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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技術科學;技術;技術哲學

前蘇聯以及現今俄羅斯的重工業(yè)技術和軍事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原因我們不能 回避其發(fā)達的技術科學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實早在前蘇聯時期，學者們就對技術科學 哲學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其相關研究具有鮮明特色，不但代表了前蘇聯技術哲學的主要 成就，也極大豐富了當今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技術哲學體系。

一、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背景

前蘇聯和俄羅斯的科學技術哲學是世界技術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指導思想、研究綱領 和研究重心都與中國和西方科學技術哲學有著顯著的區(qū)別，因而成為我國乃至世界科學技術 哲學界特別關注的研究領域。值得一提的是，上個世紀我國學者在前蘇聯自然科學的哲學問 題的研究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對于作為前蘇聯科學技術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技術哲學 的研究卻大相徑庭。之所以存在上述狀況是因為，一方面，正如俄羅斯學者指出的:“哲學顯 然很晚才開始研究技術現象。……相對于實踐認識和實踐理性，哲學更偏好理論認識、理性 和理論規(guī)則，顯然，這種偏好成為哲學很晚才轉向思考技術現象以及技術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 的一個原因”［1］。的確，相對于其他哲學分支學科，技術哲學本身起步較晚，現代技 術哲學就其本身而言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發(fā)展也不是很完善，諸如技術的本質 、技術是否是價值中立的焦點問題，以及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物和奠基性著作還沒有形成壓倒 多數的、相對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前蘇聯時期的技 術哲學往往被視為資產階級哲學加以批判。蘇俄技術哲學研究開始于19世紀末，那時“П.К .恩格邁爾(П.К.Энгельмейер)在自己的小冊子《19世紀技術的總結》(1898 )中提出了技術哲學的任務。同時他的許多著作被用德語出版”［2］。但是，自1917 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前蘇聯技術哲學研究開始轉向一個特殊時期。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評論的: “技術哲學在俄國的命運非常悲慘。關于技術哲學必要性的思想，是由П.К.恩格邁爾提出 的。П.К.恩格邁爾是俄國工程師，他是技術哲學第一個研究綱領的提出者，這個綱領于1912 被提出來。1929年，當恩格邁爾不得不再次號召建立技術哲學時，他遇到的是不理解和公開的 反對。恩格邁爾在《我們需要技術哲學嗎?》一文中發(fā)展了技術哲學重要性的思想。而在這 個雜志的同一期中還收錄了Б.馬爾科夫(Б.Марков)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技術哲學 遭到批判－‘現在沒有，以后也不可能有獨立于人類社會和獨立于階級斗爭之外的技術哲 學。談技術哲學，就意味著唯心主義的思考。技術哲學不是唯物主義的概念，而是唯心主義的 概念’。從這時起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里，把技術哲學斥為唯心主義，在蘇聯哲學界已成定論 ，盡管馬克思就是19世紀有興趣從社會—哲學方向研究技術的一個創(chuàng)始人”［3］。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技術哲學”的提法在前蘇聯時期被禁止，但是對于“技術”的哲學 思考在前蘇聯卻從未停止過。那時(也包括現在)有一大批學者長期致力于技術哲學問題的研 究，其中比較重要的人物有:В.М.羅津、В.Г.高羅霍夫(В.Г.Горохов)、Г.М. 塔夫里江(Г.М.Тавризян)、Г.И.舍梅涅夫(Г.И.Шеменев)、И.Т.弗 羅洛夫(И.Т.Фролов)、В.В.切舍夫(В.В.Чешев)和В.С.斯焦賓(В.С. Стёпин)等人。他們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技術哲學的典型特色，因而 這些人的思想和成果成為我國學者和西方學者極為關注的研究課題。

В.М.羅津等在《技術哲學:歷史與現實》一書中曾寫道:“蘇聯時期對于技術的研究開始于 世紀初(指20世紀初－筆者注)。由于П.К.恩格邁爾，技術哲學在俄羅斯獲得極大發(fā)展。 后來在我國，這一學科被視為資產階級科學而被禁止研究。但是卻發(fā)展起一系列研究或討論 技術不同方面的學科，并且，如今它們被部分地納入到技術哲學中來。首先就是技術史。…… 研究技術的第二個領域被稱為‘技術的哲學問題’。恰恰在這里討論了技術的本性和本質， ……第三個領域在蘇聯時期急劇發(fā)展－這就是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雖然這門學科 屬于科學學和方法論，但如今它們被包括到技術哲學中來。……第四個領域是設計和工程技 術活動的本性和歷史。……正如我們已經發(fā)現的那樣，如今這些研究領域不僅僅單獨發(fā)展，而 且還處于技術哲學的范圍之內。”［3］因此可以說，前蘇聯時期學者們把技術史、技 術的哲學問題、技術科學的方法論和歷史、設計與工程技術活動的方法論和歷史等問題不同 程度地納入到技術哲學的研究范圍內。在這四個組成部分中，對于技術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最 為充分，并且具有鮮明的俄式風格。

二、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重心

前蘇聯學者非常重視對技術科學認識論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 功能、任務等問題，其中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問題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1. 技術科學起源的內外史要素

前蘇聯學者普遍認為:“技術科學是關于有目的地將自然物質和過程改造成技術對象，關于 構建技術活動的方法，同時也是關于技術對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作用方式的特殊的知識系 統。”［4］關于技術科學的產生，前蘇聯學者們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技術科學的產 生有 外史和內史兩方面因素。從外史方面看，人們的生活、生產(特別是機器生產)為技術科學的 產生和發(fā)展提出研究的課題，并決定技術科學的研究方向。從內史方面看，一方面，技術科 學是技術知識的系統化、邏輯化的結果，它是人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對象活動中所形 成的對習慣、概念、認識的思考和概括;另一方面，有一部分技術科學的產生源于對基礎科 學的應用，是從基礎科學中分化出來的;此外，還有一部分技術科學源于不同知識、模型、 概念和原則的大綜合，是這些要素橫向搭構的結果。

2. 技術科學對象的兩重性

關于技術科學對象，前蘇聯學者們認為，技術科學對象具有兩重性，即技術科學對象有“天 然的”和“人工的”區(qū)分。而且其中技術科學的“天然性”對應著技術與自然、技術與自然 科學的關系;而技術科學的“人工性”對應著技術與人、技術與人文科學的關系。正如В. 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中指出的:“在技術科學中可 以統計出兩個技術對象:自然的技術對象和人工的技術對象。……技術對象的人工性在于， 它們是人類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天然性首先在于，所有人造對象歸根到底都是由天然的(自 然界的)材料制成的。”［4］而這種觀點也得到А.Н.鮑戈柳波夫(А.Н.Бого любов)的認同，他指出:“技術科學不僅與自然科學(這決定了技術科學的‘天然的’特 征)相聯系，而且它還與經濟學和人文科學有著不同的、極為重要的交叉(而這一點相對于它 的‘人工的’特征)”［5］。

3. 技術科學理論的三種結構要素

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結構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 理論的結構均可分為三個基本組成部分:本體論模式、數學工具和概念工具，但其含義卻有 很大差異。其中自然科學的本體論模式是指在一定的理想化實驗中的理想對象的總和。而技 術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模式可分為三個基本層次:以數學描述為目標的函數圖像;在工程對象 中進行的自然過程的連動模式;表現為構造參數和工程計算的結構模式，即研究對象的結構 。此外，在自然科學理論中，數學工具首先是為了實驗計算，它們是建立和證明所獲得的理 論知識的手段。而在技術科學理論中，數學則具有多方面作用:第一，用它來對工程對象的 結構和工藝參數進行工程計算;第二，用它來分析和綜合技術的本體論模式;第三，用它來 研究發(fā)生在工程對象中的自然過程［6］。可以看出，技術科學理論結構中的三個要素 要比自 然科學理論結構中的要素更為復雜。其原因恰恰在于技術手段具有特殊性，它是主體和客體 相互聯系的中介，而且它往往比自然科學理論更多兼顧實踐的方面。

