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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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具有發展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條件，是我國西北開放的窗口，也是我國開展與中亞區域合作的窗口。本文就是通過對新疆的戰略地位的研究，就我國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一些現狀和問題，并以此來提出一些建議和對策，來推進新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關鍵詞：新疆 中亞 經濟特征 外向度特征 亞歐陸大橋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合作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各個組

成部分已經成為一個相互依存、難以分割的有機的組成體。因此，新疆和中亞五國區域的經濟合作即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趨勢，又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必然選擇。

同時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的實施和向西部逐漸的開放，新疆作為中國西北的開放門戶，地位是越來越重要。新疆在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迎來了中亞經濟的全面的復蘇和國內經濟的戰略性調整，給新疆帶來了全新的機遇。重新審視新疆，科學的給新疆的發展進行定位，將迎來一個全新的新疆。

一、新疆與中亞的概況

1、新疆的概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在中國西北邊陲，面積166萬平方公里，占中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行政區。新疆處于亞歐大陸的腹地，周邊與8個國家接壤，分別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蒙古、阿富汗等國家，是中國向西開放門戶。歷史上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通道，現在是“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2007年底，新疆人口是2095萬人，人數民族人口是1237.85萬人，大概占人口的60.4%，有47個民族成分，世居民族有13個。見表一：

民族類別 人口數（萬人） 百分比（%）

維吾爾族 941.38 45.9

漢族 780.25 39.6

哈薩克族 143.5 7

回族 90.96 4.44

柯爾克孜族 17.59 0.86

蒙古族 17.46 0.85

塔吉克族 4.47 0.21

錫伯族 4.19 0.2

滿族 2.52 0.12

烏孜別克族 1.6 0.07

俄羅斯族 1.14 0.05

達斡爾族 0.66 0.03

塔塔爾族 0.47 0.02

其他少數民族 11.91 0.56

資料來源：新疆統計年鑒，2008年

新疆資源豐富，礦場種類多、全，儲量大，開發前景廣闊。比如：石油、天然氣、煤、金、銅、稀有金屬、鹽類礦產等蘊藏豐富。其中有的儲量還位居全國首位。見表二：

資源類別 資源量 占全國比例%

石 油 208.6億噸 30

天然氣 10.3萬億立方米 34

煤 炭 2.19萬億噸 40

鉀 鹽 2億噸 67

2、中亞的經濟發展狀況與礦產資源

中亞國家的經濟大致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1991―1995年）是衰退時期；第二階段（1996―1998年）經濟逐漸復蘇階段；第三階段（1999年以來）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新時期以來，對于中亞五國來講，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形勢都普遍好轉。國民經濟開始走上穩定增長時期，從1999起，國民經濟已經開始連續回升，獲得穩定的增長。從經濟規模、人均產值、增長率來講，哈薩克斯坦一路領先。

中亞國家礦藏豐富，尤其是哈薩克斯坦比較齊全。煤儲量為1624億噸，集中分布于埃基巴、馬斯圖茲、圖爾蓋、日蘭奇克、楚河等區域。此外，還有鐵礦、錳礦、銅礦、鉀鹽等等礦藏。其中鉻鐵礦探明有2億噸。

二、新疆經濟增長與發展

1、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性研究

（一）新疆在中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的戰略地位

新疆處于中國的西北邊陲，面積是166萬平方公里，他周邊與8個國家接壤。新疆在歷史上是溝通東西方、聞名于世的“絲綢之路”的要沖。新疆還是能演和資源合作的大通道和加工區。新疆和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加快，各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能源和礦產資源配置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的背景下進行的。我國人多資源多，但是人均資源量少，因此必須加快與境外的資源合作，是我們的必然選擇。通過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構建中國與中亞之間的資源通道。中亞的資源富集，但是卻沒有大量的開發。中國和中亞國家在能源稟賦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和互補性，這正是雙方合作的機會。而新疆作為我國能源和戰略資源基地，因為他獨特的資源優勢以及新疆與周邊國家經濟的互補性，加大了他在中亞合作中的戰略地位。總之，從歷史與現實、從政治到經濟的各個角度，新疆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

