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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模或邊界、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本文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一、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二、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

三、企業的規模或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四、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作者單位：山西西山煤電集團公用事業分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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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銘潔.論《資本論》中的企業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與西方企業理論的比較分析［J］.現代物業（中旬刊），2010（4）

篇(2)

1、勞動價值論。

2、勞資關系論。

3、剩余價值論。

4、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的對抗性矛盾論。

5、社會進步論。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所形成的一部巨著是《資本論》，它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篇(3)

【關鍵詞]馬克思；新制度經濟學；人的本質；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動方式的理解也是馬克思經濟學的邏輯基礎，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但現在國內所進行的馬克思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卻往往忽略了這一重要的理論前提，而許多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西方經濟學家注意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人學基礎，卻簡單地將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理解為只具有抽象的階級屬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就認為，馬克思關于長期社會制度變遷的理論“只有通過階級斗爭才能得以實現”，由此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未能解釋問題的全部”。。這不能不說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一種曲解。因此，對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的思想進行界定與區分，是我們準確把握兩大經濟學說體系理論區別的關鍵所在。

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具體思想內涵

馬克思對人的本質和人的自由的理解，與科學實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1845年春天誕生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標志著馬克思哲學邏輯內部矛盾的一種科學解決。在新歷史觀中，馬克思指出，一切生產實踐都是個人“在一定的社會形式中并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如果說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實現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斷突破的話，人們借以進行物質改造的社會形式則是制約著人的自由的社會界限，狹隘的社會交往方式是市民社會個人盲目異在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對“社會關系”的外延作了具體說明，“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在內的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些社會關系是個人“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個人作為人的本質的實現程度，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取決于他對社會關系具體的、歷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如何行動，個人的利益滿足和自由實現程度，取決于他在具體的社會交往關系中的地位，取決于他對社會財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會關系的總和”是“物的和個體的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

具體而言，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論斷，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內涵。

第一，實踐是人的本質的首要特征。生產勞動實踐活動又是以分工、協作等社會化形式進行的，現實的個人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社會，取決于個人對物質資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交往關系。現實中的每一具體的、有差異的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財富占有狀況、交往對象、政治資源、倫理情感等等，從個人占有的這些“社會關系的總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體現出其具體的本質規定性。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認為具體的個人是“許多規定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

第二，在構成具體個人的多元規定性中，個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居于核心地位，決定著他的其他方面屬性。“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

第三，具體的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方式具有社會歷史性特點。每一個人“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0都是在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方式中獲得的，個人在社會關系占有上的差異性又直接表現為每一個人的局限性，它既是個人活動的實現條件，也是個人活動的客觀界限，它規定了個人活動的具體方式和個人獲得自由的相對空間。“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交往形式是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范圍內運動著的。”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成為規定個人活動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他或她行動的特點和方式。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然而，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歷史階段，由于技術分工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分割，每一個人都被局限于狹隘的社會關系結構之中，因此，人的行為受到他或她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制約，帶有特定社會關系結構的特點；并且，分立還造成個人的生產、消費等經濟行為失去了直接的社會性，因而還需要在社會交換關系中確證這種社會性，人的這一行為目的對于我們理解馬克思經濟學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

二、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的解釋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與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論解釋是對西方經濟學理性主義傳統中相關思想的延承與發展。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了系統的“經濟人”假定。亞當·斯密認為，“經濟人”具有兩個基本屬性：一個是自利性，即時刻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努力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滿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夠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最充分地掌握關于自我和社會的完整信息，并能夠準確找到實現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徑。在此基礎上，亞當·斯密進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見的手”，說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個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張揚，使得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見的手”的經濟學意蘊在于：自由市場中社會福利最為缺失的環節同時也是最能使個人獲得最大私利的環節，因此，個人的逐利努力會自發實現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實現私人利益的同時也使社會福利獲得增進。可見，“看不見的手”作用機制的有效性是以“經濟人”假定為前提的，“經濟人”假定設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經濟學規范分析的前提，從而開啟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經濟人”假定在方法論上的變化使新古典經濟學獲得了一個可進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過“經濟人”假定，經濟學家們借助于邊際分析和數理經濟學工具，將新古典經濟學搭建成一座邏輯嚴謹、結構優美的理論大廈，從而論證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機制，全面闡釋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統一的機理和評判準則。

新制度經濟學吸納了西蒙、納爾遜、西爾伯格等人關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對作為經濟學分析前提的人的行為特征做出再解釋。新制度經濟學創始人科斯指出：　“當代制度經濟學應該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實際的人在由現

實制度所賦予的制約條件中活動。”嘶制度經濟學另一個代表人物諾思也認為：“制度經濟學的目標是研究制度演進背景下人們如何在現實世界中做出決定和這些決定又如何改變世界。”從“實際的人”出發，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人的行為特征做出新的解釋。首先，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個人只能獲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現代市場交易中，由于參與者眾多，所涉及的各種要素復雜且多變，人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每個人所獲得的信息總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備有限理性。現實的個人對環境的判斷和評估能力有限，不可能無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財富價值取向。在某種情況下，人們的行為并不必然表現為對財富的追求。諾思認為，利他主義、意識形態和自愿接受約束等一些非財富動機也應當出現在個人的預期效用函數中。盡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個人之間經常發生的還是損人利己的機會主義行為。

