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篇(2)

――美國耶魯大學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大綱》向我們證明了馬克思解釋當代世界的持久能力。

――加拿大約克大學馬塞羅•墨斯托

馬克思的《大綱》即馬克思寫作于19世紀50年代、由一系列未發表的手稿構成的著述文獻。1939-1941年，蘇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經過編輯整理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為名出版。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馬克思的《大綱》（Grundrisse，亦稱“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從馬克思寫作《大綱》的時間，到《大綱》最后以全文的形式公開出版，中間間隔差不多快100年的時間了，而且，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大綱》才真正開始在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以及日文等語境中成為學術探討的熱點。可以說，馬克思的《大綱》真正經歷了一場“百年孤獨”，但20世紀60至80年代，以及其后再次掀起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關于《大綱》的國際學界探討熱潮，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場非常有傾向性的理論努力，那就是通過對《大綱》的文本解讀，并立足于當代思考，力圖呈現出“《大綱》中的馬克思”形象，其基本旨趣或許就在于意大利馬克思思想研究者內格里所說的，在文本解讀中回到馬克思，同時又在當代思考中重新激活馬克思的理論努力。

對于任何一個嚴肅的學者和研究者來說，我們都有必要了解與“馬克思的《大綱》”有關的故事，以及關于“《大綱》中的馬克思”的故事。今天，我們有了詳細了解這一故事的“路線圖”了，這就是近期（2011年4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其“研究”系列中推出的一本新譯著：《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以下簡稱《馬克思的〈大綱〉》）。

《馬克思的〈大綱〉》一書的編者是意大利裔加拿大學者馬塞羅•墨斯托，其主要論文貢獻者則囊括了當今活躍于國際馬克思思想研究界的諸位名家。正如英國文化者斯圖亞特•霍爾所指出的，馬賽羅主編的這本書有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思《大綱》的重要性及其影響力；而美國后現代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認為該書勾畫出了一幅理論的世界地圖；同樣來自英語世界的馬克思思想研究者戴維•麥克萊倫評價說該書很好地體現了近20年來國際學界關于馬克思《大綱》的熱烈討論的最新成果。伴隨著這場討論熱潮的是《大綱》的傳播與接受的“全球化”進程。甚至有學者認為它是“馬克思的著作在近20年中出版數量最大的作品”，是馬克思最有吸引力的著作之一。《大綱》全文本已被翻譯成了22種語言，32個版本。不包括節選版本，它已經被刊印了50多萬冊。

從整體內容框架來看，《馬克思的〈大綱〉》將所收入的論文分為三個部分，即學界對馬克思《大綱》的考證性研究（參見該書第一部分）；《大綱》寫作時馬克思的生活與時代背景（參見該書第二部分）；150年后《大綱》在全球的傳播與接受。其中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則包括：其一，基本概念：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商品、生產、異化和勞動（以及勞動價值論）概念等；其二，基本問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發展問題（特別是前資本主義社會諸形態的劃分和關系問題、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問題，以及資本主義本身的結構性演變問題等）、生態和人的解放問題，以及《大綱》所展現出來的馬克思的研究方法等問題；其三，馬克思思想的文本和文獻學基礎研究：《大綱》被發現的過程、其內部的編排體例和結構關系（如“資本章”和“貨幣章”的關系等）、《大綱》與《資本論》的關系問題、《大綱》寫作時期馬克思的傳記研究（包括生平介紹、時代背景以及同時期“關于危機的筆記”和給《紐約論壇報》的文稿等）、《大綱》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接受史研究。

從其主要學術觀點貢獻來看，正如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在前言中所指出的，作為馬克思“成熟時期”的一部作品，特別“是為《資本論》所做的理論努力的一部分”，《大綱》在馬克思的著述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意義，所以完全有理由將《大綱》視為處于“最豐碩期的馬克思的思想”。作為編者的馬塞羅在該書中也是論文的作者之一，力圖梳理馬克思一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歷程，指出《大綱》“盡管沒有完成，但它仍然標志著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它“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許多方面都不同于20世紀主流解釋者所呈現的那個馬克思”。英國學者卡弗則指出，《大綱》更像《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資本論》第一卷，因為在手稿中，馬克思的工作方式是隨意可親的，而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中，其工作方式則更講究技巧。但是，將這種風格、語氣和表述上的差別，與任何更為復雜和基礎性的變化相聯系，則是過分奢望和不必要的。伍德認為，只是在《大綱》中，歷史才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方式開始真正被人們所認識。福斯特則說，《大綱》成為將馬克思的總體分析統一起來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它不僅從寫作年代上處于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資本論》之間，而且還構成了兩者之間在概念上的橋梁。特別是馬克思的生態唯物主義的特點，這在他對馬爾薩斯的批判中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批判在《大綱》中表現得最為鋒利、最為透徹。

