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一篇藥物類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藥物類論文:52例重癥社區獲得性肺炎病原體及藥物敏感性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地區重癥獲得性肺炎病原體流行病學特點及藥物敏感性，為臨床合理選用抗生素提供依據。方法 使用Dade Behring 公司 Microscan Walkaway40儀作細菌學鑒定，選用NC21及PC12復合板，以國際標準NCCLS作為敏感度的解釋標準。結果 52例病原學檢查陽性患者中培養出56株細菌，2例合并真菌感染，4例同時有2種細菌感染，56株細菌中革蘭氏陽性菌25株，其中以金黃色葡萄球菌13株和肺炎鏈球菌12株為主，革蘭氏陰性桿菌31株，其中流感嗜血桿菌11株，肺炎克雷伯桿菌8株，大腸埃氏桿菌7株，銅綠假單胞菌5株。結論 病原體以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占55% ，其次為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鏈球菌等革蘭氏陽性球菌，占45% 。

【關鍵詞】 重癥社區獲得性肺炎； 病原學； 藥物敏感性

重癥獲得性肺炎（SCAP）以老年患者及原有基礎病變的患者多見，重癥獲得性肺炎的病原學在同一地區不同年代總是處在變化中，同時其分布也有明顯的地區差異，與人口老齡化比例、地理氣候、不斷開發的新興抗生素的應用、預防手段的進步等有關。現將83例以肺炎入我院ICU中52例病歷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52例病人均為2004年1月~2006年3月由我院急診科直接收入ICU的病人，男29例，女23例，年齡55~81歲，平均68±13歲，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35例，糖尿病8例，肺癌5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糖尿病4例。

12 診斷標準

按照1999年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分會關于《社區獲得性肺炎診斷和治療指南》中重癥獲得性肺炎的診斷標準［1］。

13 病原菌檢查

131 標本 52例均為入院當天在使用抗生素前從氣管插管用一次性無菌管吸取下呼吸道分泌物作為標本，置于無菌痰培養管中立即送檢。

132 細菌學鑒定及藥敏試驗 細菌學鑒定和MIC測定使用Dade Behring 公司 Microscan Walkaway40儀，選用NC21及PC12復合板，以國際標準NCCLS作為敏感度的解釋標準。以大腸埃氏菌（ATCC25922）、銅綠假單胞菌（ATCC27859）、金黃色葡萄球菌（ATCC25923）作為檢驗質控。按照衛生部抗生素藥物耐藥性監測中心規定的標準操作。

14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用率、比表示。

2 結果

52例患者中培養出56株細菌，2例合并真菌感染，4例同時有2種細菌感染，56株細菌中以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共31株(55%)，其次為革蘭氏陽性菌25株（45%）， 2例合并真菌感染的均為白色念珠菌（見表1）。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鏈球菌對抗生素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特治星等敏感，對青霉素、氨芐青霉素耐藥；流感嗜血桿菌、大腸埃氏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和肺炎克雷伯桿菌對碳青酶烯類、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特治星等抗生素敏感，其中有肺炎克雷伯桿菌3株、銅綠假單胞菌2株對環丙沙星、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耐藥。 表1 2004~2006 重癥監護病房SCAP病菌構成

3 討論

本組資料所有痰標本均在使用抗生素前通過氣管插管用一次性痰培養管采集，有效地防止了咽部細菌污染和抗生素的干擾，較準確地反應了下呼吸道菌群分布，由于是患者入院當天取的標本，故也排除了本次院內感染的可能。

31 重癥獲得性肺炎病原體分布及與院內感染的區別

本文資料是我院ICU近2年從SCAP患者分離出的56株病原體，從中看出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占55% ，包括流感嗜血桿菌、肺炎克雷伯桿菌、大腸埃氏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除部分銅綠假單胞菌和肺炎克雷伯桿菌對環丙沙星、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耐藥外，其余都對碳青酶烯類、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特治星等抗生素敏感，這與院內感染不同，院內感染時往往對多種抗生素耐藥，尤其是銅綠假單胞菌嚴重多重耐藥時對碳青酶烯類也耐藥，導致治療困難；而其次為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鏈球菌等革蘭氏陽性球菌感染，占45% ，并都對左氧氟沙星、頭孢他啶、頭孢吡肟、特治星等類抗生素敏感，這也與院內感染所致的此類細菌感染時大都對這些抗生素耐藥，往往需要使用萬古霉素有所不同，這說明社區感染的細菌對臨床上常用的抗生素仍然敏感。

32 導致重癥獲得性肺炎的誘因

患重癥獲得性肺炎多為老年患者，并大多合并有慢性病等基礎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等，其導致局部和全身免疫力下降，往往感染后病情重，易發生感染性休克和誘發呼吸衰竭，甚至多臟器功能衰竭。

33 病原體流行特征

深圳地處亞熱帶地區，經濟較發達，社區醫療機構網分布均勻，管理較健全，預防保健條件較好，地理環境為溫度長年偏高而潮濕，老年人口多為內地遷移至此等特點。從本文的研究表明，重癥獲得性肺炎致病病原體以革蘭氏陰性桿菌為主，這與廣東其他地區所報道的基本一致［2］；而與北方寒冷干燥地區如哈爾濱市所報道以革蘭氏陽性球菌為主，占605%［3］，有明顯不同。充分了解本地區社區獲得性肺炎的致病病原體流行情況及分布，對在臨床上還沒有作細菌學檢查時的選擇抗生素有指導作用，尤其是對于那些不具備作細菌學檢查條件的社區醫療機構，在對社區人口進行醫療保健工作時有重要意義。

藥物類論文:藥物敏感試驗指導小鼠胃癌化療對凋亡及P53基因的影響

【摘要】

目的： 通過應用藥敏試驗篩選化療藥物對多次傳代的荷瘤鼠進行化療，了解其療效以及對移植瘤凋亡及P53基因的影響. 方法： 用MTT法檢測小鼠胃癌細胞對6種化療藥物的敏感性，對荷瘤鼠進行化療，觀察化療后移植瘤的體積、抑瘤率，檢測凋亡及P53基因的表達. 結果： 用MTT法篩選最敏感的化療藥5?FU對第一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其抑瘤率高，凋亡率高，P53基因的表達下降，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最不敏感的ADM化療組抑瘤率低，凋亡率低，P53基因的表達高于對照組(P＜0.05). 再對已行化療的胃癌細胞篩選最敏感藥物為DDP，最不敏感藥物為用MMC，對第二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發現DDP組抑瘤率高，凋亡率高，P53基因的表達較對照組低(P＜0.05)；MMC組抑瘤率低，凋亡率低, P53蛋白表達高，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 而繼用5?FU和ADM化療對第二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抑瘤率低，凋亡率低，P53基因的表達高，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 結論： 藥敏試驗、凋亡及P53基因的檢測可作為化療藥物的選擇及判斷預后的指標.

【關鍵詞】 藥物敏感試驗 胃腫瘤 細胞凋亡 基因 P53

0引言

如何選擇敏感抗癌藥，制定胃癌的個體化治療方案，是提高胃癌化療的關鍵. 我們通過應用小鼠胃癌細胞篩選化療藥物，對多次傳代的荷瘤鼠進行化療，檢測化療后小鼠胃癌組織中P53的表達及凋亡情況，并分析是否與其臨床療效一致，探討臨床化療藥物的選擇、對荷瘤鼠胃癌組織中P53的表達和凋亡的影響，以便實施科學的、藥物適配的個體化方案.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小鼠胃癌細胞株 MFC TCM23(中科院上海細胞所)；MTT，細胞培養基，胎牛血清，TUNEL，P53試劑盒購自武漢博士德公司. 卡鉑(CBP)、順鉑(DDP)、阿霉素(ADM)、5?氟尿嘧啶(5?FU)、甲氨蝶呤(MTX)、絲裂霉素(MMC)均為國產藥品. 昆明小鼠(清潔級,購自南方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珠江醫院動物所飼養),雄性,1月齡,體質量18~22 g.

1.2方法

1.2.1胃癌細胞株對化療藥物敏感性取對數生長期細胞制成含活細胞(3~6)×108/L的細胞懸液，在96孔培養板中每孔加入胃癌細胞懸液200 μL，培養貼壁后離心去上清，加入培養液190 μL/孔,加入下列抗腫瘤藥物10 μL/孔,即CBP, DDP, ADM, 5?FU, MTX, MMC，每種藥物終濃度為血漿峰值濃度，每種藥物3個復孔，陰性對照為培養液, 37℃ CO2培養48 h，取出各孔加MTT(5 g/L)20 μL,繼續培養4 h,離心棄上清后, 每孔加二甲基亞砜100 μL終止反應.置酶標儀測定各孔在570 nm波長值. 抑制率=［1-用藥組A/對照組A］×100%. 根據抑制率篩選敏感、不敏感化療藥物. 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為41.9%, 47.2%, 26.5%, 49.6%, 31.2%, 30.0%, 5?FU抑制率最高，ADM抑制率最低.

1.2.2動物模型及分組將 MFC細胞制成含活細胞109/L細胞懸液0.1 mL，接種于小鼠后肢皮下,約7 d在接種部位長出直徑1.5 cm左右的移植瘤.

對照組1： 用胃癌細胞株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生理鹽水0.2 mL，共5 d，接種12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1：用胃癌細胞株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5?FU（高敏感藥），30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2：用胃癌細胞株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ADM（低敏感藥），0.8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處死小鼠后瘤塊一部分作石蠟包埋，一部分制成單個細胞懸液再接種小鼠，實驗組1、實驗組2的10只小鼠的一部分單個細胞懸液再行MTT法檢測化療藥物敏感性，已用5?FU化療后的小鼠胃癌細胞對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為47.8%, 50.2%, 14.9%, 23.5%, 35.0%, 35.5%,篩選出最敏感的化療藥物為DDP. 已用ADM化療后的小鼠胃癌細胞對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為41.6%, 32.3%, 22.2%, 37.0%, 35.9%, 20.2%，篩選出最不敏感的化療藥物為MMC.

對照組2：用對照組1的10只小鼠胃癌細胞再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生理鹽水0.2 mL，共5 d，接種12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3： 用實驗組1的10只小鼠胃癌細胞再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5?FU，30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4：用實驗組2的10只小鼠胃癌細胞再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ADM，0.8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5：用實驗組1的10只小鼠胃癌細胞再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DDP，1.8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實驗組6：用實驗組2的10只小鼠胃癌細胞再接種小鼠10只，接種7 d左右成瘤，接種7 d末鼠尾靜脈給予MMC， 0.16 mg/（kg·d），共5 d，化療5 d末處死小鼠取瘤塊.

處死小鼠后用游標卡尺測量腫瘤的長徑（a）和短徑（b），計算腫瘤體積和腫瘤生長抑瘤率：體積（cm3）=ab2/2. 抑瘤率=［(對照組平均體積-治療組平均體積)/對照組平均體積］×100%

1.2.3免疫組化檢測P53的表達小鼠處死后取腫瘤組織，制成石蠟切片，觀察病理變化，采用免疫組化SABC法，石蠟切片脫蠟至水，30 mL/L H2O2去除內源性酶，加入適當稀釋的一抗，4℃過夜；滴加二抗，37℃孵育20 min；DAB顯色、蘇木精復染，光鏡觀察結果，200倍下觀察5個視野,計算陽性細胞數占總細胞數的百分比. 判斷標準：用已知陽性的乳腺癌組織切片作陽性對照，用PBS緩沖液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 P53：細胞核出現棕黃色為P53陽性.

1.2.4TUNEL染色法檢測移植瘤凋亡以細胞核陽性為標準，凋亡細胞呈藍黑色顆粒狀或彌漫性，散在或簇狀分布于腫瘤組織中，結合HE染色，選擇無細胞壞死的5個視野，對TUNEL染色陽性細胞記數，每個視野計數1000個以上細胞，以陽性細胞所占百分率作為凋亡指數（AI），取5個視野AI均值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學處理： 數據用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及Dunnett?t檢驗進行統計學分析.

2結果

2.1藥物對小鼠移植瘤生長的影響實驗組1與對照組1腫瘤體積（cm3）相比有統計學差異(0.90+0.12 vs 1.64+0.27， P＜0.05），抑瘤率為45.0%，對小鼠移植瘤有明顯的抑制作用. 實驗組2（1.39+0.31）與對照組1腫瘤體積相比無統計學差異（P＞0.05），抑瘤率為15.0%. 實驗組3, 實驗組4, 實驗組6與對照組2腫瘤體積（cm3）相比無統計學差異（1.32+0.29 vs 1.56+0.24; 1.35+0.27 vs 1.56+0.24; 1.34+0.16 vs 1.56+0.24, P＞0.05），抑瘤率為15.4%, 13.4%和12.72%. 實驗組5（0.87+0.12）與對照組2腫瘤體積相比有統計學差異（P＜0.05），抑瘤率為43.9%.

