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雙減政策的本質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雙減政策推出的根本原因】

雙減政策出臺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新增人口的減少，出臺相關政策是為了提高出生率。而提高出生率又分幾個方面，比如說增加大家生孩子的欲望，比如降低生孩子和養孩子的成本。

【對教育培訓行業的影響】

教育是養孩子的成本，當然現在打擊的只是供給側，需求側的需求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還是存在的，所以短時間來看，估計會往1對1和公立學校培養方向發展。這可能是根本的東西。

雙減政策表象上是打擊了供給側，政策要求已上市機構退市或者改為A股市場，沒上市的不再允許上市，注意是不再允許上美股，港股A股都是可以的，所以短時間來看教育股票會大幅下跌，并且會持續下跌。

美股教育股票下跌對于利益方來講是嚴重受損的，也就是財團們。財團們受損失是一定要找到制衡的方法，也就是目前看到的大批量賣出，可以說是不管什么類型的股票，這也就是表象上我們看到的股市血崩，一綠到底。

短時間內會如此，但一定會恢復的，同理教育機構也不會徹底死掉，需求還在，也一定要解決。

【教育的未來，可能正在向德國模式轉變】

至于未來解決的方向，建議大家可以去研究德國的教育體系。粗略說的話是在高中分流，一半上本科研究生方向，一半上中專大專就業，或者再轉本科。也就是50%的學生會去學技能方向。另外就是大家畢業后去學習技能培訓，也就是現在口頭說的職業教育。

總之教育的減負根本是實現教育資源的平等，實現真正的普惠教育。無論是供給側還是需求側，奔著這個方向提前做準備吧。

【這個行業被影響最深的的本質】

先說，為何出臺“雙減”等相關政策打擊校外培訓。任何行業的商業化的最終目的是行業的普惠化，拿醫療來講，醫療的商業化會讓醫療更加的普惠，行業成本大幅降低后讓大部分人都看得起病，行業的快速發展能夠引進最新的醫療技術，讓更多的疑難雜癥有更針對性的治療。

同理，教育的商業化的最終目的，促進行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教育的普惠化，但同時會帶來兩個致命的問題：

第一，當井噴發展時會造成教師資源的不足，而補充教師資源的最快方式是“掠奪”公立學校的優秀教師，這點上會導致公立學校與私立培訓機構（和私立學校）的雙方對立。有同學說了，私立學校不是一直存在嗎，也沒聽說嚴重對立的情況啊？！私立學校一直從公立學校搶優秀教師，這事兒在各地都有發生但沒有上升到如此嚴重的局面，直到近幾年在線教育的發展，加速了對立的嚴重性。

第二，教育的商業化會導致部分家長和孩子通過商業教育，也可以直接說是花錢報各種補習班的方式，達到培優，達到“掐尖”中的尖子生。而苦苦通過常規學習是完全達不到的，進而會引發出我們通常所說的階層固化的程度。這點不再多談了。而另一個大家經常討論的“焦慮”在上頭的層面上來講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算不上致命問題。

另一個點是，教育井噴發展這事兒是近幾點的事情，為什么現在才頒布相關政策呢？

篇(2)

一、現行起征點的影響

1、起征點對達起征點戶和未達起征點戶的稅負影響。不論是增值稅的起征點，還是營業稅的起征點，只要達到起征點以上，就要全額依率計征，起征點以下的就不征稅。這就對起征點上下一定范圍內的雙定戶稅負產生很大影響。現行按期納稅的個人納稅人起征點的規定是：（1）增值稅的起征點是月銷售額5000元；（2）營業稅的起征點，在城市的，月營業額5000元，在縣城、鎮、農村的，月營業額3000元。以下以例子說明起征點對征稅戶征與不征稅的影響：

設某鎮有商業雙定戶甲和乙，甲月含稅銷售額為5200元，乙月含稅銷售額為5148元，月含稅銷售額甲比乙多52元。由于增值稅是價外稅，所以甲月不含稅銷售額為5000元，乙月不含稅銷售額為4950元。甲戶為達起征點戶，乙戶為未達起征點戶，甲戶應納增值稅，乙戶不納增值稅。甲戶應納稅額計算如下（不考慮個人所得稅）：

①應納增值稅=5000×4=200（元）；②應納城市維護建設稅=200×5=10（元）；③應納教育費附加=200×3=6（元）。甲共應納稅為216元，乙應納稅為0元，經過征免稅后，甲實得月銷售額為4984元，乙實得月銷售額仍是5148元，乙反比甲多得銷售額164元。同理，起征點對營業稅個人納稅人也同樣存在這樣問題。這就是起征點對達起征點戶與未達起征戶的典型稅收影響。

2、起征點較低，對達到起征點以上一定幅度內的雙定戶帶征個人所得稅有失公平。從20__年1月1日起，工資薪金所得的個人所得稅的費用扣除標準為1600元，對實行查賬征收的個體工商戶、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的業主或投資者的費用扣除標準也為1600元。以現行起征點計算分析，與此比較，對起征點以上一定范圍內的雙定戶帶征個人所得稅有失公平。

例如：某鎮雙定早餐飲食業戶丙月營業額為3000元，達到起征點，應征稅，其應納稅額計算為：①應納營業稅=3000×5=150（元）；②應納城市維護建設稅150×5=7.5(元)；③應納教育費附加=150×3=4.5（元）；④應納個人所得稅=3000×1.3=39（元）。應納稅費總額為201元。假設早餐飲食業的毛利率為35（就高不就低），那么他的毛利為1050元，減去營業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162元，所得等于888元，再減去業主費用扣除標準1600元，則虧損712元。理論上計算其為虧損戶，但在稅收實踐中，由于其是雙定戶，仍要帶征個人所得稅39元，這就是明顯的稅負不公了。

以商業戶為例說明，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例如：某鎮雙定副食商業戶丁不含稅銷售額為5000元，達到起征點，應征稅，其應納稅額計算為：①應納增值稅=5000×4=200（元）；②應納城市維護建設稅200×5=10（元）；應納教育費附加=200×3=6（元）；④應納個人所得稅=5000×0.9=45（元）。假設副食商業戶的毛利率為20（就高不就低），那么他的毛利為1000元，減去城建稅、教育費附加16元，所得等于984元，再減去業主費用扣除標準1600元，則虧損616元。理論上計算其為虧損戶，但在稅收實踐，其是雙定戶，仍要帶征個人所得稅45元，這也是明顯的稅負不公了。

3、起征點對稅收征管的影響

（1）未達起征點戶難認定。從理論上講，未達起征點戶似乎很容易認定。實際上，由于起征點定得較低，有些行業的未達起征點戶難認定。鄉鎮集鎮上的普通理發戶、普通照相戶、醫療戶等的未達起征點戶比較容易認定，而早餐店的未達起征點戶很難認定了。不僅要考慮月營業額的多少，還要考慮到稅負的輕重，征收難度的大小。早餐店至少要有2人以上的從業人員，一般以夫妻居多，凌晨三、四點就開始準備早餐了，賺的的確是辛苦錢。假設核定某早餐店戶月營業額為3000元，那么它月應納地方各稅費為201元，按35的毛利率計算，毛利才1050元，減去地方各稅費201元后毛所得849元，按二人平攤，每人每月毛所得才424.5元。如再減業主和從業人員的費用扣除標準1600元和960元，稅后所得則虧損1711元。這顯然有違稅收公平原則。雖然鄉鎮集鎮上的早餐店月營業額基本上超過3000元，但在實際中卻把它們認定為未達起征點戶。

