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新聞學理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　傳播學理論 教學思考 優化與整合 學習激情

中圖分類號　G424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產生和形成于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美國，70年代末80年代初引入我國。9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根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5年的統計數據，與傳媒行業相關的本科專業教育點從1998年的148個增長至2005年的661個，短短幾年間增長了4.47倍。特別是2000年，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調整國務院部門單位)所屬學校管理體制和布局結構的決定》，我國的新聞傳播教育從過去的“部門辦學”轉變為“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發展模式。可以說，這一學校管理體制的調整在某種程度上有力地促進了傳媒相關專業教育新格局的形成。《傳播學》作為這些與傳媒相關專業的基礎課程相繼開設，一些工程技術類專業，同樣開設了傳播學原理方面的課程，這是與當今傳媒技術的發展，傳媒業的發達分不開的。現代社會，信息傳播的作用越來越大，現代社會成員應該掌握傳播學的基本知識，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然而，傳播學教育在中國雖然已經有近三十年的歷史，但傳播學課程理論教學依然存在一些問題，許多專家、學者都作了一些研究，如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段京肅教授發表的《傳播學教學的熱與難》，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王君超副教授發表的《新聞學：走出傳播學還是走出自己》等學術論文探討了傳播學教學存在的一些困境。傳播學作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基礎理論課程，同樣無法繞過這些問題。筆者下面就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加強傳播學教學理念和學生對該課程教學的思想認識

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要求該專業學生主要學習基本原理和新聞學、廣播電視學、以及與廣播電視有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和基礎知識，受到廣播電視新聞采訪、寫作、編導、播音、節目主持等方面的基本訓練，具有廣播電視節目策劃、編輯、采訪、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由此可見，廣播電視新聞專業教育的本質在于引導學生了解媒體傳播的現象，掌握媒體傳播規律從而能熟練地把握媒體傳播。因此，傳播學理論課程的教學需要樹立具有強烈專業關切精神的教學理念，教學理念是教學效果的前提和基礎，是教學效果的重要保證。傳播學在廣播電視新聞學本科人才培養模式下，傳播學課程教學的專業針對性，就是要在教學過程中考慮媒體傳播作為一種傳播現象的一般性特征和獨特性特征，處理好教學過程中傳播學理論的一般性和媒體傳播的專門性之間的關系。教師在傳播學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關注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需要，依據專業的特點強化教學理念，進行教學改革，提升教學效果。

教學過程包括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兩部分，在加強教學理念的同時，學生對學習傳播學的思想認識同樣重要。許多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學生對于《傳播學》課程的學習認識不夠，不太重視，完全區分傳播學與新聞學，認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本身操作性、實踐性特別強，應該加強與廣播電視切合緊密的課程如《新聞學》、《節目制作》、《電視攝像》、《電視節目策劃》等課程的學習，完全沒有必要學習《傳播學》那些既枯燥又無用的理論知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對新聞傳播的指導作用。所以許多同學知道媒體傳播的一些傳播現象，卻并沒有將其進行歸納總結，上升到規律和理論的層面，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寧樹藩教授早在1994年就曾談到他的一個想法：“新聞學可以分為兩類：一是以新聞傳播為研究對象而形成的，這可說是本來意義上的新聞學；一是以報紙等新聞媒介的活動為研究對象而形成起來的，無以名之。姑稱之為廣義新聞學。”而且指出：前者是核心，是基礎，失去前者就不成其為新聞學了。1998年，李良榮教授與李曉林也曾撰文呼吁：“新聞學需要轉向大眾傳播學”；“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必然趨勢，也是必由之路”；“新聞學轉向大眾傳播學是對傳統新聞學的一次改革”。

上述學者的觀點非常明確指出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學生們在學習傳播學的過程中，首先要認清傳播學與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學生們的學習態度，進而才有學習的激情和動力。

二、切合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

傳播學教學模式既有普遍性，也有不同專業的特殊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傳播學教學更要切合該專業特點進行教學內容的優化整合。不僅要用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分析媒體傳播現象，更要用傳播學的理論進行新聞傳播的實踐指導。依據專業特點優化整合教學內容才能真正達到學有所用，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據調查了解，目前，我國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本科教學中，使用的傳播學理論教材有很大的相似性，基本上涉及到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傳播類型研究，主要包括傳播者、傳播受眾、傳播媒介、傳播內容以及效果研究等內容，而傳播效果又著重介紹四大宏觀社會效果，即議程設置、培養理論、知識溝假說及沉默的螺旋理論。這種安排基本上將西方傳播學主要是美國的經驗學派的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學生，它為中國新聞傳播學類本科教學普遍采用。然而。教學過程中，只向學生純粹的介紹這些源于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肯定得不到學生的歡迎，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往往游離于專業之外，并沒有和專業緊密地結合。傳播理論教學要以一般原理介紹作為重點，再結合實踐。使學生學有所用，學以致用。教學過程中，注意將抽象的傳播學理論與具體的新聞傳播現象結合，使抽象問題具體化、感性化。比如，在講解議程設置時，在學生們了解了它的本質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勢力對輿論進行操作和控制的過程之后，結合新聞實例進行講解。例如，美國轟炸伊拉克之前，大肆渲染后者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其本質也是利用媒體進行議程設置，擾亂視聽，推行其霸權政策。在講解人際傳播時。通過觀看記者和采訪對象的電視節目錄像進行探討分析，使同學們真正理解傳、受雙方之間的認知互動、情感互動，從而指導將來的新聞采訪工作，做出有創意和深度的新聞作品。