4. 技術科學功能的工程指向性

與此相聯系，在對比自然科學理論和技術科學理論的功能時，前蘇聯學者認為，自然科學理 論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自然過程，研究理論問題，以預測和描繪理論發(fā)展的未來狀況。而技術 科學理論功能的起點和歸宿，都是為了對工程對象的技術結構和 工藝參數進行理想描述。而且技術科學理論功能的實驗層次不僅僅包括實際上是以概括工程 師的工作經驗為目標的結構技術和工藝知識，還包括特殊的實踐方法知識。當前工程研究的 目的是:把在技術理論中獲得的理論知識形成實踐方法的形式，提出新的科學問題。這些問 題是在建立工程對象的各個階段中，在解決工程問題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且它們將會傳播到 技術領域當中去，以實現技術理論的功能［6］。

5. 技術科學任務的實踐特征

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結構與功能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者在科學領域中所擔負任務的 不同。作為科學知識集合的自然科學的任務在于:揭示和研究新的自然規(guī)律，預測自然過程 的發(fā)展;而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從實踐上利用這些自然科學成果，研 究自然規(guī)律在技術設備中的作用，以及運用知識和計算保障工程技術活動［4］。盡管 前蘇聯學者認為技術科學的任務在于實踐，但是他們仍然強調不應將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在工程中的應用混為一談。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指出，技術科學的形成與技術 科學應用于工程實踐是有區(qū)別的:前一種情況說的是獨立學科的建立，這意味著各種不同科學 知識、模型、概念和方法被應用于一定的研究對象，并建立起理想模式及其轉換程序，形成現 有學科所需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任務;而后一種情況指的是在解決具體的工程任務過程中，各 種科學知識、方法、模型和原理的系列化和組織化的過程［7］。

三、 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特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學者習慣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四個角度分析自然 科學哲學問題，這一傳統也影響到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研究，即學者們往往從技術本體論、 技術認識論、技術方法論和技術價值論角度來研究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因此可以說“師從 自然科學哲學”是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

在前蘇聯學者看來，自然科學方法論之所以能夠類推至技術科學領域是因為，自然科學和技 術科學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因此較為發(fā)達的自然科學方法論當然可以成為技術科學方法論 研究的范例。這正如前蘇聯學者們指出的:“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無論是 在起源方面，還是在起作用的過程方面。技術科學最初的理論原理、認識客體和概念的方式， 恰恰是從自然科學向技術科學傳遞過來的;同樣，技術科學自身科學性的規(guī)范、知識理論結構 的確立、理想對象的結構和數學化，恰恰也都是從自然科學借用到技術科學中來的。” ［4］尤其針對技術科學的數學化，А.Н.鮑戈柳波夫指出:“知識數學化的問題是歷史 性的問題，從廣義上講，未必能夠在科學史和技術史的框架之外去研究它。特別是相對于技術 科學，更是如此。多虧技術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緊密聯系，才產生出將適合于自然科學的數學 化模型轉移到技術科學中去的可能性，并且同樣產生出利用自然科學數學化歷史來了解數學 在技術知識發(fā)展中所起(或者說它應當起)作用的可能性”［5］。正是基于這一點，前 蘇聯學者更關注自然科學對技術科學和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的影響。

概括說來，前蘇聯時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前，人們通常只是在科學哲學的背景下研究 技術哲學，把技術哲學混同于規(guī)范的科學哲學的附屬物，并且僅僅從自然科學知識附屬物的 角度來研究技術。技術被歸結為科學的附屬物，而技術哲學則被歸結為運用于技術知識結構 的科學哲學和科學方法論研究的簡單附屬物，這就是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特點［1］。 如果說這一時期運用科學哲學手段研究技術哲學是自發(fā)的，那從20世紀70年代中 期開始，前蘇聯學者就開始自覺地借用科學哲學和科學學的方法研究技術哲學，特別是研究 技術科學的哲學問題。В.Г.高羅霍夫和В.М.羅津在《技術科學的哲學方法論研究》一文 中指出:“雖然很早以前，技術知識的不同方面就引起了哲學家們的興趣，但只是 在最近五六年才開始形成新的研究方向，在這個方向范圍內提出一個目標:就是用科學學和科 學方法論的手段來系統地研究技術科學。”［4］他們還補充道:“技術科學方法的特 點暫時揭示得還不太清楚。一方面，應當注意專業(yè)方法獨特的多樣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廣泛 地應用一般科學的認識方法(如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4］在此不可否認， 分析、綜合、模型化、實驗等方法最先都是在研究自然科學的哲學問題時成熟壯大起來的。

可見，由于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自然科學充當了技術科學的基礎，因此我們不能脫離自然科學 孤立地研究技術科學;但是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技術科學相對獨立的特點，正如前蘇聯學者鮑 戈柳波夫指出:“技術科學從本質上應當與不斷發(fā)展的技術相適應，并且最佳的情況 是應當超前于技術。……技術科學、實用科學和基礎科學是知識具體化和概括化的不同層次 。因此，技術科學在其自身發(fā)展過程中能夠變成實用科學(如果技術科學的應用范圍超出技 術框架外)，甚至變成基礎科學”［5］。這表明，在技術科學與技術的辯證關系中，技 術科學應當具備先驗的預測功能，而且技術科學、實用科學與基礎科學之間存在著轉換關系 。這是技術科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我們能夠看到，前蘇聯技術科學哲學問題研究是其技術哲學研究的重要 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斯大林高壓意識形態(tài)統治時期技術哲學研究的主要成績， 其相關問題研究(如技術科學的起源、對象、結構、功能、任務等問題)即使在技術哲學日 趨走向成熟的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重大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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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Горохов В Г， Розин В М. Философско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ехнически х наук［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1(10):172－178.

［5］Боголюбов А Н. Математика и техни ческие науки［J］.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80(10):81－8 2.

篇(2)

關鍵詞：管理科學 前沿

1.引言

什么是管理科學？成思危教授在“中國管理科學的學科結構及發(fā)展重點”主題綜述報告中指出，管理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他用“3--3—3”原則概述了管理科學的學科結構，即“三個基礎”、“三個層次”、“三個領域”。三個基礎是數學、經濟學和行為科學；三個層次是基礎層次、職能層次和戰(zhàn)略層次；三個領域是指管理理論與方法領域、工商管理領域和公共政策與戰(zhàn)略管理領域[1]。也有學者認為，管理科學是一門應用科學，它是利用各種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形成的定量方法（數學模型等），來解決管理問題的領域之一，是研究工商企業(yè)和軍事部門中決策問題的科學[2]。在這次管理科學前沿專題中，老師這樣描述管理科學：管理科學是探索人類管理活動規(guī)律的一門科學，是管理的知識，它包括管理的思想、理論、理念，以及管理者制訂決策的科學的、富有邏輯的、合理的方法。它既是一門科學，又是一門藝術，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可以說：管理科學=管理的科學+管理的藝術=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應該說，管理科學與管理是理論與實踐的關系。管理以管理科學為指導。而管理科學的研究又是從為管理實踐服務出發(fā)，時刻面向和密切關注管理實踐需要，從管理實踐中提煉并檢驗出具有較強普適性的管理理論。管理科學對社會的的發(fā)展和進步有整體的推動作用，對我國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2.管理科學前沿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21世紀的管理面臨著管理的變革，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理念、組織機構和資本觀和資源觀方面都發(fā)生了變革，此時，管理科學有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研究。一般認為，管理科學需要研究的兩方面前沿問題是：管理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和管理科學的應用。

對一個中國管理科學的研究者來說，對管理科學的研究就是一個“立地頂天”的工作。既要通過解決中國具體的管理問題來“立地”，在解決具體問題過程中發(fā)現、抽象管理科學問題，并科學有效解決它來“頂天”。

立地

立地主要指應用研究，其研究主題是問題框架，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識、理論、方法和技術，分析問題框架的結構，運用模型群技術建立必要的集成模型群；根據研究問題框架與模型框架的同構或同態(tài)性展開應用基礎研究，用計算機進行模擬來實現具體應用，由實際效果或效率，展示其先進性和實用性，以此來驗證應用研究的有效性，同時為形成新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做準備。

