和14.73，居于淮海經濟區的前3位，這3個城市在淮海經濟區城市經濟聯系中的突出地位與其采礦業，電氣、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融業，教育和其他服務業外向功能的傳導與輻射相關.另外，濟寧市的外向功能量比位于淮海經濟區幾何中心的徐州市高37%，綜合比較各部門的外向功能量數值可以發現，徐州只有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具有較明顯的比較優勢，主要得益于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區域交通樞紐地位，但因缺乏具有比較優勢的外向型服務業，削弱了其對周邊城市的輻射作用.濟寧市只有采礦業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占城市外向功能量的84%，第二產業仍為主導產業，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亟待實現.值得注意的是淮北市，其外向功能量Ei為11.35，采礦業占99%，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占1%，其他部門外向功能量均為0，作為資源型城市的淮北市第三產業對外服務能力很弱，經濟主要依托采礦業外向功能的強勁拉動.淮安、鹽城、萊蕪、開封、宿州、阜陽和亳州的外向功能量數值介于5~10之間，位于淮海經濟區城市外向功能量的中間層次；連云港、宿遷、日照和蚌埠的外向功能量均在2~5之間，位于淮海經濟區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最低層次.這說明空間要素的流動性不強，其輻射能力弱，特別是作為港口城市的連云港，其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發展不甚成熟，擁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最后，不同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差距并不太大，城市之間對外服務功能弱，反映出淮海經濟區內尚未形成一個能覆蓋整個區域的核心，空間組織松散，應加快區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充分發揮淮海地區的區位優勢，努力打造區域內增長極.

2.3城市流強度分析根據2013年淮海經濟區各城市的從業人員數qi，國民生產總值GDPi，利用公式（5）、（6）求出各城市的功能效益Ni，城市流強度Fi，城市流傾向度Ki，具體見表3.表3反映出淮海經濟區各城市在區域中的聯系地位：高城市流強度值的中心城市為徐州和濟寧，是區域經濟的集聚與輻射中心；中城市流強度值的中心城市為菏澤、臨沂、棗莊、泰安、商丘和周口，是區域次級輻射中心；低城市流強度值的中心城市為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日照、萊蕪、開封、淮北、宿州、阜陽、蚌埠和亳州，是地方市域的集聚與輻射中心.徐州、濟寧的城市流強度分別達到931.73億元和836.61億元，對周邊城市具有相對較強的輻射和帶動能力，因此，可以作為淮海經濟區的雙中心城市.另外，通過分析Ei和Fi，各城市的第二產業職能均占有較大比重，而房地產、商業、社會服務等職能領域所占比重較小.這反映了淮海經濟區目前的外向功能量不高，產業結構層次低，區域仍集中于傳統生產領域的現實狀況.上述對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的城市流強度分析表明其存在結構性差異.本文引入城市流強度結構公式，用數量比來描述組成城市流強度的因素，進而解釋這種結構性差異對城市流強度的影響［10］.從公式Fi=GDPi•Ki可以看出，城市總體實力和城市流傾向度構成了城市流強度，且城市流強度的大小也由他們之間的相對比例決定。利用公式（7）、（8）對淮海經濟區20個地級市的GDPi，Ki值進行同一化歸，得到GDP′與K′，并作出淮海經濟區主要城市的城市流強度結構圖（圖1）.從圖1可以看出，淮海經濟區各城市綜合實力與城市流傾向度的結構性差異：高城市流強度值城市徐州和濟寧的綜合實力較高，是淮海經濟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兩個城市，城市綜合服務能力處于中游水平.兩個城市的GDP′>K′，說明二市的城市流強度主要取決于城市綜合實力；特別是徐州市的GDP′要明顯高于K′，其相對較低的城市流傾向度則反映了徐州市的綜合服務能力不強.作為淮海經濟區的兩大區域中心城市，從城市發展成長視角來看，今后要穩步提升城市綜合實力，不斷健全綜合服務能力，打造區域經濟增長極，加大對其他城市的輻射與帶動作用.菏澤、臨沂、棗莊、泰安、商丘和周口為中城市流強度值城市.其中，菏澤、棗莊、商丘和周口4個城市的K′>GDP′，尤其是商丘市的K′居于該層次中的首位，K′遠高于GDP′，城市流強度主要取決于城市綜合服務能力，故今后不僅要努力提高綜合服務能力，還需重點增強綜合實力.與菏澤、棗莊、商丘和周口四市相反，臨沂、泰安兩市的GDP′>K′，城市流強度主要受城市綜合實力的影響.在今后的發展中，這兩市要想成為區域副中心，應加強城市分工協作，積極培育特色產業，從而增強對外服務能力.低城市流強度值城市有連云港、淮安、鹽城、宿遷、日照、萊蕪、開封、淮北、宿州、阜陽、蚌埠和亳州，其中，連云港、淮安、鹽城和日照四市的GDP′>K′.顯然，他們的對外服務能力不強，從城市可持續發展著眼，進一步提高其綜合服務功能相當必要.而宿遷、萊蕪、開封、淮北、宿州、阜陽、蚌埠和亳州等市，其K′值均不同程度地大于GDP′值.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淮北、宿州和亳州三市較低的城市綜合實力與較高的城市流傾向度之間形成極大的反差，這3個城市雖然不具備較高的外向功能量，但由于各市從業人員總量均很小，因此，以單位從業人員外向功能量來測算的城市流傾向度均較高.而鹽城市由于從業人員數量巨大，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功能效益與城市流傾向度.因此，要加強這3個城市的外向聯系能力，當務之急是要強化其綜合經濟實力，把重點放在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上，將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區域外轉移，大力發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外向帶動型新興產業，提高綜合經濟實力與綜合服務能力.

