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銀行信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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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戰略五要素分析法(簡稱:ECSRE)是康孚咨詢在多年的戰略咨詢實踐中，根據中國企業的特定情況，并吸取國際同行的先進經驗，開發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戰略五要素分析法。主要包括:企業的性質(Enterprise)、企業(家)個性(Characteristic)、企業的發展階段(Stage)、企業的資源(Re-source)和外部環境(Enviroment)五個方面。

1企業的性質

是企業貸款準入的門檻，也是符合信貸政策合法取得貸款的前提。企業是什么性質的企業，組織架構，集團客戶，采取何種授信方式等，即企業的性質分析和企業準入的標準。增加企業性質和準入標準的識別和分析，商業銀行便可與實施的系列信貸政策和防范措施來控制信貸準入過程可能帶來的風險，以消除和減少其對銀行經營不利影響的行為。一是根據國家的產業政策變化來決定信貸準入，把國家的產業政策與區域政策結合起來，優化貸款的投向。二是以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調整為信貸準入的切入點，如經濟結構和產品結構的調整已經成為我國市場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商業銀行應抓住契機。三是以支持擴大內需為信貸切入點，促進消費市場的啟動，全面推出消費信貸也是商業銀行的戰略選擇等。

2企業(家)個性

即企業法人、實際控制人、實際投資人的基本情況，信用記錄，擔保能力、對外投資和對外擔保情況。主要包括組織結構、橫向分工、企業戰略、企業文化績效、戰略穩定性和文化適應性等。可以從有沒有涉訴、不良信用記錄或其他異常情況等方面予以重點關注，即企業(家)個性分析。集團客戶分、子公司之間轉移定價、相保、擔保圈、關聯程度等都不同程度影響企業的授信、用信方式，也直接影響貸款資金的流向和用途。如實際控制人涉訴或出現其他意外情況，企業管理層出現重大變動等，都能及時傳遞出借款人出現風險的信號。

3生命周期是企業成長壯大的動態軌跡

分析了解企業不同的發展階段能夠找到與其相適應的信貸支持內容。197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拉芮•格雷納在《組織成長的演變和變革》一文中首次提出生命周期概念，來自生物學、經濟學和管理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和企業研究者，對生命周期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深入的研究。根據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選擇銀行時機。借款人是新建企業還是向縱深產業鏈發展企業，從事的是朝陽產業還是夕陽產業等分析，可以幫助銀行用于選擇準入時機，解決什么時候準入、什么時候擴張、什么時候壓縮、什么時候推出的問題。對于那種總銷售量依然保持較好勢頭，但經營業績由一定下滑且原因不明的企業，可以通過對企業主打產品所處生命周期階段分別判斷，尋找產品發展趨勢，清晰地找到原因，及時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4對企業的資源進行必要的分類探析

便于判別其資源價值和競爭優勢。主要包括:成本領先、市場營銷、研究和開放、生產運營、人力資源等。企業是固定資產投資、加工制造、出口貿易還是房地產、政府投資行為等。企業的資源是稀缺性的還是不可模仿性的，如果一種資源是所有競爭者都能輕易取得的，那么這種資源對于公司競爭來說就是劣勢，反之則是競爭優勢。資源的不可模仿性也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是價值創造的核心。增加對企業資源以及研發能力的分析，可以預判未來一段時期內，企業整體競爭優勢和發展前景。

5企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

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潛力。主要包括:宏觀環境、產業產業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需求分析等。企業的是否符合宏觀經濟政策和行業政策，即發展的前景和外部環境對其影響作用分析。如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對環境保護的要求越來越多，環保政策越變化，環保標準也越高，原來符合環保政策的企業隨著環保政策的變化可能馬上成為限制性企業，為其提供信貸的銀行帶來風險。因此，銀行相關人員應該具有前瞻性意識，選擇那些處于政策生命周期前沿的企業，選擇那些可以達到更高政策要求的企業，作為銀行的信貸戰略伙伴。綜上論述，信貸業務審計問題表現與企業戰略五要素之間存在一一對應關系，企業的五要素管理是把雙刃劍，好的企業管理要素齊全，出現問題的企業問題也往往反映在上述五個要素上。所以，抓住企業管理的五個方面的管理，也就牽住了企業信貸風險控制的“牛鼻子”，有利于審計發現和揭示風險，從而為遏制和控制風險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ECSRE在信貸業務審計中應用路徑

1查閱基礎資料

即通過CMS信貸管理系統了解企業組織架構、股權結構、對外投資，重點關注企業注資驗資等情況，電聯會計師事務所或借款人，詢問企業是否存在，是否真正需要貸款，必要時，直接與借款人見面，了解貸款真正目的及貸款的實際用途等，掌握第一手材料。

2追蹤資金流向

借助CAS計算機審計系統、資金關聯交易等查詢貸款真實用途，并通過傳票影印系統查驗往來賬款的流轉。審查經銷商和開發商賬戶，了解資金去向，查詢賬戶中大額提現情況，轉入信用卡、個人賬戶和與企業生產經營無關單位情況，并要關注資金轉入證券、房地產和境外公司賬戶等情況。

3外部咨詢勘驗

通過到稅務、工商等部門查閱經銷商會計報表，現場走訪，深入企業進行實地考察，與企業員工座談，查驗抵押物和具體開發項目情況，了解經銷商業務開展情況，掌握其是否具有擔保能力等。必要時詢問法院或有關執法部門或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了解情況，取得證據。

4網絡信息搜集

借助人行查詢系統、發票查詢系統、工商登記查詢等進行延伸審計。到房產或公證部門了解抵押物登記情況，是否抵押給第三人，查詢評估公證真偽等。

5數據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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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互聯網金融在中國用3年的時間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快速發展的過程。2014年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讓金融成為一池活水，更好地澆灌實體經濟之樹。這在政策層面對互聯網金融起到了進一步的推動作用，互聯網金融將迎來更加廣闊的發展機遇，作為互聯網金融子產品之一的電商信貸也將迎來新一輪發展的春天。那么電商信貸和傳統銀行的信貸有什么相同之處?又有什么不同之處?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的研究對于促進兩者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是十分必要的。

二、相關概念界定

信貸(Credit)也稱信用，是指貸款人在一定期限內按一定利率將一定數量的貨幣資金出借給借款人，期限屆滿時，借款人應將借入的本金連同利息，一并償還給貸款人的一種信用活動形式。傳統銀行信貸(TraditionalBankCredit)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將自己籌集的資金借給企事業單位使用，在約定時間內收回并收取一定利息的經濟活動。電商信貸(E－commerceCredit)是指諸如阿里巴巴、蘇寧等電子商務企業利用其自身電商平臺優勢直接向平臺上的供應商和個人提供借貸的一種經濟活動。電商信貸屬于互聯網金融模式之一的網絡借貸，是對傳統銀行信貸的創新。根據《奧斯陸手冊》(OsloManual)對創新的定義和劃分，電商信貸屬于營銷創新(渠道創新)。它跨越傳統金融中介直接將資金借貸給資金需求方，通過電商平臺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資金融通、加速金融“脫媒”。

