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法國文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一、論文的書寫格式規范化要求

論文本身由論文題目、作者、中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等幾部分組成。

1.論文題目：簡明、確切地表述研究的對象和內容，一般不超過25個字，可分兩行書寫。

2.作者：處于論文題目正下方，須寫明院系、專業、年級、班別、學號、姓名。

3.摘要：摘要應反映文章的主要觀點，重點表述研究內容及結論，必須重點突出、文字簡練，中文摘要字數不超過300字。

4.關鍵詞：要符合學科分類及專業術語的通用性，并注意與國際慣例一致，中文關鍵詞限制在3～8個。

5.正文：論文的主體。論文須符合學術論文的格式，正文要標明各級標題，設計合理，文稿中應采用規范化名詞術語。

6.參考文獻：必須是本人真正閱讀過的，應選用公開發表的資料。以近期發表的學術期刊文獻為主，圖書類文獻不能過多，且要與論文內容直接相關，參考文獻應按文中引用出現的順序列全。

二、論文的排版格式規范化要求

1.版面尺寸：a4(210×297毫米)。

2.裝訂位置：左面豎裝，裝訂位置距左邊界0毫米。

3.版芯位置(正文位置)：按照a4紙張默認格式。

4.頁碼：采用頁腳方式設定，采用五號timenewroman，處于頁面下方、居中。

5.論文題目：三號黑體，居中。

6.作者：論文題目下隔一行，居中，采用小四號仿宋體，

7.中文摘要和中文關鍵詞：用五號仿宋體、兩端對齊方式排列。

8.正文文本：宋體小四號、標準字間距、行間距為1.25倍行距、所有標點符號采用宋體全角、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字采用半角的要求排版，采用多級符號版式。如：一級標題用阿拉伯數字(1、2、3……)標引，采用四號黑體并縮進4個字符排列；二級標題縮進4個字符并用阿拉伯數字(1.1、1.2、1.3……)標引，字體采用小四號黑體。

9.文中圖表：所涉及到的全部圖、表，不論計算機繪制還是手工繪制，都應規范化，符號、代號符合國家標準，字體大小與正文協調，手工繪制的要用繪圖筆，圖表名稱和編號準確無誤。

10.參考文獻：位于正文結尾后下隔2行，“參考文獻”四字左對齊，采用宋體小四號加粗；具體參考文獻目錄按五號宋體、靠左對齊、阿拉伯數字標引序號([1]、[2]……)的方式排列。

三、論文書寫、排版、打印規范化要求樣式

論文題目(采用三號黑體，居中)

(隔一行)

(仿宋體小四號，居中)院系專業名稱年級班別學號學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體五號)關于高等教育改革體制問題的思想觀念問題，……。

關鍵詞：(仿宋體五號)

(隔一行)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當前，在教學領域中，……。

1教學思想(黑體四號，左對齊)

1.1有關關系的處理(黑體小四號，縮進4個字符)

(正文用宋體小四號)在知識傳授與能力和素質培養的關系上，樹立注重素質教育，融傳授知識、培養

比較文學論文范文欣賞：淺探比較文學形象學研究與文學變異

摘要：形象學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釋兩個本質性的問題，一是文本意義上的他國形象與現實社會、歷史文獻有異；二是接受過程中讀者所還原的形象與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異。本文認為形象在塑造、傳遞過程中產生了多重變異現象，變異的深層原因是不同文化語境的影響與制約。

關鍵詞：形象學；法國學派；集體想象物；文學變異

傳統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形象學發展于1880年代的歐陸諸國，由卡雷創立，經巴柔、莫哈、基亞等人的不斷努力，當代已成為比較文學領域頗具擴張力的學科。然而，傳統的形象學研究局限于歷史研究方法，一味強調事實關系，囿于文本，繁瑣考證，將鮮活的文學文本當做純粹的歷史文獻，忽視文學形象的美學價值，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狹隘民族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等，都限制了形象學研究的發展。

事實上，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義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體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反映，是一種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國對另一國的態度和看法。異國形象的建構包含了作者對異國文化的總體認識，同時在潛意識中又代表一個群體對異國文化的精神觀照，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言說。另一方面，形象本身與形象建構，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國人的心態，“他者”形象是反觀“自我”形象的一面鏡子。正如當代文藝理論家佛克馬所指出的那樣，“赫胥黎的《海島》中對東方的描寫受到賽義德的批評，因為這部作品所表現的東方實際上是構想出的東方。”

一集體想象物如何實證

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在形象學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實證，本文認為形象學是“異”的研究，異國形象是想象，是集體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學研究就是辯“異”。具體問題有三個：一是描述形象之“異”的具體表現。文學作品中的他國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點。二是考察“異”是如何發生的。形象的生成、傳遞、接受是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讀者是如何解讀、還原的。三是思考“異”何以會發生，集體是如何想象的，深層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學研究即已包含了變異的因子，正如后來巴柔所說：“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并非現實的復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這里的“重組”、“重寫”意味著這種形象是一種變異的形象，這是從實證研究求“真”的現象考證向理性主義求“異”的本質探求作出的可貴努力。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描述，是情感與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個人或集體通過言說、書寫而制作、描述出來的，但這種描述并不遵循真實的原則，即并不會或不能忠實地描繪現實中客觀存在的那個“他者”。

作家對文學形象的創造與讀者的接受，不可避免會產生二度變異，所以運用實證的方法很難對形象學進行研究。形象學研究的實質就是變異，法國學派在最早的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中就已提到文學作品中的“他國形象”問題，證明他們早已涉足非實證性變異學領域的研究，只是自己還未察覺，因而也沒能從學科理論的高度加以總結。

正如山人畫筆下怒目圓睜的鳥是對自然鳥的變異，“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觀眾對藝術形象接受、還原的變異，他國人物形象的創造與接受，正是這樣一個多重變異的過程，其學理性亦可以從保爾?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論中找到理論根據。保爾?利科將休謨那種把想象物歸諸感知的理論命名為“再現式想象”，將薩特那種認為想象物“基本上根據缺席和不在場來構思”的理論命名為“創造性想象”。

巴柔認為：“他者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所以形象學所關注的是文學和文化互動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闡釋他者形象，就必須將其置于擴展了的社會、歷史、文化等領域去考察，擴大的“新的視域要求研究者不僅考慮到文學文本，其生產及傳播條件，而且要考慮到人們寫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評的那種將文本作為完全獨立的對象進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則因此而受到質疑，因為這種形象不僅是作家個人嘔心瀝血的產物，而且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闡釋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辭、話語，而要將他者形象納入到總體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學文本中他者形象生產、傳播、接受的條件，又將這種文學形象與同時代的報刊、影視及其他媒介的描述進行比較，這種比較會使更多的材料和證據加入到接受的文學研究視野中來，從而使文學研究與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民俗學、人類學等領域交匯，通過跨學科的研究將其聯系起來。通過對這種聯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發現作家與集體想象物之間種種密切而又復雜的關系。

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的關系，重點應在于注視者，在于注視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為變異是肯定的，當下我們應該關注的是作家這一創造主體，是如何接收、注視、創作、塑造異國異族形象的，作家的潛意識中集體是如何想象他國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話語表現了西方對東方文化的漠視，貶低和拒斥，歐洲中心主義通過把歐洲以外的世界再現為愚昧、落后、懶惰，成為東方的同義詞，因而需要歐洲的介入而界定為落后的從而服務于殖民主義事業”。其次是關注自我形象與他者形象之間的互動關系。所以，形象學討論的重點自然不是異國形象描寫的真實抑或失實，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樣的形象，追溯異域形象作為一種知識與想象體系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異國形象與現實中的異國之間，他者形象的真實程度并不能決定這一形象的審美價值。考察他者形象與他者現實之間關系的重點在于對注視者一方文化模式的產生、發展、傳播與影響的探尋。席勒創作的《杜蘭朵》中，“杜蘭朵對于自由、壓迫、自我價值等觀念的認識，就那個時代的中國而言，不僅作為一個女人的意見，即使作為一個男人的意見也是不可思議的”。因而，“作為理解《杜蘭朵》的歷史背景的應是歐洲思想史，而不是歷史上的中國。”

