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華文文學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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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明的是，這個獎學金其實是屬于大家的。雖然這其中融入了自己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辛苦，可是，我們大多數背井離鄉的博士們哪個又不如此呢?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只是比同胞和同道們幸運罷了。

既然這個獎學金所蘊含的某種意義是屬于大家的，這意味著，作為獲獎者，我同樣也必須為大家的事業和共同利益而奮斗。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正在冉冉升起，作為其中的優秀分子，我們有理由為此偉大事業增磚添瓦。

世界的眼光：文學研究的新體驗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三年多的求學生活，是我學術思考的最重要轉型期和轉折點。師從王潤華、楊松年等諸位名師，使我獲益匪淺。新加坡國立大學良好的學術條件也讓我的獨立思考和治學有了飛升的空間和可能。

2004年，我的論文集《本土性的糾葛――邊緣放逐?“南洋”虛構?本土迷思》由臺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該書主要包括：本土反思(宏觀觀照)、個案探究、討論中國性和有關經典書目點評。力求通過多視角、多層次，更好地分析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本土性的糾纏與自身問題。數十篇學術論文公開發表。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界的權威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為我的論文集慨然賜序，稱：朱崇科是該研究領域中的“佼佼者”，并說，“以朱崇科對文學史及文學理論的深厚訓練，未來的批評必有可觀，也值得我們繼續期待。”

這本書是我兩年多來不懈探研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結晶，也是為了彌補上述區域華文文學批評薄弱之處所做的嘗試。因為我的立場恰恰消除了本土人做本土文學批評的不便與艱難。因為類似局外人，我可以用更加客觀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也能夠發現本土研究的不足，同時又以自己的獨特學術視野進行新的觀照和探索，也避免了許多大陸學者研究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盲點和弊端。

本土性是一個異常復雜的概念，同時在種種語境下它又承擔了太多形形的負重，因此，也難免有人因它的“聲名狼藉”將之棄置不用，另謀他途。從某種程度上說，本土性既是一個客觀存在，又是被想象和虛構的客體。從此意義上講，區域華文文學的本土性既可以不言自明，同時在人為／主觀操作上，又有它持續開拓的可能空間。易言之，區域華文文學擁有本土性成為該文學的可能的實在特質，同時也是它區隔自我，得以傲立于華文文學之林安身立命的憑籍。另外，正是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復雜又被人為復雜化了的概念，我想自己實在有必要重新拾起這個活力四射的概念，好好利用，籍以開拓區域華文文學的新天地。

我想指出的是，也只有我們將本土的眼光擴大到世界華文文學的范圍內，我們才可以發現事物的更真實和宏大的面貌，也真正能更好地關照自我，利用他人的外位性(Outsideness)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換言之，本土性的世界眼光恰恰讓我們可以勘探華文文學場域和觀念的巨大變遷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區隔會更大。

總而言之，在本土性的研究中，我始終相信它還有相當大的大有可為的空間。當然，本土性不是一個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我也無力／無意將它夸大，讓它成為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書寫的惟一主線。畢竟于我而言，因為本土性是一個被人漠視和標簽化的復雜向度，我愿意用它來關照區域華文文學，力求獨辟蹊徑，勘探被遮蔽的獨特又繁復的文學／文化景觀。

我相信，進行開放的本土研究在關注世界、關懷本土的同時也豐富了自我。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我獻身學術的主要理由。

當然，我的學術目標絕對不僅僅局限于區域華文文學，而是區域華文文學和大陸文學之間的互動與互補。當然，這個“文學地緣學”宏大目標的堅實立足點必須是區域華文文學。所以，哈佛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指出，“離開了中國大陸，朱反而發現了華文文學的豐富面貌：不論是他鄉是本土，語言文字的流傳及其所折射的現象，千變萬化，哪里是一二主義或權威所能盡涵？”

比如從文學史學習角度來看，如果我們只知道魯迅，郁達夫等在國內的歷史，而不知道他們“放逐”海外后的影響力和復雜論爭，實在是殘缺的視野。而我們國內的文學史教程往往不能克服此缺憾。

做區域華文文學研究，必須兼具內行(insider)和客觀(outsider)的雙重視野，否則，要么難免一葉障目，要么只是隔靴搔癢。

緣滿足上述要求。研究中．我逐步發現了國內該領域研究中單純文本解讀的偏見，以及某些意識的嚴重滯后。我認為．海外近4年的本土經驗對于我研究區域華文文學可謂至關重要。在文學研究越來越成為文化研究的大趨勢下。對新加坡本土的實際調查和歷練，是我自己在此領域可以逐步超越前輩研究者的寶貴砝碼。

學術：作為“志業”的生命內化

沉浸于書齋日久后，我漸漸體味到，學術之于我，可能有著不同的含義：它不僅僅是一個謀生工具，更關鍵的是，它是我可以托付終生的事業。在我看來，學術中(包含了它本身的實踐意義)蘊含著冷靜的客觀性，同時也包含著可能的創造力、自由獨立精神與激情。

明白了這一點，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被逼無奈的冥思苦想．而是積極主動地吸納與創造。自己不僅僅是個旁觀者，也是個冷靜的介入者。所以，我可以在尊重前輩學者的基礎上，放開視野，盡量汲取他們的見解，同時也要找出他們所“不見”。

很多時候，陳寅恪先生大風大浪之中對“獨立自由”精神與人格的奉行與身體力行式的提倡，已經深深刻進自己的腦海中，并成為一條不可撼動的原則。同時，我也時常找尋自我和頂尖學者之間的差距，并不斷提升自我。

我很熱愛年輕的朋友――學生也罷，朋友也罷。也非常樂意教學相長，既傳授學問和為人之道，也不斷提升自我，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名品學兼優的知名學者。同時，我也尊敬長輩，可以很好地汲取他們的豐富經驗，做到薪火相傳。

我知道自己的學術事業才剛剛起步，離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為此，我也在博士論文呈交后，評審與答辯的時間里(通常半年到一年)，不輟讀書、思考、著文，為將來的學術奮斗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在我獲得博士學位后，母校中山大學以破格晉升副教授的方式“收留”了我。對于這些殊榮和厚愛，不禁讓我想起并決意實踐1800多年前我的同鄉――蜀國名相諸葛亮一生的奮斗精神：“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篇(2)

關鍵詞：《牡丹亭》 戲劇翻譯 接受美學

一、引言

中國古典戲劇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極富魅力的藝術表演形式歷來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牡丹亭》，又名《還魂記》，是16世紀中國杰出戲曲家湯顯祖的代表作，共五十五出，描寫了大家閨秀杜麗娘和書生柳夢梅的生死之戀，熱情歌頌了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和強烈要求個性解放的精神。湯顯祖一生共創作過四部傳奇，其他三部分別為《邯鄲記》《南柯記》和《紫釵記》，因其四部傳奇皆與夢緊密有關，故這四部傳奇合稱為《臨川四夢》。