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特征進行重新界定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由于逐利的個人只具備有限理性，并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因此，人們追逐私利的行為常常伴隨著“外部影響”，即存在數額巨大的交易費用，致使個人的成本、收益與社會成本、收益之間無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經濟學所關注的問題并不在于證明個人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性及其具體形式，而在于探討如何通過適當的制度設置或選擇，使交易費用最小，從而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偏離程度的最小化。

三、馬克思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思想的比較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很明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關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這種差異直接導致兩大經濟學說體系在社會歷史觀和研究方法論上的具體區別。大體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馬克思則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總和”。

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傳統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社會歷史觀背景。從亞當·斯密的“經濟人”開始，　“趨利避害”就被假定為人之本性，是人們一切經濟行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來，所謂“理性”是一種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動方案選擇，是人們對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規避更大利益損失的分析與判斷能力，“理性是指一種行為方式，它適合實現制定目標。目標可假定是效用函數期望值在某一區域上極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著人們的行動，是人們具體行動方式的依據所在，人們根據自身的這種主觀認知結構，遵循“認識一動機一反應一行動”的邏輯進行決策和活動。

而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解釋是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的。馬克思認為，人當然要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一個重要的、無可爭議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的”’。馬克思甚至將之稱為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同樣，馬克思也并不否認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馬克思哲學的意識觀中理性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馬克思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人們之所以有必要進行理性的“選擇”，是因為存在某種形式的約束，正是既定的約束條件使人們不可能窮盡一切可能，因而只能從中選擇達到利益目標或偏好的最優途徑。因此，馬克思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為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他或她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西方經濟學中對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每一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都變成了同一面目、竭盡全力張揚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經濟人”，豐富現實生活中活生生個人之間存在著的人格個性和行為特點差異不見了。新制度經濟學盡管通過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滿意準則”等范疇對傳統的“經濟人”假定進行了修正，逼近了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并沒有進一步深入分析更為實際的人與人之間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結構上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性約束條件上的區別，因此仍然是從相對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參與經濟生活的個人。因此，這種靜止的人性既不會在同一社會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存在不同，也不會因不同時代背景而有所區別。

與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經濟學也是將個人作為自身的理論前提。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是在批判費爾巴哈將人的本質理解為抽象的“愛”、“友誼”時，提出他的人的本質觀的，并且馬克思特意在說明人的本質的“一切社會關系總和”之前加上兩個定語——“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也就是說，現實中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本質規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體的社會關系，每一個人都是“多種規定性的綜合”，是“多樣性的統一”。馬克思正是通過現實中每個人具體的社會規定性特點來說明其特定的行為方式的：　“這里所說的個人不是他們自己或別人想象中的那種個人．而是現實中的個人，也就是說，這些個人是從事活動的，進行物質生產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馬克思經濟學中用具體的社會屬性說明人的本質，人的本質帶有時代性和歷史性特點，這一動態發展觀為馬克思的長期社會形態變遷理論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性論支持。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思也不得不嘆服：“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

第三，西方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豐寓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在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內的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歷程中，關于人性的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走出“霍布斯叢林”，西方經濟學傳統將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務于人的一己私利。盡管新制度經濟學某些經濟學家認為應當將正義、利他等因素納入個人的效用函數，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義，在他們實際的經濟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響、機會主義行為時——被考慮到的也僅僅是利己主義。這種對人性的狹隘單調界定所必然導致的理論邏輯結果，就是將現實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系僅僅理解為是處于對立狀態下的交易關系。

馬克思也承認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認為，人利己需要的滿足是通過社會性的方式實現的，社會才是個人的存在方式。個人“由于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以及他們求得滿足的方式，把他們聯系起來(兩性關系、交換、分工)，所以他們必然要發生相互關系”。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視野中的人是現實的、豐富的和多方面的。馬克思將人的各種需要及滿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納入人的“社會關系總和”。另一方面，每個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是多元的，但同時也是相對有限的。因此，人與人之間是互相需要的，人們之間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這種協作互補型的交往關系滲透于他或她的社會關系的各個方面。

因此，馬克思經濟學中理論研究的重點是人們通過分工協作形式進行的物質資料生產活動；而新制度經濟學的關注重點在于交易活動，研究如何通過制度的創設和調整來減少人與人之間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巨大的交易費用。

四、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

通過與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本質界定的比較，我們認為，馬克思經濟學中關于“人”的理解，具有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性出發的唯物論特點；不同的個人對“社會關系總和”的差異化占有構成了人們社會聯系的基礎，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具有動態的、發展的辯證性質；同時，這種差異化的“社會關系總和”的占有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這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所在。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唯物、辯證的科學思想，并賦予時代特點和國情內容，是新時期構建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指導思想。“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發展的目的和根本動力。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的上述三個方面本質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們深入理解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本”思想的科學內涵，從而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唯物、辯證的理論特點和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意義。