3結語

篇(5)

[關鍵詞] 中原經濟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現狀;策略;概況;核心區

[中圖分類號] F12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1-0037（2015）05-14-3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Zhao Qian

（Hen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Zhengzhou Henan 450003）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that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transfer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eastern industries transfer to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countries promote and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d-rise strategy， the progress of Central Plains reg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Henan Province as the main body is accelerat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nsensus of the whole province to seek development， the force of serving the overall interests， and the spirit to tackle difficulti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ws a good trend， a good situation， and a good momentum.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us quo，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Keywords：central plain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urrent situation， strategy， general situation， core area

河南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中原經濟發展中，應全面貫徹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學習貫徹系列重要講話和調研指導河南工作時的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落實國家決策部署，把改革創新、擴大開放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2014年，河南經濟運行呈現總體平穩、小幅波動、緩中趨升等特點。預計2014年我省GDP增長8.7%，居民消費指數CPI上漲2%左右。區域經濟是以一定地域為范圍，與經濟要素及其分布密切相關的區域發展實體。在中原經濟發展中，如何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對河南省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此，在中原經濟發展中，必須重視區域經濟發展，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為國民經濟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1 區域經濟的概況

區域經濟是指經濟發展的內部要素與外部條件在一定區域內相互作用而出現的生產綜合體。各個區域經濟的發展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等。區域經濟可以對區域性的資源開發與利用現狀進行充分反映，特別是在合理利用礦物資源、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主要體現在地區生產力分布的科學性與經濟性。

《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規定，中原經濟區必須遵循“核心帶動、軸帶發展、節點提升、對接周邊”的發展原則，實現放射性、網絡化的發展局勢。在中原經濟發展中，區域經濟的發展，應進行多個區域的劃分，如以鄭州為中心，實現中原城市群全覆蓋，制定科學有效的戰略目標，為實現各個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2 中原經濟區各區域經濟發展現狀的分析