（2）、征納雙方有矛盾。20__年在調整工資、薪金所得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時，由于經過了公開聽證程序，中央新聞又予以了報道，所以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反響，1600元的費用扣除標準幾乎人人皆知。有些雙定戶以自己為未達起征點戶或自己月經營所得達不到1600元為由，認為不需繳納個人所得稅。地稅機關則認為雙定戶無賬可查，實行定期定額征收方式，無論是達起征點戶還是未達起征點戶，均不考慮成本費用因素，按月銷售額或月營業額帶征個人所得稅符合稅收政策規定。雙方各執一詞，從而產生征納雙方的矛盾。

二、建議與對策

起征點對稅負公平與稅收征管的影響，有些可通過政策調整達到完美目的，有的是與起征點政策相伴而生，無法克服的。

1、適當提高起征點。鄉鎮村個體工商戶中，共管戶主要是商業戶，純管戶中主要是飲食業戶、理發戶、醫療戶。由于存在著激烈的商業競爭，商業戶的毛利率一般在10—25之間，純管戶的毛利率一般在20—40之間。從理論上講，毛利率越高，起征點可以越低，毛利率越低，起征點就得起高。如果把共管戶的毛利率定為17.32，純管戶的毛利率定為34是比較恰當的，以1600為業主的費用扣除標準，那么以此為依據，可以測算出較為合適的起征點。增值稅和營業稅的起征點分別計算如下（不考慮其他費用，因其他費用不具可比性）：

設增值稅的起征點為X，那么：

1600 X×1 X×4×（5 3）=X×17.32，解得X=10000（元）。式中的1600元為業主費用扣除標準，1為個人所得稅的附征率，4為商業增值稅的征收率，5為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3為教育費附加征收率。

設營業稅的起征點為Y，那么：

1600 Y×1.9 Y×5×（1 5 3）=Y×34，解得Y=6000（元）。式中的1600元為業主費用扣除標準，1.9為個人所得稅的附征率，5為服務業的稅率，5為城市維護建設稅稅率，3為教育費附加征收率。

篇(3)

關鍵詞：碳排放權 期貨價格 現貨價格

中圖分類號:F2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3-061-03

一、引言

2009年12月，來自192個國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召開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共同商討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減排協議。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被寄予厚望，引起了世界各國政府、媒體、學者、民眾的高度關注。雖然最終的結果令人失望，但是本次會議卻吸引來了更多的學者去研究排放權交易。

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Dales在《污染，財產與價格》中首次提出了排污權的理論，指出排污權是權利主體在規定的限額內排放污染物的權利。1997年，世界各國在日本簽訂的《京都議定書》，將排污權思想從理論推向廣泛的實踐，加速了排污權交易的發展進程。尤其是在2005年之后，隨著EU-ETS的建立，全球碳排放權的交易成交額飛速增長，2010年已達到930億歐元。由于全球變暖、資源枯竭等世界難題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發展碳金融，建立本國的碳交易市場成為眾多國家的選擇。目前，除歐盟碳交易體系已正式運行外，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等國也積極致力于碳交易市場的建立。與此同時，我國的碳交易市場仍處于起步階段。雖然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已先后成立了能源交易所，但是其交易價格不合理，且沒有建立全國性的碳交易機制。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雖然在CDM市場占據很大份額，但始終只是扮演廉價的CER出口商的角色，沒有定價權。因此，研究碳排放權的定價方法，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碳交易運行機制顯得格外重要。

碳排放權是一種商品，它具有價值且可以被買賣、轉讓；但碳排放權又不同于普通的商品，它屬于衍生資產，所以沒有存儲成本和運輸成本。因此，碳排放權的定價可以借鑒普通商品的定價方法，同時又不能忽視其自身的特殊性。碳排放權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其自身的稀缺性。在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中，政府一般給企業規定了排放的限額，企業如果超過了該限額就不得不從其他企業購買，否則就必須支付高額的罰款。因此，相比普通商品而言，碳排放權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政策的影響。以EU-ETS市場為例，2006年EUA的現貨價格一度接近30歐元，但是隨后交易者發現政府分配了過多的排放限額，EUA的價格便驟然下降，幾乎跌至0歐元。歐盟將2005-2012年的減排工作分為兩個階段來執行，并禁止交易不同階段的碳排放權，這意味著第一階段剩余的EUA在第二階段就不能使用了，該禁令對期貨的價格產生很大的影響，降低了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因而，EU-ETS市場的期貨價格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對于EUA期貨價格的分析也要分為單期期貨合約和跨期期貨合約兩種情形來考慮（Daskalakis，2009）。

本文將針對碳排放權的自身特點，利用期貨的價格發現功能，建立碳排放權定價模型，并對模型的有效性進行檢驗。由于國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尚不成熟，相關的數據難以獲取，所以本文的研究主要以EU-ETS為基礎。

二、數據的選取

本文選取了2009年8月3日至2010年12月30日ICE-ECX和Bluenext的交易數據，剔除法定節假日，共有364個樣本。以每日的收盤價作為期貨和現貨的價格。其中，現貨的價格和DEC11期貨合約的價格都來源于Bluenext的官網，DEC13期貨合約的價格來源于ICE-ECX的官網。因為EU-ETS的第二階段將在2012年12月截止，所以DEC11期貨合約和DEC13期貨合約分別屬于單期合約和跨期合約。

三、模型的選取及檢驗

（一）期限結構理論

期貨價格的期限結構是指對于不同到期期限的期貨合約，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之間的關系。隨著期貨市場的不斷發展，期貨合約的到期期限不斷延長，期貨價格的確定也越發困難。而期限結構理論有助于我們厘清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的關系，進而建立精確的期貨定價模型。因此，國外學者非常重視對期限結構的研究，先后建立了單因素模型、雙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這三種期限結構模型都基于兩個前提假設：（1）交易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2）沒有交易成本、稅收和賣空限制。而單因素模型與雙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主要區別在于它沒有將便利收益作為一個變量。

（二）模型的選取

1.單期期貨合約的定價模型。為了選擇正確的期貨定價模型，我們首先得弄清楚便利收益的概念。Brennan（1991）認為，便利收益是指期貨合約持有者相對于現貨合約持有者多獲得的一部分利益。當現貨商品存在短缺風險而生產商品又需要時間時，期貨合約因能夠規避缺貨風險而產生了便利收益。碳排放權具有消費型商品的特征，且每年只需要使用一次，在一定期限內其存儲成本幾乎為零。因此，持有長期頭寸對于企業來說沒有任何的價值。換言之，企業應該在需要使用碳排放權時才去購買，而不是持有碳排放權。既然持有碳排放權不能給企業帶來收益，我們就可以推斷便利收益等于零。EUA的交易數據驗證了該推斷的合理性。

從圖1可以看出，DEC11期貨合約（單期合約）的價格與現貨價格的變化趨勢完全一致，且期貨的價格非常接近于現貨價格，便利收益幾乎可以忽略。所以，對于單期期貨合約來說，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的關系完全可以用單因素模型來表示。早期的研究者認為期貨價格主要取決于現貨的價格，并假設現貨的價格遵循幾何布朗運動，由此提出了單因素模型：

dSt=μStdt+σsStdws（1）

基于風險中性的等價過程可以表示為：

dSt=（r-δ）Stdt+σsStdWs（2）

其中，μ表示價格的預期變化；σs是μ的方差；dWs表示標準維納過程的增量；r是無風險利率；δ表示當前便利收益的邊際凈利率，等于便利收益減去存儲成本。在單因素模型中，假定δ和r均是常數。

經過等式（2）的變形，Black(1976)將期貨的價格更加直觀地表現出來，提出了著名的持有成本模型：

F（St,t,T）=Ste（r-δ）?子（3）

其中，?子=T-t，表示距離合同到期日的時間；對于EUA的單期期貨合約來說δ=0。

2.跨期期貨合約的定價模型。跨期期貨合約中的EUA期貨價格不符合持有成本模型。原因有以下兩點：首先，第一階段的EUA現貨不能在第二階段交易；其次，影響第二階段EUA現貨價格的因素對于第一階段的EUA現貨價格沒有任何的影響。另外，從圖1也不難發現，DEC13期貨合約的價格明顯高于現貨價格，很可能存在變動的便利收益。所以，跨期合約的EUA期貨價格只能用雙因素模型或三因素模型來表示。另外，考慮到三因素模型過于復雜，且Schwartz(1997)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雖然三因素模型比雙因素模型更加精確，但是二者差距不大。所以本文采用雙因素模型來解決跨期合約的期貨定價問題。