（二）現在的新疆是“亞歐大陸橋”的必經之地。

新疆位于第二亞歐大陸橋的主要要道，連接連云港和鹿特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新疆在我國沿邊開放戰略中是對西開放的橋頭堡和樞紐站，是我國與中亞和西亞、南亞的重要的通道。亞歐大陸橋橫跨亞歐兩洲、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舊的歐亞大陸橋有三個分支，90年代初，中亞國家獨立后，由于地處內陸，沒有出海口，這對于中亞的經濟發展是很不利的。于是中亞國家為了擺脫交通上的困境，經濟開辟新的交通路線。于是在1990年12月，開辟了一條新的路線，即第二條亞歐大陸橋。新的亞歐大陸橋是從俄羅斯的莫斯科折向東南，穿過中亞進入中國新疆。這條新的亞歐大陸橋的捷徑與連接點就是在新疆。新疆是我國沿邊開放戰略對西開放的橋頭堡和樞紐站，是我國與中亞、西亞之間的重要的通道。隨著上海合作組織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方面取得進展，新疆已形成“沿邊依橋、外引內聯、東進西出、逐步向西傾斜”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自從20世紀90年代實施對外開放戰略以來，新疆的外貌發展非常的迅速，新疆在中亞的貿易地位有是不斷的上升。總之，中亞國家謀求新的交通線的一系列行為，加強了新時期新疆的戰略地位，是他成為新的歐亞大陸橋的必經之地。

2、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現狀以及存在的一些問題

新疆是我國資源大省，他在產業結構和資源稟賦方面與中亞國家有著很強的相似性和互補性，這樣就為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雙方可以在科研領域、產業領域、應用技術領域、資源開發等領域進行互補性的經濟合作。

（一）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現狀

中亞五國是中國的好朋友、好伙伴，是中國對外改革開放的戰略伙伴。雖然存在著很多困難，但是幾年以來彼此之間經濟合作的內容卻不斷的增多，彼此合作的領域也逐漸的擴大，程度逐漸的加深。近幾年以來新疆和中亞國家經濟合作的現狀主要有以下幾點：

1、彼此合作的基礎不斷的增強。90年代以來，新疆與中亞國家的經濟合作愿望是不斷的增強。彼此之間的合作主要是以商品貿易為主，而且在勞務合作、相互投資方面都有了積極的嘗試。隨著雙方的貿易額的上升，商品結構不斷的改善，合作的項目也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吉建交以來，雙方的貿易發展很快，合作的方式也是進一步多樣化，在貿易為主的基礎上開展了生產型項目的合作，達成了在經濟貿易、投資等多項協議，為彼此的進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礎。

2、合作的水平得到了提高。至今10余年，新疆與中亞國家的合作范圍迅速得到了擴展。中方擴展到了內地各個省區，包括港、奧、臺地區；中亞國家迅速的擴展到了俄羅斯、東歐和西都等國家。雙方的合作逐漸形成了多成分、多層次、多渠道、多方位合作的格局。

（二）新疆與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面臨的問題

中亞五國與新疆合作以來，雙方的經貿合作處于健康的發展階段。呈現出合作方面的不平衡以及合作與競爭并存的特點，但是我們看到同時也有著很大的問題。就目前來講，新疆與中亞五國的經濟合作處于“三低一小”（即起點低、水平低、效益低、規模小）的階段。存在著兩少一多”（即大客戶少、拳頭產品少、短期行為多）的現象。總之，新疆與中亞的合作目前還處于松散的階段，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有：

A、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高級復合型的人才。在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中，高級復合型的人才嚴重缺乏。尤其是即懂得中亞國家的語言，又懂經濟、法律、技術的人才十分的稀少，這個已經嚴重的影響了雙方的經貿發展。

B、信息溝通不順暢，創新嚴重不足。在雙方合作中，市場經濟變化莫測，雙方的政府部門和企業觀念沒有隨著改變，意識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自己本身又沒有主動性和創新的精神。在者由于彼此的信息溝通不順暢，一些有合作意念的企業找不到合適的合作伙伴，政府部門和中介也找不到合適的服務對象。這就使得很多的信息都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使企業和政府失去了很多機會。