二形象傳遞中的變異機制

法國學者梵?第根認為：“比較文學的對象是本質地研究各國文學作品的相互關系。”他認為比較文學的特質就是要把盡可能多的、來源不同的事實歸納在一起，使“比較”二字擺脫美學的含義，獲得一個科學的含義。法國學派的主要理論家馬?法?基亞稱：“比較文學并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一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較文學是實證性的關系研究：“比較文學是文學史的一個分支，它研究拜倫與普希金、歌德與卡萊爾、瓦爾特?司各特與維尼之間，在屬于一種以上文學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構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間所曾存在過的跨國度的精神交往與實際聯系。”從形象學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種文學中表現出的他國形象。“他國形象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

然而，文學形象的傳遞是非常復雜的，宏觀來看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變異(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創作時與原型的變異；二是讀者接受、還原時與文本形象的變異。就文本而言，又有語言層面的變異，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翻譯過程中的變異，在1930年代，為了便于國人接受，“milkyway”被譯為“銀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證。也有文學層面的變異，不同的作家寫作同一題材的作品，主題、手法各異。具體而言，形象的變異現象發生在四個層面。

一是文字層面的變異。

屬于翻譯學或譯介學研究的范疇，在進行研究時將文學的變異現象作為首要的研究對象，把注意力從語詞翻譯研究轉向語詞的變異本身。我國翻譯界曾有這樣一個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紓竟然成為一代翻譯大家，康有為在《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中贊其“譯才并世數嚴林”，錢鐘書也著文《林譯小說研究》探討林紓的翻譯問題。

從翻譯技術層面看，林譯小說許多都走了樣，甚至可以說很多地方是選譯、節譯，或者隨意刪改，更有甚者，寫人寫景的許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現象？這就是文學變異的問題，為了照顧中國讀者閱讀小說的習慣，譯者不得已而為之，將外國人的名字歸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寫、心理描寫部分，以突出故事情節，將外國的現代語言換成簡明、雅潔的中國文言。

文藝理論家敏澤先生認為，美國的意象派詩人龐德的意象詩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當時的西方意象派詩人們掀起了學習和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的熱潮，他們在研究和翻譯漢詩的過程中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豐富性、含蓄性、生動性、鮮明的形象性和動態美贊嘆不已，而他們對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譯也在客觀上促進了西方意象主義的發展。”

趙毅衡先生在《遠游的詩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詩的源流問題，認為“龐德是新詩運動中的大詩人，他是先接觸日本徘句，然后轉向中國詩的。觀察這個變化過程，對于考察中國古典詩歌對美國新詩運動的影響是很有意義的”。龐德從漢字中受到啟發，認為一個漢字就是一個意象，如東方的“東”由一個“日”和一個“木”組成，以太陽掛在樹梢上指稱方位，這種由象形到抽象再還原為情景的語意現象，其深處有一個形象的文字層面和文學層面的變異問題。

二是文學作品中他國形象的變異。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從形象產生到還原有一個變異的過程，我們應從文化或文學的深層次人手，分析其規律。比如我們考察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時會發現，其形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流變，(一)近代文學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點是“奇”、“怪”，深層理由是長期閉關鎖國造成了國人無知、恐懼的心理，表現為對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現代文學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變情況是，大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對于“原型”大多“變”、“異”，深層的文化原因是“師夷長技”的學生心態，手法大多是將之美化、烏托邦化；港、臺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對“本”、“真”，因為作家身處殖民主義環境，可以近距離地觀察、書寫。

三是相同的文學主題和文類在不同的語境下發生變異的問題。

中西小說寫作目的不同，所以敘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說治目宜閱讀，中國小說治耳宜講說；西方小說常鴻篇巨制，動輒萬字，而中國古典小說多為章回體，更像連續劇。

四是文化語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變異。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學現象在跨越文化集團時，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過濾背景下的誤讀現象，比如《格列佛游記》是飽寓諷刺和批判的文學杰作，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讀了不下六次，他說：“如果要我開一份書目，列出哪怕其他書都被毀壞時也要保留的六本書，我一定會把《格列佛游記》列入其中。”可是誰會想到該書在世界各國的流傳中卻成了受婦孺喜愛的、單純的少兒讀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詩在中國實在沒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國，他確是反主流文化青年們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現的美國人看來可不像在中國這么負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國化之路

我國的形象學研究要走學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學術上的殖民心態。形象學是法國人所創，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傾向和過分強調考據而忽視美學思考的弊病顯然是存在的，中國學者應勇于推陳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學者后面學步，比起西方的“中國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顯然，我們具有文獻方面的優勢，事實上其結論也應該是更有理據的。

多年來，比較文學研究已經打通了比較文化的學術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開展了以對話、溝通，尊重、理解、共建人類多元文化為宗旨的各種學術活動。19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的理論著作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能從時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轉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視野的基礎上創建比較文學學科的新未來，也反映了中國學者對于比較文學學科建設第三階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國學者擺脫比較文學的傳統觀念，沖破比較文學“歐洲中心論”的藩籬，不斷更新比較文學的觀念、方法，以新觀念、新眼光，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語言的文學研究，開展與世界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對話，促進互識、互補，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和理解，以期改進人類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學和文化。

形象學研究所涉及的內容復雜多樣，學科的發展與深化呼喚理論的思維，比如學科的本土化問題。面對新世紀的形象學研究，中國學者要有為世界文學研究作出自己的貢獻、力爭學術獨立的勇氣。有理由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國古今文論中有關形象學研究的理論資料。同時，我們的優勢在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料的豐富，應該揚長避短，著眼于國內的文獻，不能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搞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視野的問題，我們的研究應該更開闊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內容值得探討：

(一)外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如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猶太人形象、《簡?愛》中的南美人形象，歐美人長于此項；(二)外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如賽珍珠作品中的中國農民形象，這方面的工作漢學家做得比較多；

(三)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外國人形象，這方面的研究應該是我們的主戰場，如留學生散文中的導師形象，客觀地說，外國人做這方面的研究，但無論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讀上，都不可能趕得上我們；

(四)華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馬》中的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啟明等人，張藝謀電影中的近代國人形象等；

(五)外國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國人寫的《丑陋的美國人》，日本人寫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學科發展的綜合性問題，形象學涉及的領域眾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維度和多領域的，與其他學科和領域有著剪不斷的關系。形象學研究可以根據學科的需要與心理學、歷史學、文化地理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結合，拓寬新的形象研究領域，展現新的生命力。

形象學研究尚有一些關乎學科發展的問題，如仍然局限于影響研究。本文認為，學科建設目前有“三個轉向”和“一個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轉向對“主體”的研究。理解異族與認識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國作家塑造的異國形象，是將異國作為一個他者來看待的，這個他者是認識自我、反觀自我的一面鏡子，研究他者是有意義的，而審視自我、發現自我、建構自我更有意義。