第一，我國現階段社會關系中不同群體的差異化存在，社會生活中不同階層在社會財富、生產要素占有關系上的差別，是科學發展觀形成的重要基礎。　馬克思認為，個人所占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其社會聯系，是一個人進行行為選擇和個體發展的可能性空間范圍。人與人之間所占有的社會關系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具體行為選擇和行動方式就不同，發展的可能性空間也不相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侵犯社會弱勢群體的事件時有發生，群眾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現實中這種社會關系、社會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化存在，促使我們深入思考發展的目的是什么、發展是為了誰的發展等問題。因此，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以人為本”作為科學發展觀發展動力的基本內涵。

第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強調，個人所占有的具體的、現實的社會關系總和不是靜態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每個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努力將推動人類社會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發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也將為個人提供更高層次的發展平臺，創造更寬廣的制度空間。在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優越的制度條件，只要我們完善法律法規。轉變發展方式，兼顧“五個統籌”，尊重發展規律，就能實現個人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進步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科學發展觀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過深化改革和進一步發展來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科學發展觀所強調的發展條件。

篇(4)

關鍵詞：馬克思；西方經濟學；貨幣需求理論；比較研究

貨幣流通是指在商品交換過程中，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所形成的連續不斷的運動。貨幣流通量是指在商品流通中需要作為商品交換媒介的貨幣需要量或必要量。馬克思與西方經濟學的貨幣需求理論雖然有相通或相似之處，但卻存在本質差別，對二者進行比較研究，有助于研究我國市場經濟中的貨幣供求關系問題。

一、對兩種貨幣需求理論進行比較研究的目的

研究兩種貨幣需求理論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在于揭示兩種理論的聯系、理論淵源和發展脈絡，進而更好地解決現實問題。馬克思的貨幣需求量公式m=pt／v和費雪交易方程式mv=pt實際上是把貨幣需求看作是流通中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和貨幣流通速度兩個因素，即：貨幣需求量md=f(pt，v)。在這個等式中，md為貨幣需求量；pt代表商品價格總額；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費雪的貨幣交易方程式把商品的范圍擴大到金融資產，而馬歇爾、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則擴展到更廣闊的領域，但經過整理仍能回到馬克思和費雪的簡單的貨幣需求模型。研究兩種貨幣需求理論在于明確：一方面，復雜的貨幣需求模型與簡單的貨幣需求模型具有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復雜模型是由簡單模型發展而來，因此，要承認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在貨幣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復雜的貨幣需求模型體現經濟的發展，因此，要承認復雜貨幣需求模型對經濟現實的解釋力。

兩種貨幣需求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資產選擇貨幣需求理論，如，凱恩斯的利率變化影響貨幣流通速度從而影響貨幣需求量的理論，對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就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而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理論所揭示的若貨幣供給超過商品流通對貨幣的必要量，則有可能引起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對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也有借鑒意義。凱恩斯不是從貨幣需求量來說明貨幣供給量，而是著眼于通過增加貨幣供給、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增加就業和產出。但按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理論，如果貨幣供給超過貨幣需求并進入流通領域，增加的貨幣供給就有可能引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因此，把兩種理論綜合起來考慮，會更全面地解釋現實中貨幣供求關系問題。

二、馬克思與費雪貨幣需求理論的比較

與馬克思的貨幣流通量公式最相近的西方經濟學貨幣需求量公式就是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兩者都是從商品交易或商品流通的角度來研究流通中的貨幣需要量問題。

(一)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和費雪的交易方程式的相同或相通之處。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可概括地表述為：mv=pt或p=mv／t。在這個方程式中，m代表貨幣數量；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t代表商品交易的實際數量；p代表商品價格。馬克思的貨幣流通量公式可表述為m=pt／v，如果把v移到公式的左端就變成費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并可進一步轉換成p=mv／t。因此，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和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在形式上具有相同或相通之處，都是研究流通中物價水平和預測貨幣需求量。分析這兩個公式會發現：第一，兩個公式在組成要素、結構及表現形式上是相同或相通的，都提出了貨幣數量、物價水平、商品數量和貨幣流通速度問的關系。第二，兩個公式都指出流通中商品價格的變化情況。在v和t不變的條件下，p隨m同方向或正比例變動；在m和t不變的條件下，p隨v成同方向或正比例變動；在m和v不變的條件下，p隨t成反方向或反比例變動。第三，兩個公式都具有預測流通中貨幣量的功能。費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如果把v移到公式的右端，從形式上就變成了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m=pt／v，也具有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這一規律性。

(二)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公式的優勢。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和費雪的交易方程式從實質上看有本質區別。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的最大特點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貨幣需求理論。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對等的基礎是勞動創造的價值，即貨幣價值或貨幣符號所代表的價值與商品的價值對等。費雪雖然也認為貨幣是一種商品，但卻不承認商品或貨幣自身的價值由勞動決定，而認為由商品流通中的供求關系決定。這一根本區別決定了馬克思貨幣流通規律公式的優勢和費雪交易方程式的不足。