傳播學教學，就是要讓學生在體驗中理解、掌握，以及運用所學的知識，解釋新聞傳播現象，提高新聞傳播實踐能力。教學過程應該將新聞傳播現象與傳播理論緊密結合，從一般到特殊，從理論到實踐，充分優化整合教學內容，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三、豐富教學方法，調動學生學習激情

傳播學本身理論性較強，多開于專業學習的較低年級，學生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都比較有限，所以，在教學過程

中，教學方法的采用對于教學效果的體現是很有益的。傳播學教學必須要跳出理論型課程單向教學的傳統模式。不僅要將傳播學理論研究成果清晰的介紹給學生，還必須充分尊重傳播學自身學科性質，靈活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們參與思維，進行主動學習，從而提高教學效果。

經調查，教學內容枯燥、抽象、難于理解，是學生們對傳播學學習的普遍印象，所以在教學中可運用多媒體技術。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情境，產生多樣性的外部刺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其中，運用多媒體技術進行教學是方法之一。運用多媒體技術將一些抽象的過程、微觀的現象進行模擬，瞬間的現象進行定格，是教學內容變得具體、直觀、生動而易于理解。另外，多媒體系統的超文本功能，可以把諸多的教學信息，由不同媒體形式進行有機組合，將與某一教學內容相關的不同層面的資訊系統集成在一起，實現課堂教學信息組織表達的最優化。對于廣播電視新聞專業的同學來說，影像資料特別豐富，可以最大程度的發揮優勢，使抽象的教學內容形象化、簡單化。如，在講授人類傳播的符號和意義的內容時，播放對話、訪談類節目，借用影視的直接誘導，調動學生的參與熱情，使他們進入教學內容情境之中。通過這類節目的主持人、嘉賓的非語言符號，如面部神態特寫鏡頭，肢體動作細節描寫來反映其心理活動，并通過討論使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點，同時對著名主持人的采訪技巧也有了直觀的認識。例如，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播放了湖南臺魯豫主持的欄目《說出你的故事》中的《白巖松約會電視》這期節目，因為主持人和嘉賓都是明星主持人，同學們參與熱情非常高，討論非常熱烈，教學效果可想而知。

要想提高同學的參與熱情，還可以采取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學生親身模擬，直接感受教學內容，加深體會和理解。這樣的教學方式不僅將同學從枯燥的被動接受的教學中解脫出來，同時可將理論直接付諸實踐，使同學們學得輕松，接受愉快。如講解傳播技巧和傳播效果的內容時，筆者讓同學上講臺模擬了“訴諸理性”和“訴諸感情”以及“警鐘效果”，使課堂氣氛變得輕松活潑，同學們對教學內容記憶深刻。大眾傳播的教學中，針對傳播熱點話題，組織學生跟蹤大眾傳媒的報道，要求學生對所收集到的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再利用課堂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的互動安排，充分考慮到教學目的和學生的興趣，鼓勵學生學習積極性，一般都能達到預期效果。如筆者組織同學們就“3?14拉薩事件”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了討論分析，效果很好。

由此可見，只要教師將傳播學的教學進行適當的處理，使之與新聞時事緊密結合，使同學深入教學內容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傳播學教學過程就會變得輕松愉快，教學效果就會明顯提升。

四、與時俱進的探討新問題，培養學生思考分析能力

人類傳播的發展過程，是一部人類在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中不斷擴展自身的傳播能力、不斷發展和創造新的傳播媒介、不斷使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走向發達和完善的歷史。縱觀人類傳播發展歷程，先后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大眾傳播時代和網絡傳播時代。 加拿大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這本書中，提出了著名的論斷：“媒介即是訊息”，指出了媒介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在電子化時代，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積極的能動作用。媒介引起了人間事物的尺度變化和模式變化，媒介改變、塑造和控制人的組合方式和形態。20世紀80年代，社會形態、經濟結構的巨大變化使得人類社會出現全球化、信息化趨勢。網絡傳播已經成為信息社會傳播的基本形態。它突破了大眾傳播時代大眾化、非目標性、單向、區域傳播的障礙，使得傳播走向個人化、目標化、雙向和全球網絡傳播。

篇(2)

一、媒介社會化研究的兩條路徑和問題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而在陳教授所未論及的許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現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現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傳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事實上，一種更加寬廣的研究視野正在學界形成。復旦大學李良榮教授提出了‘’小新聞”走向“‘大傳播”的學科建設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寫編評、媒介經營管理為主的傳統教學與研究，也突破以“受眾為重點、效果為目的”的大眾傳播學領域，走向以互動、溝通為重點，在更廣闊的視野中探索信息傳播與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間關系的宏觀研究。這種設想和提倡，與凱瑞的文化轉向也有相似之處，他們都在著力避免“‘傳播’把我們引向某個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傾向，試圖“把我們引向生活總體方式的研究”。這也是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的主要內涵。深圳大學丁未教授即將出版的新著(流動的家園:“飲縣的哥村”社區傳播與身份共同體研究》即是以田野調查的方法對湖南依縣籍在深圳開出租車司機群體的傳播行為所進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的譯者。

篇(3)

【摘要】本文對我國新聞傳播學學科出現以來對于量化研究方法的使用進行了梳理。量化研究方法與質化研究方法一樣，是新聞傳播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并且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青睞。厘清我國量化研究的發展脈絡，對于后來研究者具有很高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關鍵詞 量化研究 新聞傳播學 研究方法