三、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的共同點

首先，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本質上是相同的。兩者同屬于信貸，都是以到期償還本金和支付利息為條件的借貸行為。貸方之所以讓渡資金使用權，是因為借者承諾在約定時間內將歸還本金并支付利息作為回報。其次，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的流程相同。即貸款申請征信評估同意放貸貸后跟蹤歸還貸款。最后，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都要加強信貸風險控制。只要有信用，就會有信用風險，因此兩者都需要建立信用評價體系，進行信用風險控制，嚴防信用風險的集聚。正因為電商信貸和傳統銀行信貸在本質上相同，使得兩者在業務滲透和融合方面成為可能。

四、電商信貸與傳統銀行信貸的不同點

(一)目標客戶不同

電商通過平臺優勢，構筑金融活動中消費者和供應商之間的橋梁。信貸的目標客戶主要是是電子商務平臺上的小微企業和個人創業者，而平臺之外的微觀主體很難被觸及。以阿里小貸為例，據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檢測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2月，阿里小貸累計投放貸款超過1700億元，服務平臺上的小微企業超過70萬家。這些客戶的特征是盈利能力不高，信貸需求額度低，70%以上的客戶貸款需求在50萬元以下。傳統商業銀行奉行“二八定律”思維理念，認為80%的利潤來源于20%的客戶，于是“高大上”的高端客戶成為他們的目標客戶，其余80%的“小散”很難被顧及。考慮到小微企業分散廣、單個客戶貸款金額小，而且存在信息不對稱和風險不確定等問題，傳統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提供信貸的利益驅動力不足。然而，從細分市場的角度來看，電商信貸正好延伸到商業銀行信貸領域的“長尾”客戶，電商與傳統商業銀行實現了差異化信貸服務。

(二)客戶黏性不同

電商信貸可以增強電商自身對平臺用戶的吸引力，從而促進電商生態的良性發展和推動自身行業的擴張。一方面通過給電商平臺上的商戶放貸，間接提升店商的應收賬款周轉速度，資金周轉率顯著提高，從而破解了平臺供應商的融資難問題，使供應商能夠為平臺消費者提供更完善和更持續的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電商平臺上有資金需求的消費者，獲得貸款后會增強對平臺所供應的商品和服務的購買意愿，形成一個供需兩旺的良性閉環，進一步提高消費者和供應商對電商平臺的黏性，達到“平臺消費者—電商平臺—平臺供應商”共贏。傳統銀行信貸的客戶和銀行間只有純信貸關系，沒有其他商業利益綁定關系，因此銀行很難黏住客戶。

(三)交易成本不同

電商信貸具有渠道優勢，不需要花費高額費用籌建實體店、不需要多環節去調查目標客戶的信息，基于得天獨厚的平臺大數據來降低交易成本和邊際成本。相關數據顯示電商信貸的交易成本具有明顯優勢，阿里金融單筆信貸成本僅2.3元，只是傳統銀行信貸成本的0.115%。電商通過大數據系統，還可大大節約融資的時間成本，單純的放款時間最快只要幾分鐘即可完成，如3分鐘融資到賬業務的“京保貝”。電商信貸從申請、獲批、償還均不受工作日的限制，企業當晚申請訂單貸款，第二天就可以使用這筆資金采購原料，擴大再生產，等買家確認收貨后，系統會自動扣除原先的貸款金額。傳統銀行要開設實體網點、需要借助外在力量逐一收集、分析、篩選目標客戶財務數據、一對一征信申批，勢必增加了信貸交易成本。有關數據顯示，傳統銀行單筆信貸成本高達2000元。受制于上述因素，傳統商業銀行要數個甚至數十個工作日才能走完線下審批放貸流程。

(四)資金來源和信貸規模不同

按央行等監管機構的規定，電商信貸的資金來源被嚴格限制，只能用自有資本金進行放貸，不能通過吸收存款、證券發行等方式融資，最多只能從銀行融入限額資金，即從銀行融入的資金不得超過資本凈額的一定比例。即使“各種寶”里的資金充溢，也不能直接用于放貸。由于可放貸資金量小，放貸對象享受的信用額度受限，因此電商只能提供小額信貸業務，加上貸款地域限制，雙重壁壘阻礙了電商信貸規模進一步發展。傳統的商業銀行擁有充足的可放貸資金。不僅可以用股東投入資金、同業拆借資金出借，更可以利用海量存款放貸，單個商業銀行僅零售存款余額就達十萬多億元。剛剛出爐的工商銀行2013年度報告顯示，客戶存款余額為146208.25億元，客戶貸款及墊款余額比上年末增加11186.82億元，增長12.7%。其中公司類貸款、個人貸款與票據貼現分別占71%、27.5%、1.5%，信貸規模很大，占總資產的51.2%。

(五)貸款的期限不同

鑒于貸款對象對資金“短、頻、急”的需求，電商適宜提供短期貸款，期限可以是1個月、3個月、6個月和1年。目前，“淘寶小貸”對B2C平臺客戶的貸款期限有30日和6個月，而針對B2B平臺企業客戶提供的貸款期限為1年，可以隨借隨還，按日計算利率，非常靈活方便。傳統商業銀行信貸按照期限劃分，可分為短期貸款和中長期貸款，從期限結構上看，中長期貸款所占比例高。以2013年為例，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長期貸款分別占65.35%、65.43%、54.7%和66.89%，其中中國銀行內地人民幣業務中長期貸款為35833.41億元，占貸款總額的66.89%。往前追溯發現1年以上的中長期貸款均高于短期貸款。這是由于中長期資金主要投向在建續建項目，如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型產業等，這些產業對資金的需求較大，占用時間較長。(六)政策監管不同小額貸款監管遵循屬地原則，由地方監管機構負責，但作為新生業態的電商信貸，植入了互聯網元素，相應監管政策仍處于空白狀態。其貸款審批、流程、風控、貸后跟蹤是由電商的注冊地政府監管，還是由目標客戶所在地政府監管，還是由雙方共同監管，如何管制等等目前均缺乏相關依據，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律。傳統銀行信貸在長期實踐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監管體系。傳統銀行信貸的監管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中國銀行業協會。相關監管法律法規比較健全，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這些完善的法律體系保護了傳統商業信貸中的貸款人和借款人的利益。

(七)風險控制不同

電商借助大數據平臺進行風險控制，實現信貸工作全過程監控，有效規避和防范貸款風險。貸前依托客戶在電商平臺上的行為數據(認證信息、交易記錄、信譽評價、實時運營狀況)，輔以第三方認證數據對客戶的信用水平和還款能力做出評估，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小逆向選擇的風險。貸中通過電商平臺實時監控客戶的交易狀況和現金流，來判斷貸款是否發生偏離。貸后通過電商平臺對企業經營狀況動態監控，對可能影響正常履約的行為及時預警，避免貸款出現逾期甚至壞賬的可能性。和傳統銀行相比，基于大數據的動態分析提高了效率并降低了風險。以阿里小貸為例，截至2014年2月，其不良貸款率低于1%。傳統銀行沒有類似電商的大數據平臺來獲取實時、真實、完整、可控的數據，不能進行有效的風險控制。貸前依靠客戶自己提供的標準化“三張”財務報表以及擔保抵押證明等資料，結合外部數據來綜合評估客戶的信用及還款能力，資料的真實和完整性審批效率因人而異、因行而異，這種時間差在很大程度上會形成風險積聚。貸中很難對貸款對象的資金流向進行監控。貸后風險管理更是銀行薄弱的環節，銀行不能實時跟蹤到企業最新的經營狀況，對可能出現的風險難以及時預警和風險監控。