C、基礎設施建設和管理措施不合拍。新疆與中亞國家的交通通道非常的少，只有唯一的一條國際鐵路通道與哈薩克斯坦相連接，而與中亞其他國家的相連接的交通很少。因此，基礎設施建設的缺陷是制約新疆與中亞國家進行區域經濟合作的瓶頸之一。

3、進一步加強新疆與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對策建議

A、改善雙方投資的環境。

新疆很多企業不愿意到中亞投資，多半的原因是因為中亞的環境太差。中亞五國應該制定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來吸引企業到本地投資，同時也要建立一些自由經濟區和經濟特區，加強本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改善本地的環境，提高中亞五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B、加強交通建設，尤其是“中亞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

目前中亞五國和新疆之間的連接主要是TAE光纜系統，他貫穿中國的新疆、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但是，由于溝通的不順暢，各個國家只管自己本地的網絡并且傳輸的寬帶的規格還不一樣，很難實現全網的統一的管理和調度，導致了效率低下。所以中方提出建議希望能夠修建從中國喀什到塔吉克斯坦以及從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阿亞古茲到中國博樂這兩條線路，這樣的話中國到歐洲的通信就形成了三個環網，以確保通信的質量和安全。

建議在新疆與中亞五國之間建立更多的公路，建成中亞與新疆之間的立體運輸網絡，簽訂覆蓋整個區域的運輸協定。新疆與中亞五國雖然很近，但是運輸線路卻只有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吉斯斯坦，與其他三個國家卻沒有交通線路，與整個中亞來講，運輸網絡就更加的差勁。因此，我們應該建立于中亞國家的交通運輸網絡，提高彼此之間鐵路、公路和航空的綜合運輸能力。

總的來講，解決新疆問題，關鍵在于發展新疆的經濟，同時在經濟發展中關注并且優先解決民生問題，才能確保新疆的穩定、發展和和諧。

參考文獻：

[1]丁珊，中國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分析[J].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2010年05期

[2]高志剛，中國新疆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的經濟技術對接[J].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5年03期

[3]錢勇，中國新疆與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前景廣闊[J].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6年09期

[4]劉浪琴，新疆與中亞各國區域經濟合作研究[D].中南民族大學，2009年

[5]李豪，提升中國新疆與中亞五國經貿合作層次的戰略分析[D].西南財經大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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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俄區域合作;技術貿易;產業集群

中圖分類號:F151.2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0961(2008)01-0023-03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潮流的推動下，中俄區域經濟合作的規模､領域不斷擴大，合作層次不斷提高，這使雙方原有合作模式的局限性逐漸顯現。于是，郭力教授提出了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傘”型區域合作的新模式。它以雙方產業合作的合力形成優勢為傘柄，并以此為制高點向整個東北亞地區輻射，通過傘骨――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領域的合作，將區域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合作聯結起來[1]。該模式的理論內涵與形成機理打破了以往區域合作以國家為單位的傳統模式，倡導以技術貿易引領的地區國際化產業合作，通過中俄雙方跨越國境的次區域產業合作形成的合力，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向更高層次發展。

一､區域合作新模式的內涵機理

中俄區域合作新模式的理論內涵是以技術貿易為主導，通過技術貿易的擴散､外溢､創新等效應不斷實現雙方技術水平的提升，并且在技術進步作用的帶動下，區域關聯產業不斷出現空間､地理上的集聚現象，區域產業的分工合作不斷細化，這無疑為雙方特色產業集群的構建形成了有效的助推作用(如圖1所示)。該產業集群的構建打破了國界的限制，具有地方國際化的產業合作特色，在新一輪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的過程中，該產業集群將首先通過產業合作形成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并通過增長極的極化與擴散效應，形成與東北亞各國良好的互動合作發展態勢，從而帶動整個東北亞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加快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二､區域合作新模式的機理解析