2.1 中原經濟區核心區經濟發展現狀

中原經濟區核心區城市數量為9個，分別為鄭州、漯河、洛陽、開封、新鄉等。5.88萬平方公里為土地總面積，21%為全區土地面積的比例，4 150萬人為人口總量，與全區人口總數相比，其比例為28%。該區域內具有較為豐富的礦產資源，如煤炭、鐵礦石等，工業發展速度較快，交通極為方便，核心區是高等圓角及科研院所密集地，在地理位置與產業資源中具有顯著優勢，對中原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與其他區域相比，其GDP總量如下表1所示。

2.2 中原經濟區區經濟發展現狀

中原經濟區區城市數量為9個，10.76萬平方公里為其土地總面積，5 252萬為總人口。這個區域地形主要為平原，具有較為優越的農業發展條件，在北、西、西南等區域油氣、煤炭及有色金屬資源較為豐富，在黃淮區域卻十分缺乏礦產資源，相對而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相比中原核心區，在GDP總量、人均GDP方面區較低，以上表1（2011年）為例進行分析，區占核心區GDP總量、人均GDP的比例分別為71.2%與56.2%。特別是黃淮4市，因投入長期不足，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較為滯后，致使經濟發展水平較低。

現階段河南省存在極為嚴峻的生態形勢，在人口、資源及環境中的矛盾也愈加凸顯。2009年我省廢水排放量達到了33.4億噸，其中42%為工業廢水排放量，7 979.4公里為全省監控河段總長度，其中53.3%為I―Ⅲ類水質。河南省四大水系分別為黃河、淮河、海河及長江，通過監控檢測，氨氮為其主要污染物，按照從重到輕的污染程度進行排列分別為：海河流域、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22 185億立方米為河南省工業廢氣的總排放量，135.5萬噸為二氧化碳排放量，59.7萬噸為煙塵排放量。這些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嚴重影響了空氣質量，造成了生態破壞。

3 中原經濟發展中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因素

3.1 地理條件及區位因素

地理位置與區位條件等自然環境是影響中原經濟各個區域發展的主要因素，其主要體現在區位與資源方面。因核心區地理位置較為優越，資源較為豐富則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其他區域則相對較低。在測定中原經濟區范圍過程中，應對各個區域內產業影響力、開放影響力、科技影響力進行充分考慮，通過調整與分析，對其空間范圍進行最終確定。

3.2 科技及人力資源因素

作為經濟活動所造就、具有特定地域構成的經濟社會綜合體，區域經濟能否快速發展與科學技術進步具有緊密的聯系。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社會化、產業化的實現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科學技術的應用對要素存在形態的改善、要素組合聯系的優化存在推動作用。同時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人力資源能夠有效提升區域經濟的競爭力。在區域經濟規模擴大、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等方面具有關鍵作用。人力資源與科學技術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作為科學技術進步的載體，人力資源可促進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4 中原經濟發展中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有效策略

4.1 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

在經濟發展中世界各國都會遇到區域經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因自然條件、資源分布、區域位置不同，導致各個經濟發展區域存在嚴重不平衡狀態，這種狀態的長期存在給國民經濟、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基于此，必須對區域經濟發展進行統籌安排，始終堅持協調發展戰略，這是國民經濟增長與中原經濟發展必須遵守的原則。

4.1.1 協調發展的重要性

面對中原經濟各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應選用科學有效的協調措施，在合理范圍內有效控制各個區域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說，在核心區域應促進新經濟增長點的發展，并以此帶動其他區域經濟發展，在發展核心區域經濟的同時，推動其他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在政府的領導下，對經濟較為落后的區域實行資金扶持，通過大量投資，完善該區域基礎建設設施，為其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4.1.2 比較優勢的發揮，為區域經濟跨越式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雖然中原經濟發展中各個區域之間存在諸多矛盾、不足，但我們不能對其優點加以否認。通過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可以向優勢產業提供更多區域優勢資源，幫助區域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