我國的傳播學研究在上世紀70 年代才開始艱難起步，一路頂著“宣揚資產階級觀點”的思想壓力，逐漸為學術界所承認。并在上世紀90 年代蓬勃發展起來。我國傳播學的量化研究，伴隨著這股“東風”也從無到有，茁壯成長起來。但一些純粹的方法論者，面對質化和量化的研究分歧，仍堅守著各自的陣地。厘清我國新聞傳播研究中量化方法的發展歷史脈絡，對于傳播學的研究和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研究的起點

傳播學在20 世紀20 年代初和60 年代前后曾有零星的火花在中華大地上出現，但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建立和發展是在1978 年。然而，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的引入卻比傳播學的發展曲折得多。在1980年，還有傳播學者這樣評價到：“不少美國的新聞學理論的文章和著作，利用了統計、邏輯和數學的方法……其實，不過是些唯心主義糟粕。”說明當時的學者對于量化研究仍存在不少偏見和否定的態度。

直到1982 年6 月，由北京新聞學會發起，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人民日報等組成調查組,由陳崇山、柯惠新兩位學者牽頭，進行了突破性的嘗試，第一次開展了對北京市讀者聽眾觀眾的調查，刊登在1982 年出版的《新聞學會通訊》上。在這次調查研究中，共覆蓋295 個樣本單位，樣本數量2432 人，出具6 份調查報告。對北京市13 歲以上的受眾閱讀報刊、收聽廣播、收看電視節目的媒介接觸情況進行了調查和研究，提出了相應的發展建議。這次調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國研究人員第一次嘗試用量化的思維來解決新聞傳播中的問題，也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調查受眾的起點。但是這一科學研究思想逐漸建立并被接受，已經是1986 年后了。

二、緩慢發展中前進

1982 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

1986 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 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 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 個研究話題時，有13 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 年，《新聞學論集》第11 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

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 年第3 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

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 年第4 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

上世紀90 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

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 年10 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三、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 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 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

2004 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四、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 世紀20 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

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

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正如譚天在《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中指出的，質化研究不僅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彌補自身分析欠缺精確性、研究沒有同一程序、很難建立公認的質量衡量標準的問題，而且質化研究可以解決量化研究局限于表層信息、無法獲得具體深入問題本質的弊端。而張敏更是指出，量化研究只是一種方法，對方法的迷信是不可取的。所以，質化研究和量化研究作為研究工具，其實是不分你我、彼此補充的，只有充分協調利用這兩種有效的工具，我們才能在研究傳播學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以科學精神為指導，對于新聞傳播學科中亟待解決的各種問題有著更加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參考文獻

①張敏、任中峰，《傳播學沿著哪條道路奔跑——量化和質化之爭的歷史回顧與理論啟示》[J]《. 當代傳播》，2011（5）

②陳崇山、趙水福，《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廣播電視受眾研究》[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11（8）

③陳力丹、王亦高，《我國新聞傳播學量化研究的艱難起點——以20 世紀80 年代新聞傳播學三種期刊為例》[J].《當代傳播》，2009（2）

④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組，《亞運宣傳效果綜合調查報告》[J]《.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1（4）

⑤ 張瑩、申凡，《從〈現代傳播〉（1994-2003 年）管窺我國十年來的傳播學研究》[J]《. 現代傳播》，2004（5）

⑥王海龍、沈翠婷，《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基于對2000～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J]《. 青年記者》，2010（8）

⑦譚天，《新聞傳播學應加強質化研究》[J]《. 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11（5）

⑧胡正強，《論中國現代新聞傳播學中的量化研究傳統》[J].《國際新聞界》，2010（3）

⑨李春成、張少臣，《大學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結構模型初探》[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1（6）

⑩尤薇佳、李紅、劉魯，《突發事件Web信息傳播渠道信任比較研究》[J]《. 管理科學學報》，2014（2）

⑾申艷、劉次華，《偏最小二乘回歸的應用效果分析》[J]《. 應用數學》，2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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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媒介融合　“一專多能”　復合型人才　教學改革

論文摘要：媒介融合趨勢給應用型新聞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從媒介融合趨勢對應用型新聞教育的內在要求出發，探討現行新聞學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從調整課程體系、改進師資結構和實驗室建設等方面，提出了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新聞人才的路徑和建議。

“媒介融合”是國際傳媒大整合之下的新興作業模式。在信息傳輸通道多元化的當代社會，“媒介融合”把報紙、電視臺、電臺等傳統媒體，與互聯網、手機、手持智能終端等新興傳播通道有效地結合起來，資源共享，集中處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產品，然后通過不同的平臺傳播給受眾。近年來，這種新型整合作業模式已成為國際傳媒業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趨勢亟需復合型新聞人才

媒介融合對整個媒介生態帶來顛覆性的變革，其中人才戰略是改革的重點。高校的新聞學教育，必須關注并適應這一變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廣博的知識儲備，不斷改革新聞學教育，培養適應未來市場需求的媒體融合復合型新聞人才。

追溯起來，用“融合”（Convergence）一詞來描述媒介的發展狀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媒體實驗室創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互聯網的日益興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這一術語逐漸成為描述媒介發展趨勢的通用概念。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現出多樣化的視角。這些研究可以說鋪展到了與媒介相關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機制，涉及到媒介經營與新聞傳播的各個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論研究日趨繁榮的進程中，新聞媒體的媒介融合實踐也日趨興盛。2000年，美國媒介綜合集團在佛羅里達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聞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國新聞界公認的進行媒介融合試驗最早的也是比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國、英國、新加坡、日本等多個國家的百余家傳媒機構都相繼開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與實踐，并逐漸形成國際傳媒業的新潮流。