(一)技術貿易與技術進步的內在聯系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技術開發的種類與內容不斷豐富，開發和更新速度不斷加快，社會對技術的需求不斷擴大，這些變化因素不僅改變了技術本身的發展方向，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進程，使得國際技術貿易在對外貿易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現。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具有開展技術貿易的眾多有利條件，如雙方地理區位臨近，貿易口岸發達，交通便利，貿易往來歷史悠久。此外，雙方科技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俄羅斯東部地區的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等產業的科技實力雄厚､潛力巨大，第三產業的技術發展水平較為落后;而中國東北地區的高新技術水平相對落后，但第三產業的發展程度較俄羅斯東部地區先進。雙方這種科技互補性的存在，無疑為技術貿易的開展產生極大的助推作用。

國際技術貿易的方式主要包括:工業產權或非工業產權轉讓及許可貿易､直接投資､技術服務與技術咨詢､國際經濟技術合作方式､國際設計領域合作開發等[2]。其中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方式既彌補了一般技術貿易方式外匯資金短缺的缺陷，同時通過與技術貿易的結合，可以有效提高引進資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我國近年來不斷加大對跨國公司的引資力度，提出了“利用外資，引進技術”的技術貿易發展戰略。

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將通過技術擴散､技術外溢､技術創新等一系列效應對資金引入地的技術進步產生極大的推動作用，其中技術擴散效應可以直接帶動資金引入地生產力的增強和生產水平的提高;技術外溢效應可以間接地提高資金引入地相關企業的技術水平，促進該地區人才的培養;技術創新效應通過對創新環境的培養，將不斷帶動資金引入地相關企業新技術､新產品的創造與開發，從而實現該地區整體技術水平的全面提高。

(二)技術進步與產業集群的關聯機理

從宏觀范圍來看，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生產工具､設備的改善，生產工藝原理的創新以及生產技術流程突破原有的路徑依賴，實現以內生增長為主的擴大再生產，從而提高經濟效益的過程。從技術進步的效果來看，它一方面要求創新的技術實現充分擴散和充分社會化，從而有效地降低企業之間的技術壁壘，為企業間共享同源技術(具有相同的運行原理，生產的產品具有替代性的技術)提供條件。另一方面，技術進步的直接效果使得技術效率不斷提高，技術內容日趨豐富，逐步淘汰落后技術，這必然會引發同質企業(指在技術譜系的某一環節上具有同源技術的企業，這些同質企業在技術上具有相通性)對新技術的模仿及二次創新，從而吸引同質企業向技術極點的集聚[3]。

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其效率的提高與分工的細化密切相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僅產業分工推動著技術的進步，技術的進步也促進了產業分工的細化。技術的進步推動了生產過程的不斷專業化，而專業化的生產部門則對生產需求､生產過程的要求更為細致和精確，這必然使得生產過程中的分工程度不斷細化。細化的分工部門為了實現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不斷加強相關企業之間緊密的合作聯系，另一方面也不斷降低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這必然導致相互關聯企業在空間､地理上集聚狀態的出現。

這些同源技術企業以及產業關聯企業通過在特定區域內的不斷聚集，相互之間支撐與合作的不斷增加，逐步形成了產品生產完整的技術鏈條，眾多類似產業技術鏈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產業集群。從理論上說，以一條產業技術鏈為基礎，就可以形成產業集群，但現實中更多的產業集群則是以眾多相關聯的產業技術鏈條相互交織形成的產業技術網絡為基礎構建的。集群內部相互關聯的企業通過產業鏈中橫向或縱向的專業化分工，在共享區域人才､技術､信息等資源條件的同時，不斷實現區域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競爭能力的提高。

(三)產業集群與區域合作的互動效應

區域產業的集群化發展是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不論是以市場機制形成的產業集群，還是由政府力量推動形成的產業集群，都會對區域內的生產､分工､就業､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方面產生一系列深層次影響，最終對有效提高區域產業競爭力，有力推動區域經濟的迅速發展，加深區域之間的分工與合作，其優勢和作用是十分明顯的。

