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會學學術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chuàng)作。

篇(1)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fā)展具有連續(xù)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xiàn)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新，對研究現(xiàn)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xiàn)其創(chuàng)新性和創(chuàng)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xiàn)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xiàn)有文獻和信息，對現(xiàn)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fā)展的前沿上進行創(chuàng)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重要依據(jù)和指標。創(chuàng)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xiàn)其研究成果的創(chuàng)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xiàn)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jù)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guī)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guī)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xiàn)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shù)量特征及分布規(guī)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jù)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guī)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guī)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表現(xiàn)，體現(xiàn)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xù)性和繼承性，也體現(xiàn)了科學發(fā)展的統(tǒng)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xiàn)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chuàng)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tǒng)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guī)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fā)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fā)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xiàn)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fā)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fā)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fā)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fā)表過程中也會根據(jù)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fā)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guī)范和引用規(guī)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guī)范和引用要求越規(guī)范的領域和地區(qū)，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chuàng)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jù)美國科學基金會統(tǒng)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yè)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chuàng)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guī)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xiàn)其論文的創(chuàng)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xiàn)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yōu)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chuàng)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shù)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shù)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guī)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shù)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qū)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chuàng)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xiàn)其創(chuàng)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shù)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shù)據(jù)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shù)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shù)據(jù)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wěn)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tǒng)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shù)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wěn)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jù)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tǒng)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shù)量及分布特征，據(jù)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shù)據(jù)調查

通過調查統(tǒng)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shù)據(jù)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tǒng)一，有待規(guī)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shù)據(jù)、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tǒng)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tǒng)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guī)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tǒng)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chuàng)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guī)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shù)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shù)據(jù)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qū)分。大多數(shù)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qū)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shù)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qū)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tǒng)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jù)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fā)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jù)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fā)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yǎng)。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jù)統(tǒng)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chuàng)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fā)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fā)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tǒng)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shù)學學報》的引文統(tǒng)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shù)量極少，只占2.14%。在數(shù)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fā)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shù)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shù)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shù)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shù)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shù)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tǒng)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fā)現(xiàn)，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guī)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tǒng)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參考文獻：

［1］文庭孝等.信息咨詢與決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169.

［2］［5］［13］［15］羅式勝.文獻計量學概論［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計量學［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啟.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論文寫作規(guī)范及幾個相關問題［EB/OL］.［2011-04-28］..2010-04-09.

篇(2)

據(jù)QS統(tǒng)計，今年中國內地共有48所大學有一個以上的專業(yè)位列世界200強。同時，有95所中國大學發(fā)表的學術論文在至少一個專業(yè)中被其他國際學者引用。據(jù)悉，該專業(yè)排名考察了全球2858所大學的學術聲譽、雇主評分、學術論文引用以及其他關鍵指標，對包括土木工程、經濟學、法律、計算機科學以及許多其他主流30個專業(yè)進行了綜合評測，選出了各項專業(yè)全球最頂級的200所大學。

理工專業(yè)排名快速上升

從專業(yè)看，中國大學在理工、科學、數(shù)學等方向的專業(yè)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學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大學在材料科學、化工、機械、電氣和電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數(shù)學、化學、統(tǒng)籌學、農學和環(huán)境科學上有超過10所中國大學得到世界認可，位居世界200強。其中，中國大學在材料科學上實力最強，有20所大學名列世界前200名。與去年相比，僅材料一個專業(yè)，就有8所中國大學新入選世界200強，增長2/3。此外，中國大學的化工專業(yè)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也令人驚嘆，僅今年一年世界大學200強中就新增7所中國大學，比去年增長88%。電氣與電子工程以及環(huán)境科學各自有4所中國大學分別躍居世界200強，年增長率分別達到44%和67%。

文科綜合表現(xiàn)有待提高

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育學和歷史學的排名中，每項排名僅有不超過3所中國大學達到世界200強水準。在社會學中，中國僅有北京大學一所院校入選世界200強，今年全球排名僅有64位，與去年相比（37位），下降了27位。

篇(3)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采用文獻分析與邏輯分析的方法，對當前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遇到的關鍵問題，如研究論域的模糊、研究方法的漂浮、研究主體的窘境進行了梳理，并深入挖掘了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

《讀書》主編黃平先生曾指出:“冷戰(zhàn)結束以后，整個社會學進人了一個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社會生活的階段，社會學合法性遭到置疑，全球化對當今社會學提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挑戰(zhàn)”。同母學科社會學一樣，體育社會學也遭遇到許多難題，突出表現(xiàn)為學科界限的逐步模糊、研究方法的貧乏以及研究者的主體困境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全面梳理，有助于清醒認識當前阻礙我國體育社會學的若干因素，更好地推動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深人與發(fā)展。

1模糊的論域

1. 1在科學與常識間搖擺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xiàn)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許多的學術論文里通常可以看到“新奇”的理論和漫無邊際的研究對象，這些論文典型的加工模式是用自己一知半解的母學科和他學科理論來套鮮活的體育現(xiàn)實，這種方法早已經被制度化、專業(yè)化了，被包裹得十分精美。就整體的研究內容來看，宏觀的對象與龐雜的結構總是相伴相生，最后的結果是陷入大量現(xiàn)象的描述和堆積，而不能切人問題的要害。描述的克星是“批判”，后者恰恰是我們扔掉的體育社會學的精髓。例如:申奧成功以來，對奧運會意義、價值、影響、作用的研究鋪天蓋地，這些研究中，主觀臆斷和歸因偏差大量存在、解釋力極其不足、對后效應的思考也極其匾乏。描述的泛濫使人們找不到體育社會學作為科學的本質，論域的廣泛并不一定導致膚淺，但廣泛性和描述性常常合二為一，抹殺了“科學”和“常識”的界限。體育社會學缺少經典社會學所表露出來的危機意識背后的批判意識，這種精神不單是馬克思和韋伯傳統(tǒng)的延續(xù)，也是迪爾凱姆一脈發(fā)展起來的莫斯的人類學研究，以及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的理論。這使得體育社會學在縱向上搖擺不定，常常滑人零散、瑣碎、孤立、突兀的邊緣。

1.2邊界的善變與漂移

體育社會學的邊界何在?抑或說體育社會學本來就沒有邊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常被作如下劃分:研究體育的社會結構、特點及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研究體育社會學的理論和體育社會問題;不同體育形態(tài)的研究。如果按照分類的原則，這種對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劃分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互斥原則。科克利也用列舉的方法來劃定體育社會學的邊界，這種劃分的非窮盡性同樣反映了體育社會學的“善變”和“漂移”。假設邊界存在，我們好像找不到體育社會學的核心和邊緣:邏輯起點何在?理論假設何在?核心議題何在?

