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經濟分析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比較；方法論

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 a)將空間概念引入迪克希特一斯蒂格利茨(dixit et al，1977)的壟斷競爭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完成了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 geography)的開山之作，提出“核心一邊緣”(core－periphery)模型以來，關于空間的經濟研究得以進入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并隨著藤田等(fujita et al.，1999)、鮑德溫等(baldwin et al.，2003)對理論的進一步完善，新經濟地理學終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導致學科的快速發展。

但是，圍繞新經濟地理學的一系列爭論和討論卻始終未曾停止過，這些爭論包括：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范式、新經濟地理學與傳統經濟地理學以及城市與區域經濟學的分野、空間區位問題為何一直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疇等(顧朝林等，2002；朱華友等，2003；劉安國等，2005)。本文主要圍繞幾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進行探討，以推動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交流、傳播、研究和應用。

一、從經濟地理學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地理學科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學術界亦稱空間經濟學(spatial economics)或地理經濟學(geographical economics)，就其學科的本質特征而言，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盡管對于“空間”這一研究對象，經濟學有著與地理學同樣的目標和學術興趣，但是它們在學術規范、學科范式、理論方法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遠遠大于共同點。為此，有必要探討這兩個學科對同一對象——“空間”進行研究時的差別。

經濟學雖然在社會科學諸學科中是最接近自然科學的，但它本身仍然屬于社會科學范疇，它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中消費者、廠商、市場以及政府等主體的經濟行為，僅僅由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學科范式較為接近于自然科學，使它看上去更像一門“科學”。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本學科的學術規范：需求、供給、價格、市場均衡等，圍繞這些概念，經濟學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學科范式。

而地理學則是另外一門幾乎完全不同的學科，它是一個將“地理”因素作為特定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盡管地理學也將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作為研究對象，但經濟行為的地理特征在地理學科中是被當作“自然現象”來加以處理和研究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地理學研究的經濟行為與地貌、海洋等自然現象并無不同之處。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但在傳統的經濟地理學領域，這種實證主義更準確地說是經驗主義的，它主要依賴觀察到的經濟行為的地理現象加以研究和分析，研究方法則直接來源于空間科學和區域地理學。

當經濟學關注空間現象時，它與地理學的差別更為明顯。經濟學研究空間現象，更多關注的是與空間現象相聯系的消費者、廠商等市場主體的行為在空間上的表現。盡管早期的古典區位理論更多從市場主體的外生因素(變量)分析空間經濟現象，而近年來快速發展的新經濟地理學則從市場主體的內生因素(變量)來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并為此建立了嚴謹而復雜的數學模型來加以表述，以便這些研究成果更加符合經濟學的理論規范。

至此，有必要探討新經濟地理學的學科名稱。前已述及，新經濟地理學本質上屬于經濟學科，也有的學者主張稱之為“地理經濟學”，正如布魯克曼等(brakman et al.，2001)所說，“我們寧愿選擇地理經濟學這個術語而不選擇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原因，是該學科力圖把更多的地理因素引入經濟學，而不是把更多的經濟因素引入地理學。”“我們不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這個術語，不僅是因為‘新’這個標簽經過一段時間就會不可避免地過時，而且還因為這個術語本身有其固有的缺陷——此術語暗示該理論是由經濟地理學而來。但這不是事實，實際上，地理經濟學牢固地根植于國際經濟學、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和經濟發展理論”。無疑這一評說是中肯的，但地理經濟學這一名稱仍然存在缺陷。因為經濟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與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在經濟學中，地理，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空間，而且是沒有區域特征的空間，用于經濟分析中，僅僅是一個沒有任何內容和特征的位置(區位)而已。因此，經濟學更感興趣的是中性的空間，當空間不具備中性特征時，還必須煞費苦心地加以技術處理，如布雷克曼等假設的“等距圓”、藤田等提出的“跑道經濟”等，以便空間更好地作為一個純粹的因素進入理論模型。而地理學視野中的地理因素則更多等同于“區域”的概念，這是整個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和靈魂，也是地理學區別于相關學科的標志性特征。因此，地理學中的地理因素，或者說是區域因素，總是被關注的核心，而被賦予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地形、地貌、交通、生產、城市、人口等，這些內容總是被當作預先給定的外生條件而存在，地理學研究這些內容的分布規律，揭示這些分布規律背后的機制。

因此，我們說，盡管新經濟地理學這一術語最為人們所熟知，但它卻是最不能反映學科特征的一個術語。因為，它聽起來更像地理學而不是經濟學。如果考慮到地理學大家庭中還有一個與之完全不同的、傳統的“經濟地理學”，甚至經濟地理學在70年代經歷過一次革命，同樣誕生了極具地理學科特色的“新經濟地理學”，克魯格曼的新經濟地理學就更加容易引起學科術語上的混亂了。而對于地理經濟學這一術語，雖然比起新經濟地理學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同樣存在不足。因為其中的“地理”容易被人們誤認為是地理學中的內容豐富的、外生給定的“區域”。因此，關于新經濟地理學這一學科的較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在本學科同樣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空間經濟學”，正像藤田等表述的那樣。作為別稱，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擁有更高的知名度，因為由克魯格曼最早提出，從而被人們廣為知曉，但筆者認為，這一術語在使用時，最好標明“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學。

二、從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兼與城市與區域經濟學比較

新經濟地理學作為經濟學關于空間、區位等長期研究的成果，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從發展歷史看，經濟學長期以來也有著關注空間區位的傳統，從經濟學的先驅到近代經濟學的大師，無不對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區位問題有著濃厚的興趣，但區域、空間、區位等概念卻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只有德國的經濟學研究一直堅持不懈地探討區位的經濟含義，長期從事這一主題研究的先驅包括了杜能(thunen，1 826)、韋伯(we

ber，1909)、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廖什(losch，1940)，以及德國傳統區位理論在全球廣為傳播后，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為此也進行了持續不斷的努力，其中貢獻最為突出的莫過于區域經濟學大師艾薩德(isard，1956)。

所有這些理論構成了經濟學中稱之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學科，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經常被稱為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的古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顯然他們是建立在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之內、受到古典經濟學理論假設的約束、使用了古典經濟學的一系列學科范式和分析工具。這些學科范式包含了一系列的假設條件：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等。而這些假設條件和新古典分析框架形成的城市和區域經濟學理論模型不可避免地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外生模型，即通過預先給定的外部條件來研究區位和空間現象，在這些給定外生變量的條件下，研究消費者和廠商的行為和決策。這一理論傳統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雖然期間眾多才華橫溢的學者，諸如艾薩德(isard，1956)、阿朗索(alonso，1964)、米爾斯(mills，1967)、亨德森(henderson，1974)等為此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但這一學科的學術水準一直未能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在經濟學大家庭中的邊緣地位也未能得到徹底改變。

改變這一狀況的是經濟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次革命：在產業組織研究領域對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消費決策和廠商定價提出完整的分析工具，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里茲提出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清楚而簡潔地表達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均衡模型。該模型的優點是容易應用，以至于將該模型用于分析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作為與貿易理論關聯的空間和區位理論，應用該模型也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成果，產生的“核心一邊緣”模型以及由此擴展的城市經濟模型、國際生產模型、經濟增長模型以及政策研究等，構成了空間經濟學完整、規范的標準體系，從而建立起空間經濟學的學科范式。此后，圍繞這些模型和理論的深入研究和細化成為空間經濟學乃至整個經濟學界相當活躍的學術活動。

與傳統的新古典區位理論相比，空間經濟學注入了現代經濟學的活力，具備了現代經濟學的特點和條件：不完全競爭、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等，形成的理論模型也具有內生特性，即不完全依賴外生變量的給定，通過內生經濟變量的變化，有效解釋空間經濟現象的演變，這是空間經濟學與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的最大區別，也是關于空間、區位的經濟學研究最新的理論進步。

三、從邊緣學科到主流經濟學：兼論經濟學方法論

從古典區位理論到新經濟地理學，無疑是一次理論上的飛躍，同時也使得關于區域、空間、區位的經濟分析從此步入主流經濟學的圣地，并且成為當代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異常活躍的領域。但圍繞古典區位理論長期未能進入主流經濟學的爭論卻一直沒有停止，以至于眾多學者感到疑惑的是，區位作為現實經濟中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為什么經濟學卻長期視而不見呢?