(二)轉向總體分析。文學作品所包含、傳播的文學形象與歷史、社會、文化語境有著密切的關系，形象研究不能夠將文本閱讀簡單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學形象。形象研究必須考察一個民族對異國看法的總和，即由感知、閱讀，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關異國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的看法的總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羅斯文學，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領會他們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體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則，我們的視野將會很狹窄，論斷亦將不免偏狹。

篇(2)

【關鍵詞】教學改革 本科畢業論文 課程設置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10-0047-02

作為全國優勢特色專業的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在長達五十多年的教學實踐中，已經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并兼具民族地區特色的教學和人才培養模式。特別是近十年來不斷改進的“四環節”教學法的實施，不僅在本科教學上是一大創新，其教學成果也得到了區內外同行的廣泛好評。但是，如果我們不固步自封，如果我們希望進一步提高我們的人才培養水平，我們會實事求是地直面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學生在最終實踐能力的提升上，程度有限，效果并不特別突出。它集中表現在學生本科畢業論文的設計與寫作中，一直存在著較大的問題，且一直沒有明顯的改進。筆者承擔本科畢業論文的指導任務已經有十余年，平時也擔任《外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原理》兩門課程的教學工作。積多年的經驗，我以為這個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四環節”教學法所能解決的。我所指導的學生論文均是外國文學方向的選題，學生在畢業論文寫作上存在的問題，既帶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外國文學方向論文特有的問題;也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是中文系各方向論文寫作共同存在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除了進一步深化中文系的教學改革，從課程教學內容調整、課程設置改進及學生專業學術研究訓練等多角度入手，別無它途。下面我就以外國文學方向本科畢業論文為例，談一談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

一、選題范圍

雖然從比例上看，漢語言文學本科畢業論文外國文學方向的選題不少，但具體到寫作內容，則呈現了選題較為陳舊及視野較為狹窄的特點。四年本科教學中，《外國文學》課程的開設，基本奠定了學生外國文學的知識基礎，對學生論文選題的確定影響巨大。它引導我們的學生更多地關注經典作家作品、關注典范性的文學人物及文學現象、關注對作家作品的美學及人文批評。一些作家作品及典型人物，幾乎每年都會有學生涉及，即使學生寫作切入角度會略有變化。比如，英國十九世紀女性文學、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俄國十九世紀文學，而涉及到的作家有勃朗特姐妹、哈代、司湯達、陀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他們筆下的簡?愛、苔絲、于連、卡拉馬佐夫、安娜等，也往往成為學生人物性格分析的常客。不同屆學生的論文選題，重復現象較為突出，雖然指導老師在最大程度上力圖避免這樣的重復。這一現象，與為期一年的《外國文學》課程教學是相吻合的，能反映課程教學對學生外國文學接受與理解的影響，因為中文系的外國文學教學比較強調對經典作家作品的解讀。

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那就是學生在論文寫作上所體現出來的外國文學視野，受《外國文學》課程的影響是明顯的。關注經典作家作品、關注近現代文學、關注文學的思想及美學價值，始終是學生畢業論文寫作的最顯著特征。而由此反映出來的學生主動性和創新性思維的不足、寫作視野的相對狹窄，也無庸諱言。如果我們的《外國文學》課程在課時上有所增加、內容上有所延伸，能在二十世紀文學特別是現代主義及后現代主義文學方面對學生有所引導，學生的寫作視野無疑會開闊得多。而這恰恰是我們今后在教學內容設置上應當大力改進的地方。

二、研究方法

較之選題范圍上的相對狹窄，學生在外國文學論文寫作上所展現出來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方法上的陳舊和單一，則表現得更為明顯，值得我們反思。究其原因，我以為還是與我們在課程設置上對文藝學方法論的忽視密切相關。在中文系的培養模式設計中，除了《文學概論》一課外，并沒有其它的相關的文學方法論課程，也沒有與二十世紀西方文論相關的課程。學生在三年的學習中，沒有接受到文學方法論的課程教學，這使得他們對文學研究的基本原理與方法相當陌生，沒有明確的理論概念和方法意識。所以在畢業論文寫作時，他們只能模仿傳統文學史研究的方法，在作品與作家、社會及讀者的四維關系上做文章，內容也無外乎作家傳記研究、作品主題及思想價值分析、人物典型性格研究等方面。而從形式主義的角度、從接受理論的角度對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的分析研究，幾乎沒有出現過。曾經有一個學生的論文選題是《論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語言風格》，應該說已經論及到一個新的角度，但遺憾的是，該學生在寫作中不過強調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韻律上對歐洲十四行詩承前啟后的貢獻，淺嘗輒止，并未能對作品進行較為深入的語言學角度的形式主義分析。究其原因，還是緣于對形式主義理論和方法的不熟悉，對“文學性”和“陌生化”等概念的不熟悉，在寫作中不能運用這樣的理念去分析文本。

不過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很多學生已經能夠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和思維。這不僅表現在學生的許多外國文學選題直接就是比較文學或與比較文學有關的，也表現在學生在對作家作品的分析過程中，能自覺地置研究對象于世界文學的語境，用比較文學的眼光去看待問題、剖析問題。無論是作家研究還是人物性格分析，不少學生都自覺地將其與同類型的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典型進行比較，試圖從比較中確立其文學和藝術的價值。我以為，這樣的思維方法，對外國文學研究而言，也許較之希望其在方法論上的變化，有更多的價值和更新的意義。也就是說，我們對學生在比較意識和思維上的期待，應該高于對他們在研究方法上變化的期待。而且就文學研究的價值而言，比較文學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視野，使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呈現了與從前截然不同的新的姿態。這一點，從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中已經有了充分的證明。

三、問題反思

寧夏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在教學改革中一項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講授――閱讀――討論――寫作”四環節教學法的構想和實踐，通過對學生閱讀、思考及寫作能力的多層次積累式訓練，培養學生的實踐創新能力。這一教學模式的改革至今已近十年，成效顯著，已經得到了教學同行的一致認可和好評。但問題在于，這樣的長達三年的培養過程，其人才培養的效果到底如何？能否有效地集中反映在學生畢業論文寫作中？僅就多年來中文系本科畢業論文外國文學方向選題寫作的情況看，我認為無論是論文選題范圍、研究和批評方法，還是論文的寫作規范，都還存在著許多問題。而要改進我們的教學工作，解決這樣的問題，就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教學改革。很顯然，這些問題已經不是四環節教學法所能解決的了。只有在我們的課程設置和寫作指導模式上進行一定的改進和調整，方足以應付這樣的變化。學生對論文方向和選題的抉擇，無疑與《外國文學》課程給予他們的外國文學知識背景是相關的;他們的學術興趣，主要也是由這樣的知識背景提供的。很少有學生能越過這樣的背景，去獨立地完全憑借自己的愛好與興趣選擇一個有學術價值的研究課題。所以，如何拓展他們的外國文學知識范圍，讓他們對外國文學的認知與今天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及文學背景聯系起來，應該是《外國文學》教學改革的主要方向。具體來說，我以為，如果現有的教學課時不能有大的提升的話，那就加強教學內容的調整與改進。已經成熟的沒有大的爭議的內容，如古典文學與文藝復興文學，不妨讓學生主要用自學的方式去掌握;而一些未有定論的領域，一些與今天的文化文學密切相聯的文學現象。

學生在文學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得到有效的訓練。為此，我以為急需設立一門文學方法論研究的課程。這一新課程可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中外文學理論特別是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與方法的介紹，二是對古今中外典范的文學研究實踐和范例的介紹。這一門文學方法論課程，還應該涉及學術研究基本條例和規范的介紹與研究。遺憾的是，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忽略了這一問題。我們在學生培養中，注重了學生文學知識的積累，注重了學生文學鑒賞和思維能力的培養，卻忽略了最后一個重要的環節，那就是學生學術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和學術素養的提升。