區域產業集群與區域合作的互動效應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區域產業集群的構建可以對區域間經濟合作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首先，區域企業通過產業集群內產業鏈的聯結作用，其相互之間的關聯程度得到了極大加深，其相互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其次，區域產業集群的構建，能夠有效地推動區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提升區域合作的檔次與質量;再次，區域產業集群的構建將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形成正的外部經濟效應，促進區域間合作的健康發展;最后，區域產業集群還會通過增長極的輻射､極化效應，進一步擴大區域合作的領域和范圍。

另一方面，區域合作的開展也將對區域產業集群的形成與構建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首先，區域的垂直分工合作，有利于提高區域產業的專業化水平，是產業集群自下而上形成的直接動力;其次，區域合作有利于區域之間人才的流動，能夠有效地為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再次，區域合作有利于交易費用的降低，提高產業集群的生產效率;最后，區域合作有利于產品市場的開拓，擴大產業集群的產銷范圍。

從中俄“傘”型區域合作新模式的區域效應來看，該模式主要強調中俄雙方通過構建跨越國界的地方國際化產業集群，以特色產業集群形成的增長極優勢為“傘柄”，通過增長極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充分實現“傘骨”――中俄之間的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領域的合作，進而將東北亞區域內各國各地區的經濟合作聯結起來，進一步加深東北亞區域的合作與交流，形成產業集群與區域合作良好的互動效應。

三､區域合作新模式的構建難點

中俄區域合作新模式為中俄雙方區域合作與交流的深入發展，提供了重要平臺和廣闊的空間。通過以上對新模式構建機理的分析，結合目前中俄區域合作的現狀，在使新模式轉化為現實的過程中，還存在以下難點問題有待解決。

(一)打破國家行政界限，統一制定區域發展規劃

中俄“傘”型區域合作新模式的突出特點之一是打破了以往國際區域合作以整個國家為單位的傳統經驗和模式，提出了跨越國境的區域整體合作發展思想，強調了中國東北三省和俄羅斯東部地區作為整體在中俄區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這要求中俄雙方政府首先應在思想上突破國界的限制，在構建合作新模式的過程中，對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的資源配置､產業布局等問題，應成立專門的部門對其進行統一的籌劃與安排，避免重復建設､無序競爭等擾亂正常區域市場經濟秩序等問題的出現，實現雙方生產要素在更大空間范圍內的優化配置。

從宏觀層面上看，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產業結構差別較大，總體產業互補性較強，但在個別產業的規劃發展過程中仍存在缺乏統一規劃､重復建設的問題。這不僅造成了區域現有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也加劇了相關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擾亂了區域內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不利于區域規模經濟的形成。因此，在新模式的具體構建過程中，中俄雙方政府還應不斷加強宏觀的統籌合作與協調聯系，積極制定既符合雙方當前實際發展狀況，又能不斷推動雙方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統一發展規劃。這樣，中俄雙方不僅能夠有效地提高區域整體的資源利用效率，同時通過雙方區域統一的分工與合作安排，區域內各地區的比較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區域整體勞動生產率將得到極大提高，區域整體競爭能力也將得到不斷增強。

(二)提升科技合作水平，擴大技術貿易規模

中俄“傘”型區域合作新模式的主旨內涵強調了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將技術貿易作為引導雙方經貿合作的新的動力來源。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科技發展存在較大差異:俄羅斯東部地區重工業技術､高新技術等科研實力雄厚，開發潛力巨大;而中國東北地區輕工業技術水平相對俄羅斯東部地區發展較快。憑借雙方技術發展的互補性以及區位､地緣優勢，中俄科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存在著科技合作質量不高，合作水平較低，科技合作規模較小，合作深度較淺，合作方式不夠靈活，合作缺乏持久性等問題。這使雙方科技合作始終處于主體分散的狀態，無法形成科技合作的強大凝聚力;雙方技術貿易的現狀與區域經濟實力相去甚遠，無法發揮技術貿易對經濟合作的牽引作用。

