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民營經濟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1.1溫州民間資本的流動越加呈現跨區域化溫州民間資本總體規模龐大是個不爭的事實。根據溫州市金融辦估計(2012年數據)，溫州民間資本總量超過6000億元，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加。前幾年大量民間資本活躍于礦產資源、房地產、農產品等能夠快速收回成本的投資領域。如今一些私營企業開始試水進軍國際市場，如康奈集團進軍俄羅斯遠東地區；在北美、中東、南美等地區，也活躍著眾多溫州私營企業家。大量民間資本對外投資，形成了行業性的溫州市場和跨區域的溫州經濟，同時也帶動了溫州勞動力向外不斷遷移。這就給當地低勞動技能的求職者提供了對外流動的機會，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當地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的局面。

1.2溫州家族企業開始走向現代化管理從“地下工廠”“、前店后廠”起步的溫州傳統私營企業，大都采用家族式管理。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家族式管理的弊病越發突出，其中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企業只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忽視了社會責任。企業管理模式簡單化和隨意化。造成不少專業優秀人才的流失。人才流失致使企業銷售市場發生嚴重萎縮，而產品的老化使得大批私企紛紛轉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些民企逐步發展成為現代化的股份制企業或上市公司并引入職業經理人來管理家族企業，使得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得以分離。據有關部門透露，溫州市計劃到2015年末在境內外上市公司的數量達到30家以上，融資超過200億元，保持上市后備企業50家左右。從2009年至今年3月，全市有正泰電器、金龍機電、森馬服飾等3家企業上市融資，有華儀電氣、報喜鳥服飾兩家企業再融資，共融資89.94億元，占全市上市融資額的88.69%。一批批優質私營企業營造出溫州私企“想上市、敢上市、爭上市”的濃厚氛圍。由于家族企業紛紛轉型和提升企業生產檔次吸引不少國內外優秀專業人才回流，如此又進一步加快了溫州家族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1.3溫州民營企業發展越發國際化發展至今，溫州的一些優質私營企業逐步跨入國際市場，銷售網絡遍及世界各地，輕工產品如打火機、皮鞋等占據了國際市場的主要份額，溫州商人開始在海外建立鞋革、服裝、工業電器、五金機電等專業市場、研發中心或生產基地。如始創于1984年的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是溫州當地一家最為知名的民營企業代表。該公司現有員工兩萬多名，下轄專業公司、2000多家國內銷售中心和特約經銷處，并在國外設有50多家銷售機構，正泰集團是溫州民營企業走向世界的明星民營企業。它不僅為所在國提供了勞動力就業的機會，還把國內一些優秀的生產經驗和管理模式也帶到了國外使得我國民企和國外企業有了零距離接觸。從某種意義上說有助于解決我國與國外貿易糾紛的問題。

1.4溫州民營經濟發展越加自律化在溫州私營企業剛起步階段，由于當時政府主管部門“無為而治”，導致一部分民營企業發展脫序“。假、冒、騙”曾經是溫州生產的小商品“標簽”。此后溫州民企痛定思痛，在溫州市政府“質量立市”的號召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溫州企業的自律性組織快速發展壯大。目前共有市級行業協會(商會)80多家，其他地區的溫州商會超過200家，形成了溫州區域經濟發展的行業自治機制。如今溫州制造就是產品質量的保證，這已經成為業內人士和消費者的共識。

2溫州民營企業的劣勢(Weakness)

與國有企業相比，溫州的民營企業無論是在資金的籌集還是在人才的引進等方面都受到各方面的掣肘。由于資金鏈斷裂而引發老板跑路的現象在溫州時有所聞。同時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居高不下，因負債過高、資金鏈斷裂，企業只能停產或關閉了事。自2011年4月以來，由于無力償還巨額債務，溫州市已有90多家企業老板逃跑、企業倒閉，而且關停倒閉企業從個別現象向群體蔓延，引發了所謂“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在溫州，民間借貸之風盛行是與當下銀根緊縮、外部經濟環境趨緊以及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步履維艱有關。溫州傳統的民間借貸一般基于一定的血緣、親緣、情緣、地緣和業緣關系而發生，交易行為或活動沒有固定的場所，但是因其交易頻率高、交易主體多而呈高度分散性；民間借貸常處于合法與非法的灰色地帶，交易雙方通常不愿意公開而使其具有隱蔽性。往往難以追蹤到交易的源頭。目前溫州有1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只有46家是經主管部門審批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大量非正規金融機構的存在，改變了溫州的金融生態格局，出現了以“金融三亂”為特征的民間借貸亂象。由于不少民間借貸處于非法狀態，于是各種非法集資、惡意逃債、暴力討債事件屢有發生。一批涉足民間借貸的溫州民營企業和擔保公司為此扎堆倒閉，企業老板因不能償債或潛逃或自殺，企業關門、員工失業等社會問題頻發。