4.2 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區域產業分工體系的建立

區域內各企業間、企業內部各部門間比例配置為區域產業結構，在區域生產力組織系統中區域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對中原經濟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區域主導產業選擇是區域產業結構優化的核心，通過調整區域產業結構，可滿足區域內各方面的需求，如科學技術水平、消費水平。

2010年，河南全省資源型重化工業產業比重已經超過70%，在全省工業增加值中，6大高耗能行業如有色、化工等所在比例為41%。在核心區產業結構優化中，應對其資源、技術及人才優勢充分利用，并對第三產業加大發展力度，實現產業優化升級。

4.3 推動區域合作，形成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發展合力

進行長效機制的合理構建，進行區域規劃、區域性政策文件的制定與實施，并對其進行監督和評估。重點做好核心區、區發展規劃工作，實行《新區設立審核辦法》，對各個區域內的相關基礎設施加大建設力度，推動中原經濟的快速發展。深化核心區、區等各個區域之間的合作，并進行合作平臺的建立，因地制宜地進行特色合作區的設置。同時對中西部地區發展提供政策支持，為中原產業轉移、產業結構優化提供可靠保障。并進行扶貧開發工作機制的創新，支持集中貧困地區高速發展。

在“十二五”規劃指導下，進行貧困地區扶貧政策的有效執行，并進行扶貧搬遷投資計劃的編制，為推動中原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5 結語

綜上所述，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主導地位由我國體制所決定，在中原經濟發展中，往往存在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等現狀，如無法避免該問題的出現等。應采取與之相適應的措施，進行有效的處理。河南省作為中原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必須在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前提下，不斷優化各個區域的產業結構，加大區域合作，為中原經濟發展提供可靠的保障，實現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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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縱觀整個地理環境,只要存在地理梯度的非均衡[6],就必然產生生態經濟系統的邊緣效應。處于水平方向上的海陸交界、經濟結構上的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交界、城市與鄉村的交界,均體現出不同強度、不同規模、不同方式與不同類型的邊緣效應。因此,多個生態經濟系統的交界地帶即邊緣區域,有可能成為生存和發展的最佳環境。即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產生的前提是生態系統之間存在著生態位,這種生態位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與其他生態經濟系統相對比較中體現出來。它可視為二維空間中的矢量,應包含兩個方面含義[7]:一是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單元的狀態,表現為過去資源、社會經濟發展以及與環境相互作用積累的結果;二是對環境的現實競爭影響力或占有支配力。以上兩個方面的綜合,決定生態經濟系統單元在特定生態經濟系統中的相對地位與作用。由于地區社會、經濟、生態發展不平衡以及各地區在城市中功能的差異,導致各生態經濟系統間及其內部的生態位均存在著差異。因此,只要具有高的生態位,處于多個生態經濟系統結構上的邊緣區域,也有可能成為整個生態系統功能上的中心,如處于海陸邊緣地帶的香港特區和上海市。

省域行政邊界地區的邊緣效應分析

主要表現在:①要素的豐富性。省域行政邊界地區,即兩個或兩個以上地域上相鄰的省級生態經濟系統的邊緣區域。受惠于邊緣區域豐富的各類要素,將產生省域生態經濟系統的邊緣效應,具體表體為加成效應、協合效應和集聯效應[4]。其過程是先通過加成效應,將物質、能量、信息、時機或地域等生態因子加層,擴展邊界地區的生態位;接著邊界異質環境中的各種生態因子處于合適的生態位后產生“諧振”,繼而各因子之間產生強烈的協合效應。同時因集膚效應的存在,加大的信息和豐富的要素則產生互補性的匯聚,引發超越各地域組分單獨功能疊加之和的生態增殖效益,從而激發行政邊界地區產生邊緣效應。②政策的靈活性。當前,區域合作已成為許多國家應對全球化、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策略和手段,區域合作與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兩大重要趨勢[8]。由于強調區域間的聯動發展,緊密的經濟聯系使省域行政邊界地區重視并積極尋求區域間整體的合作,尋找共同發展的合力,以期順利完成經濟和社會的轉型升級,故在政策上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機動性。③界面優勢。利用界面優勢,通過行政邊界地區的二元性結構為省域間的區域合作提供廣闊的空間,并使之成為省與省行政區域間政治對話、經濟交流、文化傳播和信息溝通的媒介,為省域生態經濟系統提供交互的平臺。因此,利用不同生態經濟系統的邊緣效應,可成為轉型期扭轉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被“邊緣化”局面的“外力”。

