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哲學方法論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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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問題導向；教學設計；增長模式；系統方法；教學設計三維模型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 8097（2013）11—0035—06

前言

教學設計是教育技術學研宄和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是一門連接教學理論與實踐的橋梁學科。教育技術學以媒體技術為基礎，教學設計為核心。教學設計旨在創設一個使教學效果最優化的教學系統。當前教學設計不僅運用于正規學校教育（基礎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或是高等教育），而且也廣泛運用于事業機關、企業、軍事部門和服務等行業的教育培訓中。另外，各種現代化教育形式（廣播電視教育、網絡教育、移動教育、泛在教育、云計算教育、計算機輔助教學、微課堂教學等）的實施也高度依賴于教學設計。

隨著教學設計應用需求的增多，越來越多的教學設計模式被提出來。1991年，加斯塔夫生在有關教學開發模式的論著中則指出，自60年代出現第一個模式以來，在以教學技術為主的文獻中已有數百個模式。雖然教學設計有了很多規范化的程序，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教育方式越來越呈現出多樣性和復雜性，可以預計新的教學設計模式還會層出不窮，這也就使得教育教學的從業者對教學設計方法變得越來越難以學習、掌握和應用。我們不禁會有疑問：能否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高度給出教學設計的一般模式呢？這便是本研究所要關心和回答的問題。作者依據“問題”導向的科學技術哲學方法論初步嘗試提出一個普適性的基于教學問題導向的教學設計一般模式，期待能達成共識，形成教學設計的新范式，提供給教學設計人員一種設計思路。因為，本研究是對教學設計方法本身的進一步認識和哲學反思，屬于“方法論”的范疇，所以，本研究是關于教學設計的元方法的探索。

一 以問題為導向的科學技術哲學觀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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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必然趨勢，又是圖書館實踐深入和理論提高的迫切需要，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認識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這為開創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發揮其指導作用和時代價值，正確引導圖書館事業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理論和應用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吳慰慈發表的論文《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述評》：“圖書館哲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引起我國圖書館界的關注。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圖書館哲學的內涵進行探討，關于什么是圖書館哲學。從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圖書館哲學的論文來看，其理論體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

二、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組成部分。問題是認識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現實與目標之間差距上的障礙和矛盾，在認知主體頭腦中的反應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導向性、系統性和建構性的特征。問題研究屬于方法論范疇，是向往目標而進行的認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建立問題研究的運行機制，發揮其功能作用，達到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

三、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的研究

在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研究過程中，各個問題之間存在著時序性、層次性、從屬性、邏輯性和整體性等關系。這要求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各個問題之間的聯系，確定研究的具體內容，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順序、途徑和方法。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確定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及其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主要研究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圖書館價值論和圖書館發展論等問題，它們相互獨立、聯系和作用，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其具體問題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內容。

從科學發展的觀點看，科學分化和綜合的發展形成既有層次又有交叉的科學體系。具體學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和圖書館學等，是從哲學逐步分化出來的，為了解決本學科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它們上升層次與哲學聯系和結合。

我們運用哲學的原理、觀點和方法，在圖書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在“學”和“問”的互動促進過程中獲得豐富的經驗知識，提高到哲學層面上進行理論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統化，形成一系列圖書館觀念，集合為圖書館觀，它們有機地結合構成圖書館哲學的學問。我們定義圖書館哲學概念為“關于圖書館觀的學問”，它是探索圖書館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圖書館認識論、價值論、發展論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

圖書館是社會進步的產物、人類知識的寶庫，是一種文化組織機構，它符合人類和社會發展需要而存在，必須為人類和社會服務而發展。文化是圖書館根本屬性，圖書館物質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物化形態，包括圖書館建筑、文獻、設備、環境等要素，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圖書館價值的基礎，文獻是其價值的核心要素，文獻的知識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意識形態，它包括圖書館價值觀、知識觀、學習觀、教育觀、管理觀、服務觀、人文觀、科學觀和職業道德觀等要素，體現圖書館哲學的思想觀念，對圖書館物質基礎建設和圖書館人的活動具有指導和規范的價值作用，是圖書館價值的上層建筑，知識服務觀是圖書館價值的核心觀念。圖書館人是圖書館價值中最活躍的要素，在圖書館物質和精神之間發揮著中介的價值作用。

四、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的意義

針對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現狀與問題，提出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問題研究的特征、設計程序、建立運行機制，發揮其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獲取科學認識、建構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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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醫學從哲學傳統中孕育而來，醫學伴隨著生命的衍化而產生。在當今醫學教育中，要立足現代醫學哲學，堅持醫學哲學思維對醫學生進行“三觀”教育，針對現代醫學之困境，提出現代醫學教育應當注重培養醫學生系統醫學哲學觀，開展醫學教育的思想“頂層設計”，從而養成醫學生關愛生命，醫者仁心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以適應時展的要求和提高現代醫學的價值意義。

[論文關鍵詞]系統醫學哲學觀　“三觀”教育　人生觀　價值觀　世界觀

醫學伴隨著人類生命的誕生而產生、豐富與發展。考察人類醫學的發展史，不難發現，不同醫派無一不是從哲學中孕育而生，在哲學中得以成長、發展的，二者具有鮮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國醫學家恩格爾在論述現代生物醫學模式不足時，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會”現代醫學新的發展模式，這標志著醫學的模式正式由單純的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這種充滿了辯證統一思想模式的轉變，也更加印證了恩格斯“自然科學向哲學辯證思維復歸”的觀點。現代醫學哲學模式的建立對未來醫學人才的思想品德、專業理論、醫療技術、臨床思維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識更加廣博，具有多元化、多層次、多樣式、全方位、統一整體辯證的思維能力，才能適應現代醫學發展的需求，其本質就是按照系統醫學哲學觀來培養醫學生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一、以系統醫學哲學觀培養學生的價值觀