單因素模型僅僅將現貨價格作為變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無法適應所有的情形。因此，Schwartz(1997)將便利收益作為第二個隨機變量引入模型中來，并假設便利收益的邊際凈利率滿足均值回轉過程：

dδ=?資c（α-δ）dt+σcdWc（4）

基于風險中性的等價過程可以表示為：

dδ=（?資c（α-δ）-λcσc）dt+σcdWc（5）

其中，?資c＞0表示均值反轉的速度；α表示長期均值收益；λc表示風險便利收益的市場價格，假定為常數；σc2為邊際便利收益凈利率的方差；dWc表示標準維納過程的增量，令cov（dWs,dWc）=ρscdt（ρsc表示相關系數）。

現貨的價格是持續變化的，為了捕捉動態的現貨價格，我們可以在模型中加入基于風險中性的跳躍-擴散過程：

dSt=（r-δ-λ*κ－）Stdt+σsStdWs+?資*Stdq*（6）

其中，λ*表示經過風險調整的泊松分布頻率；?資*表示基于泊松分布并經過風險調整的跳躍條件，1+?資*的對數符合狀態分布：1n（1+?資*）~N（1n（1+κ－）-0.5ω2，ω2），E（?資*）=κ－。

將等式（2）、（5）、（6）聯立求解，可以得出綜合考慮現貨價格、便利收益并融入跳躍-擴散過程的期貨定價模型（Hilliard ，Reis，1998）：

接下來我們再來檢驗一下雙因素模型的效果。為了計算方便，可以令等式（7）中的λc=0，ρsc=0。再利用極大似然法估計?資c、θc和σc，計算結果見表2。相關參數都確定了之后，就可以用雙因素模型對跨期合約DEC13的期貨價格進行檢驗了，最后得到的MSE等于0.7782%，效果令人滿意。所以，雙因素模型對于跨期合約是有效的。

四、結果分析

通過研究碳排放權的性質，并結合EU-ETS市場的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碳排放權從本質上來說屬于一種特殊的商品，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商品期貨的定價模型來解決其定價問題，但同時又不能忽視碳排放權的獨特性。第二，碳排放權的價格深受政府政策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目前各國的碳交易市場還不夠成熟，市場沒有完全的獨立。以EU-ETS市場為例，歐盟關于EUA跨期交易的禁令顯著影響著期貨合約的價格，期貨價格呈現階段性的特征，單期合約和跨期合約的便利收益并不一樣，所采用的期貨定價模型也不相同。在我國碳交易市場發展的過程中，很可能會效仿歐盟的跨期交易禁令。所以，本文研究單期合約與跨期合約的定價問題，采用兩種期貨定價模型，對我國碳交易市場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Hilliard, J.E.＆Reis, J.. Valuation of commodity futures and options under stochastic convenience yields, interest rates, and jump diffusions in the spot.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98（33）,61-86.

2.Schwartz, E.. The stochastic behavior of commodity prices: Implications for valuation and hedging.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 923-973.

3.Daskalakis, G., Psychoyios, D. ＆ Markellos, R.Modeling CO2 emission allowance prices and derivatives: Evidence from the European Trading Schem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09（33） 1230-1241.

4.Uhrig-Homburg, M. ＆ Wagner, M.Futures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certificat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y of Karlsruhe,Germany,2007（1-29）

5.Black, F.The pricing of commodity contrac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3）167-179.

6.Brennan, Michael J.The Price of Convenience and the Valuation of Commodity Contingent Claims. Stochastic Models and Option Values, Applications to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Problems. D. Lund and B. Oksendal:1991（33-71）.

7.Benz, E.＆ Trück, S.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 Energy Economics,2009（31）， 4-15.

篇(4)

關鍵詞：職業教育;現狀;發展;對策

職業教育面臨的現狀：

一、生源危機

1.學生數量萎縮。近兩年“普高熱、中職冷”的“生源大戰”局面愈演愈烈。隨著學齡人口的變化，初中畢業生本就逐年減少，而在這種形勢下，“普高和高校”的擴招導向使得普職比例呈“普增職減”的趨勢。而今后幾年，職校招生數依然會持續下降。初中畢業生的銳減、普高的擴招、中職缺乏吸引力帶來的“招生難”，無疑給職業學校帶來巨大的生存危機。

2.學生狀態處于弱勢。由于當前社會普遍存在重學歷輕技能;重視普高，輕視職教的思想。人才價值觀嚴重錯位，使得家長普遍不愿意讓唯一的孩子到技校、中專、職高去學一技之長。許多家長寧愿繳納高額的費用削尖了腦袋也要把孩子硬塞進高中的隊伍，而絲毫不管不顧孩子是否適合普通高中的學習。這也充分反映出技能人才得不到應用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回報，整個社會對于職業教育的認識嚴重不足。而淘汰分流機制下的職校考生分數偏低，比如，一些職業學校不得不錄取分數很低的學生，所謂的“二科生”（中考只用勉強考語文、數學），甚至頭腦有殘疾，根本不適合普通教育方式的學生等，統統都被職校“收編”;“考不上普高到職高”的無奈選擇，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心理和人格發展。而把相當數量的不合格初中畢業生教成“學歷加證書”的合格職校生談何容易？“生源質量下降”是職教人的又一感嘆。

二、體系割裂

長期以來，職業教育作為一種后發的教育類型，在體系上尚不完善，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不夠太清晰。

1.在層次上銜接不夠。過去一般認為，“職業教育”從層次上看主要是指職高、中專和技校等中等層次，高職對于大眾來說是陌生的。而且中高職在培養目標、課程、教學模式等方面也缺乏有機的銜接，盡管現在有些中職學校也開辦了高職，也還在探索高職教育。中職與普通高校的交叉銜接更是缺乏有效機制。 一旦進入中職，基本就斷了孩子們繼續深造的可能性，除了成教。

2.在類型上融通不夠。初三后分流的職教與普教相互分離、高中階段的職普二元并存，是我國中等職教模式的一大特色。職普相互融通和滲透是世界性的發展趨勢，綜合高中在國外是成功的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還沒有取得經驗形成特色，當然目前教育系統已經在大力推行綜合高中，但其思維觀念的普及尚需一段時間。普通高中滲透職業技術教育也處于淺嘗實驗階段。

3.職業培訓在正規教育體系中沒有正式的地位。職業培訓是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更多地屬于非正規社會教育系統。但隨著職教事業的變化，成人的、非學歷的職業培訓也應成為中等職業學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原有的教育體系顯然具有局限性。

三、模式單一

盡管多年來職教取得很多經驗，但用它本應有的“多樣化”的內在特征來對照，依然帶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一化”的痕跡。

1.辦學功能單一。幾乎所有的職教都離不開學歷教育、正規教育。而非學歷教育和非正規教育僅僅只是一種補充形式。

2.辦學體制單一。我們研究發現現有的職業教育由于走學歷教育的路線，因此僅有少量是民辦教育，其余均為公辦學校，有些民辦教育不得不掛靠公辦教育。與國家積極鼓勵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采取社會力量辦學的政策不相適應。