3溫州民營企業發展的機遇(Opportunities)

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其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維持經濟社會穩定中發揮著中堅作用。自金融危機以來，一些民營企業面臨的資金困局，實質上是近幾年大量民間資本從實體經濟撤離，投入到炒房、炒礦、炒錢(放貸)等虛擬經濟中，導致實體經濟投資后勁乏力，實體產業空心化。在201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年初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引導經濟“脫虛向實”成為一大亮點。在溫州，有數據顯示，在全市經濟比重中，民營企業數量占99.5%、工業產值占95.5%、上繳稅收占80%、外貿出口額占95%、從業人員占93%。發展民營經濟、振興實體經濟是溫州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做大做強民營企業，首先要實現精耕細作，不斷加強生產經營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提升溫州本土品牌美譽度；其次要以提升存量、發展增量為目標，全力以赴推進品牌建設和渠道經營，加速走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和國際化之路來提升企業競爭力；再次要增加研發投入，推動產業升級，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科技轉換能力和現代管理能力；最后在廣大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大力支持下，化危為機，在逆境中成長，在洗禮中蛻變，要一如既往做敢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成功企業。

4溫州民營企業的危機(Threats)

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上揚，這就意味著出口成本增加，如果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不變，成本增加則出口利潤降低，這將會削弱外貿企業的競爭優勢，抑制出口。而溫州的民營企業隨著人民幣匯率不斷上升對其出口業務的影響首當其沖。由于大部分在溫民營企業的規模不大其抗風險能力較差，一旦出口受到沖擊，企業就不敢接長期訂單，導致客戶資源的流失，利潤下降。此外隨著我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后與國外貿易伙伴國之間的摩擦頻繁發生，涉及行業面越來越廣。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溫州民營外貿企業將面臨越來越多的發補貼、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等方面的貿易摩擦，給這些企業的發展帶來很大阻力。同時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由于民營企業工作環境較差，還經常出差和加班，工作壓力又大，且員工福利不到位，導致優秀人才難以留住。企業為了留人，只能依靠加薪和增加福利等物質刺激，最終使得勞動力成本大增。另外民營企業的出口風險不斷加大。由于全球經濟低迷使得國外客戶經營困難、資金短缺，他們尋找各種理由推遲付款甚至拒付貨款。一旦企業遇到合同糾紛，就會面臨外方拒付的風險，使得本來資金不厚的民營企業雪上加霜，舉步維艱。

5結語

篇(2)

關鍵詞：溫州 中小企業 擔保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1)04-210-04

一、引言

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導致浙江乃至中國中小企業在經濟危機背景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如何破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是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重大現實問題，而導致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源是在信息不對稱和風險較高的情況下，融資缺乏有效的分散貸款風險的機制。對于該問題中外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韋斯（1981）早先從信息不對稱理論、道德風險角度解釋了信貸配給存在的原因，說明了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存在的長期性。然而由于我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金融體系的制度缺陷、所有制歧視、信用環境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加重了中小企業融資難程度，劉曼紅（2003）指出，信用擔保是一種信譽證明和資產責任結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行為，可以排除中小企業向金融機構融資時擔保品不足的障礙，提高融資能力。