五、幾點建議

(一)銀行與電商要加強合作，優勢互補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知傳統銀行資金充足、擁有優質的大客戶、監管制度完善，但真實的交易數據缺乏、信貸成本高、對小微企業貸款的意愿較低。而電商能借助數據平臺實時獲取小微企業的交易數據，信貸成本低、客戶粘性強，但信資金來源有限、現有金融監管體系未覆蓋。如果兩者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銀行具有資金優勢，電商具有大數據優勢)進行長效合作，那么在解決電商信貸資金來源問題的同時，也能夠提高銀行信貸效率、降低信貸成本、放寬信貸準入門檻，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信貸風險。而兩者形成的合力又將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

(二)將電商納入現有監管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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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歐洲經濟一體化取得的巨大進展，集中體現在歐洲單一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建設進程上。由于銀行業在歐盟金融市場以及整個經濟中的關鍵地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在這兩個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目前國內外有關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的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缺少經驗檢驗。本文運用經濟計量分析的協整檢驗方法，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實際進程進行經驗檢驗。

一、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政策

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進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標志是1986年歐共體通過的《單一歐洲法案》的提出。在這份法案中，歐共體提出了在1992年12月31日之前建立歐洲統一大市場的目標，在這個市場內，實現產品、人員、服務和資本的完全流動。在《單一歐洲法案》框架下，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成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重點，而且隨著德洛爾報告的和《歐洲聯盟條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實施，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又成為推動歐洲向經濟貨幣聯盟邁進的關鍵動力。

《單一歐洲法案》只是明確了歐共體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方向性目標，具體的政策表現為歐共體理事會的指導性意見”。

早在1977年，歐共體委員會就了《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其核心條款是允許外國銀行在符合東道國法規的前提下設立分支機構。它事實上打開了成員國銀行在共同體其他成員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大門，具有重大的普遍性意義。但是，由于各國的立法差異并沒有得到消除，因此《第一號銀行指導意見》并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的跨國銀行活動。真正標志著歐洲銀行業和金融服務業走向單一市場的是1989年歐共體理事會的《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Directive89／646／EEC)，經過修訂，1993年各成員國將其轉化為本國的法律加以正式實施。這份立法涉及歐洲銀行業金融服務和跨國活動的各個方面，具有十分廣泛的內容，其核心是置于共同監管規則下的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根據這兩項原則，任何一個成員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只要在本國獲得了營業許可，就可以在其他成員國開設分行，不用事先征得接納國的許可，其業務也只受母國監管機構的監督，而不受東道國的監督和管制。單一許可原則和母國控制原則對銀行業跨國經營的便利性不言而喻，銀行不再需要為了申請在國外開立分支機構的資格而花費巨大的精力和時間，其經營活動也只由本國的監管機構監督，這樣就避免了成員國之間由于監管規則不同造成的麻煩。另外，這兩項原則也為歐盟各國提供了一個監管框架，這個框架有助于降低對歐盟各國之間進行協調的成本，并減少歐盟各國的監管負擔，同時也限制了潛在的各國監管者的偏見。1986—1992年間，歐共體理事會還制定了8個附加的指導意見，分別對銀行業監管、資本金要求、償債能力標準、洗錢活動、信貸風險、年報的要求和銀行并購重組各個方面做出具體的規定。

歐共體理事會的這些指導意見系統地闡述了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立法要求，然后各成員國將這些要求轉化成本國的具體立法加以落實。因此，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不僅依賴于各項指導意見的有效性，而且也和各成員國的具體實施狀況密切相關。芝摩曼(Zimmerman，1995)考察了所有單一市場指導意見在各成員國的實施狀況，得出的結論是在1991年末至1994年4月間，已經被成員國采用的指導意見占全部指導意見的百分比已經從58％上升到89％。對于《第二號銀行指導意見》，截至1994年4月，12個歐洲聯盟的成員國中有11個已經根據指導意見的要求進行了國內立法，惟一的例外是西班牙。

總體而言，在歐共體一系列的指導意見之后，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法律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法律一體化比市場的實際一體化先行一步。

二、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經驗檢驗

(一)假設和數據

首先，經驗檢驗主要是針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同時也涉及貨幣市場，因為銀行信貸市場利率是以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基礎的，銀行信貸市場和貨幣市場的關系很密切。

其次，檢驗的指標是利率，也就是以利率(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作為衡量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指標。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完全一體化的市場應該遵循單一價格原則，換言之，就是在完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所有相同金融資產都具有相同的價格。由此，利率可以作為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衡量標準。在實際情況中，由于風險的不同，文化對銀行與客戶關系的影響不同，貨幣政策條件不同，以及各國銀行為解決信息不完全而采取的策略不同，一體化的銀行信貸市場內利率并不一定都實現均等化。因此，我們對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不是以嚴格的價格均等化作為標準，而是使用協整的概念。協整分析認為，隨著銀行信貸市場日益一體化，區域內銀行的定價行為將會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言之，一體化地區內成員國的利率將表現出趨同的關系。而從具體分析的角度說，在一體化的金融市場內，利率(非穩定時間序列)在短期內可以分離變動，但是在長期，市場力量將迫使它們恢復到一個均衡的關系。

這里，我們關注的是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這是出于下面幾方面因素的考慮。第一，在金融市場上，名義利率能夠比實際利率更好地反映國際套利過程。借款者用以進行比較、評判的是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相應地，那些不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行跨國業務活動的銀行一般也只是對經過匯率預期調整的名義利率感興趣。上述兩者構成了國際套利過程的主要參與者，因此在國際套利過程中名義利率比實際利率更重要。第二，用實際利率進行衡量本身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一方面，實際利率以各國的貨幣分別表示，其差異無法比較，同時，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對跨國實際利率進行比較，因此對于單個投資者或借款者來說，實際利率差異并不能夠提供獲利機會。另一方面，由于平均實際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購買力平價，而各國的購買力平價在長期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偏離，也就是說各國平均實際利率在長期是基本相等的。這樣，使用實際利率進行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檢驗具有潛在的誤導性——無論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是否發生，實際利率本身的差異就很小。因此，我們選擇名義利率而不是實際利率作為歐盟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的檢驗指標。

我們的研究范圍包括歐洲聯盟的六個核心國：法國、德國、英國、荷蘭、比利時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經濟總量占歐盟GDP總額的80％以上，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歐洲聯盟的總體。同時，為了比較地區性和全球性的銀行信貸市場一體化，我們把分析擴展到美國和日本。

我們將使用從1985年開始的月度利率對銀行貸款利率和利差進行協整檢驗。對于銀行貸款利率，選用各國的基準利率表示；為了計算利差，選用貨幣市場利率作為存款利率的近似表示。銀行貸款利率和貨幣市場利率的數據都可以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出版的《國際金融統計》(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中得到，兩者都從1985年1月開始。利差有兩種形式：一是由貸款利率減去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絕對利差；二是由貸款利率除以貨幣市場利率得到的相對利差。

(二)模型的分析框架

1．協整檢驗的一般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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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信貸初查環節，授信及擔保企業提供的財務報表信息失真。