隨著醫學教育內容和標準的全球化、國際化，按國際醫學教育標準來評價醫學院校及醫學生已成為我國醫學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一名合格的醫學人才，不僅要有較高的醫學專業素質，而且應有高尚的醫德，只有這樣才能把救死扶傷、實行人道主義、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醫學是一個需要付出畢生精力的學科，因此要有“篤學精術”的品格，要培養學生刻苦求學的意識，尊重科學知識，踏實鉆研的精神，樹立修身為本的理念。堅持修身為本可以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倫理道德和敬業精神，在未來職場生涯中能夠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醫學教育應該重視學生思想的“頂層設計”——構建系統醫學哲學觀，培養醫學生具有哲學家的品質：大公無私、謙虛、高尚、沉著、冷靜的判斷，具備必要的知識，無邪，不迷信，用冷靜的思想和理性的經驗去探索病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學思潮相繼傳入，各種流派的思想也紛至沓來，如何明辨精華與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義思想影響，對醫學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戰。能不能從思想上給學生以“頂層設計”，給學生以人為本的價值觀教育，在當今醫學教育中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們主張通過哲學方法論指導醫學生的教育與實踐，培養醫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拋棄狹隘的功利目的，培養超脫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討醫理醫源、關懷人類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從而提高醫學生自身科學研究與堅持真理、推動社會進步的高尚情懷與素養。對醫學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關懷”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關愛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維護生命作為醫學最高使命和職責，醫學生在將來的職業生涯中，才能恪守職業道德，才能擺脫“技術至上”“物質至上”的觀念束縛，從而構建起醫者仁心、大醫精誠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滲透到學生將來的職業生涯之中。

二、以系統醫學哲學觀培養學生的人生觀

傳統生物醫學模式使醫學科學化和現代化的進程，就是不斷將現代科學技術向醫學領域持續、全面引入的過程。在生物醫學模式下，人們對疾病的研究和對患者的治療更為專業和深入，生物醫學模式極大地促進了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提高了臨床的診斷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點：重視技術、物質和人體，忽視了人的社會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學技術的大量介入，醫學的“人文性”正在逐漸地喪失，表現出明顯的失人性化傾向。醫療服務的過程也成為工業流水線式的操作過程，只注重結果，而忽視對被服務者的心理關心，只重視“病”的存在而忽視了“患者”。當前，多數的醫療糾紛、醫患沖突大都產生于這種失人性化的服務，患者及其家屬在接受醫療服務的過程中，感受到醫生僅僅是對“病”感興趣，而忽視“病”的主體——人的心理和社會狀態，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視與侵害，從而對醫療過程產生不信任，甚至抵觸、對抗。現代醫學模式的興起和發展，使現代醫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關系更為密切，使醫學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體性、社會性、自然性等屬性，使醫學教育趨向綜合化、整體化、多元化發展，回歸到了人文關懷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現代醫學教育必須加強醫學生系統醫學哲學觀的培育，使學生樹立起宏觀與微觀、靜止與運動、整體與局部及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觀，不再以靜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學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現象，以應對現代醫學模式發展的要求。 轉貼于

基于以上醫療現狀，近幾年，醫學教育把培養醫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放在了一個重要位置。這些將來從事醫療工作的“準醫生”們，如果沒有強烈的人文關懷，沒有正確的人文理念，很難擺脫“生物醫學模式”的影響，要改善醫療環境，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就很難實現。因此，醫學教育要著眼于醫學生的人生觀教育，這需要我們教育工作者以系統醫學哲學觀來構建醫學生正確的人生觀，以正確的人生觀來構建醫學生的職業生涯。我們在醫學生教育中挖掘整理當代醫學大師的人文精神，為醫學生人生觀教育積累生動活潑的教育素材，發揮醫學大師們的示范和榜樣作用，激勵和教育醫學生。人生觀是對人生的目的、意義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態度，對醫學生而說，人生觀既是對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態度，也是對他人的看法和態度。通過當代醫學大師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們的精神財富，運用于醫學人文教育之中，突顯他們的榜樣的力量，是對醫學生進行人生觀培養的一劑良方。醫學生只有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以人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覺維護醫學職業的真誠、高尚與榮耀，才能擔當起社會賦予的增進人類健康的崇高職責。

三、以系統醫學哲學觀培養學生的世界觀

醫學的發展與現代科學教育技術有著密切聯系，與哲學、倫理、藝術也有著密切的關聯性，尤其是在現代醫學醫療活動中面臨大量道德難題的今天，培養醫學生正確的世界觀尤為重要。在醫學實踐活動中，醫學技術的判斷，終究無法解決現代醫療活動中的倫理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的問題，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與解決。行為實踐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思維方法和價值觀，醫學生不僅僅需要倉儲充足的知識，還需要善于汲取、更新、應用技能。以什么樣的世界觀來看待醫學，是當今醫學教育的一個重要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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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文科學和文學意義處于僵化意識形態和日常生活倫理遮蔽之中時，人們開始重新詢問藝術本體存在的意義，而要抵達藝術本體意義的深層，則必須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學方法論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名義使僵化意識和保守心態無可責難，而且可以追蹤世界最新的思維方法--盡管是自然科學方法。這樣，中國學術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用自然科學方法全面而整體性地進入人文研究領域的現象，并持續了相當的時間。這一學術史的新現象值得學界認真審理。