因此，中俄雙方在區域合作新模式的構建過程中，中國東北地區應重點積極引進俄方具有世界前沿性的技術和項目，引進俄方優秀的科技人才;俄羅斯東部地區應重點加強對中方輕工､紡織､日用品等方面技術的引進，從而使雙方技術貿易合作往來的規模不斷擴大，科技合作的質量與檔次不斷提升。此外，中俄地方政府還應加大對雙方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通過新增資金､政策扶持等方式，積極推動雙方技術貿易的開展，在實現雙方技術水平提升的同時，實現以雙方合作共贏的合力帶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共同發展的最終目的。

(三)加快區域產業融合，實現產業集群合理布局

從以上對中俄“傘”型區域合作新模式構建機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該模式還突出強調了構建地方國際化產業集群的重要支撐和凝聚作用。縱所周知，產業集群憑借其企業關聯度高､交易成本低､配套能力強等優勢，現已成為各國､各地區產業發展的有效形式，是快速提升國家､地區經濟實力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從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目前產業的發展水平以及雙方一直以來良好的產業合作關系來看，雙方已具備了構建跨越國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國際化產業集群的基礎。但根據該新模式的理論內涵，雙方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國際化產業集群的構建過程中，還應充分考慮新產業集群與各自原有產業以及與各自周邊地區的資源､產業如何統籌發展;如何實現區域內不同地區間的產業融合，防止相同產業的重復建設與低水平擴張;如何快速實現區域產業的集群式發展以及產業集群跨越國境的合理布局等諸多直接影響新模式效應與作用發揮的關鍵問題。

由此，中俄雙方在構建跨越國境的地方國際化產業集群的過程中，首先要找準定位，在產業集群布局上提前做好區域整體統籌規劃，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區域市場整體需求進行布局。其次，在產業集群的構建過程中，雙方應依托已有的核心企業､支柱企業或依托雙方的優勢資源，嚴格按照產業鏈的關聯､配套要求，對相關企業進行引進，并要求區域雙方各產業部門嚴格按照新模式產業集群的規劃布局實施，不能迫于追求短期效應，而使新模式的構建與發展偏離最初的規劃目標。

綜上所述，中俄“傘”型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的構建規劃，不僅結合了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區域合作發展的實際情況，而且在理論內涵與形成機理上，一方面，打破了傳統區域合作理念的約束;另一方面，從全新角度探索了如何以中國東北與俄羅斯東部地區兩個相對落后區域，通過產業合作形成的后發優勢推動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入發展。這不僅為未來東北亞區域經濟的發展選擇了新的起點，同時也為東北亞區域經濟的互動合作開辟了新的途徑。

參考文獻:

[1]郭力.中俄區域合作的“傘”型模式[J].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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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區域主義強調，小國在與大國的合作中處于弱勢，小國只有給予大國單方支付，區域貿易協定才有可能實現。但它卻忽略了區域經濟合作中另一個重要事實：由于大國之間的競爭，小國有時會成為兩個或更多大國締結區域貿易協定的競爭對象。作為大國競爭的對象，此時小國可以獲得特殊的收益。這種收益具體表現為“輪軸—輻條”（Hub-and-Spoke ）效應（Hufbauer，Schott ，1994）。當一國與多個國家分別締結區域貿易協定時，該國就像一個“輪軸”，而與此締結協定的國家就像“輻條”，因為它們之間沒有相應的區域貿易協定。在區域經濟合作中，處于“輪軸”地位的國家可以獲得特殊的優惠。輪軸國的產品可以通過區域貿易協定進入所有輻條國市場，而輻條國的產品因受原產地規則（自由貿易區協定通常包括的一種規則）限制則無法相互進入。在投資方面，輪軸國的特殊地位會吸引外部資本（甚至包括輻條國的資本）進入。

當然，每個國家都希望成為輪軸國。但是，小國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它們難以成為輪軸國。