《牡丹亭》以精湛的語言，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美學藝術，受到文人墨客的高度贊譽，因此，從美學角度分析該作品是非常有價值的。《牡丹亭》最早的譯本是1939年阿克頓選譯的“春香鬧學”，漢學家Cyril Brich（白芝）于1980年出版了全譯本；中國譯者張光前、汪榕培分別于1994年和2000年出版了該劇的全譯本；許淵沖父子隨后也出版了《牡丹亭》的全譯本，本文擬選取汪榕培以及白芝的兩個譯本，從接受美學視角探討對比分析各自對原文文化和美感的傳遞特點。

二、理論背景

（一）理論介紹

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是“接受美學”（Receptional Aesthetic）這一概念興起的重要時期。“接受美學”又被稱為“接受理論”。“接受理論”是由德國的康斯坦茨學派提出的，它確立了讀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中心地位，“在接受美學看來，讀者對文本的接受過程就是對文本的再創造過程，也是文學作品得以真正實現的過程”（周寧，1987）。最主要的兩個代表人物就是姚斯和伊瑟爾。姚斯的期待視域，其主要理論來源于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它所指的是“所謂的期待視野，包括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操、審美趣味，同時也包括人們的直覺能力和接受水平等”。（周寧，1987）伊瑟爾的文本召喚結構，其主要理論來源于羅曼英加登的現象學，在伊瑟爾看來，“文學文本是在讀者閱讀過程中才現實地轉化為文學作品的，文本的潛在意義也是由于讀者的參與才得以實現的”（朱立元，2004）。

（二）研究現狀

接受美學進入中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7年，周寧、金元浦翻譯的《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作為李澤厚主編的“美學譯文叢書”之一，其中收入了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學》。陳文忠的《文學美學與接受史研究》是文學接受史研究的專論，在這本著作中，建立了文學接受史研究的理論體系，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對經典作品和經典作家的接受史研究產生了廣泛影響。由此可見，接受美學作為一種思潮，至今仍是影響巨大且深遠的，它所開創的文學、美學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是一直值得被研究探討的。在中國知網上，對《牡丹亭》譯本的研究共有114篇，但涉及到接受美學的文章卻為數不多，目前看到的有楊佩的論文（2013）利用接受美學理論對汪榕培譯本的分析，而對幾個譯本對比的期刊論文有三十余篇左右，涉及接受美學的卻沒有，因此本文擬從接受美學的角度對《牡丹亭》的兩個英譯本進行研究，分別從文化意象、韻律、修辭三個方面分析譯本，使譯本更好地傳達傳統文化的深刻內涵，為更多讀者所接受。

三、《牡丹亭》英譯本對比分析

（一）文化意象

文化意象與戲劇的關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中國的古典戲劇在內容上，大部分都接受了傳統文化的熏陶和影響，戲劇家們在創造戲劇時引入了大量的文化精髓，使文本文化底蘊十分濃厚。這也就給譯者進行翻譯時，提出了難題，怎樣進行翻譯，才能既保留原文的文化底蘊，又能夠被西方讀者所接受呢？

（1）（柳夢梅）：敢甚處里楊曾系馬？

白譯：In some former time and place，did we

“Tie our steeds beneath green aspen”？

汪譯：Are you an old acquaintance to see me now？

這是柳夢梅問杜麗娘的一句話，他在想他們是否在哪里曾經見過面。“敢甚處里楊曾系馬？”是具有中華文化內涵的詞語。在那個年代，未出閣的女子都是只能待在閨房里的，因此譯成在哪里相遇過就有點不合乎當時的邏輯了，白譯采用了直譯的方法，直接譯成了在以前的某個地方，所以是不太恰當的。而汪譯則采用意譯的手法，沒有直接把地點譯出，這是符合原文文化內涵的，也是為大眾所期待看到的。

（2）（陳最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白譯：“Jade unsculpted unfit for use； person untutored unaware of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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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由華人（約占75%）、馬來人（約占15%）、印度人（約占7%），各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僅官方語言就有馬來語，英語，華語和印度泰米爾語四種，用任何語言作為國語都不利于民族團結。同時，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必須普及世界語言。此外，由于歷史原因和現實需求，英語實際上成為新加坡人的工作語言。因而，教學語言問題，在多民族，多語言的新加坡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各族人民既要保存本族文化，又要和其他種族人民進行交流和相處，而且還要保持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以及和世界各國廣泛交往。因此，雙語教育政策就成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最佳方法。

1.多元文化的歷史與雙語教育的形成

英語雖然與代表三大種族的華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皆為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s），但是由于新加坡曾經歷英國長期殖民統治，在政治、經濟、法律等迄今仍沿襲大英帝國體制，因此英語依然是一枝獨秀，作為官方的主導語言（master language）。 可見，多元族群和政體特征對新加坡的語言政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由于英語具有最高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價值，因此，英語作為共同語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掌握英語則成為各民族人民迫切需要。抱著實用主義態度的父母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入英文學校就讀；另一種情況是兒童一開始就上方言學校，對部分非常優秀的兒童來說，他們又可能在完成一定的方言學校教育后轉入英文源流的學校繼續接受更高的教育。這樣就存在由母語（或方言）教育向英文教育的轉換問題，這個轉換的可能性就是通過開設過渡性的雙語教育課程來完成的。

2.雙語教育：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基石

2.1 英語教育的地位。新加坡四大官方語言之一的英語，一直是本地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科技、行政等公共領域的高階語言（high language）與主導語言（dominant language）。 無論在私人企業或者行政機構，英語都被視為主導的行政語言與工作語言。 英語在新加坡具有最高的經濟價值，人們要想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非掌握英語不可。 因此，英語也被稱為成功人士的語言。

英語在新加坡教育體制中占有不可動搖的主導地位。 英語不僅是所有新加坡學生必修的第一語言，也是數理、人文等其他科目的教學媒介語。 同時也是學校正式活動的主導語言。 英語成績好，對學習其他科目幫助很大，因此備受教師和學生的高重重視。

英語的教育地位高于華語的主要原因是：在求職就業時，英語的實用價值高，英語已經成為新加坡人工作領域不可少的工具。 在可預見的將來，英語獨尊的局面很難改變。

2.2 華語教育的現狀。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中，主要科目都用英語講授。 華語在學校的使用功能受限，學生的華文程度已因而逐年下降。 雖然政府一再強調雙語的重要性，但在政策上總是以英語為主，以致華語的社會價值無法得到體現 ，只能成為文化傳承的工具。在新加坡的華人社群里，華人學生必須接受"英文為主，華文為輔"的雙語教育體制，在基礎教育階段修讀十到十二年的華語課程。 但相對于英語應用能力，華語在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只是單科，教學時間有限，本地學生聽說能力還行，"讀寫能力"卻不斷弱化。