授信企業為了獲得銀行貸款，經常提供不真實或經粉飾的財務報表，更換或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進行財務報表造假。而信貸人員財務分析水平普遍較低，從經過加工的報表數據中分析出各項財務指標良好，較難發現存在的問題，使授信企業容易獲得銀行的信任，取得貸款。部分客戶經理為了保證自身工作業績，取得穩定長久的客戶資源，對授信企業的造假行為采取忽視縱容的態度，甚至為其財務數據的修改出謀劃策，以規避上級領導的檢查和銀行的信貸制度。經過簡單計算，信貸員在客戶五級分類工作底稿中認同該企業的營運狀況，認為可以在以后期間對其放貸。但實際上我們發現，2012年度的銷售利潤率明顯超過2013年度和同行業該指標，2012年度的利潤總額遠高于主營業務收入，但是資產規模等資產負債表上數據卻與同行業相差不大。我們基本可以認定，該授信企業提供的報表是不真實的。授信企業與擔保企業相互擔保已成為銀行貸款之間的公開秘密，授信企業為了取得貸款但又無人愿為他擔保的情況下，通常是集團公司內部母子公司與子公司之間互為擔保。在A銀行，出現較多的是利益公司之間的擔保，相關聯的交易企業之間互為擔保或是親戚公司之間的擔保。雖然他們互為獨立的企業法人，但是他們在資金往來業務上通常密切關聯，所提供的財務報表在某種程度上有著驚人的相似。由于授信企業與擔保企業的利益相一致，都是為了取得銀行的貸款，因此，他們往往虛增資產和收入，擔保的金額往往超過了他們的自有資金。故只要一方發生資金周轉問題，會使整批貸款呆滯，A銀行也會因此蒙受損失。

1.2信貸審查環節。

①現有財務分析指標存在固有局限性。A銀行對授信企業的財務分析，主要是依據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償債能力及發展能力下的相關指標，進而為信貸業務提供決策依據。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對企業影響較大的企業基本面分析，如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行業現狀及發展、企業分析卻沒有考慮進去，出現了財務分析指標重“量”而不重“質”。例如，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體現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通常情況下，絕大多數的流動資產沒有清償能力，難以變現，因此較高的流動比率并不意味著授信企業短期清償能力強。而速動資產雖然將變現較慢的存貨進行了扣除，但是應收賬款能否收回以及壞賬準備是否足額計提均在很大程度上對速動資產造成影響。所以，速動資產中如果存在諸多的不良應收款項，就很難將其短期償債能力科學合理地判斷出來。②信貸員進行財務分析時習慣套用模板，容易忽視深層次原因。A銀行在財務分析時，通常直接套用模板，分析過程往往流于形式，分析報告過于“八股化”，忽視了授信企業的行業狀況、監管環境和一些需要剔除的因素（如借款企業一些不真實的資產及負債），因而實際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這就造成信貸人員只看到數字的表面變化，而忽視了數字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該企業的存貨2012年度為5947萬元，2013年度為10399萬元，存貨的庫存量增加了近一倍，2013年存貨周轉率由2012年的0.58增加到4.81；應收賬款2012年度為876萬元，2013年度為1330萬元，應收賬款周轉率由4.24增長到38.32。應收賬款或存貨的增長速度過快，甚至超過銷售收入的增長速度，從表層上看有兩個可能，一是企業在虛增收入，二是企業的賒賬政策在放松，這意味著授信企業發生壞賬和資產惡化的可能性增大。然而經過深入調查，我們發現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是由于該企業改善了產品質量，使其主導產品需求旺盛，產銷率迅速提高，深層次調查和表層分析的結果截然不同。

1.3貸后管理環節，對抵、質押貸款不重視，疏于貸后跟蹤調查。

現如今，A銀行主要采用質押的方式授信，除了倉單質押，很多質押物價值往往都是由房地產評估公司決定的。借款企業常常與評估公司聯合，以增加評估費用的方式來換取更高的質押物價值。若不能將財務分析與抵、質押貸款相結合，勢必形成大量的貸款壞賬。在財務分析時疏于貸后跟蹤調查，僅用貸后的當月報表數據與年初的財務報表數據對比是不能合理的分析出貸后的效果。貸后當月的財務指標與年初相差較大。由于所有的財務指標都是靜態指標，容易受人操控，我們應該用貸后期間的數據與貸前的年平均數、不同的貸款期間的數據進行比較，對借款企業進行跟蹤走訪，確定本期貸款或預測此次放貸的效果。以上是筆者在工程實訓時發現的A銀行在信貸業務財務分析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為了降低授信風險，筆者提出以下解決對策。

2針對A銀行在信貸方面存在的問題提出的解決對策

2.1提高信貸員的綜合素質，遏制虛假報表的流通渠道。

A銀行應加強人才流動制度，特別是橫向流動，可從一些外貿、專業財務公司甚至是國外引進一些綜合素質高，知識面寬的綜合人才，改變信貸人員素質偏低的狀況。打破不管業務好壞的“大鍋飯”等不合理的分配現象，做到獎罰分明。可對貸后管理單獨立項考核，不僅包含貸款運轉效果，而且還應該考慮信貸人員的敬業精神和應變能力，以此激勵先進，確保管理到位。對于造假企業，可以將其信用等級下調一到二級，甚至在必要時候取消授信和信用額度，使其造假結果與融資目的背道而馳。對于未認真履行其審計職能或參與造假的事務所，A銀行可在系統內限制或者拒絕采納它的審計結果，提高其造假成本。對于造假行為嚴重、性質惡劣并使信貸資金蒙受巨大損失的授信企業或會計事務所，可以積極主動的拿起法律武器，追究授信企業、事務所和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消除信貸資產安全隱患。對于利益公司相互擔保行為，A銀行應運用反擔保措施來加以改善。主要包括以下兩種方式：一是要求授信人提供反擔保人，有了反擔保人后，銀行可以在擔保公司發生擔保責任時，同時向授信人和反擔保人追償；二是要求借款人提供反擔保物，擔保公司發生擔保責任后，可通過處置反擔保物獲得追償。

2.2財務分析指標與授信企業基本面判斷相結合。

隨著市場經濟形勢的不斷變化，單一的財務指標很難讓銀行準確的掌握授信企業的財務狀況，容易造成決策上的失誤。A銀行可以在此基礎上，增加授信企業基本面的判斷。授信企業基本面包括國家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行業現狀及發展、企業分析三個方面。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行業發展狀況、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管理能力與經營策略、企業組織結構等均會影響授信企業的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財務分析的結果只有結合授信企業的基本面才能得出恰當的評價。

2.3加強對授信企業現金流量、附注、報表勾稽關系分析。

在傳統財務分析技術的基礎上，首先要加強對授信企業的現金流量分析，將靜態和動態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更真實地反映授信企業的造血功能，對銀行的信貸決策起到積極作用。其次要關注授信企業的財務報表附注內容。財務報表附注是財務報表的補充，主要是對財務報表不能包括的內容或披露不詳盡的內容做出進一步的解釋說明。從附注中我們往往會發現授信企業利用特殊的經濟業務或違背會計處理的線索，如閱讀時，發現采取激進或不恰當的會計政策，多數表明授信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第三要分析報表之間的勾稽關系。如果授信企業企圖粉飾報表，只能采取無中生有或拆西墻補東墻的辦法，但報表之間的勾稽關系是不能被破壞的，在對授信企業信貸審查時，對某一會計科目的分析同時也涉及到同一報表或不同報表的其他科目分析。