應用研究，離不開計算機技術的發(fā)展。近年來軟科學的興起和發(fā)展，為管理科學的應用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技術支持。在大二下學期學習的管理建模優(yōu)化和管理建模優(yōu)化實驗課程中，我第一次接觸到了人工智能算法。不論是遺傳算法、蟻群算法、粒子群算法、模擬退火算法、禁忌搜索算法或是神經網絡，他們都模擬了自然過程，結合了人的智慧。利用智能算法，我們可以解決以前很多的NP難題，例如背包問題，旅行商問題（TSP）、車輛調度等等復雜問題。不僅如此，當我們在面對具體的復雜問題時，可以根據智能算法思想，結合具體問題編寫程序代碼，利用matlab軟件來解決問題。智能算法，比常規(guī)算法效率高，結果更為精確。

管理科學的應用研究，不僅需要研究者有扎實的數學和計算機編程基礎，還需要很強的抽象思維、推理邏輯和綜合素質。對于我們本科生，目前學習的大多是管理科學的基礎理論與方法，知識粗略地學習了一些優(yōu)化理論與技術、決策與對策理論、風險分析理論和組織理論，而且我們學習的內容大多知識局限在書面，在實踐應用方面欠缺還很多。

頂天

頂天指理論研究，也就是要針對具體的管理問題抽象管理科學問題。它的研究主題是建立必要合理的公里體系，運用已有和創(chuàng)造的知識和理論，定義管理科學的基本概念，根據已總結的原理與原則，建立管理概念模型、物理模型、數學模型；并通過有效的方法和技術對管理模型展開基礎性研究，討論模型的實際應用，實現模型分析的現實意義以及算法分析的可操作性；由對比分析類似模型方法展示其先進性、實用性來驗證模型的有效性，形成新的理論、方法和技術。

復雜科學的發(fā)展對管理科學的發(fā)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和機會。將復雜科學融入到管理科學的研究中，就是要求研究者以新的思維模式、新的觀察問題的角度，來研究管理理論、關了思想和管理方法。這要求研究者除了要具備良好綜合素質、抽象能力、推理能力外，還要具備創(chuàng)新能力。對于現階段的我們，基礎知識還不是很牢固，研究問題的方法掌握不夠，創(chuàng)新能力更是欠缺。

3.結語

有學者經過研究分析發(fā)現，我國管理科學研究還是很薄弱，研究積累不夠，研究普遍落后于國外的研究，基本上都處于借鑒和跟蹤研究的地位[3]。這對管理科學的研究者來說既是挑戰(zhàn)更是機遇，未來知識管理、知識經濟和信息經濟領域將成為管理科學研究的熱點研究領域，相應的管理科學前沿也會在相關領域有更新的發(fā)展。

作為管理科學的本科生，意味著將來有可能成為管理科學的研究者。管理科學的前沿，正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問題。這不僅是為學術研究，更是為了更好的解決復雜問題，推動社會發(fā)展。我們不僅需要關注國內的研究現狀，更應該緊追國外的研究步伐。

參考文獻：

[1]成思危.中國管理科學的學科結構與發(fā)展重點選擇[N].管理科學學報，2000-03-03（1）：1-6.

[2]梅世強，齊二石，王雪青.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概念及其體系研究[J].工業(yè)工程，2006.

篇(3)

[關鍵詞]人文科學實驗 科學性 可行性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843（2013）02-0067-04

實驗作為一種基本的、有效的教學和科研方法，最早在物理、化學、生物等自然學科中開始運用，20世紀以來逐漸在經濟學、管理學等社會學科中得到運用，而在人文學科特別是在關涉人文科學實質內容的所謂“形而上”領域內，運用實驗的方法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作為一種體現科研和教學規(guī)律的實驗方法，是否可能在人文科學得到運用，需要在實踐探索的基礎上給予理論梳理和經驗總結。

一、不同學科的實驗性基礎

科學實驗的可行性前提首先是該學科必須具有一定的實驗性。按照實驗科學的基本理解，所謂實驗性就是某種學科理論或知識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具備能夠通過實驗的方法來驗證或描述的屬性。學科的實驗性既與學科對象以及學科的方法論特征直接相關，又與具體的實驗技術密切相關。

1 自然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最早的實驗完全是自然科學實驗。科學家們有目的、有意識地選取自然中的典型過程，并通過儀器、設備等媒介對這些過程加以控制或改變，以便進行觀察分析，從而把握事物發(fā)展和運動的規(guī)律。《辭海》對實驗科學的解釋是：“實驗科學亦稱‘經驗科學’，同理論科學相對。一般指19世紀以前的經典自然科學或以實驗方法為基礎的科學。哈維的血液循環(huán)學說、伽利略的動力學、牛頓的經典力學以及后來的熱力學、電學、化學、地質學等等，都是實驗科學典范。20世紀以來，由于現代科學的高度綜合性，數學和理論思維在科學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故一般只把一些實驗性較強的科學稱為實驗科學。”即在科學史上，乃至今天，人們通常所說的科學實驗主要是指自然科學實驗，這主要取決于自然科學擁有的“較強的實驗性”。

在自然科學領域，科學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擺脫各種外在影響，科學家的個性、愛好、性格、或政治傾向等因素并不會影響到他所研究的物質對象。一種物理結構與化學現象，并不因為觀察研究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自然界本已存在的各種規(guī)律，是獨立于人的主體意識而存在的，同時也是人可以逐漸認識并發(fā)現的。盡管這種認識與發(fā)現的正確程度是一個不斷提高的過程，是一個越來越接近真理的過程，這主要受制于人們的認識水平和認識方法，而與其他主觀因素關系不大，研究者只要遵循正確的研究過程或研究程序，都可以達到共同的認識結論和結果。自然物質世界所具有的這種內在規(guī)定性、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重復性，為自然科學實驗提供了客觀前提，而這一點恰恰是人本身和由人組成的社會所難以比擬的，因而也是實驗方法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應用遲滯的主要原因。

2 社會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大約從19世紀下半葉起，自然科學所采用的包括實驗在內的科學方法逐漸被社會科所學采用，并以法國哲學家孔德和社會學家涂爾干等人為代表，發(fā)展了一套被稱之為“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宏觀地看，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社會規(guī)律當然是人的規(guī)律，但卻不是個人的規(guī)律，而是構成社會的無數個人和各種團體、集團、階層、階級、機構等社會因素合力作用下的規(guī)律。社會體系與結構的運行發(fā)展，它的經濟、政治、法律關系的存在與變遷，公共制度與公共政策的選擇與調整，都是各種社會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其內在規(guī)范、過程與法則。因而社會運行與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類似于自然物質世界那樣的獨立于個人主觀意愿的客觀性規(guī)律，這種規(guī)律是可以通過實證的方法（包括實驗的方法）加以認識和把握的。微觀地看，社會科學實驗所表現的人和人的行為，并不是從人的主觀意愿、個性特征、情感世界等個體性因素出發(fā)的，而是從社會關系和公共政策選擇的角度，從社會的結構、體制、功能、作用的角度出發(fā)的。從這種角度出發(fā)，個人不過是社會的一個“角色”、一個群體中的“成員”、一個社會有機體中的“分子”。因而在社會科學實驗中，人和人的行為可以表現為政治學中的“一張選票”，或經濟學中的一種“資源”，或社會學中的自殺行為統計數據，或管理學中的“管理對象”，即人和人的行為是一種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具體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這種去個性化的實驗對象既提供了實驗的客觀依據，也提供了實驗技術的實現可能。正因為如此，在目前的社會科學實驗中，除了少數學科專業(yè)（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等）采用實地實驗之外，在現代實驗技術條件下，更多的社會科學實驗是借助人和人的行為的“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主要通過計算機技術實現實驗室實驗，并集中在金融、財會、工商和行政管理等學科專業(yè)領域。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計算機應用技術實驗，如金蝶財務系統、稅收管理信息系統、企業(yè)財務分析系統等；一類是情境模擬實驗，如股票實時交易模擬實驗、ERP（企業(yè)資源規(guī)劃）模擬實驗、集裝箱運輸業(yè)務模擬實驗、人力資源管理沙盤模擬實驗等等。