3.辦學形式單一。職業教育在國際上主要有三種模式：以學校為主的模式、以企業為主的模式、以企業和學校相結合的模式。我國近幾年雖也有“校企合作”的提法，但依然是比較典型的學校本位模式，企業和行業參與的力度和廣度不甚平衡，其中有認識問題、有政策問題、有企業的困難，但關鍵還是制度和機制問題。以學校為主的辦學模式，帶來的是資源和投入的客觀需要與實際供給不足的矛盾。中等職業教育原有的辦學條件和基礎普遍較差，加上這幾年招生規模持續擴大，辦學壓力加重，辦學投資力度遠遠跟不上職校規模的發展速度，使中等職業學校的辦學條件沒有從本質上得到改善，很多職業學校不僅教學設備奇缺，就連實訓基地也大多名存實亡。一面是高額的經費投入所引起的世界銀行專家的質疑，一面又是依舊不足的經費投入導致職業教育質量效益的難以提高。

4.教學制度單一。學校系統的職業教育幾乎都是長學制，或是三年制，或是四年制。一些經濟和企業界人士認為，若單純從職業能力和崗前培訓的角度看，許多崗位職業（工種）根本不需要3、4年的培養;而為了一味的滿足技能高考的需求，本地教育系統近兩年居然“一刀切”的將中職教育模式單方面強行制定成2.5+0.5（即在校的理論學習時間為二年半，實習時間為半年）。另外，職業教育和培訓主要是面向企業行業，固定而不靈活的教學制度也不適應多變的市場需求。

四、管理多頭

在管理體制上，多頭分散的管理是我國職業教育的一大特色。表現為：

1.部門分權。職業教育分屬于教育部門、勞動部門、各行業部門多頭領導。同是職業教育還分普通中職，成人中職，技校等各種紛繁復雜的提法，讓人眼花繚亂，卻實在看不出其中有何種本質區別。

2.證書分管。教育部門發學歷證書，勞動部門發職業資格證書或技術等級證，不同行業又有執業證、專業技術等級證，等等。―個中等職業學校或一位職校生要面對多種證書考試。

3.中職與高職分統。同是一類教育，同歸教育行政部門管理，卻按層次分割開來：中等職教歸職成教司（或處），高等職教歸高教司（處）。

4.職前與職后分離。職前教育主要是教育部門的事，職后的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多是勞動部門、人事部門、各行業、社會和個人的事。

總之，盡管職業教育很復雜，但多頭的、分散的管理模式不可避免的形成交叉、爭權、推委、扯皮、門戶之見等弊端。

五、質量遭非議

中等職教因為先天的不足（人、財、物、辦學思想等）和后天的不利因素（社會認識、用工政策、政府導向、自身條件）影響，導致它的社會吸引力和認可度都不是很高。據調查顯示：公眾對各級各類教育的滿意度狀況，中等職教的分值最低，質量評價不僅低于學前、普通中小學和高校，甚至不如民辦、私立學校及繼續教育。這種狀況需要客觀地分析，至少職業教育的復雜性增加了職業學校教育的難度。

第一，文化基礎課與專業技能課及實習的雙重要求，在有限的學時下很難把握比重適當（盡管教育部門有指導性的比例分配，但其中的科學性有待考證），二者的關系始終困擾著職校，各種說法此起彼伏，畸輕畸重在所難免。

第二，升學與就業兩個目標兩種標準，在有限的教學資源下如何兼顧，難免此消彼長。

第三，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同時獲得，孰輕孰重？道理上好說，實踐中談何容易！

第四，由于職校最近幾年盲目擴張，一哄而上熱門專業，并且出現了“無所不辦，無所不能辦，無所不敢辦”的可笑局面，造成了對口專業教師奇缺，于是趕鴨子上架，東“聘”西“借”，由于教育畢竟有自身的規律，教師培訓也有一定時間及過程，還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教師隊伍中的“人才”型教師流失，還造成教師隊伍不穩定。教師隊伍中還出現了結構不合理、專業不對口，使得職業教育師資隊伍整體素質不高。

第五，“雙師型”教師的需求與匱乏的矛盾。在職教形勢迷茫，理論和技能人才奇缺，人事制度、教師培訓機制和流動機制沒有健全的形勢下，如何擴充“雙師型”師資？

問題很多，但是不得不說，僅上述矛盾有些就是學校難以擺平的，需要靠外力來緩解。

針對上述客觀存在的問題，本人歸納出以下相應建議，以供參考：

1.要有效的整合資源，治理無序競爭。目前職業學校生源競爭非常激烈，本就生源有限，一些職業學校還在招生宣傳上夸大其詞，利用中介、回扣等其它手段拉生源，有些學校甚至借助國家助學金直接打出零學費的旗號，嚴重影響職業學校的正常招生秩序。因此，中等職業教育要振興，要發展，必須整合所有的職教資源，不分公辦的還是民辦的，無論是招生就業，還是升學，都要進行全部整合，組建職教集團，從招生、教學管理、就業分配等全方位進行資源整治，對不符合辦學條件的學校堅決實行關、停、并、轉，對現有的專業進行實用性的考察，包括用人單位的實際需求。對不應由中等職業學校現有能力開辦的專業應及時下令停止該專業的招生，避免其誤導學生家長，造成不好的社會影響。對相同的專業也應進行資源重組，避免學校間因利益驅使重復大量開辦相同的專業。造成每個學校都有這些專業，專業水平良莠不齊，卻都吃不飽的現象。提高綜合實力，為職業教育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辦學模式要轉變，并突出實用性。 職教資源整合后，要對這一地區的所有職業學校實行統籌管理，對待民辦職校也要一視同仁，并建立職業教育專項基金，幫助職校改善辦學設施，培訓職校教師。職業教育學校要走校企聯合的路子，推行企業訂單，學校下單，政府買單的人才訂單模式，增強學校的自身活力，職業教育還要從用人單位的立場出發，不能惟考試論，而應適應社會和專業發展的需求，在教育中突出職業性、專業性、實用性，才能實現技能人才的合理利用和順暢流通。職業教育才會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和支持。

3.強化教學管理，提高社會認知度。 嚴格務實的管理，為學生創造優良的學習環境，也為學生的就業、升學提供良好的條件，要結合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學校自身特點，積極進行教學改革，推進校企合作，改變傳統教學模式，讓企業直接參與學校招生，培養全過程，在培養目標、人才規格、專業設置、知識技能和教學評價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以就業為導向，采取靈活的學制和學習方式，可試行“學分制”，為不同學習水平者、半工半讀者、工學交替者分段完成學業創造條件。只要實現了“管理有方、教學有法、升學有門、就業有路”的辦學目標，就會得到社會的贊譽和肯定，就會改變學校上門求生源的尷尬局面。

另外要樹立職教在終身教育體系中的主干地位，特別是其重要的經濟地位，創造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環境。必須改變職教是“二流教育”的看法和做法。就業與再就業工程、促進農村城市化、可持續發展其實都離不開職業教育和培訓。要加強和引導輿論宣傳，要創造一個“重技術，重技藝”的社會氛圍，國外“博士可能失業，師傅永久吃香”的現象值得深思。就是我國也自古就有“荒年餓不死手藝人”的提法，但要提高教學質量，改變中職教育的教學體系，切切實實把學生培養成“手藝人”。只有把正確的認識與政策和制度一致起來，職教才能真正引起全社會的重視。

4.進一步完善中等職業學校的經費投入分擔機制，和提高教師的待遇。職業教育硬件建設經費必須保證逐年增長，但其來源不僅僅依靠政府不斷提高的財政投入。校企合作的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切實利用企業現有的設施設備，這不失為一種積極有效的方法，在有助于改善辦學條件的同時，也避免了社會資源的浪費。提高教師待遇，有利于這支本來就不穩定的隊伍的持續發展。有利于職業教育的健康穩步的發展。

篇(5)

四川與上海的物價比較

去過西方國家的人，都感慨那邊的物價太貴，一只茄子的價格居然超過中國的一筐茄子，這其實就是最樸素的關于為什么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物價有差距，世界經濟卻能保持穩態的疑問。

張衛星先生在與筆者談到貨幣與國家財富流動的問題時，我們曾推衍過一個模型：“為什么上海比四川的物價高兩倍，我們感覺在四川，錢比上海值錢，而資金卻沒有從上海流向四川?”