基于上述學術貢獻，馬塞羅主編的《馬克思的〈大綱〉》出版后得到了英語學界的好評。美國社會學會雜志主辦的《當代社會學評論》認為，馬塞羅在該書中致力于讓來自全球的20位馬克思思想研究專家給我們講述了關于《大綱》的諸多故事，向我們展示了許多過去不知的學術背景和研究線索。從而讓我們開始逐漸了解了《大綱》的出版與傳播對國際馬克思學發展的重要性。可以說，“所有嚴肅的馬克思學者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這不僅是對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關于馬克思《大綱》討論熱潮的繼續，也因其所邀請作者的學術涵養和儲備而為這場討論注入了具有時代性的新鮮話語。《科學與社會》雜志上刊登的約翰•霍夫曼的評論則指出，當今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使得馬克思的《大綱》及其研究成果成為當下非常應時的理論貢獻。而其中的主要根源正如該書序言的提供者霍布斯鮑姆所言，實乃因為馬克思在《大綱》中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資本主義體系的至今仍然具有無法超越的說服力的分析和論述。

篇(3)

“人”的問題，是馬克思理論活動始終圍繞的中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全部馬克思理論實際上是一門關于人的解放的科學。尤其馬克思哲學，直接就是一種始終以“人”的問題為宗旨，探求人類解放道路的哲學。這可以從青年馬克思在哲學上的探索得到說明。

1835年，年僅17歲的馬克思在中學考試的作文里寫道：要“為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善”而工作。從此，關于人的本質、人的命運、人的解放等與人的存在有關的問題，一直貫穿于馬克思的理論探索活動中。當然，馬克思17歲時的這種人文關懷，更多來自宗教的影響。因為受家庭環境的熏陶，少年時代的馬克思曾經是一個基督徒。而信仰耶穌基督的西方人，普遍都有拯救人類、尤其是拯救異教徒的宗教情懷。后來，馬克思在上大學之前放棄了，他不再從宗教上去研究“人”，而是稟承德意志民族的另一個傳統，轉而從哲學上去研究“人”。

在當時德國哲學界，體系龐大、內容豐富、形式抽象的黑格爾哲學正走向解體。而在此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尤其活躍。這一派人的哲學從黑格爾的絕對觀念出發，以反宗教的面目躋身哲學舞臺，提出人的自我意識哲學：認為“人”不是黑格爾抽象的絕對觀念自我運動和實現的工具；相反，絕對觀念可以被“人”認識到，而且只有在被“人”意識到的時候，它的使命才能完成。因此，人之成為人的根本，在于發掘和闡揚人的自我意識。這樣的理論，包含的現實意義在于：以反宗教的面目突出了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并在“自我意識”的意義上把人當作歷史的主體，而不是別的神秘力量的工具。

這對當時的馬克思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的理論發現，它為馬克思尋求人類解放的道路，提供了第一個哲學依據。這一點，我們從他的《博士論文》就可以強烈感受到。但是，現實中那個專制的普魯士德國并沒有適合“自我意識的人”存在、生成的土壤，僅僅是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就對人的思想言論自由構成了極大威脅。而沒有精神自由，要成為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又從何談起？因此，必須“向現實的普魯士專制制度開火”，以拯救“自我意識的人”。這便是馬克思在《萊茵報》前期的幾篇政論文的主題。

也正是在“自我意識”哲學和黑格爾法哲學的支配下，馬克思設想，理想的國家應該是這樣的：國家應該是自由、理性精神的維護者，國家的法律制度應該是自由、平等、公正、正義、善良這些抽象理念的現實體現。這無疑是一種從“應有”的理想出發來批判和構建“現有”的現實的思維方式。

但是，當馬克思用這種哲學思維方式來指導他的工作和理論研究的時候，遇到一個讓他既憤慨又困惑的問題。這就是當時萊茵省議會的一些議員要求把到森林里靠撿拾枯木維持生計的貧民以盜竊罪論處。國家的法律不是應該體現公平、正義、人道、自由的理性精神嗎？怎么現實的法律卻僅僅站在林木所有者利益的立場上說話，而完全不顧貧民的利益呢？“究竟應該為了保護林木的利益而犧牲法的原則呢？還是應該為了法的原則而犧牲保護林木的利益？”。萊茵省議員辯論的結果是“利益所得的票數超過了法的票數”。

可見，不是抽象的法原則支配現實法律制度，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物質利益關系支配現實法律制度。因此，人的解放不是通過什么自我意識或抽象的原則來實現，而必須到人的現實物質利益關系中去尋找。

但是，對于當時從哲學出發來研究社會現實的馬克思來說，現實的物質利益關系，基本上是一個未知領域，所以他說，這個時候“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

而在當時，能夠比較真實地揭示市民社會物質利益關系的學科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所以接下來，馬克思花了將近一年半的時間研究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同時展開了對黑格爾法哲學和青年黑格爾派哲學的批判，并獲得了一個重大的理論發現：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

這表明：無論對歷史的理解，還是對自然的理解，都不能脫離人，尤其不能脫離人的勞動實踐。因為自然界和歷史的形成、發展與人通過自身的勞動而誕生、形成是同一個過程。這一看法不但終結了長久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帶有神學和思辨哲學性質的歷史觀，更宣告了一種具有全新意義的哲學世界觀萌芽。這一全新世界觀便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第一條所闡明的一種既不同于舊唯物主義也不同于唯心主義的新哲學――實踐哲學。