3 人文科學的實驗性基礎

人文科學包括了諸多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同的知識性或事實判斷問題，比如關于文學史、哲學史中的許多知識性內容，關于人物、事件、時間、地點等基本的歷史事實，關于道德行為的經驗性判斷，關于藝術特點的描述性分析等。因此，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認識論和方法論方面有許多相通之處。特別是20世紀以來，在人文科學領域，許多來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認識工具、認識手段甚至概念術語，諸如結構、程序、編碼、概率、反饋等等，都出現在文學、藝術學、歷史學、哲學、美學的研究過程中。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實驗的方法開始被引入到人文科學，并主要通過計算機技術運用于人文科學的一些技術操作性領域和某些知識性整理、考訂工作，突出集中在語言、文學、藝術、新聞、傳播等學科專業(yè)領域。如多媒體寫作工具、應用語音實驗、計算機圖文處理高級應用、文獻檢索與利用、inter-net應用技術、圖形標志設計、電視攝像、數碼編輯、新聞攝影、廣播電視節(jié)目制作、電腦報紙編排等。其中，應用技術類實驗占主要部分，情境模擬實驗相對很少，而且主要限于對一些技術手段或技術環(huán)境的模擬實驗，如“網絡新聞實務課程實驗”等。

客觀地說，上述實驗并未觸及到人文科學的實質內容，即使是在知識性問題或事實判斷的領域里，實驗的適用范圍和程度也受到很大限制。我們知道，人文科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它不僅是一個知識體系，更是一個價值體系，是關于人的信仰、信念、道德、宗教、文化、善惡、美丑等方面的意義體系。這使得人文科學不能以事實判斷、經驗陳述以及技能訓練來代替應然性問題，它一定要有主體性的價值判斷和價值說明，這是人文科學的實質內容，而這恰恰是上述實驗所缺少的。這也意味著信念、情感、善惡、美丑等主觀判斷和應然性問題很難用某種抽象的“符號”或“信息”來顯示，這也是目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相比較，其實驗性相對薄弱的原因所在。

二、人文科學實驗的技術路徑

實驗科學的歷史表明，實驗是一種歷史范疇，其范圍和深度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fā)展，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地擴大和深化。在傳統實驗技術條件下，主觀性和不確定性較強的人文科學，其實驗性較弱，很難用實驗的方法進行檢驗、解釋和描述；但在現代實驗技術條件下，特別是隨著計算機技術和多媒體技術的發(fā)展，這種狀況有可能得到改變。

1 “人”的“出場”與情境模擬

在計算機技術背景下，目前人文科學實驗主要是以輔“工具”類即應用技術類實驗為主，而實質性“價值”類實驗幾乎沒有，至于基礎性“知識”類實驗則與社會科學的模擬實驗類似，主要是針對少量能夠作為“符號”存在或“信息”顯示的個別人文現象進行模擬實驗。人文科學在實驗科學的這種“邊緣”狀態(tài)是與人文科學對象的基本特點直接相關的。如上所述，人文科學的核心是“人”和人的精神世界、意義世界，這里的“人”既不是自然科學中可以被解剖的具體的“生物人”，也不是社會科學中可以被“符號”化的抽象“社會人”，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有個性、有情感現實的“人”，這種“現實人”構成了人文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和實驗對象。當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也離不開人，也與人密切相關，但其出發(fā)點和實驗呈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自然科學是對“人所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或自然條件”的研究，因而實驗可以直接通過自然物質方式來呈現；社會科學是對“人所組成的社會關系或社會環(huán)境”的研究，因而實驗可以通過某種“符號”或“信息”來呈現；而人文科學則是直接對“人本身”、對“人的存在、精神、價值、意義、情感等”這樣一些“內在的”、“形而上”或“終極性”問題的研究，因而實驗只能通過“人本身”才能較完全地呈現。

這意味著，要通過具體的人文科學實驗表達抽象的人文科學內容，必須要有富有個性的、鮮活的“人”的“出場”以及相伴隨的“情境”表現，這與人文科學的方法論特點是相呼應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事實判斷、必然性問題傾向于客觀性和普遍性，所使用的主要是邏輯與實證的方法。而人文科學的價值判斷、應然性問題卻傾向于主體建構性，具有明顯的主體選擇性和個體感受性，所使用的主要是情感體驗與心靈感悟的方法。一定程度上，具有活生生的“人”的“出場”的情境模擬實驗，恰好提供了以主觀性、個別性、多變性為特征的互動平臺，因而更有助于主體亦即實驗者更好地進行體驗和感悟。

2 多媒體技術及其提供實驗的可行性

實驗離不開技術，所謂技術就是“為了達到某一目的所采用的工具和規(guī)則的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被應用于實驗科學和實驗教學的實驗技術的水平，決定了實驗的范圍、深度和水平。如果說在傳統實驗技術條件下，實驗還主要局限于自然科學領域，那么在計算機技術條件下，實驗迅速擴展到社會科學領域；而隨著多媒體技術的不斷發(fā)展，隨著實驗中“人”的“出場”和相應的情境模擬的實現，實質性的、更廣泛的人文科學實驗越來越成為可能。

以往的計算機技術主要是對文本、數字、圖形等相對單一信息的處理，還很難做到“形聲兼?zhèn)洹保蚨獙崿F鮮活的“人”的“出場”和相伴隨“情境”的表現還很難做到，但在多媒體技術條件下則完全可以實現。多媒體技術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廣泛的綜合性，它將計算機、聲像、通信技術等合為一體，是計算機、電視機、錄像機、錄音機、音響、游戲機、傳真機性能的大綜合；二是充分的互動性，它可以形成人與機器或人與人通過機器的互動，且互動的方式可以是多樣的。這兩個特點恰好滿足了人文科學模擬實驗的基本要求。對于“人”的“出場”和相應的情境模擬要求，以往只能在影視片中實現，但卻完全是單向的，無法進行互動，且制作成本較高。現在通過多媒體技術，可以較好地彌補這些不足。多媒體的綜合性特點，可以將所需要的人物、場景、物品、圖形、圖象、視頻等元素按照要求進行設計、組合和呈現，并較方便地創(chuàng)設出二維或三維動畫形式的“人”和相應的情境。實驗的本質在于操作，多媒體的互動性特點，可以很方便地進行人――機或人――人的互動，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滿足實驗的操作性要求。

三、人文科學模擬實驗的相關問題

基于計算機技術的人文科學模擬實驗不僅與傳統的自然科學實驗完全不同，而且也與以往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計算機模擬實驗迥然相異，實驗中有人物、有場景、有情節(jié)，有實驗者的個體感受性和主觀選擇性，甚至有情感色彩。人們或許會質疑，這是科學意義上的實驗嗎？抑或應該屬于藝術的范疇，甚或還是一種電子游戲？

篇(4)

【關鍵詞】人類學轉向/人種志方法/科學技術人類學/文化解釋學/本土方法論

【正文】

社會學與人類學1是兩個有著密切關系的獨立學科， 在它們的發(fā)展史中，其理論與方法的互相滲透與借鑒，對這兩個學科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就科學社會學的發(fā)展史來說，至70年代中期以來，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相伴隨，出現了“人類學轉向”這種現象〔1〕， 在文獻中也出現了科學技術人類學這個提法。

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稱之為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簡稱為對科學的人類學研究。

那么，這種人類學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著什么意思？我認為，至少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含義是把現代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在這里，作為文化現象考察，并不是斯諾所提的獨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與人文文化相對立的科學文化，而是把科學當作整個人文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作與宗教、藝術、語言、習俗等文化現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種。這樣就把現代科學納入了人類學的研究范圍。第二個含義是，對科學的社會研究采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選出某個科學家集本的場所，對科學家及其活動進行人種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對所觀察到的現象作詳細的記載、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說第一層意思是從宏觀上把現代科學納入人文文化范圍，決定了研究的總傾向，那么，人種志的研究就屬于微觀的經驗研究。在我看來，知識社會學的宏觀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觀傾向發(fā)生學的研究[2] 正好與這兩方面是相對應的。從這個角度說，整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興起，都和“人類學轉向”有直接關系。

（一）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一：科學是詩文化系統之一

特拉維夫大學教授、科學史家耶胡達·埃爾卡納在《關于知識人類學的嘗試性綱領》一文中明確地提出要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他提出，在傳統上，“科學很少被認為像藝術或宗教那樣是屬于人文文化整體的，因為它被看作是某種不相同的、獨一無二的、互相背離的東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維度：宗教、藝術、科學、意識形態(tài)、普通常識、音樂，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是文化系統。”[3埃爾卡納從人類學角度探討這個問題，認為把科學作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考察的觀念，可以追溯到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特·格爾茨的觀點。在他的論文《深描：邁向文化解釋學的理論》中，格爾茨說：“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質上是符號論的。和M·韋伯一樣， 我們相信，人類是掛在由他自己織就了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文化看作那些網，因而對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種尋求規(guī)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尋求意義的解釋性科學”。[4]我注意到， 雖然格爾茨在他的論述中是把科學列入文化解釋的范圍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審慎的態(tài)度（后面還要講這一點）。而埃爾卡納同樣是把科學作為文化解釋的對象，并且根據他對格爾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對科學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釋。