當然，體育社會學邊界的模糊受母學科社會學邊界模糊性的制約，難怪青井和夫在《社會學原理》開篇文章就是“社會學的暖昧性”。他認為社會學的暖昧性在于其對社會現(xiàn)象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經濟學、政治學等力圖按照社會生活的功能領域來分析社會現(xiàn)實，而社會學力圖按照人格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物財體系這些分析性構成要素加以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講，體育社會學邊界模糊性的原因在于:我們真正研究和了解的并不是體育活動本身，而是社會人對體育活動所做的一切，社會學家鮑曼評論“社會學何為”時得出同樣的結論。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泛文化”現(xiàn)象加劇了體育社會學邊界的模糊性，在學科地位受到威脅之后對傳統(tǒng)領地的收復使得體育社會學必須面臨一個更為宏大的詞語—體育文化。一旦研究體育文化內容，則使體育社會學的話語空間無限延伸，造成“混沌”狀況更加嚴重。

2漂浮的方法

從分析方法的分類來看，體育社會學常用的研究方法和其他社會科學并無二致:規(guī)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當前，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現(xiàn)狀和水平被某些專家稱之為“上不著天，下不挨地”，總之，我們面臨著理論和實證的雙重失位和錯位。

2.1理論建構的斷章取義

在理論建構方面，斷章取義的理論照搬和模仿依然存在，即便是有理論預設和邏輯先導，也多以一元論的面目出現(xiàn)，缺少對理論的起源語境和演變歷史的“譜系學”把握。例如:翻開中國體育社會學的“經典教材”，對體育社會學功能主義方式的理解隨處可見，功能主義作為理論解釋范式并無不妥，但其本身的功利主義傾向可能會抹殺其作為理論公正性的本質，研究者必須慎重處理理論的公正性與自身主體價值觀的沖突。然而，這種單一的方法沒有因為解釋力的不足而退出學科界定的理論框架，反而占據(jù)了研究內容分析和界定的主要位置。此外，體育社會學教材同母學科教材的聯(lián)系還存有模仿與復制的痕跡，體育社會學概念、范疇過強的母學科性依賴性使得體育社會學內生性的理論建構步履維艱。

歐美國家體育社會學教材的理論體系與此大相徑庭，首先是分析工具的規(guī)范化和科學化，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Ste-phen K. Figler所著的《美國人的體育與游戲》中，四個層次的分析工具十分清晰:直接描述，分析評論，社會批判，社會工程;其次是理論框架的完整性，每個專題都有幾種經典的社會學理論框架和相關研究成果綜述，這些框架和綜述尤其突出體育社會問題的生態(tài)性和跨文化性，倡導學習者和研究者用多元文化的視角看待體育問題。體育社會學理論建構的不足使得我們的體育社會學學術論文容易出現(xiàn)蒼白無力的敘事、大而無物的架構、同義語反復的結論、甚至是內容和方法的自相矛盾。

2. 2實證研究的醫(yī)乏與偽裝

在實證研究方面，我們遇到了更大的問題:實證研究自身的匾乏和“偽實證研究”的泛化并行不悖。“社會學是一門注重調查研究，強調從實際出發(fā)認識社會，以實事求是為宗旨的學科”。其實，方法沒有優(yōu)劣高下之分，只有適用性的高低和潮流的問題。二戰(zhàn)以后，美國社會學的重大轉向就是以研究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為主實證研究風潮占了上風，注重構建宏大理論的社會學派相對弱勢，但帕森斯、霍曼斯、吉登斯和亞歷山大等為建立普遍性社會學理論所做出的工作影響了整個社會學界。

我們的社會學和體育社會學研究在對國外主流社會學方法思潮的追逐中由于研究主體的地下能力和方法學迷信而誤入歧途。在對實證研究理解、把握存在偏差的“方法學迷信”主導下，體育社會學有些實證研究設計和完成的低劣程度甚至超出了科學形式的緯度，進人了科學倫理討論的范疇，快餐式的問卷設計、閉門造車式的問卷發(fā)放和回收、簡單百分比樣的統(tǒng)計分析往往導致歸因的簡單化、線性化，不但無法檢驗因果關系的假設，反而使有關問題的結論和對策顯得十分荒謬，實證研究的解釋力為之大打折扣。由于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實證研究方法技術的掌握不足，在最需要數(shù)據(jù)和第一手材料支撐的研究中，不是材料不充分和錯誤，就是直接簡單的邏輯推導占據(jù)上風。

3窘境中的研究者

3.1獨立性的缺乏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經感嘆:“社會科學面臨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經費，同時又能保持獨立性而不蛻化。各種學術機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提供了充足的資源支持，研究者如果具有學術工作的理想與必要的知識準備，同時又能獲得大量經濟上的資助，其研究會有一個科學化、可供檢驗的成果，但目前的問題不是學術機構功利化的傾向和學者的獨立性之間的矛盾，而是許多科研成果自身缺乏批判力、解釋力。從某種意義上說，科研只有是有閑階層的事情，才能保持獨立性而不受到世俗的干擾，當科研課題成了衡量研究者專業(yè)學術、職業(yè)生涯進步和再造的唯一祛碼時，如何苛求以上提到的獨立性、批判性、解釋力?科研成果自身的質量更是可想而知，再加上民間學術機構和研究者無法自由、通暢地享用這些成果，最終的研究成果只能成為一堆束之高閣的學術符號。

篇(4)

[關鍵詞] 數(shù)字化出版 期刊傳播 特色欄目與專業(yè) 《氣象與人類社會》

[中圖分類號] G23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14） 01-0047-03

數(shù)字出版引起學術期刊傳播方式的變革，有單篇論文的傳播取代整本期刊的傳播之勢，導致期刊的傳播力不斷弱化。因此，在數(shù)字化時代，高校社科期刊在保證編輯出版質量的同時，要高度重視傳播能力的提高。提高傳播能力的一個有效途徑是加強特色欄目建設。對高校學報而言，根據(jù)本校的學科特色、充分利用學科資源優(yōu)勢加強特色欄目建設，可以使欄目新穎獨特，保持相對穩(wěn)定的風格，吸引專家學者關注，保證稿源穩(wěn)定，還可以提升期刊的學術質量，擴大期刊的社會影響力。