在這里，人類哲學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變革發生了。這就是：實踐哲學思維方式的誕生。而在此之前，支配人類世界觀的是直觀的思維方式和抽象的思維方式。實踐哲學思維方式與這兩種思維方式的本質區別在于：它始終從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前提和結果的意義上來看待、對待外部世界，并將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當作實踐關系。這樣，它一方面避免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在世界本源問題上，即世界是統一于物質還是精神，這種無休止的、形而上學式的追問和爭論；另一方面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上也避免了機械唯物主義反映論和唯心主義哲學各執一端的片面。

把人的實踐活動，和作為實踐活動前提與結果的人的生活世界，作為哲學研究對象，這其實也意味著馬克思新哲學的研究對象說到底也就是“人”。因為實踐活動主體是“人”，而生活世界其實也就是屬“人”的世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自己的新哲學稱之為“實踐的人道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人為本”是馬克思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只不過與哲學史上其它“人本論”不同，馬克思哲學中的“以人為本”，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

馬克思實踐哲學意義上的“以人為本”

而實踐哲學意義上的“以人為本”，作為一個實踐問題，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含義：

首先，“以人為本”中的“人”，既不是費爾巴哈意義上的“肉體人”，也不是青年黑格爾派意義上的“自我意識的人”，而是從事具體的、歷史的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人”。而現實的人至少同時包含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與動物相區別，作為類存在的人；二是以不同社會群體形式存在的社會人；三是有獨立人格和獨特個性的個體人。而這三種意義上的人共通之處是，都是實踐活動的主體。而作為實踐活動的主體，三種意義上的人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可以從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具體的、歷史的社會關系中把握到，并可以從階級、階層屬性，職業屬性，性別屬性，民族、種族屬性，人的個性等諸多方面進行具體分析的活生生的人。所以，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不但揭穿了宗教世界中人的自我異化了的“神圣形象”，也揭穿了思辨哲學中人的自我異化了的“非神圣形象”。而中外哲學史上，性善、性惡，“天使”、“野獸”的爭論，在馬克思的實踐哲學中成了一個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偽問題。

篇(4)

論文摘要：提出技術哲學研究要融入哲學主流和切近社會現實，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在這樣的定位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又成為了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內容。

一　技術哲學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門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

中外技術哲學研究大致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雖然成果頗豐，但作為一門學科仍未進入“常規科學”階段，仍處于哲學研究的邊緣，仍未產生明顯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針對這種困境，為了適應當今技術時展的要求，為了促進技術哲學研究的繁榮，中外技術哲學家對技術哲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張加強技術認識論研究，通過科學哲學之門融人哲學主流；拉普建議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倫克和羅波爾主張建立一門“跨學科的實用主義的技術哲學”；費雷建議，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技術文化環境，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米切姆指出，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呼吁技術哲學家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的行列中來；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

這些建議凸顯了兩個“問題意識”。其一，技術哲學研究如何融人哲學主流；其二，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切近社會現實。這兩個“問題意識”的確應是作為一門學科的技術哲學研究的“定向儀”，應是我們思考技術哲學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針。

技術哲學研究要融人哲學主流，要切近社會現實，主要取決于它選擇什么樣的學科主題。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是什么，在中外技術哲學界有很大的爭論。筆者贊同這樣一種觀點：技術哲學是“哲學中的自然改造論”。從現代哲學的生活世界觀視角看，技術解釋有兩個基本觀點，即“技術是目的的手段”，“技術是人的行動”。這兩個基本觀點實質上是“一體的”。它們貫穿在雅斯貝爾斯關于技術的界定中，它們也正是海德格爾追問技術本質時首先“穿過的正確的東西”。技術是人的行動，具體地說，國內學者稱：“技術就是設計、制造、調整、運作和監控人工過程或活動本身”。國外學者稱：技術是“人們借助工具，為人類目的，給自然賦予形式的活動”；技術是“設計一實施”。說到底，“技術是做”，技術是屬于自然改造的范疇，技術的問題是實踐的問題。所以，技術哲學研究的學科主題本應該定位為“自然改造論”，即是研究“關于改造自然這個領域的一般規律”。

更重要的是，這樣學科主題的定位，不僅使技術哲學研究在整個現代哲學體系中有鮮明的特色和突出的價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會現實。一方面，馬克思在現代哲學的起始處要求“哲學家不僅要研究如何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馬克思提出的這項現代哲學研究任務至今遠未完成。可以說，要完成這項任務，就必須大力發展如此定位的技術哲學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學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題始終是缺失的，所以技術哲學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價值。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說，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實踐是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也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決定其它一切活動的實踐活動。“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所以，以這種實踐活動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哲學必然能真正切近社會現實。