而這也正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論題。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爾凱、巴恩斯、布魯爾等人都在他們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對科學的社會研究的重點放到科學知識上面，并把自然科學知識等同于其他知識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現象。關于這個問題，我已在拙著《科學社會學》一書的第十章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在這里主要是把這種理論傾向與“人類學轉向”聯系起來。

愛丁堡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學知識和社會學理論》一書中就指出，科學是一種信念，只是一種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確的信念，他認為，科學是一種文化現象，“科學是亞文化的4集合’，作為一種亞文化現象，科學當然受到外部的整個大文化的影響。[5] 因提出“強綱領”主張而著名的布魯爾也是把科學當作文化現象、人類學現象來對待的。他的“強綱領”的第一條就把科學知識與信念并列，并且認為可以歸結為社會的原因。[6] 他在評述維特根斯坦的知識的社會理論時曾明確地說“數學是人類學現象”。[7]

馬爾凱在他的著作《科學和知識社會學》中，以專門的篇幅論述了這個問題。該書第三章的標題就是“科學中的文化解釋”，鮮明地表示出文化人類學的傾向，這也就是說，他要對科學作一種文化意義的解釋、文化意義的分析。他的這種文化意義的解釋和分析是怎樣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學社會學中關于科學家行為的社會規(guī)范的爭論，分析了默頓的規(guī)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規(guī)范，認為，在科學中，科學家的社會行為規(guī)范是多種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場合都共同遵守某種特定的規(guī)范，并不存在一種體制化的機制來保證科學家們都一致遵從或信奉某組特定的規(guī)范。在科學中， 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語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這就為科學共同體、 為科學家們提供了節(jié)目單（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學家們可以靈活地使用它去分類不同社會背景中的不同職業(yè)行為。”因此，關于規(guī)范的討論就走到了關于科學的文化資源的說明。”[8]這也就是說， 科學規(guī)范并不是像默頓所說的那樣，并不是體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結果，科學家們是從代表著不同文化資源的節(jié)目單及字典中去尋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則的。

馬爾凱的文化解釋還在于對科學知識生產的動力學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實際案例，從中做出分析，他的結論是，對于科學實驗結果的意義是什么的評判、對于科學論斷的有效與無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變的標準，在實驗和解釋的過程中，個人的特點、具體的環(huán)境都會產生作用，他說，“科學一致，因而科學知識，并不是僅由證明正確或拒斥來達到的。科學家們經常面對的是不確定性和模棱兩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應用事先確立的正式標準來實現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對于研究綱領的拒絕或采納，是一個更加實用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學家的相對具體的旨趣利益影響的。”[8] 馬爾凱承認在知識形成過程中，是存在著認識因素的，科學的判斷和解釋是受認識和社會因素影響的。他認為，不僅社會規(guī)范是社會地變化著的，而且對于任何一個研究綱領來說，認識和技術規(guī)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釋的。”在社會意義的磋商和知識主張的評估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與技術的公式表述，在具體情況下，是由每個參加者所選定的，所說明的；這兩種資源，在具體科學知識被認可的過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證明程序中，是緊密地綜合在一起的。”[8]

馬爾凱關于科學的文化解釋的結論是：“社會學家和哲學家已經會聚到這樣一種觀念，即把科學看作是一項解釋性的事業(yè)，在這個過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又說：“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學知識是由磋商過程確立起來的，也就是被那在社會互動過程中對文化資源的解釋建立起來的。在這種磋商過程中，科學家們也運用認識和技術的資源；但最終結果還是依賴于可利用的其他社會資源。因此，通過科學磋商建立起來的社會結論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確定性說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中的特定行動者群體看來是正確的科學主張罷了。”[8]

以上是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一個含義的簡單說明。需要說明的是這個轉向并不是沒有歷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現象，它代表著舊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的復活”，它反映的是“社會和人文科學注意重點的變化和重新取向的過程”。[1] 深入的研究將會說明，這種轉向與當代哲學的、社會學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著多種復雜的聯系，不過，這已不是這篇文章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二）

人類學轉向的含義之二：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

文化是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人類學對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對初民社會（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歐洲和美國的學者對于“不開化的”、非歐洲文化的研究。與人類學的發(fā)展相聯系，形成了一種主要研究方法，這就是人種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種志研究就是對一個特定的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生活進行詳細的描述和分析。這種研究首先要選定地點，即某個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為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基地，進行參與觀察，作詳細的記載，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類學著作。許多文化人類學的名著都是人種志研究的成果。這種研究要求有較長的時間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離開以后有時還有通訊聯系或回訪）；這種研究要求研究人員學習當地的方言土語，盡可能地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個觀察者的客觀獨立的立場，除了參與觀察以外，研究人員通常選定或培養(yǎng)某個當地人作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這種研究也常常運用比較的方法，對于所研究的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對照性的分析。

當代人類學的人種志研究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對于初民社會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會愈來愈少），已經發(fā)展到為對現代社會中某個社區(qū)、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對城市中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對于工廠、精神病院、科層制的研究，等等。[10]人種志研究的技術也有很大進展，如廣泛利用電影、錄音、錄像等等手段。顯然，這種方法是可以同樣應用于研究科學活動所在地和科學家人群的。

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的第二個含義：對科學作人種志研究。具體說來，這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代表人物對科學進行的人種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對科學知識持有建構主義觀點的學者，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實驗室，他們以實驗室為田野調查的基地，進行長期持續(xù)的參與觀察，對于實驗室的環(huán)境、儀器設備、科學家的日常活動和對話，對于科學家與實驗室以外的聯系，以至于科學論文的形成、發(fā)表，論文引證等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詳細的記載，做出分析，寫出研究報告或專著。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現的一批研究成果，它們有一個概括性名稱，即“實驗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這種成果中，除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拉都爾對美國加州薩爾克實驗室的研究、謝廷娜對伯克利大學中生物化學等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和這兩項研究的成果《實驗室生活》和《知識的制造》以外，還有若干研究及其相應的成果。[2] 雖然這一批著者在他們的進一步分析中表現出差異和分歧，但他們的共同認識是“深入到科學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經驗材料，就可有益于對科學的理解”。[11]而謝廷娜則把這一批“實驗室研究”看作是說明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她說：“這個綱領是被若干個實驗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爾的《實驗室生活》一書的工作基礎是長達一年零十個月的田野調查，他進入實驗室觀察科學家的日常活動，進行相關研究，他的書內容確實展現了人種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資料：有實驗室場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學家在不同場合的對話記錄，有科學儀器狀況的一覽表，有某項化學物質合成的報告記載，有科學家個人事業(yè)經歷的摘要，等等。拉都爾運用這些資料得出了認識論的結論：實驗室是文學標記的系統，儀器所顯示的現象是“技術現象”，科學實驗室中的事實是“人工事實”，因而科學事實不是被發(fā)現的而是被制造出來的，科學的陳述是磋商的結果等等。其實，拉都爾在《實驗室生活》的第2版后記中就說過， 他在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形成了一種看法即科學認識是受社會因素制約的，他在參與觀察中的工作只不過是搜集詳盡的材料罷了。這就使得這部運用人種志研究的著作讀起來與其他文化人類學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與分析結論似乎有某種不連貫；這些分析，與其說是文化人類學的，不如說是認識論的，與其說是社會學的不如說是哲學的。

《知識的制造》這部書的特點就更加明顯了。這部以人種志研究為基礎的專著，已經完全把調查來的資料編納入作者的認識論結論的框架中了。“科學家作為實踐的推理者：知識是在環(huán)境中建構起來的”；“科學家作為索引性推理者：科學研究的機會主義和情境性”；“科學家作為類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則和革新的隱喻推理批評”；“科學家作為社會環(huán)境中的推理者，從科學同體到跨越科學的領域；”“科學家作為文學的推理者，或者實驗室推理的嬗變”；“科學家作為符號推理者，或‘我們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區(qū)別’”，這就是該書的章節(jié)標題所構成的框架。這樣，在文化人類學著作中通常見到的對文化現象的完整而生動的描述性記載不存在了，資料“淪為”結論的例證。