主要為:①開放性。開放性是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的基本特點,同時也是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有序結構產生和維持的基礎。開放的省域行政邊界地區,省內和省際之間的合作有利于生態系統通量的加大。邊緣地區是物質、能量和信息的匯聚地和中轉地,讓邊緣地區獲取和利用更多的資源和機遇,在自身發展的同時也利于系統之間的交流。邊緣地區是省域行政邊界區域間有效合作的窗口,是區域經濟互動的前沿地帶,保持區域經濟活力和獲得邊緣效應,首先要開放和打破行政管理界線與地方保護主義。②占據不同行政區的關鍵節點。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位于不同生態經濟系統的發展環節,占據著生態經濟系統“增長極”向邊緣地區進行梯度遞推的關鍵節點,也是平衡同一生態經濟系統內部發展差異的重要突破口,因此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的發揮還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和經濟意義。③協同作用。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的重要特點是開放性,開放性與協同性共生于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一個生態經濟系統的進化可能會改變作用于其他生態經濟系統的選擇壓力,從而引起其生態經濟系統的適應性變化。兩個或多個生態經濟系統的生態位存在著一定重疊,勢必產生相應的競爭,生態經濟系統的自身進化常常受到相互之間的影響,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互相作用的協同進化系統,因此協同作用也是形成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的基礎。

玉林市的生態位和發展環境

廣西經濟區的邊緣:玉林市地處廣西東南部,地理位置上處于廣西經濟區的邊緣地帶。玉林市屬桂東南丘陵盆地,山地面積僅占1/3,境內地勢低平;屬于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雨量和光熱資源充沛,年均溫21℃,一年“三熟”,特別適宜農作物生長,一直是廣西乃至我國重要的“糧倉”,也是全國和廣西的熱帶水果生產基地[9]。長期以來,玉林市經濟以第一產業占較大比重,2010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由2000年的39.3∶30.4∶30.3轉變為20.5∶44.5∶35.0,第二產業已成為玉林的支柱產業,但是整體經濟總量偏小,實力較弱[10]。廣東經濟區與廣西經濟區的邊緣界面:玉林市位于廣東經濟區與廣西經濟區的邊緣界面,其東面、南面分別與廣東省茂名市和湛江市毗連。隨著聯結兩廣交界區域交通的改善,玉林市將作為廣東省進入廣西省的重要節點,也將成為兩大生態經濟邊緣界面———廣東經濟區“西拓”和廣西經濟區“東進”的要地。廣東經濟區與廣西經濟區之間的生態位的“位差”,使玉林成為聯結廣西經濟區和廣東經濟區之間經濟往來的重要經濟紐帶。華南大經濟區中廣州中心向廣西境內輻射的通道節點:從整個華南大經濟區來看,玉林處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泛珠江三角經濟區和環北部灣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西南地區東向出海、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西進參與西部大開發和內地向東盟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進軍的重要節點和便利通道之一[11]。目前以廣州為龍頭的珠三角地區產業升級加快,接受國際產業轉移能力增強,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有望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玉林緊靠廣東、海南,前臨香港和澳門特區,背靠大西南,在整個華南大經濟區中是廣州向廣西境內輻射鏈上的重要通道節點。