2.2藥物對P53表達和凋亡率的影響實驗組1與對照組1 P53表達陽性率、凋亡率相比有統計學差異（P＜0.05）,實驗組2與對照組1 P53表達陽性率、凋亡率相比無統計學差異（P＞0.05，表1，圖1，2）實驗組3、實驗組4、實驗組6與對照組2 P53表達陽性率、凋亡率相比無統計學差異（P＞0.05），實驗組5與對照組2 P53表達陽性率、凋亡率相比有統計學差異（P＜0.05，表1，圖1，2）. 表1小鼠移植瘤P53表達和凋亡率

3討論

許多化療藥可通過誘導腫瘤細胞的凋亡達到治療腫瘤的目的［1-2］，目前胃癌常用化療藥均能誘導胃癌細胞凋亡［3］. Stathopoulos等［4］根據對細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篩選出 Paolitaxel和卡鉑，聯合用于47例晚期胃癌患者的二線化療，有效16例，病情穩定13例，提高了生活質量并延長了患者的生存期. 通過本實驗可以看出，用藥敏試驗先篩選出小鼠胃癌細胞株敏感的化療藥5?FU，對第一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其抑瘤率高，腫瘤細胞凋亡率高，第一代荷瘤小鼠進行全身化療后，再對已行全身化療的胃癌細胞篩選敏感藥物，篩選出最敏感的化療藥是順鉑，用順鉑對第二代荷瘤小鼠進行全身化療，發現順鉑組抑瘤率高，腫瘤細胞凋亡率高. 本實驗說明，對胃癌有明確療效的化療藥的確可誘導腫瘤凋亡，化療藥可能是通過誘導腫瘤凋亡來發揮作用. 藥物誘導腫瘤細胞凋亡的能力，它已成為篩選化療藥的一種新指標，我們下一步可考慮根據對細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篩選化療藥指導臨床用藥.

已證實野生型P53基因可促進細胞凋亡，而突變型P53基因抑制細胞凋亡［5］. 突變的P53基因產物在惡性腫瘤細胞中并與野生型P53蛋白結合，使之喪失作用，腫瘤中的P53蛋白可增至正常的5~10倍［6］. Mugurumak等［7］發現P53表達陰性的患者化療敏感性高于P53蛋白表達陽性患者，故P53的表達也可作為臨床化療療效指標.通過我們的實驗可以看出，篩選出小鼠胃癌細胞株敏感的化療藥5?FU對第一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其療效好，抑瘤率高， P53蛋白表達降低，與對照組比較，有顯著性差異，而ADM組和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第一代荷瘤小鼠進行全身化療后，再對已行全身化療的胃癌細胞篩選敏感藥物，篩選出最敏感的化療藥是DDP，用DDP對第二代荷瘤小鼠進行全身化療，發現DDP組療效好，抑瘤率高，P53蛋白表達降低，用MMC對第二代荷瘤小鼠進行化療，發現絲裂霉素組療效差，抑瘤率低，腫瘤細胞凋亡率低, P53蛋白表達高. 對第二代荷瘤小鼠仍采用5?FU和ADM進行全身化療，發現5?FU和ADM組均療效不好，抑瘤率低，P53蛋白表達與對照組比較，無顯著性差異. 這說明化療藥誘導小鼠胃癌細胞凋亡可能是通過抑制P53基因表達，這是化療藥誘導小鼠胃癌細胞凋亡的分子機制之一，同時P53的表達也可作為臨床化療療效指標.

我們用藥敏試驗篩選的化療藥物對荷瘤小鼠進行化療，對凋亡及P53基因表達的研究，為腫瘤治療和預后判斷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方法，根據對細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篩選化療藥,通過增加促凋亡基因/抑制抗凋亡基因的表達來增加腫瘤對化療的敏感性,指導臨床用藥，達到腫瘤的個體化治療目的.

藥物類論文:紫草天花粉對藥物流產效果的影響

【關鍵詞】 紫草

摘要：目的：探討中藥紫草、天花粉對藥物流產效果的影響。方法：將240例早孕婦女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對照組流產藥物為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加用紫草、天花粉，對兩組的完全流產率、出血時間、月經恢復時間進行比較。結果：觀察組的完全流產率為96.7%，出血時間為（12.1±3.4）d, P值均<0.05，而月經恢復時間無明顯差異（p＞0.05）。結論：加用紫草、天花粉可增加藥物流產的完全流產率，縮短出血時間。

關鍵詞：紫草；天花粉；藥物流產

藥物流產在我國已開展多年，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普遍認可，但其出血時間過長是藥物流產尚未解決的公認的主要問題和缺點［1］，我們在藥物流產的同時加用中藥紫草、天花粉，觀察其對藥物流產的完全流產率及出血時間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選擇年齡20～37歲、月經周期規則、三個月內無甾體激素使用史及藥物流產史、停經≤49d、經尿妊娠試驗及B超檢查確診宮內妊娠、無藥物流產禁忌癥的婦女240例為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120例，兩組平均年齡為（28.4±5.4）歲和（29.2±4.2）歲，B超檢查孕囊平均直徑分別為（12.4±5.9）mm和（13.35±4.5）mm。

1.2用藥方法：對照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上海華聯制藥有限公司出品)，d1晨起空腹口服米非司酮50mg，8h后口服米非司酮25mg，d2服藥同d1，d3晨起空腹口服米索前列醇0.6mg；觀察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用法與對照組同，服米非司酮前1d開始每天中午口服紫草、天花粉煎劑300ml，連服3d。（紫草、天花粉劑量分別為每公斤體重各1g，加水1500ml煎至300ml）。

1.3觀察項目：①陰道出血開始及停止時間；②絨毛團排出時間；③絨毛團排出后1～3周尿妊娠試驗及B超檢查；④藥物流產后第一次月經復潮時間。

1.4藥物流產的診斷標準:①完全流產：絨毛團排出后陰道出血漸少至干凈，1～3周尿妊娠試驗陰性；B超檢查宮腔內無殘留物。②不全流產：用藥后陰道出血過多需行清宮術，或孕囊停止發育，用藥一周后仍未排出，需行清宮術者；③流產失敗：用藥后孕囊仍繼續發育。

1.5統計方法：計數資料用X2檢驗，計量資料用t檢驗(a=0.05)。

2結果

經統計學檢驗觀察組和對照組的平均年齡、孕囊的平均直徑均無顯著差異（P均>0.05）。

2.1根據藥物流產的診斷標準，兩組的流產效果見表1，統計學處理結果表明，觀察組的完全流產率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

表1兩組流產效果比較(略)

2.2兩組完全流產者的出血時間及月經恢復時間見表2，統計學處理結果表明，觀察組出血時間顯著短于對照組（p＜0.05），月經恢復時間差別無顯著性（p＞0.05）。

表2兩組完全流產者出血時間及月經恢復時間（略）

3討論

米非司酮通過競爭性地與孕激素受體結合，對孕激素產生拮抗作用，使絨毛細胞失去孕激素的支持而變性、壞死、脫落，達到終止妊娠的目的。米索前列醇為前列腺素E1類似物，具有促宮頸成熟、軟化擴張宮頸及加強子宮收縮的作用［2］，兩者共同作用達到藥物流產的目的。與人工流產術相比，因其痛苦小而易被婦女接受，但其出血時間長是藥物流產尚未解決的公認的主要問題和缺點［1］。據文獻報道，在藥物流產中，活性絨毛滋養葉細胞殘留是導致流血的主要原因［3］。許梅芬報告在藥物流產后子宮刮出物的組織學檢查中，91%發現有滋養細胞殘留，80%有內膜炎癥［4］。紫草為活血涼血中藥，現代藥理研究證明：紫草具有明顯的抗LH、FSH活性作用，能使胎盤的絨毛細胞大量壞死，對妊娠子宮具有興奮作用，且具有抗炎作用［5］。天花粉所含的天花粉蛋白能選擇性地引起胎盤絨毛的合體滋養層細胞的損害，從而導致流產［6］。紫草、天花粉的共同作用可加強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的藥物流產作用，其抗炎作用更彌補了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的不足。本文結果表明，加用紫草天花粉后完全流產率明顯提高（P<0.05），出血時間明顯縮短（P<0.05），但月經恢復時間與單用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者無明顯差別（P>0.05）。紫草、天花粉是常用中藥之一，無毒副作用,價格便宜且資源豐富，其對藥物流產的協同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

藥物類論文:影響藥物流產效果的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探討影響藥物流產效果的因素。方法：回顧性分析600例在門診行藥物終止妊娠健康婦女的年齡、既往分娩方式、孕產次、孕齡、孕囊直徑、子宮位置、經期時間、妊娠反應、合并胃腸疾病、文化程度等資料。結果：年齡＞35歲、有剖宮產史、停經40～49d者、孕囊直徑＞2cm、子宮后傾及后傾后屈位、經期＞5d，有明顯妊娠反應、合并胃腸疾病、文化程度低者、藥物流產失敗率明顯增高。結論：藥物流產的效果受孕婦的年齡、分娩史、孕齡、孕囊直徑、子宮位置、經期時間、有無明顯妊娠反應、合并胃腸疾病的影響。

【關鍵詞】 藥物流產; 效 果； 分 析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終止早孕成功率達90～95%，因其安全、高效、簡便、病人痛苦小而在國內外廣泛應用，但由于存在用藥者的個體差異和其他原因，仍有部分患者出現藥物流產不全或繼續妊娠現象。為探討影響藥物流產效果的因素，對600例藥物流產的早孕健康婦女的年齡、既往分娩方式、孕產次、孕齡、孕囊直徑、子宮位置、經期時間、妊娠反應、合并胃腸疾病、文化程度等進行分析，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2002年7月至2006年6月在我院門診要求終止妊娠的健康婦女600例，年齡18～43歲，平均26.8歲。

1.1.1 納入標準：停經時間≤49d，停經前3個月有規律的月經周期，未經任何激素治療，尿HCG（+），婦科檢查子宮不超過7周大，B超檢查示宮內妊娠，孕囊三徑線平均直徑≤30mm。

1.1.2 排除對象：宮外孕；生殖道畸形；宮內放置節育器；患有血液系統疾病及心、肝、腎疾病和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者；青光眼；支氣管哮喘等使用前列腺類藥物禁忌者；對前列腺藥物過敏者。

1.2 用藥方法：用藥d1上午口服米非司酮50mg，12h后再服25mg，d2與d1同一時間各服米非司酮25mg，d3上午再服米非司酮25mg，服用米非司酮前后均禁食2h,隔1h空腹頓服米索前列醇600ug，留院觀察6～8h，未排出孕囊且出血不多者，囑其回家觀察，1周后務必就診，此間如有組織物排出，則需帶來由醫師確認，如出血量超過月經量，無論孕囊排除與否，均囑其及時就診。

1.3 效果判斷

1.3.1 完全流產：服藥1周內肉眼可見絨毛，組織完整，未經清宮而自行轉經者，或雖未見明確孕囊排出，但B超、HCG證實已完全流產，子宮恢復良好，陰道流血停止。

1.3.2 不全流產：服藥后1周未見絨毛排出，或排出不全，陰道流血量多于月經量，需清宮處理。

1.3.3 流產失敗：服藥后未見組織排出，1月內來院復診，B超檢查發現宮內仍有孕囊，確診為繼續妊娠者，最終用負壓吸引終止妊娠者。

1.4 統計學方法：組間比較采用X2檢驗。應用spss 1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3 討 論