國際傳媒業媒介融合理論研究和新聞實踐的發展，呼喚著復合型新聞人才。曾到美國作訪問學者的中國人民大學蔡雯教授，在總結美國比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聞傳播業需要兩類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體傳播中進行整合傳播策劃的高層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運用多種技術工具的全能型記者編輯。[1]第一種人才很難通過短期培訓培養出來，只能在媒介競爭中大浪淘沙磨練出來。第二類人才的主要特點是技術全面，能夠同時為報紙寫文字稿件、為電視拍攝新聞節目、為網站寫稿。第二種新聞人才是可以通過系統的培訓培養出來的。新聞院校可以也應當承擔起第二種人才的培養任務。2005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在世界上設立了第一個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專業。目前，美國很多新聞媒體、新聞院校和媒介組織都在進行這類培訓，讓文字記者學習攝影、攝像技術，報紙編輯學習音頻、視頻編輯技術和圖表制作等。力圖通過人才戰略的實施，在未來的傳媒競爭中搶占先機。

近十年來，國內媒介融合大勢乍起，但媒介之間的融合主要還是在報紙與網絡之間，廣播、電視與網絡之間的單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華社、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煙臺日報傳媒集團等先行者，開始進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與實踐，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業績。他們在探索與實踐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復合型人才。

與業界的探索實踐相呼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學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學者首先向國內介紹了“媒介融合”的相關理念與實踐；2007年，南京大學金陵學院在全國首設新媒體專業方向，開展了媒介融合新聞教育的實踐；汕頭大學長江新聞與傳播學院與美國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合作，成立了我國高校首家融合媒體實驗室。但是，與國外新聞教育的改革相比，國內新聞院系的改革相對比較緩慢。學界對是否需要從新聞教育的角度對媒介融合的趨勢進行回應，至今仍有爭議，主要存在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應該努力培養學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適應各種媒體的要求；另一種聲音則認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不可能培養什么都精通的人才，這樣會讓學生什么都會但什么都做不好。總的來看，雖然還有研究者對媒介融合的人才培養目標持疑慮的態度，新聞教育界針對媒介融合趨勢的教學改革仍處于探索階段。但是，對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趨勢及早做出主動性反應和調整，在人才培養體系上未雨綢繆，終歸是一種積極進取的做法。

二、現行新聞教育與媒介融合內在要求的不相適應

面對國際傳媒業方興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國現行的新聞教育在教育理念與新聞實踐上，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新聞教育要超前把握，開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須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勢，認真解析存在的問題，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決方法。

筆者認為，現行新聞教育實踐，在應用型專業技能教育與媒介融合教育的內在要求之間，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學生多技能學習與有限學時的矛盾。我國現行的新聞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體分專業進行專門性教育的學習方法。各新聞院系的學生，基本上是4年時間學習一種媒體的傳播知識與技能。要使學生畢業后適應媒介融合的工作環境，則要求他們在4年時間內掌握多種媒體的傳播知識與技能。如何處理好學習內容與學習時間的矛盾，是培養媒體融合復合型人才亟待解決的問題。精通某一媒體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涉及的內容很廣，既需要廣博的基礎知識和相關的專業知識學習，也需要專業技能的培訓與實踐。大學四年時間，要求學生掌握并精通紙質媒體、廣播電視媒體和網絡、手機等多種媒體的專業知識與技能，顯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現有師資隊伍與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老師的知識結構和綜合性媒介素養的差距。目前，承擔新聞教育的教師，大部分是從學校畢業后任教的。他們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單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識和技能，缺乏對多種媒介融合貫通教育的媒介素養。即使部分從媒體轉到院校的老師，此前的媒體實踐也主要集中在單一媒體，同樣缺乏綜合媒介素養。二是媒體的實踐經驗不足。大部分教師是從學校到學校，對新聞業界的現行變革狀況了解不夠，媒體實踐經驗特別是多媒體融合的實踐經驗明顯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師擔當的現行課程體系與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聞專業的課程體系，基本還是按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設置的。老師在教學中，也是按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進行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組織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與單一媒體實驗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聞實驗室依然是按照單一媒體教育的要求，分門別類地設置實驗室的，如攝影實驗室、電視非編實驗室、報紙排版實驗室等。媒體融合教育，要求實驗室的設置也能實現多媒體融合，使網站、音視頻、掌上媒體及傳統紙媒通過一體化的管理流程，實現多業態、多時段的生產、與運營，而不再是過去各種媒介各自獨立的實驗室。

三、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新聞人才的可行性路徑

未來媒體的主流傳播形態必定是多媒體融合的傳播形態，新聞學教育應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維定勢，主動適應未來市場發展的需求。針對現行應用型新聞教育與媒介融合教育內在需求的不適應，我們不妨變換一種思路，從培養“一專多能”復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討應用型新聞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一）改革課程設置，變單一教育為全媒體教育

針對學生多技能學習與有限學時的矛盾，高校可以“一專多能”為導向，對新聞教育專業培養方案進行改革。在4年的大學教育時間內，可以讓學生集中精力學習和實踐某一媒體的知識與技能，對其他媒體的知識與技能則依據學生自己的愛好和可能，以選修課的形式，讓其選修涉獵。對“一專”的媒體，要求學生能熟練地掌握其專業知識和技能，達到“精通”的目標；對“多能”的媒體，則只要求學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曉其專業知識和技能。在大學一、二年級可以集中安排通識課程和專業基礎課程，并完成各專業的初步技能課程，使學生在入學之初，在培養媒介基本素養和綜合素質的同時，即對各媒體的基本知識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樹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識和技能。第三學年，則可以設置專業方向課程。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將來可能就業的方向，選擇專業。對所選專業方向的知識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設置相關課程和實踐體系。與此同時，以選修課的形式，讓學生對其他專業的課程進行選擇性學習，達到“一專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師的綜合素養，培養全媒體教師隊伍