優勢:首先,省域行政邊界通達性增強,加大生態經濟系統邊緣玉林市物能通量的流動。南寧至廣州高速公路的開通,使玉林的經濟區位發生重要轉變,由原來位于廣西經濟區結構上的邊緣地帶變為廣東經濟區進入廣西經濟區的“橋頭堡”。玉林位于在粵桂城市發展軸上的兩大省會城市廣州和南寧的中間地帶,受兩端城市的雙重輻射作用,接受來自兩省的經濟擴散效應,極有可能迅速發展成為新的城鎮生長點。同時,由于玉林處于華南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的中心區域,隨著廣西和廣東區域合作的進一步加強和密切,玉林成為華南經濟區中廣州中心向廣西境內輻射的關鍵通道節點。其次,玉林市內及與周圍地市交通環境的全面改善,加大了生態經濟系統內部各子系統間的物能流動。以玉林為中心,半徑為200km范圍內分布著南寧、柳州、梧州、肇慶、湛江、北海、欽州、防城港、貴港、賀州等10個地級市,以玉林為中心的“2h經濟圈”已形成,是桂東城市群的重要中心城市,輻射人口近3400萬人。玉林市已形成以城區為中心的“0.5h經濟圈”和即將形成的“X”型大交通網絡,區位優勢更加凸現出來[9]。可見,玉林是聯結廣西經濟區和廣東經濟區之間經濟往來的重要“經濟紐帶”,玉林融入粵港澳經濟圈的條件十分優越。兩個不同經濟區的粵桂文化、發展觀念的交融,深深影響著玉林人的觀念和意識。玉林人的勤勞、務實、精明和開放,使玉林素有“廣西的溫州”之稱。改革開放初期,玉林是廣西商品經濟最為活躍發達、市場最繁榮的地區。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鄉鎮企業占據了廣西半壁江山的玉林,成為華南地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玉商文化”為民營經濟發展起到巨大催化作用,玉林已成為廣東企業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12]。玉林主動接受生態位的位差帶來的“勢能”,變為經濟發展的“動能”,促成一批以產業集群帶動的專業鎮。良好的產業基礎和初具規模的中小企業名城,為承接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p#分頁標題#e#

劣勢:改革開放初期,由于“四不沿(不沿邊、不沿海、不沿江、不沿線)”和“三無(無國家重要項目投資、無大宗礦產資源開發、無強大的經濟支撐)”,玉林經濟曾一度持續低迷[11]。玉林地處廣西經濟區中心的邊緣,來自南寧和國家的支持力度有限,主要“增長極”對玉林的輻射帶動作用力弱,資金投入、政策支持及靈活程度是制約玉林經濟發展的重要頸瓶。機遇:目前廣州已經成為珠三角地區發展和華南經濟區的“火車頭”,龍頭地位更為堅實,處于由戰略新起點向寬裕社會和加快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邁進[13]。歷史上玉林與廣州有著非常密切的經貿來往和經濟聯系,玉林位于廣東經濟區與廣西經濟區的邊緣界面要地和華南大經濟區中廣州中心向廣西境內輻射的通道節點上,勢必擁有更廣闊的經貿合作前景。廣東經濟區新一輪的戰略轉移已經開始,社會經濟正進入近乎“脫胎換骨”的質的上升轉變期。廣西經濟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和廣闊的銷售市場,以及與廣東經濟區的雄厚資金、先進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滋生了兩大經濟區積極加強合作的共同需求。玉林是兩大經濟區的重要結合部,聯結廣西經濟區和廣東經濟區之間經濟往來的重要“經濟紐帶”,更是廣西融入大珠三角經濟區的“橋頭堡”。兩大經濟區的區域合作和聯動發展,為加快打造中小企業名城的步伐和實現玉林經濟的崛起創造了良好時機。