2.4重視抵、質押物，完善貸后管理工作。

A銀行首先應構建貸后檢查體系，建立定期常規檢查、專項檢查和突發事件檢查的“三查”制度，建立檢查結果通報和分析例會制度。尤其是強化定期常規檢查的執行，按照信貸對象、貸款方式、貸款額度的差異，確定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要求。其次要和授信企業協商或要求授信企業選擇較為知名、信譽度高的房產評估公司對其質押物進行評估，防止授信企業與評估公司聯合，虛報質押物價值。最后在貸后管理中，應將借款企業的各類財務報表與抵、質押擔保材料歸檔，經常性的對其分析研究。

3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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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外銀行信貸管理制度的主要差異

外資銀行十分注重信貸風險的防范，在長期的商業化經營中，形成了一整套較為科學、規范的信貸管理體制和內部控制制度，對貸款原則、貸款程序、貸款審批、貸款風險分析，風險評定、風險控制體系等有規范而嚴格的要求，從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貸風險。相比之下，國內銀行的商業經營體制和信貸管理機制目前尚處在調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諸多方面與外資銀行有較大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組織結構上的差異——外資銀行重視水平制衡，國內銀行重視垂直管理。

外資銀行在信貸組織上通常采用條塊結合的矩陣型結構管理體系，信貸業務的組織除了有縱向的總行一分行的專業線管理之外，十分強調橫向的部門之間的分工與制約，較好地實現了風險控制與資源配置效率的較佳結合。外資銀行通常會設置專業化程度較高的多個部門共同負責信貸業務的組織管理，如信貸政策制訂部門、資產組合風險分析部門、業務管理部門、風險審查部門、不良貸款處理部門以及系統一體化管理部門等等。各部門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在業務上相互溝通、協作又相互監督。貸款審批是信貸風險的關鍵控制點，在這一環節，外資銀行多采取由隸屬于不同部門的授權人員共同審批的辦法，三人或雙人審批有效。如某外資銀行廣州分行，貸款審批由業務管理部門和風險管理部門共同負責，每一筆貸款的發放都必須由最少兩名授權人員主管——獨立思考后簽字同意方為有效。分行長主要起協調管理作用，不直接參與貸款的審查與簽批。審批流程呈橫向運動特征。

國內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組織結構與專業銀行時期相比，基本架構沒有實質性的變動，仍是與行政體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機構，表現為管理責任關系和信息的匯報渠道均為總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支行、網點之間以及機構內部行長、科長、經辦之間的分級管理。與外資銀行比，縱向管理鏈條過長，而橫向的分工與制衡關系強調得不夠。近幾年我國商業銀行各級分行進行了內部結構調整，相繼成立了資產保全部和風險審查部門負責處置不良貸款、評估貸款風險，改變了舊體制下信貸部“一統”信貸業務的局面，但信貸政策管理、信貸資產組合風險管理等職責仍然基本由審貸部門承擔，部門的細分化程度不夠。貸款審批實行逐級上報、層層審批制度，行長或主管信貸的副行長具有最終決策權。審批流程呈縱向運動特征。

(二)風險防范意識和控制手段上的差異——外資銀行重視事前防范，國內銀行重視事后化解。

外資銀行十分注重信貸風險的早期防范，將防范風險作為整個信貸業務流程的核心，在各個業務環節采取了多種措施防范金融風險。主要有：1、通過確定目標市場、制定詳細的風險資產接受標準來篩選客戶。如某外資銀行每年會根據信貸政策委員會確定的地區最高額度指標，確立市場目標及風險接受標準，只有符合目標市場條件的客戶才能發放貸款。業務管理部門通過行業研究，列出可接納客戶的條件及細節，包括對公司規模、管理者經驗、股東資本、杠桿比率等方面的指標限制，信貸人員以此為依據尋找符合條件的客戶進入貸款程序。2、通過現代計量方法和借助各種專用軟件對客戶進行動態評估與分析，并將評級結果廣泛運用于信貸管理的各環節。3、建立大客戶專管制度。大客戶的貸款由總部統一專管，總部每年對其總公司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給予一定的授信額度，分公司申請貸款時在總的授信額度內統籌考慮。4、通過動態評占資產組合，盡可能地選擇多種彼此互不相關或者負相關的資產進行搭配，以便分散風險。5、通過不定期的風險測試，提前做好突發事件的應對工作。在某外資銀行，風險管理部門會定期對貸款組合進行風險測試，通過假設某些宏觀(政治/經濟)事件發生，測量信貸資產可能遭受的影響。根據測算結果，一些敏感性貸款在五級分類中將被歸為“可疑”類，有關客戶的信用等級也會相應下調。6、設立獨立機構評估風險與績效。如某外資銀行，總部有獨立的風險審核小組對各分行信貸組合和信貸管理程序進行一年一度或兩年一度的審核。審核小組通過計算信貸組合的加權平均損失概率，確定信貸組合的風險級數，5級以上為合格。如果不合格，審核部門將及時給予改善建議，要求業務管理部門改進，并在6個月后復查，12—18個月后再次復查，直到確保風險隱患消除。

與外資銀行相比，國內銀行由于歷史包袱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風險的化解上，風險的早期防范沒有得到充分重視。我國商業銀行基本上沒有開展市場細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審查借款企業的合規性，包括企業執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審、對外投資比例、有無違法經營行為等之后，就與企業建立信貸關系，對行業和企業缺乏深入細致的研究和個案分析，對如何科學搭配、合理運用信貸資產，將資產風險降到最低缺乏全盤考慮。這造成了近幾年商業銀行無論國有民營、無論規模大小盲目“搶大戶”的情況，新增貸款大量涌入交通、電信、電力等壟斷行業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數貸款大戶。貸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雖然能增加銀行盈利，降低不良貸款，但從長遠看，貸款大戶的系統性、行業性、政策性風險大，一旦發生貸款損失，對放貸行甚至整個銀行業都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在風險控制的其他環節，國內銀行雖然借鑒外資銀行做法，建立了風險評級制度，但信用評級一般只能在新客戶申請貸款時和每年年初進行，不能即時反映風險，評級系統的可操作性、指標體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設置的科學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評級結果的普遍運用也與外資銀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員制約手段的差異——外資銀行重視人員激勵，國內銀行重視人員控制。

外資銀行強調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業務開展和管理中給予了信貸管理人員充分的自。信貸管理人員通常享有較強的獨立性，從總行到分行自成一體，各級分支機構的信貸管理人員由上一級甚至上兩級信貸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對上一級信貸主管負責。在某外資銀行，總部每年會對信貸人員進行專門培訓，逐步提高信貸管理人員的專業素養和水平，并根據其工作經驗和能力，將其分為若干等級，授予相應信貸審批權限。信貸管理人員的“超然”地位既保證了他們有足夠的獨立思考空間，有效地避免了貸款的審批與發放過多受到行政干預，又充分調動了信貸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在外資銀行，道德風險的防范主要通過三個途徑實現：一是實行科學評價，動態管理。如某外資銀行，貸款審批權限實行一年一定，獨立考核部門借助業績評價系統對信貸管理人員的“表現”打分，上級信貸主管據此決定提高或降低該信貸管理人員的審批權限等級。審批權限的動態調整一方面給信貸管理人員造成了一定的壓力，督促其自覺控制資產質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層在短期內能夠查明風險、采取對策。二是通過設計科學的激勵機制，采用財務激勵措施，如股票期權制度、內部持股制度，將股東價值最大化、信貸人員自身報酬最大化和人力資本增殖的目標有機結合起來，從源頭上遏止信貸管理人員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離所有者目標的現象。三是通過設計相互制衡的組織體系，通過權力的分工和制衡實現人員間的時時制約和事先制約，有效制止內部人控制行為。