胚泡植入子宮內膜后，與子宮內膜接觸的滋養層細胞迅速增殖形成絨毛，此時子宮內膜血管豐富，黃體分泌大量孕酮和雌激素維持妊娠。而米非司酮為受體水平抗孕激素，與孕酮競爭受體達到拮抗孕酮作用，解除孕酮對子宮的抑制，使子宮肌肉收縮，并抗著床，使蛻膜、絨毛膜組織變性壞死［1］，同時與米索前列醇配伍，增高妊娠子宮對前列腺素的敏感性，使子宮收縮強度增加4倍～9倍，促使子宮口擴張，達到終止妊娠效果［2］。 本組藥物流產失敗率為8.5%，分析其影響效果主要有以下幾點：①年齡：從表1可看出年齡≥35歲藥物流產失敗率明顯高于35歲以下者，年齡越大越易導致藥物流產失敗。②既往分娩方式：表2顯示有剖宮產史者，藥物流產失敗率明顯高于有自然分娩者，與鐘永輝［3］報道一致。剖宮產后由于子宮形成疤痕及粘連，致使宮腔形態和子宮位置發生改變，從而影響子宮的節律性收縮，使胚胎組織不能及時順利排出，導致不全流產。因此，對有剖宮產者，應慎重選擇藥物流產，一旦選擇應密切注意其陰道流血的情況，必要時及時清宮。③孕產次：從表3可看出有分娩史者藥物流產失敗率明顯高于未產婦，流產次數越多，藥物流產失敗率越高。人工流產術可引起子宮內膜的機械性損傷，術后可發生子宮內膜炎，使再次妊娠后蛻膜發育不良致胎盤粘連。流產次數越多造成子宮內膜損傷和感染的機會就越多，導致胎盤粘連的可能性就越大，再次妊娠行藥物流產時蛻膜不易徹底排出，導致不全流產，提示我們對于有人工流產尤其流產次數多者，一旦選擇藥物流產，應特別注意陰道流血情況，及時清宮，適當使用縮宮素。④孕齡：從表4可看出停經40～49d者，藥物流產失敗率高于停經31～39d，隨著停經天數的增加，藥物流產失敗率也隨之增加。這是因為隨著孕期延長，妊娠物增大，體內孕酮水平隨著提高，難以被米非司酮拮抗，所以一旦確診為早孕應盡早用藥。⑤孕囊直徑：從表5可看出孕囊直徑＞2cm失敗率高于孕囊直徑1～2cm及孕囊直徑＜1cm內。孕囊大小是胚胎發育的基礎，孕囊越大蛻膜越多，在孕囊完整排出后，常有不等量的蛻膜殘留，可能是由于米非司酮劑量不足，或維持時間不夠，不能有效地抵消孕酮對靶組織的作用，導致流產失敗。若孕囊直徑＞2cm，藥物流產后出現異常出血，應及時清宮。⑥子宮位置：從表6可看出后傾及后傾后屈位子宮者的藥物流產失敗率明顯高于前傾位及水平位子宮者。這與李玉英［4］報道一致，其原因在于藥物流產是阻止妊娠發展，引起子宮節律性的收縮而達到終止妊娠的目的，后傾及后傾后屈位子宮，其宮腔與子宮的宮頸口之間形成一定的角度，當子宮節律性收縮時致使妊娠物不能順利通過宮腔與宮頸形成的角度及重力的作用排出體外。⑦經期：表7顯示正常經期≥5d藥物流產失敗率高于＜5d者。可能是經期較長，子宮內膜修復緩慢，子宮內膜容易感染，蛻膜不易從宮壁脫落所致。⑧妊娠反應及合并胃腸疾病：表8顯示妊娠反應明顯者失敗率高于無明顯妊娠反應者。表9顯示合并胃腸疾病失敗率也高于無合并胃腸疾病者，這是由于吸收障礙影響藥效。提示我們對于有明顯妊娠反應者，應選擇嘔吐少的時間段服藥。孕婦合并胃腸疾病者，服藥前必須向病人交代可能出現的不良反應，必要時調整藥物劑量，服藥后30min內嘔吐者，依病人具體情況必要時加服。⑨服藥者文化程度：表10顯示服藥者文化程度越低失敗率越高，可能病人理解不透，未按要求服藥而導致失敗，提示我們對于文化程度低者，應反復交代服藥方法及注意事項，使病人完全理解，必要時叫病人復述一遍。

通過對藥物流產效果相關因素的分析，提示在使用藥物流產時，臨床醫生應嚴格掌握適應癥及禁忌癥，加強育齡婦女的避孕意識。藥物流產時觀察到有異常出血，應及時清宮。在流產藥物配伍尚未改進之前仍強調手術對藥物流產失敗者干預的必要性和及時性，以減少由藥物流產引起的子宮內膜炎、輸卵管炎等并發癥，并且也能夠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醫療糾紛。

藥物類論文:停經天數對藥物流產效果影響的臨床觀察

［關鍵詞］ 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早期妊娠

藥物終止妊娠臨床應用已有十多年歷史，終止孕7周內的早孕成功率已達90%以上，現已廣泛在臨床中推廣應用。因其安全有效、簡便易行，痛苦較人工流產術輕，越來越多的患者自愿選擇藥物流產的方式終止早孕。但經臨床觀察，存在著出血多，出血時間長等問題。為臨床廣泛安全開展藥物流產提供更多經驗，筆者對400例藥物流產者做了臨床觀察，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來我院自愿終止妊娠者400例均符合藥物流產條件，無并發癥及禁忌證,年齡18～40歲,孕次1～5次,產次0～3次。第一組200例，孕天數40天內；第二組200例，孕天數40～50天。服藥后門診隨訪與電話詢訪。

1.2 用藥方法

空腹或進食2 h后口服米非司酮150 mg，服后2 h內禁食。48 h后，口服米索前列醇300 μg，方法與前同。

1.3 流產效果判定標準

（1）完全流產：1周內自排出絨毛和胎囊，或未見明顯的胎囊排出、陰道出血自行停止，經B超證實未見胎囊者。（2）不完全流產：用藥后已排出絨毛和胎囊，或未見明顯的胎囊排出，因出血多或出血時間長而行刮宮，病理診斷有絨毛者。（3）失敗：用藥1周后未見妊娠物排出，經B超證實仍有胎囊者。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χ2檢驗。

2 結果

2.1 兩組流產效果比較 見表1。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終止妊娠，其中孕50天內早孕的完全流產率為87.8%，第一組為91%,第二組為84.5%,兩組相比較,

差異有顯著性（P<0.05）。

2.2 兩組出血量及出血時間的比較

見表2。陰道出血量比月經少者第一組54例（占27%），第二組35例（占17.5%），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陰道出血量比月經量多者，第一組有44例（占22%），第二組有80例（占40%），兩組相比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出血天數少于10天者第一組有107例（占53.5%），第二組有79例（占39.5%）；出血天數為10～20天者第一組有80例（占40%），第二組有104例（占52%），兩組相比較差異均有顯著性（P<0.05）。

表1 兩組流產效果比較 （略）

表2 兩組出血量及出血時間的比較 （略） 3 討論

米非司酮是一種抗孕酮類藥物,通過與孕激素受體結合而阻斷孕激素的活性,使蛻膜變形壞死，內源性前列腺素釋放而誘導流產［1］。配伍米索前列醇終止早孕，一般成功率可達90%以上，是一種安全、有效、簡便易行的方法。筆者對400例停經50天以內的早孕婦女藥物流產效果進行了觀察與分析，結果顯示：終止停經50天以內早孕的成功率達87.8%，其中停經天數40天以內早孕的成功率為91%，40～50天的成功率為84.5%，提示停經天數越少，藥物流產成功率越高。

藥物流產終止早孕，可避免因人工流產手術所致的子宮穿孔，對子宮畸形或瘢痕子宮較為合適，但存在陰道出血多、出血時間長等缺點。這與藥流后因蛻膜排出不全、子宮內膜復舊欠佳及米非司酮影響凝血功能有關［2］。我們觀察到孕天數40天以內者陰道流血量及出血時間均較孕天數40～50天者少，因此我們主張藥物流產患者應盡早診斷，及時用藥，以提高藥流成功率，減少陰道流血量及出血的時間。對于10天復查陰道仍有出血，且多于月經量，B超發現強光團者應及早清宮；對于出血時間長而出血量少的病例，應給予抗炎、止血治療。

藥物類論文:桂枝茯苓膠囊在藥物流產中的應用效果觀察

【摘要】 目的 觀察桂枝茯苓膠囊在藥物流產的應用效果。方法 將早孕健康婦女483例隨機分兩組，常規服用米非司酮與米索前列醇，治療組于服米索前列醇1h后始服桂枝茯苓膠囊3粒，1日3次，飯后服，連服5天，觀察兩組流產效果、藥流后陰道出血量及陰道出血時間。結果 治療組完全流產率為96.67%，對照組為90.53%，兩組流產效果差異有顯著性，治療組陰道出血量減少，出血時間短，與對照組相比差異有非常顯著性。結論 桂枝茯苓膠囊可提高藥流效果，減少陰道出血量及出血時間，可在藥流中推廣應用。

【關鍵詞】 桂枝茯苓膠囊;藥物流產;流產效果

藥物流產是指早期妊娠應用藥物終止妊娠的方法。臨床上以米非司酮與米索前列醇的配伍為目前最佳方案［1］。但其主要副作用是陰道出血時間長和出血量多，雖在藥物流產后加用宮縮劑及抗生素，療效仍不顯著。2005年1月始我院婦科采用桂枝茯苓膠囊配合治療藥物流產。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我院2005年1月1日～6月30日于門診要求藥物流產的健康婦女483例，停經31～49天，年齡19～43歲。將她們隨機分組，治療組240例，對照組243例。兩組研究對象在年齡、停經時間、生活衛生條件及孕產史等方面無統計學差異。用藥前均通過婦科檢查、尿HCG測定、血常規檢查、B超檢查確診為宮內妊娠，無藥物流產禁忌，并愿意隨訪。

1.2 方法 所有研究對象第一、二天上午服米非司酮50mg，12h后服25mg，服藥前后2h空腹。第三天上午8:00空腹一次性服米索前列醇600μg，并留院觀察6 h。治療組于服米索前列醇1h后始服桂枝茯苓膠囊3粒，1日3次，飯后服，連服5天。兩組患者均于藥物流產后8天、16天、30天隨訪。

1.3 觀察指標 觀察流產效果、藥流后陰道出血量及陰道出血時間等。

1.4 流產效果判定［2］ 完全流產：用藥后胎囊自行完整排出，或未見完整排出，但經B超檢查未見妊娠圖像，出血自行停止，尿HCG陰性，子宮恢復正常大小，月經自然復潮；不完全流產：用藥后胎囊自然排出，但在隨診過程中，因出血過多或時間過長而施行刮宮術者；失敗：至用藥第8天未見胎囊排出，經B超檢查證實胎囊繼續增大、胎心搏動存在者為繼續妊娠，胚胎停止發育最終采用負壓吸引術終止妊娠者，均為藥物流產失敗。

陰道出血量估計以1周內陰道出血量與自身平素月經量相比，分別為多于、等于、少于月經量3種情況，陰道出血時間為從陰道出血開始到完全干凈為止的天數。

2 結果

兩組流產效果差異有顯著性（χ2=8.357,P<0.05），見表1。表1 兩組流產效果情況治療組在陰道出血量及出血時間方面與對照組相比差異有極顯著性，見表2。 表2 兩組陰道出血情況治療組有8例清宮，清宮率3.33%，無一例發生感染；對照組24例清宮，清宮率9.88%，有3例發生感染。

3 討論

3.1 藥物流產機理 米非司酮是抗孕酮類藥物，通過與孕激素受體結合而阻斷孕激素的活性，它與孕酮受體親和力比黃體酮強5倍，使蛻膜及絨毛變性壞死，內源性前列腺素釋放而誘導流產。米索前列醇刺激子宮收縮，宮口開放，促進絨毛及蛻膜排出。

3.2 藥物流產副作用及病機 藥物流產常見副作用為陰道出血多及陰道出血時間長，其原因為［3］：(1)妊娠蛻膜或 滋養葉組織殘留；(2)凝血塊在宮腔積存；(3)宮腔內感染或殘留組織感染；(4)子宮收縮或復舊不良。主要病機為：健康早孕婦女藥物流產后，沖任被擾，氣機不利致氣滯血瘀，血不歸經，或由于出血量多，氣血受損，運行不暢，瘀血內停，阻礙新血不得歸經所致，多瘀多滯為其特點。在藥物流產過程中，米非司酮使蛻膜充血、水腫、變性，屬于中醫瘀血范疇。據中醫辨證，出血屬于沖任損傷，瘀血內阻，血不歸經。治療應以活血化瘀生新為主，使瘀去新生，氣機得暢，沖任得固，離經之血自止。

3.3 治療 西醫治療往往行清宮術，雖行之有效，但增加患者痛苦，造成子宮內膜損傷，甚至造成各種并發癥，如子宮穿孔、感染等。而桂枝茯苓膠囊是漢代醫圣張仲景《金匱要略》中桂枝茯苓丸的現代制劑，由桂枝、茯苓、丹皮、桃仁、芍藥組成，具有活血化瘀，緩消癥塊的作用，能有效松軟變性的絨毛及蛻膜與子宮壁的粘連，使再種植的胎囊和殘留的絨毛、蛻膜排出體外，起到藥物清宮作用。避免清宮術的痛苦、損傷及后遺癥，并可加快胎囊排出時間，促進子宮內膜剝脫。明顯減少陰道出血量，縮短陰道出血時間。我們通過臨床觀察，在藥物流產后服用桂枝茯苓膠囊可提高流產效果，明顯減少陰道出血量及縮短陰道出血時間，降低清宮率，并能預防及治療感染。綜上所述，桂枝茯苓膠囊具有收縮子宮、抗炎、鎮痛、止血之功效。方中桂枝溫經通陽，促血脈運行而散瘀；赤芍活血化瘀，去除癥瘕；桃仁破血消瘀，丹皮活血散瘀，二者相須以加強化瘀消癥之效；茯苓健脾益氣，寧心安神，與桂枝同用，通陽開結。諸藥作用平和，對藥物流產者較為適合。由于采用現代制劑的手法，通過提純、濃縮，使藥效集中，服用便捷，且安全、經濟有效，故在藥物流產中可推廣應用。