挑戰:發揮省級行政區域間的邊緣效應,很大程度受限于生態經濟系統的開放程度。廣西經濟區與廣東經濟區兩個不同經濟區發展觀念,南寧對玉林資金上的投入、政策上的默許,或者遭遇資金和政策瓶頸上的干擾,對玉林經濟的持續、平穩增長具有較大的制約性影響。由于省級行政區域間開放性的加大,也帶來邊緣區域競爭的加劇。廣東的鄰省還有福建、江西和湖南,廣東經濟區在對外轉移產業時,有必要權衡其交易成本和考慮相互的市場需求。同時還存在廣東經濟區對玉林乃至對整個廣西經濟區的接納程度的挑戰,即影響到玉林在省域行政區域間邊緣效應的參與度。因此,對玉林而言,對廣東經濟區能量的承接能力和功能上的融入能力也是對自身建設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嚴峻考驗。區域不平衡和協同進化是區域發展的常態[8]。廣西經濟區與廣東經濟區利益的不平衡,往往伴隨著惡性競爭,是兩大生態經濟系統協同進化的反映。如何協調區域間經濟利益的不平衡,有步驟地配合和確保做出互補性的貢獻是生態經濟系統邊緣效應發揮的關鍵因素。

玉林在中國城市體系中的相對生態位

基本假定:一個城市對另一個城市的影響力與兩個城市人口的乘積成正比,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關系:F=PiPj/R2[13]。式中,F表示一個城市對另一個城市的影響力,P采用2010年各市統計的城市人口數據,R為兩個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并考慮到城市經濟實力(GDP影響系數:GDPi/GDPj)產生的影響,綜合生態位表示為:F=(GDPi/GDPj)PiPj/R2。通過估算,由圖1可見,距玉林200km范圍內的10個地級市與鄰省省會城市海口、昆明、貴陽和廣州、北京、上海等17個市中,對玉林發生重要影響前5位城市的綜合生態位依次為:廣州(82)、南寧(31)、貴港(26)、湛江(19)和佛山(14),其中又以廣州和南寧對玉林的影響最為突出。即在廣西經濟與廣東經濟區的邊緣效應的發揮過程中,玉林最易受這兩個經濟中心的影響,也就是這兩個經濟區邊緣效應最強的區域。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估算涵蓋玉林及對玉林具有重要影響的北海、貴港、海口、湛江和北京、上海、廣州等共17個重要城市的相對生態位(圖2),以測定玉林在廣東和廣西生態經濟區內的相對影響力,并進行比較,可得到以下結論:①從中國城市群的整體來分析,由于距離的原因,北京、上海對玉林、北海、貴港、海口、湛江5個地市的影響明顯弱于廣州。在兩個經濟區中,對它們影響最大的依次是廣州、南寧和柳州。玉林受南寧(45)和柳州(21)的影響力均比貴港和北海強,在廣西經濟區中的發展優勢明顯;貴港和北海受到湛江的影響力分別為19和21,稍強于玉林(17),但玉林對貴港的影響力高達67,因此玉林同時接受兩個經濟區的輻射能力,即承接能力比貴港強。②從5個城市相對生態位的比較來看,廣東省內的湛江和廣西省的貴港、北海擁有較好的相對生態位,對邊緣效應觸發和玉林構成較強的競爭關系。③北海、海口對廣州和南寧的影響力已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其發展態勢不容低估。

篇(7)

近年來，隨著科技、信息、旅游、文化、制造業的崛起，西安已成為西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一極，扮演著北方內陸區域社會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風向標角色。而物業管理作為現代服務業，關系到一個城市巨大的有形資產的保值增值，關系到城市管理的好壞和人居環境質量的高低，關系到一個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因此，其綜合效益將會越來越顯著。但從目前的狀況看，西安物業管理行業無論從發展規模、產業深度還是行業規范及管理理念方面，都顯得與西安這個區域中心城市的地位極不契合。

基本情況

目前，西安市本土的物業服務企業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房地產商的附屬企業。其主要任務是服務房地產主業，是房地產售后延續產業，其發展理念、市場競爭導向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二類是原行政事業機構或國有單位的后勤部門。這類是物業管理社會化的產物，聚集了大量人才技術，但轉型不徹底，依附性較強，在用人機制、發展動力等方面存在著局限性；第三類是數量眾多的民營物業服務企業。這類企業以業主需求為導向，以追求效益為目標，按照市場化原則運作，具有靈活的運營機制，正在蓬勃發展。