從新加坡年輕華人的語言技能著眼，首先表現在讀寫能力逐漸喪失，許多人已經無法閱讀華文報紙；其次是華語口語表達的流利度下降，華英語混雜的情況日趨嚴重。 未來最嚴重的情況是華語漸漸從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最終淪為通過課堂學習的外語。

目前華文科的主要功能是傳播華族傳統文化和價值觀。 華文人才的主要出路是擔任華文教師或在少數的政府部門工作。 有限的就業管道實在很難吸引學生學好華語。 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提升華語的社會經濟地位，讓華語成為能讓新加坡學生增值的謀生工具。

學校教育對華文的推動作用畢竟是有限的。 如果沒有家庭、社會和國家政策的有力配合，華文教學要取得成功幾乎是不可能的。 新加坡政府應該在就業、職務晉升，甚至政府決策等方面賦予華文更多的實用功能，才有可能減緩華文式微的進程。

3.華語在新加坡的新機遇

中國的崛起，凸現了華語的經濟價值，但仍絲毫不能動搖英語在新加坡的強勢地位。

李光耀在1997？全國大選期間曾表示："即使因為中國的富強而使華語成為30年后的國際語言，新加坡也要繼續保留英文作為工作語言。因為新加坡畢竟是個東南亞國家，不能讓鄰國產生新加坡是中國海外基地的疑慮。"由此可見，選擇英語作為主導語言背后還有重要的政治考量。

新加坡擁有相對優勢的英語和華語環境，東西方文化也在此匯聚。這使新加坡華人有機會游走各地，左右逢源。因材施教的雙語教育政策也創造了培養雙語人才的肥沃土壤。

如果新加坡華人能夠充分利用雙語優勢，未來的出路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3.1 打造新加坡成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研重鎮。新加坡目前仍然擁有良好的雙語環境，華文媒體和英文媒體都很活躍，華族家庭語言背景也各不相同，既有以華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也有以英語為家庭常用語的學生，這都為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提供了多樣性的研究樣本和"實驗室"。 因此，新加坡華語教學學者應該充分不用這一"天然"優勢，在華語教學研究上下功夫，努力提升自己的研究水準，使新加坡成為海外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研重鎮。

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作為新加坡唯一的華文師資培訓基地，近年來為新加坡中小學培養了大量的華文教師。這些教師接受的專業訓練都與臺的華文教師不同，加上他們在教導新加坡家庭語言背景各異的學生后所累積的獨特教學經驗，在全球掀起華語學習熱潮的今天，這樣一批擁有雙語能不的高素質的華文教師，相信在世界各地都是廣受歡迎的。 因此，新加坡華文教師培訓機構十分有希望成為培養華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教師的重要基地。

3.2 打造新加坡翻譯服務業。新加坡華族學生的華文整體水準雖然正在下降，但在特選學校中，仍活躍著一批兼通雙語的學生，這批學生的華語聽說讀寫四項技能均能達到中高水準。他們或許把英文文本翻譯成中文文本的水準并不高，但將華文文本翻譯成英文文本的流利度上，本地學生的雙語優勢遠遠超過臺的學生。

由于翻譯是一種對雙語要求都很高的專業，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程度加深，中英翻譯人才的需求不將越來越大。新加坡學生良好的雙語能力是他們成為翻譯人才的良好條件。

新加坡教育當局應該充分利用此優勢，在中小學開設基礎翻譯課程，訓練學生掌握基本的翻譯技巧，并在大學院校進一步開設翻譯專業課程。 未來將新加坡打造成世界翻譯人才培訓基地與推動新加坡成為翻譯服務業區域樞紐的遠景，應是指日可待。

3.4 坡雙語教育對中國的啟示。新加坡雙語教育的實施，既與其多民族，多語言有關，又與其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強國際交往有關。教育要符合實際。這個實際，既有經濟發展的實際，又有民族歷史的實際；既有未來發展需要，又有當前的實際能力。我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國家，全國有56個民族，使用80多種語言，所以，新加坡的雙語教育對我國廣大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有著重大的啟示作用。我們可以借鑒新加坡雙語教育的成功經驗，在廣大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雙語教育，以本民族語言作為第一語言，而已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或以漢語作為第一語言，而已本民族語作為第二語言。不管哪種方式，都將不僅促進廣大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的傳遞和發展，而且還將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增強民族凝聚力。此外，我國已加入WTO，參加國際競爭和國際合作將越來越頻繁，我們要開拓國際市場，就必須加強外語教學。所以，我國在人口占大多數的漢族的教育體系中也應該加強雙語教育，這里的雙語是指漢語-外語，并真正做到用一門外語作為教學語言，以利于外語的掌握。當然外語教學要從小抓起，而且也要多元化。過去那種因政治原因全國外語教學一會兒全是俄語一會兒全是英語的狀況雖不復存在，但我們的外語教學還是太單一了，應適當增加一些語種。

參考文獻：

[1] 李陽秀 《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研究》 （碩士研究生論文）

[2] 唐志堯 《華僑志-新加坡》，113頁，臺北，華僑文化出版社，1960.

[3] 華語教學改革委員會（1991） 《華語教學改革委員會報告書》，新加坡：教育部。

[4] 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2004）《華文課程與教學法檢討委員會報告書》，新加坡：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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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俄羅斯文學；博士生；課程設置

中圖分類號：G6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107（2014）11-0066-02

隨著中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深入發展，俄語專業也再次成為我國高校的熱門專業。目前，國內有近100所高校開設俄語專業，然而擁有俄語語言文學博士招生與培養資格的院校依然屈指可數。其中，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是國家級重點學科，擁有較為完善的本、碩、博培養體系。本文以黑龍江大學俄語語言文學專業的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課程設置為例探究俄羅斯文學博士培養模式。

一、立體復合的課程體系

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是分段式的教育體制，也即分為高等專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又分為碩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是最高學歷，其教學目標是培養適應普通高等院校和其他各類科研機構、研究所的教學與研究崗位的專業化高層次人才。也就是說，博士學習階段旨在夯實和提高博士生的專業理論基礎、系統專深知識和科學研究方法。培養目標的實現首先與課程設置有著緊密聯系。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生課程設置體現出全面、立體的特點。

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課程主要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大類。必修課包括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白銀時代作家專題研究、俄羅斯現代主義文學專題研究、俄羅斯文化專題研究、20世紀西方文論等課程。選修課包括俄國宗教哲學、洛謝夫美學理論等。