藥物類論文:血液流變活性藥物的體外研究概況

藥物流變學是藥物學與流變學的交叉學科，旨在探索藥物發揮作用的流變學機制，本文 就藥物流變學研究的體外實驗有關問題作一總結。

臨床驗證中的雙盲法安慰劑對照研究是流變活性藥物功效的最終試驗，這些藥物的體外 實驗研究已經變得越來越主要，在尋找新藥之臨床前研究階段以及臨床研究階段，流變學實 驗能夠補充臨床結論。有關在臨床前和臨床試驗階段對藥物進行流變學體外實驗的作用如下 。

臨床前試驗階段：①發現現有藥物的新用途；②確定化合物的流變學全貌(對RBC，WBC ，血小板，血漿蛋白的作用)；③對流變活性藥物的同類物進行試驗；④尋找具有流變活性 的新化合物；⑤在后繼的臨床試驗中，確定合適的檢驗藥物具有流變活性的方法。

臨床試驗階段：①提供一個客觀的結論；②證明藥物在體內的流變學作用；③體現臨床 效果與流變活性間的因果關系；④發覺不敏感人群；⑤確定量效關系和時間依賴性。

1　體外實驗的原則

在設計制定評價藥物臨床前和臨床研究的體外實驗時必需遵循下列幾條基本原則。

1.1　鑒定和分離靶細胞體

血液是一個混合的細胞群體，應對實驗的細胞對象進行適當分離，流變活性藥物可能作 用于紅細胞，白細胞或血漿蛋白，亦或對它們都有作用，因而要求獲得較純的細胞群體，可 將全血經棉花過濾獲得純的紅細胞，將全血經過密度梯度沉降以獲得白細胞亞群，或通過低 速離心(400 g,5 min)獲得富含血小板的血漿。

1.2　選擇合適的藥物濃度

很多藥物研究時使用了較高濃度而體內不能達到如此高濃度，由于對到達靶細胞之藥物 精確濃度不甚清楚，體外實驗時使用的藥物濃度應覆蓋其發揮藥效的藥理學濃度范圍，如同 體外流變學試驗所需合適細胞濃度一樣，藥物與細胞的比例也很重要，在體外使用的藥物濃 度應盡量調至體內藥物與細胞相應的比例。

體外流變學研究時通常要將洗滌過的細胞懸浮在無蛋白質的緩沖液中，與體內富含蛋白 質的血漿相對比，由于在體內結合到血漿蛋白質上的藥物相應地被體外結合到靶細胞質膜的藥物代替，因而到達靶細胞群藥物濃度較高。反之，如將白蛋白加入到緩沖液中，應考慮 到結合在白蛋白上的藥物。緩沖液的特性也應考慮。有些緩沖液如磷酸鹽和Tris能進入細胞 內增加細胞的體積，因而影響流變測量。一些緩沖液不能穿透細胞，如HEPES，作為緩沖液 相對優越些。

1.3　流變儀器和方法的選擇

不同流變學測定儀器靈敏度差異很大。同一儀器的不同參數的靈敏性亦差異很大，因此 選擇使用儀器應多注意。為了提高不同實驗室測量數據的可比性和結果的可靠性，應盡可能 按照國際血液標準化委員會關于血液流變學的規定和要求。

1.4　亞群分離

血液不僅是由混合的細胞群體組成，而且不同的細胞群體還由復雜的亞群組成。紅細胞 按照其細胞陽離子濃度和含水量由輕到重密切排列，基于細胞年齡和ATP含量發揮其酶的活 性。白細胞由處于不同成熟期的不同細胞系組成，其成熟狀態可以是靜態或激活的。同樣血 小板亞群依賴于其年齡和激活狀態而存在。

不同亞群之間存在著流變差異，針對相應亞群流變學測量的技術包括密度梯度分離，或 當亞群在形態上可以識別時，如紅細胞內含瘧原，可采用微吸管吮吸法［1］。用于 單個細胞流變測量的儀器如紅細胞剛性測量儀，細胞轉移分析儀，已顯示了一定作用。

1.5　質量控制的要求

在臨床研究中對藥物流變參數的縱向研究必須嚴格實行質量控制，用于質量控制的流變 學方法仍處于初期，較簡單的方法包括用正常樣本來檢測儀器的漂移情況， 或設對照組及有 效治療組。

1.6　藥物對細胞膜和形態學的作用

親脂性藥物進入細胞膜脂質雙層對細胞的形態和流變學發生根本影響，根據脂雙層理論 這些藥物有時間依賴關系，膨脹外層引起棘狀紅細胞癥，然后進入內層引起裂口紅細胞癥。 經14C標記可以確定藥物插入脂質雙層的程度［2］，能以此方式改變細胞形狀 的藥物，將對紅細胞的變形、聚集、沉降和粘滯產生不利影響。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血管擴張 劑枸櫞酸西替帝爾(cetiedil)，在低濃度時改善紅細胞的變形性，而在高濃度時改變細胞膜 陽離子流動使細胞腫脹而失去變形能力［3］。

2　其它試驗是對流變學測量的補充

利用流變學試驗在細胞水平證明藥物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敏感性和專一性很有 限，比如說：阻止Ca2+流入和K+流出鐮刀狀紅細胞的陽離子通道抑制劑能防止細胞 失水，研究其作用時可先將細胞脫水后，采用5 μm孔徑的濾膜來定量測定細胞膜變形性的 序貫下降［3］。更為敏感的方法是用同位素如45Ca、86Rb標記， β-閃爍計數確定陽離子流動［4］，但使用流變學模型來證實其對完整細胞的作用 非常有用，兩種方法可看作是互相補充。

3　采用動力學試驗模型

處于代謝靜止狀態的靜態細胞不適合用來研究藥物的作用，采用適當的生理和代謝動力 模型可以增加流變學試驗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例如，對紅細胞與內皮細胞粘附力測量的試驗 中采用的是生理應力模型而不是靜態模型［5］。非離子表面活性劑［6］對此 模型有抑制作用。

抗鐮藥物的研究很困難，因為鐮刀狀細胞在其變形性、密度、年齡、膜性質和形態諸方 面有很大的異質性，然而采用密度梯度離心可以去除密度較大和不可逆的鐮狀細胞，剩下較 均勻的年輕細胞群體，體外在含鈣的緩沖液中，經歷還原和氧化的循環，來模擬在體內循環 時的復雜過程。這些年輕細胞將發生進行性的脫水，Ca2+通道抑制劑和鈣激活K+流 動通道抑制劑，以及其它抗鐮藥物可用于研究對此模型中代謝應力的保護作用。

采用循環氣體交換模擬體內代謝因力，可以擴展到局部貧血血管疾病，在那里循環的血 細胞暴露在低氧、低pH和/或高滲透壓的環境中，在此情形下存在著的交替改變非常復雜， 并具有時間依賴性。這是因為局部貧血部位的低pH按照Gibbs-Donnan效應可引起細胞腫脹 ，隨后經pH激活的KCl轉移導致細胞K+丟失，細胞再次收縮［7］，局部貧血部位的 乳酸累積，由于滲透作用也引起細胞脫水。通過將正常紅細胞重復多次置于低氧、酸性和含 有不同藥物濃度的高滲透液中，采用循環氣體交換可以驗證藥物的預防作用。這種體外的試 驗模型要比血管疾病的靜脈血樣本接近病理，因為一旦離開局部貧血部位的代謝應力環境， 而循環到靜脈抽血處，紅細胞迅速恢復正常代謝和流變狀態。

4　不可預見性的藥物作用

藥物對血細胞流變學作用不可能總是能夠借助藥理文獻而預料，并由此在體外以合適模 型進行實驗。血管擴張劑和鈣阻滯劑硝苯地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興奮組織這個二氫吡 啶類化合物能阻斷Ca2+進入細胞，它對循環血細胞作用尚未廣泛研究，除了能阻止Ca 2+流入紅細胞外，它還是一個作用很強的Ca2+激活的K+通道抑制劑［4 ］。因此其作為抗鐮藥物的優勢可能在于其血管擴張作用，Ca2+進入阻滯及K+流 動抑制作用之間的綜合，在局部貧血血管疾病，硝苯地平的流變學作用很復雜，除了對紅細 胞的作用外，對激活嗜中性白細胞與血管內皮細胞間的粘附有著濃度依賴性的抑制作用 ［8］。

總之，流變活性藥物的體外實驗有著巨大的潛在優勢，因為這些實驗能解釋流變學效應 和藥物的作用。體外實驗方法特別適合于一系列藥物濃度的研究和尋找活性化合物如中草藥 ，因其組成復雜，需經分離以尋找有效的類似物，在藥物試驗的預試階段，流變 學方法研究 藥物對完整血細胞的功效非常優越，而生化和同位素研究往往是針對破碎細胞。

在臨床試驗中對體外獲得的血樣進行試驗來確定臨床效果和流變學作用的關系很有價值 。另外流變學試驗能補充臨床結論，增加臨床試驗的價值，提供簡易方法用于先導性研究， 證明新試化合物的作用。流變學方法在解釋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和確定合理有效藥物治療方 面具有優越性。

藥物類論文:藥物性肝病的診斷和治療

肝臟是藥物在體內代謝的重要器官，但藥物及其代謝產物又可影響肝臟的結構和功能，造成肝臟的損害。藥物性肝病是指在藥物治療過程中肝臟受藥物本身、代謝產物損害或發生過敏反應所致的醫源性疾病。危害包括肝臟血管損害、誘導肝癌和促使肝硬化等［1］。肝細胞變性、壞死主要由毒性代謝產物所致，即親電子的烷基化、芳基化和酰基化物質與肝細胞內和生命有關的大分子(DNA、RNA)共價結合而引起肝細胞壞死，也可由細胞色素P450酶氧化還原反應產生的自由基與細胞膜上的蛋白質或非飽和脂肪酸共價結合，產生脂質過氧化物而引起細胞膜損傷，最終導致細胞死亡。隨著新藥物的不斷問世，特別是非處方藥不斷擴大，患者自行服藥及隨意加大劑量的可能性增加，藥物性肝病的發生率也相應增加。目前所使用的藥物中，據報道有1000［2］多種藥物能產生肝損傷，在全球所有藥物不良反應中，藥物性肝病發生率為3%～9%［3］，占所有黃疸住院病例的2%～5%，占成人“急性肝炎”住院病例的10%，藥物性肝衰占所有急性肝衰病人的10%～52%［4］。但由于藥物性肝病臨床和病理變化復雜，臨床表現與實驗室檢查缺乏特異性，易被誤診［5］。現對藥物性肝病的診斷要點與治療原則進行歸納、總結如下。

1 診斷

1.1 危險因素 藥物性肝病的發生受個體差異的影響，其中包括遺傳性和獲得性因素，診斷時應予以考慮［6］。遺傳性因素包括細胞色素P450酶的缺陷、乙酰化作用異常、谷胱甘肽合成酶缺陷、谷胱甘肽S-轉移酶缺陷、免疫系統遺傳變異等，使某些藥物對藥物的敏感性增加，易于出現藥物性肝損。獲得性因素包括年齡（＞60歲可能易促進異煙肼、呋喃坦丁引起的肝損，兒童易于出現丙戊酸及水楊酸鹽引起的肝損）、性別（女性易出現甲基多巴和呋喃坦丁引起的肝損，男性更易患硫唑嘌呤誘導的肝損）、營養狀態（肥胖促進氟烷引起的肝毒性，營養不良和禁食易于引起撲熱息痛肝損）、懷孕（大多數四環素誘導的肝病出現在靜脈使用四環素的孕婦）等。此外，有過敏體質或有藥物過敏史的患者及有慢性肝病、腎功能不全、免疫紊亂的患者均可增加機體對藥物毒性的易患性。這些因素在診斷藥物性肝病時也應考慮。

1.2 診斷要素 目前尚無確切的診斷方法及特異性實驗診斷，現有的診斷標準僅供臨床醫師參考，詳細詢問病史是關鍵，需仔細了解：（1）患者發病前3個月使用過的藥物，包括劑量、用藥途徑、持續時間及同時使用的其他藥物；（2）原來有無肝病、有無病毒性肝炎及其他肝病；（3）原發病是否可能累及肝臟；（4）有無藥物過敏史及過敏性疾病史。藥物性肝病的診斷主要依據時間過程特點和臨床診斷標準并排除其他因素而確定。