篇(3)

關鍵詞： 口譯 跨文化交際 重要性

隨著世界全球化的發展，來自不同的國家、社會和民族的人們有更多機會互相交流溝通。雖然大多數人們用英語作為交流的工具，但是他們有時仍然發現在交流過程中存在著一些障礙，自己話語的意思很難清楚地表達出來。特別是當一個口譯員為重要會議或者政黨工作時，他作為一座溝通的橋梁，也會常常面對這樣的交流障礙，也稱文化障礙。如何幫助口譯員處理好在跨文化交際中出現的這個問題？一些專家和學者一直致力于對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幸運的是他們的一些研究結果在某種程度可以幫助口譯員上消除文化障礙所帶來的影響。實際上，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只有不到40年的歷史。

在美國，跨文化交際的研究與人類學、心理學和交際學有著密切的關系，而在歐洲它則與語言學聯系緊密。與西方國家相比，跨文化交際在中國的發展只有不到20年，并且主要是英語老師、語言學家和有些心理學家去研究它。［1］

口譯員不僅僅要從書本里學習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知識，還要特別注意它在實際中的運用。他的工作不僅是困難和復雜的，而且很重要和兼負責任。本文通過分析因文化障礙造成誤解的例子幫助口譯員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而且試圖找出消除文化差異導致的交流問題和提高口譯員口譯質量的有效方法。

一、跨文化交際的定義

胡文仲教授認為跨文化交際簡言之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事交際的過程”。

1.跨文化交際的起源

毫無疑問的是人們會想對有關跨文化交際先有個大概的了解。首先，他們會試圖去追溯跨文化交際的起源。根據胡文仲教授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際起源于美國。

美國作為跨文化交際的發源地有其內在的原因。因為它是最大的移民國家，大多數移民來自歐洲、非洲、亞洲，等等，這些人給美國帶來了他們本身的傳統文化和風俗。當他們互相交流時，文化障礙出現了，并且有文化障礙導致的沖突非常難處理。所以，當地學者更深入研究跨文化交際。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黑人為了自身的權利和平等地位斗爭運動的展開，美國其他的民族也逐漸意識到他們應該維護他們原有的文化和增強自己的民族意識。［1］

2.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果

在過去的20年中有關跨文化交際的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第一部有關跨文化交際理論的論文集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出版于1983年。近年來我國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情況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開設跨文化交際學課程的院校大幅度增加，跨文化交際教材相繼問世，例如，許力生主編的《跨文化交流入門》（2004）和《跨文化交際英語教程》（2004）、杜瑞清等編的《跨文化交際學選讀》（2005）。［2］同時有關跨文化交際研究的論文也層出不窮，以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作為基礎平臺，從介紹跨文化交際知識、語言與文化關系以及外語教學中滲入文化因素等方面入手，形成有關跨文化交際的一個系列論文集，極大地推動了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和發展。

二、跨文化交際與口譯

1.跨文化交際意識的重要性

當談到跨文化交際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想到跨文化交際意識，因為跨文化交際意識在跨文化交際中占據非常重要的位置。沒有這樣的意識，口譯者就不會明白他在各種各樣的文化氛圍的環境里工作。在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時候，有兩個方面是必須注意的。一是口譯者在做口譯的時候必須意識到在不同文化間譯文是否存在引起文化沖突的可能性。對于口譯者來講，跨文化意識是指在跨文化交際中，譯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的一種認知標準和調節方法，或者說它指的是口譯者所特有的思維方式和判斷能力。［2］

例如，一個美國人來到日本，做一項商務訪問。在汽車上，日本人問他是否到過日本，對日本有什么印象。他說他到過日本，是1945年來的。這時的口譯有兩種選擇，一是照實一字一句地譯，另一種是繞過敏感的戰爭歷史影響，表達成為“我以前到過日本，但現在與以前大不相同了，發展變化很快”的意思。在這種情況下，后者的翻譯顯然靈活機動，而前者的翻譯無疑在暗示這美國人當年作為占領者到過日本，他的對手怎么可能歡迎他，譯得再準確也不能稱為高質量的口譯。［3］

二是口譯員政治敏銳性的培養。在外交事件中，口譯者的翻譯代表了這個國家明確的政治立場，因此他的譯文必須要表達出清晰準確的政治觀點。例如，臺灣事務是我國當前政治生活中最敏感的問題，在翻譯中涉及臺灣的用語必須十分慎重，必須嚴格掌握“一個中國”的原則，注意避免可能產生“兩個中國”或‘”的任何用語。“”應譯為“Taiwan question”，不宜譯為“Taiwan issue”。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灣終將與祖國統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解決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臺灣作為一個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而“issue”這一詞的含義是“a matter that is in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因此，臺灣“問題”應用“question”，而不能用“issue”。［4］

2.跨文化交際與口譯的關系

現今，人們意識到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他們相信越深入地了解文化間的不同，他們就可以更好地與有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一個口譯員要想得出高水平的譯文，他就必須了解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密切的關系。

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口譯員必須知道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性并且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因為口譯是一個口頭轉述的過程，是一個把一種語言的信息快速和準確傳達給另一不了解這種語言的人。作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的活動，口譯擁有它自己的特點。因為口譯員所面對不僅是兩種語言，而且是兩種文化，沒有跨文化交際的能力，他就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一般來說，不論口譯員使用什么樣的語言，他應選擇簡潔和常用的詞語，能讓聽眾比較容易地明白譯文。雖然英語是現今全球一種普遍通用的語言，但口譯員還必須注意選詞是否恰當。例如：各個不同民族的人語用習慣大不相同，如對于坦率、自信的美國人，口譯者盡量避免用about，might，some等詞語；對于辦事講計劃、節奏不快的北歐人，譯時應放慢語速，用清晰詳細的字句效果最佳；對日本人各種級別的稱謂不同；對重修養講禮儀的英國人主動采用polite form，等等，這些均為跨文化交際中口譯者跨文化意識的表現（，1997：45）。［5］

談到跨文化交際，就不能不涉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

三、培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方法

培養口譯員跨文化交際意識的有效方法是什么？不同的學者有各種不同的建議，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口譯員必須充分了解自己本國的文化，以及能夠熟練地運用母語，不然他就沒有辦法了解別國的文化，成為一個出色的口譯員。除此之外，還要能夠熟練地運用目的語，以及深入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

1.對本國文化的了解

語言的習得離不開其所處的文化環境之中。意大利哲學教授恩貝托?埃珂認為兩種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間的差異，會產生文化間的沖撞。在這點上，有三種可能性：征服、文化掠奪、文化交流。［6］無論是征服還是文化掠奪都對兩種文化間的交流造成巨大的障礙，甚至有可能誤解和扭曲彼此間的文化內涵，因此作為一個口譯員，為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他就必須先了解好本民族的文化，提高自己的語言文化修養，認識到本土文化的優秀性。例如英漢口譯員，加強漢語言文學的修養成為了必修的功課，因為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形成與發展中，此時如果口譯員有意識地輸出中國文化的優秀因子，這不僅有利于中國自己，也有利于全世界的人類，使中國在世界語境下的文化交往更能被他民族所理解和接納，減少文化間的沖突，增強中國文化的地位。而且口譯員還要避免在口譯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采用漢語思維方式和符合漢語習慣的表達方式，導致產生一些語用性錯誤。在中國文化中，龍是古代帝王的象征，龍的圖案在建筑中象征尊貴與莊嚴。在民間，龍也是吉祥之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龍是傳說中的有翼的鱷魚。［7］口譯員在碰到這樣的情況時，就應該特別注意了，不能單用一個“dragon”了事，而要加上特別的注釋，以便聽眾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中龍的概念，避免產生誤解。