對于這個問題的疑惑可以從經濟學方法論中找到答案。前已述及，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社會科學，更準確地說，經濟學是研究“人”的經濟行為的一門學科。因此，凡是能用“經濟人”的行為來解釋的經濟現象，對于經濟學來說就是合適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經濟學不感興趣。從這個邏輯出發，區位經濟現象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用基于“經濟人”假設的經濟學語言來描述和分析的。

早期古典區位理論發展時期，當外生變量給定的條件下，研究特定區域的區位選擇問題，這只是一個應用決策問題。因為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根據消費和生產的決策行為，無法給出區位選擇的圓滿解釋。因此，經濟學拒絕將區位分析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也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當不完全競爭條件下收益遞增的市場均衡和決策獲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并且能有效地用于分析空間經濟現象，從而構筑空間經濟學理論模型，用內生變量解釋空間集聚或擴散，或更準確地說解釋消費者和廠商的決策行為時，空間經濟學才取得了登入主流經濟學殿堂的通行證。因此，我們可以更一般地說，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受到分析工具的約束。沒有理想的分析工具，即使是極具重要意義的經濟現象，經濟學也會拒絕其進入自身的分析框架和理論體系，而寧愿將其交給應用學科去研究，這也是經濟學作為一個成熟理論學科的必然選擇。

篇(2)

關鍵詞：克魯格曼 新貿易論 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與新貿易理論被視為上世紀80年代西方經濟學領域中繼不完全競爭與收益遞增革命之后出現的第四次“新經濟學”研究浪潮。其中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為代表，通過強調收益遞增與不完全競爭，并將這兩方面的作用與區位（或稱經濟地理）聯系起來，將其引入對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思考中。其目的在于將一直被忽視的空間因素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疇之中。本文擬對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貿易論的基本理論做簡要的介紹。

一、經濟地理學的復興和新經濟地理學的產生

長久以來，經濟學一直忽略了空間問題，因為任何有關經濟活動空間區位討論幾乎都無法使用規模報酬不變與完全競爭的方法，而這些方法仍然是大部分經濟分析的主流。

二次大戰后，隨著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在現實中的表現，并未向世人展現出一個與新古典理論所預測的相同的經濟圖景，以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理念為基礎的新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開始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

到了20世紀7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為經濟學家們提供了一系列不完全競爭的模型。因此，收益遞增不再是被回避、或不顧一切地被假設掉的東西。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在解釋行業內貿易、專業化和無限增長方面發揮了很大的空間，豐富和擴大了傳統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內涵。這兩方面的理論基礎就是收益遞增假設，這為解釋經濟活動的集聚現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徑。但是以往這兩個理論都是圍繞著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生產要素流動性這三者以及這三者間在市場運作過程中產生的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的作用而展開的研究工作，這些研究領域也是傳統經濟地理學派研究的范疇。但是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不足之處在于，它們只能將規模報酬遞增和生產要素內生化，而不能將運輸成本內生化，因此，主流經濟學派就只能將經濟地理學納入研究的范疇。從新的領域、新的視角得出一些關于傳統貿易和增長理論的新的啟示。在這樣的背景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模型（DS模型）和經濟學家們關于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研究，為經濟學研究領域帶來第三次大飛躍，而被視為第四次大飛躍的新經濟地理學，將規模報酬遞增理論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1985年赫爾普曼與克魯格曼發表了《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隨后的1991年格羅斯曼與赫爾普曼發表了《世界經濟中的創新和增長》，前者是不完全競爭和國際貿易的著作，后者則主要針對內生增長進行研究，這兩本著作的出版，大大促進了新經濟地理這一新的研究領域的形成。而真正被視為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開山之作、完成了對DS模型空間意義的解釋并確立了新經濟地理學的地位的兩篇著作，則是1991年克魯格曼發表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的《報酬遞增和經濟地理》，以及1988年藤田在《區域科學和城市經濟學》上發表的《空間集聚的壟斷競爭模型：細分產品方法》。

二、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理論

（一）中心――模型

克魯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中心――模型，是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最有代表性的一個理論模型，在外部條件相同的條件下，該模型展示了兩個外部條件相同的區域，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的交叉作用的情況下，如何演變出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并且解釋了當時美國和歐洲的制造業為何是在發達地區集中而非不發達地區集中的情形。

該模型假設前提是整個經濟活動中只存在初始條件相同的兩個地區和兩個部門，一個是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其處于完全競爭模式；另一個是規模報酬遞增的制造業部門，其處于壟斷競爭模式下。該模型中，一開始運輸成本（即“冰山運輸成本”）很高導致了貿易自由度低，這時這兩個產業是在區域間均勻分布的。但隨著運輸成本發生變化，不斷下降并降到中間水平時，前向與后向聯系的效應最強，市場容量進一步增大。由于制造業的規模報酬遞增作用，使得更多的制造企業涌入該地區，因此形成了企業集聚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對稱結構被打破，從之前兩個部門（農業與制造業）原本均勻分布的經濟中將逐漸演化出一種以制造業“中心”、農業“”的中心――模型。這樣形成的不均衡發展，在累積過程驅動下擴散到整個地區，克魯格曼認為這是收益遞增對經濟地理的最高層次的影響。該模型也很好的解釋了19世紀美國和歐洲制造業地帶等情形。

（二）地方化

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在地理上集中的現象在許多層次上都會發生，收益遞增在最低層次對經濟地理的影響就表現為產業的地方化。各國發展何種專業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歷史偶然性。某一特定產品的生產區位，在較大程度上是不確定的和歷史依賴的。克魯格曼舉了一個1895年美國佐治亞州的達爾頓女孩制作了一件植毛制成的床罩作為送給朋友的結婚禮物，這一偶然事件使得二戰后，達爾頓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地毯制造中心。克魯格曼還列舉了幾個相類似的例子旨在說明地方化的邏輯是類似的。微小的偶然事件開始了一個累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某個地區大量廠商和工人的存在為更多的廠商和工人集中到該地區提供了激勵。由此導致的模式可能是由潛在的資源和技術決定的，但克魯格曼認為，從根本上來講，歷史和偶然事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區域和城市之間的專業化和貿易格局也同樣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

這種“路徑依賴”特征的產生可能是由于某個歷史的偶然事件或偶發原因，由此引發了區位事件的發生。而這一“歷史的偶然”一旦產生，就很有可能建立起某種長期的聚集結果，雖然在產業區位和聚集經濟中，這種聚集結果有可能存在其他的替代性均衡，或者最初產生的這一區域和城市模式其實并沒有達到“最佳”的空間活動模式均衡，但無論如何，這種長期聚集的結果一旦形成，在收益遞增的基礎上，這個最初的區域和城市模式就會被“鎖定”下來，很難發生變動。這一模型也很好的解釋了我國珠三角和長三角制造業中心的形成。

（三）全球化和產業擴散

1996年蒲格和維納布斯建立了一個全球化和產業擴散的模型。這一模型試圖通過弱化運輸成本的變化對于產業擴散的作用，提示國家間的產業擴散更可能因為勞動效率的變化而發生。原因在于，如果運輸成本很高或很低的情況下，位于核心國家的產業感受到的由此帶來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向心力）都相對較低，因為勞動效率的小幅度上升而導致的工資成本的上升（離心力）都足以抵銷運輸成本變動所帶來的產業聯系（向心力）的影響。因此，為了規避或減少工資成本的上升，投資和生產開始向周邊國家的轉移，來滿足其最終需求。而在前向與后向聯系較強的國家，即在運輸成本的中間區段，產業集聚更容易維持。1999年，藤田、克魯格曼與維納布斯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產業擴散過程，建立了一個包含三個國家和七個勞動密集度各不相同的產業模型。該模型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產業都集中在一個國家（富國），這一國家與另外兩個國家（窮國）存在著工資差異。隨著富國勞動生產率水平和工資水平的不斷提高，產業開始向窮國轉移以獲利，由此進入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兩個窮國在一開始的工資水平是一致的，因此兩國相同的產業結構相對均衡，隨著兩個國家內部產業聯系的增強，這種均衡被打破，一個國家領先的優勢被放大，另一個國家則因此而落后。通過這一模型，我們看到了在世界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并不是齊頭并進的，而是富國與窮國共存的模式。而隨著產業以獲利為目的由富國向窮國轉移，這也使得窮國通過產業的承接和自身產業的發展而進入富國的行列這一可能性得到實現。在世界范圍內的工業化進程中，我們看到了產業以一系列波的形式從一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國家內部的產業發展也都呈現出從低向高發展的態勢。