首先，費雪的貨幣需求理論只適用于對紙幣流通中物價水平的說明，而不適用于金屬貨幣條件下對物價水平的說明。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貨幣貯藏職能理論，在金屬貨幣流通條件下，貨幣的貯藏職能像一個儲水池，會通過自發調節，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待實現的商品數量相適應。因為不僅商品的價值由勞動決定，貨幣作為商品的價值也由勞動決定，按照等價交換的原則，只能是等值的商品和等值的貨幣相交換，而不會是多值的商品和少值的貨幣相交換，或多值的貨幣和少值的商品相交換。當流通中的貨幣量多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時，多出的那部分貨幣就會自動退出流通，形成貯藏貨幣；當流通中的貨幣量少于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時，就會有一部分貯藏貨幣自發地補充到流通中來，滿足流通需要。這種情況會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流通中的貨幣必要量基本上相適應，而不存在貨幣量脫離流通中的商品量而無序變動的問題。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金屬貨幣流通條件下，商品價格的變動只能來自生產商品和貨幣金屬的勞動量的變動和商品供求關系的變動。

其次，費雪交易方程式對p取決于m的解釋，是建立在v和t相對穩定的假定基礎上。這使他的解釋只適合短期內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能充分解釋長時期的物價變動情況。在長期，即使v、t和m都能保持相對穩定，但由于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和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變化，商品的價格也會發生變化。費雪的交易方程式，由于缺乏勞動價值論作為理論基礎，不能說明這一問題。相比之下，馬克思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則能充分解釋這類問題。

再次，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公式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能正確地認識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關系，從商品流通來說明貨幣流通。因此，馬克思的公式是用待實現的商品數量、商品價格水平和貨幣流通速度來說明流通中的貨幣需要量。流通中的貨幣需要量與待實現的商品數量乘以單位商品價格水平而形成的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從而能正確地說明貨幣流通規律問題。相比而言，費雪的交易方程式沒有勞動價值論作基礎，雖然也從商品流通的視角研究貨幣需求量問題，卻不能正確認識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關系，看不到商品流通對貨幣流通的決定作用。這使他把貨幣數量看成是決定商品價格水平的根本因素，不能準確地說明貨幣流通規律問題。

當然，也不否定費雪的貨幣需求理論，把貨幣的流通范圍擴展到金融商品，這使他的貨幣需求理論在商品流通的范圍上更貼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實際，對研究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貨幣需求量問題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三、馬克思與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貨幣需求理論的比較

馬克思從商品流通的角度研究貨幣需求量問題。因此，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稱作商品流通貨幣需求理論。馬歇爾、凱恩斯和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都是從資產選擇的角度來研究貨幣需求問題。因此，他們的貨幣需求理論可概括為資產選擇貨幣需求理論。

(一)馬克思與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貨幣需求理論的區別

1、兩種貨幣需求產生的領域和形成的原因不同。馬克思貨幣需求理論中的貨幣需求產生于商品流通領域。馬克思把商品流通定義為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商品流通必然要有一定的貨幣量作交換媒介來完成，這就產生了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需要多少貨幣量的問題。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把貨幣作為一種資產，探討人們在持有的資產，如貨幣資產、實物資產或證券資產中，愿意以貨幣形式持有的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重。在這里，貨幣需求被當作一種資產選擇行為，貨幣被當作是資產或財富的一種形式。因此，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雖然也認為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是人們持有貨幣的原因，但他們都并不是從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本身來解釋貨幣需求量，而是從資產選擇的視角來說明貨幣需求量問題。因此，他們所說的貨幣需求是在商品流通之外，由資產選擇而決定的貨幣需求。

2、兩種貨幣需求決定的因素和規律不同。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產生于商品流通，并由商品流通決定用于交換媒介的貨幣需求，由流通中的商品數量、單位商品價格水平和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因此，流通中的貨幣需求量的規律就表現為：流通中的貨幣需求量與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資產選擇貨幣需求理論認為，決定和影響貨幣需求的首要因素是人們的財富總量或國民收入水平，其次是利率水平，還有其它相關因素，如財富所有者的偏好等等。

3、研究問題的目的和途徑不同。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理論，主要是為了說明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問題，及在紙幣流通條件下由于紙幣發行量多于或少于它所代表的金屬貨幣量而引起的商品價格變動問題。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理論主要解釋產出和物價的變動問題或以持幣量為內容的貨幣需求量問題。如，在產出問題上，凱恩斯認為，在貨幣需求曲線既定的情況下，增加貨幣供給會降低利率，刺激投資，增加產出。而在貨幣需求量的變動對物價影響問題上，解釋的途徑與馬克思也有所不同。如，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數量增加后，個人與企業擁有的現金數量就比其擁有的其它資產多，由于持有的現金過多，所以就購入其它種類資產加以調整，于是使各種資產價格上升，利率下降。這時會進一步發現，購入其它資產并不會增加更多收益，還不如用于商品和勞務方面的支出劃算，最終結果將會促使物價上漲。

4、兩種貨幣需求量的具體含義或表現形式不同。馬克思的貨幣需求量是指為完成一定的商品交易量而需要的貨幣量，即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必要量。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量是指在一定的收入和資產環境下，人們愿意持有的貨幣量。因此，前者是處于流通領域中，用于執行流通手段的貨幣量；后者是處于流通領域外，處于停滯沉淀狀態，儲藏在人們手中的貨幣量。

5、兩種貨幣需求的貨幣職能不同。馬克思的貨幣需求直接產生于貨幣的交換媒介職能。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直接產生于貨幣的儲藏手段和支付手段職能，間接產生于貨幣的交換媒介職能。