筆者不贊同，技術哲學研究應“以技術認識論為中心”的主張。這種觀點的理論預設是，把技術化約為一種“知識體系”，把技術問題歸之于認識問題，把技術哲學歸結為“技術認識論”。這種觀點，究其實質是那種“重視超然的理論思考，輕視實踐活動”的哲學傳統在今日技術哲學中的繼續。如上所論，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論”。“自然改造論”，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動本身，研究其本質、要素、結構和形態，但并不排斥“技術認識論”。技術實踐活動中需要知識，有獨特的認識現象，技術認識論問題當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構成技術哲學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論”，應該從更好的哲學開始。在這里，“更好的哲學”就是馬克思實踐哲學。人們通常把馬克思在哲學史上所實現的哲學革命稱作“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聚焦于“人的”“實踐的”“感性的”“現實世界”，以實踐活動作為其世界觀的支撐點，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歷史發展出發去尋求人類解放道路。比較不同的生活世界觀，馬克思實踐哲學突出強調物質生活、實在的對象化活動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礎性，而其他現代哲學則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歸結為日常生活或日常語言交往，都將物質生活、人的對象化活動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馬克思實踐哲學才有一個科學的實踐觀，才能為“自然改造論”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學的理論框架。其實，由于其突出的“實踐轉向”，馬克思實踐哲學內在地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自然改造論”思想。在這些思想的指導下，進行“自然改造論”研究，不僅能使技術哲學作為一個哲學學科得以成長，而且也會推進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發展。如陳昌曙先生所言，“離開自然改造論，實踐唯物主義就會被架空。”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要融入現代哲學的主流必須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事實上，當前歐美技術哲學的發展已經有走向這一定位的端倪。與經典技術哲學家相比，美國當代技術哲學家伯格曼、伊德和費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發現當代生活中存在著“裝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術制品與人的中介聯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聯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聯系(backgroundrelations)。兩人都專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沒有關注產生技術裝置或技術制品的技術實踐活動。比較而言，費恩伯格更關注技術實踐領域，他的“工具化理論”(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術制品成為社會的適用工具的實踐過程。當前，這種向現實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歸，在歐美技術哲學界已發展成為一場“經驗轉向”運動。它主張，技術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于對技術“內部”的認識，“必須基于對技術實踐本身的理解，即技術制品是如何被設計、開發和生產的。”目前，“技術哲學的經驗轉向”還是初步的，可以預見，其進一步的發展必將指向技術實踐論本身，必將使技術實踐論研究凸顯出來。因為只有這樣，技術哲學才能從“關注技術制品使用者階段(theuserphase)轉移到關注其設計、開發和生產階段”，[]才能真正打開“全新的研究領域”。這也意味著，這場在歐美興起的“技術哲學經驗轉向”只有徹底地走上“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之途，方能實現其目標。

二　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技術創新哲學研究

一旦把技術哲學研究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那么在技術哲學研究的眾多主題中，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就顯得特別關鍵和緊迫。它不再僅僅是屬于“技術哲學的應用研究”或“技術方法論研究”領域，而是屬于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可以說，沒有深入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作為“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技術哲學就難以真正確立。從建設“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的角度來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實踐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實踐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揭示技術的內在本質。歷史上通常認為，技術是發明家的創造，而創造本身是一種無結構、無過程的心理頓悟，似乎是“來無蹤跡”、“帶有魔幻色彩”。這種技術創造的“恩賜說”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們對“技術內部的認識。現在人們則認為，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與社會相互建構的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與技術相適應的社會。這個技術產生的實踐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實踐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可見，“技術創新”概念本身就意含著使技術創造過程“祛魅”，使其“物質化”而納入實踐范疇的意思，已經內在地向“技術內部”的認識敞開。所以。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實質上，德韶爾早就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認為，技術哲學惟有研究技術創造活動，才能發現“技術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確地指出：“為了遇見技術的本質，我們必須到新形式首次被創造的地方去尋找。大規模工業生產只是類似于詩和音樂作品的復制和再生產，而只有在藝術家的創造活動那里我們才更接近于詩和音樂的本質。技術的核心是發明。只可惜，他把技術創造活動主要歸之于發明家的“內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確地把它視為物質性的社會實踐活動。德韶爾這種原本正確的技術哲學研究思想，在后來的技術哲學研究中沒有被實行。從整體上看，實際的技術哲學研究“最驚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術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認真對待技術”的哲學家那里，德韶爾的這個思想才逐漸成為技術哲學研究的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

其二，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發展軸心，才能向現實社會“敞開”，指導和推動現實社會的發展。在古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隱含著的，可以從史前各種先王從事創造的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發展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從歷史深處看，從宏觀上說，技術創新的體制化始于19世紀末，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技術創新已經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物質生產實踐的創造性本體，越來越成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基礎和標志。從微觀上說，技術創新恰恰就是一個新的“制作社會”的形成過程。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必將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發展。如果不“下沉”到“技術創新”層面，則技術哲學研究就不可能實現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學旨趣。譬如，芒福德、馬爾庫塞、弗洛姆提出的技術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現實社會的生活，則必須發展出相應的較為具體的人性化技術創新理論。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發明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由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譬如，基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至少要包括“實踐結構論”和“實踐形態論”，而要研究這兩方面的內容就必須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視角結合起來，工程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結構論”必須有人文的透視，而人文技術哲學視野中的“技術創新實踐形態論”必須有工程的基礎。