只有成為其它國家競爭的對象時，一國才有可能成為輪軸國。而一國一旦成為輪軸國，多米諾效應（Domino Effects）會進一步鞏固這種地位。目前，至少有三個小國已經或正在成為區域經濟合作中的輪軸國，它們是墨西哥、智利和新加坡。墨西哥1992年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已經締結了10個區域貿易協定，包括NAFTA 、智利、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委內瑞拉（G3）、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歐盟、歐洲自由貿易區（EFTA）、以色列、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Northern Triangle ）。智利是另一個輪軸國的典范。與其締結區域貿易協定的國家包括：厄瓜多爾、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秘魯、南方共同市場、歐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剛剛完成談判的美國。與前兩個國家相比，新加坡正在力圖成為亞洲的輪軸國。除了其本身屬于東盟成員國之外，它與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日本已經簽署了自由貿易區協定，與歐盟、印度的談判也在進行之中。此外，像南非、以色列也在努力之中。

與小國相比，大國也追求成為輪軸國的目標（像歐盟），但它們更追求成為區域內和全球主導者的目標。例如，美國有能力與西半球任何一個國家單獨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但它更希望完成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

誘導大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根本動因是爭奪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美國是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者，無論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還是被美國修改后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都服從美國的意志。但伴隨其相對經濟地位的下降，美國的主導者地位開始受到挑戰。在國際金融領域，這種挑戰始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而在國際貿易領域，挑戰始于烏拉圭回合。在此輪多邊貿易談判中，美國首次無法控制談判的進程，美歐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問題上的分歧而使談判多次延期。由此改變了美國對待區域主義的立場。

對美國而言，歐盟之所以能夠對它的主導權地位提出挑戰是因為，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意味著歐盟的市場規模首次超過了美國。只有對歐盟繼續保持市場規模優勢美國才有可能擁有對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權。因而，當1986年歐盟決定建立統一大市場時，美國迅速做出了反應，當年就開始與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當1992年歐盟正式簽署《歐洲聯盟條約》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也宣告結束。這種時間上的巧合并非偶然。

歐洲統一大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標志著美歐之間新一輪競爭的開始。大國之間的競爭由此開始演變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間的競爭（李向陽，2002）。歐盟在積極開展“東擴”的同時，美國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布什執政后進一步把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確立為美國對外經濟關系的頭等任務，并得到了國會的支持。在克林頓政府時期，為了推動WTO 的“世紀回合”談判，政府曾經多次申請“快車道”授權，但均未得到國會的批準。而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在2002年獲得“快車道”授權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動建設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考慮。如果2003年底能夠如期完成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屆時也正是歐盟“東擴”完成接納首批10個新成員國之時。

除了各自完成上述擴張外，美歐在世界其它地區的爭奪也不斷加劇。歐盟已經與土耳其簽署了關稅同盟條約，與地中海國家、中東歐國家、南非、墨西哥、智利締結了自由貿易區協定，與南方共同市場、新加坡的談判也在進行之中；通過2000年的科托努協定（CotonouAgreement ），歐盟將用自由貿易區協定替代原有的“洛美協定”。而美國與以色列、約旦、新加坡、澳大利亞、巴林、新西蘭、東盟、中東等國家和地區之間也已經或正在商談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

相比之下，世界另一個大國——日本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較慢。近年來，日本也充分認識到了區域經濟合作與大國競爭能力之間的關系。除了與新加坡已經締結協議外，它正在與東盟、韓國、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亞商討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可能性。盡管經濟學家普遍認為，中日韓之間締結自由貿易區的潛在收益巨大，但日本卻一直對此持消極態度。

一個重要的擔憂就是未來區域內與中國的主導權之爭。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即使日本能夠與一部分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區協定，最多也只是成為一個輪軸國，無法成為一個區域內的主導國。因此，它在國際經濟規則的主導權爭奪中也難以和美歐抗衡。

綜觀全球區域經濟合作的格局，目前只有東亞地區基本上還是一塊尚待開發的處女地。

未來大國將會把競爭的重點轉向這一地區。在大國激烈爭奪的過程中，該地區小國會從中獲益。現在，這種結果已經初露端倪。

轉貼于

五、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方向

新區域主義對國家規模的區分和非經濟目標的引入大大豐富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以新區域主義為基礎，我們進一步探討了大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非經濟目標，自由貿易區協定是如何服務于大國的非經濟目標的，大國之間的競爭是如何使小國獲益的。從而，我們可以對區域經濟合作的格局和發展方向做出較全面的判斷。