(二)馬克思與馬歇爾、凱恩斯、弗里德曼貨幣需求理論的相通之處。從上述兩種貨幣需求理論的區別中看出，兩種貨幣需求理論存在于不同領域、產生于不同原因、具有不同表現形式或含義、用于說明不同問題的貨幣需求理論，因此差別很大。但這兩種理論也有某些相通之處。

從宏觀貨幣需求總量及其決定因素來看，兩種理論具有相似或相通之處。把馬克思的貨幣流通公式與馬歇爾、凱恩斯等人提出的劍橋方程式和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進行比較可說明這一問題。先看劍橋方程式：md=kpy。在這個公式中，md表示貨幣需求量、p表示物價水平、y表示總收入、py表示名義總收入、k表示py與md的比例，也就是一年中人們愿意以現金余額的方式持有的貨幣量占商品交易量的比率。把劍橋方程式與馬克思的貨幣流通公式加以比較：首先，商品交易總量pt與收入總量py間具有緊密關系。收入總量py必須經過商品流通，才能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這樣一來，收入總量py也就成為商品交易總量pt。其次，把k與i／v相互替代。因為k表示py與md的比例，等于py／md。如果從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的角度來看，py除以m。應該等于貨幣流通速度v，而k則相當于貨幣流通速度v的倒數1／v。這樣，劍橋方程式就可轉換為馬克思的貨幣流通量公式m或md=pt／v，就可看出馬克思的貨幣流通公式與劍橋方程式具有相通之處。

再看弗里德曼的貨幣需求函數：m／p=f(y，w；rm，rb，re，1／p·dp／dt；u)。在這個公式中，m為個人財富持有者持有的貨幣量，即名義貨幣需求量；p為一般物價水平；m／p為個人財富持有者的貨幣所能支配的實物量，即實際的貨幣需求量；y為按不變價格計算的實際收入；w為非人力財富占總財富的比例(即來自財產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rm為預期的貨幣名義收益率；rb為固定收益的債券收益率；re為非固定收益的債券(股票)收益率；1／p·dp／dt為預期的物價變動率，即實物資產的名義報酬率；u為貨幣的效用及影響此效用的因素。

篇(5)

關鍵詞：價值創造剩余價值勞動

中圖分類號：F014.13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10-038-03

恩格斯在《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一文中，將馬克思杰出貢獻概括為兩大發現：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理論{1}。前者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后者解釋了財富創造的力量始源。馬克思經濟學說特別是剩余價值理論的創立，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不言而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了馬克思經濟學說，與時俱進、勇于創新，為開辟經濟學說新境界而不斷探索。

一、剩余價值理論的置評

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科學地論證了勞動創造價值及勞動是剩余價值唯一源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的占有權，無償獲取剩余價值。雇用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并非是指淺顯易見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而是具有價值表現形式的剩余勞動或剩余產品。占有對象的形式發生變化，使剝削更具有隱蔽性。馬克思經濟學說特別是剩余價值理論，為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剝削的特殊表現形式及其本質奠定了學理基礎。

1.貢獻：源于科學的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繼承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思想，進而批判其在剩余價值起源和性質問題上的錯誤見解{2}，全面系統地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深刻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剩余價值的生產）的絕對規律，創造性地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價值形成與價值增殖過程，從而發現了新價值來源于勞動，揭開了資本家無償占有剩余價值、剝削工人的秘密，解決了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不能解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不敢解決的問題。馬克思的杰出貢獻，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為成為現實提供了強大的思想理論武器。

2.不足：因為時代的發展。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是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基礎理論和重要內容。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兩類不同性質的挑戰：一是來自意識形態方面的詰難，二是來自社會經濟發展的省思。顯然，后者具有科學價值。由于在中國的獨特地位，使我們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局面：一方面，馬克思經濟學說如果教條地理解、機械地運用必然脫離實際，既不能科學地解釋現象，也不能合理地制定政策；另一方面，盡管馬克思經濟學也是舶來品，作為外國經濟學一家之言不能歸并于西方經濟學說，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主觀考慮影響客觀置評。

社會經濟發展到新的階段，新常態下經濟實踐需要有新的理論認識來指導。所謂新常態，是指現代科技發展的水平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建立。前者代表了新的生產力水平，后者反映了新的生產關系。因此，繼承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精神，運用方法論創新勞動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豐富和發展具有時代特色的經濟學說。

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析

剩余價值（SurplusValue）是馬克思經濟學說核心概念，由英國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威廉·湯普遜（WilliamThompson）在《最能促進人類幸福的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一書中最先提出。古典經濟學少有使用和論述剩余價值，直到馬克思的經典性著作《資本論》問世。

1.剩余價值的產生。假設某紗廠{3}，紡紗工人勞動6小時，消耗棉花10斤、價值10元，消耗紗錠等其他生產資料的價值為2元，勞動力1天的價值為3元，資本家墊付15元（預付資本：（10+2）c+3v=15元）。工人6小時將10斤棉花紡成棉紗，棉花和紗錠等其他生產資料的價值（12元）及其勞動力1天的價值（3元），一同歸集計入棉紗中。那么，10斤棉紗的價值應為15元（產品價值：（10+2）c+3v=15元）。產品的價值等于預付資本的價值、沒有增殖，即價值形成過程。