要提高師資隊伍的綜合素養，當務之急，是要引導教師清醒地認識當前媒介融合的發展趨勢，培養超前把握的責任意識，逐步樹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礎上，要引導教師深入研究新聞業界的變革與發展。運用新聞學與傳播學理論，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論建構、技術支撐、體制架構和運行機制等，對媒介融合實踐進行綜合分析和理論歸納，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論和實踐基礎。

針對媒介融合教育的內在需求，要充分發揮各位老師的業務專長，使其在培養學生“一專”的知識和技能上發揮作用。講授專業課的老師要有計劃地“走出去”，進一步了解當前業界的變革和發展狀況，及時將最前沿的知識和技能傳授給學生。與此同時，要大力改革新聞教育的課程體系。在大一、大二階段，可以嘗試在專業基礎教育上將各媒體打通，同一門課程試行多個老師講授多種媒體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課則要突出“精通”意識，引導學生在精通某一媒體的基礎上達到對其它媒體更深層面的認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體界限，構建以媒體融合實驗室為中心的實踐基地

要從媒體融合教育的需要出發，建成與未來市場發展相適應的全真教學實驗室。要大力開發基于全媒體資源庫的多種媒體業態融合的實驗室管理系統，使網站、音視頻、掌上媒體及傳統紙媒通過一體化的管理流程，實現多業態、多時段的生產、與運營，而不再是過去各種媒介各自獨立的實驗室。媒體融合實驗室要實現全媒體一站式全流程運作，以進一步提高學生的媒體融合意識和操作能力。在教學實踐中，要努力把課堂和實驗室變成解讀與創新媒體融合的模擬試驗田，緊跟業界媒體融合的創新實踐，培養合格的“一專多能”型全才。以媒體融合為導向，培養“一專多能”式復合型人才，是新聞學教育亟待解決的課題。它期待著更多的探索與實踐進行破題攻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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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型教學模式的內涵

社會型教學模式是西方社會理論家在學院式教學活動中實施的教學方式，其本意是強調學習者如何學習社會行為，以及社會影響如何促進學業的提高，認為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培養公民的民主行為，即既要改善個人和社會的生活，又要保證有創造性的民主社會秩序。按照這種思路，社會型教學模式的教學多采用學生參與式、合作式的方法，組織學生選擇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學生通過合理的分工合作開展研究，對課題進行學理闡釋，進而提出解決方案。該教學理念的精髓在于“介入社會、合作學習、訓練技能”。

運用社會型教學模式的兩種方法

社會型教學模式的具體方法多種多樣，針對新聞學專業的學科特點以及《傳播學》課程的教學內容，團體調查研究模式和社會探究模式是兩種切實可行的教學方法。

1.團體調查研究模式

團體調查研究模式有六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讓學生而臨問題或疑難情境；第二階段，讓學生對問題情境作出試探性反應；第三階段，教師引導學生自己系統地陳述研究任務；第四階段，學生分析所需要的角色，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獨立研究和群體研究；第五階段，分析研究的過程和取得的進步；第六階段，循環活動。教師的任務是參加形成課堂社會秩序的活動，目的在于把情境模擬導向探究。

以群體傳播理論中的“集合行為中的傳播機制”為例，各類教材對這一部分的講授均較為精簡，理論性、概括性強，僅僅通過講授，學生很難透徹理解，但這一部分又是理解群體傳播理論精髓的“敲門磚”，是學生理解群體傳播理論的關鍵。筆者在這一部分的講授中采用設置“模擬校園”的方式，把課堂虛擬成為緊張的校園突發事件現場，第一課時進行案例虛擬，向學生陳述“危機”，第二課時按照事先分好的小組進行課堂討論，在兩個課時中，學生先體驗了的氛圍，后經過討論完成了知識點的講授，效果良好。

運用團體調查研究模式開展討論課教學要避免兩個傾向：一是重討論而輕講授，教師應該明確，講授是本，是不可或缺的教學環節，不能完全以學生討論替代教師講授，否則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深入的；二是僅僅為了求得情境真切而忽視指導學生課前預習，開展這種教學方法的前提條件是學生必須在課前充分地預習課堂講授內容，否則，面對虛擬情境學生只會就事論事，不能“實際”聯系“理論”，這樣就不能完成理論課的教學目標。

2.社會探究模式

社會探究模式有六個階段：第一階段，定向、介紹和闡明情境，把概括地陳述情境作為探究的出發點；第二階段，提出假設以探索或解決問題；第三階段，確定和闡明假設中的術語；第四階段，根據假設的設想、含義和邏輯的有效性探索假設；第五階段，收集事實和證據以支持假設；第六階段，形成概括的表述或解決問題的方法。對于大眾傳播的功能、效果理論，在講授中引入社會探究模式進行課堂討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傳播學》課程中“大眾傳播的宏觀效果理論”為例，這一部分是傳播學的經典理論，主要講授議程設置理論、培養理論、知溝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教師可以把學生分成四個研究小組，分別向每個小組提供與某一個理論相關的案例，再引導學生閱讀教材中的理論闡釋內容及經典的研究論文，通過小組討論運用理論進行案例分析，每個小組成員共同撰寫案例研究報告，最后在課堂中由小組代表進行案例分析陳述，全體學生參與討論。通過案例分析、小組討論培養了學生的研究能力，使教學目標由識記提升到了理解、運用。