（四）區域專業化模型

為了進一步考察全球經濟一體化如何影響已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1996年克魯格曼和維納布斯建立了區域專業化模型。這一模型通過兩個國家（本國與外國）和兩個規模報酬遞增性的產業（均為制造業），解釋了產業內聯系和產業間聯系的強度對產業地理集聚的影響。這一模型表明：當產業間聯系與產業內聯系共存，而產業間聯系強于產業內聯系，也就是說，對于一國的廠商而言，必須通過位于另一國的廠商聯系才能獲得最重要利益時，在任何貿易成本下，這一國家對兩個產業中任何一個產業都無法實現長期的集聚。兩個國家都會各自發展這兩個產業。相反，如果產業內聯系強于產業間聯系，而貿易成本又比較高時，為了降低貿易成本、減少貿易量，兩個產業中任何一個產業也都無法實現在某一國家的長期的集聚，兩個國家也都會各自發展這兩個產業；只有當貿易成本足夠小時，兩國間的貿易量增加，這時兩個產業中的任一產業才能實現在某一國家集聚的可持續性。產業內的聯系與產業間聯系之差距越大，使產業集聚為可持續的貿易成本的取值范圍越寬。

三、新貿易論與經濟活動區位

克魯格曼認為，現實中的國家間貿易，并沒有像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所言主要發生在生產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之間，而是發達國家之間同質性較高的產品貿易量最大，這主要是由于規模報酬遞增原理使得這些國家在發展產業專業化上獲利，其結果是強者愈強。而這種產業的專業化發展與各個國家的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其實關系不大。在以上理論前提下，各國發展何種專業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是具有“歷史偶然性”的。某一特定產品的生產區位也是不確定的和歷史依賴的。“路徑依賴”理論在國家間的專業化和貿易格局也一樣適用。新貿易理論還認為，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存在，使得國家和區域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并以此來創造競爭優勢變成了可能。因此，新貿易理論鼓勵國家和區域為創造貿易中的競爭優勢而實行戰略性貿易政策，這樣可以使一個國家主動地改變其在國際經濟中的專業化格局，使其向有利的方向發展。

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對比傳統的貿易理論最大的不同就是將空間這一地理因素考慮其中，他的這一理論，不僅復興了經濟地理學，更創造性地開創了一門新的經濟地理學理論。

總的看來，新經濟地理學更多地還是運用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來解釋區域經濟和城市經濟領域的問題。因為對新經濟地理學產生濃厚興趣并不斷在該領域進行理論研究的不是地理學家，而是一些經濟學家，確切地說是一些國際經濟學家，他們的視角及研究的方向與傳統的地理學家還是不一樣的，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基石是古典區位理論、規模報酬遞增理論、聚集模型等，這些研究對于傳統地理學來說意義并不大，但對于長期忽略了空間因素的經濟學而言卻有其重要的意義。以強調空間因素著稱的新經濟地理學在這一方面豐富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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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保羅克魯格曼.發展、地理學與經濟理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3]張發余.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內容及其評價[J].經濟學動態，2000.11

[4]劉安國，楊開忠.新經濟地理學理論與模型評價[J].經濟學動態，2001.12

篇(3)

（一）新經濟的定義

首次提出“新經濟”一詞的美國《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1997、1998)以及其他多數美國文獻，均稱新經濟的促成技術僅指信息技術（注：中國文獻中的“新經濟”則多由包括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微型機電系統等在內的多種技術促成。）。多數人認為，新經濟是過去20年里各種結構變化的產物，代表著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新技術——經濟范式的形成與發展：新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相關的制度結構。

從經濟科學的角度看，“經濟”的含義有如下方面：(1)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或社會經濟制度；(2)產品與服務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活動，即人們的生產與再生產活動；(3)一國國民經濟整體或其中的各個部門。“新經濟”正是基于上述三方面的一個立體的綜合概念：它并不僅指某一產業／部門或某些產業／部門，但這一或這些產業／部門是“新經濟”概念的核心；這一或這些核心產業／部門的技術在整個國民經濟生產與再生產活動中具有廣泛甚至全面的應用與滲透力；這一或這些核心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應用與滲透效應擴展到整個社會生產關系，即這些核心產業／部門形成了獨特的社會生產關系／社會經濟制度型態。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社會三個層面是“新經濟”概念缺一不可的要素。作為新技術，信息技術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形成了新的獨立的信息產業部門，與此同時，它在其他幾乎所有國民經濟產業部門都具有全面的應用與滲透力，在此基礎上，信息技術正在徹底地改變社會生活方式與內容。本文認定，當前的新經濟即為信息經濟。

信息產業指同信息的生產、出版、傳遞、處理以及信息設備制造、信息系統建設等活動有關的產業部門的總稱。人們關于信息產業外延的界定有多種觀點，最大的共識在于信息業由屬于制造業的硬信息業和屬于股務業的軟信息業組成，最大的分歧在于軟信息業和硬信息業究竟涵蓋哪些行業。試以2000年正式施行的北美產業分類體系(NAICS-1997)、聯合國國際標準產業分類（ISIC第三版）和美國《商業周刊》進行全球信息企業實力排行時所用標準來說明這一分歧，如表1所示。

表1　信息產業的內涵與外延：四種界定的區別

附圖

信息經濟指信息行業和非信息行業的一切信息活動，大致可分為三部分：(1)信息提供業，指直接向市場提供信息產品和信息服務并以信息商品形式出售的產業部門；(2)政府或非信息企業為了內部需要而進行的信息活動；(3)信息工具的制造業，其中信息工具包括計算機、通信、電話、電臺等。信息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上升以至于獨立信息經濟部門的形成及其壯大，都意味著一種全新經濟形態——信息經濟的出現。

（二）幾種測度研究思路

第一，從各種“異常”經濟現象中判斷新經濟是否存在，如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PPI,1999)關于新經濟的系列研究報告。PPI對新經濟的測度指標共有三類71項，為理解和把握新經濟動態提供了基本框架，但在數據可得性方面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測度具體的新經濟部門在開業數、生產、貿易、就業等方面活動的規模，如OECD秘書處推出《測度ICT部門》的報告(Pattinson,Montagnier  and  Moussiegt,2000)，按國際社會基本公認的信息通信部門的定義，確立了一個測度ICT部門產出的框架。

第三，在測度新經濟部門直接經濟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測度新技術在傳統經濟部門中廣為應用的間接影響。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從國民經濟核算框架的角度對新的信息技術在國民經濟中的深入影響提出了許多很有見地的觀點，并指明了目前面臨的諸多數據與方法困境(Landefeld  and  Fraumeni,2000)。

二、部分國家新經濟基本情況的測度

按OECD的界定，確立信息產業的定義必須依據兩條原則：第一，信息設備制造業的產品必須實現信息處理與通信的功能（包括信息傳遞與顯示），物理現象的刪除、檢測和／或記錄或物理過程的控制必須應用電子處理；第二，對信息服務業而言，產品必須使信息處理和通信功能能夠通過電子手段來實現。這兩條原則將信息產業限定為現代信息產業，即通過電子手段的信息產業，從而同傳統的信息產業如活字印刷術等區別開來。因此，根據聯合國標準產業分類第三版(ISIC-3)的框架，對信息產業的外延做出如下界定：

第一，信息設備制造業由如下生產活動部門組成：辦公、會計與計算機械生產（代碼為3000，下同），絕緣電線與電纜生產(3130)，電子顯象管與真空管及其他相關電子元器件生產(3210)，電視與收音機發射裝置及有線電話、有線電報設備生產(3220)，電視與無線電廣播接收機、音像錄制或翻錄設備及相關制品生產(3230)，測量、檢查、化驗導通等設備的生產，不包括工業加工控制設備的生產(3312)，工業加工控制設備生產(3313)。

第二，信息服務業由如下生產活動部門組成：機械、設備與耗材（僅限于前述信息設備制造業定義所涵）批發(5150)；辦公用機械與設備（包括計算機）的租賃(7123)；通信服務(6420)；計算機與相關活動(72)，由硬件咨詢(7210)、軟件咨詢與估計(7220)、數據加工(7230)、數據庫活動(7240)、辦公、會計與計算設備的維修(7250)及其他計算機相關活動(7290)組成。