影響中小企業貸款最關鍵的因素，便是對于企業貸款風險的考量，本文從擔保機構自身內部控制及社會外部完善體系兩個方面，來論證風險規避機制的可操作性及創新效益。

二、溫州中小企業融資背景分析

溫州作為“中小企業之都”，是浙江乃至全國民營企業發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09年全市共有規模以下企業30萬余家，貢獻了81%的經濟總量。龐大的中小企業呈現相似的運營特征：規模小，以自有資金或民間借貸資金起家。微利以勞動密集型加工生產為主。資金周轉周期短、流動性大、額度小。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適時選擇“短、平、快”的民間融資方式，包括向親朋好友借貸，以及向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金融機構借貸，雖然這種方式直接便捷，但畢竟借貸利率較高造成融資成本提高，又由于其缺乏足夠的金融監管而存在較大潛在融資風險，故企業融資仍以銀行貸款為主。但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規模小、財務狀況不透明、固定資產抵押品不足等情況，國有銀行為規避風險采取“拒貸”、“惜貸”的態度，借貸矛盾因此產生。而這一矛盾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更加凸顯，原材料能源價格上漲導致成本上漲，外貿出口受阻導致資金回籠困難，同時宏觀調控銀根緊縮，使得銀行貸款資金不易，從而最終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當地近20％的企業處于停工、半停工或倒閉狀態，全市工業總產值增幅同比回落7.2個百分點，處于全省末位。然而此時，擔保公司等擔保機構適應市場需求快速發展起來，由2006年的45家猛增到2008年的246家，信用擔保機制體現出其在解決抵押品不足、信息不對稱及風險集聚等問題時的優勢，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企業的融資困難。

三、溫州信用擔保發展概況及特點

（一）發展概況

2001年，溫州市財政局出資300萬元引導建立全市首家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繼而當地民營企業和個人投資者紛紛看好擔保業市場前景，相繼成立擔保公司。2005年，全市注冊各類擔保機構29家，總注冊資本4.25億元，累計已為3680戶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擔保額23.2億元，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同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據不完全統計，受擔保企業新增職工人數33581人，新增銷售總額51.24億元，新增利稅總額4億多元，呈現出“多渠道籌措擔保資金、多模式發展擔保機構、多形式開展銀保協作、多舉措拓展擔保業務、多方面扶持擔保行業”的態勢。

基于溫州地區民間資本較為充裕的特點，其擔保機構的也凸顯出明顯的民營性質。2009年，溫州市審計局對5家中小企業擔保機構進行了抽樣審核，審計結果顯示：其中有3家民營企業和2家國有企業；5家企業注冊資本共計11800萬元，其中，國有控股企業出資3700萬元，政府出資300萬元，民營企業出資800萬元，自然人出資7000萬元，財政扶持資金490萬元。5家擔保機構出資比例如圖1所示。

（二）特點

1.擔保業務呈現熟人社會道德約束機制下的地域性特征。溫州人群體意識非常強烈，民間常以血緣、親緣或者道義等為紐帶組成“兄弟班”、“同鄉會”等小團體，每個人都處在大大小小的道德圈中，這些圈是每個人賴以生存的群體，圈內各人之間往往有著財務、事務方面的密切聯系。而擔保公司在選擇業務時，也是從這些道德圈入手，通過熟人關系脈絡核實申請擔保企業的財務狀況、資產情況以及業主品德等方面真實信息，規避信息不對稱的情況。同時，擔保公司負責人往往與圈內人有著密切的熟人關系，當其為受保企業進行擔保時，受保企業的行為將受到整個道德圈的約束，一旦發生違約情況，其不良聲譽將在整個圈內迅速傳播，于是也便失去利益最密切的關系群中包括資金在內的資源支持，故擔保公司就利用該道德約束機制來控制其代償風險。而這種約束機制效果良好，在溫州市經貿委備案的40余家信用擔保機構，平均代償率為3.3%，低于全國4.4%的平均水平，而其平均損失率明顯低于全國2.2%的平均水平。

2.擔保業務市場化程度高，與中小企業資金需求相匹配。中小企業貸款呈現“短、平、快”的特點，其貸款資金常因資金周轉而需，額度較小但要求辦理手續快捷、所需時間短，并對利率敏感性較弱，能承受較高的利率水平。于此相應，擔保公司以提供小額貸款擔保為主。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全市擔保額在100萬元以下的筆數為2.2萬筆，占擔保總筆數的94%，擔保額占總擔保額的63％以上；2009年擔保額在100萬元以下的筆數占擔保總筆數的92％，擔保額占總擔保額的56.4％。近兩年的數據反映出九成以上的擔保業務為小額擔保業務，符合市場需求的擔保資金分配比例提高了擔保資金的使用率，為更多的中小企業提供信貸支持。同時，擔保公司簡化擔保手續、縮短申保時間，并接受銀行不愿接受的完整度相對較低再抵押資產證明等，如一家企業購買一塊地皮后，由于土地使用證辦理程序較多審批時間長，而企業又急需資金借貸，此時擔保公司便靈活應對，接受未過戶土地證抵押證明為其提供擔保，于此同時提高擔保費率與相應風險相匹配，而企業也樂意接受。擔保公司以靈活的市場化運作形式，以提供銀行等機構無法提供或不愿提供的金融服務作為差異化競爭力，來獲取豐厚回報。