一新方法論的引入與人文科學視野拓展

80年代"主體性"問題成為一個歧義迭出的文化熱點，無論是哲學界的"主體性"還是文論界關于"主體論"的闡釋和啟蒙思想的重新塑造，關于人自身理想化和烏托邦的反思，以及對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主體精神的超級想象，都使主體性問題獲得了空前凸顯。美學界李澤厚的"積淀說"，文論界劉再復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論"，文藝界的"對人性的呼喚"，對主體精神覺醒的痛苦記憶以及自我心靈蘇生的張揚，均使主體性問題引起整個社會的空前關注。當然，由于理論準備的不足，也出現了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某種理論的雜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討論會特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新思想出現的信號，即對新方法論的要求成為打開人文社會科學新思維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們越來越明晰地意識到，方法論與本體論具有價值同一性。本體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達本體的中介。一定的本體論或世界觀原則在認識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表現為方法。方法論是有關這些方法的理論。沒有和本體論相脫離、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論；也沒有不具備方法論意義的純粹的世界觀或本體論。于是，方法論作為本體論研究的前奏出現在中國人文科學界。其后，幾部重要的科學方法論的著作的陸續出版，對中國學界思想解放運動有重要的借鑒和提升作用。這些著作有：《哲學研究》編輯部編《科學方法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樓著《辯證邏輯的思維方法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陳衡編著《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統科學方法論導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趙壁如主編《現代心理學的方法論和歷史發展中的一些問題：心理學中的哲學問題譯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張岱年著《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北京：中華書局，1983）。尤其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更是在學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5年被稱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即信息論、控制論、系統論等到達"新三論"即協同論、耗散結構論等，進一步從自然科學的方法向人文科學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學方法論作為人文科學方法論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們一再質疑--盡管也有在魯迅《阿Q正傳》研究方面用系統論比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來，科學方法論在對藝術本質的思考產生強大沖擊力的同時，人們所用一套科學圖解式的范疇大談文學藝術：信息、反饋、系統、耗散等仍然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望文生義地誤讀科學方法論亦不在少數。當科學方法論熱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藝術本質、文學史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仍堅若磐石。當然，這不能怪科學方法論的無能，實在是它因越界而無法解答。科學并非萬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這界限揭示出科學不是藝術，藝術世界既不想又不能變成科學世界。科學方法論可以在某些局部打開一個文藝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觸角無法伸進文藝本體之中，藝術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思的源頭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現代人文科學方法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神話原型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西方方法，女權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都共時態地涌進了學界。人們在最初接受譯著譯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應，并誕生了一批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這些著作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對文藝理論產生了積極的啟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的三部方法論的著作，在學界引起了重要的反響。如：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學研究新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外國現代文藝批評方法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聯文藝理論研究室編《文藝研究新方法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時，張卓民、康榮平編著《系統方法》，（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選編《新方法論與文學探索》，（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人文研究者運用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內在要素，揭示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深層無意識，挖掘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模式，新闡釋層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現了，"思維空間"獲得新的高度，"價值維度"得到重新觀照，"主體精神"亦有了相當的發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學、人類學、符號學方法滲入文藝研究方法中，在文藝時究領域出現了諸如整體、要素、層次、結構、功能、敘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疇。藝術方法論也從摹仿論、功用論、表現論向形式論轉化。文學研究方法告別了作為實現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狹窄的專業領域，在新世紀中喚醒了新的方法論意識，開始以一種更清醒更自覺的姿態尋找方法系統的建立。理論批評家爭先恐后創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擴大文學研究的話語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個個新的批評流派，跨入了文藝研究方法變革的時代。這時期，出版了多種關于文藝理論和其他學科方法論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漢寧編著《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鵬著《辯證邏輯與科學方法論》，（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1987），王春元、錢中文主編《文學理論方法論研究》，（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文藝理論研究》編輯部編選《美學文藝學方法論·續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趙吉惠著《歷史學方法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編《現代科學方法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編《文藝學方法論講演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張余金編《科學方法論》，（北京：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劉蔚華主編《方法論辭典》，（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爾凱姆(E.Durkheim)著《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美)威爾遜(Wilson,E.B.)著《科學研究方法論》，石大中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孫小禮著《科學方法論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孫世雄著《科學方法論的理論和歷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89），王鴻鈞、孫宏安著《中國古代數學思想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書等主編《社會科學方法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學社會學方法論》，段毅、牛宏寶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見到，當代文論研究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領域對藝術進行了多層次多維度的研究，借用現代哲學方法、心理學方法、原型方法、語言學方法、人類學方法、符號學方法研究文論和文學史現象，學界出現了新觀念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方法翻新的表層，其深層正表露出這樣的意向性：人們渴望通過新方法，去對不確定的生命過程加以意義界定，從而展示出人的現實處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保守的文化心態使真實的生命意義被遮蔽，人們只能通過新方法抵達反思的源頭，通過語言的重新解釋與已退隱的東西照面--通過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隱不彰的意義多元化地呈現出來。

進入90年代，方法論研究已經失去了80年代那種奪人的氣勢，而成為一種學理研究在不同學科中穩步地進行著。出版有：徐本順、殷啟正著《數學中的美學方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陳嘉明著《當代西方哲學方法論與社會科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納主編《美學文藝學方法論》，朱立元、程介未編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王鍾陵著《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何國瑞著《文藝學方法論綱》，（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黃修己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方法論集》，）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胡經之、王岳川主編《現代文藝學美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盛鈞平著《最新思維方法論》，（武漢：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論導論》，（武漢：武漢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紅樓夢創作方法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馮毓云著《文藝學與方法論》，（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8），陳保亞著《20世紀中國語言學方法論：1898-1998》，（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郭曉川著《中西美術史方法論比較》，（石家莊：河北美術出版社，2000），劉明今著《方法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等。不難看到，這些著作在各自層面上推進了方法論的研究，有不少在整體構架和思路上遠遠高于80年代的著作。這些著作在整個文化藝術話語轉型時期，運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結構、人物心態、語碼符號、意義增殖等問題，具有研究"范式轉換"的重要意義。但是我要說，話語轉型時期的文藝方法研究，的確對門類繁多的文學現象加以多元多維的分析，然而作為一種崛起的當代文藝方法論思潮，再也沒有80年代那種振聾發聵的力量了。

二當代中國文論方法論學術史的意義問題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80年代的科學新方法僅僅具有敞開言路、推進新學的意義，而人文科學新方法尤其是與文藝本體關系密切的新批評、結構主義、精神分析、解釋學、接受美學的精神，促使文藝方法論超越了科學方法論維度，開始重視西學人文科學方法論，進而使文學批評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轉型--以現代批評方法取代傳統批評方法。現代批評方法本質上是對文學生產、作品結構、讀者接受這一總體過程各環節的思維活動的評判。其思維方式構成了批評方法的內在結構，而四種連續的思維程度構成完整的辯證分析方法模式。第一個思維程序是準備，選擇一個基本出發點，確定分析的原則，并在客觀背景上考察對象的總體圖景。第二個思維程序是近觀和環視，即在中距離和近距離觀察對象，細細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聯系、含義和意義。第三個思維程序是潛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內部結構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結構、各要素組合的意義。第四個思維程序是領會本質，會通前三個程序而達到對作品的完整認識。這種新的綜合，在螺旋式認識過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這意味著文藝學美學方法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面的結構。現代文藝研究方法不同于傳統研究方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在于，批評方法不再是單一的、零碎的，而成為吸收融合各門人文科學（乃至自然科學）方法的一個有機方法論體系。這一體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方面，即哲學一邏輯方法、一般批評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學一邏輯方法"，吸收當代哲學的精神資源，面對種種文藝現象，廣泛采用歸納、演繹和分析綜合等邏輯方法加以評論。其二，一般批評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讀者和社會這四維關系中對其中某一維度進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種具體的批評方法。如側重作家心理和創作經驗的研究，則產生文學社會研究、傳記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論等；強調作品本體研究，則產生符號學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評方法、結構主義方法等；側重讀者接受研究，則有文藝現象學研究方法、文藝解釋學方法、接受美學方法；而注重社會文化研究，則有文學解構主義方法、西方文藝批評方法、新歷史主義方法，乃至后現代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書信日記"考辨法"--發現作家創作心態、創作規律、構思過程以及作家身世與主人公的"投射"關系等；細讀法--通過細讀發現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義"；"評點法"--以只言片語對文中的關鍵點加以印象式的批評，或隨點隨評，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較法"--通過作品與同代作品比較，作品與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作品比較看出作品的獨特價值所在；"社會統計法"--通過計算機計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關著作用詞頻律、關鍵字出現的次數和文字風格等；"文化場"--對文學背后的權力運作進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誤讀文化現象；"癥候研究法"--通過文化癥候分析比較值計算等精確方法，來規定、解釋或描述某些文學現象。