國內銀行強調對員工加強控制。但國內銀行內部制衡的組織體系尚未建立，各種財務激勵措施尚未落實，貸款審批權也基本上是靜態管理、多年難變，對人員的控制主要落實在貸款責任制上。各家銀行建立了信貸資產質量第一責任人制度和不良貸款終身追繳制度，制定了詳細的考核辦法和嚴厲的處罰辦法，期望在信息不對稱、監督困難的情況下制約信貸人員的放貸行為，加大違規成本。一些要求和規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銀行規定新增貸款要實現“零不良”；一些銀行規定如果確因員工的過錯形成不良，則經辦人員將立即被解除合同，有關負責人也要受到相應行政處分。但事實上，由于存在信息嚴重不對稱和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的問題，再嚴格、細致的責任制度也無法防范道德風險，近年來信貸人員違規事件以及內外勾結詐騙銀行資金案件仍然層出不窮便是明證。與不斷加強的控制力度相對照，人員的激勵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一方面，貸款審批權基本按行政職務層層下放，基層以及中層信貸管理人員自主決策的空間有限，積極性受到挫傷。另一方面，激勵手段和措施仍然單調，基本還是傳統計劃體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財務激勵措施——按照績效考核進行的獎勵變成了固定獎金，實質上成為工資的一個組成部分，失去了應有的激勵作用。

(四)財務管理制度上的差異——外資銀行重視資產價值的真實性，國內銀行缺乏提取準備的自主性。

對貸款的會計處理和計提呆帳準備金的實踐是銀行業管理和控制風險的基本要素。外資銀行基于資產安全和經營穩健的考慮，十分注重按照審慎會計原則，在貸款的會計處理上充分估計可能發生的損失，真實反映貸款的實際價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貸資產賬面數字不變時，在資產方設立對沖項目——呆賬準備金用于備抵貸款資產項目的損失，使其按照實際價值得到反映，在負債方相應核減資本金。外資銀行對呆賬準備金什么時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財務、稅收部門限制，常常會在有計劃地預提普通風險準備金的基礎上，針對具體貸款風險提取專項呆賬準備金，以便在實際風險損失發生時有能力自擔風險。如某外資銀行除計提1％一般準備外，貸款降為不良后，會根據貸款項目預期損失程度計提相應的專項壞賬準備金。

國內銀行對貸款的會計處理主要按照1993年財政部頒布的《金融保險企業財務制度》的有關規定執行，已設立了呆賬準備金科目用于抵減資產價值。但呆賬準備嚴格按照財政部確定的計提標準——年末貸款余額的1％提取，損失發生后由財政部門審批核銷，存在呆賬準備提取水平過低、提取方式單一、提取范圍過窄和銀行對準備金的提取和核銷缺乏自主使用權的問題。與外資銀行相比，我國的銀行財務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時揭示銀行貸款風險，也不利于促進管理人員自覺控制風險。首先，銀行資產負債表某個時刻的資產存量，是按歷史成本計算原則而制定的，不能及時根據貸款的實際形態作出調整，這就意味著銀行資產沒有按其實有價值進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應數量的賬面“虛擬資產”，貸款風險不能及時在財務報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貸款損失與經營利潤不掛鉤。商業銀行的貸款收益是按照權責發生制，在貸款發放時確認的，而貸款損失則要到損失實際發生后才予確認，甚至由于財政部門出于稅收考慮，損失發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確認，其結果必然是高估利潤，在客觀上會造成基層經營單位的貸款擴張沖動和管理人員“重貸輕查”的傾向。最后，由于種種原因，貸款發生損失很難追究到個人責任，但灣收貸款時若熊收回貸款反而?艿玫澆崩庖蒼諞歡ǔ潭壬獻萑萘瞬渙即畹牟?/P>

(五)不良貸款處理策略上的差異——外資銀行重視轉化，國內銀行重視清收。

外資銀行在貸款發放后，客戶經理會主動參與借款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幫助解決具體問題。貸款出現問題后，銀行會成立專門小組，幫助借款企業渡過難關。如在某外資銀行，貸款發放后，基于同客戶建立長期信貸合作關系的理念，客戶經理往往滲透到客戶整個經營過程，利用銀行網絡優勢，協助客戶分析研究市場容量、市場份額、競爭對手等詳細情況，并針對客戶經營中出現的問題提出詳細的咨詢指導意見。如果客戶出現還款困難，也會盡量幫助其搞好經營，爭取實現雙贏目標。

國內銀行普遍存在“重貸輕管”的問題，貸款發放后的后續管理沒跟上，往往要等出現問題之后才被動研究對策。企業經營困難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貸款，手段單一，主要靠處置抵押物或司法訴訟，容易雪上加霜，將企業置于死地。

二、外資銀行信貸管理對我們的啟示

綜上分析，我國商業銀行在信貸管理制度的科學性和成熟性上與外資銀行有較大差距。這種差距直接導致了中外資銀行在競爭能力、經營效率和風險控制水平上的距離。因此，借鑒國外銀行先進做法，改革現有信貸管理制度勢在必行。

(一)借鑒外資銀行日趨成熟的信貸管理經驗，按照權力制衡的基本原則，建立健全信貸組織管理體制。

遵循信貸組織機構設置的三大原則，在現有信貸制度的基礎上強化信貸部門內部橫向制約機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牽制原則，即信貸組織各部門、各崗位、各權力之間形成一種約束制衡機制；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則，各部門各崗位、各人員要有明確的分工和授權批準，相互之間必須各司其職、各負其責，不能超越職權；三是遵循系統協調原則，各部門要圍繞一個共同的目標動作，理順關系、增強實力、杜絕內耗。即規模較大的分行可在現有審貸部門、風險審查部門和資產保全部門的基礎上，加設信貸資產組合管理部門，專門負責對全行信貸資產組合、資產多元化、整體信貸資產回收特點進行分析，對全行潛在集中風險進行評估，并向銀行董事會、高級管理層、銀行監管機構、投資者提供報告，根據既定的整體資產優化策略對各業務部門、區域經營管理的信貸資產狀況進行監察。還可設置信貸政策管理部門，專門負責制訂地區性信貸政策、草擬信貸文件，與信貸監管機構進行溝通等。同時，應將風險審查部門與信貸業務部門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線區別開來，以改變當前由于偏重業務擴張而忽視風險控制部門意見，導致風險審查部門事實上無法從組織上來制衡業務部門的弊端。

(二)樹立以人為本、激勵與約束并重的信貸經營管理思想，從人與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貸風險的雙重閘門。