在這里，我們不能詳細討論這些結論與哲學、社會學思想的具體聯系，那是需要專門的研究的。我們在這里要說明的是，科學知識的微觀建構學派是運用人種志研究方法尋找經驗資料支持和論證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綱領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學社會學的“人類學轉向”。不過，我們又可以看到，這個學派的運用，與本來意義上的文化人類學人種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為他們進入了認識的領域，而且是科學認識的領域。拉都爾也承認了這一點，他說，他“所使用的人種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與人種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們一方面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微觀建構學派的“實驗室研究”看作是“人類學轉向”標志；另一方面，從嚴格的人類學意義上考察，又只能把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討論的具體運用。

（三）

科學技術人類學：有待開發(fā)的領域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代表的“人類學轉向”，只不過是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取向或者科學技術人類學的一種類型。全面系統論述科學技術人類學，筆者尚力所不及，僅就目前的初步認識，說明以下要點：

（1）科學技術人類學，在嚴格意義上說， 應該是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運用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于科學技術所作的研究。在人類學領域，早已存亡可以歸納入這個范疇的研究成果，這就是：考古人類學及人種志研究對于含有科技內容的“物質文化”的研究；人類學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為民族數學（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醫(yī)學人類學所研究的與健康和疾病有關的非西方的知識系統〔3〕，等等。 因此，有的學者指示，“在這個意義下，人類學開始研究科學技術，要比跨學科領域STS研究科學技術早得多。”[13]當然， 人類學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學，是非西方文明中的傳統科學，并不是現代科學技術。

（2）正因為人類學的研究傳統是關注歐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歐洲文明中發(fā)展起來的現代科學技術就必然處在專業(yè)人類學家的研究視野之外。現在，對于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研究已經發(fā)展為大的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人類學家進入這個領域的仍然為數不多，為1988 年美國的4S’學會召開會議，有來自各學科的學者529人，其中人類學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來畢竟出現了一批人類學取向的科學技術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那么，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絕大部分科學人類學研究或者人種志研究是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及其他并沒有受過社會文化人類學的專門訓練的人完成的。”[14]這樣一些社會學家哲學家在采取了人類學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類學特點的著作以后，就獲得了人類學家的稱號，如拉都爾就是一例。這些不是人類學家（或者說準人類學家）所作的研究，被人類學家看來是存在著某種混亂的，有人指出，“實驗室研究”作為人種志研究的一種版本，是與人類學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爾也談到他的人種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評。[11]

（3）正因為如此，為了更好地發(fā)展這個領域， 關心科學技術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建議是：必須弄清人種志方法的真諦，弄清這種方法的要害在于記和寫（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過寫他們來說明人民和他們的文化；必須了解文化人類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學者：以馬林諾夫斯基為代表的整體主義的人種志學，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比較主義方法，以格爾茨為代表的符號象征主義的文化解釋學等等。[14]我以為對于當代有重大跨學科影響的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及其文化解釋學尤應引起注意。[15]

（4 ）科學知識社會學所做的工作也許是接近于格爾茨的文化解釋學的。如前所述，馬爾凱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對科學進行了文化解釋，埃爾卡納則以專門的章節(jié)論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學史中的運用，討論了科學知識增長、科學與其他文化因素，歷史舞臺上的科學等。但我們沒能讀到埃爾卡納或是馬爾凱都沒有運用人種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體的研究。而“實驗室研究”所作的經驗描述的意義在于得出認識論的、哲學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版本。這是因為他們給自己規(guī)定去研究的文化現象，是格爾茨都認為是棘手的問題：科學。格爾茨是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學者，他從文化解釋的角度說明了法律現象，但是當他把科學與其他文化現象并列時，卻不止一次地說過：“盡管我們很偏愛科學，但它仍然不失為一種棘手的事務”，“但物理學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識體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類學上難以理解的問題。”[16]

（5）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決不局限于對實驗室的研究， 可以從實驗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擴展到學術會議上的擴展到法庭中的科學家，[10]這也就是說要“從實驗室走向更為廣闊的和多元的領域。”[13]有的社會學家選擇了科學事業(yè)管理組織及其附屬機構，[17] 有的學者進入了政府設立的海洋生物養(yǎng)殖經濟研究組織[18]在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點也不單純是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涉及到了這些機構中科學家的社會身份，涉及到實驗室與顧客、科學知識與生產方法以及科學政策和經濟組織的關系等問題。特別要揭示的是，同樣進入實驗室，其研究重點也不一定就是科學知識的生產，以特拉維克對美國及日本的線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點就是實驗室組織結構，領導風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學工作條件的模式差別。[19]

（6）正是因為如此， 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種志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樣的；發(fā)展一種“跨學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這也就可以包括歷史的研究、比較的方法、文本閱讀、……等方法；并且基于這種種方法的運用，“對于‘科學技術’意義的定義，不可避免地以理解專家到理解非專家。”[13]雖然我們對于上述這些方法也許還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樣性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7）總之，科學技術人類學的研究，極為擴散，各具特點， 我們只要看看《諸科學與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識與社會第9卷，科學技術學人類學》[13] 這兩部文集的論文題目就可以知道了。每個作者都按照自己對于人類學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點，進行不同的人類學探討。研究這些以及其他科學技術人類學的論著，要在紛云繁復的論述中弄清來龍去脈把握要害，我認為，有一項工作要做，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關鍵概念，諸如“人工事實”、“技術現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結構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們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點，了解除它們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談到實驗室的人種志研究的時候， 不能不提到對實驗室的民俗學研究，這就是社會學中民俗學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爾及其學派的工作。麥克爾·林奇把這一批研究稱之為“對科學工作的民俗學方法論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這種研究要詳細考察實驗室中“自然地組織起來的日常活動”“討論”有關實驗室工作的暫時的秩序”[20]。他并且專門著書論述了民俗學方法論與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關系。[21]那么，這種研究與前述人種志研究有什么關系？在民俗學方法識者看來，人種志研究是與“民俗學方法論的文獻是有密切關系”的，甚至認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學方法論的說明者”[20]；而人種志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民俗學方法論是人種志研究的一種。[10]弄清這兩種研究的區(qū)別與聯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工作。我們要指出的是，從已有的人種志研究的著作來看，他們確實從民俗學方法論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這一點，對于認識知識社會學微觀研究的特點也許是重要的。

（9）最后要說的是， 科學技術的人類學研究中的專業(yè)人類學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類學背景研究人員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 因為，專業(yè)人類學家即使轉向現代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能夠專門研究現代科學技術的也畢竟是少數。這種情況，對于在人類學科并不充分發(fā)展的中國從事于科學的社會研究的學者來說，也許是一種機會：他們也許可以增添幾分勇氣，去涉足這個確實頗為陌生的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領域。

注釋：

〔1〕人類學是一個大的綜合性學科，包括有體質人類學、 考古人類學、語言人類學、社會（或稱文化）人類學等分支學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會（文化）人類學。

〔2〕ethnography　另一種譯法是民族志，我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書》的中文版的譯法。

〔3〕1996年我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特爾多）人類學系講學時，就見到一位研究藏醫(yī)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西藏作田野調查。

〔4〕這個詞在社會學中有多種譯法，如：民俗學方法論， 人種方法論。

〔5〕從兩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這一點：1992 年出版的《知識與社會》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類學家；而1982 年出版的《諸科學與論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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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thnography， Britanica Voi.4，pp.583—584.

[10]　R.S.Anderson:　The　Necessary　of　Field　Method　inFliedgm method　of　Scientific　Recearch，　 in　"Scienees　andCutlures，p.218，p.216.

[11]　Bruno Lalour: Laboralorg Life　Princeton UnicversityPress，1986，p.278.

[12]　Karin D.Knorr-Cetina: The Monutacture of Knowledge，Pergamon Press，1981.

[13]"Precoce"，　 in　"Knontedge　and　Society:　 the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9， 1992， "　JALPress Inc.p.x.