但是，資本家購買的是勞動力一天的使用權，雇用工人工作不止于此，必須繼續勞動。假定工人勞動12個小時，意味著20斤棉花紡成20斤棉紗，生產資料的消耗與勞動時間同比例增加，則資本家墊付資本27元（預付資本：（20+4）c+3v=27元）。生產的結果，產品價值30元（產品價值：（20+4）c+3v+3m=30元）。紡紗工人12小時勞動轉移生產資料舊價值（所消耗的棉花和紗錠等其他生產資料的價值）24元，創造新價值6元。其中，補償勞動力價值（耗費6小時）3元，余額3元（另6小時創造）。產品按價值出售后，資本家收回預付資本27元，剩余價值3元。產品價值大于預付資本價值，實現了增殖。由此推論，“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時間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4}

既然“在不同生產部門，總資本中大小相等的各資本，包含著剩余價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5}，令人困惑的是：（1）資本家或職業經理人經營企業、組織生產的管理工作，在整個價值創造和增殖過程中是否屬于生產勞動？換言之，經營管理行為能否作為勞動參與價值創造？（2）資本家墊付的不變資本（構建或租賃廠房、購置機器和采購原材料的投入），承擔投資風險以及由此可能帶來貨幣貶值的損失，是否允許有回報？（3）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國家稅收十分完善，企業繳納經營稅、個人繳納個人所得稅、無論納稅主體是法人還是自然人的捐贈行為繳納贈與稅、個體生命終結繳納遺產稅，企業發展還要提取留存所需資金，剩余價值百分之百歸資本家占有值得商榷。

2.剩余價值的來源。為了簡化分析和說明問題，需要建立幾個模型：

分散生產模型：假設每人每天在家工作6小時可以將10斤棉花紡成棉紗，每周工作6天，其中1天用于賣貨和購買原料，10斤棉紗價值10元。如此，每周可紡50斤棉紗，價值50元，扣除成本費用可賺20元；集中生產模型：某紗廠雇用10名工人，每人20元/周報酬，生產條件不變（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時將10斤棉花紡成棉紗）。唯一變化的是，工人6天全部紡紗，資本家負責采購和銷售。如此，每名紡紗工6天可以生產60斤棉紗，集中生產比分散生產多產10斤棉紗。此外，集中采購可以降低成本。

分工協作模型：某紗廠雇用10名工人，每人20元/周報酬，勞動強度不變（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時）。與集中生產相比，工序由每人從頭到尾、各自為營，改為按照工藝分工、流水作業，即2人梳棉、4人粗紡、4人精紡。分工使每個人的工作簡單化、程序化，協作提高組織整體的生產效率，平均每人每天生產11斤棉紗，每周生產66斤棉紗。如此，分工協作比集中生產多產6斤棉紗，比分散生產多產16斤棉紗。

簡化工藝模型：某紗廠雇用10名工人，勞動強度不變（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時）。與分工協作相比，按照生產工藝設崗定酬。梳棉和粗紡環節不需要專門技術，解聘6名工人以原工資的一半聘用6名學徒；精紡是提高棉紗質量的關鍵，解聘4名工人以原工資1.5倍聘用4名技師。如此，產量保持不變情況下，工資總額比分工協作生產方式少支付20元（原工資總額：20×10=200元，現工資總額：10×6+30×4=180元），相當于增加了20斤棉紗產量的效益。

機器生產模型：某紗廠勞動強度不變（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6小時），與簡化工藝相比，生產條件由手工作業改為機器生產，按照生產工藝設崗定酬。總共雇用5人：2名學徒工填料打包、2名技工操作機器紡紗、1名工程師負責機器維護。學徒、技工和工程師每周工資分別為10元、20元和80元。如此，產量保持不變情況下，工資總額比簡化工藝生產方式少支付40元（原工資總額180元，現工資總額：10×2+20×2+80×1=140元），相當于增加了40斤棉紗產量的效益。

以上模型，分析可知：

分散生產模型下，勞動者從事生產作業，兼顧經營管理。若視個體經營為資本家不脫離生產勞動，其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相結合，皆有付出。

集中生產模型、分工協作模型表明，手工作坊生產是由組織要素（OrganizationFactor）組成，要素之間按照一定方式組成相應的系統結構，以使整體功能大于單個要素功能之和。生產作業與經營管理實現分工，管理職能從生產運作中獨立出來，可以創造更大的價值。

簡化工藝模型、機器生產模型表明，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不僅有雇用工人的勞動，也有資本家的勞動，資本家的勞動對生產經營和技術革新起關鍵作用，同樣創造價值。

綜上所述，分散生產模型下，只有一個人勞動。業主既是工人，又是資本家，勞動成果歸勞動者個人所有；集中生產、分工協作模型較之分散生產模型，勞動強度和勞動報酬條件保持不變，同樣可以創造新的、更大的價值。這其中，當然也包括剩余價值；簡化工藝、機器生產模型較之集中生產、分工協作模型，勞動強度保持不變，改革生產工藝、專業分工，以優化組織資源配置實現價值增殖。由此可知，剩余價值還有新的源泉。集中生產、分工協作、簡化工藝和機器生產四個模型分別代表制度、管理、技術和工具等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與價值增殖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馬克思的偉大，在于發現勞動在價值形成與價值增殖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從而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具有正當、合理性。否定其它生產要素在價值形成與增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勞動本身也就無法創造價值和社會財富。