1.2.1 時間特點 從可疑藥物給藥到發病多數在1周～3個月內，停藥后常常數周內可恢復，偶爾再次給藥可誘使肝病復發（不可有意給予可疑肝損藥物［7］）。

1.2.2 臨床診斷標準［8］ 具備下述第（1）條加上（2）～（7）條中任何兩項，即可診斷：（1）肝臟損害多在用藥后1～4周內出現，但也可在用藥數月后出現肝損情況，少數藥物的潛伏期可更長；（2）初發癥狀可有發熱、皮疹、瘙癢等過敏現象；（3）外周血液中嗜酸粒細胞>6%；（4）肝內膽汁淤積或實質細胞損害等臨床和（或）病理征象；（5）淋巴細胞轉化試驗或巨噬細胞轉化試驗陰性；（6）有關病毒性肝炎的血清學指標陰性；（7）偶爾再次給藥后又再次發生肝損害。

另外，藥物性肝病的診斷需排除其他引起肝損害的疾病：包括肝膽疾病、濫用酒精、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肝損害、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肝缺血等。

1.2.3 診斷新方法 目前超聲診斷藥物性肝病的研究已有顯著突破，有報道稱，門靜脈增寬是診斷早期藥物性肝病的一個客觀指標（長期服藥門靜脈增寬占62%，而肝臟回聲增加僅占24%［9］）。

1.3 注意事項 藥物性肝病的臨床表現復雜，早期的診斷對疾病發展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用藥過程中肝功能的監測是早期發現藥物性肝病的首選方法［10］，這需要臨床醫師重視及豐富的經驗。

2 治療

藥物性肝病的治療無特殊性，治療的前提是確立診斷，通過早期正確的診斷而阻止慢性肝損［1］，一旦明確后采取以下措施，預后較好。

2.1 停用致病藥物 一旦確診或懷疑，應立即停用相關或可疑藥物，特別注意的是，化學結構相似的藥物也屬禁忌。

2.2 支持治療 臥床休息，避免體力活動，如果無肝性腦病史可給予高熱量、高蛋白飲食，補充各種維生素及微量元素，保持水、電解質、酸堿平衡等，必要時輸注白蛋白或新鮮血漿。

2.3 保肝、退黃治療 患者出現血清轉氨酶升高或白蛋白下降等肝功能損害征象時，可給予護肝藥物，如凱西萊、肌苷、葡醛內酯、門冬氨酸鉀鎂等；深度黃疸者可靜脈滴注高滲葡萄糖、VitC、還原型谷胱甘肽等。有報道稱，腺苷蛋氨酸（思美泰）在臨床上可安全有效地治療藥物性肝病，尤其是藥物引起的肝內膽汁淤積［11］。另外，多烯磷脂酰膽堿是人體不能合成的必需磷脂，可結合于肝細胞膜結構中，對肝細胞再生和重建非常重要，具有保護和修復肝細胞的作用。

2.4 腎上腺皮質激素 有黃疸、皮疹或重癥者，可適量應用腎上腺皮質激素2～3周，以抑制免疫緩解病情。有報道稱，腎上腺皮質激素對急性藥物性肝衰竭有一定的治療作用［10］。

2.5 積極防止并發癥 如防止出血、感染、腦水腫、腎衰、肝性昏迷等。

2.6 特殊解毒藥 異煙肼用VitB6，撲熱息痛用N-乙酰半胱氨酸，抗膽石藥對膽汁淤積性肝損有幫助［10］。

2.7 人工肝或肝移植 對藥物性肝損引起不可逆轉的肝功能衰竭者可給予人工肝治療，必要時可行肝移植［10］。

2.8 防治 藥物性肝病重在預防，對于某些能損害肝臟的藥物臨床醫生要注意，不要大劑量的超負荷使用，有報道稱山莨菪堿能治療藥物性肝病，減輕藥物的肝毒性作用，其副作用小，價格低廉，值得我們在臨床實踐中應用［12］。也有報道稱蜂膠具有對動物性肝損傷保護作用，長期服用蜂膠可起到一定保護作用［13］。

藥物類論文:小劑量藥物穴位注射治療小兒秋季腹瀉療效觀察

【摘要】 目的 探討654-2雙側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療嬰幼兒秋季腹瀉的療效。 方法 將入組的84例腹瀉患兒隨機分為對照組40例和治療組44例。對照組給予靜脈補液、糾正電解質紊亂等對癥處理，治療組在對癥治療的基礎上輔以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療程3 d，并與對照組進行比較分析。結果 治療組總有效率91%，對照組總有效率60%。 結論 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輔助治療嬰幼兒秋季腹瀉療效明顯優于單純對癥治療。

【關鍵詞】 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腹瀉；嬰幼兒

嬰幼兒秋季腹瀉是秋冬季兒科的常見病，主要表現為腹瀉水樣便，易引起脫水和電解質紊亂。我院兒科采用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療嬰幼兒腹瀉84例，取得滿意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

選取我院2002年10月～2006年12月在我院兒科住院治療的84例秋季腹瀉患兒為研究對象。入組標準：年齡6 mo～3 a；（2）大便鏡檢白細胞數＜5個/HP，大便培養無致病菌生長；（3）診斷符合單純性小兒季節性腹瀉標準。

1.2方法

1.2.1 分組方法

將入組的84例腹瀉患兒隨機分為對照組40例和治療組44例。其中對照組男25例，女15例；年齡＜6 mo 1例，～1 a 11例，～2 a 18例，～3 a 10例。治療組男23例，女21例；年齡≤6 mo 2例，～1 a 9例，～2 a 19例，～3 a 14例。

1.2.2 治療方法

兩組患兒均給予靜脈補液、糾正電解質紊亂等對癥處理，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加用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注射方法：取雙側足三里穴，消毒后用4.5號針頭，進針約0.5 cm～1 cm，回抽無血后注入654-2 0.01 mg·?-1·1次·d-1，連續2～3 d。

1.2.3 療效判定［1］

(1)顯效：治療72 h后糞便形狀及次數恢復正常，全身癥狀消失；（2）有效：治療72 h后糞便形狀明顯好轉，次數明顯減少，全身癥狀明顯改善；（3）無效：治療72 h后糞便形狀、次數及全身癥狀均無好轉。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一般臨床資料，見表1。表1 兩組患兒一般臨床資料（略）注：兩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無顯著差異（P＞0.05）。

2.2臨床療效，見表2。表2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略）注：治療7 d末，治療組療效明顯好于對照組，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

2.3兩組不良反應

治療7 d末，治療組有3例足三里穴位注射654-2 30 min后，出現心率加快，面部潮紅，持續約1 h～2 h上述癥狀自然消退，無須特殊處理。對照組無不良反應。

3討論

嬰幼兒腹瀉是嬰幼兒時期的常病，發病率極高，易遷延成慢性腹瀉［2］，6 mo～2 a嬰幼兒發病率更高，是造成小兒營養不良、生長發育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針刺足三里是中醫治療胃腸疾病的重要穴位［3］。作者采用小劑量654-2穴位注射的方法，主要是通過對足陽明胃經的足三里進行慢性刺激，不但能引起機體重新調節其功能的作用，迅速提高胃旦白酶的活性，而且還能激活機體網狀內皮系統的吞噬機能，抑制炎癥滲出，增強炎癥病灶的屏障機能，使發熱反應減弱，并有一時性降溫作用。654-2為M膽堿受體阻斷劑，有鎮靜、解痛作用，能抑制胃腸道平滑肌蠕動和腺體分泌，減少消化液丟失，并能改善微循環，利于腸道組織的代謝修復和功能恢復［4］。本組資料表明，治療組經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療后，療效明顯好于對照組，兩組比較差異有極顯著性（P＜0.01）。雖然治療期間有3例患兒出現了輕微的心率加快、面部潮紅，但持續約1 h～2 h后，不良反應自然消失，無須特殊處理。總之，小劑量654-2穴位注射是作者多年的臨床經驗，對治療嬰幼兒功能性腹瀉卻有顯著療效，愿與臨床同道共勉。

藥物類論文:藥物對腎小球抑制作用的對比分析

論文關鍵詞：腎小球 藥物 作用 對比

論文摘要：采用體外培養的人腎小球系膜細胞技術，觀察具有降逆泄濁、益氣活血功效的中藥腎康注射液及苯那普利對ECM不同成分的影響。腎康注射液具有抑制ECM成分中纖維連接蛋白(FN)、層粘連蛋白(LN)和Ⅳ型膠原(Col Ⅳ)的作用，該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量效關系。苯那普利對ECM中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及腎康注射液作用明顯。結論，腎康注射液對ECM的抑制作用優于苯那普利。

近年來，隨著對腎小球硬化機制認識的不斷深入，腎小球系膜細胞(MC)、細胞外基質(ECM)及各種細胞因子在腎功能進行性減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倍受關注。抑制MC增殖，減少ECM的堆積，拮抗細胞因子的不良作用，已成為防治腎小球硬化，延緩CRF病情進展的重要環節。

一、對比研究使用的材料

選用的材料

1、腎組織來源系我校附屬醫院婦產科孕5月引產胎腎。

2、藥物與試劑腎康注射液(SKI)由大黃、丹參、紅花等組成，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提供，每毫升含原生藥0.3g；苯那普利(Benayzepril)由瑞士諾華制藥有限公司生產，批號：012200；V型膠原酶、HEPES均系Sigma產品；RPMI 1640、胰蛋白酶、胰島素均為美國GIBCO產品；小鼠抗人單克隆FN抗體、兔抗人FN多抗、羊抗兔IgG-HRP均購于北京中山生物技術有限公司；LN、Col Ⅳ放射免疫分析試劑盒，均購于上海海研醫學生物技術中心。

3、主要儀器CO2孵箱(TYPE4型)德國HERAEUS公司生產；倒置顯微鏡(TOKYO)日本OLYMPUS公司生產；潔凈工作臺(月壇牌)北京半導體設備一廠生產；酶標分析儀(MODEL2550)美國BTO-RAD公司生產；FT-613自動計數125 I放免測量儀，北京核儀器廠生產。

二、研究采用的方法

1、MC培養與鑒定無菌取胎腎，分離提取腎皮質小球組織，按照于力方等方法(1)取去掉包囊的單個腎小球進行原代和繼代培養，實驗中使用傳代5代的MC。培養的細胞經免疫病理鑒定證實為單純的MC，無上皮細胞、腎小管細胞及成纖維細胞污染。

2、分組及MC上清的收集吸取培養的第5代MC培養瓶中液體，加胰酶1ml，置孵箱(5%CO2、37℃)中消化3min，加10% FCS 1640終止液2ml，抽吸于離心管中，800rpm，離心3min，棄上清，加15% FCS 1640培養液于離心管中，吹打，混勻。用計數板計數后，傾入加樣槽中，用8導加樣槍，按每孔200μl，密度4000/孔鋪板。將96孔板按列從左至右依次分為空白對照組(簡稱組Ⅰ)、苯那普利組(簡稱組Ⅱ)、腎康注射液高濃度組1、2(簡稱組Ⅲ、組Ⅳ)、腎康注射液中濃度組1、2(簡稱組Ⅴ、組Ⅵ)、腎康注射液低濃度組1、2(簡稱組Ⅶ、組Ⅷ)，共8組(列)，每列6孔，待細胞貼壁24h后，每孔加無血清1640培養液200μl同步24h。除空白對照組外，其余各組分別依次加入苯那普利10－3mmol/L及腎康注射液100、50、25、12.5、6.25、3.125μg/ml，待刺激48h后依次收集上清待測。

3、測定ECM中FN的含量用雙抗體夾心ELISA法，0.5mg/ml鼠 抗人FN抗體原液用包被緩沖液稀釋1000倍。取96孔板，50μl/孔鋪板，4℃過夜，甩去。用PBS－吐溫20洗滌液洗板3次，每次3min，間隔2min，控干。每孔加1%BSA封閉液100μl，37℃，1h后甩去，控干。依次按組各孔分別加入待測上清50μl，37℃，3h后甩去，洗板4次后，加兔抗人FN抗血清(原液用0.1% BSA·PBS1∶1000稀釋)50μl/孔，室溫放置60min。加HRP羊抗兔IgG(用0.1% BSA·PBS1∶1000稀釋)50μl/孔，室溫放置50min。再洗板4次后，每孔加入OPD顯色液50μl，預熱酶標儀，用2M H2SO4終止液50μl/孔終止，立即在492nm波長讀數，并記錄OD值。

4、ECM中LN、Col Ⅳ含量的放射免疫法(RIA)測定采用競爭法，將緩沖液稀釋10倍，分別將125 I－LN、抗LN血清、125 I－ColⅣ、抗ColⅣ血清及二抗用緩沖液稀釋，將待測上清分別與125 I－LN、125 I－ColⅣ及相應的抗血清混勻，4℃過夜反應，加二抗4℃反應60min，離心3500r/min 10min棄上清，125 I放射免疫測量儀計數。