在我看來，哲學一邏輯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學的氣質，能在總體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氣勢，但是容易空通話而脫離文藝的具體時間，出現作品闡釋的失效。一般批評模式能夠產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發現對象的獨特性和另類型，但是逃不脫"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觀研究法，其當代運用能體現文學研究不同側重點、不同維度的批評個性。應該說，文學研究方法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演變的有機體，是探索文學藝術奧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藝本體論真正出場，才代表了當代中國文藝研究精神的自覺。

篇(5)

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很少系統地探討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近年召開的哲學或行政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和已經發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學的有關論著看，國內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活動”是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的科學”。事實上，對“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有成效有意義的研究只能屬于行政科學研究范圍，是理論行政學的研究對象。“行政活動的普遍本質和一般規律”在行政哲學研究中，是終極意義的研究對象，行政哲學不可能也不能夠取代行政科學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動。第二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是以行政科學、行政理論為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元行政學。這種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邏輯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學當成了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元行政學），因而存在兩個難以自圓其說的問題：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即名曰行政哲學又是行政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顯然就會產生一個學科性質問題。人們必然要產生行政哲學究竟屬于哲學學科還是屬于行政學科的疑問。雖然行政學家和哲學家是可以而且應該聯盟的，但行政學屬于社會科學，它與超越科學的哲學在知識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因而行政哲學不可能既是哲學的又是具體科學的。否則，只會產生一種非哲學非科學的怪異知識和學科。目前出現的那種把哲學的概念、術語往現實行政生活貼標簽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學的原理、規律構建的種種行政哲學體系的“研究”，無不是受此種觀點的影響。其二是把行政哲學當成行政科學的元理論，即元行政學，也不符合國際通行的學科研究規范。行政科學的元理論準確地說應該是“行政學學”或“行政學學理”。行政哲學屬于“行政學學”的范疇，但行政哲學不同于“行政學學”，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學學或元行政學從不同的角度和領域對行政科學進行研究，行政哲學則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行政科學的行政學，它可以屬于元行政學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個元行政學。因此，行政科學、行政學學（元行政學）和行政哲學是三個不同的概念。第三種觀點認為，行政哲學的研究對象是行政科學，是對行政科學的哲學考察。即，行政哲學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哲學。就學科性質而言，行政哲學屬于部門哲學，是哲學的分支學科。

對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國內一些學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學的論著中也作了一些簡略的描述。如王滬寧認為，行政哲學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動和行政關系的性質、行政活動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動中的價值觀念、道德規范倫理原則等基本理論范疇[1]。薄貴利則將對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價值取向和現代政府的責任問題作為行政哲學研究的基本問題[2]。顏佳華在《行政哲學論》一書中構建了一個行政哲學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動論（邏輯起點）、行政主客體論、行政認識論、行政實踐論、行政方法論、行政價值論[3]；后來，他又在《行政哲學：一個亟等進一步開拓的領域》一文中，將行政哲學的研究內容界定為：行政哲學導論、行政學對象論、行政學結構論、行政學功能論、行政學評價論、行政學發展論等[4]。

仔細分析國內行政哲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的界定我們不難發現，在我們稱之為“行政哲學”的名稱背后，實際上存在著兩種行政哲學：一種是以行政活動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一種則是以行政科學為研究對象的行政哲學。為了研究的方便，我們分別用“行政活動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哲學”）與“行政（科）學的哲學”（簡稱為“行政學哲學”）這兩個稱謂來標示行政哲學研究的上述兩種主題、兩個方向。這兩種行政哲學，一個涉及“實際的行政活動”領域，一個涉及“理論的行政科學”領域。

行政活動的哲學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質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活動的哲學是對“行政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問題”做出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活動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或“行政觀”。這些根本性的實踐原則不等同于各種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礎”或“根據”具體行政行為的“規范”、“準則”除了要依據于這些原理之外，還要考慮具體實踐過程中諸多的內部和外部條件，包括那些隱而不顯的“緘默因素”。

行政學哲學則主要研究行政科學發展的模式、行政科學理論評價、行政科學研究方法及其評價、行政科學研究的價值判斷等問題。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是對“行政學活動中的問題”或簡稱“行政學問題”進行根本性的尋根究底的反思，以便為行政學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或“行政學觀”。同樣，這些根本性的指導原則也不等同于各門具體的行政科學的研究規范、方式、方法，而是為后者的研究提供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原理”、“基礎”或“根據”。