從規模、經營深度看，西安本土物業服務企業很少有深圳、北京等城市那樣的連鎖品牌企業和深耕企業。目前，沿海的一些物業管理企業所管理的各類物業面積多達幾千萬平方米，分公司遍布全國主要大中城市，成為名副其實的擁有物業管理、咨詢、房屋置換、電梯、保潔、維修等專業公司的大型服務運營商。這些物業服務企業通過自身的多元化、一體化發展，為自身的產業發展找準了方向，也擺脫了低層次的競爭。縱觀西安物業管理行業，基本屬于“耕種門前自留地”狀態。西安地處北方內陸區域中心，但鮮有物業管理企業走出家門，在周邊城市拓展市場。西安物業管理企業管理的物業面積最大的也只在三酉多萬平方米左右，經營管理方式也基本停留在修修補補的運行層次，現場管理多，技術咨詢少，日常維護多，價值管理少，單一型企業多，多元化、一體化企業少。可以說，西安物業管理企業在經營理念和服務方式上的創新還很少。

從以上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西安物業管理企業在規模、資質、市場化程度等方面與東部城市廈門、杭州以及西部城市南寧存在較大差距。南寧物業管理企業總體數量雖不及西安，但物業管理一級資質企業卻達到14家，而西安僅為4家。西安的物業管理市場覆蓋率僅為40％，而廈門為76％，杭州為70％。在物業管理企業規模化、市場化、集約化等方面，西安與這些城市尚有不小差距。

可以說，西安本土物業服務企業還不具備專業化、社會化、規模化特點。單一型物業服務企業多，缺乏行業標桿和集團化發展的品牌企業，這與西安作為區域社會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極不相稱。

如何走出行業發展的低谷呢?

從事物業管理的人都知道這個行業正面臨的困境，如法規政策不到位、多年的矛盾難以解決、成本上升人才難以聚集、收費困難利潤低薄、企業社會地位低等等。物業管理行業目前的處境與整體產業政策、政府重視和政策扶持有很大關系。物業管理屬于產業鏈末端，綜合性、社會性很強，既管理著龐大的資產，也肩負著很多的社會管理服務責任，如為政府分憂解難、吸納勞動力等。準確地講，物業管理不能定位為一個單獨行業，而應當定位為具有社會基礎服務性質和福利性質的綜合性行業。如果沒有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沒有統一的行業規范和運行準則，物業管理將難以擺脫困境。

其他中西部城市是如何引導和發展物業管理行業的呢?中西部城市不乏物業管理政策實踐的先行者，如鄭州、成都等，在制定行業規范、技術指引、政策保障等方面卓有成效。成都市物業管理協會制定了寫字樓物業管理規范、消防技術規范等行業規范和標準，而鄭州物業管理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在政府的協調支持下，實現了水、電、氣、暖等部門直接向最終用戶收費，從而有力地維護了物業服務企業的權益，推動了行業的健康發展。這些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筆者認為，一個城市可以利用和諧的社區、完善的設施、增值的物業和優美的環境等來吸引投資商、居住者、旅游者，再通過發展旅游、文化、物業管理等“軟性”產業，來推動整體產業的發展。如果說其他產業更多的是需要資金、區位優勢、技術人才、物流與投資大環境等因素，那么物業管理這種“低門檻”行業則更多地需要政策的扶持和規范引導。物業管理行業為政府吸納社會閑散勞動力(包括下崗職工)，替政府培訓技能工，創建和諧社區和人居環境，以及帶動相關產業的方面，其社會貢獻要遠遠大于其本身的社會地位。西安市如能在政策上優先扶持物業管理行業發展，可大大降低發展經濟的成本，是一條低成本、高產出、經濟和社會綜合效益顯著的城市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