另外，進行技術創新研究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有特殊的意義。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積極面向社會主義實踐的需要。我國企業搞活、民族復興最終要落實到技術創新上來。面對全球化、生態化、信息化、知識化的嚴峻挑戰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短缺的國情，如何依靠技術創新求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個關鍵性難題。為解決這個問題而提供哲學智慧是當代中國技術哲學家的責無旁貸的任務。另一方面，研究技術創新是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創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國的技術哲學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進一述評的學科跟隨戰略。鑒于國際上技術哲學研究尚處于前范式時期，我國技術哲學研究，只要立足中國現實，視野開闊，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是有可能創出中國特色的技術哲學理論的。與發達國家相比較，作為“晚發外生型”現代化的國家，面對前述的嚴峻挑戰和國情，我國技術創新涉及因素尤為復雜，進行得尤為艱難，因而構成突出的社會實踐問題。牢牢抓住當代中國技術創新實踐，以馬克思實踐哲學為指導，我國技術哲學研究或許能創出自己的特色。

篇(5)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　馬克思　日本　研究綜述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這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市民社會”，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但是，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大綱》研究也并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們試舉兩例。首先，是山之內靖對“市民社會派”的批判。作為一個事實，無論是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還是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他們都屬于“市民社會派”。而這一派對馬克思的解讀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用“市民社會”概念來重構馬克思的學說；將市民社會看做是一個貫穿整個人類歷史的基本概念。因此，他們的馬克思解釋會包含著許多對斯密的生產力概念、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西歐發展道路的肯定。對此，山之內靖從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機、非西歐世界等出發，認為他們夸大了《大綱》中所存在的“西歐中心主義”、“黑格爾的觀念”、“生產力主義”，提出應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第三手稿》中馬克思對費爾巴哈哲學的吸收，即馬克思的反現代性的自然主義思想以及馬克思的“晚年構想”。

篇(6)

關鍵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恩格斯;修改

中圖分類號:A8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4-0190-03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在發展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提綱》有兩個稿本:一是1888年恩格斯在發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時作為該書的附錄一同出版的并經過其修改的版本。二是1932年首次在蘇聯公開問世的馬克思的原稿。兩個版本的根本哲學思想是一致的(即都突出實踐在中的核心位置和作用,與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一切舊唯物主義徹底劃清界限),但差異的確存在。它們都具有巨大的理論和歷史價值。

一、恩格斯對《提綱》進行修改的三種主要形式

《提綱》是馬克思于1845年春在布魯塞爾寫下的。恩格斯在1888年發表《提綱》的時候,總共對其進行了60多處的修改。恩格斯的修改本的基本內容和框架與原稿無異:都是十一條的文本組成,全文均以新唯物主義的實踐觀為主線,貫穿新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存在論、歷史觀和哲學觀。兩個版本都完整地再現了馬克思當年所要表述的“新唯物主義”哲學世界觀 [1]。

恩格斯修改《提綱》的本意是對其中的一些說法在細節上進行增補、刪減和改寫,以使得人們能夠更好地理解他與馬克思早在1845年就站到了與費爾巴哈不同的哲學立場。其修改的形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技術性的修改;二是對著重號(譯本中的黑體字)的變更和調換;三是對整條句子以及相關的關鍵用詞的改寫。①

第一種修改形式主要是針對馬克思原文中的一些錯誤,如拼寫、用詞、標點符號、連接詞、略寫詞進行糾正、改動和完善,以使文章更為通順和便于理解 [1]。如在《提綱》的第二條中,馬克思原來使用的是定冠詞des,恩格斯后來將此冠詞換位了不定冠詞eines,即補充了“某種”思維的意思。這實際上就是特指費爾巴哈式的思維;第五條,馬克思的原文是“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2],恩格斯將“喜歡直觀”改為了“而訴諸感性的直觀” [2]等等。第二種修改形式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在文本中所著重表示的部分所作出的修改。反映在中譯本中,就是黑體字位置乃至內容的不同和變更。如第一條,馬克思強調的是“客體”和“或者直觀”,而恩格斯強調了“客體”和“直觀”;第三條,恩格斯將“革命的實踐”[2]改為了“變革的實踐”[2];第五條,馬克思在“直觀”二字上加了著重號,恩格斯在修訂時改為了“感性的直觀” [2]等等。第三種修改形式是恩格斯對原文中的某些句子和關鍵用語進行的修改。恩格斯常常是在添加和刪減內容時,補充或減去了一些插入句。如第一條第二句,馬克思的原文是“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2]恩格斯改為了“因此,結果竟是這樣,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當然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2] 修改本加上了“結果竟是這樣”、“但”、“因為”等邏輯關系連接詞等等。