二

行政哲學的上述兩個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邏輯的與歷史的聯系：

從邏輯上看，對“行政學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對“行政問題”研究的“次一級”的研究，是對實際的“‘行政問題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們對任何行政問題的研究總是先在地包含一個方法論，即總是從某一個特定的角度、立場來研究的。這種角度、立場盡管可能不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這種角度、立場本身就制約著對行政問題的認識結果。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出發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要對這些結論的可靠性做出判斷，就必須檢討他們的方法論。按照荷蘭著名經濟學家庫普曼（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研究，無論是在自然科學中，或者是在社會科學中，任何系統的理論體系均表現為一個“價值觀假定＋邏輯推理”的結構[5]。庫氏的這一邏輯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戰。顯然，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均是從某種價值觀或方法論見解出發的邏輯推理系統，其中的價值觀或方法論假定，只能表現為某種行政哲學。因此，任何行政學理論體系都是以某種行政哲學的邏輯展示的，它不能不內含著某種行政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行政學哲學”是以“行政哲學”為思想資料的和最終歸屬的。我們也只有對行政學的根本問題進行了哲學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問題的研究提升到一個自覺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從歷史上說，對行政活動根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哲學家、政治家都對此做過深入的論述。而對行政學根本問題的研究則不過是近100年來的事。按照時間順序，對行政活動的研究先后產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或行政學、行政科學、行政哲學。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論的分散的、不系統的、粗淺的行政理論；行政理論則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較完整、系統、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學說或行政學往往是較為完整、系統的關于行政的知識體系；而行政科學則是更加系統化、科學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論、行政學說、行政學，是關于行政活動的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行政哲學則是對行政理論、行政科學研究活動進行思辯的產物，是行政科學的哲學。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在出現了獨立的行政科學時才出現的，是行政問題研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必然，對行政學活動的哲學思考是人類的行政認識和行政實踐從童年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條件。行政學哲學與行政科學研究的問題是顯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務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學是通過對行政活動的考察——這種考察主要包括歷史上的各種行政思想、行政理論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動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論并給出某種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說，行政科學主要關注的是為實際的行政活動提供一套具有普適性的系統的行政知識、思想、原則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點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學為行政學哲學提供思想，行政學哲學則對行政科學起指導作用。任何時代的行政學哲學，除依據各自的一般的哲學觀外，都必須吸收以往的以及現時代的行政科學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學研究要接受行政學哲學的指導，這不僅體現在任何行政科學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學觀的指導下從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學體系的構建、其邏輯分析與論證也要符合哲學方法論的要求。由此可見，行政學哲學考察的是行政科學的基礎，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便是行政學哲學的研究主題。那么，這個基本問題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學的基本問題，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是行政學者以及行政人員較少或不特別考慮的問題。情況也許就是這樣，人們通常是在一種沒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識的增長，提出概念、形成理論，獲得某種高效的行政方法。這一切都是圍繞著行政活動的目的而進行的，行政學者為的是行政知識的不斷增長，而行政人員則是把行政學者的研究成果，諸如理論、方法、模式等，作為正確的東西應用于行政活動之中。他們的問題常常是一種理論或方法對他們的行政活動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種理論或方法才能夠達到一種活動的預期目的。人們一般并不考慮一種理論或方法的合理性問題，只是在少數情況下，比如當理論或方法的功用開始減弱或失效的時候。一些人才可能會對已有的關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論和方法本身進行反思。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說他們正在進行著對行政中的某些基本問題的哲學思考或批判。而所謂的對行政科學中的基本問題的研究，就是對關于行政科學元問題的研究。這個元問題就是行政科學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學正是以此作為出發點而展開討論的，對“行政”這個基本問題的明確和把握，就構成了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

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結論：行政哲學是對行政本質以及行政科學發展進程進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學。行政哲學能否有一個好的發展前景，從根本上為行政科學呈現出實質性的理論進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實際的行政活動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這首先取決于我們對行政哲學本身是否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那么，不要說對行政科學的發展不會起到推動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學本身的發展和存在，都將會面臨巨大的困難。筆者在本文的討論中，就是試圖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學”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對象上存在的歧義性和含糊性。當然。我們在這里給出的關于行政哲學的研究主題的討論還只是探索性的和試驗性的。但是，只要我們能夠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學的精神實質，研究主題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理論難題了。因為，它將會隨著我們研究的深入而不斷得到擴展和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1] 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2] 薄貴利.中國行政學：問題、挑戰與對策[J].中國行政管理，1998(12).

[3] 顏佳華.行政哲學論[M].長沙：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篇(6)

關鍵詞文檢課；科學道德；人文精神；文理兼容

【中圖分類號】G640

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主要是通過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予以培養和提高的，兩種教育的融合特別是在課程中的滲透，可以全面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養。

1、高等教育中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必然和方法

高等教育的終始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正是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融合的內在需求。人的全面教育發展的根本特征，不僅體現在物質創造與精神文明的結合上，也體現了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知識的結合上。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職責、使命、任務就是全面地發展自己一切的能力”。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兩種教育的融合。人文教育教會學生“做人”，培養其人文精神。兩者各有側重，不可或缺。科學教育使人求真，人文教育使人求善、求美，真、善、美的和諧統一，是人全面發展的標志。

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通過加大人文課程的比例和課程中人文精神的滲透等途徑予以實現。哈佛大學的學士學位課程，人文學科幾乎占了一半。理工類學士學位必須修習的課程中人文學科占了25%，主修人文學科的專業課也僅占40%。由此可見，國外著名大學中人文教育占的比重是相當高的。我們還應該看到，人文教育可以培養人文精神，而科學教育中同樣蘊含有人文精神。所以科學教育中，教師應注重課程中人文精神的發掘，弘揚受教育者的主體性，為學生的主動發展和共同發展創造條件。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去認識社會和自然，將有利于他們對課程中蘊含的人文精神的領悟。因此，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同樣重要。激發學生的興趣和求知的欲望，同時引導學生主動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2、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在文檢課中的融合

文獻檢索與利用課（簡稱文檢課）作為一門公共課，80年代初開始在全國高校普遍開設，是與英語、計算機同等重要的工具性課程。但是，文檢課卻沒有受到學校管理者和學生同等的重視，這既有外部因素，也有課程本身的局限。筆者認為，文檢課不應過于強調課程的工具性，應該將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有機結合，使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借此凸現課程的價值。

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可以在文檢課中得以實現。首先，文獻檢索學是一門科學，則必然有其知識內涵，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學生必須掌握。其次，文檢課是科學方法課，學生可以掌握繼續學習、終身學習的方法，以及學習其他學科知識的方法，即“學會學習”，從而不斷地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因此，文檢課對大學生進行的主要是科學教育。同時，大學生掌握了學習知識的方法，可以根據個人喜好，更為自覺地從課堂以外的途徑，能動地學習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人文知識，提高人文素養。為成為社會需要的、既全面發展又有個性特點的，富有主體性的人才而努力。

大學生學習知識主要憑借興趣，他們關心環境保護、計算機網絡安全等社會及科技問題，現代著名作家、作品以及古典名著，藝術與美等課題也始終讓大學生們著迷。在文檢課教師的引導下，學生可以對自己真正有興趣探究的課題，在遵循認識規律和文獻檢索與利用規律的基礎上，層層深入地自行探究，形成自己對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認識和觀點。

3、文理兼容是文檢課中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融合的主要方法

季羨林教授指出，21世紀文理不分家。近年我國高校非常重視理工科學生的人文教育，以清華大學和華中理工大學為代表的理工院校紛紛設立了人文學院，開設人文課程。同樣，文科學生也需要吸收自然科學的養分，接受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的熏陶，借鑒科學思維的方法，實現兩者的相通和融合。對于大學生來說，掌握了文獻檢索與利用的方法，就等于擁有了兩者相通的鑰匙。文檢課教師必須充分認識并且反復強調這一點，強化學生的認識。具體應該從以下的幾個方面實現文檢課中兩種教育的融合。