從授課語種角度看，課程設置體現了俄文授課與中文授課并重的思路。眾所周知，結束本科階段學習，進入碩士和博士階段學習時，學生的口語能力往往呈下降趨勢。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學習目標的改變，即從注重實踐能力鍛煉轉向側重于理論基礎的積淀，另一方面，這種現象與各個學習階段的課程設置不無關系。本科階段的專業主干課是俄語精讀，其注重培養學生的語言掌握和運用能力；碩、博階段理論課和專題課占據主要地位，這從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口語的訓練，從而可能導致口語出現一定程度的退化。開設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和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這兩門課有助于扭轉學生口語能力下降的趨勢，給學生提供掌握理論知識與鍛煉口語同步進行的機會。理論原著與原文文本的閱讀與研究是俄羅斯文學方向博士生區別于其他類似專業博士生的最大特點和優勢，原著研習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由于翻譯過程中的誤譯而導致的錯誤理解，有助于學生準確地把握理論的精髓。

從課程內容角度看，課程設置體現了專業為主，相關內容適當拓展，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并舉，以及以俄為主，兼顧西方的特點。

“文學屬于那類所謂簡單的，或者稱之為單一成分的藝術……但與此同時，文學又與那些將若干種不同的形象載體集于一身的綜合（多成分的）藝術緊密關聯”[1]。文學名著不僅彰顯了作家對永恒命題的深沉哲思，還體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人文風貌，因而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才被公認為“俄國社會的百科全書”[2]。換言之，文學研究不僅僅需要文學理論基礎，還需要哲學、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的知識。文學是思想和文化的載體，對文學作品進行深度闡釋必然涉及大量的文史哲知識。俄羅斯文化專題研究、俄國宗教哲學、洛謝夫美學理論等課程作為專業拓展課和選修課顯然十分必要和適宜。通過這些課程的學習有助于強化學生對于俄羅斯社會文化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學生的宗教哲學和美學素養。顯然，宗教哲學與美學知識又會促使文學研究進入更深的層次。

文學理論是文學研究的指導，也是文學闡釋合法性的前提與依據，文本分析則是研究的實踐。理論與實踐是相輔相成、互為依存的關系。20世紀西方文論、俄國文藝理論原著選讀、俄羅斯文學原著文本選讀等課程不僅體現了文學理論與文本分析不可偏廢的原則，而且兼顧了西方文學理論與俄羅斯文學理論。不可否認，新批評理論、后現代主義理論等許多文藝理論緣起于西方，其后才進入俄羅斯文學界，進而風靡全球。因此，將西方文論納入博士生課程之中顯然有助于拓展學生的理論視野，真正做到厘清文學理論的起源與流變。

從課程形式角度看，專題課與非專題課有機結合。如果說非專題課側重于對某一領域的知識做出高屋建瓴的引導，使學生對該領域擁有總體把握，那么專題課則就單個專題進行縱向深挖、開掘。博士階段的學習要求學生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鑒于此，對文學思潮與代表作家的泛泛了解顯然不符合博士生的培養目標，專題課有助于師生就某一專題展開較為深入的解析。同時，在各個專題準備階段，學生必然要大量涉獵與該專題相關的文獻。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橫向對比閱讀能力可以得到充分鍛煉，這些環節與論文寫作過程高度重合，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也為課業論文和學位論文寫作奠定了基礎。

二、互動演練的教學模式

俄羅斯文學博士教學目標是培養能勝任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教學與研究的高層次俄語專門人才。換言之，博士的就業渠道大多為普通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這就要求學生具備教學和科研兩大基本能力。

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授課采取教學互動的模式。學生根據老師預設的教學內容進行課前準備，形成較為完善的課堂發言稿，然而在課堂上發言，最后老師點評并總結。這種授課模式的突出優勢如下。

1.最大限度地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課前準備環節要求學生廣泛涉獵相關領域的知識，經過獨立思考，寫作發言稿。所有這些步驟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和精力，都需要認認真真地準備。當結束該專題時，學生往往能收獲頗豐，獲得一種滿足感與成就感，這種情感會進一步激發學生對于科研工作的興趣。

2.科研能力顯著提高。課前準備的發言稿究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論文提綱。也就是說，準備發言稿就是加強科研意識和科研思維訓練的過程，是在實踐中探尋適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過程。同時，發言稿作為論文提綱可以進一步充實、完善，形成獨立的小論文。目前，國內各高校的文科博士研究生必須以獨立作者身份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2-3篇學術論文才能取得論文答辯資格。準備課堂發言稿不僅為寫作博士學位論文奠定基礎，而且可以將小論文作為課業論文以獲得該課程的學分，甚至可以將其反復修改、完善，最終成為能夠發表的學術論文。

3.獲得教學技能提升。課堂發言是博士課的重要環節。它要求學生以最平素、簡潔的語言闡釋自己的觀點；同時，發言者作為臨時教師勢必要根據聽眾的反應對自己的發言內容和進度進行及時的調整，以求張弛有度、詳簡得當，且控制好時間。簡而言之，課堂發言不僅鍛煉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而且強化了學生對于課堂的掌控能力，提高發言者的教師技能和素養。

4.加強師生溝通，不斷改善課堂氛圍。老師點評是課堂的重要環節。老師將會就發言中的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并與學生展開面對面的交流，而在這種學術爭鳴和觀點的對撞往往會擦出新的靈感火花，迸發出意想不到的創意。同時，較為自由的課堂氛圍突破了傳統課堂的沉悶，有助于師生之間進行隨心所欲的交流和溝通。

三、改進俄羅斯文學課程設置的建議

黑龍江大學俄語學院是我國俄語教學的“大本營”和俄語教學改革的“橋頭堡”。毋庸置疑的是，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生培養體系已經相當完善，課程設置呈現立體復合的特點，教學模式則注重互動，兼顧學生的科研能力與教學技能的培養。然而，與其他擁有俄語語言文學博士招生資格的外語類高校及綜合性大學一樣，黑龍江大學俄羅斯文學博士研究生課程設置存在一些瑕疵和被忽略的“死角”。

（一）強化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

俄羅斯文學擁有無與倫比的獨特魅力，與此對應的俄羅斯學界對文學評論具有強大的傳統。中國學界對于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具有較好的基礎，卻依然較為薄弱。同時，“無論是專家論著還是一般的評論”，都容易陷入“俄羅斯學者的價值觀、理論和語調”的節奏。換言之，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的強化與凸顯顯得必要且緊迫。這種獨立的文學批評立場根植于傳統的中華文化，也就是說，加強文化國粹的吸收與運用是形成獨立文學批評立場的必由之路。鑒于此，俄羅斯文學博士課程中加入有關中國文化的選修課似乎不失為是一個可行的選擇。相比較而言，各高校的文學院更為注重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吸收，且往往開設相關的課程。因而允許包括俄羅斯文學博士生在內的外國文學博士生選修文學院的相應課程必然有助于加強學生的國學素養，進而有助于培養立足于本民族的獨立文學批評立場。