教師運用社會探究模式進行討論課教學，同樣要引導學生避免進入兩個誤區：一是討論主題的游離，討論課經常出現的問題是學生在討論時往往會把焦點放在對案例中社會問題的意義評價上，如腐敗問題、就業問題、醫療改革問題，要提示學生及時回歸到傳播學理論問題上，不要“跑題”；二是研究方法不規范，社會探究模式要求學生針對現實問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研究，而不能隨意舉證、任意發揮。因此，要求教師在開展討論前對學生進行傳播學研究方法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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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少職業的批評家，缺乏強大的專業學者陣容

要把這樣的一個問題說清楚，還必須首先從本問題的前一個層面上進行考察。在現代世界的整個信息領域和話語空間里，最顯強勢的發言者是誰呢？毫無疑問就是現代媒體，包括平面媒體、電子媒體以及網絡媒體。說得夸張一點，人們每天所面對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個被媒體覆蓋了的世界。人們從外在世界所接受到的大量信息，幾乎有90%以上都是媒體發出來的。那么，媒體既然掌握著最強大的傳播平臺和言說空間，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主導性的社會話語權。因此，要想對媒體實施一種批評功能，這批評的發言人首先就必須要有更強大的思想影響力和話語操控力。所以說，一個社會尤其是在現代媒體時代，建立正規而專業的媒體批評體制，以便形成更為有效的媒體制衡效應，就極為必要了。

在西方，就早已有了類似的“新聞評議會”的機構和制度，2002年，我國香港也成立了新聞評議會，這種機構里的專職人員就是專門從事媒體的評議工作。當然，這樣的新聞評議會一般來說主要是對媒體進行政策性的或原則性的監察與評判，而我們所說的職業批評家，與其有相似之處，但我們更強調的是其應該特別具有科學性和理性化的批評功能，而其構成的人員成分，也完全是學者型和研究型的媒體批評家。由這些學者型批評家組成一支專業批評隊伍，從而很大程度地實現媒介批評職業化。這樣的批評家隊伍應該把新聞批評作為其固定的職業，并由此獲得主要的經濟收入。

而從我們現有的情況來看，媒介批評大都是那些高校的教授或博士們偶爾客串一下。他們往往只是由于教學與科研任務的需要，憑借自己的基本理論素養優勢，個別性地對媒體現象進行一些一鱗半爪地批評。而歸根結底，他們的身份仍然是新聞專業教授和新聞理論學者，他們的批評也更多的是由于要服務于教學或理論研究。所以，他們中可以說至今沒有一個能夠被稱之為新聞或媒體批評家的。那就更不要說在他們中間產生出一個新聞批評的職業批評家隊伍來了。這一點和我國的文學批評相比就有了很明顯的差距。我國的當代文學領域就已經形成了較為強大和穩定的專業批評家陣容。這些文學批評家有的工作在作家協會，有的工作在社會科學院，還有的自愿做自由撰稿人，當然也還有一批人是在高校以教學為主的――屬于“學院派”。但他們所專門從事的研究領域，主要對象和比較集中的工作就是當代文學批評。我國的這些文學批評家可以說是陣容強大。我們的媒介批評，是否可以從中吸收一些經驗呢？

當然，我們這里提出要有一個專業化的媒介批評機構和隊伍，卻也并不是說那些教授或博士們的批評就是完全多余的。專業隊伍是主力軍，是大部隊，也是職業化批評成熟的標志；而我們的媒介批評的更大繁榮還要有廣大的參與者群體，甚至也需要有更多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專業隊伍的形成和建立是新聞批評走向制度化和規范化的必由之路，也應該說是新聞批評能夠產生更大效果的重要途徑。

二、缺少系統的批評理論，缺乏多樣的批評流派

所謂批評，而且按照我們的主張還要進一步發展為職業化與專業化的批評，當然就不能是隨心所欲或者只憑個人的感情與感性用事而進行的新聞批評。更加科學和有效的媒介批評，首先就需要具有符合新聞傳播規律的批評理論。當然，這里所說的媒介批評理論，既包括一般意義上的新聞理論（或理論新聞學）以及大眾傳播學，卻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純粹的新聞傳播學理論。它應該是建立在普通新聞理論與傳播學基礎之上的更能夠直接應用和服務于批評實踐的批評理論。而且應該是本身具有完整而系統的體系和結構的理論學科與形態。

然而，就一直以來的批評狀況而言，我們在批評理論方面的自覺地建設，還顯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我們偌大的一個批評領域，至今關于媒介批評理論的專著也只有劉建明的《媒介批判通論》、王君超的《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等三四部而已，此外也就只有一些零散的單篇論文了。而另一方面，現有批評實踐的理論依據，也大多是采用我們的高校教學通用的最一般的新聞與傳播理論。比如談到一條新聞的新聞價值，就是根據《新聞學概論》中反復講的“接近性、重要性、顯著性、趣味性、人情性”等來作為理論支點；而討論新聞真實，也仍然是按照書本上的“主觀性”、“客觀性”以及“第一性”、“第二性”等既成概念來進行比照和分析。這樣的批評在當今來看可以說是已經走向了絕境，因為它一直在上世紀的理論水準上原地踏步，而且批評思路和話語體系也過于狹窄和單一。而對于一個更具有旺盛活力和生機以及具有無限發展前途的批評界來說，它不僅要有理論上的自我更新、獨立創新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批評局面。

這樣的一種批評局面的形成，首先就要在批評理論上產生出眾多的批評派別，或批評的話語體系；要強調批評的多元化、多樣化，破除單一化以及惟一化。因為，對于任何一個學術批評領域來說，流派的形成和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其深入和發展的真正命脈所在。這是我們在進入新世紀之后急需醒悟和反思的。從這樣的主張來說，我們的人文精神層面的批評，就應該首先自覺而努力地建設起自己的一個流派。這當然也不需要較多的時日，而且更需要有眾多批評家的鼎力支持和響應。