5、統計學處理數據均采用SDAS軟件進行統計處理，結果用(±s)表示。

三、研究的結果

腎康注射液與苯那普利對ECM成分含量的影響，在對ECM中FN含量影響方面，腎康注射液組(Ⅲ～Ⅶ組)與空白對照組(Ⅰ組)相比，均有顯著性差異(P＜0.05～0.01)；說明腎康注射液除低濃度組2(Ⅷ組)外，其余各組對FN均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隨著濃度的遞增此作用更加明顯，并表現出一定的量效關系。實驗還發現腎康注射液即使在極小濃度時對ECM中LN及Col Ⅳ的含量也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該抑制作用也呈現出一定的量效關系。苯那普利組(Ⅱ組)在對FN、Col Ⅳ含量影響方面，與空白對照組相比也有顯著性差異(P＜0.01～0.05)；但對LN影響方面，兩者比較無顯著性差異(P＞0.05)；說明苯那普利對ECM中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對LN其抑制作用不明顯。另外，從表中還可看出，腎康注射液各濃度組(Ⅲ～Ⅷ組)與苯那普利組相比，在抑制LN方面也均有極顯著性差異(P＜0.01)；除腎康注射液低濃度組2(Ⅷ組)外，其余各組與苯那普利組相比，在抑制Col Ⅳ方面也有顯著性差異(P＜0.01～0.05)；腎康注射液高濃度組(Ⅲ組)與苯那普利組相比，在抑制FN方面也有顯著性差異(P＜0.05)；說明腎康注射液在抑制ECM中FN、LN、Col Ⅳ含量方面優于苯那普利。

四、討論

腎小球硬化時ECM的改變是近年來國內外腎臟病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ECM在腎小球內的蓄積，是腎小球硬化的主要特征性變化。

苯那普利是第四代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制劑(ACEI)。現已證實，腎臟具有獨立的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RAS)，血管緊張素Ⅱ(AngⅡ)是該系統最具有生物活性的因子。目前研究證實AngⅡ受體(ATR)至少有Ⅰ和Ⅱ兩種亞型，其中Ⅰ型受體(ATR1)意義最大。該受體分布在腎小球MC上，與AngⅡ、AngⅢ有高度的親和力。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ATR1占腎內ATR亞型分布的90%以上，Osborne等在10余年前就報道動脈內注射3H標記的AngⅡ，發現3H-Ang Ⅱ只結合在腎小球系膜區，而不與腎血管、腎小管等部位結合。用125 I-AngⅡ進一步實驗發現光鏡下125 I-AngⅡ位于腎小球上，電鏡下125 I-AngⅡ顆粒在MC漿中。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是RAS中最后一級酶促反應的關鍵酶，用ACEI能夠抑制AngⅡ的形成，可使循環和組織中的AngⅡ水平下降，且可直接降低腎內AngⅡ的生成量，從而對抗AngⅡ對腎臟的不良反應，減輕腎小球硬化的發生。大量的研究還證實，ACEI除減輕腎小球的高灌注和高濾過作用外，還可通過阻斷腎小球基底膜(GBM)上AngⅡ的特異作用的結合點，可使GBM固有的負電荷增多，并抑制GBM的進一步增厚，從而直接改善GBM的通透性。目前體內外動物實驗還證實，ACEI亦有抑制腎小球MC和系膜基質增生的作用，從而直接阻止腎小球硬化的形成。近年來，臨床上已成功地將ACEI用于各類腎臟病的治療，發現在降低蛋白尿，阻止腎小球硬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本實驗結果表明，腎康注射液對ECM中FN、LN、Col Ⅳ的含量具有明顯的降低作用，并呈現出一定的量效關系。苯那普利雖對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遠不及腎康注射液明顯。從而提示MC是腎康注射液發揮治療作用的重要靶細胞，減輕ECM的積聚可能是腎康注射液延緩腎小球硬化的重要作用機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苯那普利主要是通過抑制AngⅡ的形成，減輕其對腎臟的損害，從而在阻止腎小球硬化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而腎康注射液是否對AngⅡ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藥物類論文:灰樹花多糖協同化療藥物抗腫瘤作用及其分子機理初探

作者：陸震宇1，蒲 紅2，傅榮杰3，韓白衣3Δ

【摘要】 目的 探討灰樹花β多糖在抗腫瘤細胞中的作用和協同化療藥物增加其殺傷腫瘤細胞的作用。另外通過對p53和MDM2的研究，發現了兩者協同作用的分子機理。方法 用CCK-8方法測定了灰樹花β多糖協同化療藥物處理HCT116后的細胞存活率(cell survival rate，CSR)；用PCR的方法測定了p53、MDM2基因的表達。結果 (1)灰樹花β多糖對腫瘤細胞的直接殺傷作用高于靈芝多糖。(2)灰樹花β多糖協同化療藥物增強其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3)灰樹花β多糖協同化療藥物的分子機理和抑制抑癌基因p53的拮抗物MDM2基因的表達相關。結論 灰樹花β多糖具有直接殺傷腫瘤作用和化學藥物協同抗腫瘤作用。

【關鍵詞】 灰樹花；化療藥物；p53；MDM2

灰樹花(Grifola frondosa)是一種生長在亞熱帶至溫帶的大型藥、食兼用珍稀食用菌，又名栗蘑、貝葉多孔菌等，日本稱之為“舞茸”。在分類學上屬擔子菌綱多孔菌科，其口味鮮美、營養豐富，含有眾多活性物質，灰樹花多糖就是最主要的一類活性成分。灰樹花多糖除含有β-1，6-支鏈β-1，3-葡聚糖外還含有大量高度分支化的β-1，3-支鏈β-1，6-葡聚糖，研究表明，這種特定的結構使其擁有更強的生物調節活性［6］。作為一種生物反應調節劑(BRM)，灰樹花多糖具有增強免疫功能、抑制腫瘤、抗HIV病毒、穩定血壓、降低血糖、改善脂肪代謝等廣泛的生理活性［1］。

灰樹花β多糖具有明顯的抗腫瘤作用，能激活機體免疫細胞群如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并可促進多種細胞因子的分泌如IL-2、IL-8、IL-12、γ-INF、TNF-α等，增強腫瘤局部免疫反應，抑制腫瘤發生和轉移［2～4］。

化療藥物對正常細胞的毒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對惡性腫瘤的治療作用。

1 材料與方法

1.1 細胞培養 用10%牛血清(PAA Laboratories Gmbh)DMEM(PAA Laboratories Gmbh)培養液在37℃、5%CO2條件下培養人腸癌細胞系HCT116。

1.2 細胞毒性分析 取對數生長期HCT116細胞，常規消化成2×104/ml的單細胞懸液，接種于96孔細胞培養板，每孔100μl DMEM細胞培養液。5%CO2、37℃ 環境中培養24h后對HCT116細胞分別用零處理；一天灰樹花β多糖(3μg/ml)；一天2μg/ml化療藥物(阿霉素2μg/ml)；二天2μg/ml化療藥物(阿霉素2μg/ml)；第一天2μg/ml化療藥物(阿霉素2μg/ml)、第二天灰樹花β多糖(3μg/ml)的五種不同的方法處理，次日每孔細胞中加入5μl的CCK-8試劑，5%CO2、37℃環境中培養2h后，在酶標儀上波長450nm處讀取光密度A值，計算細胞存活率(cell survival rate，CSR)。

公式

1.3 統計學處理 所有數據均以均數表示，采用t檢驗。

1.4 RNA抽提和RT-PCT RNeasy kit (Qiagen)提取藥物處理過的HCT116細胞總RNA并合成相應的cDNA，分別對p53和Mdm2作RT-PCR，PCR產物通過瓊脂糖電泳觀察結果。引物序列：p53正5′-GGCCATCTACAAGCAGTCAC-3′，p53反5′-GAGAGGAGCTGGTGTTGTTG-3′；Mdm2正5′-GGTGAGGAGCAGGCAATTG-3′，Mdm2反5′-GCGTCCCTGTAGATTCACTGC-3′。

2 實驗結果

2.1 灰樹花β多糖直接抑制腫瘤細胞的作用 眾所周知，靈芝破壁孢子粉是目前被廣泛用于腫瘤患者輔助治療各種腫瘤的一種保健藥物。為了探究灰樹花［1］對腫瘤細胞直接的殺傷作用［6～7］，我們用各種濃度的靈芝破壁孢子粉和灰樹花β多糖對人的腸腫瘤細胞HCT116株進行處理，48h后測得腫瘤細胞HCT116的生存率，結果如圖1所示，我們可以觀察到與靈芝破壁孢子粉相比，灰樹花β多糖對腫瘤細胞的殺傷作用更強大［8］，而且這種作用是隨著劑量的遞增而增強的。

圖1 灰樹花β多糖和靈芝破壁孢子粉對腫瘤細胞的直接抑制作用

用各種不同劑量的灰樹花β多糖和靈芝破壁孢子粉

作用于處理HCT116細胞48h后，細胞生存率結果用

Cell Counting Kit-8檢測獲得 另外，在這個實驗中我們所用的起始濃度非常低(從0.05μg/ml)，由此可以判斷灰樹花β多糖從很低的濃度開始就有明顯的殺傷腫瘤細胞的作用。

2.2 灰樹花β多糖對化療藥物的協同抗腫瘤作用 為了檢測灰樹花β多糖、化療藥物(阿霉素)以及二者一起使用的協同作用，我們對HCT116細胞分別用零處理；一天灰樹花β多糖；一天化療藥物(阿霉素)；二天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一天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二天灰樹花β多糖的五種不同的方法處理。次日再用CCK-8藥盒測得HCT116細胞的生(殘)存率，如圖2所示：我們發現和零處理比較，單用灰樹花β多糖有較弱的直接殺傷腫瘤細胞的能力(約為9%的殺傷力)，而化療藥物(阿霉素)單日和雙日使用均有十分明顯的殺傷腫瘤細胞的能力(約50%和78%的殺傷力)。而第一天用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二天再用灰樹花β多糖處理，其二者的協同作用對腫瘤細胞有高達80%的殺傷力。眾所周知，化療藥物(阿霉素)雖然對腫瘤細胞殺傷力強，但是毒副作用也十分明顯。病人長期連續使用會嚴重影響其生活質量，也阻礙了治療的深入進行。而灰樹花本身是一種幫助調節和恢復各種身體機能的真菌多糖類滋補品。在本實驗中，我們發現第一天用化療藥物處理，第二天改用灰樹花β多糖的處理，不但沒有減弱其直接對腫瘤細胞的殺傷能力(80%)，而且還能在臨床應用時幫助恢復病人的整體機能和大大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

在這實驗中同時我們也測試了第一天用灰樹花β多糖、第二天化療藥物(阿霉素)這樣的順序組合其協同作用的效果遠遠沒有前一種順序的強(只有50%的殺傷力，其實驗數據未顯示)。另外，除了阿霉素，我們還測試了其他多種臨床上常用的化療藥物如：5-FU、CDDP、泰素等均有明顯的協同作用。

圖2 灰樹花β多糖與化療藥物協同抗腫瘤作用

分別用灰樹花β多糖3μg/ml和化療藥物(阿霉素)2μg/ml處理

HCT116細胞，細胞生存率結果用Cell Counting Kit-8檢測獲得2.3 灰樹花β多糖協同化療藥物抑制MDM2基因的表達 在這個實驗中，人腸腫瘤HCT116細胞的抑癌基因p53表達為野生型。p53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它的功能主要表現為控制細胞的生長和促進細胞凋亡［10，11］。所以p53蛋白質又被稱為“警戒蛋白”，在正常細胞中p53基因表達量是十分低下的，但是有些腫瘤細胞中p53的表達卻異常高，HCT116細胞株就是一例。通常認為p53的表達異常高的腫瘤細胞中MDM2的量也十分高：即MDM2拮抗了p53的功能［12～13］。本文為了研究灰樹花β多糖和化療藥物抗腫瘤細胞協同作用的分子機理，我們用PCR方法，半定量化檢測了p53基因和MDM2［14～16］基因在HCT116細胞中的表達。對HCT116細胞的處理是：零處理、1日灰樹花β多糖、1日化療藥物(阿霉素)、2日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一天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二天灰樹花β多糖處理五種不同方法。實驗結果顯示(圖3)，HCT116細胞中p53基因的表達總體水平都十分高，但有趣的是，用灰樹花β多糖處理后MDM2基因的表達下降，而且在第一天用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二天用灰樹花β多糖處理后這種降低MDM2基因表達的作用被大大的增強了。

圖3 灰樹花β多糖與化療藥物協同作用

對MDM2基因表達的影響

分別用灰樹花β多糖3μg/ml和化療藥物(阿霉素)

2μg/ml處理HCT116細胞，抽提RNA用RT-PCR分析

p53和MDM2基因的表達，GAPDH作為對照 這樣的實驗結果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HCT116細胞中，第一天用化療藥物(阿霉素)；第二天用灰樹花β多糖的處理方式在抗腫瘤作用中的協同作用是通過抑制抑癌基因的拮抗物MDM2基因的表達而實現的。