1 《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的設置

據(jù)統(tǒng)計，目前全國高校社科學報的特色欄目有 200 多個，這些特色欄目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具有學科優(yōu)勢的欄目，如《華中師范大學學報》的《中國農村研究》欄目，《徐州師范大學學報》的《留學生與近代中國》欄目等；二是具有地域優(yōu)勢的欄目，如《安徽大學學報》的《徽學》，《湘潭大學學報》的《思想研究》，《云夢學刊》的《屈原研究》等。

《閱江學刊》設置特色欄目《氣象與人類社會》的首要依據(jù)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大氣科學專業(yè)優(yōu)勢。2013年1月29日，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fā)展中心2012年學科評估結果，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大氣科學專業(yè)躍居全國第一[1]。這樣的專業(yè)優(yōu)勢為本欄目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厚的資源。

設置《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還因為氣候氣象與人類生活、人類文明發(fā)展有密切關系，氣候氣象問題成為全世界全社會共同關注的熱點話題。通過對《夏小正》《春秋》《禮記·月令》《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庚子·辛丑日記》《郭天錫日記》《張誠的日記》以及康熙二十四年開始上報的《晴雨錄》等歷史文獻的分析發(fā)現(xiàn)，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氣候變化會引發(fā)族群整體遷移等文化活動，水災、旱災、苦寒、苦熱等各種異常天氣現(xiàn)象是歷代文學作品的常見題材。當今社會，隨著經濟發(fā)展，人類活動對氣候氣象的影響越來越大，氣候氣象變化問題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比如氣溫反常、極端天氣和災害天氣頻現(xiàn)，環(huán)境遭到嚴重破壞或污染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正常生活。因此，氣候氣象問題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不僅引起了氣象部門的重視，而且引起了學術界的嚴肅討論。這里的“學術界”，不僅包括自然科學研究領域，而且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從學術研究的視角嚴肅審視當今氣候氣象問題不難看出，氣候問題往高度看是政治問題，往深度看是民生問題，往學理看是哲學問題。也就是說，氣候或氣象已經不僅是一個純自然科學或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且是事關民生或人類社會生活的問題，是一個具有深刻現(xiàn)實意義的文化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學術界進行認真研究與探討，以尋求解決之策。然而，縱觀國內學術期刊，卻沒有一本甚至沒有一個欄目以氣候氣象與人類社會發(fā)展為主題，眾多的研究成果無處發(fā)表，專家學者沒有交流思想觀點、發(fā)出呼吁的穩(wěn)固平臺。基于此，《閱江學刊》設置《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以特色專業(yè)建設特色欄目，刊發(fā)從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氣候氣象問題的學術論文，引領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綜合研究，為氣象學研究開拓一個新領域。

《閱江學刊》設立《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也是氣象軟科學發(fā)展的大勢所趨。隨著全球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氣候或氣象問題越來越成為一個世界性問題，越來越多地融入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因此，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是氣候與氣象研究的發(fā)展趨勢。2011年第2期《氣象軟科學》刊登了中國氣象局副局長于新文在中國氣象學會第27屆理事會氣象軟科學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以“科學研究”、“氣象事業(yè)”、“中國大發(fā)展”和“軟科學”為關鍵詞，闡述了氣象軟科學研究的社會意義。中國氣象局還設立氣象軟科學研究基金項目，為氣象學、環(huán)境學與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歷史學、文學等學科的綜合、交叉提供平臺，鼓勵氣象軟科學研究在運用軟科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展開多種學科的綜合研究。這是氣象軟科學研究向縱深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從這個角度說，《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的開設適得其時。

2 《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的選題特色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fā)展有兩個趨勢：一是不斷走向綜合與交叉，二是日益精細化和具體化。因此，學術期刊的欄目選題既要體現(xiàn)學科的綜合與交叉，又要展示學科研究在具體方向上的觀點和成果。同時，目前各學科專家學者的研究日趨“術業(yè)有專攻”，往往集中在學科的某一研究方向上。所以，要吸引專家學者投稿和閱讀，學術期刊在欄目選題上最好能保持與學科研究方向的一致。在這兩點上，《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的做法是，將欄目進一步細分為不同專欄，圍繞專欄主題策劃學術專題。欄目設立了《氣象與經濟》《氣象與倫理》《氣象與法律》《氣象與文學》等專欄，形式新穎，主題明確，吸引了眾多專家和學者的積極參與。這種“專欄+專題”的選題方式，突出了專業(yè)研究方向，使選題更有針對性，更能切中研究熱點，也便于研究者搜集學術信息。

欄目每期文章的選編，會注意學科間的互動和爭鳴，注重選題的前沿性和現(xiàn)實意義。其一，注意選發(fā)關于氣象與政治、氣象與經濟、氣象與法律、氣象與倫理、氣象與文學等方面的論文。當前全球范圍內對生存權與環(huán)境權的呼聲愈趨強烈，由氣候變化引發(fā)的人類文化活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反映到學術領域，氣象文化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大氣科學研究與有關的文化研究相互碰撞、交融，其結果是，不僅開拓了研究領域，而且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其二，注重氣象或氣候研究的前沿、熱點問題，如氣候變化與政策、氣候變化與倫理、氣象與人類生態(tài)文明等，組織刊發(fā)吳國雄、潘家華、呂學都等大家名家的論文，為《閱江學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引起學術界眾多專家學者的注意。其三，從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角度而言，《氣象與人類社會》刊發(fā)的學術論文具有深刻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比如，李志江《東盟國家的氣候治理合作：現(xiàn)狀與問題》一文探討區(qū)域氣候治理合作問題[2]；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唐納德·布朗《個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倫理責任探究》分析各國在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公平安全排放份額之內的責任和義務[3]；程建軍《我國公共氣象服務理念的歷史嬗變》對我國公共氣象服務理念的歷史發(fā)展及內容轉變做了詳細而深刻的闡釋與論證，為氣象部門更好地服務民生和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參考[4]。這些文章都以某一現(xiàn)實問題為切入點，在深刻論述的基礎上提出科學合理的對策或策略，為解決氣候問題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jù)，具有重要的實踐參考價值。