2.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內涵

要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口譯員需要的不僅僅是掌握大量的詞匯和流利的口頭表達語言，還需要了解語言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是反射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語言學習不能獨立于文化學習之外，而且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寄托。西方國家的歷史由來已久，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圍和內涵，口譯員想要了解和熟悉目的語國家的歷史風情、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民族心理等，就必須學習相關的文化內容，從而開闊他們的視野，從根本上提高他們的語言習得能力和語言運用能力，以實現有效的跨文化交際。

著名的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說過，“讀書使人淵博，交談使人機敏，寫作使人嚴謹”。因此在學習外國文化的過程中，閱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因為它能誘發口譯員的求知欲望，使得他們的思想逐漸成熟，開闊他們的視野，以及豐富他們的生活。而且文化知識的積累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主要也是通過閱讀去實現。通過這些方式，他們能了解外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外國的風俗和禮節。

觀看電影和連續劇是了解的外國文化另一個方式。換句話說，電影和連續劇反映了文化的發展和演變。通過外國的電影和連續劇口譯員可以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外國的文化底蘊，易于克服由文化沖擊所帶來的不利因素。例如一個對美國社會的大部分領域，包括文化、風俗、法律等方面都有詳細了解的口譯員來說，成功完成一場高質量口譯的幾率就會大得多。而且用觀看電影和連續劇學習外語這樣的方式相對別的學習方式來說就比較輕松，寓教于樂的形式也受到許多口譯員的喜愛。

3.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

在傳遞信息和傳播文化方面，各類的媒介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通過閱讀外國報紙、雜志，觀看影視作品成為學習了解外國文化的渠道。然而，在親身參與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中，口譯員能有更深的體會，也利于培養自己的跨文化交際意識。這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包括文化沙龍、文化年等。沙龍是法語Salon的譯音，原指法國上層人物住宅中的豪華會客廳。從十七世紀，巴黎的名人（多半是名媛貴婦）常把客廳變成著名的社交場所，戲劇家、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評論家、哲學家和政治家等，志趣相投，聚會一堂，欣賞典雅的音樂，一邊就共同感興趣的各種問題抱膝長談，無拘無束。后來，人們便把這種形式的聚會叫做沙龍，并風靡于歐美各國文化界。文化沙龍是小會議或匯聚人們能談論文化、文學、藝術等，口譯員將有機會與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外國人接觸并且能夠參與到交流活動之中，直接深入地了解外國文化。

文化年是一個新的國際交流的活動形式，由中國和法國首創。中法文化年是由法國政府與中國政府合作舉辦的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率先在法國舉辦中國文化年活動，2004年10月至2005年7月則在中國舉辦法國文化年活動。兩國的文化年涉及了多領域的廣泛交流，舉辦的大小項目達到300多個，涉及文學藝術、教育、科技、廣播電視、圖書出版、青年、體育、民族、宗教、建筑、環保、旅游等方面，活動能讓中國和法國人民知道關于彼此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多樣性。加入這種文化活動，口譯員能夠加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從更多細節方面去了解法國的文化。參加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口譯員便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別的國家的文化，也能更好地體會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四、結語

本文提到了跨文化交際、跨文化交際意識、跨文化交際與口譯之間的關聯及跨文化交際意識的培養。而且文章通過分析由于文化障礙造成口譯中的失誤案例，力求消除由于不同文化導致的交流問題和幫助口譯者培養跨文化交際的意識。

談論到如何學習外國文化和加深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比較各種不同的文化，以及結交外國的朋友也是較為有用的方式。口譯者與外國文化接觸得越多，他們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的文化，進而提高口譯的質量。

然而，在學習外國文化中，有一點必須提及，圣雄甘地說：“我不想自己的屋子四面是墻，門窗緊閉。我希望八方的文化之風自由自在地吹拂在我的房院周圍；但我絕不會在其中搖擺不定。”［4］那意味著，即使口譯員身處不同文化之中，他也不能失去對自己國家文化認知的標準而輕易地被其他文化左右。意識到跨文化交際在口譯中的重要性，分析由于文化不同導致的交流問題，加上不斷增長的口譯經驗，口譯員的譯文質量必定會有顯著提高。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2］胡文仲.趨勢與特點：跨文化交際研究評述［J］.中國外語，2006，（3）.

［3］趙軍峰，蔣楠.論口譯者的跨文化意識［J］.中國科技翻譯，1998，（2）.

［4］過家鼎.注意外交用詞的政治含義［J］.中國翻譯，2002，（6）.

［5］.譯海無涯苦求索：中國著名口譯專家訪談錄［J］.中國翻譯，1997，（1）.

篇(4)

【關鍵詞】王韜 跨文化傳播

一、“王韜研究”分期概述

在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時代，王韜成為“口岸知識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經歷從“文人”到“譯者”的蛻變。七十年的人生幾經跌宕：譯書、辦報、游歷、教學，柯文筆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沖突中探索著。毋庸置疑，他是學者、政論家、文學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國的滾滾“西潮”，一個頭銜或許更配得上他的貢獻——中西文化傳播中的先行者。

黨月異②《王韜研究世紀回顧》把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王韜研究大致分為始發期、持續期、發展期、深入期四個階段。最近的一個階段是從1990年至今，這個階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來“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韜生平和籠統整理介紹王韜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細致地考察了王韜的各種思想和活動。九十年代以后，相繼問世的研究專著主要有兩部《王韜評傳》（忻平④1990、張海林⑤1993）、《王韜年譜》（張志春⑥1994）、《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實證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給他觀念上帶來的變化。目前，這種對主人公跨文化傳播中表現的關注已逐漸開辟出研究王韜新的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黨月異在《王韜研究世紀回顧》中把王韜的事業劃分為“報刊事業”、“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譯事業”三個方面。總體看似沒有問題，但細究起來卻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三者之間有重疊部分，翻譯書籍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環日報》的創立尤其是政論文體的大量采用，其實同樣是在給民眾灌輸西方制度思想，增進民眾對西學世界的了解。

二、王韜與中西書籍互譯

王韜不僅協助麥都思將《圣經》等宗教作品翻譯成中文，也在英華書院同理雅各合作將儒家經典譯成英文。此外，王韜還與傳教士合譯過不少科技類書籍，如《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等。盡管著述頗豐，王韜的工作場所卻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

1、上海墨海書館

選擇步父親后塵前往墨海書館的王韜，最有可能是出于經濟利益。王宏志⑦ 《“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力主此類觀點并結合證據詳盡剖析。關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譯工作，有學者將其大致分為兩期：前期以《圣經》、中文贊美詩等宗教作品為主，后期以科技、貿易類書籍為主。柯文的專著《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韜參與《圣經》翻譯的相關細節，包括成員構成、工作流程和時間安排等。就王韜對兩期工作的態度而論，不少學者從王韜的自述中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前期“消極應付、厭惡不已”，后期則“積極參與、引以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覺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態變化以及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將前期厭惡抵觸的原因歸結為傳教士中文功底差勁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內在抗拒”。童元方⑧《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認為，后期翻譯寄托了王韜“經世致用”的抱負。“以器通‘道’、藉‘器’見‘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構成了傭書墨海的王韜獨樹一幟的思想內涵。不論王韜自身是否滿意，他的翻譯工作卻在“第60屆傳教大會報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羅香林⑨《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也對王韜參與的“代表本”《圣經》報以“文辭雅達、音節鏗鏘”的肯定。