據經合組織的專家測算（Pattinson等，2000），1997年，OECD信息產業有58.6萬個企業、1280萬就業人員，創造增加值1.2萬億美元(PPP)；1998年，OECD信息產業出口6200多億美元，進口6460億美元。用多變量的K-Means聚類方法，綜合企業個數、就業數、產值、增加值、R&D支出、進口與出口等數據，對上述各指標數據均齊全的14個國家應用統計軟件SPSS進行聚類分析的結果如下：第一類：美國，為信息產業規模最龐大的國家；第二類：意大利和英國，信息產業規模其次；第三類：澳大利亞、捷克、芬蘭、法國、匈牙利、日本、韓國、挪威、葡萄牙、瑞典同屬OECD內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梯隊。

信息產業大致可以分為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及其他信息服務業三大行業。同樣根據Pattinson等(2000)的數據，SPSS的K-means聚類分析將當前OECD信息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服務與通信主導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3.36:41.31:55.33，如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第二類：均衡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36.29:24.9:38.82，如加拿大、芬蘭、法、德、英、美和瑞典；第三類：制造業主導型信息產業國，信息設備制造業、通信業和其他信息服務業的相對比例為73.51:20.7:5.79，如韓國和日本。

按信息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規模，參評OECD國家可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德、意、日，以中等比例的的人力創造的增加值卻相對最低；第二類包括芬、瑞典、英、美，以相對最多的人力創造中等的增加值；第三類如韓國，以相對較少的人力創造相對較高的增加值，即信息產業在GDP中具有相對很高的份額，但在總就業中的比例卻相對最低。從表2知，美國經濟并不是世界上“信息化”最高的國家。1998-1999年，(1)信息產業在本國GDP中所占比重，美國為6.43%，韓國更高，達8.66%；(2)信息產業在就業中所占比重，美國為3.41%，而瑞典、英國和愛爾蘭均比美國高。

按信息產業貿易在總貿易、國內生產與需求中的地位與作用，參評國家分為三類：第一類，包括澳、加、意、英、美五國，其特征為“出少進多”：信息產品出口率較低(14.6%)，而且在總出口的比重也較低(7.09%)；盡管在總進口中的比重約為1/8，但對國內需求的滿足卻比較重要，進口滲透率達19%。第二類，包括芬蘭、法、韓和瑞典，其特征為“出多進多”：信息產品出口率相當高，國內生產量的1/3用于出口（在三類國家中為最高），出口量在總出口中相對較高（達14%）；在總進口中約占13%，國內對信息產品的需求高達21%的比例需要進口。第三類，主要是日本，表現為“出多進少”。信息產品是日本相當重要的出口品，出口率達20%，在總出口中更達26%，幾乎是第二類國家的2倍和第一類國家的3.2倍，但國內對進口的依賴卻相當低，進口滲透率僅8.4%，約為第一、二類國家水平的0.4倍。

表2　信息產業在部分國家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1998-1999年

附圖

說明：(1)加拿大、芬蘭、法國和德國為1997年數據。(2)研發強度為R&D投入占增加值%，相對勞動生產率為信息勞動生產率與全部勞動生產率之比率，進口滲透率為信息產業進口占國內總使用%，出口率為信息產業出口占本行業增加值%。

資料來源：根據Pattinson等(2000)及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月刊）2001年4月計算。

表3　部分國家信息產業國際地位的比較（占OECD信息產業各指標總值%）

附圖

資料來源：Pattinson,Montagnier  and  Monssiegt(2000)

在信息產業領域，美國“一超獨強”，日本隨其后，其余國家則均屬于“第三世界”。依據信息產業中企業個數、就業人數、產值、增加值、R&D支出、進口與出口等指標（見表3），K-Means聚類法測算了三類國家間的距離：美、日間的距離為33.56，美國同其余國家的距離為96.27，日本同其余國家的距離為65.92。美國信息產業的國際“超強”地位具體表現為：(1)產出規模很大，產值與增加值分別占OECD總量的46%和49%；(2)增加值創造能力很強，增加值率達49.5%（僅韓國可與其比肩，為48%）；(3)發展持續性較強，R&D支出費用占OECD信息產業全部R&D支出的一半以上；(4)龐大的國內市場是美國信息產業發展的主要支撐力量。

表4　部分國家信息產業發展潛力指標

附圖

資料來源：World  Bank(2000),Table  19,pp.310-311.

信息產業的發展潛力，可以從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技術基礎等方面來評價（見表4），聚類分析法將上述參評國家分為四類：第一類為美國，產業發展潛力最佳，各項指標幾乎均領先別的國家；第二類為日、韓，發展潛力稍弱于美國卻領先于別的國家；第三類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芬、法、德、意、英和瑞典，信息產業的發展基礎較好，但落后于美、日、韓；第四類包括巴西、中、墨、俄與印度（印度由于缺少一個指標的數據而未能納入計算機統一處理，但也可人工將其判為本類），在參與比較的16個國家中發展潛力最弱。值得關注的是，在世界信息產業領域（主要是計算機軟件）內頗為引人注目的印度，在信息產業發展潛力方面并沒有什么特別出眾之處，可以說是16個比較國中最差的，或者說其信息產業發展的持續性令人懷疑。結合信息產業既有發展成就，信息業基礎設施的國際差別表明，世界信息產業的發展似乎存在“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趨勢。

三、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算：美國實例

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信息產業本身的迅速成長與壯大；其二，信息產品與服務價格的下降推動著經濟體其他部分對其投資與消費的巨大增長。鑒于美國有關統計數據的基礎較好，數據也較系統，本文首先以美國為例，測度信息產業本身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一）美國經濟與信息產業的增長態勢

在美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90年代，以1995年為分界點，無論是產出（注：此處的“產出”概念與GDP概念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的關系為：產出=GDP＋家庭和政府部門耐用品引致的服務流量估算值，其中耐用品包括IT產品。）還是投入，信息產業的增長比非信息產業都更為搶眼：

其一，信息技術產品與服務增速更高。非信息技術投資和消費在整個90年代，其年均增長率從未超過3%。而信息產業中，除通信設備生產在90年代前期的年均增幅低于兩位數外，其余時間，計算機、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以及90年代后期的通信設備生產，年均增速均在兩位數以上，為非信息技術投資或消費增速的5-20倍。

其二，在信息業產出大幅度增長的同時，其價格尤其是計算機的價格呈劇降之勢。信息技術產品價格的年均降幅，1995年后5年為9.74%，比前五年(4.42%)翻了一倍多，其中計算機價格勘稱代表。90年代前半期和后半期，計算機價格年均降幅分別為15.77%和32.09%；軟件、通信設備和信息技術服務的價格也分別呈下降之勢，盡管降幅遠低于計算機。而非信息技術產品與服務的投資和消費不但沒有下降，反有小幅上升。計算機價格的迅速下降，關鍵因素在于半導體產品價格的迅速下降（注：計算機內的半導體器件主要是存儲芯片和邏輯芯片，存儲芯片的價格，1974-1996年間下降27270倍，年均降幅41%。同期GDP縮減指數卻上升2.7倍，年均升幅4.6%。邏輯芯片的價格，1985-1996年間下降1938倍，年均降幅54.1%，同期GDP縮減指數卻上升1.3倍，年均升幅2.6%。自1994-1995年開始，半導體價格的下跌更呈加速趨勢：微處理器價格降幅猛增至每年90%以上，半導體產品的壽命周期由3年縮短為2年(Jorgneson,2001)。Moore定律是信息技術產品價格迅速下降的經典概括。1965年，Fairchild半導體公司的研究主管Gordon  E.Moore認為（即Moore定律）：微電子芯片處理能力每隔18-24個月就翻一番，亦即芯片處理能力潛在年均增長率達35-45%。Moore的預測產生于半導體剛剛發展的年代，但35年來芯片的發展史已證明其正確性。近來，他認為該定律至少在近10年內仍將是正確的(Moore,1997)。）