二、恩格斯所作出的絕大多數修改與馬克思原稿保持了高度一致

“高度一致”指的是恩格斯絲毫沒有觸及和影響馬克思的原意,只是為了語句和表述的明晰順暢、易懂通俗和精確規范而作出了改動。

首先,技術性修改全部屬于與原稿高度一致的修改。不難理解,《提綱》作為馬克思的一份“千字文”,是作為個人研究用的,馬克思并沒有對其進行雕琢和加工。這就造成了筆記的隨意性和自由性較大,一些細節性的錯誤和疏漏在所難免。當恩格斯在43年后重讀這份筆記時,為了照顧將來的讀者,就會去糾正和規范這些明顯的錯漏之處,以使得文本暢通、用詞正規、句法細膩。

比如,第五條中,恩格斯把“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喜歡直觀”改成了“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就把馬克思所要說明的問題更直接地展現了出來:費爾巴哈往往在脫離了黑格爾思辨的迷霧之后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純粹的感性直觀,一定意義上回到了舊唯物主義的陣營中去。馬克思所用的“喜歡”沒有“訴諸”來的更為正式和明確。而且,恩格斯在“直觀”二字前加上了“感性的”,就使其與“抽象的”相互對應,語句顯得更為工整和對接。可以說,這一處修改很好地體現了恩格斯對馬克思原稿進行的技術性完善和潤色。

此外,恩格斯會在一些語義關系變化處補充上邏輯關系表達詞。如第七條,恩格斯在“是屬于一定的社會形式”[2]前加上了“實際上”[2],這就將馬克思原本的“遞進”含義凸顯在了文字之中,便于讀者領會。

后兩種修改形式的情況多少有些不同。先來談一下第二種修改形式,即恩格斯對著重號的修改部分。根據中譯本來看,可以總結出兩個版本在著重號方面共有8處不同。其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恩格斯只是變動了馬克思原本強調的部位,而未修訂馬克思的語詞;第二類是恩格斯修改了馬克思的語詞,但在修改后的語詞上依然保留了著重標記。第一條中“感性的人的活動”[2] ――“人的感性活動”[2]以及第三條中“革命的實踐”――“變革的實踐”屬于第二類,其他6處均屬于第一類。①

第一類的改動也屬于“高度一致”的修改。因為恩格斯并未變化語詞,因而原稿的基本含義和意義也就不會產生改變。如第一條中,恩格斯把馬克思在“或者直觀”身上所加的強調換做了“直觀”,去掉了對“或者”的標記,這明顯是為了同前面的“客體”更順接地對應起來。

第三種修改形式雖然是對整句和關鍵用語的修改,但仍有多處修改再次證實了恩格斯和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

拿目前比較有爭議的第十一條為例。恩格斯補了一個“而”[2](德文“aber”)字進去。有人認為這使得語句過于偏重后半句的“改變世界”,而極大的掩蓋了前半句的“解釋世界”。馬克思當年是把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做“遞進”的關系講的,而不是做“轉折”的意思講。恩格斯的修改令人產生誤解,好像只講改變世界,不談解釋世界[1]。恩格斯在這里表現出了他本人同馬克思不同的思想。

其實,馬克思恩格斯二人不止一次聲明自己理論的實踐特征。強調、突出實踐,他們始終是不遺余力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說過,“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3]從這段話中的“只有”、“而”、“僅僅”等輔的詞匯來看,馬克思無疑更傾向“改變世界”。而這段話中所說的“哲學”,更是直指傳統的,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所有從前哲學家的哲學。可以說,此句與《提綱》的第十一條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反襯出恩格斯所加的“aber”實乃精妙,一語道破了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哲學同舊哲學的實質差別。

何況,即便是“轉折”的語氣,也不意味著恩格斯就不關注“解釋世界”,轉折只是側重于修飾的對象,并不完全否定轉折之前的一切語句成分。兩個版本的第十一條都是表達這樣的意思:哲學必須又解釋世界又改變世界,改變世界是首要的。馬克思為“改變世界”下的修飾語是“問題在于” [2],恩格斯則更是干脆加了個“而”。兩人都是為了突出“改變世界”,這是毫無疑問的。

三、部分修改所顯示的恩格斯和馬克思之間細微的差異

細微的差異表示二人就同一問題的意見和觀點是全然一致的,只是會有一些習慣用語、常用概念、表述方式等表層和微小方面的不同。主要選取一處同樣飽富爭議的修改來進行舉例論證。

這一例即是上文所說的第二類著重號修改中的第一處:“感性的人的活動”和“人的感性活動”。有人認為“感性的人的活動”和“人的感性活動”是兩種提法,“感性的人的活動”是指現實的人,或是說從事現實實踐活動的人所從事的物質的、精神等的活動。而“人的感性活動”是指人所從事的現實實踐和活動。二者的意義相差甚遠。因為馬克思想要說明的主要是人的現實性,而不是人的活動的現實性。現實的人所從事的活動的內容和范圍,也不見得就和人所從事的“感性活動”,亦即“現實活動”的內容和范圍畫等號。而且,“感性的人”也對應了之后的“主體方面”,畢竟主體就是指感性的人。恩格斯沒能理解馬克思“感性的人”這個概念,誤以為馬克思就是在說人的現實的實踐,所以做出了與原意出入較大的修改[4]。