（二）拓寬文化視野與文學背景

俄羅斯是西方文明還是歐亞文明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且至今尚無定論，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俄羅斯文明與西方文明有著難以隔斷的聯系。俄羅斯從來就不是文化孤島，而更像是文化溝通的橋梁和各種文化的匯集之所。換言之，研究俄羅斯文學而繞開西方的文學和文化背景是不明智，也是不可取的。俄羅斯的東正教來源于東羅馬拜占庭帝國，而宗教與俄羅斯文學的關系極其密切。同時，俄羅斯文學與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俄羅斯的哲學思潮大多由西方傳入，借助于文學作品闡釋哲學思想又是俄羅斯文學的顯著標簽，乃至于很多著名的俄羅斯作家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哲學家和思想家。換言之，將俄羅斯文學置于歐洲文學和文化視域下研究是必然選擇。加強歐洲文化與文學知識的儲備對于俄羅斯文學研究者而言十分重要。因此，增設和強化歐洲文化與文學相關的課程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建議。

參考文獻：

[1][俄]瓦?葉?哈利澤夫；周啟超等譯.文學學導論[M].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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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白先勇；文學批評；風格特色；藝術技巧；“創作室批評”

白先勇以小說創作著名，但在小說創作之余，亦寫有不少批評文章。盡管他聲稱其評論性的文章，只是對幾位作家“作品所下的一個注解，不能算為深入研究……”“對文學的一些看法，全憑創作時的親身體驗，及閱讀小說的一點心得”。

但在事實的層面上，這些并不能否定他的文學批評的價值所在。自1979年以來，大陸的白先勇研究不斷取得突破，但成就主要局限在他的小說創作領域，而在某些方面還尚處在拓荒階段(如對白先勇散文的研究)，對于他的文學批評的考察更是少人問津。毫無疑問，白先勇作為海外華文文學作家的杰出代表，對其研究我們應呼喚整體性、全面性的研究視閾，這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研究上早巳成為司空見慣的事。鑒于此，本文試圖以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文章作為考察對象，就它的批評對象、批評特點以及與作家文學創作的關系、意義等作出嘗試性的論述。

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文章主要收錄在他的散文集《驀然回首》和《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的“文藝評論”輯中。這些批評文章歸納起來，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1)絕大多數是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和自己閱讀作品的讀后感；(2)在不同場合就小說藝術與別人的對談；(3)一些學術性較強的論文如《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等。白先勇所評論的作家，多為臺灣和海外華文文學作家，如施叔青、叢、歐陽子、琦君、馬森、王禎和、杜國清、林幸謙、荊棘等，顯示了他對某一特定地域作家群體的關注。與此同時，他的文學批評也表現出視野的廣闊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外國作家作品以及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發表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就其所評論的作家作品來說，文體是多樣化的，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無不涉及，當然評論最多的還是小說，這自然與他的文學創作本身情況有關。

與當下一些文學批評中頗為盛行的硬套理論的做法截然不同，白先勇的批評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感性領悟，帶鑒費l生，體式自成一格。這特別表現在他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及讀后感之類的文章中。在這類文章中，他往往在開頭或結尾以一種散文化的語言概括出某一作家作品的特色風貌。雖然白先勇對這種風格特色的把握還談不上具有“歷史定位”的性質，但也可成不移之論。例如他評說琦君，開門見山，把琦君筆下所特有的感傷氣表達出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閱一本舊像(相)簿，一張張泛了黃的相片都承載著如許沉厚的記憶與懷念，時間是這個世紀的前半段，地點是作者魂牽夢縈的江南。琦君在為逝去的一個時代造像，那一幅幅幽幽的影像，都在訴說著基調相同的古老故事：溫馨中透著愴痛。”這種總體風格特色的把握是白先勇文學批評的特點之一，它意在給予讀者一開始閱讀或閱讀后都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印象，而文章的其余篇幅則引領讀者去體味和理解這種印象。這當然可以看成是批評的操作程序問題，但也不失為是一種有特色的批評思維方式。白先勇不樂于使用那些流行的批評概念，諸如內容、形式、主題、思想，等等，這在于他不愿意“把文學一座七寶樓臺，拆得不成片斷”紛拼。在他看來，小說是文學，是藝術，那么以渾然感悟的方式則更能接近藝術真諦。

對作家作品總體風格特色的把握，白先勇顯然繼承和借鑒了我國古典批評中感悟印象的方式。他把捉和傳達某一部作品和某一位作家的風格特色時，所依賴的主要是直觀感性的印象，甚至他在小說創作中的形象思維也滲入其中。他在為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所作的序中，對施叔青小說的主題“死亡、性、瘋癲”的揭示就完全采用形象畫面的方式。鹿港漁港的魚、腐爛的蟹、貓的尸體、棺材；土寮門口肥大的土；老瘋婦為漁郎兒子招魂。三組畫面分別對應著施叔青小說的三大主題。這其中沒有多少分析性的文，全憑直觀的藝術感悟力。我們如果要在白先勇的文學批評中尋找所謂的理論支撐的話，那是徒勞的，但他憑藉著小說家對藝術的靈敏，對所評論的作家作品總是能契人到他們的特質之中，并顯得不甚有所偏頗。

如前所述，白先勇善于對作家作品的總體風格特色進行把握，意在使讀者獲得一個較鮮明的印象，其余篇幅則旨在去做引領大家體味和理解這種印象的工作，但在具體如何“引領”的問題上，白先勇在文學批評中卻是有所側重的。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白先勇十分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這種分析在他的很多文學批評文章中，是占了相當大的篇幅的。在為歐陽子的《秋葉》所作的序中，他開宗明義，將歐陽子小說的特質表達出來，認為“歐陽子的小說有兩種中國小說傳統罕有的特質：一種是古典主義的藝術形式之控制，一種是成熟精微的人類心理之分析。前者表諸于她創作的技巧，后者決定她題材的選擇。”斟接下來他詳細分析了歐陽子是如何做到對小說“形式之控制”的。認為“嚴簡，冷峻的語言”、“單一觀點的運用”及“反諷”手法的采用使歐陽子小說的藝術形式造成了奇妙的效果，“歐陽子小說中嚴謹的形式控制，使她的小說免除了我們中國小說的兩種通病：一種是感傷主義，一種是過火的戲劇性。”圈懈從而高度肯定了歐陽子小說的藝術成就。又如為叢小說《秋霧》所作的序，同樣以大量筆墨著重叢娃小說藝術表現特點上的分析與概括，從而認為“對小說中的細節有效的控制與巧妙的安排”和“小說文字中比喻的塑造”是叢娃小說的最大藝術特色。可以說，這種偏重于對作品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的文字在他的文學批評文章中是非常常見的，而白先勇文學批評的這一特點，正顯示出他對文學藝術本體特征的重視。