（二）恒質價格指數：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難點之一

前述信息產品的價格指數，是包含著功效變化和功效恒定時價格變化的市場綜合觀測值，而直接用來測度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只能是功效恒定時的價格指數，即恒質價格指數(constant  quality  price  index)。從1997年起，美國勞工統計局將由享樂模型法（注：將半導體的匹配模型、享樂(Hedonic)函數及享樂指數方法結合起來，假設半導體價格為半導體功效決定因子（如處理速度與存儲容量）的函數，將半導體功效設為固定值后，對不同時點上的半導體價格進行計量建模，即可求解其恒質價格指數，享樂函數是各類異質商品或服務的價格(Pn)同包括在其中的特征要素(ck×n)數量間的關系：P=h(c)。其理論假定為：異質商品是這些特征要素的加總，經濟行為則同這些特征要素直接有關，享樂價格指數是享樂函數的應用之一。）計算出的半導體恒質價格指數引進到生產者價格指數(PP.I)之中，但并未對此前的PP.I歷史數據進行修訂。計算機的恒質價格指數，早在1985年就已引進到美國國民收入與支出賬戶中，但直到現在也沒有引進到PP.I中。作為因特網高速發展與擴散的關鍵，通信技術中目前僅有交換設備與終端設備、移動電話等部分通信設備具有恒質價格指數，而光纖、微波廣播和通信衛星等信息傳輸技術產品（注：這部分通信技術的進步速度甚至比半導體夢幻式的發展速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典型如密集波長多路分離技術(DWDM)，自1997年開始安裝以來，光纖傳輸能力每6-12個月就翻一番，難怪有人斷定Moore定律的命運已被這一新定律“終結”。）還沒有這一指數。軟件中，目前僅打包(prepackaged)軟件具有1998年以后的恒質價格指數（注：在1999年美國NIPA第十一次綜合修訂中，計算機軟件支出已歸做投資，而在此前，企業的軟件支出被處理為當期費用，個人和政府的軟件支出被處理為非耐用品購買。軟件投資正在高速增長，其數額現在已經超過計算機硬件投資許多。BEA將軟件分為三大類：其一為打包(prepackaged)軟件，是以標準形式銷售或授權許可，以包裹形式傳輸或以電子郵件形式從因特網上下載的軟件；其二為Own-account軟件，是為特定用途而開發的軟件；其三為客戶專用軟件，是按用戶的特定應用要求定做的。）。

（三）耐用品服務流量：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測度難點之二

資本服務是增長核算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其流量估算以資本成本為基礎(Jorgens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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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羅·克魯格曼；新經濟地理；空間經濟

一、空間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空間經濟學的發展大概有180多年的歷史，生產區位理論是空間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首先，德國的經濟學家利用比較成本學說和地租學說，始創了古典區位理論。其代表學者馮·屠能駐足農莊十載研究農業的區位問題。馮·屠能所持的理論強調的是在農業的布局與經營的方式上，與距離相關的地租與運費是最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對空間經濟學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有勞恩哈特和韋伯。勞恩哈特構造了一個區位三角形，尋找使“里程運費在生產的區位中必須保持平衡”的最小值點，即區位三角形的極點。阿爾弗雷德·韋伯創立了工業區位理論，他在該理論中闡述了嚴謹的原理與規則，搭建了完整的理論框架，此外他還指出了影響工業具體區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紀初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各企業為了獲得利潤開始高度關注區位選擇的問題。在該領域研究的學者越漸增多，其代表學者提出的理論具有很深的影響力。恩格蘭德爾和普瑞德赫爾兩位學者把區位選擇融入價格理論進行研究。帕蘭德創立的不完全競爭空間市場理論成為區位選擇的高層次的發展階段。而德國的一位著名地理學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論。此外德國的經濟學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把中心地理論加以完善從而建立了產業市場區位論。以上的理論屬于古典區位理論，主要利用完全競爭市場的價格理論來研究微觀主體的最優區位選擇問題。

此外，二次世界大戰后各種分析方法和理論的逐漸成熟，則新古典區位理論問世了。新古典區位理論更接近現實，其核心是宏觀最優區位選擇過程中一般均衡問題而不是只關注區位選擇時局部均衡問題。所以新古典區位理論提出了“網絡區位”。該時期的主要代表學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凱克尼等。

二、克魯格曼對空間經濟學的貢獻

盡管區位理論擁有長久的歷史，但是長期以來，空間就一直沒有能夠被成功地結合進經濟理論的主體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間經濟的兩個最重要特征即運輸成本和生產與消費的報酬遞增在標準的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中雙雙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壟斷競爭與最優產品多樣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個分析壟斷競爭的一般分析模型（簡稱D-S模型）此模型成為解決運輸成本與報酬遞增等一系列問題的強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魯格曼利用該建模技術發展了新國際貿易理論。在新國際貿易理論中，他把固定規模報酬這一傳統假定去掉，于此同時提出了規模經濟，他指出在規模經濟和收益遞增的驅動下，由于產出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生產成本下降，促進了各國通過發展專業化的貿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還指出貿易與區域發展是分不開的，他在貿易理論與區位理論兩者之間建立了聯系，從而很好的利用運輸成本和外部規模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釋了區域中心與格局、區域的工業集中等空間經濟問題。1991年，克魯格曼在“報酬遞增與經濟地理學”中，創造性的創立了新經濟地理學核心模型，又稱核心-邊緣模型，該模型的創建把空間經濟融入了主流經濟學當中，從而帶動空間經濟學實現了質的“飛躍”。

盡管經濟學家在早期就開始關注區位與貿易地理和微觀主體之間的關系，但一直以來經濟地理學并沒成為經濟學的一部分。然而保羅·克魯格曼的巨大貢獻使得經濟地理學融入主流經濟學，更改了主流經濟學忽略空間結構的歷史軌道，進一步拓寬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在保羅·克魯格曼的倡導下，許多經濟學家投入空間經濟學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經濟學家的認可。

保羅·克魯格曼的另一個貢獻是開創了一種研究的思路，該思路指的是通過引用規模報酬遞增來分析并解釋了集聚的模式，這樣使得經濟地理學中的多種不同方法彼此連接從而形成了統一框架。保羅·克魯格曼所創立的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個理論基礎之上的：首先是關于規模報酬遞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競爭模型；最后是關于運輸成本，保羅·克魯格曼使用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所創建的冰山理論，通過一系列假設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邊緣模型。經濟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極大的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發展。引進空間的概念后，在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可以在空間和時間兩方面同時思考和研究，將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貿易等眾多領域的經濟問題都能歸屬于同一個框架之中。

三、空間經濟學應用于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思考

中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各異。80年代以來，我國也有學者研究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稱之為區域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但是我國的區域經濟學在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一些問題：一是沒有構建出來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大多數研究的是關于實際問題和任務的對策性研究，研究的重點核心內容是區域政策，區域經濟學所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沒有較為統一的認識，于是在理論方面目前還是沒有形成體系。二是缺乏微觀理論基礎。三是區域經濟分析的邏輯前提不清楚。四是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理論來自于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區域產業結構理論來自于產業經濟學；區域空間結構理論來自于地理學。區域經濟學關于區域經濟的核心問題（區域經濟發展）還缺少自己的理論。

因此，區域經濟學此門學科的理論體系建設是我國區域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魯格曼建立的新經濟地理學對于我國學者進一步研究區域經濟學以及區域經濟學科理論的搭建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釋非均衡發展區域、地域集中和增長極的快速增長；可以分析并闡述區位與產品的差異，公司如何選擇自己的區位；分析空間的比較優勢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貿易模式；全球化與區域化的關系等；更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來分析中國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例如改革開放梯度推進的空間決定因素、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地域差異比較、中心地區的現實選擇、參與經濟一體化的利弊分析等。

盡管有人指出該理論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實證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羅·克魯格曼對該理論的不斷完善和引領下，空間經濟學不但可以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重要學科，而且為中國這一強大的發展中國家進一步研究和發展空間經濟學起到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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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ixit，Avinash K.，and Stiglitz，Joseph E."Monopolistic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A.E.R.67（June1977）：297-308.中譯文參見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三卷）[C].中國金融出版社，2007：240-259.