三、剩余價值理論的否定之否定

在馬克思以前，早期西方經濟學家就已經發現雇傭工人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超過自身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卻止步于“勞動商品”、“出賣勞動”的傳統認識。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從分析勞動力商品切入，探索剩余價值的來源，根據勞動價值理論構建起剩余價值理論框架。雖然，馬克思對剩余價值并沒有給定一個標準定義，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概念。例如，“剩余價值首先是商品價值超過商品成本價格的余額”{6}、“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ΔG，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值額。我把這個增值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surplusvalue）”{7}、“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是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8}。不同概念的建構，只是從不同視角展開論述、本質無異，這些論述確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表征了馬克思的政治立場和研究視域。

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都應當密切關注時代提出的現實問題，“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9}，這是學術研究的使命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有賴于投資者、管理者、工人的共同勞動。生產作業與經營管理都是通過勞動創造價值，這不是否定剩余價值理論，而是對勞動創造價值給予重新認識，對剩余價值的產生進行省思。馬克思對剩余價值的認識是科學的，也是正確的。歷史條件所限，以小生產的視域看待社會化大生產顯然不足。后繼者囿于教條認識，又成為小生產者觀的繼續。

在分散生產模型下，有社會分工、無組織分工，利益關系單一，組織內部無利益矛盾；集中生產、分工協作、簡化工藝和機器生產模型下，社會分工與組織分工共同作用，利益分化形成利益矛盾，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管理運營與作業操作、專業技術與非專業技術之間的經濟差異格局不斷擴大。利益矛盾激化勢必導致利益沖突，而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利益分化則會助推社會經濟發展。

“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10}，“世界并不是一種利益的世界，而是許多種利益的世界”{11}，個人和組織的動機、思維和行為都可以從各自的利益訴求中獲得答案，故馬克思言：“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2}現代社會，資本家通過投資活動，合理使用勞動對象、降低勞動強度、節省勞動時間，優化資源配置、集約勞動所產生的合力大于個別勞動簡單相加之和，特別是采用先進的生產裝備和科學工藝、改進組織管理進行專業化分工提高生產率，減少生產運營中消耗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剩余價值的來源除了勞動，還有制度、管理、技術、工具等生產要素，共同構成剩余價值的來源。當然，勞動是剩余價值的主要來源。正確理解剩余價值或財富創造的源泉，有助于指導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和微觀領域的企業管理。

四、結束語——方法論的精髓

篇(6)

2、在社會生產中，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系則是生產的社會形式。

3、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化。

4、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狀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它決定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發展，一種舊的生產關系向另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過渡。關于這點分工和協作便是一種有形體現。

篇(7)

關鍵詞:勞動使用價值論;快樂經濟學;基礎理論

中圖分類號:F0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3-0003-02

在當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立論的根據。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任務是,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并與原政治經濟學在價值觀上一脈相承的新經濟學。在新時代,新經濟學就應該是研究快樂的快樂經濟學。

一、勞動使用價值論的提出及其內容

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時,他是最先從商品的分析入手的,他揭示了商品的兩重性,即價值和使用價值。

在分析勞動使用價值論基本內容前,我們必須概括一下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有關論述。

1.有人認為,馬克思不重視使用價值,對此,馬克思是堅決反對的。他說:“這位瓦格納還把我列在那些主張‘使用價值’應該完全從‘科學’中‘拋開’的人中間。”“這一切都是‘胡說’”[1]。馬克思把使用價值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說:“這不過是已經在單個商品上表現出來的同一規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是它的交換價值的前提,從而也是它的價值的前提。”[2]

2.從商品兩重性也可看出,馬克思是非常重視使用價值的,他把使用價值列為商品的兩重性之一。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兩重性是由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的,商品兩重性是由勞動力的兩重性決定的,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商品的價值。

3.在馬克思看來,一般商品的使用價值就是表現為商品具有的某種效用,這是實現交換價值的前提,“物品要成為商品,從而成為交換價值的承擔者,一定要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因而一定要有某種有用屬性。”[3]

4.馬克思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的自然屬性,但同時也認為使用價值具有社會性。“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2],“商品的使用價值,不是對他本人即賣者的使用價值,而是對第三者即買者的使用價值。”[4]

5.馬克思看到一種商品在不同角度、不同環境、不同階段所具有的不同使用價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執行職能的商品的使用價值,情況則不同。按照勞動過程的性質,生產資料首先分為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或者更進一步地加以規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輔助材料等等。”[3]

6.馬克思認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只是資本增值的手段,“……資本對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價值形式作為自己一視同仁的化身加以采用或拋棄。”[5]

7.馬克思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使用價值,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現實的具體物的屬性,即“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另一方面他把使用價值看成是抽象的、類的存在,即作為政治經濟學中的范疇,“作為使用價值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只有當使用價值本身是形式規定的時候,它才屬于后者的研究范圍。”[6]