信貸管理的核心是對人的激勵和控制，目前我國銀行的信貸管理制度強調通過制度加強控制，對人的激勵顯得不足。過份以責任制來制約信貸管理人員，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責任人為了避免出現貸款損失從而避免處罰，往往對有問題貸款在到期前進行不應有的展期或給予新貸款以收回舊貸款的本息，反而隱藏了風險；為了將個人責任變為集體責任，往往將所有貸款，無論金額大小都推給審貸委員會研究決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現時的問題應是強化激勵機制，充分發揮信貸管理人員的主觀能動陸。可從以下三方面著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貸審批權限按行政職務大小層層下放的舊框框，實行審批放貸和行政完全脫鉤。可按實際能力和以往業績給予信貸管理人員相應審批權限，并每年進行一次審定，視情況決定提升或降級，創造既有壓力又有動力的工作環境。第二，把實際工作中過多的負激勵轉為正激勵。加強正面引導和管理的同時，充分尊重和發揮員工的能動性，滿足他們受到社會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現行工資分配制度。堅持市場化的報酬原則，調大績效工資比重，破除行政級別的工資制度，全面推行客戶經理等級薪酬制度。

(三)客觀評價銀行信貸風險，改變信貸營銷觀念，正確處理好風險管理與提高效率的關系。

我國銀行業在信貸管理中往往陷入兩個極端：一是靈活性過強。對上市公司、壟斷性企業等客戶群體，在信貸管理中放松條件，不顧企業負債總規模和償債能力，為企業多頭開戶、盲目授信，甚至于違反國家賬戶管理、現金管理等有關制度，依賴壘大戶帶來的短期效益。二是過于教條。在商業銀行貸款企業結構中，中小企業仍然絕對主體，但在信貸管理中，過份強調形式上的風險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擔保手續，不能根據企業實際情況提供個性化的金融服務品種，消極逃避承擔適當信貸風險的責任。靈活性過強實際上是沒有原則性，過于教條則制約正常發展。銀行本質上就是經營風險的特殊企業，不可能消除信貸風險，只能通過制度的完善適度規避信貸風險，對風險的過度約束必然制約商業銀行的正常發展。因此，我國商業銀行應該在重新樹立正確的信貸風險觀念，在防范信貸風險的前提下，加大創新力度，提高經營效益水平。

篇(6)

1.對信貸風險管理的認識不足

對信貸風險管理在認識上還有偏差，思想上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只重視信貸業務的開展，而忽視對信貸風險的管理；只強調追求短期效益，而忽視對長期效益的考慮；只對信貸發生環節加強管理，而忽視對信貸行為發生前后的管理。出現貸前調查不夠細致，貸時審查不夠嚴密，貸后監管不到位。

2.缺乏行之有效的信貸風險控制系統

一方面，缺乏信貸客戶的相關評價和考察制度，導致客戶信用評價方法不夠合理，信貸檔案資料漏缺，更談不上信用跟蹤和資料更新。因此，銀行在信貸方向選擇上出現差錯，產生信貸風險。另一方面，信貸風險的相關內控制度滯后，具體表現為信貸流程運行低效、操作隨意性強、程序缺失等方面，部門之間原本設置的制衡機制作用較小。

3.缺乏完備的信貸風險預警系統

銀行工作人員缺失預警職責的培訓，基礎管理工作薄弱，對貸后資金的監管不力，造成發放無真實貿易背景貸款。

4.風險管理隊伍素質有待提高，管理技術落后

隨著現代金融管理的發展，對風險管理人員專業素質要求也越來越高。目前，我國信貸風險管理人員的整體素質偏低，管理技術水平落后，對客戶的信用評級結果不夠準確。

二、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成因

1.商業銀行自身原因

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改革進程不夠完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責、權、利問題。雖然各商業銀行圍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都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但沒有從根本上觸及產權制度，造成銀行自身管理監督體系不科學，貸款“三查”制度執行不力，違規賬外經營嚴重，潛在風險增大，不良貸款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2.借款企業或個人原因

借款企業的經營狀況好壞是商業銀行信貸風險形成的另一原因。企業能否按照合同按時足額的歸還貸款本息，一方面受國家政策、市場等因素影響；另一方面與企業改革成果有很大關系，直接影響信貸資產的質量。其次還與借款人的抵押物難以變現，蓄意詐騙貸款和多頭貸款或透支等有關。

3.外部環境原因和審計不到位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軌時期，社會信用環境缺失，與信貸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尚未出臺或出臺的法律與借貸風險管理不相適應，缺乏可操作性。同時對失信企業的懲罰力度不夠，一旦還不上貸款，申請破產注銷后更名再注冊，原有銀行借貸一筆勾銷，給國家造成大量的資金風險。作為獨立的第三方審計機構，在實際工作中，體現不了自身作用，導致對有些被審計單位的財務報告發表的審計意見無參考性。

三、商業銀行信貸風險的防控措施

1.做好信貸市場調研，培育信譽度高的信貸客戶群

銀行要夯實信貸市場調研工作，將目標客戶和存量客戶有機結合，精心培育優質信貸客戶群。重點做好對績優上市公司、行業壟斷客戶、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和基礎設施項目的服務，走質量效益之路，確保增量貸款的合理配置，從而為信貸經營增長方式的轉變打好基礎。

2.加強對信貸方有效評估，規避借貸決策失誤風險

銀行需加強對信貸方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對集團客戶，必須構建風險預警體系，開發風險預警模型，建立集團風險數據庫，通過關鍵指標提前預警風險，要真實反映信貸方的還款能力和風險程度，對信貸方的注冊資本到位情況，組織結構、管理體制，融資能力、融資需求和借款用途及風險進行全面的盡職分析，主動設計與信貸方需求相適應的信貸產品，提高產品市場占有率，規避信貸決策失誤導致的風險。

3.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構建全面信貸風險管理體制

加快金融機構改革步伐，進一步完善信貸管理體制，加強銀行內部管理，堅持穩健的經營方針，確保銀行信貸資產質量的穩步提高。在業務發展的整個過程，風險管理貫穿其每個環節。還要優化我國商業銀行的外部經營環境，科學制定貸款授權授信制度，以盡快完善貸款風險補償機制。

4.加強信貸制度控制，完善貸審分離制度

首先，商業銀行信貸制度控制要緊隨國家經濟金融政策及國家產業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加強行業及信貸投放的跟蹤分析，實時監控行業授信的總量控制。健全對貸款調查、審核、審批人員的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和信貸業務運營機制，進一步完善貸審分離制度，真正實現部門之間、人員之間的相互制約。其次，規范貸款操作流程，制定應對危機的策略，加強風險監測。再次，加大對產能過剩行業已授信客戶的貸后管理，制訂應對風險防控的方案，規避過剩產能調整帶來的風險隱患。最后，加強對產能過剩行業集團客戶、關聯客戶授信管理和監控，防止集中性系統性風險的發生。各商業銀行還應聘請審計機構進行審計、使其能公平、公正、獨立開展各項業務。

5.樹立信貸風險管理文化，培育全員的風險防控氛圍

信貸風險管理文化是商業銀行企業文化的組成部分，需要對全體銀行職員進行信貸風險文化方面的教育，形成全員風險防控氛圍，把風險管理工作落到實處、細處，逐步解決我國商業銀行信貸風險過高問題。