然而,這種看法割裂了馬克思用語的整體性。回到原句,“感性的人的活動”與隨后的“實踐”是并列的關系,與再往后的“主體方面”也是并列的關系。三者均為并列,可以讀出馬克思在這里講的“主體方面”,特指人的“實踐”活動,而不是指“感性的人”。一旦“主體方面”只是指“感性的人”,三項并列的關系就不成立了,就邏輯混亂,說不通順了。(“主體方面”等于“感性的人”,也等于“實踐”,那么“感性的人”就等于“實踐”,結果就出現了“實踐的活動”,顯然是不符常理的)也就是說,馬克思所寫的“感性的人的活動”是一個整體概念,這種活動指的就是馬克思所著重標記的“實踐”。不能把“感性的人”從“感性的人的活動”中解離開來去探討和理解。

而且,馬克思所說的實踐正是他一直強調的現實的生產活動,即人們所進行的現實生活和實際生產。而“感性”一詞的意思也正是“現實的”:“說一個東西是感性的即現實的”[3]。因此,“感性活動”就意指人們所進行的現實生活和實際生產。這樣一來,“感性的人的活動”和“人的感性活動”在總體上指的是同一內容和概念[5]。

所以說,“感性的人的活動”是一個一體的概念,把“感性的人”單獨拿出來講,才是違背馬克思的原意了。恩格斯正是由于領會到了“感性的人的活動”和隨后“實踐”的對應關系,為了幫助讀者更好地懂得馬克思,才做出了這樣的修改。

不過,馬克思早期非常喜歡使用“感性”一詞來論述問題。“感性”常常被馬克思放在名詞之前來作為修飾語,如“感性的自然界”、“感性的外部世界”、“感性的對象”等等。反觀恩格斯,其早期作品中很少會出現“感性”一詞。平鋪直敘和直截了當是恩格斯的一貫風格,而馬克思則是思維縝密,用語嚴謹。可以推測,馬克思當時使用“感性的人的活動”,將“感性”仍然放于“人”之前,是他的一種習慣性表達。而恩格斯卻很可能擔心讀者會接受不了馬克思過于哲學的表述,如果是“人的感性活動”,情況就好多了。在這一點修改上,我們能夠體會到二人在語句風格及表達方式上的差異。

四、少數修改顯示出恩格斯和馬克思在相同問題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

1844年后,馬克思恩格斯二人實則分工明確。馬克思更多專注于政治經濟學和哲學的研究,恩格斯則將大多數精力放在了社會政治學和自然辯證法的研究上。這就使得,當其中一人在某方面的知識面和理解程度要明顯優于另一人時,其給出的論證、闡述以及理論的運用也要比另一方更為全面和深刻。

在《提綱》的兩個版本中,這種因特長領域的相異而造成的二者差異,也在極少數部位顯現了出來。其中有一處歷來為人們談論,即恩格斯對第三條第一段的修改。馬克思原本批判的主要是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指出他們不懂得社會實踐的意義,看不到環境是隨著人的實踐的變化而得到改造的,片面地以為人只是環境的產物,只是被動地適應環境,環境則不會因受到人的實踐活動的影響和作用而發生改變。馬克思在這一條批判了費爾巴哈之外的另一種舊唯物主義,這使得《提綱》對舊唯物主義哲學的批判更為全面和完整。即立足于“實踐”,對“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進行嚴厲批判。而恩格斯卻在“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之后加上了“(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里就是如此)”這就把馬克思的批判對象的指向范圍給縮小了。恩格斯之所以會補入羅伯特?歐文這個典型人物,可能還是擔心讀者對馬克思談到的那種唯物主義學說不甚了解,于是就舉個知名的例子來引導一下讀者。只是,歐文屬于英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所指的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不是同一回事情。盡管馬克思對“一切舊唯物主義”的指責和抨擊必然包括了歐文在內的空想社會主義。

恩格斯一定是確證了馬克思是在批判整個舊唯物主義,所以敢于加上這個補充說明。在他看來,十七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和18世紀的英國空想社會主義雖有差別,但他們的實質,即“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是沒有差別的,是完全能夠歸為一類的。至于他們各自獨有的特征和個別觀點的異同,在精神內涵和本質一樣的前提下,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6]。

然而,馬克思未必會如此思考。馬克思對舊唯物主義哲學的研究相比于恩格斯要寬泛、精深得多。空想社會主義和法國舊唯物主義是兩個具有獨自價值的議題,二者在馬克思眼里是不會等同的。即使馬克思要在這里舉例論證,也絕不會因為法國舊唯物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本質上的無甚差異而去列舉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來對本條的論述做出注解。在這個細節上,反映出了恩格斯對舊唯物主義哲學的了解和掌握不如馬克思那樣具體到位。同時,正是因為恩格斯多年從事對社會學以及政治學的跟蹤研究,他對空想社會主義的熟知程度是很高的。在不違背馬克思的原本精神的條件下,恩格斯用他擅長領域內的一個人物來對原文作出補充性的解釋,在情理之中。這樣一來,我們也很容易地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盡管在根本思想上一致,卻在特定的同一個問題上會做出基于不同角度和不同論證形式的闡發和辨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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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61.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6-325.