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簡化為我們熟悉的兩個省市，可以使我們化繁為簡，形象地理解其中的經濟矛盾關系。

事實上，四川比上海便宜的是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比如服務業、本地的低檔紡織業這些日常消費品，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比如機器、電腦要比上海貴得多。而前一部分商品恰好是構成普通人在四川生活的主要要素，因此，我們的感覺是四川的東西比上海便宜兩倍，這其實更多的是飯館的菜譜、菜市場的水果給我們的直觀感受。而這些東西，一旦大規模地輸出運到上海，經過運輸和中間環節后，利潤微乎其微，而上海的產品，主要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商品，比如高檔紡織業、機電、汽車、電腦等等，可以在四川維持一個很高的壟斷價格。這就好比我們坐在宋代的飯館吃飯，和坐在現代的飯館吃飯，感覺可能沒什么不同，但是坐在宋代的轎子上出門，就立即能感覺到現代汽車和飛機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在空間上的高低效應和同一地區經濟發展在時間上的高低效應十分類似。

因此，實際上可以看出，上海和四川兩地的經濟不在一個級別上，四川處在社會發展的低端，上海處在社會發展的高端，四川大量的勞動和農產品、原材料等實物――這些東西到處都有，是“不值錢”的東西――賣到上海去換了汽車、工業設備等只有上海有技術生產的“好東西”。上海人的收入，遠遠高于四川人，上海人的經濟活力與生活水平也遠遠高于四川人。

一句話，科學技術的優勢和產業結構的優勢，使資本――“錢”――在上海運轉的效率更高，因而，錢和人才都能留在上海，而不會去生活成本更低的四川，這也進一步鞏固了雙方社會發展的高低不平等地位。

這個例子，可以簡單地解釋戰后世界經濟秩序的穩態本質，即為什么過去，許多小國的貨幣盯死美元，甚至與美元是自由兌換的關系，卻沒有導致美國經濟的崩潰，反而往往導致小國經濟的狀況越來越糟糕。

人民幣目前也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但為什么唯獨中國這樣做會引起美國的非議呢?

美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把“四川一上海”經濟模型中的主角還原回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中國和美國，來看一眼今天的世界經濟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最初，處于高端的美國并不擔心發展中國家的聯系匯率，這個時候，美國經濟總量遠遠大于發展中國家，世界和美國的貿易，都用美元結算，美國就占了大便宜，因為，雙方結算都用的是美元，那美國政府只要印錢，就可以到在全球(包括中國)換東西。美元作為國際結算貨幣對美國經濟的促進秘密就在于此。

這個模型里邊，如果都是蕞爾小國，那美國的這個優勢可以一直延續下去，但是，中國是個極其特殊的國家。

中國人因為和美國常年保持貿易順差，每一年下來都積攢了大量的美元，中國變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美元儲蓄國，幾十年來，勤勞的中國人創造了無數的財富和貨物，很大一部分出口到了美國，換成了這些外匯儲備。這些儲備，一方面可以應付平時從美國進口機器設備的需要，另一部分，購買了美國發行的政府債券(美國國債)，以獲得利息收入，可以看到，中國人積攢的紙片――美元，又重新回到了美國人的中央銀行體系，換成了另一種新的紙片――美國債券，正是由于中國與美國之間經濟的互補性和雙方強弱地位的秩序，維持著美國與中國的不平等關系，維持著美國的繁榮，而這些，都依賴一個現實：中國人和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對美國經濟有無限的信心。

終于，美國人意識到遇到麻煩了，首先，服裝、鞋類、家電、塑料制品、手機、洗發液、汽車配件、個人電腦配件這些產業紛紛搬遷到了中國。現在，汽車、特種鋼、石化產品和微芯片居然也在向中國轉移。但由于涌人了大量的廉價中國商品與生活必需品，使得美國的生活物價成本大幅度下降，這又反過來促使美國的社會消費得以被提升，正是中國的廉價商品降低了美國人的生活成本，美國并沒有發生經濟衰退，盡管按照經典經濟學原理，美國應該會發生經濟衰退。但是，這種無根的繁榮導致一個麻煩有增無減：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進一步升高了，這已經嚴重影響了世界對于美元的信心，美元開始出現貶值的壓力。

1、美國國內儲蓄短缺創造歷史記錄，外國儲蓄進入美國國債市場1．8萬億美元，外國認購美國資產總量2．7萬億美元；

2、美國貿易赤字和國家現金赤字創造歷史記錄，經常賬赤字今年6600億美元；

3、美國國民家庭債務創造歷史記錄，家庭債務10萬億美元；

4、美國政府預算赤字記錄，今年超過4000億美元；

5、美國政府積累的債務達到5萬億美元。

如果從公平與正義的角度講，美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辦法，就是美國全面增稅、減少支出，但是，毫無疑問，美國選民會讓這樣的政府立即下臺，因此，布什主義的美國，必然選擇另一條道路：

美國將繼續擴大支出，特別是軍事支出，以維持美國獨霸全球的硬件條件，同時借著美元貶值＋加息，將美國的問題輸出，由全球各國分擔。而后借以重建儲蓄、扭轉它的赤字，再恢復它強勢美元的地位。這就是布什政府承諾在四年后減少一半財政赤字，但同時又通過追加預算3880億美元的原因。也是布什本人和財長斯諾表示“強勢美元的政策不變”，但同時卻又放任美元持續貶值的真正原因。

美元貶值造成的整個歐元區的升值效應，已在2004年第三季全面發酵。日本受創的程度不遜于歐。

而中國經濟又一次逃脫厄運，這是因為我們的匯率政策像個防波堤，阻擋了美國的攻勢。正如太平洋的臺風無法影響青海湖一樣，絕不是因為青海湖比太平洋更偉大。

小棉襪的威力

2004年12月3日，商務部長與美國公使謝偉森就美國制裁中國“棉襪傾銷”的對話頗不投機，薄部長說：“我覺得你們也太敏感了，這個棉襪子能夠對你們強大的美國構成什么威脅呢?”謝偉森反駁：“你永遠都猜不到這樣小的棉襪子威力到底有多大。”

在中國一雙小棉襪，價格是1元人民幣，我們既不覺得小棉襪貴也不覺得便宜，因為我們這里的小棉襪與人民幣基本是平衡的，1元人民幣確實基本上是1雙小棉襪的等價物。

在美國一雙小棉襪，售價是1美元，美國人既不覺得小棉襪貴也不覺得便宜，因為他們那里的小棉襪與美元也是基本是平衡的，1美元確實基本上是1雙小棉襪的等價物。

但是，隨著中美貿易的比重越來越大，錢的問題就產生了。人民幣盯死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已經使美國的同行變得岌岌可危，一句話，中國的人民幣在8．3：1的地方盯住美元，使中國的貨物價格永遠“價廉”，而當美國的赤字大到無法再大時，美國通過美元貶值輸出赤字的伎倆卻無法攻擊到中國――盯死美元的匯率使人民幣也同時貶值。

毫無疑問，美國歷史上第一次無法通過貶值美元使其赤字問題被全球均攤，因為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舉足輕重。

顯然，美國必須終止中國的產業結構上升趨勢，同時把中國趕進歐洲與日本的羊群，而“人民幣升值”恰好是最有效的辦法。

為什么小棉襪就不應該是1元人民幣／雙，而一定要是1美元／雙呢?既然世界是動態的，人民幣與美元是分裂的，那么就必須公正地承認中國的制造業崛起有充足的理由使世界的產品進行重新定價，而不是把人民幣重新定價，這其實就是以美國利益為思考標準和以中國利益為思考標準的“人民幣匯率改革”本質的分歧!