白先勇如此重視藝術技巧、藝術表現的分析，與他自己的文學觀(小說觀)和文學批評觀是完全契合的。他對文學所持的一貫看法是：“小說可以描寫政治、哲學、心理種種人生萬象，但萬變不離其宗，小說既然是文學，其永恒價值仍應以文學標準衡之。”這樣，他便首先就確立了“文學首先是文學自身”這一對文學本體特性的認識。由此他論小說藝術，就不憚其煩地講小說技巧與內容的關系、“觀點”的運用、人物的出場和場景、對話的描寫等，原因在于他“個人認為小說是，是種藝術，絕對要以藝術形式、技巧來判斷是否完整。這個比較靠得住，比較客觀的批評方法”。而在《談小說批評的標準》一文中，他為成功小說批評所歸納的三條標準中，更是將藝術標準列在第一條的位置，認為“作品的文字技巧及形式結構是否成功的表達出作品的內容題材：這大概是小說批評的第一塊試金石。”研明乎此，再回頭來看他的文學批評文章，其之所以花大力氣來做藝術技巧、藝術表現的分析，就顯得非常自然和讓人理解了。

但是，白先勇重視對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并不意味著他流于技巧“趣味主義”，實際上他也是很注重作品思想成就的。在前面舉例到的他對歐陽子小說和叢小說的評論中，就高度肯定了兩位作者作品的思想力量。認為歐陽子對人類心理特別是愛情心理的抽絲剝繭則讓人獲得了“真正的愛情，是永遠的痛苦”圈的深刻體認，而叢娃的作品則充溢著“一股對生命渴求的力量”。這表明在小說藝術與思想關系的看法上，白先勇并不趨于極端，他所反對的是將兩者割裂開來的做法。在《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這一對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現代作家品評的文章中，他就很顯明地表達了這一主張。在這篇文章中，他著重比較分析了魯迅、茅盾和巴金的創作，高度肯定魯迅的《吶喊》《彷徨》，對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則持批評態度。原因在于魯迅作品“冷靜客觀，不帶夾評”的藝術表現使作品“激進叛逆的社會意識”得到了很好的節制；而茅盾《子夜》的人物描寫“止于浮面”，巴金《家》的對話是“一種非常不自然，矯揉造作的語言”，雖然社會意識強烈，但藝術描寫失敗。雖然這種品評仍著重對作品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進行分析，但其中很明確地體現出了白先勇追求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兩相平衡的批評觀念，反對那種以“小說中的社會意識是否合于某種社會政治的教條主張作為小說批評的標準的做法”。

白先勇在文學批評中重視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的分析與他的文學觀(小說觀)和文學批評觀是完全契合的，這其中實際上已顯示出他的文學批評帶有艾略特“詩人批評

家”的“創作室批評”的特點。因為這一批評觀念實質上是白先勇創作經驗的歸納與推廣，換句話說，即這一批評觀念是其創作觀念的反映與延伸。

艾略特經常被人看作是現代文學批評的一位開山祖師，但艾略特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文學批評純粹是屬于“詩人批評家”的批評文學，只是一個詩人在從事創作時的一種副產品，因此他又稱這種文學批評為“創作室批評”。在《完美的批評家》中，艾略特自報家門，公開承認他是一個詩人批評家。“本文的作者就曾極力主張‘詩人批評家批評詩歌的目的是創作詩歌’。……如果說批評是為了‘創作’或創作為了批評，我現在認為那是愚昧的……但是我還是期望批評家也是作家，作家也是批評家。”因此他只討論與他自己創作有關的理論，或評論影響過他的作家和作品。這樣他所道出的只是一個有創作經驗的藝術家的經驗之談，是其創作經驗的總結。“當他談創作理論時，他只把一種經驗歸納和推廣，當他探討美學問題時，他就比不上哲學家那樣有本事了。……所以簡單地說，當詩人批評家論詩時，他的理論見解，應該從他所寫的作品來考察。”帶著這樣的觀點來看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我們可以發現白先勇的文學批評和他的文學創作是有著密切聯系的。

就藝術技巧和藝術表現來說，白先勇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講究小說技巧的作家。在談到自己小說創作程序時說，“多是先有人物。我覺得人物在小說里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物比故事還要重要。就算有好的故事，卻沒有一個真實的人物，故事再好也沒有用。因為人物推動故事，我是先想人物，然后編故事。編故事時，我想主題。有了人物，我常在腦海里轉，這個人物有什么意義呢?……”罔這種重視人物的小說觀念必然會造成他對茅盾《子夜》中吳蓀甫的多次“獰笑”表示不滿。至于對話描寫，他認為是“小說里很重要的技巧”“寫對話絕對是真實生活里面的話”，“不是這樣講的話，你就不要寫”。這樣，他自然也會對巴金《家》中人物對話的“新文藝腔”加以指責。因此，他在文學批評中注重對藝術技巧的品評完全可以視作工作經驗的一種總結和文學見解的一種反映。另外，在他所評論的作家作品中，我們似乎總能發現這些作家作品所滲透的創作情懷在白先勇的創作中都有著某種程度的回響，這也可以歸于“創作室批評”的只討論與自己創作有關的理論的批評狀態。

在《天天天藍》這篇散文中，白先勇追憶了自己上世紀80年代與沈從文在美國的會見。在這篇非評論文章中，他認為沈從文最好的幾篇小說比魯迅的《吶喊》《彷徨》“更能超越時空，更具有人類的共性”，他特別提到沈從文小說《生》中玩木偶戲的天橋藝人的喪子之痛是“人類一種亙古以來的悲哀”。聯系白先勇的創作，這評人之語實在亦是評己之語，因為白先勇作品中彌漫的那種歷史滄桑和人生無常之感正是人類的一種亙古以來的悲哀。所以，他評林幸謙的散文，對作者敘寫兩位殘障弟弟的作品倍加推崇。“手足的遭遇，使得林幸謙深切的體驗到人世的悲苦，而他對大弟、小弟以及所有弱者的同情，正是構成一個優秀作家的基本賦性。”評杜國清的《心云集》，認為“《心云集》中的愛隋是一種絕望后的激情。……因此，在《心云集》中，我們深深感到的是一種地老天荒無可奈何的萬古悵恨”。評奚淞的創作，特別指出奚淞創作對中國神話，尤其是有關生命之謎，之爭這個主題的巨大興趣。評馬森的長篇小說《夜游》，特別關注小說將人類關系，異性、同性、雙性的愛情觀做了各種不同的比較與剖析。評田納西·威廉斯，認為“他寫的卻是一些人類最基本的感情，愛情幻滅的痛苦，人生俱來的寂寞，對過去光榮之追念”。如此等等，若與白先勇的文學創作兩相對照起來，我們可以發現：凡是白先勇在自己創作中有興趣表現的主題以及自己創作中滲透著的精神情懷，他在評論他人與此相關的作品時往往很快地加以捕捉并作充分的評述，原因即在于作家們的這些主題表現和創作情懷正是白先勇自己所高度認同的。在此意義上，白先勇的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是其創作的一種延續。