3 《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的傳播效應

“出版的意義在于文化傳播與學術積累……編輯所做不僅是對稿件的技術性完整，更為重要的是提高學術意識，盡力發(fā)掘選題，根據(jù)現(xiàn)有條件增加書稿的學術含量和附加值”[5]。《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在選題上的開拓創(chuàng)新，極大地帶動了作者的積極性，校內外、國內外眾多領域和專業(yè)的專家學者紛紛將研究視野轉向學科交叉研究，一些長期從事大氣科學研究的專家也開始關注與氣象有關的社會科學和文化方面的內容。欄目創(chuàng)辦至今，刊發(fā)論文80余篇，其中中國科學院李崇銀院士的《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幾個問題》，世界氣候談判專家、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主任呂學都的《氣候變化國際和國內形勢發(fā)展展望及氣候變化科技工作》，南京信息工程大學語言文化學院吳效剛教授的《氣象文化建設：理論創(chuàng)新與實踐變革》等文章，還被《新華文摘》《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全文轉載或摘編，獲得了良好的學術反響和傳播效應。在欄目的引領下，逐步形成大氣科學與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文學交叉融合研究的新局面，打破了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各自為營的傳統(tǒng)研究格局，活躍了研究氛圍，將那些本來是一個人、幾個人或者一個小團隊參加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課題變?yōu)橐粋€開放的、公共的課題。并且，以欄目為媒介，《閱江學刊》凝聚起一支高水平的、穩(wěn)定的學術研究隊伍，形成了“教學、科研、編輯”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擴大了刊物和欄目的影響力。

《閱江學刊》的《氣象與人類社會》這一特色欄目的創(chuàng)辦，儼然在學術界和期刊界舉起了一面新的學術大旗，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吸引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氣象”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探討，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研究群體，促成了大氣科學與政治、經濟、文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趨勢。反過來，這又使欄目獲得了充足的優(yōu)質稿源，欄目質量不斷提高，影響力日漸提升。

4 總 結

高校學術期刊是引領學術繁榮、推動學術進步的重要力量，在科研評價、學術創(chuàng)新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北京大學學報》主編程郁綴教授說：“我們提倡每一個學報努力辦好各自的特色欄目，朝著學術專業(yè)化方向發(fā)展，這是完全可能而且必要的，其目的歸根結底還是要有利于提高學術期刊的學術質量。”[6]早在“第二屆社科期刊改革與特色欄目建設高層論壇”上，有學者就針對社科期刊應高度重視傳播力這一熱點問題提出了“建設并抓好特色欄目”這一舉措，即社科期刊應通過特色欄目建設，不斷提高質量，形成鮮明特色，堅持把特色欄目辦成開放的公共平臺，吸引國內外最好的專家學者參與到欄目建設中來[7]。《閱江學刊》《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顯示了南京信息工程大學的歷史傳統(tǒng)與專業(yè)特色，承載浸潤著豐厚的氣象文化，它將氣象學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動態(tài)信息及時有效地呈現(xiàn)在專家和學者面前。同時，專家和學者通過這一公共開放的平臺可以充分發(fā)揮各自的研究專長，開展學術探索與學術爭鳴。他們的研究成果又可以通過期刊傳播推進到管理和決策層面，從而使這些研究成果化為人類社會的資源，推進氣象學研究的開放式發(fā)展。通過這樣的良性循環(huán)發(fā)展，《氣象與人類社會》欄目成為學術界、編輯出版界關注的名欄。

注 釋

[1]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OL].[2013-01-29].http：///xwyyjsjyxx/xxsbdxz/index.shtml

[2]李志江.東盟國家的氣候治理合作：現(xiàn)狀與問題[J].閱江學刊，2012（6）

[3][美]唐納德·布朗.個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倫理責任探究[J].閱江學刊，2012（5）

[4]程建軍.我國公共氣象服務理念的歷史嬗變[J].閱江學刊，2012（3）

[5]潘占偉.編輯在圖書出版中的學術意識[J].出版科學，2013（2）：27

篇(5)

[關鍵詞] 社會工作；狀態(tài)；使命；方向

【中圖分類號】 C9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7-243-1

社會工作研究既有社會研究的共性，也有自身特性。受社會研究方法和社會工作的學科性質決定，社會工作研究屬于應用研究，理論與實踐并重，實踐性是其最為突出的特色。受社會工作主要工作對象的性質決定，社會工作研究以弱勢群體為主要對象。

一、社會工作的學科狀態(tài)

目前，我國社會工作的學科現(xiàn)狀究竟是獨立學科，還是附屬學科，尤其它與社會學的關系如何，一直是個頗具爭議的話題。雖然社會工作界一直在爭取自身的學科獨立，但我國社會工作仍舊作為二級學科隸屬于社會學下。研究內容占首位的是社會問題，社會單元集中于中觀與宏觀系統(tǒng)，即社會工作受社會學影響很大。社會工作與社會學是否需要分家，其實不是命題的本質。命題的本質是：其一，作為以相關學科知識和本身理論為基礎的應用型社會科學學科（顧東輝，2008a），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對社會工作的影響應當在社會工作研究中都有所體現(xiàn)。其二，必須區(qū)分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的異同，二者雖都對人、人際互動感興趣，但社會學做的在于準確識別社會問題，而社會工作更關心解決問題和改善社會功能。

二、研究分析工具：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

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根據(jù)國內有較高聲譽的社會工作概論教材，結合美國著名社工學者N.Carroll（1977）提出的三維度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型，并參考臺灣學者古允文、許展耀（2005）等人設計的“臺灣社會工作理念型分析架構”，最終制定出本文的“社會工作研究的理念類型分析架構”，該理念類型包含三個維度的社會工作核心概念：維度一是研究內容 （Core of Social Work Research），該部分探討社會工作研究的核心；維度二是社會單元 （Social Units of Concern），指社會工作助人服務所接觸的工作范圍，或稱之為介入單元（Focus Unit）。維度三是研究人群（Population），指社會工作助人服務所接觸的服務對象。以下針對此理念類型的分析架構作一簡要的操作化說明。

三、存在的問題

我國社會工作的研究在近幾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無論是哪個研究方向都尚未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系。同時，我國社會工作的研究也還未能給實務的發(fā)展提供理論指導。筆者在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中，以“社會工作”為主題進行精確地跨庫檢索，共得記錄41條，剔除一些無關條目之后剩下不到26篇文章。其中，有17篇文章是集中在2012和2013這兩年中發(fā)表的。這也就是說，在目前，我國社會工作的發(fā)展尚處于一個起步階段，無論是在本土化理論的探索方面，還是在具體操作方法、對社會工作者素質的具體要求等方面，都還需要一個長足的發(fā)展。