三、現有批評停留于零散評點，缺乏相對規模和連續性

專業化、常規化而且能夠富有較大影響力的媒介批評，第一要形成一定的批評規模，不能只是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或者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式的以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難成氣候的批評；第二要有一定的連續性，或者要有相對的主題性與專題性，批評者應該針對某個時期中比較突出和常見的問題展開集中而全方位地有深度的批評，從而達到較高的批評境界；第三就是批評不僅僅是對作品進行完全客觀和被動地解讀，也不僅僅是對某些問題的居高臨下地指責，批評的過程還應該是一個對于新聞理論達到新的升華的過程，是對新聞規律進一步探索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對于新聞學建設性的過程。

所以，批評絕不能僅止于零散評點，而要尋求一定的學理境界。具體地說，系統性規模性的媒介批評應該包括：較系統地經典作品或優秀作品論、名記者或個別新聞人專論、重要新聞現象論、各時期新聞思潮論、新聞發展史論、新聞業務的各個部門論等等。而所謂的“批評的失語”，主要就是指批評缺乏這種成規模成系統的整體批評，尤其是，這種成規模成系統的批評還應該是從自己的批評理論出發，表達自己批評的語言。因為，一種成規模成系統的批評，如果沒有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作為其批評基點，不能在批評中完全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只是說套話、講教條，甚至打官腔，這正是批評失語的最重要的表現。

總之，無規模就難成批評，無系統也就不稱學術。而就在這種規模化和系統性的新聞批評實踐中，不僅要以自己的聲音，形成強大的媒體批評影響力，還應該進一步產生出具有權威意義的媒體批評家。這才是媒介批評真正走出失語狀態的根本標志。

四、缺少專門的批評陣地，缺乏集中的主題園區

按照前面所講的建立職業批評家隊伍也好，尋求媒介批評的規模化、系統化也好，如果沒有專門刊載媒體批評的“媒體”，那一切豈不就是空話？所以，專門的媒體批評雜志的創辦，也是一個重要的配套工程。就目前我國的新聞傳播理論與研究領域來看，雖然一些雜志也不時地開辦一個“媒介批評”或相關的欄目，但是，一方面，這些欄目有時還不能保證每期都有高質量的文章發表；另一方面，這樣的欄目也常常是在大量的關于媒介經濟、實務研究等強勢文章給淹沒的難于發出非常響亮的聲音。那么，為了適應新世紀新形勢的需要，為了更加有力地發展和繁榮媒介批評事業，創辦和出版以媒介批評為主旨的批評媒體，應該說是當務之急。

為今之計，媒介批評要成大規模和大氣候，就決不能再只是寄人籬下式地寄居在新聞理論或新聞業務的刊物之中了（雖然這些刊物還需要保留和強化批評欄目）。我們應該旗幟鮮明地昭告：媒體批評需要大張旗鼓地建設自己的“水泊梁山”，甚至是建立起自己的“”了。這對于媒體批評的步入正軌和規模化發展，應該是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一環。這件事情可以由政府出資來做，可以由新聞研究部門來做，可以由高校學院派來做。但是，其出發點必須是專業的媒介批評，而不是一個賺取利潤的載體。因為在市場化的大趨勢下，人們出版刊物往往首先考慮的就是賺錢。而媒介批評刊物出版的基本目標是真正的思想文化效益。這一點必須區分清楚。不然的話，媒介批評刊物很快就會成為金錢的奴隸，批評的最根本的價值和品格就會隨之喪失。

五、人文精神的批評聲音更顯微弱

在新的世紀之中，在市場化商品化以及經濟中心化全面推開的大氛圍下，人文學科真正向“人”的中心回歸，這也應該是大勢所趨。否則的話，現實中人就徹底被物質所淹沒了。那么，媒介批評作為人文學科之一，其人文精神的立場原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而按照前面所提出的，建立和發展多元化媒介批評的思路和原則，人文精神的批評流派，更應該成為此后要重點培植的批評派別。在商品經濟大潮的猛烈沖擊之下，“人”的意識，“人”的精神，“人”的價值等形而上的價值目標已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貶斥，經濟富有而精神矮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因而，我們的媒體就首先需要大力傳播“人”的精神，大力張揚“人”的價值，為此，我們的媒介批評當然也就要充當媒體人文精神的推動者和監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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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播學；傳播學中國化；發展脈絡；必要性；可能性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4）01-292-02

伴隨著傳播學傳入中國，“傳播學中國化”的研究也隨之而起。“中國化”的提法體現出我國學者已經意識到對于外來的理論不能全盤接受，而應采用“拿來主義”的態度。30多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實現“傳播學中國化”還需要更艱辛的努力。

一、“傳播學中國化”在中國的發展脈絡

傳播學作為一個年輕的學科，從美國傳入中國，并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發展。與傳播學相伴的是“傳播學中國化”的研究，從1978年提出至今已經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

（一）傳播學在中國的引入

傳播學是“舶來品”，于20世紀40年代末形成于美國，50年代傳入中國。“確切地說，1956年11月和1957年6月，復旦大學新聞系主辦的內部刊物《新聞學譯叢》第三期和第五期，就發表了介紹Mass Communication（當時譯為‘群眾交通’、‘群眾思想交通’）的文章，這被公認是傳播學引入中國的起源。”

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傳播學在中國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影響。直到一位從美國衣阿華大學傳播學專業畢業的中國留學生鄭北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業。他歸國后發表了許多文章，大力引介傳播學這一新興的學科。此后，國內的學者開始重視傳播學這一新興領域的研究。