四、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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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學者的研究結論來看，金融發展或金融深化和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并不一致，例如張杰等（2011）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的1999—2007年間工業企業統計數據為樣本的實證研究發現，銀行信貸變量對于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是不穩定的，并且呈現負向關系；而劉小玄和吳延兵（2009）利用DEA-M指數方法測度了2000—2004年抽樣調查的1022家企業生產效率，在市場需求高速增長條件下，實證檢驗外部融資支持和企業生產率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樣本期內銀行信貸與生產率增長顯著正相關。這些文章對于厘清金融因素和企業成長的內在聯系具有重大意義，也從一個側面探索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微觀渠道。但這些研究都是直接考察了金融發展與企業成長之間的關系，主要分析金融發展緩解融資約束的功能，卻忽視了金融發展對企業成長的作用機制與渠道。既然金融發展和信貸獲得能夠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那么所有獲得外部融資的企業應該都有較好的長期績效或較高的生產效率，但現實情況卻并非如此，而且相關研究得到的結論也并不一致，因此，現有金融因素對于企業長期績效影響的研究沒能就結論差異和可能原因給出合理的解釋。在金融因素對于企業成長的微觀作用機制方面，國內外多數文獻都集中于直接檢驗金融發展或金融深化對企業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Brown等，2011；KimandWeisbach，2008；解維敏和方紅星，2011；張杰等，2013），以歐美等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為對象的研究基本上認同金融發展和外部融資對于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研發活動有顯著的積極影響，但考慮到轉型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背景之后，所得到的研究結論則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不同外部融資來源和異質性創新活動之間的對應關系也不是我們所想象的那樣簡單。此外，從這一領域的已有文獻也可以發現，對于企業技術創新變量的選擇仍存在著爭議。如果將專利及新產品開況作為創新活動的產出衡量標準研究企業的創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然而，創新活動可能還會體現在某些生產小工藝或者技術的改進上，這些都無法反映在專利、新產品數或新產品銷售值中；另外，通過專利或新產品等指標，我們得到的將僅僅是企業研發活動的效率，而研發成果是否能夠順利投入生產經營并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卻無從得知（周亞虹等，2012）。既然金融發展、企業外部融資以及所引起的研發創新活動其目的都是為了提高企業的績效和生產效率，那么，我們必然要追問，外部融資與技術研發活動的結合究竟是否帶來了企業績效的提升呢？進一步地，外部融資或金融發展與什么性質的創新活動相結合才會產生發酵效應從而促進企業的成長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目的即是從微觀企業層面來回答外部融資、技術研發及其交互作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

二、樣本數據和計量方法

(一)樣本數據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數據來源于2005年世界銀行聯合中國企業調查組織對中國商業投資環境和企業表現的調查數據（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BEEPS）。2005年的營商環境調查則包括了120個城市的12400家工業企業。該調查數據集合包含了大量的中小企業，同時排除了銀行業、電力、鐵路運輸等具有壟斷性質的企業；此外，在調查問卷的設計中，調查問卷的問題不僅要求企業報告了技術研發創新活動和研發投入資金，調查數據還包括了企業的財務績效、企業員工總人數的自然對數表示的企業規模（Size）、企業存在年齡（Age）、企業本科以上企業員工的比例表示的教育程度變量（Edu）等。因此利用這一數據進行研究，能夠更為全面和細致地反映企業的創新活動，這也有助于我們針對具體創新活動和企業績效之間關系展開深入考察。

(二)關鍵變量的測算本文不僅采用了較為常見的企業財務績效指標，（ROA，以營業利潤和總資產比例衡量）還采用了勞動生產率（LaborProductivity，以企業人均產出的自然對數衡量）和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這兩個指標。與ROA等容易受操縱的財務指標相比，生產效率是公司可否持續發展的更重要、更客觀的評價指標（Schoar，2002；李捷瑜和江舒韻，2009；周方召等，2013）。因此，借鑒GorodnichenkoandSchnitzer（2011）的方法，我們測算了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

(三)計量模型本文首先以2005年世界銀行中國營商環境調查數據為初始研究樣本，我們著重關注外部融資約束、技術創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對于企業績效的影響。根據前面的理論研究內容和研究假設，利用以下的計量模型進行初步的OLS回歸估計。本文的被解釋變量主要是衡量企業生產效率和企業績效的三個指標，即衡量企業成長能力的全要素生產率（tfp）、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LaborProductivity）和企業財務績效指標（ROA）。在解釋變量中，我們主要關心金融因素和企業技術創新這兩方面。2005年的BEEPS中國企業調查數據提供了相應的企業自我報告的信息，即要求企業回答如下的問題：“貴公司是否獲得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外部融資獲得的難以程度對公司運營和成長的影響”？、“外部融資的利率成本對公司運營和成長的影響程度？”等問題，通過對以上問題設計虛擬變量可以用于計量回歸模型。同時，調查數據還收集了企業近三年來有關技術創新研發投入的信息，包括了技術研發決策和技術研發投入費用，也有助于我們的研究變量設計。

三、實證檢驗

我們首先進行了OLS計量檢驗，在表1的PanelA、PanelB和PanelC中分別報告了外部融資約束程度（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是否獲得銀行信貸（BankLoan）、企業技術創新研發決策（R&D1）和技術研發強度（R&D2）對于各個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從表2的OLS估計結果來看，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程度越高，則其績效越低，外部融資約束變量（AccessofFinance和FinancialCost）對于企業成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而企業的技術創新變量（R&D1和R&D2）則對于企業績效和企業成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一結果也與已有國內研究文獻（周業安，1999；CullandXu，2005；李科和徐龍炳，2011；張杰等，2012）的結論相一致，再次表明了外部融資約束是影響企業績效和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較為嚴重的外部融資約束和金融抑制會阻礙企業績效的提升和長期成長。此外，在OLS估計中，企業是否獲得銀行信貸變量（BankLoan）對于企業的人均勞動生產率和財務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對于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雖然為正，但在統計意義上并不顯著。我們在以上的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金融因素和技術創新研發的交互項，為了節省篇幅，我們僅利用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被解釋變量，其中，Interection1代表獲得銀行信貸（BankLoan）和研發投入決策（R&D1）的交互項，Interection2、Interection3分別代表了外部融資約束（AccessofFinance、FinancialCost）和研發投入決策（R&D1）的交互項；Interection4、Interection5分別代表銀行信貸（BankLoan）、外部融資約束（AccessofFinance）和研發投入強度（R&D2）的交互項。企業規模（Size）是企業2004年雇傭員工總人數的對數值，企業年齡（Old）是企業自創立開始到2005年的持續年數。企業的技術創新研發決策和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在各個模型中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均表現出較為穩定的正向影響，而外部融資約束和技術創新的交互項變量分別在5%水平上（Inter⁃ection2）和1%水平上（Interection3）顯著為負，這說明由于外部融資約束程度加大會通過影響企業研發投入決策和研發投入水平而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此外，銀行信貸變量和企業研發投入的交互項（Interection4）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體現了金融發展和金融支持通過企業技術創新對企業成長起到正面影響，而企業技術研發投入強度越大則能夠有效緩解融資約束對企業績效帶來的負面作用（Interec⁃tion5在10%水平上顯著）。以上結論驗證了金融因素需要和企業自身的技術創新相結合才能夠發揮提高企業業績和促進企業成長的作用。企業規模（Size）和企業年齡（Old）兩個變量對于企業成長（tfp）的影響均是顯著為負的，這和Du等（2010）利用2002年的BEEPS調查數據實證檢驗的結論相一致；而本文得到的企業年齡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結果和蔡地等（2012）以2005年BEEPS數據為樣本的實證研究結果一致，這說明企業年齡越大、持續時期越長就更安于現狀而不愿意采取技術創新活動，相應地生產效率也自然會較低。

四、主要結論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