在對一些外國作家和作品進行評論時，白先勇則充分表現出重在評論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說哪些作家影響我較深，我想是福克納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當然，托爾斯泰更偉大了，只是前二者對我個人寫作影響較大”。所以，在《聯合文學·為大專學生開書目》欄目中，白先勇推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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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個案之一：文學社對提高學生寫作、采編能力的嘗試

運用行動研究來探究文學社對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作用，我們課題組已經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為了提高中文系學生對寫作的興趣，進而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我系于2007年成立了“紅杏花”文學社，指派有寫作經驗的教師擔任文學社的總顧問和指導老師，同時不定期邀請外面的作家和本校的專家來舉辦這方面的講座，提高他們的寫作水平。如曾請中國作協會員、江西省作協副主席、著名詩人程維來講詩歌創作，激發學生的文學創作熱情。考慮到學生發表作品較難，經上報院黨委宣傳部批準，系里于2008年創辦了內刊《紅杏花》雜志。這本由學生自己寫、自己編輯出版的期刊，既為廣大學生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同時也成為他們進行實訓的陣地。“能說會道，能寫會造”，這是我們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的要求。“寫”是一般的寫作要求，這里所說的“造”指的是創造，也就是能進行文學創作。文學創作要比一般的應用文體寫作要求更高，由此必須給他們更多的鍛煉機會。從理論轉向技能，除了教師的指導，還要不斷地進行寫作實踐，在實踐中才能得到提高。通過調查發現，紅杏花文學社有專門的章程，有固定的活動，每年有自己的計劃。它每年定期舉辦的詩歌朗誦會、戲劇表演節、小說研討會，對促進學生的文學興趣、提高他們的寫作水平，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生，將來就業的方向除了從事教育工作，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會到新聞出版業工作。為了拓寬就業面，在實訓教學上我們對學生采編能力的培養也十分重視。系里的指導老師會經常在文學社舉辦采編業務方面的短訓，對新生進行業務指導。2010年12月3日，筆者對文學社全體成員進行了編輯業務方面的培訓。當時內部刊物《紅杏花》正在編輯第三期，已經排出了樣刊初稿。作為總指導，筆者在審閱過程中發現了較多的問題，于是從稿件內容把關和編輯排版兩個大方面，對全體社員提出具體要求，并結合已經在審的雜志清樣，從正反兩方面的例子進行了講解。如這期雜志中文學社社員何某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在這個喧鬧的世界，加上幾千年的禮義思想的影響，辦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往往非要復雜地給各個有關部門、有關人員送點東西。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我并不是批判什么，而是強調錢的重要性。……”筆者明確告訴學生：民族宗教問題絕對不能碰、政治問題不能隨便碰、消極頹廢內容不宜發表。通過指導老師對文學社學員的指導，學生的寫作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在學院報紙的副刊上，曾多次發過“紅杏花文學社作品專版”。江西省寫作學會每兩年要舉行一次“大學生寫作大賽”，系里指派作家祝春亭教授擔任這項賽事的指導老師。除2002年首屆比賽沒有參加之外，其余的比賽中文系都組織學生參加了。在這項比賽中，中文系的學生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數十名學生分別獲得了一、二、三等獎。其中獲得一等獎為第二屆6人，第三屆、第四屆都是10人。由“紅杏花”第四任文學社社長、中文系2008級專科一班楊高海編劇的《愛在苗鄉》，在學校演出獲一等獎，該劇參加全省高校校園心理情景劇大賽，獲得了旅游商貿學院賽區三等獎。與此同時，學生的采編能力也得到提高。他們擬于2011年4月出版第四期《紅杏花》雜志，在審稿和編排上與第三期相比，同樣是這些學生唱主角，但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雜志內容健康向上，編排美觀得體，獲得了廣大師生的好評。有的學生在學院的報紙任采編，有的則在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了作品。由此可見，加強寫作、采編能力方面的實訓教學十分必要。

研究個案之二：表演與研討會對推進學生科研能力的作用

運用“行動研究”來推進學生的科研能力，必須遵循“行動研究”的基本原則和方法。一般來說，教師開展教學“行動研究”的操作程序如下：①發現教育問題；②分析問題，找出原因；③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④實施方案；⑤反思方案的實施效果。根據這一理論，我們結合教學內容和教學實際，從中去發現學生當前存在的問題。從2006級、2007級本科班畢業論文的寫作上來看，我們發現他們普遍存在著科研能力不夠強的情況，專科學生這個問題就更突出了。例如，許多學生畢業論文的選題不新，重復別人的觀點，缺乏學術價值；還有不少學生只會就事論事，敘述作品的情節占太多篇幅，論文的理論性不夠；另外還有部分學生寫出的論文邏輯性不強，整篇文章不知所云。出現這種情況，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日常教學中對學生科研能力的培養鍛煉不夠，學生主動進行的研究性學習太少。為了改變這一狀況，系里決定加強實訓教學。在實訓教學方面，重點又加強學生閱讀分析能力的培養。為了提高學生的閱讀分析能力，我們主要采取了兩項措施：一是通過文學作品的表演，加深學生對作品的理解；二是通過開作品研討會，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這些專業課，涉及的文學經典作品很多，其中不少作品被搬上了銀幕和熒屏。讓學生組織劇社，進行文學作品表演，學生要演好角色、進入角色，就必須對作品和角色有一定的研究。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對作品的認識往往會有所創新。詩歌朗誦會，是實訓教學中經常舉辦的一項活動。“紅杏花”文學社成立后，每年4月都要舉行大型詩歌朗誦會，以提高學生對詩歌的感悟能力。戲劇表演，也是促進學習的途徑之一。在課堂教學中，可以分角色朗讀來體會戲劇作品，如《雷雨》《欽差大臣》《威尼斯商人》都曾作過嘗試。“紅杏花”文學社為慶祝成立一周年，當時準備了豐富的文藝節目，其中就有話劇《雷雨》片斷的表演。在此之前，中文系學生曾將《簡•愛》的精彩片段以話劇的形式搬上舞臺。學生還自編、自導、自演過話劇《愛在苗鄉》。為了加強探索性內容的實訓教學，筆者曾于2009年4月22日在2006級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班的《世界華文文學》課上舉行過“林海英作品研討會”，要求全班每個同學必須發言，會上大家發言踴躍。互聯網的發達，使學生可以上網查找一些研究文章，這使得他們可以對別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借鑒。然而也有其負面作用，就是一些不愿動腦筋的人會抄襲別人的研究成果。為了避免其負面作用，我們在2010年3月16日舉行研討會，特地將本系作家祝春亭新近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大清商埠》作為研討的對象，以杜絕他們上網抄襲。再如2011年3月19日舉辦的路遙作品“《平凡的世界》研討會”，系里派了四位指導教師，邀請了江西旅游商貿職業學院和江西電力職業學院的文學社代表參加。學院督導郭教授對此也很感興趣，犧牲周末休息時間前往觀摩，并在學院的《督導簡報》上作了介紹。學生的發言稿，一部分準備修改后發表。研討會形式實際上是一種“課題研究模式”（也叫項目研究模式），是一種研究性學習模式。實踐證明，課堂與課外相結合，通過表演和研討會等形式，加強探索性內容的實訓活動，對學生閱讀分析能力的提高有較大的作用。經常性地開展表演和研討活動，有助于提高學生的科研能力。