[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韋伯、帕森斯、格爾茨》，《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爾茨：《地方性知識》，《國外社會學》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學·技術·社會年版》1993、卷2p.138.

篇(5)

中國檔案學界對檔案學的體系進行的研討，代表性的觀點把檔案學分為理論檔案學、應用檔案學和檔案管理技術三個部分：

理論檔案學是從整體上把握檔案學各門分支學科研究對象之間的聯系，在應用檔案學基礎上進行高層次的理論概括，揭示檔案、檔案工作、檔案事業(yè)和檔案學自身的本質和一般規(guī)律，為檔案工作實踐和國家檔案事業(yè)建設提供一般性理論依據。

應用檔案學是檔案事業(yè)管理、檔案資源管理與開發(fā)、檔案工作應用技術研究的總稱。所屬學科有：檔案事業(yè)管理學、檔案管理學、科技檔案管理學、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統計學、檔案目錄學、檔案保護技術學、計算機輔助檔案管理、檔案縮微復制技術等。

應用檔案學的特點：一是實踐性強，它所闡明的理論、制度、原則與方法，直接應用于檔案事業(yè)管理實踐和檔案業(yè)務工作實踐，具體原則和方法在學科知識中占很大比重。二是技術性強，它研究現代技術在檔案管理中的應用，解決檔案保護技術現代化、檔案管理自動化、檔案復制縮微化、檔案信息傳遞網絡化等問題。

當代檔案管理和國家檔案事業(yè)管理是一個復雜系統，包括宏觀管理與微觀管理，因此要求檔案學也必須進行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理論檔案學是應用檔案學的高層次理論概括，對應用檔案學起直到作用；應用檔案學的研究成果或提出的問題將推動理論檔案學的發(fā)展。兩者相互協調，同步發(fā)展，有利于提高檔案學的整體水平。

檔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或者說基本上屬于社會科學，這是由檔案學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檔案工作是管理檔案和提供檔案信息為社會實踐服務的一項社會活動。檔案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一種特殊社會現象，即研究檔案、檔案工作運動規(guī)律及其與人們社會實踐關系的學科，因此屬于社會科學范疇。

總之，由于檔案、圖書、情報工作有許多共同之處，決定了檔案學、圖書館學、情報學的密切關系，這三門學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借鑒和參考，相互從對方吸取適合本學科需要的知識。

篇(6)

系統科學是對系統的存在方式和運動變化規(guī)律的正確反映和真理性認識。除外系統科學又是以系統思想為中心、綜合多門學科的內容而形成的一個新的綜合性科學門類。系統科學按其發(fā)展和現狀，可分為狹義和廣義兩種。

狹義的系統科學一般是指貝塔朗菲左其著作《一般系統論：基礎、發(fā)展和應用》中所提出的將"系統"的科學、數學系統論、系統技術、系統哲學三個方面歸納而成的學科體系。

廣義的系統科學包括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運籌學、模糊數學、物元分析、泛系方法論、系統動力學、灰色系統論、系統工程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學、知識工程學、傳播學等一大批學科在內，是20世紀中葉以來發(fā)展最快的一大門綜合性科學。

一．系統科學的發(fā)展歷程

20世紀40年代，在大型軍事科研項目的社會背景：計算機技術不斷發(fā)展的技術背景：整體思維的科學背景下。由于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的相互滲透與交融匯流，產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廣泛綜合性的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老三論）。由于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相互聯系與相互結合，形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系統科學理論與系統科學方法。60年代，美國將《系統工程》雜志改為《系統科學》。中國在技術領域的雜志則有《系統科學與教學》、《系統工程的理論和實踐》、《系統工程學報》、《系統工程》等。也是這樣出現了一門新的綜合性科學門類。70年代以來，又相繼產生了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理論、突變論（新三論）和超循環(huán)理論，極大的深化和發(fā)展了系統科學理論。

二．系統科學包括的內容

系統科學所包括的內容有系統概念、一般系統論、系統理論分析論、系統方法論和系統方法的應用。關于系統科學的內容和結構最詳盡的框架，是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提出來的。他認為系統科學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處于同等地位。他把系統科學的體系結構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次是系統工程、自動化技術、通信技術等，這是直接改造自然界的工程技術層次；第二層有運籌學、系統理論、控制論、信息論等，是系統工程的直接理論，屬技術科學層次；第三層次是系統學，它是系統科學的基本理論；最高一層將是系統觀，這是系統的哲學和方法論的觀點，是系統科學通向哲學的橋梁和中介。

三．系統科學所研究的內容

系統科學是以系統為研究對象的基礎理論和應用開發(fā)的學科組成的學科群。它著重考察各類系統的關系和屬性，揭示其活動規(guī)律，探討有關系統的各種理論和方法。如對企業(yè)職工下崗再就業(yè)問題，應立即立項組織科學調研，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使這項工作有較充分的科學依據，各個局部與整體間關系更加協調，各項目標更加合理，宏觀調控更為有效，還可實現預警作用，及早發(fā)現和解決存在的關鍵問題，提出系統化、科學化的工作方向。

四．系統科學研究的方法

系統方法就是從系統的基本觀點和基本原理出發(fā)，把研究對象置于系統的形式中，從要素、結構、系統整體、外部環(huán)境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中綜合的進行考察，以揭示對象系統的本質和規(guī)律，達到最佳的處理和解決具體系統問題的一種方法。系統方法的關鍵是考察要素與要素的關系。如：對于研究教育系統中，我們要知道影響我們現在教育水平的要素是什么，那我們就要從教育這個系統出發(fā)，聯系我們現在教育的制度，師資問題，教學設備問題，教學外部環(huán)境等問題實行綜合性研究和考察，揭示現代教學本質和規(guī)律。

五.系統方法的基本原則：

1、目的性原則：在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和解決具體問題時，必須具有明確的目的性。

2、層級性原則：層級性是系統的普遍特性，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具體系統就必須從系統的這一普遍特性出發(fā)。

3、結構性原則：結構性是任何系統所共有的重要屬性，因此，結構性原則是系統方法必須遵循的一條重要原則。

4、整體性原則：整體性是系統最基本的特性，也是系統方法最基本的出發(fā)點。系統的特性、功能和規(guī)律是通過系統整體的運動、變化和發(fā)展表現出來的。所以，只有從系統整體出發(fā)，才能真正的揭示出系統的特性、功能和規(guī)律。

5、相關性原則：由于要素、結構、系統整體和外部環(huán)境是緊密相關的，所以在運用系統方法考察系統的任何一個方面時，都必須與這一方面緊密相關的其他各個方面進行綜合的、全面的研究。系統方法的相關性原則也是唯物辯證法普遍聯系觀點的具體體現和實際應用。

6、模型化原則：在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具體系統時，一般都需要抽象出系統的模型以代替對象系統，并通過對系統模型的研究來揭示對象系統的本質和規(guī)律。

7、最優(yōu)化原則：系統整體的最優(yōu)化，既是系統方法的根本出發(fā)點，也是系統方法的最終目的和歸宿，它貫穿與運用系統方法研究具體系統過程的始終。

六.系統科學目的

系統論的任務，不只是認識系統的特點和規(guī)律，反映系統的層次、結構、演化，更主要的是調整系統結構、協調各要素關系，使系統達到優(yōu)化的目的，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論及特點，反映了現代科學整體化和綜合化的發(fā)展趨勢，為解決現代社會中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和軍事等各種復雜問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如為解決企業(yè)下崗職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業(yè)問題，我們用系統科學去研究可以得出這樣的合理的工作目標。一是短期工作目標，二是長期工作目標。短期工作目標可以是：用5年左右的時間，解決大部分（90％左右）國有企業(yè)下崗職工的分流安置和再就業(yè)問題，并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工作目標應該是：通過宏觀調控和經濟、法律等手段，建立下崗、分流、置、再就業(yè)制度和機制。通過進行企業(yè)職工下崗再就業(yè)的系統分析研究，并不是脫離當前的工作實際，既要考慮長遠的工作目標，也要結合當前的工作實際。可以分時間階段地逐步完善，既做好基礎性工作，又做到長遠目標與當前工作相結合，