而這個“中國的制造業崛起使世界的產品進行重新定價”只有發生在中國產業結構完全升級結束之后，才對中國最有利。

現在，中國的產業結構還遠遠不能與發達國家相比，只有繼續發展，完成與日本、德國類似的產業結構調整，人民幣幣值重估的時機才是瓜熟蒂落。否則，“升值”這個外力會中斷中國經濟產業結構進化的“妊娠”，我們將永遠是個給美國生產“棉襪”的大國。

自從西方世界金融資產超過了實物資產后，西方各國與其說是在康莊大道上賽跑的選手，不如說是一群走在平衡木上搖搖晃晃的巨人，隨時面臨經濟危機的威脅。

而中國經濟，由于處在轉型期，也站到了平衡木上，中國的平衡木沒有崩潰，其實靠的是三點支撐：

1、大批青年國民加入就業大軍的人口紅利時期。

2、國民的高儲蓄率傳統。

3、吸引外資與對美貿易巨額順差。

既然大家都在平衡木上，那這種比賽，就是比穩，而且彼此之間互相搗亂，看誰先令對方失去平衡，跌人深淵。

如果中國政府因美元進入“貶值＋加息”通道帶來的壓力而被迫使人民幣進入升值通道，將使中國經濟的脆弱平衡隨之崩潰，因為，人民幣升值固然可以使中國的GDP立即增大，中國人的錢包立即變鼓，但這叫“通貨財富泡沫”，“通貨財富泡沫”開不可怕，可怕的是“通貨財富泡沫”增加的過程缺乏健康的“實物”分配秩序，這就會引發混亂甚至崩潰，反而演變成“實物財富黑洞”。

中國的制造業雖然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排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中國國內的各種矛盾，無論是社會矛盾，還是經濟矛盾，都已經拉得緊緊的。人民幣提前進入升值周期，是使中國的整體經濟成本和價值相對于全世界瞬間提升，人為地制造出一個財富泡沫。但是，離把釋放人民幣堅挺的“紅利”留給中國人民，就是最終形成穩定的強勢人民幣，卻離得更遠了。需要犧牲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的增長，來調整和充實這個財富泡沫。

在美元貶值的世界經濟形勢下，人民幣升值的效應，就像給中國經濟做了一次拔苗助長，人為地使中國經濟跳到了更加不穩定的高處，其必然帶來的中國GDP增幅下跌(實物補通貨)，會至少引起以下四個方面的危機。

1、高科技制造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驟然下降，傳統的價格優勢將不復存在，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過程停止。

2、銀行與政府潛在財政赤字，將因升值惡化，在銀行體系改革尚未完成之際，這有可能導致整個銀行系統的危機，也將使國民的高儲蓄率傳統轟然崩潰。

3、農業與失業問題，農業將面臨因升值帶來的競爭力整體下降而導致農民脫離土地，升值同時必然導致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大衰落，也將增加城市失業率，加之大量青年國民不停地加入勞動大軍，在社會失業救濟體系尚未健全的中國，這些都意味著社會動蕩的危機。

4、中心城市的房地產價格受人民幣進入持續升值周期的預期影響，引來國際與國內的游資追炒，造成進一步飆升，房地產泡沫將在中國的各中心城市全面發育成型。

“人民幣升值時機”可以用一句話總結：從外部講，只要美元處在“貶值＋加息”周期中，人民幣就決不能進入升值周期；從內部講，只要銀行體系與投資體系沒有建立健全，人民幣就決不能進入升值周期。

篇(6)

一、對教育公益性內涵的認識

（一）文化知識的公益性決定了教育的公益性

教育是一項培養人的社會活動，這是對教育本質屬性的概括，而教育的公益性是其本質屬性的重要體現。教育的公益性是不隨辦學主體的意志為轉移的，而是由公共知識的公益性所決定的。教育的過程就是以傳播和擴散文化知識為主，兼而創新和生產文化知識，以及應用和物化文化知識的過程。從這一意義上講，教育利益可以歸結為教育的受益者即公眾、社會民族乃至整個人類在教育過程中獲得的文化知識。而文化知識自一產生出來就存在著被全人類利用的可能性，因此無論其由哪里起源由誰創造，都改變不了這種公共物品或服務的屬性。既然文化知識存在著非排他的共享屬性，那么公眾、社會、國家乃至全人類，從文化知識傳播應用中獲益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知識的這種現象即為其公益性，而作為傳播文化知識主要途徑的教育，其公益性也是必然存在的。

（二）傳統觀念中教育公益性的內涵

我國傳統的教育公益性內涵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教育由國家統一提供，強調絕對的平等，人民接受的都是免費教育，所以當時的教育公益性可以概括為：符合社會公共利益，不以盈利為目的，由國家舉辦，追求平等，強調非經濟價值取向[1]。在傳統觀念中教育公益性往往與免費掛鉤。隨著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教育體制尤其是辦學體制也發生了重大變革，教育這一公共產品隨之進入市場，像其他行業一樣開始政府統籌，主要依靠市場調節，免費教育僅局限于基礎教育，高中以上教育開始收取學費，并且開始涌現出大批社會辦學機構，產業性作為教育的一大屬性凸顯出來。此時傳統教育公益性的內涵開始面臨巨大挑戰，部分人甚至開始對教育是否具備公益性產生了動搖。

（三）新時代對教育公益性的理解

教育的公益性源于文化知識的公益性，并不取決于其提供形式，同時也并不排斥市場經濟形式。傳統對教育公益性的理解，是基于免費提供的形式以及其崇尚社會價值的原則，認為教育就是一項純公益事業，不涉及任何經濟價值取向。但隨著商品經濟時代的到來，教育進入到市場經濟之中，部分教育開始具有了經濟價值取向，但這并未否定教育的公益性，因為教育結果帶來的超強的正外部效應是始終存在的，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教育的公益性可以分為教育供給上的公益性與教育外部效應上的公益性兩個方面。所謂教育供給上的公益性，即指教育提供相關的公益性，即投入由政府負責，無任何盈利性質，關注的是公眾是否都可以擁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外部效應上的公益性也可稱為與教育結果相關的公益性，即教育的外部正效應，任何類型的學校都是為國家培養人才。這兩方面的公益性是密切相關的，當一種教育外部效應上的公益性越強時，國家便會加大其投資，進而使其成為免費教育，那么這種教育具備了兩種形式的公益性。同樣，當一種教育的直接公益性得不到良好保障時，其教育結果所帶來的相關公益性就會受到阻礙，僅停于理論階段。本文所要談的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的公益性就是從外部的公益性著手，即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所帶來的結果是惠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對我國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而提出，對于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村，應該讓能帶動農村又好又快發展的農村中等職業教育變成一項純公益事業。

二、我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結果的相關公益性表現

（一）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是提升我國勞動力素質的重要舉措據

2008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我國現有農村人口72135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54.32%，其中高中及高中以上勞動力合計只占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13.68%，而有86.32%的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沒有接受過任何技術培訓的勞動力占70%。據2006年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7.3年，城鎮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在12.2年左右，而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8.6年左右，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標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低，在美國，農民受教育年限平均為12年，大體相當于高中畢業程度。法國7%以上的農民具有大學文憑，60%的青年農民具有中專水平。德國7%的農民接受過大學教育，53%左右的農民受過2~3.5年的職業培訓。而我國農村勞動力受過專業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的人口比例不到30%，這就決定我國農村人口主要從事體力型和傳統經驗型勞動。基于我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水平現狀，大力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科技素質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舉措。正如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要加快普及農村高中階段教育”，作為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如果得到進一步普及，首先可以保證我國農村人均受教育年限得以提高，而總目標就是使每一個農村勞動力都接受一定程度的技能培訓，成為掌握“一技之長”的技能型勞動者，提高我國勞動力整體素質。

（二）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優質轉移”