研究個案之三：技能競賽對提升師范生綜合素質的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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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傳統文化城市建筑 傳統元素

中圖分類號：TS958文獻標識碼： A

伴隨城市的變遷，技術的進步，文化的交融，建筑師設計理念的提升。如今的城市建筑景觀在不斷的增添中國傳統元素。淵源博大的傳統文化，在不斷地觸動著城市建筑景觀設計師的靈魂。

一、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建筑景觀

1.傳統文化元素的興起

中國城市建筑景觀中，多的是林林總總的符號，符號的含義卻不盡相同，一種符號給予的元素含義也不盡相同。傳統文化在城市景觀建筑中也在不斷的被引用，城市建筑景觀設計師也在不斷的借鑒。例如中國傳統的剪紙，皮影，國畫，水墨，中國結，京劇臉譜，青花瓷，扇子，兵馬俑等。隨著國際間文化的交融，國家關系的日益增進，傳統文化元素又一次興起。在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中，中國符號也不斷的重現歷史舞臺。

2.城市建筑景觀設計的包容性

城市建筑景觀作為城市的形象工程，園林建筑，城市環衛，城市標志等等。城市建筑景觀在不斷的吸收城市的文化蘊含。一個城市的興起，需要城市建筑景觀的襯托，也需要城市建筑景觀的包容。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市給予城市建筑景觀創新與包容的魄力。就普通意義上講，所謂的建筑就是托轉蓋瓦，鋼筋水泥，修房補磚，遮風擋雨，抵御嚴寒。誠然，現代的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不僅僅的托轉蓋瓦那么簡單，如今的城市建筑景觀設計要考慮到城市的昨天與今天，地標建筑，古香氣息等等，需要保留城市獨有的味道，又要體會建筑設計美觀，考慮到受眾的視覺享受等等方面。例如：成都的寬窄巷，庭院里，天井，或翠竹數桿，靈石如磐，或花妍草茂，盆景韶秀。整個建筑中，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多了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1]。

3.城市建筑景觀與傳統文化元素的關系

中國傳統文化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匯融。中國傳統文化集成了儒，法，道，釋等學說的優秀傳統。傳統中華元素的中國人文思想的載體，它質樸，和諧，安寧。城市建筑景觀設計融合了傳統文化的思想，借用傳統文化增添城市的文化底蘊。中國傳統的建筑結構，例如柵欄，古塔，寺廟，牌坊，亭，檐等等。這些傳統的中國式建筑，保留了中國人特有的樸實含蓄的性格特點。蝙蝠，祥云，龍鳳等等紋飾，處處都體現了中國人的美好寓意。例如：在北京奧運上的火炬創意，就采用了寓意美滿的祥云圖案。2010年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以“東方之冠”的構思吸引著世界各地人的眼球[2]。設計理念被概括為“東方之冠，鼎盛中華，天下糧倉，富庶百姓”運用中國古代的小篆字體，印出中國歷代朝代名稱，象征中華民族的團結友善，突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蘊。

二、傳統文化元素在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中的應用

1.建筑景觀設計中常見的傳統文化元素

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團結友善，這是傳統文化的集匯，集成大家的中華傳統文化，所呈現的傳統文化元素也是處處可以體會到[3]。例如：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代表佛教。牡丹代表富貴榮華。秋季獨開，代表隱士。太極圖，一陰一陽之謂道，代表智慧。歲寒三友，松，竹，柏。蘭花馨香，代表君子等等，這些傳統文化符號被引用到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中。太極元素經常被應用到城市建筑景觀建筑中，太極的一陰一陽，一真一實。剛好與城市的虛實特點相吻合。所以經常常被城市建筑景觀采用。

2.城市景觀設計師的傳統文化設計理念

城市景觀設計師在設計城市建筑景觀時，多會先了解城市的人文文化特點，抓住城市人文文化中心，開展城市建筑景觀設計工作。所以對城市建筑設計師來說，不斷的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了解中華文化背景，吸取文化中心內涵，對開展城市建筑景觀設計十分的必要。比如中國銀行的標志，就是采用了中國古代錢幣的樣式。在中國古代銅錢中放入一個“中”字，既有創意，也有意蘊。現在在很多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中國銀行的標示，既是城市的一個風景，又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標志。

3.城市建筑景觀所呈現的傳統文化意蘊

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中，呈現的文化意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中國古典園林設計中，園林建筑與城市景觀設計照相呼應。各種傳統文化在這里能夠最大限度的得到伸展與保留。例如中國古典園林之典范，蘇州園林。古典的園林風格，樸素的園林格局，現代的城市魅力。現代城市景觀的營建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人的宜居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和諧[4]。城市里的園林作為人文環境的產物，或多或少都會被現代的建筑風格所左右，但是能做到城市環境與自然環境的共生，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和諧共生，是非常有難度的。蘇州園林中既保留了古典園林的風格，又能夠讓蘇州市依托蘇州園林，增加城市影響力。由園林景觀帶動第三產業，增強了城市的競爭力。

三、傳統文化與城市建筑景觀的融合發展

在現代城市建筑景觀中，傳統文化與現代建筑景觀相容相交。越來越多的城市建筑景觀添加了傳統的文化元素。城市的發展也要求城市景觀建筑設計傾向采用有傳統元素的設計理念。中國結，大紅燈籠，餃子，漢字等等。傳統文化元素在不斷的被采用到城市建筑景觀設計中去。在城市園林景觀中，漢字是被運用最為頻繁的一個中國傳統元素。石刻，城市花卉設計擺設等等，各方面都會采用漢字來裝點。其中“和”字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成都寬窄巷，長安城中，上至廟堂殿宇，下至富家庭院，都彰顯著儒家藝術的主流。門樓、門道、下房、街房、中門、偏廂、上房，上下尊卑，理性秩序，規則嚴格[5]。特別是中軸對稱，等級規劃，體現了儒家氣質。城市建筑景觀設計與傳統文化的融合是時代的進步，也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

結語：

科技在進步，人們對于城市建筑景觀設計的美的要求也越來越高。設計理念的更新、建筑元素的多元化，必將給予城市建筑景觀設計越來越多的傳統文化意蘊。

參考文獻：

[1]高莉;談現代環境設計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運用[J];安徽建筑.2011（2）

[2]李菲;傳統文化符號在現代設計中的應用及其意義[J];安徽文學.2010（5）

[3]余慶康;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城市建設[J];建筑學報.2013（6）

[4]孫,樸永吉,朱文倩.景觀的五感設計研究[J].農業科技與信息(現代園林). 20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