[5]趙亞明.簡評保羅·克魯格曼及其對經濟地理學的貢獻[J].生態萬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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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行性研究是房地產開發的先決條件

在做出投資決策前，先對有關的技術、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進行調查研究，對項目各種可能的擬建方案進行技術經濟分析論證，對項目建成投產后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進行科學地預測和評價，據此提出該項目是否應該投資建設。并選定最佳投資建設方案等結論性意見。

2項目建設全過程的管理．

2．1建立項目品質管理體系

(1)進行小區整體規劃及單體方案招標，從中選擇最佳方案，由中標單位負責項目的施工圖設計任務。這樣利用競爭機制，使設計單位在競爭中提高設計水平，公司從中選擇經濟實用、品質優秀的方案。有些企業往往利用設計招標選擇好的方案，再委托另外的設計單位進行施工圖設計，這種方式不可取。因為一是損害中標單位的積極性，不利于知識產權的保護；二是局部設計需要和整體設計吻合，由不同單位設計會影響整體效果。

(2)組織設計人員踏勘現場，提高對現場的感性認識，同時避免設計圖紙脫離實際、與現場環境不協調。

(3)設計招標時可以把方案的造價作為評標的一項內容，促使設計單位改變設計方法，由以往的單純設計變為設計與預算同時進行，根據預算調整設計。在設計階段控制投資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優化設計，國內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方案設計階段進行多方案比較來對方案優化，而國外最常用的優化設計方法是業主在施工圖紙完成之后，再聘請另外一個設計公司或者就由原來的設計公司從控制投資的目的出發，以第一次的設計圖紙為基礎，再對建筑物結構的選型、材料設備的選擇、施工方案及施工的可行性等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和論證，然后由原設計公司或者另外聘請的設計公司對第一次的圖紙進行二次優化設計，這樣做可能會增加項目的工期，但是進行二次優化設計給業主帶來的收益要遠高于由于工期的延長帶來的損失，因此可以大大節省項目的造價。

(4)組織設計評審小組對各個專業的設計進行審核，評審工作主要在規劃及方案設計階段。評審小組由項目策劃、銷售、監理等各方面負責人及各專業的專家組成，對設計提出全面的意見。對設計的評審許多開發公司往往依據個人的意見，由領導拍板，這樣缺乏科學性。

(5)合理安排設計進度，使出圖的時間與招標、施工計劃吻合。

(6)通過合同明確規定設計的職責，規定設計質量獎懲方法。并要求項目負責人必須在工程進展過程中親臨現場對施工進行必要的監督和指導。

2，2建立完善的進度計劃管理體系

(1)設計報建進度計劃：主要包括規劃設計及報建進度、單體方案設計及報建進度、單體施工圖設計及報建進度、市政園林設計及報建進度；

(2)施工準備階段進度計劃：主要內容包括工程招投標、材料設備、分項工程招標、施工臨時水電安裝和施工臨時設施進度計劃、辦理施工前手續計劃；

(3)施工進度計劃：主要包括土建施工和水電設備安裝、材料定板定貨計劃、鋁合金門窗工程和木門及防火門工程進度計劃等；

(4)配套設施工程進度計劃：主要包括永久供水供電報裝及施工、電信工程、防盜系統工程、有線電視工程、煤氣工程、市政工程和綠化園林工程進度計劃等。

2．3建立完善的項目投資管理體制

(1)建設用地成本：土地有償使用費、征地拆遷費等；

(2)工程建設成本：土建費、水電設備安裝費、市政永久水電、電信、煤氣、防盜、天線、道路、綠化等配套工程費、設計監理費、向政府交納的配套設施建設費、人防易地建設費、檔案保證金、勞動保險金等；

(3)銷售費用：銷售營業、售樓中介費、廣告宣傳費等；

(4)財務費用：貸款利息、資金運作利息等。

(5)工程計量控制；主要負責工程的預算與結算工作，審核工程量及工程價款，編制工程招標文件及標底，編制工程款支付計劃，控制工程款的支付。計量工作是成本控制中最繁瑣的工作，這要求計量人員有豐富的經驗及專業知識。此外還應做到：

(1)了解施工現場、了解工程量實際發生變化情況，及時對工程量的變化進行核實。

(2)要參與材料設備的定貨洽商，據市場價格變化情況來確定材料設備預算價，不能盲目照搬定額或文件價。另外，地產公司可以委托有資質的監理公司履行工程計量職責及工程執法招標工作，地產公司只需負責對其結果審核及支付工程款。

(3)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體系。在項目的開發實施工程中，開發公司會與設計院、監理公司、施工單位、材料設備供貨等單位發生合同關系。通過合同形式來約束雙方的責任、義務與利益關系，共同完成項目建設過程。開發公司通過合同對各單位進行監控，以保證項目按計劃完成。同時，對違約方要依據合同進行索賠。

(4)組織對各單位的協調工作。開發公司必須在項目進展的各個階段都真正起組織者作用，通過組織召開定期例會的方式，加強各方的溝通。例如，在設計階段要定期組織設計例會及方案討論會，通過例會協商解決設計中出現的問題。在施工階段，項目經理應組織工程例會，及時解決工程有關問題。項目經理親自組織召開例會，是督促各方的工作進度最有效方法，是一種主動監控方式，但開發公司的組織作用應與監理公司的組織作用明確劃分開來，監理公司的工作應著重在對各施工單位、設備安裝單位、材料供應商等的組織協調管理，目的在于保證工程的施工質量、進度及投資達到計劃要求。而開發公司著重對整個項目全面管理，使項目的品質、進度及總成本滿足計劃的控制目標。所以對施工單位的管理應委托監理公司負責，而開發公司應著重在對設計的監控，使整個項目的策劃意圖通過圖紙表達出來。

(5)負責申請并獲取項目開發建設工程中的有關批文及許可證等。如土地規劃許可證、土地使用證、建設規劃許可證、建筑施工許可證等。

(6)負責有關配套設施的報裝工作。如電信、煤氣、公共天線、門牌、施工臨時水電及永久生活水電等報裝工作。

(7)組織項目的有關驗收工作。如竣工驗收、建管驗收、小區綜合驗收等工作。

3房地產企業必須重視品牌發展戰略

當前，我國房地產行業正處于高增長、高需求、高品位的發展階段。未來房地產市場，只能靠精品和品牌來占領，品牌是房地產市場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隨著中國正式加入WTO，外國房地產名牌企業對中國市場虎視眈眈，有的公司甚至規劃要每年開發上千萬平米。中國的房地產企業必須加快品牌化的步伐，把房地產品牌做好，牢牢扎根在中國大地，迎接新的挑戰。

決策者應對企業品牌進行長期性、全面性和總體性的謀劃和運籌。品牌策劃有其自身的規律，其策劃者必須樹立創新意識，在經營管理上要有超前意識、運作和實施過程中必須具備高超的組織協調能力、資源統籌能力、挖掘和吸引顧客能力、綜合市場競爭能力。要提升企業核心、房地產企業競爭力，就必須牢固地樹立品牌意識，并按照品牌策劃的自身規律運作。

4高素質人才至關重要

新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對人才的重視和開發，是新經濟時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搞好人才資源開發，是新經濟時代的客觀要求。但在大多數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仍存在著下列的問題和誤區：

(1)人力資源管理者的素質低，管理理念落后。許多企業的領導尚未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2)缺乏完善、科學、規范的人力資源體系。沒有從開發人的能力的角度，制定出符合企業未來發展需要的系統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缺乏制度性和規范性。

(3)人力資源開發工作不力。一般來說，人力資源開發是考慮個人的個性特征、性格、氣質、能力等內在素質如何配合組織的發展需要，簡單地說，就是事得其人，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在新經濟時代，針對人力資源開發出現的新問題，只有采取新的人力資源開發方式，才能取得成效。

首先，提高人力資源管理者自身的知識水平。要實現從傳統人事管理到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的轉變，只有依靠一批既懂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人力資源管理專門人才才能完成。

其次，完善激勵機制。今天社會經濟生活較以往已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單純應用傳統的激勵方式已不能滿足需要。只有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建立起多維交叉的員工激勵體系，給員工發揮潛能、施展才能提供舞臺，并將企業的奮斗目標和員工的個人目標相結合，從而讓員工同企業一起成長，使員工能夠分享企業成長所帶來的好處，感受到成功的幸福，他們才能自覺自愿開拓創新，敬業敬職。

第三，建立科學嚴謹的員工培訓體系，真正實現由傳統企業向學習型組織的轉變。在新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的開發應著眼于人的健康人格的培養，包括持久的工作熱情、堅韌不拔的意志力、人際關系的協調和團隊合作精神等。