目前，我國農村約有近2億剩余勞動力，且每年增加1000萬人，這些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2004年以來我國沿海發達地區出現的“技工荒”形成了鮮明對照，原本富余的勞動力應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人力資源優勢，但現在卻成了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推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要積極提高農村勞動者的素質，實現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優質轉移”。但受制于自身勞動素質加之面臨著城鎮大批下崗職工的競爭，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后無法到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只能選擇在市政、裝修、建筑、環衛等苦、累、險、臟行業就業。一方面，通過農村職業教育，使這些剩余勞動力流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就業，農民自身經濟水平得以提高的同時也對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我國二三產業就業人口中，農民工占半壁江山，在制造業中約占60%，在建筑業中占80%。因此，通過職業教育使這些從業者素質提高，必然會提高產業勞動生產率，推進我國二三產業的發展。

（三）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有利于實現農業產業化

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是實現農業又快又好發展的重要橋梁。首先，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為農村培養高素質的勞動者。農業產業化的直接參與者就是農民，農民對土地的熱愛，使他們成為農業產業化進程中最忠誠也最有激情的擁護者，但基于他們自身文化素質限制，農業產業化發展緩慢甚至停滯不前。通過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可以向農民傳授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不斷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素質和農業科技裝備水平，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管理、善經營的高素質農民，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順利進行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其次，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為農業產業化提供信息指導和技術支持。服務于新農村建設的農村中職教育機構，擁有大量的農業專家和技術員，他們不僅掌握著農業方面的科技知識，而且還了解農業的最新走勢和農業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因而有能力、有義務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科技指導和信息服務,為農業產業化的順利推行提供強有力的科技信息保障。最后，發展現代農業，就要將新的科技成果應用于農業生產之中，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促進農業又快又好發展。據調查，在我國現有70%左右適合農村應用的科技成果在農村中很難推廣，農業科技轉化率只有30%~40%，僅為發達國家的一半[2]。這一現狀就更要求大力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保證農民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確保農業科技成果在農村的推廣應用，使農民走上依靠科技致富的道路。

（四）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城鎮化進程

農村勞動力走進城鎮工作生活，并不代表他們已經完成了城鎮化進程。由于生活環境、文化的落后，使農民身上沉淀了許多與現代生活不相融合的思想觀念與行為習慣。據有關資料顯示，在北京地區罪案中，外來人口罪案比例在40%左右，外來人口聚居區的罪案高達70%以上；在廣州近年來破獲的各類刑事犯罪中，有80%是外來暫住人口，這些人90%以上集中在各大城鄉結合部的出租屋內[3]。在家庭方面，農民工家庭常表現出子女無教，父母無養，婚姻失和。在農村，留守兒童現象已非常嚴重，孩子得不到父母的關愛，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這已成為社會發展的隱患。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已逐漸危害社會穩定和諧。究其原因，“教育缺失”是目前農民工成為城市化建設中“問題群體”的一個突出原因。盡管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農民工隊伍越來越壯大，但卻沒有一只相對穩定的技術工人隊伍，沒有形成農民工素質得以提高的培訓成長機制。如前文提到，大部分農民工是沒有經過任何職業教育或培訓直接進入到城市生活工作，這就極易造成他們公共意識缺乏，不了解基本的法律法規和職業道德。而對農民工基本法律法規及職業道德的培養，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是主要承擔者。這就要求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在培養農民生產技能的同時，引導其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世界觀。

三、推動我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公益性

實現的重要形式———免費教育

（一）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理論效應”與發展現狀的矛盾沖突

在2004年時，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7，在2006年時達到0.496，而國際普遍將基尼系數0.4作為監控貧富差距的警戒線，顯然我國在2004年時已超過這一警戒線。同時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當基尼系數超過0.6時，一國的貧富差距過大進而易導致社會動亂、政局動蕩。因此大力發展農村經濟、縮小貧富差距，已成為我國促進社會公平和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首要任務。世界銀行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表明，在中國農村各項基礎建設投資中，教育投資對減貧的作用位于第一，投資教育對中國減貧影響系數達到6.3，而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通訊和農業推廣技術分別為4.02和3.36[4]。由此可見，發展教育能夠將現在的人口負擔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有利于農民增收，對緩解和解除農村貧困具有戰略意義。基于我國農村地區勞動力素質現狀、對人才需求的規格、農村產業結構特點，從經濟發展的邏輯性來看，大力發展農村中等職業教育是解決我國農民增收最根本、可持續的方法。然而自2001年來，農村化學校數從49.64萬所下降到16.66萬所，農民教育和培訓的教職工數從41.35萬人下降到20.57萬人，農民實用技術培訓規模也逐年縮小，從2001年培訓8732.31萬人下降到2005年的4793.18萬人，不少地方農村職業教育出現發展緩慢甚至弱化的趨勢[5]。

（二）矛盾沖突原因分析

農村中等職業教育超強的外部正效應是不可否認的，那是什么阻礙了其發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經費的不足。首先，職業教育主要是進行技能培訓，這就決定其需要大量的實驗設施，以及相應的設備維護及更新資金，這就決定職業教育辦學成本要比普通教育高。因此，職業教育的收費就要高于普通教育。在河北省中等職業學校學生每年需要繳納2000多元的學費、住宿費等費用，再加上生活開銷，每年上學至少要花費近4000元。一個農村家庭，在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61元，這筆上學開銷對農村家庭來說很難承受，剔除個別富裕農村人口收入的拉動，大部分農村人口是達不到這樣一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因此，高昂的學費迫使他們只能作出“教育放棄”的抉擇。其次，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師資力量嚴重不足。一是數量不夠，學歷合格率偏低。二是具有專業技術的教師比重很低。三是結構性矛盾突出，文化課教師所占比例偏高，兼職教師很少，13所學校外聘教師只占3.9%；“雙師型”教師嚴重不足[6]。師資的薄弱，辦學條件的劣勢使農村家庭更不愿意花高昂的學費接受職業教育。由此可見，經費不足已成為困擾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發展的最主要瓶頸。

篇(7)

近期,市場對人民幣的預期發生了逆轉,與持續升值產生預期相反,貶值預期抬頭。

我認為,未來12個月內,美元兌人民幣將保持穩定。但是,2009年,人民幣和美元兌其他貨幣都將出現貶值。1998年,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起到了穩定經濟的作用,雖然兩者兌其他貨幣同步升值。2009年,歷史將會重演,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將再次起到穩定經濟作用――只不過,這次它們將相對其他貨幣貶值。

新興市場貨幣噩夢醒來

每一種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在一輪升值后都會面臨貶值壓力。由于貨幣潛在的升值空間可以用來抵消在新興市場國家投資的風險,較低的匯率有助于新興市場國家吸引投資,發展經濟。

其中,較低的匯率是指無論是名義匯率,還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匯率,匯率水平都比較低。新興市場的幣值折扣隨著該經濟體的發達程度提高而減少。人均收入越低,貨幣就越便宜。

逐漸地,世界出現了新興市場國家熱潮(emerging market euphoria),顛覆了這種關系。在過去三年,“金磚四國”成為這陣熱潮的焦點。各種理論被發明出來,證明這些國家的貨幣實際上升值了。隨著投機者借入日元和美元,購買新興市場的資產,新興市場國家熱潮演變成了投機。在資金流動壓力之下,這些國家的貨幣出現升值。

正如在前一輪新興市場泡沫中那樣,美元在這輪新興市場泡沫中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2002年,美元進入了熊市。美元指數從2002年的120跌至2004年的79。2004年-2006年,由于美聯儲提高利率,美元指數出現15%的反彈,并維持在這個水平。房地產價格下跌后,美元指數出現跳水,從2008年初的高位跌至72,或者說期間縮水40%。2008年7月伊始,美元指數又有力反彈,回升至88。看上去,美元走強的動力是新興市場的去杠桿化,而并非來自美國本土的好消息。2006年起,美元疲軟主要緣于衍生品流行,這些衍生品本質上是借入美元來購買新興市場的資產。例如,累計期權可以借入1000億美元,然后買入H股。