3 討論

灰樹花的抗腫瘤功效一直得到國際學術界的注目。尤其是灰樹花β多糖在提高人體免疫機能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層出不窮。但是灰樹花β多糖和化療藥物協同抗腫瘤作用以及分子機理的研究卻還有待開發。本研究中我們發現了灰樹花β多糖直接殺傷腫瘤的作用高于目前被廣泛使用的靈芝破壁孢子粉。另外灰樹花β多糖和化療藥物的協同抗腫瘤作用也十分明顯。通過更深入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們發現著名的抑癌基因p53和其拮抗蛋白MDM2基因的表達下降參與了這個作用。

p53是目前世界上被研究得最為透徹的抑癌基因。它的主要功能是當細胞由于外界因素而使DNA遭受損傷時，p53基因即被激活，由此而激活其下游的蛋白質p21(sip1/waf1/sidi1)的表達而使細胞停止生長并進行修復，而當DNA損傷嚴重時，p53又能啟動其凋亡信號途徑而導致細胞死亡。在正常細胞中p53的表達量非常低，而在有些腫瘤細胞中p53的表達卻異常的高，這是因為這些腫瘤細胞中p53的拮抗蛋白MDM2的表達相當高、嚴重抑制了p53的正常功能。本研究中我們發現灰樹花β多糖和化療藥物的協同作用可以大大地降低MDM2基因的表達。

發掘祖國醫藥寶庫并且通過現代生物技術手段闡明其作用的分子機理是中醫中藥現代化的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我們在這個研究中雖然只是初步的嘗試，但是得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結果。

藥物類論文:膽囊癌對化療藥物敏感性的研究

作者：周 程，胡思安，龔 昭，阮 劍

【摘要】 目的 研究化療藥物對膽囊細胞的敏感性。方法 應用MTT法及流式細胞儀，選擇6種化療藥物作用于膽囊癌細胞株，進行化療藥物敏感性的檢測。結果 MTT法及流式細胞法測定6種化療藥物對膽囊癌細胞的敏感性，由高至低依次為順鉑(DDP)34.77±3.53、絲裂霉素(MMC)33.25±3.40、卡鉑(CDB)15.73±4.50、阿霉素(ADM)15.52±3.56、甲氨蝶呤(MTX)14.5±2.13、長春新堿(VCR)8.5±1.95。結論 6種化療藥物以DDP、MMC較敏感，CDB、ADM、MTX次之，VCR最差。

【關鍵詞】 膽囊癌；化療；流式細胞儀

原發性膽囊癌是一種惡性程度高且預后較差的膽系惡性腫瘤，占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的第五位，近年來的統計結果表明，其發病有增高趨勢［1］。雖然在診斷技術，及治療方法上有所發展，但治療5年生存率僅有5%～10%的水平。手術治療仍然是目前膽囊癌治療的首選方法，但手術切除率低依然是困擾膽囊癌治療方法的主要原因，因此，藥物化療就顯得至關重要。但目前針對膽囊癌的化療效果欠佳，且國內外尚無統一、公認顯效的聯合用藥方案。我們選擇了5種化療藥物，采用MTT及流式細胞儀(FCM)方法檢測其藥物敏感性，以期找到臨床合理運用化療方案的科學依據，從而使化療個體化。本實驗研究的結果報告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1.1.1 細胞來源 膽囊癌細胞系(山東醫科大學外科陳博教授提供)。

1.1.2 藥物 順鉑、阿霉素、絲裂霉素、卡鉑、長春新堿、甲氨蝶呤。

1.1.3 試劑及儀器 RPMI 1640培養基及小牛血清由北京中山公司提供，四甲基偶氮唑鹽( MTT ) 及二甲基亞砜( DMSO )由Sigma 公司提供，自動酶標讀數儀( 國產DG-3022 )，流式細胞儀 FACScort (Becton Dickinson)。

1.2 方法 （1）膽囊癌細胞在含100%小牛血清的1640培養基，37℃，5% CO2 培養箱中生長。取對數生長期的細胞以每孔5×104個細胞接種于96孔細胞培養板中，37℃，5% CO2條件下培養48h。把所有細胞分為6個實驗組和1個對照組，6種不同濃度的化療藥物濃度為［ 藥物濃度計算公式為：藥物濃度(μg/ml)=60×D/5000÷50%×103，D為臨床用藥劑量(mg/kg·d)，60為平均成人體重(kg)，50%為紅細胞壓積，乘103后將mg換算成μg］DDP 40μg/mg、MMC 2μg/ml、ADM 40μg/ml、CDB 300μg/ml、MTX 5μg/ml、VCR 1μg/ml。分別加入6個實驗組中，使每孔最終體積為200μl，每個濃度設3個復孔。以無化療藥物的細胞液為空白對照，作用48h后，每孔加1mg/ml 的 MTT 0.1ml；繼續培養4h后加DMSO溶液0.1ml，溫育30min；在自動酶標讀數儀上比色，波長570nm，測出每孔OD值(吸光度值)，結果以高度敏感(抑制率＞70% )，中度敏感 ( 抑制率 50%～70% )，不敏感 ( 抑制率<50% )判定。抗腫瘤藥物對腫瘤細胞抑制率 = (1- 實驗組吸光度值/腫瘤細胞對照組吸光度值)×100%。（2）流式細胞儀藥敏檢測法按（1）所計算濃度分別溫育6組膽囊癌細胞48h，并以不加藥物的RPMI 1640細胞培養液作陰性對照，收集膽囊癌細胞，PBS洗滌后，4℃下75%乙醇固定12h以上，離心除去乙醇，PBS洗滌，各組加入10mg/ml RNA 酶溶液 150μl，37℃水浴30min，加入碘化丙啶( PI )，用300目尼龍網過濾后4℃下放置15min，轉而進行FACScan激光流式細胞儀檢測，資料經Cell Quest軟件收集和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AS統計軟件進行Student-t 檢驗。

2 結果

2.1 MTT法測定化療藥物的平均抑制率 不同的化療藥物對膽囊癌細胞的抑制率不同，體外MTT的試驗表明，膽囊癌細胞對順鉑及絲裂霉素有較高的敏感性。見表1。

表1 MTT法測定化療藥物的平均抑制率 （%）

注：*臨床上以抑制率大于50%為敏感

2.2 流式細胞法測定化療藥物的殺傷率 不同的化療藥物對膽囊癌細胞的殺傷率不同，流式細胞儀藥敏測法分析6種藥物之中，順鉑、絲裂霉素、阿霉素、卡鉑、甲氨蝶呤與對照組相比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順鉑與絲裂霉素之間，以及阿霉素、卡鉑、甲氨蝶呤之間相比均差異無顯著性(P＞0.05)；長春新堿與上述5種藥物相比均差異有非常顯著性(P<0.01)，而與對照組相比差異無顯著性(P＞0.05)，見表2，膽囊癌細胞凋亡情況見圖1。

3 討論

近代腫瘤化學治療開始于21世紀40年代，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藥物代謝動力學，細胞增殖動力學和分子藥理學等學科的發展，抗腫瘤化療藥物的生化機制和作用原理已得到了進一步的闡明。目前已有部分惡性腫瘤可經化療治愈，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Hodgkin病、睪丸腫瘤等。作為大部分晚期膽囊癌手術前后的輔助治療及晚期腫瘤綜合治療的一部分，化療在提高腫瘤的治療效果，延長生存期及改善病人的生活質量等方面起到了肯定的作用。

膽囊癌屬于對化療不敏感的惡性腫瘤，而臨床收治的患者往往已屬晚期，無論采用何種治療方案均有相當比例失敗病例，因為臨床醫生在沒有實驗指導下很難做到準確選取有效藥物。建立可靠的抗腫瘤體外檢測方法，可以幫助臨床醫師選擇有效的化療藥物，合理的設計治療方案，提高治療效果，避免無效藥物所致的副作用，從而使化療個體化。我們采用的原理MTT法，是利用活細胞內線粒體脫氧酶能將MTT轉化為藍紫色衍生物甲(formanzan)的原理來檢測活細胞數目，產物甲瓚的顏色深淺與細胞數成正比。MTT法的特點是方便、快速，簡捷及準確［2］。流式細胞儀藥敏檢測法，是在細胞懸液中加入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進行染色，PI可進入細胞膜受損或死亡細胞內，與DNA特異結合，通過FACS流式細胞儀可檢測出活細胞數，得出細胞的殺傷率。根據抗腫瘤細胞數變化，可計算出腫瘤細胞成活率，從而預測患者體內腫瘤細胞對抗腫瘤藥物敏感程度。而本實驗用兩種方法，得出了較為一致的實驗結果，膽囊癌細胞對DDP和MMC有較高的敏感性。按照化療聯合用藥的基本原理，針對膽囊癌，我們應該以順鉑聯合絲裂霉素運用，或者以順鉑和絲裂霉素為主再配合阿霉素、卡鉑、甲氨蝶呤中的一種或者兩種加以聯合運用。

以藥物治療為輔助的綜合治療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目前個案的報道不少，但大宗的臨床資料和系統的實驗研究尚不多。目前膽囊癌的化療效果不容樂觀，可能部分歸因于臨床中，膽囊癌的化療主要經由靜脈途徑。臨床中嘗試由經其他途徑的給予化療，如胃網膜右動脈置管入肝動脈，經皮下埋置注藥泵，TACE經門靜脈化療等，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如：腹腔內灌注順鉑對預防和治療膽囊癌的腹腔轉移也有一定的療效［4］。應當強調，本實驗采用的藥物濃度主要參考藥物在血漿內的濃度，所用藥物濃度并不能代表體內藥物的實際濃度。另外，由于體外培養的細胞只是適應環境的部分細胞，而很少含氧細胞，故對藥物的敏感性與體內結果仍可能有差異。體外藥敏實驗的實際意義就在于從目前可供選擇的化療藥物中篩選出相對敏感藥物，再配合合理的給藥途徑以達到使化療方案個體化的目的［5］。

藥物類論文:精神藥物與口吃

關鍵詞： 精神藥物 口吃

口吃和其他語言表達形式異常是在應用某些藥物時偶然能夠見到的副反應，本文就所能夠檢索到的有關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的病例報道及相關文獻進行了綜述，對此類口吃的定義、特點、診斷及發病機制進行了探討，同時也對易造成混淆的其他兩種語言障礙—言談阻滯（speech blockage）和構語障礙（dysarthria ）進行了鑒別。

一、口吃的定義及鑒別

1．口吃　DSM-Ⅳ關于口吃的定義為：一種語言流暢性和節奏方面的障礙，以如下幾種情況的頻繁出現為特點：語音或音節重復，語音拖長，感嘆聲，詞句破裂，有聲或無聲的阻斷期，表達困難，講話時身體過分緊張，以及單音節詞的重復等。

口吃分為習得性和獲得性（神經源性）兩類。習得性口吃比較常見，多在兒童期或青少年期起病，常呈漸進性病程；獲得性或神經源性口吃可在任何年齡階段出現，為突然發病，且總伴有明顯的腦功能損害，如腦中風、腦外傷、腦腫瘤等。一般情況下臨床上比較容易鑒別這兩種口吃：如果讓習得性口吃病人重復朗讀一段短文，會一次比一次讀得流暢，當讀到第10至15遍時，就能非常流利地把短文讀下來。但當第二天讓該患者重讀這一段時，又會重復前一天的情形。這種現象稱為“適應效應”。而獲得性口吃則無此效應。習得性口吃的另一個特點是在發開始的音節和詞匯時尤為困難（如表現為重復或阻滯等），獲得性口吃則不會或很少在發初始的音節時存在障礙［1］。

口吃直到最近幾十年才被大多數臨床工作者認為是一種與心因有關的障礙。雖然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口吃患者存在中樞神經系統異常的基礎，但這并不能說明心理因素不重要，心理因素毫無疑問影響著口吃的病程、嚴重性和功能缺損的程度。個體和集體心理治療、行為性語言矯正仍是目前治療口吃最有效的手段［2］。

2．構語障礙　構語障礙患者明白自己想要說什么，但由于發音肌的虛弱、不協調或癱瘓而很難完成說話的動作。患者雖能發音，但這種歪曲的聲音無法被人理解。構語障礙可以合并口吃，但二者通常比較容易進行鑒別［3］。

3．言談阻滯　言談阻滯通常指詞匯記取方面存在問題，患者清楚自己想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但不能找出恰當的詞匯來應用。患者一旦記起所需要的詞匯，就會毫無困難地用恰當的聲音表達出來。口吃與言談阻滯明顯不同，口吃患者知道自己想要應用的詞匯，但是難以不帶有音節重復、聲音拖長或其他口吃特點就將這些詞匯表達出來［3］。