3.1激發學生利用文獻檢索技能進性科學探究的動力

大部分學生在學文檢課以前，對課程的了解均十分有限，對為什么開課的理解也很模糊。因此，在開課伊始教師應該對課程的全貌做一個概括性的介紹。闡明課程在大學生素質教育及信息素養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素養教育應該是大學生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而信息素養是信息社會人必備的基本素養，信息意識、信息查找和利用能力是信息素養重要的組成部分。信息評價能力也是信息素養的構成要素，是文檢課教學中應該補充的內容。當然，要激發學生學習文獻檢索知識，掌握文獻檢索技能，進行科學探究的強烈欲望，僅靠課堂傳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由學生親手進行文獻檢索和利用的實踐，方能夠體會其中的艱辛和快樂。引導學生對檢索課題自行探究，運用數學和邏輯等科研方法進行綜合分析、歸納和推理，總結課題發展的規律，預見其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據此撰寫出課題綜述或述評，得到科學探究的結果。檢索報告和論文是文檢課程考核的主要依據。

3.2進行正確的思維訓練

文檢課的前期課程，除了計算機基本知識和外語，還應學習哲學。用科學哲學方法論和認識論，來指導文獻檢索與利用方法的學習。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首要的基本的觀念就是實踐。所以，學生必須在掌握科學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基礎上，通過檢索實踐，掌握文獻檢索和利用的方法和技能。檢索實踐既是檢索技能的訓練，同時也是辯證思維能力的鍛煉。需要判斷檢辯證思維包括概念、判斷和推理等思維形式。檢索實踐過程中有判斷過程，需要判斷檢索類型，根據課題判斷適用的光盤型、網絡型和印刷型的檢索工具，并且加以選擇及綜合運用。檢索實踐也存在科學的推理，需要運用演繹、歸納和類比推理的方法，對檢索結果進行新穎性、真實性和適用性的評價。鼓勵學生進行創造性思維，利用文獻檢索的結果得出創造性的結論。

3.3教學相長，與學生平等討論的教學方式

文檢課教師需要主動自覺地學習現代高等教育、教學理論，課程教學才不至游離于改革的總體規劃之外。建構主義是切合文檢課教學的理論指導。該理論認為，教師不是知識的傳授者和灌輸者，而是學生意義建構的幫助者和促進者。文檢課教師設立的問題情境，可以與科研人員從事研究活動的過程完全相同。同時采用與學生平等對話和協商的方法，幫助學生進行意義建構。由于存在有學科和專業的障礙，文檢課教師并不總是萬能的。通過協商與繪畫進行的思維碰撞，始終存在于文檢課的師生之間，從而可以是雙方不斷的修正錯誤，接近教與學共同的目標。教師應改成拿高分利用獲取信息技能上的優勢，在熟練掌握計算機（網絡）檢索技能的同時，有目的的學習各種學科專業知識，給學生樹立一個不斷學習的榜樣。這樣學生可以從課程當中，從教師身上，學到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同時學到謙虛謹慎，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的人文精神。

3.4 教師人格的力量

文檢課教師同樣是高等教育教師隊伍的組成部分，同樣擔負有教書育人的崇高職責。事實證明，教師對教學認真負責的態度，啟發學生與之進行思想交流的熱情和方法，現代教學理念、方法及手段不斷創新的精神，這些都會深深的影響著學生，對其產生綜合的影響。不能想象，一個本身即認為文檢課可有可無的教師，會教出有活力和有創新精神的學生。從事文檢課教學工作的教師，必須有高度的熱情，才能強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自己也會從中得到強烈的滿足感。

4、 加強哲學教育和德育在文檢課中的滲透

4.1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文檢課中的滲透

如上所述，哲學是文檢課的前期課程。與之相應地，文檢課的學習也可以促進學生對哲學理論的深入理解和自覺運用。通過文檢檢索知識的學習與實踐，大學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論聯系實際的觀點，實現人的認識與實踐的相互統一。文檢課應用“引導-探究”學習法，引導學生自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最后創造性的解決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始終都離不開邏輯思維方法，也離不開形象思維方的運用。教師要引導學生運用聯想、想象等形象思維方式，設計自己的研究課題。然后，運用發散性思維方法對該課題進行縱橫比較，宏微兼顧地思考和實踐。最后，在合理利用他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創造、有所創新。教師需要與學生保持積極有效的聯系，始終參與學生課題調研的全過程，并且給以適時適當的點撥。作為文檢課的教師，應該自覺運用認識論的基本理論組織教學，妥善處理重點與一般、普通與特殊的關系，以及認識的局限性和發展的無限性的關系，以利于學生的意義建構。

4.2科學道德教育在文檢課中的滲透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不僅僅是德育課程的任務，高校教師應該以各種方式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包括科學道德教育。科學道德主要表現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對待科技成果利用的嚴肅態度上。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體現在文獻檢索實踐過程中，按照教師預先設計的規范的檢索報告格式，學生要對檢索過程做準確、詳細的記錄。這樣既可以揭示學生對每個知識點的掌握的情況，又利于總體的意義建構。學生會意識到求知不能滿足于一知半解，投機取巧也不是嚴謹的科學態度。在利用文獻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合理使用他人成果與創新的關系。鼓勵學生，敢于而且善于在總結他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通過文獻調研，較為全面地掌握前人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使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調查結果、觀點等）應在論文（及綜述）中予以明示。潛移默化的科學道德教育，可以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效果。學生可以課題小組的形式進行課題調研，以培養與人協作的精神，這也是科學道德的一項內容。

參考文獻

1肖峰.論兩種教育的融合。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報，2000（2）：58～64

篇(7)

[關鍵詞]教育家；杜威；蘇霍姆林斯基

[中圖分類號]G40-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4808(2010)09-0009-04

約翰?杜威是美國著名的哲學家、心理學家與教育學家，一生從事教育活動和哲學、心理學與教育理論的著述活動，他被美國人稱為“創立美國教育學的首要人物”。正如美國學者羅斯(R.J.Roth)所說：“未來的思想必定會超過杜威……可是很難想象，它在前進中怎么可以不經過杜威而超過杜威。”蘇霍姆林斯基是前蘇聯著名的教育理論家、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其創新性的教育理念不僅“極大推進了整個蘇聯教育理論體系的提高與發展，而且對整個世界教育思想的演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兩位教育家可謂是世界史上同一時代偉大的思想家，雖然他們一個代表西方，一個代表東方，但他們的教育思想卻存在著許多共識。我們認為東西方所共同追求和思考的正是普適于全人類的教育的真諦，如何融合東西方的各種教育觀點將是未來教育研究的一個趨勢。追隨教育家的足跡，將為我們更好地開展教育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研究指明方向，也為未來的教育家們提供寶貴的啟示。