四、社會工作的研究使命

我國社會工作學術界的研究仍舊聚焦于社會問題的解釋，如同社會學家一般會把大部分時間用于研究和發(fā)現(xiàn)事實。但社會工作力求了解案主或社區(qū)，做出適當?shù)脑\斷，并進行處置，幫助解決問題和改變環(huán)境，使人們有更佳的社會適應，但國內的研究很少涉及問題的解決。就社會工作的研究使命而言，解釋問題與解決問題都是它的任務，但后者是社會工作的立身之本。解釋問題即是基礎性研究，主要重視理論和假設驗證，解釋人類社會運作過程、事件發(fā)生的原因、社會關系的構成，以及社會變革的原因等。而應用性研究旨在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幫助實務工作者完成任務。這其實要求國內社工學術界需要加大對于行動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和評估研究的投入與重視，突出自身特色。

五、社會工作的服務目標

通過對近三年社會工作學術論文的研究分析，發(fā)現(xiàn)研究者的內在邏輯中，社會管理與控制的比重超過社會服務的訴求。中國社會工作強調社會管理有其獨特的處境化因素，這源于政府試圖運用社會工作達致社會管理的目標。但簡單用社會管理取代社會服務，將會背離社會工作的自身使命（個體賦能與社會正義）。因此，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社工界思索：一、政府如何給社會工作一個合理的定位；二、社會工作在社會建設中應該為自己尋求一個怎樣的角色與地位。

六、今后發(fā)展方向

通過上文的研究與分析，我們?yōu)榻甑纳鐣ぷ餮芯孔隽艘粋€基本的梳理，對于今后的發(fā)展我們提出如下建議。其一，借鑒國際經驗，建構本土特色。采用國際通用標準和話語進行討論，站在國際社會工作的前沿，把握國際社會工作理論、方法和研究的新成果與新趨勢。

其二，重視學科理論，強調研究方法，加強社工學者的理論層次和研究方法的提升。一則可以加大力度推動國際社會工作理論研究的引進與翻譯工作，把握國際最新動態(tài)；二則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xié)會可以組織高水平的培訓教育工作，提升社工學者研究方法的精深；三則不斷加大社會工作學術期刊的建設工作，繁榮社會工作學術陣地。

其三，提升實務能力，強化證據(jù)為本。一方面，社會工作本質是行動的專業(yè)，進一步提升社會工作教育者的實務操作能力勢在必行。另一方面，證據(jù)為本是當今國際社工界的共識，對提升社會工作專業(yè)地位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何雪松，2005）。這要求我們在社會工作實務中建立一個指導思想：即實務立足于科學研究的結果之上，從眾多證據(jù)中找出最佳的社會工作實務策略。

參考文獻：

[1]O. William Farley，Larry Lorenzo Smith，Scott W.Boyl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10thed）[M].Shanghai：East China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2006.

[2]查爾斯 ?H?扎斯 特羅.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導論（第七版）[M].孫唐水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社，2005.

[3]王思斌.民族社會工作發(fā)展與文化的視角[J].民族研究，2012（4）：1-7.

[4]袁方.社會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24.

[5]何雪松.社會工作理論[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篇(6)

世界“QS排名”增長

目前，國際上影響較大的是《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世界大學排名（簡稱“THE排名”）和英國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的世界大學排名（簡稱“QS排名”）；而我國上海交通大學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從近些年的“QS排名”和“THE排名”來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幾乎一直位列前200名。浙江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武漢大學、武漢理工大學也有不俗表現(xiàn)，均有進入前400名甚至擠入前200名。這說明我國高水平大學越來越受到國際高等教育界關注和認可。

“QS排名”是目前較為流行的世界范圍內的大學排名，是參與機構最多、世界影響范圍最廣的排名之一。2009年之前（包括2009年），QS公司和《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合作，曾推出有廣泛影響的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自2010年，和《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合作終止，QS公司推行了自己獨立的世界大學排名，即QS世界大學排名。

據(jù)了解，在2013年QS世界大學排名上榜的中國大陸25所大學，分布在中國大陸東南部的13個省市。從2009年到2013年，中國大陸大學在QS世界大學排名數(shù)量從13所上升為25所，將近增長一倍。中國內地共有48所大學有一個以上的專業(yè)位列世界200強。同時，有95所中國大學發(fā)表的學術論文在至少一個專業(yè)中被其他國際學者引用。

學校、學科發(fā)展有待平衡

根據(jù)QS2013年榜單，從專業(yè)看，中國大學在理工、科學、數(shù)學等方向的專業(yè)排名快速上升，有更多大學位居世界前列。中國的大學在材料科學、化工、機械、電氣和電子工程、土木工程，以及數(shù)學、化學、統(tǒng)籌學、農學和環(huán)境科學上有超過10所中國大學得到世界認可，位居世界200強。其中，中國大學在材料科學上實力最強，有20所大學名列世界前200名。與2012年相比，僅材料一個專業(yè)，就有8所中國大學新入選世界200強，增長三分之二。此外，中國大學的化工專業(yè)在世界上的競爭力也令人驚嘆，僅今年一年世界大學200強中就新增7所中國大學，比去年增長88%。電氣與電子工程以及環(huán)境科學各自有4所中國大學分別躍居世界200強，年增長率分別達到44%和67%。

在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育學和歷史學的排名中，每項排名僅有不超過3所中國大學達到世界200強水準。在社會學中，中國僅有北京大學一所院校入選世界200強，2013年全球排名僅有64位，與2012年的37位相比，下降了27位。

在30個全球評比的專業(yè)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和浙江大學有超過60%的專業(yè)位列世界200強。其中，北京大學有21個專業(yè)位列世界50強，清華大學有16個專業(yè)位列世界50強。清華大學比北京大學有更多進入世界20強的專業(yè)。北京大學在現(xiàn)代語言、哲學和化學這3個專業(yè)世界領先，排在全球20強內。而清華大學在包括統(tǒng)籌學、環(huán)境科學、材料科學、化學、機械航空制造工程類、土木工程、化工的7個專業(yè)中都排在了世界前20名。

高校間差距擴大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中國高校世界排名的增長既體現(xiàn)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但也應該看到榜單中都是國內名校，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高校之間的差距在進一步擴大。這一點在高校資產分布上的體現(xiàn)也尤為明顯。