第四，營造良好的企業氛圍，加強企業文化的建設。企業文化是全體員工衷心認同和共有的企業核心價值觀，它規定了人們的基本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在我們所面臨的新經濟時代，企業人才資源管理的核心對象將是層次較高的知識工作者，企業在實踐中只有塑造以尊重人、關心人、信任人、培養人為核心的企業文化，才能集聚人才，從而在經濟競爭中成為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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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碳生產率；空間趨同；集聚外部性

中圖分類號F27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12-0040-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2.007

在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經濟奇跡”之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兩大困境。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遵循漸次推進的模式，希望靠沿海地區的優先發展帶動內地經濟的增長。雖然各地經濟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是基于“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的良好愿望并未實現，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仍然是不爭的事實[1]。另一方面，傳統經濟趕超思路使得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過于強調單一的經濟利益，線性過程的最終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與廢棄物的大量排放。2012年冬季卷幾乎大半個中國的濃霧陰霾，給各級政府以及每一個國人都敲響了環保的警鐘，多個城市PM2.5指數頻頻爆表，也引發國際輿論的密集報道，殘酷的現實迫使我們不得不更深刻地面對生存環境惡化的嚴峻形勢。面對環境壓力，我國提出減排目標，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在此背景下，節能減排約束使得區域經濟趨同的作用機制更加復雜，難度更大。

1文獻綜述

關于經濟能否趨同，實現區域均衡發展也引起了廣大學者的關注[2-3]。關于區域經濟趨同研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區域經濟趨同（收斂）只是一種表象，區域經濟趨同源于知識溢出下的生產率趨同[4]。隨著我國特定地理上經濟活動集聚性不斷強化，部分學者采用新經濟地理分析框架，從地理集聚的角度開展對區域生產率趨同的研究[4-7]。無論是新經濟地理理論還是馬歇爾、雅各布斯外部性理論，大多專注工業活動集聚能否促進經濟效率[8-10]，一致認為地理空間上經濟主體的集聚可以便利知識的傳播、資源的共享以及生產要素的匹配從而提高生產率。但是，從新經濟地理角度研究空間集聚對環境約束下的生產率問題卻鮮有涉足。按照直覺判斷，工業生產的集聚會加重工業污染排放，降低當地環境質量，使得多數文獻只是關注集聚帶來的環境負外部性。事實上，環境質量的惡化并不是空間集聚的必然結果，不同的集聚程度和集聚方式可能對應于不同的環境效應，如果能充分發揮集聚的正外部性，是有可能抵消環境負外部性甚至改善環境效率的[11]。現實中，為了節省治污成本、便于管理，政府通常愿意將企業集中到園區統一進行環境規制；在產業轉移過程中，無論轉移出去的產業還是新引進的產業都不再以“散點”的形式分布，而是以集聚的形式存在。這都說明，產業集聚的外部性正在無形中發揮著作用。若集聚的生產更能實現環境污染水平的帕累托最優，那么中國現行的分散化生產的政策導向可能與減排目標相悖。目前還沒有文獻在更大尺度上關注區域工業活動集聚與碳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我國碳生產率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表現出顯著的地域性特征，那么碳生產率是否存在趨同？空間地理因素與碳生產率差距的縮小是否存在顯著關系？為此，本文利用探索性空間分析方法（ESDA），重點考慮集聚外部性等因素對碳生產率趨同的影響。

沈能等：集聚外部性與碳生產率空間趨同研究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12期2碳生產率的空間相關性

目前，國內一些學者對我國省級（自治區、直轄市）及東、中、西三大區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強度、影響因素及減排對策進行了相關研究。而關于碳生產率的研究較少，何建坤只是進行了全國碳生產率的年增長率和提高碳生產率途徑的因素分析，目前缺乏關于區域碳生產率的研究。碳生產率是指在一段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GDP）與同期CO2排放量之比，等于單位GDP CO2排放強度的倒數，反映了單位CO2排放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本文借鑒潘家華關于碳生產率的測算方法[12]，計算出各省區市及三大地區碳生產率數值。考慮到篇幅問題，下面只列出我國東、中、西部地區2000-2010年碳生產率數據（見表1）。

在檢驗空間趨同前有必要考察碳生產率的空間相關程度。全局空間相關的分析一般采用Moran’s I統計檢

單元數，W為空間權重矩陣，x是變量的離差形式，S0是W中所有元素之和。Moran’s I的取值范圍為-1≤I≤1。若該指數等于0，表示目標區域空間分布的相互獨立；若該指數小于0，表示目標區域存在空間負相關性；若該指數大于0，表示目標區域存在空間正相關性，指數值越大表示空間相關性越明顯。

Moran I=N2S0x’Wx2x’x（1）

國內大部分文獻選擇二元鄰接矩陣，但二元鄰接矩陣只適用于考察相鄰地區之間的重要事件，比如戰爭等。對于技術溢出而言，選擇距離權重矩陣更合適，因為技術擴散不僅發生在相鄰地區之間，還可以在更遠的空間單元之間發生聯系。距離權重矩陣如式（2）。

wij=e-adij；…w’ij=wij2Σ2jwij，…i≠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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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借助理論。如果把人生比成一盤棋，理論家好比支招的人，他可以比下棋的人多算幾步、甚至十幾步、幾十步。

計算Facebook的路數的“棋譜”有兩門，分別是社會學和經濟學。社交網絡這盤棋，棋路與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經濟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推特那樣，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會學家的算路，否則就會象Myspace那樣“速滅殺丁”。

鑒于國內還看不到一家SNS(社會網絡化服務)可以很好平衡這門算路，后來者目前就有一個很好的居上機會，通過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發現未來商機，實現咸魚翻身。

網絡社交的理論界樁

網絡時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會和經濟學意義，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而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具體聚焦到網絡社交這個主題上來，我們發現“棋譜”或“菜譜”相當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會學與經濟學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兩類差異很大的學科，一類叫社會經濟學，以經濟人為重心；一類叫經濟社會學，以社會人為重心。

社會經濟學，又稱社會問題經濟學(如夏普等《社會問題經濟學》第18版)，內部已經形成了兩個流派：一個是古典傳統“福利導向”的社會經濟學，簡稱“福利學派”。國內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國興主編《社會經濟學》)與夏普一樣，主要研究弱勢群體利益相關的貧困、失業、環境污染、走私等社會問題，與社交網絡無關；一個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等人在“經濟帝國”思想支配下創建的社會經濟學，簡稱“帝國學派”，從經濟人角度研究成癮等社會行為背后的理性選擇。

經濟社會學，又稱新經濟社會學，以別于早期的經濟社會學。主要分為兩個流派，一個是低度社會化理論，主要從交易費用角度在經濟學中引入社會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經濟分析，國內是汪和建的《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一個是過度社會化的觀點。

如果以棋譜比喻，社會經濟學注重“實地”，經濟社會學注重“外勢”；如果以菜譜比喻，社會經濟學偏重“炒菜”，強調物化的因素，經濟社會學偏重“湯菜”，強調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這些理論中，最有助于我們分析象Facebook這樣的SNS的理論，無疑是新經濟社會學這一支，包括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代表作《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國內有張其仔的《新經濟社會學》。因為它們與網絡社交的關系最相關。

舊經濟社會學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大區別，就在網絡理論的有無。“新”主要新在網絡上。這個網絡雖然本意不是指互聯網，但與SNS關系更為密切，因為它是指人際互動網絡。

格蘭諾維特的社會網理論，有別于低度社會化理論之處在于，他不認同交易費用的決定作用，因為認為那太經濟化、物化，而強調信任在網絡中的作用，也就是強調人心的作用。但格蘭諾維特又不同于一般社會學家以一般道德的觀點解釋誠實行為，認為那過于社會化，“人”化，而強調在人與人互動中產生的信任起決定作用，有點象經濟學中強調的有限重復博弈對合作的影響。

打下上述這些算路上的關鍵界樁，我們就可以深入實質性的分析，看理論為網絡社會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網絡社交又給理論出了哪些難題。

網絡社交中的深度判斷

1、僅有關系不行，還要有信任

中國是個非常講關系的國家，格蘭諾維特在建立社會網理論時，特別看好中國。他說“研究社會網的社會學”“應該在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據說他愛吃中國菜，而且還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廳中比較出正宗與否。于是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中國學生，輪流請吃，關系大為密切。以致美國學生大為吃醋，說他愛中國學生甚于美國學生。