[4]紀玉祥.關于恩格斯對《費爾巴哈論綱》的若干修改[J].哲學研究,1982,(10).

[5]周敦耀:也談恩格斯對《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修改[J].哲學研究,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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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人文的互動——論懷特海的科學文化觀孟建偉 彭彥 (99)

論塞爾日·莫斯科維奇對生態主義思想的貢獻王莉莉 (104)

俄羅斯發展道路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拉古諾夫·弗拉季米爾·博里索維奇 楊青（編譯） (109)

行政學院科學發展研究——論貫徹落實《行政學院工作條例》的若干問題 (1)

地方政府與治理

大部制改革后的完善路徑探析——兼以重慶市大部制改革為研究個案傅廣宛 (7)

非常態治理：關于建立“準大部門制”應急管理體制的思考——來自煙臺市的調研報告胡象明 魏慶友 (12)

政治·行政

基于政治協調的區域公共治理的問題緣起及其應對臧乃康 (16)

當代中國行政區經濟表現的再探討劉小康 (22)

自決與民主的異同比較及關系梳理王英津 (28)

關于我國目前政府績效評估的現狀、問題和政策建議周美雷 董武 (34)

高風險社會中的自然災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災”為案例張海波 (38)

與當代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超越安啟念 (43)

論的社會正義原則羅克全 (49)

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探析郭現軍 (53)

經濟·管理

多元化經營的利弊分析及選擇要素彭新武 (58)

企業行為倫理標準的消解與建構曹鳳月 (64)

北京金融服務業輻射力實證研究張輝 朱光楠 馮中越 (68)

首都研究

北京市基層群眾自治的現狀及問題王維國 周小華 (73)

法律·社會

正當程序中的自然法因素史彤彪 (78)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實施的問題及對策建議——以上海為例李瑜青 張善根 (83)

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的理論基礎與本土實踐譚志君 (88)

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研究張江莉 (92)

安居基金：住房保障模式創新楊之光 楊家義 (96)

哲學·人文

論中國哲學中的“和”是對“多樣性”的一種追求——與陶德麟先生討論“和”與“矛盾解決方式”張耀南 (100)

文化軟權力化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李智 (105)

論珠三角文化一體化的必然趨勢劉建中 (108)

民族區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點與改革李俊清 (1)

以程序規范權力推動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翟校義 (5)

選舉民主、政治合法性與地方治理——鄉鎮基層民主發展的若干命題初論馬得勇 (10)

政治·行政

深化十大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具體構想何增科 (16)

基于危機管理模式的政府應急管理體制研究滕五曉 夏劍霺 (22)

哈薩克斯坦民族政策的變遷與思考張友國 伺俊武 (27)

政策制定中的電子參與：質量、滿意度和效率李亞 韓培培 (33)

與當代

哲學是正確解釋世界與能動改造世界功能的統一——評《“知識經濟”批判》楊生平 (38)

對20世紀80年代初期異化問題爭論的反思徐春 (44)

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及其啟示王小巖 (48)

何種文化？誰之霸權？——從蘇聯與中國的政治實踐看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張羽佳 (51)

首都研究

北京市局級領導干部勝任力狀況及培訓對策研究 (56)

經濟·管理

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業文化建設——寧波遠東碼頭經營有限公司個案分析鄭湘娟 任春曉 鄭春牧 (61)

國外負所得稅理論研究的十大啟示李慶梅 聶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稅收調控模式轉變：從經濟效率型到公平正義型歐斌 (71)

基于戰略地圖的戰略性績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為例阮平南 邵亞平 (74)

法律·社會

“非直接利益沖突”的規律及制度性應對思考——對重慶萬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貴州甕安事件的反思吳傳毅 唐云濤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導者的青年教育特點李毅紅 (82)

論制作、販賣、傳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呂華紅 (87)

哲學·人文

存在決定意識基礎上對學術和政治統一性的關注——高校師生思想變化特點探求李凱林 (90)

科舉制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吳惠巧 (94)

數十載融會貫通 曾幾番啟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陰“巡狩”的視野與日本近代化政治資源的整合魯霞 (104)

海外學術

確保俄羅斯經濟競爭力的戰略思考特魯尼·維克托爾·伊萬諾維奇（俄） 孫玉秀（譯） (109)

關于行政學院加快四大體系建設問題周文彰 (1)

地方政府與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創新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調研分析石亞軍 (6)

社會復合主體與城市治道變革——以杭州市為例毛壽龍 李文釗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學領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徑顏佳華 朱逢春 (15)

從古希臘到近代德國的整體國家觀解析舒紹福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