3.擔保機構呈現“抱團式”“集團化”發展趨勢。由于溫州擔保公司以民營性質為主，多以有限的自有資金或個體企業資金注資，資本金規模較小，故單個擔保公司所獲得的銀行授信額度有限、擔保業務量受限，所以越來越多的擔保機構集聚抱團，形成擔保中心或擔保集團，而這一方式不但有利于個公司業務收益，還進一步降低單個擔保公司的貸款擔保風險。以溫州聯盟信用擔保中心有限公司為例，這家集團性質的擔保公司于2009年8月成立，由全市9家注冊資本3000萬以上，從事擔保3年以上，信用評級BBB+以上，并在主管部門有雙證備案的擔保公司組建，溫州銀行統一向其授信達30億元，是向其他單個擔保公司授信額度的15倍，而其僅4個月就為30多家中小企業提供1億多的融資擔保額。同時，集團內每家擔保機構共同為擔保中心提供擔保，形成雙重擔保，使其通過各家擔保機構共擔風險。與此相似，同年12月，浙江省首家擔保集團――浙江中安擔保集團也在溫州成功組建，其總注冊資本金2億多元，全年集團融資擔保額達3.1億元。

四、信用擔保機制的作用機理

（一）理論論證

信用擔保，是指企業在向銀行融通資金過程中，根據合同約定，由依法設立的擔保機構以保證的方式為債務人提供擔保，在債務人不能依約履行債務時，由擔保機構承擔合同約定的償還責任，從而保障銀行債權實現的一種金融支持方式。由于不同主體之間存在著信用差，這便產生了對信用擔保的需求，一般認為，之所以需要第三方擔保是由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因為第三方提供而指出的成本要小于債權人自己了解或證明的成本，專業擔保不但可以起到信用判斷、證明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第三方擔保提升債務人一方的信用等級，并承擔保障債權實現的義務和責任，只要信用差異存在，就會有信息不對稱出現，這就必然導致對信用擔保的需求。

具體到對中小企業擔保實踐中，專業機構的信用擔保排除了其向金融機構融資時擔保品不足的障礙，緩解了銀企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提升信用評級來提高貸款能力，并減少其融資交易費用、節約信息成本。同時，信用擔保改變資本供求雙方的利率流和聲譽控制權配置結構，分散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風險，促進融資交易的發生，進而優化金融結構。

（二）實證分析

對樂清市2000年至2009年規模以下中小企業的產值（y）與對其的融資擔保余額（x），建立一元回歸模型，如下圖顯示：

y=25.3+3.78x

(3.25)(5.4) R2=0.78, s.e.=13.2

從eviews軟件做回歸模型中得，R2=0.78，表明回歸方程的擬合程度較高，融資擔保額對中小企業產值有較強的解釋力，而且回歸系數顯著，顯示出融資擔保額每增加1億元人民幣，中小企業將增加約3.78億元，說明對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擔保額促進中小企業的生產發展。

五、溫州擔保行業運營缺陷

（一）擔保機構運營不規范

擔保行業作為新興行業，近年在溫州地區迅速發展，擔保公司數量驟增，但由于相關法律的滯后和對行業定義的模糊，在缺少政策扶持又面臨公司發展困難的情勢下，許多擔保公司鋌而走險進行違規運營，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風險控制不嚴。中小型擔保公司內部機構常設置不完善，職責劃分不明確，缺乏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風險控制存在疏漏，使個別擔保公司連續發生代償問題。第二，不按規定提取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和風險準備金。依據規定擔保費收入的50%提取作為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可完全遵照此規定的為數不多，部分擔保公司將保費收入的大部分作為紅利分給了股東，這樣一旦發生損償就難以及時保證補償金來源。第三，個別擔保機構業務偏離主業，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業務減少，轉而做更高利潤的企業墊資短期資金周轉業務。