2、香港英華書院

1862年，因政治避難而客居香港的王韜給理雅各當起了助手，工作性質與在上海類似——翻譯。不同的是，這次是把儒家經典譯成英文，使“東學得以西漸”。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肯定了王韜在中西文化傳播中的突出貢獻，并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韜參與的不少細節，比如面對浩如煙海的各家注釋，王韜不因個人喜好偏重一門一派等等。在英華書院的幾年時間里，王韜直接參與翻譯的經書共5部，分別是《書經》（第3卷）、《詩經》（第4卷）、《春秋》、《左傳》（第5卷）、《禮記》（第7卷）。在與傳教士的合作中，“華夷之辯”的心態普遍存在于傳統文士的內心。如果說在上海翻譯《圣經》的王韜多少存有“獲罪名教”的痛苦與不安，那在香港翻譯《中國經典》則充分填補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虛榮心。王志宏《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深刻洞察了王韜的上述心態，并把這次的跨文化傳播與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觸進行對比，得出了“盡管傳播方向各異，卻都秉承‘以儒學為重心’”⑩的結論。由于在上海有著十幾年與西人合作譯書的經驗，外加自身深厚的經學功底以及對“東學西傳”的積極態度，王韜在英華的表現稱得上可圈可點。理雅各將其譽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的學者。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也認為正是王韜扎實細致的工作使譯作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三、王韜與西學論著編撰

王韜一生著述頗豐。據學者統計截止目前約有40余種。這些書目中，涉及西學與中學的含量大體相當，而站在歷史角度看，顯然對西學的介紹更具分量。

1、科技類書籍編撰

王韜在上海除協助麥都思翻譯《圣經》外，還花費大量時間與其他傳教士們合譯科技類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與艾約瑟合譯）、《重學淺說》（與偉烈亞力合譯）、《光學圖說》（與艾約瑟合譯）、《西國天學源流》（與偉烈亞力合譯）等四本。《弢園著述總目》中對此做了記載，一部分學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等都對上述內容進行了考證和詳盡分析。作為“譯者”的王韜工作同時也留心西學知識，竭力讓自己成為“學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譯本為原始材料，另外編撰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證了其內容和材料來源。可以說，王韜在介紹和傳播西方的科技知識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2、文史類書籍編撰

在國外文學作品翻譯方面，王韜可謂是最早的“試水者”。李景元⑿《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指出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韜，并將法國《馬賽曲》的早期翻譯歸功于他。此外，這篇論文還引述和評價了王韜“選材必嚴，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體必純”的翻譯主張。

在王韜的眾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當比例，其中尤以《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兩部影響最為深遠，在當時的中、日兩國均引起較大反響。鄒振環⒀《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介紹了王韜編撰的歷程，并給予《普法戰紀》高度評價，認為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歐洲當代專史”。忻平⒁《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則從體例、內容、評析等方面深入解讀了這兩部史著，認為“王韜治法國史絕非單純為學術”，還寄托了個人“振興中國”的夙愿。王韜對以法國史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編撰對近代國人觀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導人們通過閱讀西方各國歷史來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

3、貿易類書籍編撰

1857年，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華英通商事略》問世，并于同年在《六合叢談》連載。對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來說這部著作的意義可謂非凡，而“中國欲制西人以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的見識更是卓然超群。張廣杰⒂《王韜商本思想論略》認為王韜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歐洲游歷歸來以后。但不可否認，“羈旅香海”尤其是編譯了《華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韜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啟思想的轉型。

4、綜合類書籍編撰

1853年，王韜逐步參與《中西通書》這部綜合性科學刊物的翻譯與編訂，并為之作序。序中，王韜以“用心不專”、“墨守成法”概括中國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認為“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念”，并進一步揭示出王韜在編撰西學書籍過程中思想轉變的信號。

四、游歷海外、宣道異域

跨文化傳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為載體的書籍，還有以聲音為載體的演講以及衣食為主體的習俗。按當時的條件，除了第一種方式的傳播能做到跨越時空外，對于后兩種來說則必須親歷親為，零距離溝通。作為早期踏上西土的傳統知識分子，王韜在幸運之余也多了份責任。

1、歐洲之行

1867年，王韜隨理雅各前往英國，游歷歐洲近三年時間。這期間，零距離接觸西方文明的王韜逐步意識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點，無分貴賤。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實讓他自覺的承擔起傳播儒家哲學與文化的使命。通過《漫游隨錄》不難發現，王韜跨文化傳播的一條主要途徑就是演講，地點包括在理雅各故鄉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亞爾鄉書院、在愛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對此，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據她闡述，在王韜的演講中，“吟誦詩詞”成為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手段。

就演講的反饋效果來看，王韜自己是比較滿意的。不是“諸女皆相顧微笑”⒃就是“一堂聽著，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⒄等等。當然，這樣用詞難免有夸張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傳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另外，演講的順利進行離不開精通漢學的理雅各的穿針引線，是他勁道的翻譯讓王韜的講述精彩紛呈。

逗留英倫期間，王韜曾將所帶的中國典籍贈送給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被譽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盛舉”。對于這起“置書英國事件”的幾個細節如“書籍存放何處？”“共多少書籍？”“是贈還是買？”等，多位學者間存在爭議。田正平、葉哲銘⒅《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見，推測出王韜置書地應為大英博物館，有203本共712卷中國書，被購買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韜開啟歷時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據此寫下《扶桑游記》。但實際上，他對日本的關注早在墨海書館時便已出發。通過英美傳教士，王韜逐步意識到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而憑借幾部歐洲史著蜚聲海外的王韜受邀前往日本進行文化交流。舒習龍⒆《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將王韜在日的文化活動做了大體描述，主要是與日本文士“相互拜謁、切磋學問、探討詩詞”。此外，舒習龍還進一步把這些文士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華文明的欽慕者；另一類則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關于王韜對日本態度的嬗變和矛盾，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認為，在王韜筆下的日本西化運動是徹底的，單從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斷以威脅中國為代價則令王韜無法釋懷。此外，王立群還提出，“對中國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韜也深感惋惜和遺憾。”⒇

五、王韜的辦報經歷

在近代口岸知識分子中，王韜的影響力可謂巨大。究其緣由，除游歷海外的特殊經歷外，離不開辦報活動的推動。學者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時間順序，將其辦報經歷大致梳理如下：參與《遐邇貫珍》文字校對和發行、兼任《孖刺西報》中文附錄《近事編錄》編輯、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4年，《循環日報》創辦，王韜的新聞事業步入頂峰。

《循環日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內容方面提出“君主立憲”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論文體則開啟一代文風。王韜晚年，一部分政論文章被匯集成《弢園文錄外編》出版，成為后人研究其新聞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王韜與格致書院

在李鴻章的默許下，王韜回到上海，為獻言獻策。當初正因科舉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韜，在人生最后的十幾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給了“教書育人”，在格致書院踐行自己“傳播西學、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過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和傅蘭雅《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不少學者（如王立群）認為，王韜接管下的格致書院與傳統教育相比，從招生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為近代中國教育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對王韜在書院“考課”等一系列舉措進行詳細考證和記錄。

結語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王韜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幾百篇論文的發表和五部專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說明。盡管如此，對王韜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斷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師范大學的陳玉蘭《王韜著作整理》項目獲得高校古委會規劃立項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論視角不斷涌現，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史學等領域的共同推進和交叉分析或將成為未來研究的主流。