教育部科技發(fā)展中心等部門的《2012年度中國高等學校校辦產業(yè)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國489所高校3478個校辦企業(yè)的資產總額為3190.26億元，相比2011年增長11.63%。雖然總資產超過3000億元，但報告顯示，高校產業(yè)資產規(guī)模非常不均勻，排名前20位的高校資產總額就高達2500多億元，其中，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校辦產業(yè)資產已分別高達近千億元和超過700億元。

篇(7)

我的主要學術研究方向是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音樂。其中，包括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所信仰的南傳佛教及其儀式音樂，是我著力最多的一個學術視點。記得那是新世紀到來之際，我經導師田聯(lián)韜引薦，拿著剛剛寫畢的一部書稿雛形來到張老師家中，當他老人家看到有年輕后輩不僅愿意下到他所一直重視的南傳佛教傳播地區(qū)去做扎實的田野考察，而且完成了在他看來有一定分量的學術成果時，不禁在臉上顯露出難掩的喜悅之情，在熱情接待，勉勵有加的同時，還為我遍閱全文，指點迷津，通過面授及后來的通訊往來，一一分析并找出文中的諸多錯訛之處。此后，每逢我在研究中碰到有何疑難之處，便登門拜訪或發(fā)信向張老師求助請教，他從來都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為我答疑解惑，或者親自動手，幫助我翻譯經文、唱詞。當我的博士論文《貝贊：傣族南傳佛教節(jié)慶儀式音樂研究》一書將要出版時，又承蒙他老人家親自撰寫序言，對我尚顯粗淺的研究成果給予了熱情的褒譽和鼓勵。后來，在張老師的親自帶領下，我們又開始了歷時多年的攜手合作，共同撰寫《中華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一書。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張老師以他深厚的傣學、歷法和宗教學素養(yǎng)，始終作為學術團隊的靈魂及核心，支撐、把握著從課題的構思、寫作到整個實施過程的大局。至今，以我個人名義完成的《貝葉禮贊：傣族南傳佛教節(jié)慶儀式音樂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獲文化部第二屆文化藝術科學優(yōu)秀科研成果獎二等獎)、《佛韻覓蹤——西雙版納傣族安居節(jié)佛教音樂民俗考察》(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維兩閾：布朗族音樂文化志》(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獲第九屆中國音樂金鐘獎優(yōu)秀獎)、《中國南傳佛教音樂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以及由張老師領銜，以團隊名義完成的《中華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張公瑾、楊民康、戴紅亮，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五部專著及數(shù)十篇學術論文，其中都浸透了張老師的心血。如果說，我?guī)资陙碓诖鰧W研究領域還做了一點事情的話，那么，這都是張公瑾先生與田聯(lián)韜、王國祥諸前輩先賢諄諄教導、嚴格要求，一直為我“保駕護航”的結果。

二、張公瑾教授作為“兩棲學者”給我的學術開示及終身教益

在目前的傣學研究領域，張公瑾教授是少有的既精通傣語會話，又能熟練地從事傣文(尤其是老傣文)文獻翻譯的漢族學者之一。對于傣族傳統(tǒng)文化所進行的長年持續(xù)、始終如一的研究工作，使他由一位純粹的局外文化學者逐漸進入了局內文化持有者的學術佳境。而早期所經受的科學、嚴謹?shù)恼Z言學學術訓練以及數(shù)十年來豐富、全面的教學研究經歷，則使他既擁有較高的理論思維水平和深刻的學術洞察力，又在具體的田野考察及分析環(huán)節(jié)上顯露出很強的實際動手和操作能力。關于他的語言學理論研究，可見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語言學發(fā)凡》一書及系列理論文章中，曾極力主張把民族文化的問題帶到語言學課堂及理論研究中，力圖使該項研究帶上跨學科研究的性質，并由此產生了把混沌學理論和方法引用到文化語言學及傣族文化研究中的設想。他就此提出：“文化與語言的結合是跨學科的，混沌學與語言學的結合也是跨學科的”，此觀點在后來的語言文化學研究領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筆者由此聯(lián)想到，以往在中外人文社科學界，由于語言學以其學科思維及方法論優(yōu)勢而居于“領頭羊”地位的原因，能夠在理論研究和分析實踐兩者之間以及本學科和其他文化研究學科之間互采所長，來去自如的“兩棲學者”，一向在語言學學科中要遠遠多于其他學科。從20世紀80年代我在中央音樂學院攻讀音樂學碩士學位開始，曾經在中央民族大學專修和旁聽過許多語言學、民族學課程，在與我有師生之誼的語言學學者中，便有張公瑾、徐仁瑤等老師，以其優(yōu)異的學術稟賦及文化品質可歸于上述“兩棲學者”之列。比較而言，以往的音樂學由于歸屬于藝術學科領域，更偏好并強調自己的“專項研究”特點，以致帶有較多以接受其他學科方法論及研究思維為主的經驗學科的性質。在早期的音樂學分析思維中，便曾經接納了許多語言學的方法精粹。

自從20世紀中期音樂學與人類學結緣，產生了民族音樂學(即音樂人類學)這門學科分支以來，由于受到人類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影響，上述人文社會科學的“兩棲學術”思維便成為民族音樂學學者繼承較多、受益較大的學術財富之一。不言而喻的是，通過數(shù)十年與張老師這樣的眾多語言學和民族學學者的不斷交往，我和我的學生們自然也進入了其學術繼承人乃至“終身受益者”之列。在對我的多部書稿及其中部分研究細節(jié)進行審閱時，張老師尤其注意考察我所采用的學術、文化觀念和方法論，并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和指教。2003年，先生為我的《貝葉禮贊》一書做序時寫道：“他(按：即筆者)不辜負香港中文大學三年深造的機遇，樹立了文化多元性的認識，純熟地掌握西方民族音樂學和現(xiàn)代人類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從而使自己超越傳統(tǒng)調查研究的局限，既能對問題分析人微，又能在理論上作宏觀把握。”又說：“全書處處滲透著新的學術思想，運用著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書中出現(xiàn)的聚合關系、組合關系、能指、所指等源自索緒爾的術語，更使我這個研究 語言學的人倍感親切。”其實，我從一位純粹從事音樂藝術實踐的表演者最終成長為一名民族音樂學家和高校教師，其中便注入了先生及其他人文社會學科老師們的心血，是他們始終提倡應該在藝術研究中融人人文文化精神及社科理論方法，并對之身體力行和以此對我一貫嚴格要求的結果。