（二）擔保機構追償無保障

擔保機構在依法開展各種業務活動中，實施抵押、質押等反擔保措施需要到房管、土地、工商、海事、稅務等政府有關職能部門辦理登記、備案或咨詢、公證等，由于擔保公司缺少部分資質不能等同于銀行，在辦理相關權責時不能確認其抵押權人合法地位。當債務人不按期履行債務之后，銀行會根據和擔保公司之間的擔保協議，從擔保金中扣款，而當擔保公司向債務人提起追償債務訴訟時，由于法院不能確認擔保公司有抵押權，故無法享有抵押物折價、拍賣或者變賣優先受償權，若債務人還有其他債務存在時，擔保公司就難以實現追償。

（三）風險控制機制未完善

擔保體系由擔保機構、銀行、政府三方共同組成，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是保證擔保活動有效進行的基礎。然而風險規避型的銀行趨向于將信貸風險完全轉嫁給擔保機構。同時，政府零風險的意愿造成其在擔保整個體系中的介入不足，缺乏足夠的財政撥款、政策制度等支持。以樂清市華方擔保股份有限公司為例，作為樂清目前規模最大、運作最為穩定的民營擔保公司，其公司注冊資金5000萬，專為中小企業提供小額貸款擔保業務，樂清建設銀行2009年度向其授信擔2.5億擔保額。2007年公司業務收入1059萬元，利潤總額767萬元；2008年業務收入654萬元，利潤總額407萬元；2009年，業務收入331萬元，利潤總額207萬元。根據中國建設銀行溫州分行的數據，擔保公司的收入利潤如圖4所示。

表中數據顯示，公司的擔保放大倍數為6.25倍（總放大倍數=杠桿系數*放大系數=6.25），即1億元的的擔保資本金最多可以擔保6.25億元的銀行貸款，沒有超過國家規定的10倍的放大倍數，屬正常經營范圍內。

根據表2的數據顯示，擔保公司雖然有2.5億的擔保額，但一年的利潤總額也只有400萬元左右，僅相當于一筆擔保業務的擔保額，意味著任何一筆擔保的代償對擔保公司來說都將是致命的，風險與收益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同時，由于擔保機構的介入，為中小企業帶來了11663萬元的利潤，使政府獲得2916萬元可觀的所得稅稅收，而這兩者恰恰是風險分擔的缺失方。承擔風險與所得收益之間存在的矛盾，將不利于處在發展初期的擔保行業的進一步壯大和完善，政府、銀行應該進一步體現各自的風險承擔功能，建立科學有效的風險機制和擔保體系。

六、溫州中小企業擔保風控機制構建

擔保從本質上來說是降低風險的一種方式，銀行希望通過第三方擔保方的參與來規避貸款風險，而擔保機構正是從交易風險偏好差中獲取溢價利得，對高風險進行定價，以擔保的形式銷售給不同的需求企業。而擔保機構對風險的控制是除成本控制等常規因素外影響利潤的關鍵點，故形成操作性強的內外風險控制機制非常重要，不僅要完善擔保機構自身內部的可控機制，還要建立健全全社會科學系統的風險可控體系。

（一）風險的來源

1.道德風險。依據信用經濟學理論，在經濟運行的具體交易中，信息不對稱會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當擔保機構為企業提供擔保后，企業即使做出了錯誤的經營決策并引起了損失，它也不必承擔完全責任，還有可能得到補償，這便促使其傾向于作出風險更大的決策以獲得更大的收益。或者在取得貸款以后，改變貸款合同與擔保合同規定的貸款使用方向，使貸款風險增大，進而使得擔保風險增大。擔保過程中信息的不對稱性，增加了信用擔保機構的內在風險威脅。

2.經營風險。信用擔保機構自身由于經營管理水平、操作規程、從業人員道德及業務素質等方面的不完善性引起的軟風險。擔保行為有較強的人際關系性，不規范隨意性強的操作流程及運作方式，在擔保前、擔保中、擔保后會因審查不嚴、盲目承保、疏于監督而增加代償比率。

3.市場風險。中國信貸市場的信用體系仍不健全，中小企業等經濟主體信用觀念粗淺，還款意愿較低，部分企業通過各種途徑逃避轉嫁債務，而其信用行為缺乏嚴格的監督機制和懲罰措施，如此的市場信用環境，給擔保行業帶來潛在風險。