（二）“傳播學中國化”的提出

自傳播學傳入中國開始，“傳播學中國化”的討論就從未間斷過。一般認為“傳播學中國化”的第一個提出者是余也魯。1978年3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魯教授，在香港舉辦的傳播學研討會上作了《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提出并解釋了傳播學中國化的含義：“我們除了可以在中國的泥土上學習與實驗這些（西方傳播）理論外，以中國人的智慧，應該可以從中國的歷史中找到許多傳的理論與實際，用來充實、光大今天傳學的領域。”因為，“傳的藝術已深潛于中國文化中，流淌在中國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統性與科學性的發掘與整合。現在該是開始的時候了。”

二、緣何要實現“傳播學中國化”

由于中西方文化中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等諸多要素的不同，決定了傳播學傳入中國開始，“傳播學中國化”就應是傳播學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題中之義。

（一）從中西方傳播學的研究受眾看

傳播學起源于美國，后又在歐洲得到長足發展。無論是美國還是歐洲，它們的文化內核都是比較強調科學精神和個人主義的。這種特質具體到理論研究中，也就是重視“個人”的力量。無論是作為獨立個體的研究者，還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受眾。西方學者在進行相關研究時都有一個默認的前提，那就是受眾是沒有差異的，享有相同權利，有獨立的行為處事方式的個體。因此，在西方傳播學的定量分析研究中，受眾只是“數字化”的個體，很少考慮其它因素，即使在人際傳播中也同樣如此。

再來看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內核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強調的是“仁、義、禮、智、信”，重孝悌和倫理，這也就決定了中國文化是“家”文化，“血緣”文化，“人情”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在西方的文化土壤里培育出的傳播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就難以完全準確反映出中國的社會狀況。

由此看來，中國的傳播學研究，尤其是人際傳播的相關研究，面臨著比西方更加復雜的因素的影響，在運用西方的傳播學理論分析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時也應該致力于結合中國國情，實現“傳播學中國化”。

（二）從中西方傳播學的傳播內容來看

根據美國學者愛德華?霍爾的理論，他提出了“低語境”和“高語境”的概念。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就是低語境文化，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中，信息存在于自身之中，信息的可傳播性和普適性更強，體現出的是西方人的精確思維模式。

而中國則是典型的高語境國家，大量信息存在于符號之外，傳播語境與傳播的具體內容同樣重要，有時甚至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與西方人的精確思維不同，中國人體現出的是模糊思維，中國人的藝術講究“留白”，說話要說“弦外之音”，許多傳播內容“只可意會，不可言傳”。這種間接迂回的表意方式無形中加大了對傳播內容解讀的難度。

總之，關于中國傳播內容的研究，應該充分考慮傳播的深層含義，深入了解中國的文化，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能導致研究有失偏頗，難以概括出傳播內容的全貌。

（三）從中西方傳播學的傳播媒介來看

西方的傳播媒介是“第四權力”，這來源于西方“新聞自由”的思想。西方的傳播媒介經過長期的斗爭，終于成為獨立于政府之外的力量，它是社會公信力的代表，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

然而，傳播媒介在中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發言平臺”，中國奉行的是新聞媒介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從中國的文化傳統來看，在長期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政府擁有暴力統治和道德教化的雙重功能。報紙在中國的起源就是官報，媒介只是上傳下達，維持穩定的政治工具。直到今天，我們的媒體仍然是掌握在黨和政府手中。

傳播媒介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傳播學的研究差異，如果忽略這種差異必然導致理論研究不適用于實際現實的局面。

三、“傳播學中國化”的可能性

（一）學術研究的普適性

我們已經闡述了中西方的差異對傳播學所造成的影響。承認這些差異與影響也是我們在引進包括傳播學在內的所有外來學科時所應持有的基本學術態度。

但是另一方面，不應無限放大這些差異所造成的影響。就總體的的知識水平和社會發展而言，我們必須承認學術的真理性和普適性，以及學術方法的科學性。這也是為什么大量外國的學術理論能夠被引入中國，并得到廣泛運用的原因。具體到傳播學而言，我們應“異中求同”，在這“舶來品”中尋求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符的部分予以解決中國的具體問題。

（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行

自傳播學引入中國已有30多年，關于“傳播學中國化”的研究也從未間斷。相關專家學者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除了發表的論文，相關著作在90年代之后也逐漸增多。

例如1996年，李敬一撰寫的《中國傳播史》（先秦兩漢卷）由武漢大學出版；由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一書于1997年正式出版；戴元光所著的《20世紀中國新聞學與傳播學?傳播學卷》由復旦大學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徐培汀所著的《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1945-2005》也由重慶出版社于2006年相繼出版。

這些著作的付梓可以說是學者們關于“傳播學中國化”這個問題思考的結晶，在這些豐碩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開拓創新，將“傳播學中國化”研究推向一個新階段只是時間的問題。

（三）豐富的文化積淀

澳大利亞傳播學家奧斯邦曾說過：“對于一貫沒有特殊傳播理論的國家來說，一個最有效的、有力的開端是認真研究本國的傳播史，尤其是本國傳播政策形成的過程，從中發掘本國傳播的目的、目標而后原則。”這位學者的觀點可以很好的印證我們實現“傳播學中國化”第二個任務“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者在幾千年的傳播實踐中產生的傳播理論以豐富人類傳播理論寶庫”的可能性。

傳播并不是西方獨有、首創的。“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國家，兩千多年前就有關于傳播的概念，關于傳播活動的評價，關于傳播技巧和傳播思想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