三、張公瑾教授的傣學研究對傣族音樂研究的幾點啟示

如今，隨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商品經濟文化和旅游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傣族文化研究在學界漸成熱點，以此為對象和標題的研究論著也林林總總、汗牛充棟。這其中，張公瑾老師以其過硬的傣文讀寫應用能力為起點，通過混沌學及語言文化學的發(fā)散性理論思維，發(fā)展衍生出包括古籍、佛經整理與研究，傣語語言學及文化系統(tǒng)研究，傣族歷史、歷法研究以及傣族傳統(tǒng)藝術研究在內的較完整的傣學研究體系及大量學術成果，現(xiàn)居于傣學和南傳佛教文化研究之巔峰，執(zhí)相關學科、學界之牛耳。張教授曾經在2010年于西雙版納召開的“《中國貝葉經全集》新聞會暨出版座談會”的發(fā)言中指出：“貝葉文化是傣族文化的象征，傣族文化從物質生產到日常生活、到精神文明的頂峰，構成了寶塔式的結構。張老師眼中的上述塔式結構，由塔座、塔基到塔尖三個部分組成。其中，南傳佛教的傳人，“使傣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guī)模高攀哲學和人文精神的頂峰，這是塔尖。”而傣族傳統(tǒng)音樂文化融合了民間藝術和佛教文化二者因素，無疑也位于精神文明的頂峰。因此，南傳佛教和傣族音樂，可說是貝葉文化“塔尖”上的兩顆明珠。在張教授數(shù)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通過《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中國的傣族》《傣族文化史》等一系列著作，對于貝葉文化從塔座、塔基到塔尖展開了全面、完整的系統(tǒng)性研究，其中便有一部分成果同上述兩個重要的精神文化領域直接相關。歷年來，張老師的上述傣學研究對我所從事的傣族音樂文化研究有著多方面的啟示作用，其中的要點是：第一，本人目前所承擔的多個有關云南與周邊南傳佛教音樂文化圈的研究課題，其中涉及的音樂、樂器分布等問題及其研究思路，受到了張教授著作論文中有關云南與東南亞傣仂語言文字分布的觀點方法的很大啟發(fā)。第二，張老師的早期學術論文《西雙版納傣族民間歌手——贊哈》以及《傣族文化》等書中的相關章節(jié)，對傣族贊哈歌手及其演唱藝術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對于筆者后來的相關課題研究給予了很大的啟發(fā)。第三，本人在《貝葉禮贊：傣族節(jié)慶南傳佛教儀式音樂研究》一書及多篇論文中涉及了潑水節(jié)、安居節(jié)等傣族佛教節(jié)日及歷法問題，這些歷史文化知識都是建立在張公瑾、陳久經等教授的《傣歷研究》(1990)、《傣族文化》等著作所進行的奠基性研究基礎之上。

上述幾個方面里，筆者目前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的進展較為明顯，現(xiàn)以此為例略作描述：從上世紀末筆者涉足湄公河流域諸跨界族群音樂文化關系研究開始，便關注到包括佛教寺院的大鼓、象腳鼓舞蹈，孔雀舞(“緊那梨和緊那羅舞”的一種)以及音調相似的佛教誦經曲調共聚于其中幾個重要城市，由此形成一個可以體現(xiàn)其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樂舞文化特質叢的現(xiàn)象。尤其是2008年以來，筆者繼以往對西雙版納地區(qū)佛教寺院的鉚釘大鼓(漢語俗稱太陽鼓)具有的初步認識，通過對云南與東南亞周邊跨界族群音樂開展進一步考察，在泰國清邁、緬甸景棟及老撾南勃拉邦等也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鉚釘大鼓在此分布密集，而走出這類地區(qū)便逐漸稀疏的狀況。上述現(xiàn)象促使筆者去進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深層文化原因，結果通過相關民族、佛教史料及張老師的民族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啟發(fā)，使我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獲得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據(jù)傣文《仂史》記載，1190年傣族首領叭真在西雙版納(古稱車里)一帶建都時，孟艮(今緬甸景棟)、八百(今泰國清邁一帶)、老撾皆受其統(tǒng)治。方國瑜也曾論證說，景龍(今西雙版納景洪一帶)、孟艮、猛交(今越南境內)、猛老(今老撾境內)是叭真家族的統(tǒng)治區(qū)域，也就是景龍國的版圖，即包有元明時期的車里、孟艮、八百、老撾四個區(qū)域。。。啪從佛教傳播角度看，據(jù)西雙版納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記》：佛教由斯里蘭卡傳人蘭那，又由蘭那傳人緬甸的景棟，最后進入云南傣族地區(qū)。由于蘭那古稱勐潤，地處泰北的清邁景海一帶，故傳人云南的佛教這一分支稱潤派。∞如今，上述地區(qū)從行政上已經歸屬不同的國家，但各地均有分布的撣傣族群和孟高棉語族群(含布朗、德昂、佤等民族)彼此保持著長久的歷史文化聯(lián)系，產生并形成了包含宗教、文字、民俗及音樂、樂器在內的諸多共同的文化特質。在這諸多的文化特質里，佛教文字的傳播和共存現(xiàn)象無疑占有最有顯著的位置。對此，中外學者均發(fā)表過相關論述，其中便以張公瑾教授的觀點較具有權威性和明顯的說服力。張教授曾經指出，中國西雙版納地區(qū)傣族現(xiàn)今使用的傣仂文，同時還使用于泰國的清邁(古稱蘭那)和緬甸的景棟。其中，使用于清邁的文字又稱為傣允文或清邁傣文，也稱蘭那文；使用于景棟的文字稱為傣痕(即傣艮)文；老撾使用的老撾文也與傣仂文基本相同。傣仂文、傣允文(蘭那文)、傣痕文、老撾經文古代都曾是佛教書面文字，如今雖有四種名稱，但在字母形式上以至拼寫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字，也就是人們所通稱的“經典文字”或“經典傣文”。“”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在相關研究領域能夠將民族歷史、佛教書面文獻、口傳史料及現(xiàn)存語言文字在民族文化語言學平臺上加以整合的最有力的文化證據(jù)之一。在此基礎上，再加入上述音樂舞蹈、樂器研究領域的一系列新舊發(fā)現(xiàn)，便續(xù)接為一個相對完整的證據(jù)鏈，從而使該區(qū)域和族群文化所承載的一個雖延續(xù)了千年之久，但如今已盛極而衰、且完成了政治、社會文化轉型的“傣仂南傳佛教亞文化圈”現(xiàn)象逐漸浮出了水面。