（二）風險控制機制

1.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制度是擔保機構為保證擔保業務經營目標制定并實施的一系列舉措，除了加強反擔保即企業資產抵押、質押等傳統風險分散方式外，還可以探索新的風控方式，多維度構建風控渠道。

（1）保險公司承保。擔保公司可以為某一擔保行為投保，向保險公司繳納一定的保費，當擔保機構擔保的企業貸款違約，擔保公司承擔面向銀行的代償責任時，根據合同約定可以向保險公司獲取一定的賠付金。相比較普通險種，以較大概率發生事件計算從而適當提高保費費率，使得至少一家不發生賠付而均衡其他賠付所虧。

（2）集團（行業）互保基金。中小企業可以以會員制的方式抱團參保，每年繳納一定的風險金成為集團互保基金，互的連坐擔保方式使其成為單個擔保公司再擔保企業。同時整合上下游資源、客戶數據庫，方便審核客戶情況緩解信息不對稱。除此之外集團基金也可用作放大擔保比例，收益均攤，風險分散。

（3）自身操作規范：標準化操作流程，將科學評審機制與熟人打聽傳統方式相結合。包括將員工操作、申請審查、過程控制等各個方面制度化規范化，在打聽等方式的定性分析的基礎上，定量標準化風險及收益等。業務產品多樣化，完善利率差異化定價機制。首先，擔保額度多樣化，要根據申保企業資信狀況及擔保貸款風險度大小、數額和性質具體分析后確定其擔保金額：以貸款金額大小劃定擔保額度，以申保企業信用等級為依據確定擔保額度，以擔保金額與風險保證金的倍數為依據確定擔保額度，按擔保貸款種類確定擔保額度。其次，擔保利率定價差異化，確定擔保額度后，可根據信用等信息構建擔保費率定價工具：，Pd為擔保費率。C為擔保直接成本，G為擔保額，r為項目風險，Cr企業信用價值，ε為風險乘數。擔保直接成本是指擔保公司在提供擔保前對企業進行調查、評定、審核等信息甄選工作的成本；項目風險產生于企業貸款流向項目的盈利能力情況；信用價值包括了受保企業的信用評級價值、信用資產未嘗等級及違約回收率量值，以及債券重估現值帶來的價差。對信用價值、項目風險的考察后，通過調整擔保額度，來調節擔保費率。當受保企業信用價值較高、項目風險較低時，可適度放大擔保額度來降低擔保費率；當受保企業信用價值較低、項目風險較高時，減少擔保額度，提高擔保費率以彌補信息搜集等成本。同時，通過可升可降的差異化擔保費率來覆蓋各個風險點的利潤收入。

2.外部控制。外部控制，是指由政府部門介入，通過財政資金、政策傾斜、機構設置等形式，構建有層次梯度針對全社會擔保體系的創新控制機制。

日本，作為中小企業立法最為完善、政府扶持手段最多的國家，有著完善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參照其體系框架，構建溫州信用擔保體系如下：

該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主要有兩個相互關聯的子系統：信用擔保協會、財政信用保險公庫，共同承擔著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信用擔保的職責。

這兩個子系統構成嚴密的兩級信用保證體系。信用擔保協會的基金由政府投入、金融機構捐助、公共資金導入（即向國家和地方行政機關借入資金）等形成，下屬若干擔保公司。財政信用保險公庫由政府全額出資，并且逐年增加。

中小企業擔保事業有限公司信用擔保業務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四個渠道：其一，由一般會計和特別會計提供的資本金；其二，政府投資的保險準備金；其三,年中保險費收入；其四，信用保證協會回收債務時繳納的款項，其中政府投入占到一半以上。而其資金運用分為兩大類別：一是保險業務，即對擔保中小企業債務的信用保證提供其擔保債務的保險。保證協會代中小企業償還債務時，可從本公庫得到償還額50%～60%的準備金；二是貸款業務，即對信用保證協會融通其業務所需資金。

由于這種提供的擔保服務具有公共品的特性，政府在整個擔保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擔保機構在稅收、后續資金注入、信息傳遞等方面給予相當大且必要的扶持政策，對于政府職能的履行是個重大的考驗。而政府調整政策可以設立特別公司債保險，將投資者的資金引入擔保體系，不但活躍了擔保市場，也分散了其資金、風險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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