使當前的工作得到改進，使得問題得到實際的解決。

七．目前系統科學的研究方向

對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運籌學、模糊數學、物元分析、泛系方法論、系統動力學、灰色系統論、系統工程學、計算機科學、人工智能學、知識工程學、傳播學等一大批學科在內的，將其作為研究對象置于系統的形式中，從要素、結構、系統整體、外部環(huán)境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中綜合的進行考察，以揭示對象系統的本質和規(guī)律。如：對于金屬材料，有兩個這樣的科學問題。（1）能否將已建立的電子結構、相結構和組織結構3個層次的理論整合成相互關聯的系統理論？（2）金屬材料系統中合金相的多樣性是否由基本結構單元序列的多種組合方式形成？為此“金屬材料系統科學”提出了“基本原子團序列”、“特征原子序列”和“特征晶體序列”是構建合金相的三個基本結構單元的新見解并建立了計算合金相狀態(tài)、能量和體積的新方法。實施了“金屬材料系統科學特征原子序列工程”同時開展了“金屬材料系統科學”理論的應用。

八.系統科學發(fā)展的成果

1.近年來，系統科學的思想和方法在體育系統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和應用，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為總結經驗，使系統科學的思想和方法更好地應用于體育工作，提高體育工作管理水平。正在籌備舉辦第三屆亞冬會的黑龍江省體委在會上進行書面交流。他們認為，系統科學的運用，為舉辦好第三屆亞冬會提供了重要的科學管理的保證。從近兩年來的籌備管理工作進展情況看，所帶來的效益是明顯的，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他們借鑒北京亞運會和申辦奧運會的經驗，運用系統科學的思想、方法和技術去組織管理籌備工作。做到了兩個突破，一是思想方式上的突破；二是方法、技術運用上的突破。

2.系統法學是將系統科學與法學相結合而形成的一種法學思想、法學流派和法學理論，其核心思想是法或法律就是系統，任何法的現象都是具有系統意義的現象，可以運用系統科學方法加以解釋和說明。系統科學將法的現象視為階級現象，就自然而然形成階級分析法學。系統法學也同樣對法形成了一個基本觀點或定義，既法或法律是系統。系統是個抽象的概念，同時也是容易理解的和接受的概念。因此，這種定義或這種思想，對法學研究的制約最小，為法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3物流信息系統是一門研究如何在企業(yè)中應用信息技術，幫助物流管理人員更有效地利用物流信息的學科。它是融管理科學、信息科學、系統科學、通信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為一體的綜合性學科。目標是培養(yǎng)管理信息系統的系統分析員和程序員和強調用戶和管理者應該如何參與系統開發(fā)過程中的活動，使設計出來的信息系統更加適合管理者的需要。隨著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發(fā)展，信息化社會人們對信息和數據的利用與處理已進入自動化、網絡化和社會化的階段。物流信息系統是物流企業(yè)以采集、處理和提供物流信息服務為目標的系統，它的應用標志著物流企業(yè)管理現代化水平和信息化程度。

文獻：

篇(7)

一、使學生了解STS教育的含義。

有效地進行STS教育滲透，首先必須使學生了解STS教育思想，以及科學、技術、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在緒論的學習中可以做講解：生命科學既屬于自然科學，更是一門實驗科學。生物學的發(fā)展經歷了一個由描述階段到實驗生物學和分子生物學階段，通過此歷程的一些實例講解，既讓學生認識到生物學的發(fā)展不僅反映了人類認識史的一個認識過程和一般科學的發(fā)展趨勢，還反映了實驗手段的不斷改革史，以及生物科學的發(fā)展與社會和科技進步之間的關系。在當代生物學的新進展中，要使學生認識到現代生物學的新進展是在采用許多先進的技術和手段的條件下，有的是在多學科滲透的基礎上取得的，而這些技術手段又是以生物學理論知識為基礎的，如DNA重組合成技術、核酸分子雜交技術、單克隆抗體技術、脈沖電泳技術、同步輻射技術，等等。最終引導學生認識到科學學科的根本職能在于利用自然知識研究自然界的未知世界，探索通往未知世界的道路。因此，激勵學生掌握更多的知識來解釋自然界中的“是什么”、“為什么”的問題，技術的根本職能在于改造世界。如果說科學是用來解決自然界中“是什么”、“為什么”的話，技術則是以科學為基礎，回答“做什么”“怎么做”的問題，使學生理解到掌握技術重要的是對自然進行控制和利用，變天然自然為人工自然，發(fā)展新工藝，創(chuàng)造新品種。如我國研制的生物工程乙肝疫苗、抑制病毒在細胞內增殖的干擾素，等等，都是利用生物學原理和一定的工程技術手段而產生的生物制品，從而使學生認識到科學與技術的相互支持、相互影響。這樣通過緒論課的講述，使學生對STS教育有了初步的認識。

二、從改革課堂教學方法入手，培養(yǎng)學生的參與意識與決策能力。

傳統的課堂教學方法是老師系統地講述科學知識，學生靜態(tài)地、被動地接收，實驗課也主要是證明已學的知識。STS教育要求教師不但要教給學生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要把學習方法傳授給他們，使他們不但在學校能獲得知識，而且畢業(yè)以后能通過自學不斷地、快速地獲得新知識，以適應社會的發(fā)展和變化。因此，我在教學過程中對教學方法進行了如下改革。

1.在傳授科學知識的同時，更注重科學研究的過程和方法。生物學是一門實驗性很強的學科。現在的學生是未來社會的建設者，如果在學校里只掌握一定的生物學基礎知識，不懂得科學研究的過程與方法，知識就得不到更新與發(fā)展，就不能很好地為社會服務。我在講高中《生物》中“生命活動的調節(jié)”時，首先讓學生看書，再與學生一起總結出生長素發(fā)現過程的幾個步驟：觀察到的事實（植物具有向光性）提出問題和設想（為什么？是具有芽尖的緣故）設計實驗驗證（排除影響因素，將芽尖切去）實驗結果（不發(fā)生彎曲）結論（胚芽鞘的生長和彎曲，是由于它具有尖端的緣故），并告訴他們很多生物學知識就是通過這種探索的過程獲得的。通過學習，學生對如何進行科學研究的過程有了大致了解，同時也明白了進行科學研究需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和頑強的毅力。

2.注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做課堂上的主人。在課堂教學過程中，盡量設置一些與要講的知識有關的問題情境，讓學生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復習舊知識，學習新知識。如在講膜的結構和功能時，我舉了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洗完莧菜的水仍是無色的，而將莧菜妙熟后，菜湯卻是紫紅色的，為什么？在了解細胞膜功能的基礎上，將全班分成若干個小組進行討論，確定正確答案，然后每個小組派代表講解。有疑問，可以隨時提出。當雙方都無充分理由說服對方時，我再適當加以點撥，使學生對細胞膜的功能有了深刻認識。另外，每一節(jié)課后，我都布置一些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讓他們思考，有些同學課后還主動翻閱書籍，搜集資料，這往往使課堂討論充實而熱烈。

三、提高教學內容的社會針對性，使學生明確生物學知識對社會生產和生活的作用。

現代生物學與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如糧食、能源、人口、環(huán)境保護、國土整治、資源的利用與保護等都有直接聯系，并可能為之提供理論、方法與技術，這說明生物科學對人類的未來及社會的發(fā)展有重大作用。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我注意理論聯系實際，適當增加教學內容，提高社會針對性。如在講線粒體結構和功能時，讓他們回憶物理學中所學的能量轉換知識，計算出線粒體中能量的利用率，并與機械效率相比；講完基因控制蛋白質的合成后，我介紹了基因工程，說明基因工程已經使工業(yè)、農業(yè)、醫(yī)學等產業(yè)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并且必將影響世界的整個面貌；講完生物與環(huán)境這一章時，我介紹了我市的生態(tài)狀況和存在的問題，讓學生根據已學的生態(tài)學知識，提出搞好我市環(huán)境保護的具體方法和途徑。

1.適當增加生物技術的講授，使學生能自覺地將科學與社會聯系起來。學習科學知識的主要目的是要為社會服務，使人們生活得更美好，而知識應用于社會的橋梁是技術。在課堂教學中，我適當增加了生物技術的講授。如講細胞膜的知識時，介紹了生物膜技術；講DNA的結構和功能時，介紹了DNA的粗提取與分離技術；講單倍體育種時，介紹了植物組織培養(yǎng)技術。這樣不僅拓寬了學生的知識面，而且增強了他們的學習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