關系并不是社會學的專利，經濟學中也有關系。當關系作為社會概念最初引入經濟學時，還不能同經濟人行為區別開來。經濟學中講的關系是契約關系，是基于原子論的一個個孤立個人之間的物化關系。

在網絡社交實踐中，我們看到一種競爭，就是以Facebook為代表的熟人網絡與Myspace為代表的生人網絡之間的競爭。按照契約關系理論以社會化為優先的標準，熟人網絡是低級的，因為是私人關系；生人網絡才是高級的，因為是公共關系。后者比前者的社會化程度高。因此應該是Myspace贏，而Facebook輸。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給他總結的第一位死因就在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發展的是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是禮品經濟；Myspace的理念則是發現，發展的是生人之間的關系，做的社會化。Myspace把SNS誤解為社會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質是社會資本，即關系加信任，相比較而言，二者都有關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殘缺。”

我個人一直認為，把SNS當作社會化，是一個SNS從業者至今仍存在的極大思維誤區。它與扎克伯克關于SNS的原創思路正好相反。堅持認為SNS是社會化模式，會由于理論基本面上的失誤，導致商業實際操作上的兩方面誤區。一是社會化必然導向認為公共關系高于私人關系，把這一點絕對化，會把社會網操作成經濟網，而失去社會網的內在活力。二是社會化會必然導向以交易成本最低為取向，而失于發揮信任對網絡的增值作用。契約本質上是非信任關系，是在信任度為零條件下進行交易的原則。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經濟學之外。按此邏輯操作，難以把建立信任這種基于“社會”的長處和優勢真正引入經濟。

我們從理論上總結出的SNS以生命換來的教訓，格蘭諾維特在互聯網出現之前，就提前預言了。問題在于搞互聯網的不愛看書，也不愛通過雜志學習知識，而偏愛拿自己的小命耍著玩。我們現在來看格蘭諾維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導致Myspace死亡的問題的理論根源所在。他在批評經濟與社會結合中的“低度社會化”傾向時，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問題在于過度迷信“經濟”，而忽視“社會”。

以經濟方式，外在地處理信任問題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費用理論對待網絡關系中的誠信，有一個嚴重問題：它直接在理論基本面上，就會產生與網絡模式沖突的悖論。格蘭諾維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場及科層》中基本觀點上的一個致命問題不放。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費用理論將直接導致以科層制，而不是扁平化網絡來處理信任和網絡欺詐。格蘭諾維特譏之為缺乏文化的“利維坦”。我們不可想象SNS為解決誠信問題，而訴諸科層制的辦法。現在小結一下，社會學和經濟學在交叉融合中，對網絡社交提出的第一個指導性的意見在于，把異質關系網絡和信任，作為社會人特有的長處加以吸收。按照社會網理論推論，網絡社交中的關系應該不是指契約關系。可以認為，網絡社交所建立的關系，是有別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約關系，而屬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約關系。不是物化的關系，而是人化的關系。這里與經濟相對的社會，不應被理解為社會化，而應理解為與物相對的心，即與物化理性相對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還要有個性化互動

社會學和經濟學在網絡社交模式上的交匯，不光是向經濟中引入社會的因素，也在向社會中引入經濟的元素。

格蘭諾維特在社會網理論中，批評了過度社會化的觀點。這是指，在信任問題上，只考慮并且只相信道德這種社會因素的作用，而無視經濟因素作用的觀點。在實踐中，這是指在誠信問題上，過多強調道德作用，而不講經濟規律的偏頗之見。比如，以為盡社會責任，提供公共產品，就是做善事。

社會網絡中常見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從低度社會化，直接走向另一個極端，即過度社會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經濟理性，在發現經濟解決不了信任問題后，直接把信任推給道德來解決，而忽視了可以用經濟的方法解決信任問題的隱蔽方法。

這個問題的推廣，是網絡社交如何與社會責任相容的問題。成熟的社會網理論發現，由于網絡的存在，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可以內在統一起來。也就是將社會責任內生于經濟利益，通過講求社會責任獲得經濟利益。格蘭諾維特自豪地聲稱：“我已經論證了是社會關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經濟生活中產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訴諸“普遍道德”的傾向。

格蘭諾維特發現單純訴諸“普遍道德”的社會學家的一個思維盲點，他們沒有發現人際互動是從經濟內部解決信任問題的必由之路。這就涉及到對網絡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蘭諾維特發現，“不管過度與低度社會化有何明顯不同，很諷刺的是：兩者共同地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兩個觀點對社會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為一，共通地將行動者孤立于實時的社會情境之外”。

格蘭諾維特的意思，“翻譯”過來，實際是想說，對于社會網，既不能(象經濟學家那樣)把它當節點理解，也不能(象社會學家那樣)當鐵板一塊的整體理解，而只能理解為節點之間的互動。社會網是異質性的個人之間的互動。這是格蘭諾維特社會網理論的精髓所在。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格蘭諾維特對網絡實質的理解。他在互聯網沒有出現的時候，就指出對網絡的根本理解，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其方法的特點是，脫開了網絡的技術方面，而直指網絡的靈魂，從道上理解網絡。我們現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機分子，他們根本不想去了解網絡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機會、撞大運，結果成為命運的奴隸。

當這樣理解網絡社交時，個性化和互動就成為關鍵詞。進一步深化理解，第一個方面，個性化不是一對一的小農經濟，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這個合算，還不是指從靜態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遠地從動態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這里，它利用數據挖掘，提高了個性化的效能。我國的許多SNS之所以學不像，在很大程度上，還沒有從深度悟到互聯網個性化的要領，因此也不知象數據挖掘之類東西有何用處。

第二個方面，互動不是簡單的對話，而是互動網的形成，在其中信任關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這一點，用經濟學可以解釋。在博弈論中，人們看到，博弈的次數，與信任關系、機會主義傾向有內在聯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關系最差，合作難以建立；在有限重復次博弈中，信任關系建立起來，但機會主義仍不能避免；但是在無限重復博弈中，信任進一步提高，機會主義得到抑制。如果這種經濟學邏輯，再加上社會學邏輯，就會演化成商業生態系統。

在義烏小企業信貸關系中，我們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過程。最初，銀行不愿向小企業貸款，因為征信成本過高。但稍加調整后，讓三個上下游小企業建立聯坐擔保機制，再一起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就欣然同意了。在這里，信任關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會學家的道德，也不是經濟學家的科層化的制度設計，而是建立了一個人際網絡，通過網絡的互動(包括責任的互動、誠信的互動)，很簡單地實現。

在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各種結合實驗中，我們看到格蘭諾維特抓住了人際互動的社會網的理論特征，他幾十年前的見解，越到互聯網前沿檢驗，越覺出先鋒和前衛來。可以說，通過這個窗口，從社會學和經濟學角度我們都可以了解到網絡社交的重要性。

網絡社交帶來的新的難題

上面說到，幾十年前的理論，可以指導我們對網絡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會學和經濟學也必須面對自己在網絡社交時代的新發展。

格蘭諾維特研究的主題是“社會網與經濟行動”，但他畢竟不是研究互聯網的，而互聯網，尤其是SNS的發展，又對社會網產生著新的沖擊，帶來新的發展。那么，網絡社交發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蘭諾維特的理論概括不了的新東西呢？

擇其要者來說，平臺是格蘭諾維特不曾重點研究而在SNS實踐中越來越重要的現象。

格蘭諾維特講的社會網，只是直接的人際互動形成的網絡。但SNS正發展成為以SNS平臺為基礎支撐的人際互動網絡。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臺與增值業務的分離。其標志，就是網站直接有API(應用程序接口)，建立平臺級的人際互動服務與應用級的人際互動服務的分離。這沒有否定格蘭諾維特的理論，但卻要求理論進一步發展，以適應更復雜的新現實。例如信任，可能成為平臺上專業化的支撐服務，得到專業化的發展。

“個人關系的特殊性”在新技術條件下，又展現了新的可能，要求理論跟上“語言轉向”的步伐。格蘭諾維特在這方面顯然落后了。話語分析是他研究的弱項，卻是SNS前沿最活躍的地帶。僅以Facebook來說，它在挖掘社會網中“個人關系的特殊性”方面，超越傳統分析學派(從索緒爾到拉康)理論，又提出了不同于Google路線的人工智能的新路線，帶來人人界面知識挖掘的新問題，以及對意義的新疑問。這也是網絡社交給理論帶來的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