日元不尋常地走強是貨幣市場去杠桿化的另一個標志。作為投機風險資產的融資貨幣,日元比美元更受歡迎,因為日元利率很低。在美元反彈的過程中,日元兌美元依然走強。2008年,日元兌澳元跌了一半,反映出借入日元、買入高收益的澳元這種交易的流行程度。

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已跌回到2006年的水平。一些貨幣,例如韓元,因為其國內經濟出現問題,貶值幅度更大。相比之下,人民幣則比較穩定。但由于中國更加依賴出口,因此,經濟下滑對中國的影響比對其他新興市場國家更大。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人民幣會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同步貶值。

另外,比起其他經濟體,中國的貨幣政策還有更大的余地。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16%,仍有很大下調空間。當存款準備金率下調,人民幣供給就會增加。現在,中國的銀行表現出“惜貸”。與美國情況相似,中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是將增加的流動性積壓在銀行系統內,沒有增加貸款。但是,隨著財政刺激政策明年全面執行,銀行將為政府項目提供貸款。屆時,人民幣可能會面對貶值壓力。

中國目前的貿易順差逐月增加,支撐人民幣走強。但是,2009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會明顯下降。因為現在的貿易順差是進口下跌的速度快于出口。這反映出國內投資需求減弱,從而會影響明年的出口能力。“熱錢”也是個負面因素。中國銀行系統中的“熱錢”存量很難估計。有可能是數以千億計。將來經濟形勢如同現在嚴峻,它們很可能會從中國流出。

不過,也有積極因素來抵消上述的消極因素。美元反彈已經結束,或說臨近尾聲。新興市場國家的去美元杠桿化(即拋售新興市場國家資產,換得美元,還美元貸款――編者注)的過程已經基本結束。例如,累計期權合約的去杠桿化基本完成。因為全球銀行面臨較高的資本成本,它們很明顯渴望將這些衍生品的貸款收回。拋售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動能就在,特別是在俄羅斯這樣的大宗商品經濟體,因為它們的出口形勢很糟糕。但是,這種拋售可能僅是一種“動能”。很快,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就會穩定,在2009年可能相對美元走強。

與1998年不同,新興市場國家貨幣在這次危機中不會崩盤。當年,新興市場國家有嚴重的美元短缺。它們借入美元,并低效率投資,最后不得不通過貶值來注銷投資。在這次危機中,新興市場國家不會出現美元短缺。十年來,新興市場的貿易一直處于順差,并擁有大量外匯儲備。在這種基礎上,它們的貨幣不會出現猛跌。

人民幣不貶之因

從美國的角度看,支持美元走強的經濟基本面已經遭到破壞。

首先,經濟疲軟之下,美國每月的貿易赤字依然為500億美元左右。當泡沫破滅,貿易赤字本應迅速縮小。持續不變的貿易赤字對美元是一個負面因素。

第二,基于美元的資產回報率非常低。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市賬率為1.7倍,遠高于其他市場平均1.3倍的水平。相比其歷史平均水平(2倍),標準普爾500指數15%的“折扣”對于補償金融危機期間的風險可能是不夠的。在1972年至1982年的熊市中,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市賬率平均是1.3倍;在1932年-1952年間,這一數值為1.1倍。美國股市的魅力既不如自身以往,也不及其他市場。在固定收益方面,短期利率全面逼近于零。十年國債利率只有2.6%。實際上,國債市場很可能是一個大泡沫,因為恐慌推動資金涌入這個市場。2009年,當美國金融機構紛紛減計資產時,也許只有“問題資產”才會有些許吸引力。但是,這個市場不會大到可以抵消美國股市和債市魅力的消散。

第三,美國的財政赤字將會上升。除了拯救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美國聯邦政府還將出現1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奧巴馬當局甫一執政,國債就會如洪水般涌入市場。美國本土的錢不足以支撐這個市場。它們需要吸引外國資金,這將對美元的強勢形成壓力。

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財政和貿易呈現“雙赤字”,不過,美元比較強勢。這是因為當時較高的利率支持了美元的強勢。那時,美聯儲將聯邦利率提高到兩位數以抗擊通脹。相比之下,現在,美聯儲將利率降至零,同時,“雙赤字”將導致美元在2009年出現疲軟。實際上,我認為,美元在兩年內將創新低,也就是說,美元指數將跌破71。

未來人民幣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元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走勢。明顯地,中國遇到了競爭力下降的問題。它龐大的出口部門在過去三年里出現贏利困難。需求銳減使大量的出口企業倒閉。這個經濟體正在感受切膚之痛。同時,中國房地產業同樣承受著巨大壓力。房地產商期待價格和銷售量上升。但真實情況是,價格可能需要下跌30%-50%,才能使存貨出清。因此,除非美元改變走向,否則人民幣必然下行。這就是我先花大篇幅闡述美元走向的原因。

當然,經濟走勢并不總是由市場決定的。即便是暫時的,中國政府仍有能力干預匯率走勢。中國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它希望匯率穩定,它有足夠的儲備,并可以在很長的時間內抵消市場調整的影響。因此,了解政府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政府1994年以來一直表現出硬通貨的偏好,至少是相對美元如此。1994年,中國取消了匯率雙軌制,將匯率定在1美元兌8.9元人民幣。在1997年底,美元兌人民幣升值至8.3元。接著,亞洲金融危機襲來,中國拒絕人民幣貶值。當時,中國政府稱,人民幣貶值會引發另一輪競爭性貶值,最終將傷及中國經濟。直到2005年,美元兌人民幣一直維持8.3元。在政治壓力和市場壓力下,中國政府決定人民幣逐步升值至1美元兌6.8元人民幣。三個月前,當出口部門的問題爆發后,人民幣相對于美元的上升趨勢中止了。

十年前反對讓人民幣貶值的理由,現在表現得似乎更加充分。因為現在人民幣貶值肯定又將引發韓國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貨幣競爭性貶值。中國很難從貶值中充分獲益。

更重要的是,貶值也不會解決外部需求放緩問題,全球經濟危機自有過程,中國只能承受痛苦。貶值會幫助出口企業因降低成本而存活下來,但這難以持久。大量的鞋、家具以及服裝生產將轉移至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和越南。中國在這些行業中已經失去競爭力,貶值只會延遲產業退出時間。

中國經濟難題可以由財政刺激來緩解,并通過經濟改革解決。財政刺激的空間仍然很大。即將發行的5000億元的國債(占GDP1.6%)仍然偏少,應該盡快翻番。收益很大的一部分應該用于扶持失業人群。特別是農民工大批返鄉會給內地省市帶來壓力。中央政府應該通過特殊的預算分配,暫時減輕這些農民工的生存負擔。這項工程應該迅速執行,避免出現社會危機。

我認為,讓人民幣貶值不會解決就業問題。即使對房地產業,主動貶值也可能會引發“熱錢”離場,在整體上加劇房地產下滑,而后者將減少企業對農民工的需求。

大量的財政刺激資金應該用于購買房地產的現金補貼。首先,正如河南省那樣,中央政府應該給滿足購買廉租房條件的家庭發放現金補貼,使其可以購買住房;其次,政府可以補貼抵押貸款利率3個百分點;第三,購房支出應該從稅收中減免。三種收益都應該直接針對首次購房者。如果這些政策到位的話,它們可以支持勞動力市場,遠比貶值效果好得多。

在危機中,中國政府渴望保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穩定。在財政政策上,它仍有廣闊的空間可以刺激經濟,而人民幣貶值則可能使勞動力市場惡化。從這些角度出發,中國政府在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時,很可能會保持幣值穩定。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政府有相應的工具(如外匯儲備、財政政策),以應對市場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