四、張公瑾教授在傣族經腔、唱詞翻譯上與我的幾點學術互動

幾十年來，田聯(lián)韜教授和本人在傣族民歌和佛教音樂研究過程中，經常在經腔、唱詞的翻譯上得到張教授的幫助。對于該類研究及其研究者來說，這樣的幫助無異于雪里送炭。行內的人都知道，語言學、音樂學都是專業(yè)性極強的學科，非經長期的專業(yè)訓練而不能達致學術佳境。有人文學科學者曾對筆者言及，你們音樂學者所擁有的本專業(yè)分析手段，讓其他學科學者望而生畏，從來都不敢去觸碰。而在我們看來，人文學科中的語言學分析方法何嘗不是這樣呢?以張教授為例，他在回顧當年在中央民族大學學習語言學的經歷時說過：“當時主持我們語文班學習的馬學良先生對我們進行了嚴格的語言學技!~tJII練。從聽音、辨音、記音到歸納音位系統(tǒng)、制訂文字方案一系列技術性過程，都經過反復的練習。這為我們后來步入語言學的殿堂鋪好了基石，我們后來在語言學方面的任何進步，都是從這個基礎上開始的。”_l因此，擺在我們從事少數(shù)民族音樂研究的學者面前的一個任務，即必須通過向語言學者認真學習，甚至不排除向后者直接尋求幫助，以高質量地完成田野考察中所獲聲樂作品唱詞的譯注、譯配工作。在此基礎上，或許還將生發(fā)出一些學科“跨界”研究的奇花異果。對此，我與張老師有關傣族經腔、唱詞翻譯的幾次深度合作頗值得予以回憶和介紹。1998年暑假期間，我與留美學者衛(wèi)立一道，帶領來自歐美亞多個國家的多批“地球觀察基金會”考察隊員，在西雙版納進行了有關傣族南傳佛教音樂文化的第二期考察活動①。期間在西雙版納允景洪總佛寺瓦巴姐寺購得一部《維先達羅本生經》，這是該寺于傣歷1360年(公元1998年)印刷的一種比較標準的本子，共十三卷，分裝十三冊。據(jù)張公瑾教授的解釋，《維先達羅本生經》主要講述釋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漢文為《太子須達擎經》(見于《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三冊第171號，全文8000余字，是這部經文大意的縮寫)。西雙版納傣文有詳簡不同的幾種譯本，但內容都比漢文譯本詳細豐滿，情節(jié)婉轉曲折，描寫細致人微。此后，當筆者撰寫博士學位論文《貝葉禮贊》時，便萌生了將此文獻翻譯出其中一部分，并配上樂譜和傣文唱詞，以作為該書附錄的設想。當時考慮到此翻譯工作不僅必須經過兼通漢文和傣文的專家之手，而且還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精力，而我手中并無任何課題經費可以支付專家費用，為此心里頗感彷徨和躊躇。然而，當我把這個設想及其為難之處告知張老師后，他雖然科研、行政瑣事纏身，教學及學術活動繁忙，但幾乎未經考慮，便一口答應愿意承擔此事。在我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將要插入譜例和附錄時，經張老師精心譯為漢文，且以國際音標注音，并附有他親手書寫的精美傣文的唱詞樣本便放到了我的面前。

此后，經我將國際音標和漢文唱詞錄入電腦，配上事先記錄完畢的五線譜，再通過“剪刀加漿糊”的手工操作，將張老師手寫的傣文唱詞粘貼上去，置于五線譜下方第一行，與樂譜及其下的幾行唱詞一一對應。這樣，便將一件由音樂學者與語言學者通力合作、精心闡釋的，包含了樂譜、傣文、國際音標、意譯及直譯全文(附于譜后)，樂譜長達7頁的傣族佛教音樂作品《維先達羅(十愿經>》呈現(xiàn)在讀者的面前。¨。’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附錄里，還有《依拉灰》《圓蘇》《高升歌》《怨世甜蜜經》《賀黨里坦》《干朵》《采花調》《跟鼓調》①等多首曲調附上了國際音標和漢文譯詞，但與之相比，《維先達羅》這首佛教音樂樂譜由于配上了張老師的傣文手寫字跡和以巴利文譯文為主的唱詞全文，而讓筆者和傣族文化的愛好者們尤為珍視。當然，讓我更為感佩于心的，是張老師作為一位前輩學者所身懷的一顆扶危濟困、獎掖后輩的俠膽義膽。而后來發(fā)生的一件事情，則讓我更增添了一縷欣慰之感。張老師在電話里告訴我，他已經將為我翻譯的那段經文唱詞作為一個傣文佛經翻譯的特例，配上闡釋說明的文字，另外發(fā)表在一個語言學刊物上。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那篇張老師的論文《傣文<維先達羅本生經>中的巴利語借詞——以(十愿經)第一節(jié)為例》’。在這篇以具體的傣文文獻翻譯問題為對象和起點的語言學論文中，他結合佛經與民歌以及巴利語與傣語用詞的討論，充分闡述了傣語作為一種語言文化與其所衍生的不同民族文化因素之間的關系。文中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學術觀點，例如張老師以這部經文和他為我翻譯的另一首傣族民歌為例，說明“譯音加注釋的方式，使佛經中相當一部分詞語能夠為傣族一般信徒所了解，使佛經教義更容易滲入到人們的心里。這是傣語中接受外來詞語的一種常用的方式，即對群眾所不熟悉的外來詞加注本族語詞，使人們逐漸熟悉外來詞的詞意當作為外來詞的詞意慢慢為人們所了解之后，作注的本族語詞就可能脫落，外來詞就可以獨立使用了，如kan6thal‘花束’一詞，在‘依臘輝’舞詞中，就常常單獨出現(xiàn)，也就漸漸為人們所了解了。”由此可見，就是通過這樣較微觀、具體的課題研究途徑，他不僅解決了許許多多的現(xiàn)實與實踐問題，而且充分闡發(fā)并體現(xiàn)了他自己長期以來所主張的混沌學觀點“在研究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時，我們把語言看成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通過語言研究我們可以得到大量的文化信息，這就是部分包含著整體的信息所致，這就是語言與文化的自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