參考文獻

①柯文[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黨月異，《王韜研究世紀回顧》[J].《德州學院學報》，2003（10）

③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韜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韜評傳》[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

⑤張海林：《王韜評傳》[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⑥張志春：《王韜年譜》[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J].《復旦學報》，2011（2）

⑧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J].《上海科技翻譯》，2000（1）

⑨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J].《中國翻譯》，1991（3）

⒀鄒振環，《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J].《編輯學刊》，1994（4）

⒁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書季刊》，1994（1）

⒂張廣杰，《王韜商本思想論略》[J].《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8（1）

⒃⒄王韜：《漫游隨錄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葉哲銘，《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6（3）

⒆舒習龍，《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8（4）

⒇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0（3）

篇(5)

關鍵詞　專門用途法語FOS　復合型人才培養　法語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1　專門用途法語FOS

專門用途法語（，簡稱FOS）是指針對職業人群或者學生群體進行某個特定專業領域的法語教學，如商務法語、法律法語、醫學法語、旅游法語、科技法語等。在法國，對FOS的研究由來已久，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經歷了軍事法語、科技法語、工具性法語、功能性法語、專門用途法語等發展階段之后，目前又產生了職業用途法語和學術用途法語等新概念、新分類。FOS在法國已經成為傳統法語教學和法語應用語言學的重要分支，在課程設置、教學模式、教學方法、教材編寫、師資培養以及測試與評估等方面都積累了不少經驗。法國眾多大學開設有應用外語專業，課程設置通常為“法語+第二外語（英語、德語、中文等）+經濟管理或法律”模式，就業率甚高。

在國內，法語教學界對FOS保持著應有的關注。北京外國語大學法語系主任傅榮教授是國內法語教學界的領軍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專門探討了FOS在中國高校的具體運用。①此外，法國駐華大使館對FOS的推廣也不遺余力，2005年組織召開了中國第一屆FOS教學研討會（南開大學承辦），2008年協助編纂出版中國第一本FOS論文集。②

2　FOS在中國的應用——國內高校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經驗

1998　年12　月教育部高教司轉發《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見》，提出培養復合型外語人才的重要性。自此，對于復合型外語人才培養的研究層出不窮。FOS理論可以應用到復合型法語人才的培養當中，國內不少高校進行了探索和實踐，獲得了一些經驗和成果。目前已經進行實踐的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模式有“法語+專業知識”、“法語+專業方向”、“法語+專業”、“專業+法語”和雙學位等。

在外語類院校中，北京外國語大學以“法語+專業知識”、“法語+專業方向”模式為主，培養外交、經貿和文學等方向的法語人才，同時可以輔修其他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金融學、工商管理、外交學、英語）或修讀雙學位專業（經濟學、管理學、法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以“法語+專業方向”模式為主，同時可以分校區（大連西路本部和松江校區）輔修其他高校的專業；另外開設頗具特色的“法語（副修英語）”專業，專門培養法語、英語都過硬的雙語人才。

在綜合性大學中，武漢大學一直走在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的前列。分別按照“法語+專業”和“專業+法語”模式，開設中法經濟雙學士學位班和法語法學雙學士學位班等。2011年上半年開始，更是面向全校開辦法語雙學位（含主輔修）班，大力培養經濟、法學、醫學、物理等各領域的復合型法語人才。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原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醫學法文班歷史悠久，為中法醫學界輸送了不少人才。目前設有教育部特色專業臨床醫學專業八年制（法語班），面向全國招生，學生在校以法語為第一外語，部分基礎課程以法語授課。每年由法方派遣教授來校參與教學。學生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經考核合格者被選送赴法國的醫院，作為實習住院醫師培訓一年，由法國醫學院校授予“專業培訓證書”。

3　浙江高校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現狀

浙江省與世界上很多法語國家和地區有著廣泛的交流，尤其是有著頻繁的貿易往來，但是我省法語人才特別是復合型法語人才的培養現狀卻與經濟大省、強省的地位不符。浙江高校的法語教學起步較晚，目前開設本科階段法語專業的公立大學只有浙江大學和浙江工商大學，浙江外國語學院從2012年開始招收法語專業本科學生，浙江傳媒學院設有法漢雙播相關專業；其他高校一般設有二外法語課程（面向英語專業學生）或全校法語選修課。浙江高校如何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培養復合型法語人才是浙江法語界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浙江大學是我省最早開設法語專業的高校，目前每年招收一個本科班，并設有法語語言文學碩士點，每年招收碩士研究生。根據浙江大學2010級法語專業培養方案，法語專業的課程分為通識課程、大類課程、專業課程、個性課程和第二課堂。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法語專業課程部分，既包括了基礎法語精讀、高級法語、法語聽說訓練、筆譯實踐、口譯技巧、法語寫作等傳統課程，也提供了對象國研究類（法國面面觀、法國問題研究）、文學類（法國文學賞析、法國文學史）、商貿類（法語商務信函、經貿法語、跨文化商務交際）、文化類（文化與旅游、法語影視欣賞）等各種專業傾向類課程。

浙江工商大學于2008年開設法語專業，目前已招收五屆學生，2012年已有第一屆畢業生。浙江工商大學的法語專業立足經貿類院校的優勢，旨在培養法、英雙語的商貿類人才。結合2008級到2011級四屆本科培養方案，可以看出，法語專業的課程分為普通共同課、學科共同課、專業課以及其他類等。其中，專業課又分為專業核心課和專業選修課。專業核心課包括基礎法語、高級法語、法語聽說、法語語法、法語口筆譯和法語寫作等課程，專業選修課則包括英語類（中級英語、高級英語、英語口語、高級英語視聽說、英文報刊選讀、國際商務英語、WTO文本英語、經貿英語應用文）、對象國研究類（法國概況、法國報刊選讀、簡明法國歷史）、文學類（法國文學）、商貿類（法國經濟、國際商貿法語、企業法語）、文化類（法國社會與文化、旅游實務法語、法語電影賞析）等課程。從中可以看出，英語類、商貿類課程占了比較大的比重，文學類課程則少于傳統法語專業，符合其專業定位。

4　專門用途法語FOS與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

綜上所述，專門用途法語FOS理論可以應用到復合型法語人才的培養當中。但是，要結合中國法語教學的具體特點，對課程設置、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材、師資等各方面進行調整和改進。目前，國內不少高校已經進行了探索和實踐，也獲得了一些經驗和成果，已經進行實踐的培養模式有“法語+專業知識”、“法語+專業方向”、“法語+專業”、“專業+法語”和雙學位等。浙江高校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的規模尚小、經驗尚淺，可以以FOS理論為指導，借鑒國內外高校人才培養的先進經驗，重點進行培養模式和課程設置方面的研究，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地確立人才培養模式，選擇復合的專業，努力培養出服務于浙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求的復合型法語人才。

本文為浙江工商大學第十一屆“希望杯”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課題成果，浙江省教育廳科研項目《專門用途法語FOS與浙江省屬高校復合型法語人才培養研究》（項目編號：Y201223640）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enseignement/apprentissage　du　orientation　fonctionnelle　en　milieu　institutionnel　chinois　de　langues　–　le　cas　du　FLE　juridique.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外語語言文化教學法博士論文，2001.

②　李克勇.GERFLINT　SYNERGIES　CHINE　，　Enseignement　du　FOS，　.

參考文獻

[1]　傅榮.Politiques　et linguistiques　dans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en　Chine　nouvelle.GERFLINT　SYNERGIES　CHINE，　Langue，　culture　et　didactique，　le　ais　en　Chine.