一、兩位教育家的生平

杜威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的雜貨商家中，他的家鄉在新英格蘭的維蒙特州的貝林頓。杜威從小喜歡看書，是大家公認的書蟲。中學畢業之后，他進入維蒙特大學就讀，大四時他開始更廣泛地接觸人類智能的領域。1879年，杜威大學畢業，開始了他一直想要從事的教職工作，并且繼續研讀哲學史。1882年，杜威首次，這三篇論文被刊登在全國唯一哲學學術論文的雜志上。后來，杜威拿到博士學位，也結了婚。1894年，杜威和他的妻子創立了實驗小學，后因歸并的問題，遂辭職離去。之后他到了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杜威在87歲的時候再婚，93歲時因肺炎去世。

蘇霍姆林斯基誕生在烏克蘭奧麥爾尼克村一個貧苦的農家。酷愛書籍的祖父、擅長講述民間故事的外婆、無限忠于蘇維埃政權的父親和慈愛的母親，給他創造了一個溫馨和睦而又生氣勃勃的家庭環境。20世紀30年代，蘇霍姆林斯基提前從工農速成中學畢業，進入了克列明楚格師范學院的師資培訓班學習。1934年，他返回故鄉擔任小學教員，一邊工作一邊學習，他通過進修函授班接受了四年的高等師范教育。衛國戰爭期間，蘇霍姆林斯基以政治指導員的身份上了前線，受傷后主動申請重返教育崗位。最初他在烏發任中學校長，后調往家鄉任基洛夫格勒區教育局局長，1947年，他被任命為帕夫雷什中學校長。1970年，蘇霍姆林斯基52歲，由于殘留在胸部的彈片侵入心臟旁耶根主要的血管而過早地去世了。他在短暫的一生中寫下了40多部專著、600多篇論文、1000多篇童話故事。他的著作被稱為“教育百科全書”，書籍的總印數超過300萬冊。

從兩位教育家的生平來看，良好的家庭環境、后天勤奮的學習、親身參加到一線學校的教育實踐以及不斷思考與創新、勤于總結的生活和工作作風，成就了兩位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哲人的智慧，也成就了兩位教育家碩果累累的一生。

二、兩位教育家在教育思想上的共識

(一)教育功能觀

杜威的教育本質觀，即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經驗的不斷改造，杜威的教育價值論，即教育使人獲得和增長有益于人類社會進步的經驗，是杜威實用主義哲學思想在教育上實際應用的集中體現。他提出，教育只是一種過程，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過程本身。他明確指出：“教育的過程，在它自身以外沒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教育本身并無目的，只是人，即家長和教師等才有目的；教育這個抽象概念并無目的。”也就是說，在杜威看來，教育不應當有外界強加的終極目的，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寓于教育過程、教育活動當中。杜威所說的教育過程本身的目的，即指由兒童的本能、沖動、興趣所決定的具體教育過程就是教育的目的，而把由社會、政治需要所決定的教育總目的看作是“教育過程以外”的目的，并指責這是一種外在的、虛構的目的。

同樣回歸到對人的關注，培養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人是蘇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精髓，其理念貫通在他整個的理論體系之中。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教育的功能就是“要把學生培養和造就成真正的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為此，蘇霍姆林斯基將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理論作為一個整體的結構體系，在這個整體結構中包含全面發展、和諧發展和個性發展三個子系統，并指出三個子系統作為教育整體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呈整體結構的態勢和諧發展。

兩位教育家在教育功能觀上所表現出的對人自身需要和發展的關注、對人的自我表現的關注，說明了這樣一個教育真諦，那就是教育必須直視學生的生存方式，在培養學生個性健全、身心健康和創造性思維中發揮作用；教育必須重視學生健康成長和可持續發展，發揮教育的協調功能，縮小人與人的差異；教育的終極關懷是學生的發展和成長，它包括知識、能力、情感和個性品質等全面和諧的發展。在深入推進素質教育的今天，這一教育功能觀啟示我們應當深入研究教育的篩選功能與協調功能之間的關系，深刻理解內涵豐富的個體教育功能和社會教育功能的意義，并朝著這個方向來改革教育工作。

(二)學生觀

在學生觀上，杜威并不是“兒童中心”思想的首創者，但是他贊同“兒童中心”思想。杜威認為，傳統教育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傳統教學的計劃實質上是來自上面的和外部的灌輸。它把成人的標準、教材和方法強加給只是正在逐漸成長而趨于成熟的兒童。差距是如此之大，所規定的教材、學習和行動的方法，對于兒童的現有能力來說，都是沒有關聯的……盡管優秀的教師想運用藝術的技巧來掩飾這種強制性，以減輕那種顯然粗暴的性質，它們還是必須灌輸給兒童的。”杜威指出，祛除這種弊病的出路在于實現教育重心的轉移，把教育的重心從教師、教材那里轉移到兒童身上，這就是杜威倡導的“新教育”(或“進步教育”)，也就是“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杜威認為，學校生活組織應該以兒童為中心，使得一切主要是為兒童的而不是為教師的。他說：“這是一種變革，這是一種革命，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學的中心從地球轉到太陽一樣的那種革命。這里兒童變成了太陽，而

教育的一切措施則須圍繞著他們轉動。兒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圍繞他們而組織起來。”

蘇霍姆林斯基的學生觀可以歸結為五個字，即“對兒童的愛”。在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熱愛孩子、相信孩子、熟悉孩子，與孩子同呼吸、共命運的思想，是他一切立論的切入點。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蘇霍姆林斯基對兒童的教育就是愛的教育。在他看來，一個孩子是否有自尊自愛的自尊感，決定著孩子未來的命運。蘇霍姆林斯基要求教師從兒童的飲食起居到健康、從游戲到學習、從外部表情到內心活動、從一舉一動到一言一行，都必須全面地關心孩子，真正成為孩子的良師益友。他告誡我們：“跟孩子沒有友誼，跟孩子在思想上沒有同一性，這種教育猶如在黑暗中徘徊。”

可見，兩位教育家的學生觀主要是注重對兒童個性和自由的尊重，注意兒童現在的生活。在我國課程改革全面發展的今天，兩位教育家在學生觀上的認識無疑為廣大的教師樹立正確的學生觀提供了指導。教育要促進學生的生長和發展必須建立在尊重學生的基礎之上。教育必須探索兒童的發展特點，關注學生的興趣、經驗、尊嚴、人格、權利、感情和需求，學校的課程設置、課堂教學以及一切教育活動，都應該服從于兒童興趣和經驗的需要，教育措施都應該為促進兒童的發展服務，滿足學生多樣化發展的需要，使學生具有自信心和持續發展的能力。