8.馬克思看到了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所特有使用價值的作用,也正是主要由于這一點,馬克思才把使用價值引入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之內。“……剩余價值本身是從勞動力特有的‘特殊的’使用價值中產生的……所以在我看來,使用價值起著一種與以往的政治經濟學中完全不同的作用。”[1]

9.馬克思認為,“貨幣的使用價值就是:貨幣創造交換價值,創造比他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交換價值。”[2] 在這里貨幣的使用價值實際上作為資本來讓渡,它的使用價值就是獲得利潤。

10.馬克思認為,“對于提供這些服務的生產者來說,服務就是商品。服務有一定的使用價值(想象的或現實的)和一定的交換價值。但是對買者來說,這些服務只是使用價值,只是他借以消費自己收入的對象。”他還認為,“服務只是勞動的特殊使用價值的表現,因為服務不是作為物而有用,而是作為活動而有用。”[1]

11.馬克思看到了使用價值在總供給與總需求平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應該強調的是,馬克思認為,從總體而言使用價值對社會資源的分配起決定作用。“如果說個別商品的使用價值取決于該商品是否滿足一種需要,那么,社會產品總量的使用價值就取決于這個總量是否適合于社會對每種特殊產品的特定數量的需要,從而勞動是否根據這種特定數量的社會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產領域(我們在論述資本在不同的生產領域分配時,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在這里,社會需要,即社會規模的使用價值,對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分別用在這個特殊生產領域的份額來說,是具有決定意義的。”[1]

以上我們簡略地概述了一下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論述,盡管上述的介紹存在著許多不周全之處,但本人認為,這基本上反映了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下面本人就根據馬克思有關使用價值的主要觀點,對勞動使用價值理論的基本內容,做一下初步的概括和總結:(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的配置趨于合理化。

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一樣,的使用價值論也必然是勞動使用價值論,這是價值取向的根本要求。正如無產階級革命先驅所說:“從前的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以后的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了。”[7] 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當然也要以勞動和勞動者為本位。

二、確立勞動使用價值論的現實意義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并不是忽視或不看重使用價值的,只是出于革命性的需要,他在構筑其理論體系時,必然選擇最能證明其革命性的那部分概念和內容,作為其論述的主線。盡管如此,由于使用價值的特殊重要地位,馬克思還是大量地論及了使用價值。從他的大量論述中,我們可以概括出馬克思對使用價值的基本觀點,這些基本觀點現在看來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1.使用價值與價值共同構成商品的兩重性。這說明,從商品兩重性構成角度看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商品兩重性的論述必然是勞動價值論的重要內容,同樣也應是勞動使用價值論的重要內容。我們明確這一點,其最根本的現實意義在于,通過對價值的研究,得出的勞動價值論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的基石;那么我們通過對使用價值的研究,即可得出新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基石――勞動使用價值論。

2.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和價值的前提,勞動的直接目的是創造使用價值。這說明,從價值實現角度看,使用價值已經成為交換價值和價值的核心,離開了使用價值,也就無所謂交換價值和價值,因此,勞動的直接目的當然是創造使用價值。這一點對我們的啟示是,作為企業必須首先注意新產品的開發,不斷創造具有新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只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得交換價值。使用價值的創造當然也包括產品質量的不斷提高,而且這是使用價值創造的重要內容之一。

3.使用價值除了代表商品的自然屬性外,它本身也具有社會性。我們的國家和企業必須明確,為誰創造使用價值,為誰創造價值?可以說,這一條標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在價值觀上的根本取向,從而也證明了勞動使用價值論,能夠成為指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基石和邏輯起點。

4.從整體而言,對使用價值的重視使資源配置趨于合理化。可以說,這一條是政府和企業重視使用價值的必然結果。政府重視使用價值,就必須重視產業結構調整問題,哪些是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或過剩的產品,政府都應該在宏觀上有所把握,政策的制定就應該以此為據。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即創造使用價值過程中,就應該對市場進行調查和預測,然后才能決定創造哪些使用價值以及創造商品的數量。

三、勞動使用價值論與快樂經濟學

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價值理論包括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狹義價值理論即指勞動價值論。根據前文的研究,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應該包括: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和勞動使用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最終要解決財富的公平、公正分配問題;勞動使用價值論最終要解決生產過程的合目的性問題。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核心和靈魂就是“以人為本”,即以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

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應該研究三大方面問題:一是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二是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三是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生產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生產什么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如生產糧食還是生產,建樓堂館所、豪華別墅還是修希望小學等等。分配領域的公正問題要解決利益分配的廣泛化,避免利益向少數人集中。如子女上學、醫療保障、社會保險等問題。消費領域的合理化問題要解決如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科學、文明消費。如封建迷信、鋪張浪費、跟風消費等等。

快樂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就應該從生產領域開始。我們還是借鑒馬克思的分析方式,即從分析“商品”入手。馬克思已經發現了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這兩重性。通過對價值分析得出勞動價值論,并以此建立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在當代,我們就要通過對使用價值的分析,確立馬克思的勞動使用價值論。并以勞動使用價值論為邏輯起點,建立新經濟學――快樂經濟學。

現實在變化,社會在發展,隨著現實的變革,作為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的也應該大發展。我們要善于在理論體系內部尋求新的生長點,使理論更好地為現實服務。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08-716.

[2]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4-716.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0.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