篇(6)

選文內容貼近社會現實，文化氣息濃厚，能引發人們對歷史文化問題的思考。題目設計緊扣議論文的特點。

從埃菲爾鐵塔談起

埃菲爾鐵塔值多少錢？這是一個大眾非常感興趣的話題。近日，意大利一家商會給出的評估價是4332億歐元。這一驚人的數字使埃菲爾鐵塔成為歐洲最值錢的文化地標，其價值相當于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5，是米蘭全城年收入的兩倍。

歷史遺存之所以彌足珍貴，是因為它們經歷了時間的洗禮。歲月的風霜雨雪在銷蝕了其他同代建筑時凸顯了留存下來的古跡的稀有性：人類的社會變遷賦予歷史遺存豐富的內涵，使其具有了文化性。游客登臨埃菲爾鐵塔，所欣賞的絕不僅僅是高超的建筑藝術和綺麗的巴黎風光，更有附著其上的數不清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傳說故事……這些才是埃菲爾鐵塔的魅力所在。

新建的仿古建筑不論外觀如何酷似古代的原作，都不可能具有原作天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新建筑缺乏靈魂。這種靈魂不是說有就能有的，而是歷經漫長時光、在歷史的變遷中形成的。僅此一點就決定了真古跡和仿造者在價值上的天差地別。

埃菲爾鐵塔的“天價”也源自于法國人民尊重歷史、熱愛文化的態度和情感。法國人把埃菲爾鐵塔視為巴黎的標志、法蘭西民族精神的象征，對其珍愛有加。法國人的這種態度和情感也引發外國人對埃菲爾鐵塔的興趣。否則，再珍貴的文物古跡，如果人們不加重視、隨意毀棄，其價值也必然貶損。

這本是常識，但在今天的中國仍有不斷強調的必要性。作為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國，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多、最古老的歷史遺存，但可惜的是，很多文物古跡沒能完整地保存下來。即便是長城、故宮這樣舉世聞名的偉大建筑，相當一部分也已不是當年的模樣了。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古建筑沒有毀于自然災難和戰火兵戈，卻在城市房地產開發和旅游的熱潮中被推土機夷為平地。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統計，近30年來，全國4萬多處文物消失了，而其中一半以上毀于各類建筑活動。

我們一方面拆掉了那么多真實的古跡，另一方面卻熱衷于搭建仿古建筑。現在只要是個旅游城市，就不難找到新建的仿古一條街。這些仿古建筑的水平如何姑且不論。人們走在其中除了能聞到濃烈的商業氣息，還有多少文化的味道可供我們憑吊和懷思？

說到底，我們還是缺乏一種對歷史、對文化發自內心的熱愛和敬畏。在許多人眼里，文物古跡唯一的價值是商業價值，是能吸引多少游客，能創造多少收益。但越是一心賺錢，反倒越不容易賺到錢。今天中國最吸引游客的還是故宮這樣的真古跡。2011年參觀故宮的游客超過了1400萬人次，而那些仿古旅游點大多數還在虧損的陷坑里苦苦掙扎。

對歷史和文化具有正確的態度和情感，就必然會把祖先的饋贈視為無價之寶而倍加珍惜，否則，哪怕是稀世珍寶，在不懂珍惜者的眼中，照樣棄之如敝屣，一錢不值。

（張賀/文，有刪改）

1.第一段寫埃菲爾鐵塔的價值，其作用是什么？（3分）

2.決定文化古跡價值的因素有哪些？根據文意簡要回答。（4分）

3.運用對比的方法進行論述是本文的寫作特點，請找出兩處做分析。（4分）

篇(7)

論文摘 要：中西方審美意識和創作思想的根本差異，形成了中西文學創作在寫景方法上的明顯區別：西方偏重精確再現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現于人眼而被感覺到的客觀“形象”，主客雙方無須通過審美活動達到某種交流或契合；中國文學注重表現自我所感所識，力圖將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

文學是人學，以表現人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學創作在對這一原則達成默契的同時，并沒有漠視寫景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意義，人與自然景物的現實關系在文學創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為中西方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兩大文化傳統的差異，而使得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對自然景物的掌握、認知方式，必然貫穿于整個社會意識形態而形成不同的體系。其中，直接間接地影響作用于文學創作的審美意識及美學思想，區別尤為明顯，對寫景在中西方文學創作中的種種差異的認識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從審美意識上來分析，“寫景”在中西方文學創作中因審美意識的不同而在藝術態勢上呈現不同的走向。

在人對自然景物的審美活動中，我們不難發現，中西方在審美意識上所表現的基本區別在于：西方一般總的傾向，往往是作為審美主體的人與作為審美客體的景處于相待狀態，主體（人）對客體（景）進行欣賞，因而人與景的雙方事實上處于互相分立和對峙的關系中。中國一般總的傾向則與之有別：主體沒入客體，客體融于主體，人與景的雙方暫忘彼我，達到互相契合的一種和諧默契境界。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這樣一種境界，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正是中國藝術的精髓所在。

這種審美意識的差異，取決于中西方美學思想的側重點不同：中國向來是重表現、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現、摹仿、寫實。

正是由于這種審美意識和美學思想的根本差異，形成了中西方文學創作在寫景方法上的明顯區別，從而發生了藝術態勢的內傾和外傾的兩種走向的分野。大致說來，西方因尚“進取”，而在寫景藝術上表現出一種“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這種明顯的外傾態勢導致了西方寫景藝術上的偏重“描物——描寫（再現）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現于人眼而被感覺到的客觀“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對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確細致的描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對戰爭場面的嘔心瀝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學所擅長的寫景方法。而中國因較“安分”而偏于內向，總是喜歡到內心去搜尋情感的表達方法，故而表現出一種中國文學獨特的“老莊精神”，在寫景藝術上呈現明顯的內傾態勢。它注重“表現”自我所感及所識，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滲、主客同一的景與人雙方內在生命律動的“氣韻”。人與景在審美機制中構成了“雙向同構”關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產生了情。這里人與景的雙向同構的主導方面是人。一旦無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王國維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闡發的。

其次，從創作思想上來分析，中國文學的寫景目的與西方文學也是不一樣的。中國文學傳統講究：“寫景就是寫我”。景物描寫在文學創作中是作為一種主體意識的投射和外化。景與人要求達到主客同構，合為一體。景物總是被心靈化、情態化、主觀化、審美化，一句話，就是努力將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謂“情景交融”成為中國文學中寫景藝術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為對象進行欣賞的習慣，面對景物，以景物為對象，由“我”觀“物”，而重在寫其眼前所見的景色。西方現代派文學中出現的一種追求很能說明這一問題。與中國文學竭力將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現代派文學努力從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國“新小說派”，他們寫景，不是使客觀外物與主觀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種境界氛圍，而是竭力將主觀思想、情感、情緒掩藏起來，以攝影機似的冷眼來對待。同樣，在“意象派”詩歌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他們要求在對待自然景物時做到“絕對精確地呈現，不要冗詞贅語”。龐德在給“意象”下定義時說：“一個意象是在一剎那時間里呈現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的東西”。他認為，在人的觀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與物的理智和情感應始終處于兩個不同的系統之內，主客雙方無須通過審美活動達到某種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說：“西方藝術太象自然，中國藝術太象藝術”，在寫景這個問題上更是如此。中國文學中的寫景藝術，就其“藝術性”而論，與西方相比較，無疑更高、更豐富一些。中國的寫景藝術從來不是消極、被動地只求“再現”自然之美，卻是更多地重在“表現”人與景相默契和對景物之美的領悟，并且積極、主動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種藝術之美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