二、精神藥物引起口吃的病例報道

本文共綜述了23例由精神藥物引發的口吃病例。所有的病例在停用有關藥物后不久口吃即均消失，其中有7例還經過了雙盲、安慰劑對照的重復驗證，即在停用影響藥物且口吃消失以后，再次給予原藥物口吃又重新出現［3～4］。另外14例病人的口吃的出現和消失與相關藥物的啟用和停用相平行［5～8］。因此，足以能夠證實這些口吃與藥物的因果關系。Nernberg 等［5］報道的一例病人的口吃與吩噻嗪類抗精神病藥物三氟拉嗪、氯丙嗪有關，為排除該病人的口吃為錐體外系副反應，作者應用了抗膽堿能藥物苯托品，但未見效果。Alder 等［6］報道了兩例同樣由吩噻嗪類藥物奮乃靜和氯丙嗪引起的口吃，由于這兩例病人在出現口吃的同時還都伴有靜坐不能，于是作者應用了心得安，竟使兩例病人的口吃和靜坐不能同時消失。當停用心得安時，口吃和靜坐不能又都出現了。McCall 等［8］ 也注意到口吃和靜坐不能同時存在的現象，并由此提出了這兩種癥狀相關聯的推論。由氯氮平引起的口吃也有兩篇報道［4，7］ 。三環類抗抑郁劑（TCAs），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舍曲林和氟西汀等也可引起口吃［8～10］。抗癲癇藥物苯妥英、卡馬西平，苯二氮類藥物二鉀氯氮、利眠寧，中樞興奮劑匹莫林等，也有引起口吃的報道［3，5，6］。

三、精神藥物引起口吃的特點

1．性別差異　一般人群中成年口吃患者性別比率男女之比為5：1。上述23例患者中19例為成年人，4例為兒童，成年患者中男女比例為8：7（有4例報道沒有給出性別，4例兒童男女比例為2：2）［6］。因此，同一般人群相比，本資料提示由藥物引起的口吃更多地出現在女性當中。

2． 口吃的特點　由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有的具有習得性口吃的特點，有的具有獲得性口吃的特點。有影響作用的藥物可能會使以往的語言模式重現，故過去有口吃病史的人（如50歲的患者在兒童或青少年期患過口吃）現在由藥物引起的口吃會表現出習得性口吃的特點［3］。本文所綜述的由藥物引起的口吃大多數具有獲得性口吃的特點。

3． 治療口吃的藥物　有的藥物能引起口吃，但同時也能治療口吃，神經阻滯劑就是這樣一類藥物。吩噻嗪類抗精神病藥已被證明可以引起口吃，但也同時被用來治療口吃。Menkes［11］等報道了一例同時患有口吃和精神分裂癥的25歲男性病例，三氟拉嗪治好了他的口吃，也改善了他的精神病狀態；有兩次停用了三氟拉嗪，口吃均重新出現，充分證明了三氟拉嗪對口吃的療效。甲硫噠嗪合并語言矯正療法治療口吃效果明顯優于安慰劑合并語言矯正療法；丁苯酰類抗精神病藥氟哌啶醇治療口吃效果最好，但存在易引起錐體外系副反應進而降低治療依從性的不足之處［2］。

TCA類的氯丙咪嗪對口吃有治療作用［12］。Stager等［13］對16例成年口吃患者用氯丙咪嗪或去甲丙咪嗪進行安慰劑單盲、藥物雙盲的交叉治療，也發現兩藥物均有治療口吃的作用，且前者療效要優于后者，作者認為氯丙咪嗪的顯著療效來自于它對5-羥色胺再攝取的選擇性抑制。屬于SSRIs類的帕羅西汀也被成功地用來治療口吃［12，14］。

四、 精神藥物引起口吃機制的探討

1．膽堿能機制　有研究者認為TCAs之所以能夠引起口吃，可能與其抗毒蕈堿能作用有關［6，11］。Brady 等［3］對兩例由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患者運用擬膽堿能藥物bethanechol 進行了雙盲交叉試驗，發現兩例患者的口吃癥狀都得到了顯著改善。Kampman 等［15］的另外一項研究用bethanechol對10例口吃患者進行雙盲交叉安慰劑對照研究，發現有2例獲得了顯著而持久的療效。這兩項研究提示，在口吃患者中有可能存在一個對bethanechol敏感的亞組。

2． 多巴胺能機制　神經阻滯劑能夠引起口吃的現象提示這種口吃可能與多巴胺有關，且是通過抗膽堿能機制而起作用的［6］。Menkes［11］等發現引起口吃的神經阻滯劑多為低效價藥物，具有內在的抗毒蕈堿能活性，而很多用神經阻滯劑治療的病人同時也在應用具有抗膽堿能作用的抗巴金森氏病藥物，因此與錐體外系副反應的出現相類似，多巴胺/乙酰膽堿平衡問題可能也是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的緩解和加重的機制。此機制可以解釋神經阻滯劑既能引起口吃又能治療口吃的現象。

3． 去甲腎上腺素能機制　由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患者中有的同時伴有靜坐不能現象存在，而有研究發現心得安能同時緩解這種口吃和靜坐不能［6］。由此可以推測，去甲腎上腺素能機制在精神藥物引起的口吃加重或緩解過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4．5-羥色胺（5-HT）能機制　本文資料中由SSRIs引發的口吃患者共有6例，其中有3例同時伴發靜坐不能，提示SSRIs較其他抗抑郁劑似更易引起靜坐不能發生。Hamilton 等［10］認為SSRIs 使體內5-HT濃度升高，5-HT濃度的升高可能通過影響黑質—紋狀體多巴胺能通路的功能而引發靜坐不能，同樣的機制可能也是引發口吃的原因，從而提示藥物引起的口吃可能存在5-HT能機制。

五、結論

多種精神藥物可以引發口吃，這種口吃患者的男女比例與普通人群中口吃患者的男女比例不同。一些能夠引發口吃的藥物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又可以用來治療口吃。精神藥物引發口吃的機制，可能是通過腦內幾種神經遞質系統單獨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臨床醫師應及時對由精神藥物引發的口吃進行識別和處理，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

藥物類論文:社區精神藥物管理與精神疾病防治

作者：李丕水 柳花云 劉吉燕 【關鍵詞】 社區；精神藥物；管理；精神疾病

社區精神藥物管理與精神疾病防治對社區醫療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視和加強精神藥物的管理可明顯降低精神疾病的復發率、自殺率，減少意外事件的發生。所以，針對精神藥物的藥理特性，加強社區管理具有積極意義。

1藥物管理與疾病復發率

社區精神病學知識的推廣和防治網絡的建立，使相當數量的精神病患者得到益處。我國有90%以上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在社區中。由于社區人群綜合素質及對精神疾病、精神藥物知識的普遍缺乏，精神藥物的管理便顯得尤為重要。作者調查了100例在社區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多為精神分裂癥、抑郁癥、神經癥），其中69例邊治療，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部分已經恢復正常工作、學習（病情穩定期3～5a）;26例先后復發住院，2例走失，3例服毒自殺。在69例患者中有45例是家屬管理藥物，監督病人服藥，其余為患者自行管理藥物;26例復發患者中20例未能堅持系統用藥，6例家屬負責保管藥物，與孫鳴洲［1］報道相近。

一項精神病患者因復發而返院的統計［1］中，81%的患者因病拒絕服藥，自行減藥、停藥或不規則服藥而導致復發（因藥物副反應停藥者45.5%，自覺病情恢復停藥者51.5%，因精神癥狀停藥者3%）。另外有19%的患者雖堅持服藥,但因婚姻、家庭、工作等其他原因而導致復發。復發患者中75%以上是患者自己保管藥物，25%由家屬保管藥物。

2 藥物的濫用

廣義的精神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抗躁狂藥、抗抑郁藥、抗焦慮藥物，其中還包括一些巴比妥類及苯二氮艸[]卓類藥物（部分甚至是二類精神藥品）。精神藥物主要用于治療精神疾病，調整大腦功能，消除精神癥狀，恢復精神健康。由于該類藥物本身的藥理毒性，易引起嚴重的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甚至導致死亡。另外，精神藥物中有一些具有催眠作用，極易被人們誤用。隨著社區服務工作、家庭病床的普遍展開、醫藥市場的開發、大中型藥店的興起、國家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管理制度的初步實施，極易在實施過程中出現濫用、亂用現象而導致某些意外的發生。

病例1:學生，因迫于學習壓力，睡眠不好，在村衛生室購得阿普唑侖10片，由于沒有遵從醫囑，一次性服下4片，致使該學生昏睡1天，急來我院就診。

在社區此類事例時有發生，大多因患者不遵守醫囑，只按自覺癥狀到基層醫務室、門診、藥店自購藥品服用，極易發生意外。

3 藥物與自殺

病例2:男性，患精神分裂癥。自己保管藥物，因與鄰居發生矛盾，沖動之下吞服奮乃靜100片、舒樂安定100片企圖自殺，所幸搶救及時,未造成嚴重后果。

病例3:女性，自管藥物，因家庭糾紛，吞服碳酸鋰、阿普唑倫欲尋短見，幸發現及時，搶救脫險。

病例4:男性，患精神分裂癥。病愈出院后上班，因承受不了同事對他的歧視，吞服氯丙嗪（50mg?片）100片，速可眠20粒，經搶救無效死亡。

此類病例3年來我院已接診20余例，占中毒急診的90%。 有一項關于社會群體自殺發生率的調查顯示［2］:各種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殺占自殺原因的第二位，且以服毒方式自殺者占首位，達62%。

4 誤服藥物現象

在許多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常常有因藥物管理不妥、放置不當致使家屬、兒童誤服而造成意外的。

病例5:兒童，男性，3a。因家人不注意，致使該男童誤服五氟利多2片（其母患有精神分裂癥，常年服用），我院接診時已處于昏迷狀態 ，經搶救脫險。

病例6:女性。因感冒咳嗽，誤把家里沒有標簽的奮乃靜當作咳必清服用2片，所幸中毒量不大。

病例7:男性。因長期胃酸同時患有頑固性失眠，家中備有小蘇打片、導眠能，因兩藥不易區分，一次誤服8片導眠能而中毒，經及時輸液、靜推高滲糖方緩解。

此外,還有個別精神病患者因仇視社會、同事、家人而出現報復行為，將所用精神藥物投放到食物或飲用水中，造成中毒事件的發生，對社會、家庭造成危害，應引起廣泛注意。

5 討論

資料顯示: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半年內如停止藥物治療，其復發率高達80%以上。筆者認為，為了加強對此類藥物的管理，降低疾病復發率，減少意外的發生，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5.1 做好對精神疾病認識的宣傳教育

應加強精神病患者的精神衛生知識和一般精神疾病癥狀常識的宣教,使他們對精神疾病有一個比較完整的認識,正確對待所患疾病給家庭、社會帶來的不利因素。

5.2 幫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屏障

精神病患者經過治療，無論處于病情期還是恢復期,大多數患者患有嚴重的社會功能缺陷,在其潛意識里,總有嚴重的心理負擔,擔心社會地位受到歧視,甚至工作、學習、就業找對象等。對這些合理的精神負擔應予以科學的解釋，耐心細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增強防御機制和自我調節能力。適時的心理治療對疾病的康復有積極的作用。

5.3 做好患者家屬的宣教工作

對患者家屬進行一般的精神衛生常識、疾病的性質特點、規律、復發早期的臨床表現的宣教,可以使患者家屬早期的、全面的了解患者的心理動態,及時采取有效措施。還可促進對患者的關心體貼,合理滿足患者的合理要求,避免不必要的刺激,為患者創造出一個舒適、寬松的環境。

5.4 做好藥品管理使用的宣教工作

精神疾病同其他病癥一樣,即使在癥狀緩解期,仍需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維持治療,了解和把握藥物維持治療與復發的關系尤顯重要。所以對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有關藥物知識的使用、保管是非常必要的。藥品要單獨放置，且兒童不易觸及的地方，并標有名顯的標志，有條件者最好能專人負責，不要同一般家庭常用藥物混放。

5.5 普及精神衛生知識

提高社區群眾的文化知識、精神衛生知識水平,正確對待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者,避免歧視,并給予他們一個寬松的生活環境，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肯定他們的成績和社會價值。社會精神衛生工作的開展,為精神疾病患者的未來增強了希望和信心,社區臨床醫生合理的指導應用,使藥物副反應的發生率減少,有利于患者服藥的依從性。這項工作可通過定期發放精神衛生書刊、隨訪服務、熱線電話、技術指導和對基層醫療單位、農村衛生室、藥店、社區服務網點有關人員定崗定期培訓，普及藥物知識、精神衛生知識，創造出一個良好的精神衛生環境。

5.6 提高醫、護、藥人員的綜合素質

加強專科精神病醫院醫護技人員的專業知識,開展有效的合理用藥培訓,建立健全門診、住院病歷和患者取藥登記,嚴格規范藥品處方使用和管理制度，發揮精神疾病防治的主力軍作用,為社會主義文明社會的穩定、發展和進步做出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