(三)教學觀

在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體系中，教學論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杜威的教學理論是在批判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教育學派的弊端的基礎上形成的，內涵非常豐富，涉及到了課程、思維、教師和學生的地位、教學組織形式等方面，但貫穿和滲透在教學理論各個領域的總原則是“從做中學”。杜威認為，“從做中學”也就是“從活動中學”“從經驗中學”。它使得學校里知識的獲得與生活過程中的活動聯系了起來。杜威進一步提出了活動教學應具備四個條件：興趣的條件，要使兒童對活動有情感和需求；要表現著生活的價值；要能夠提示問題，喚起兒童新的求知欲望和好奇心；要給兒童以充分的活動時間，以求得作業的圓滿完成，使之不斷地從一個境界達到新的境界。凡具備這些條件的教學，即為活動教學。

在教學觀上，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學校教育與自我教育構成教育的整體，共同實現培養個性全面發展的人的整體教育目標。他提出：“自我教育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自我教育就不可能稱其為完整的教育。”而在自我教育中如果“沒有學生的主動愿望與需求也不可能促進其內在精神力量和精神世界的充實與完善”。他要求教師是學生學習的引導者、促進者，而不是知識的“灌輸者”。

而對于教師教學的目的，杜威認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訓練思維，開發理智。杜威設計了“思維五步法”：安排真實的情境；在情境中要有刺激思維的課題；作出解決問題的假設；在活動中驗證假設；根據驗證的結果得出結論。這是一種“從做中學”的教學步驟，在“做”中思維，通過思維提出和解決問題，在“做”中驗證所獲經驗的有效性。

同樣，蘇霍姆林斯基在思維課的設計上也指出，當學生需要在課堂上掌握抽象的科學知識時，學生更應當首先“求教知識的直接來源――大自然”。對于思維的訓練，他更關注學生的“發現”過程，即從思維的源頭――大自然中通過學生對事物的觀察、記憶、思維去發現知識的精華。

由此可見，兩位教育家都強調一種主動的教學觀，在教學中注重學生的主動性，注重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和發展。兩位教育家在教學觀上的認識無疑對當前中小學的教育理念，特別是教師角色和教與學方式的轉變起著巨大的指導作用。我們的課堂教學實踐應該加強與現實生活的聯系，以兒童主體沖擊教師中心，以學生自身經驗沖擊書本中心，重視學生的興趣與需要、講授與探究、課堂與活動、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的結合，并引導學生在學習中反思，使學生能動地活動，積極地思考。只有這樣，才能使學生獲得學習的興趣和動力，使其動手操作能力、創新精神和責任感得到增強。

三、兩位教育家對我們的啟示

(一)在繼承中勇于開拓與創新

任何一項重要科學成果的取得總是伴隨著理論與方法的突破與創新。兩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對全世界的影響是如此深遠，首先在于他們對教育整體而全面的思考，在于他們對前人理論的繼承、發展和大膽的創新。作為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的杜威，實際上是在皮爾士(C.S.Pierce)創立的實用主義的方法、詹姆士(W.James)建立的實用主義的真理觀的基礎上，以實用主義哲學和機能主義心理學為理論支柱，從而建造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大廈。而他關于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長、教育即經驗的改造的教育理論則是他對盧梭、赫爾巴特等教育家思想的繼承、批判和發展；關于“從做中學”的教學理論則是他在批判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教育學派的弊端的基礎上形成的。

同樣，蘇霍姆林斯基一生的工作也證明，他是一個善于繼承和創新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在學校工作的33個年頭里，努力從實踐中探索各種理論，結合所處時代的特點、具體的教育對象，創造性地發展了教育實踐家馬卡連柯的教育思想。人稱蘇霍姆林斯基是“當代的馬卡連柯”，但他絕不是不假思索地把馬卡連柯的全部論著逐字逐句地移植到生活中去，更不是竭力證明馬卡連柯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無誤的。在蘇霍姆林斯基看來，教師工作的對象是有生命的人及其靈魂，單憑積累引文是無法接近這種精細的“材料”的，因此他堅持認為，別人的思想不管如何明智，也不能取代自己的思考。

除馬卡連柯外，蘇霍姆林斯基還十分崇敬克魯普斯卡婭。我們也不難看出烏申斯基，甚至盧梭對他的強烈影響。但他敢于堅持自己經過實踐和深思熟慮的信念，不隨波逐流。面對包括凱洛夫在內的權威人士批評他的經驗中存在著“以生產勞動偷換教育工作的危險性，把學校變成生產單位的危險性”時，蘇霍姆林斯基堅持認為孩子應從小養成為社會和人民勞動的習慣。可以說，如果沒有一種敢于堅持真理、敢于開拓創新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這一切的。

(二)扎根哲學，以人為本

兩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觸及了教育的本質，他們之所以有著這樣一種教育家特有的洞察力和哲人的智慧，是由于他們的思想扎根于深厚的哲學基礎。杜威早期教育理論的基本觀點和體系主要基于論文《我的教育信條》、著作《學校與社會》和《兒童與課程》，但后來他扎根到哲學和教育哲學的研究中，從他的幾本理論著述《我們怎樣思維》《明日之學校》和哲學代表作《民主主義與教育》，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而又嚴密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大廈。而翻開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書卷，我們不僅在收獲他的教育思想，更為其理論中無所不在的哲學思想所驚嘆，為分析論證問題的辯證方法所折服。可以說，蘇霍姆林斯基具有創新性的教育理念和科學合理的教育實施途徑完美詮釋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教育哲學觀和方法論。也可以說，正是

辯證統一的哲學方法論成就了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體系，使他在科學探索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取得的成果如此豐碩，產生的學術影響如此深遠。

無論是杜威還是蘇霍姆林斯基，他們所扎根的哲學思想的核心都圍繞著一個字――“人”。杜威基于教育在兒童本能生長方面的本質作用的認識，提出著名的“兒童中心主義”的教育原則，并成為他的教育理論甚至整個現代派教育理論中的一個核心要求。蘇霍姆林斯基依據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從整體與部分、對立與統一的辯證角度提出了“個性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理論。可見，兩位教育家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教育思想。正如杜威所說的：

“我們必須站在兒童的立場上，并且以兒童為自己的出發點。”

(三)關注學校，重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