其一，區域經濟合作的空間進一步擴大。由于大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目標是多元的，其中非經濟目標的權重上升，即使純貿易收益不大，沒有地理毗鄰優勢，區域經濟合作也可能發生。

其二，自由貿易區協定對大國有著特殊的功能。小國寄希望于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成為輪軸國，而大國則希望締結多邊自由貿易區協定成為區域內的主導者。同時自由貿易區協定又避免了大國讓渡獨立貿易政策（乃至整個經濟政策）制定權的風險。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自由貿易區協定將是最普遍的一種區域貿易協定形式，尤其是在大國與小國之間。

其三，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轉變為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之間的競爭。美歐各自的區域組織已經或將要形成，日本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能否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要看未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

其四，大國之間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會使小國獲益。但如果以大國為核心的區域經濟組織一旦形成，小國能否繼續獲益還是一個未知數。

本文只限于探討大國與小國的區域貿易協定，沒有專門涉及小國之間的區域貿易協定。因此，我們對區域經濟合作的判斷不可能是完整的。

注釋：

[1]這里所說的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區分僅僅是一個相對概念，沒有采納聯合國對小國的界定標準。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相對于美國而言都是小國。

[2]統計顯示，小國的貿易依存度普遍要高于大國。

[3]該項統計把全球劃分為五個地區：美洲、亞太、東歐與中亞、歐洲與地中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這五個地區之間的國家所簽署的區域貿易協定歸入此類。

[4]與國際經濟學中的多數問題不同的是，即使只考慮成員國的經濟動機，經濟學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研究通常也沒有明確的結論（DeRosa，1998）。

[5]這類協定也可歸入自由貿易區協定，只是它們所覆蓋的領域有限，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之間。

[6]如果用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FTAs/Cus）比率來衡量，截止到1998年，南―北型區域貿易協定的這一比率是南―南型區域貿易協定這一比率的11~25倍（具體取決于如何界定南―北型與南―南型協定）（Schiff，2000）。

[7]2003年6月美國與智利正式達成了自由貿易區協定。

參考文獻：

1.李向陽：《全球化時代的區域經濟合作》，載《世界經濟》，2002年第5期。

2.Andriamananjara，S.M.Schiff ，"Regional Groupings among Microstates，"World Bank，1998.

3.Balze，D.，Felipe A.M.，"Finding Allies in the Back Yard ：NAFTA andthe Southern Cone ，"Foreign Affairs ，7-12，2001.

4.DeRosa ，D.A.，“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tatistic EconomicTheory，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1998.

5.Economist，"Clouds Over Quito ，"Oct.31，2002.

6.Fernandez，R.J.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7.Madani ，D.H.，"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The Case of the Andean Pact，"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614，WorldBank.，2000.

8.Perroni，C.，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or Insuranc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1，2000，pp.1-24.

9.Schiff ，M.，L.A.Wint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s Diplomacy ，"The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271-295.

篇(4)

關鍵詞：中國；中亞國家；投資；合作

中圖分類號：F1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61（2012）02—0001—05

一、中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現狀及特點

（一）中亞國家51資（FDI）概況

中亞國家獨立后都經歷了痛苦的“轉軌”過程，經濟大規模衰退，迫切需要資本投入以推動本國經濟的發展，但國內資本極度短缺；同時，中亞國家區域內豐富的自然資源，尤其能源資源是吸引外資的關鍵因素，資源稟賦決定了中亞國家吸引外資的能力強度。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是中亞地區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其中，哈薩克斯坦已探明可采石油儲量4.8億噸（世界排名第10位），占中亞地區總儲量的80%，土庫曼斯坦天然氣儲量占中亞地區儲量的56%。據哈央行統計，1993—2009年哈薩克斯坦累計引進外資（FDI）1080.46億美元，17年來年平均引進外資63.56億美元，年平均增長32.73%。2005—2008年為哈引進外資的高峰，平均年增幅為112.5%，2009年哈吸引外資126.49億美元，獲得內陸發展中國家直接外資流入量的58%（2009年內陸發展中國家直接外資流入量220億美元）；1996—2009年土庫曼斯坦平均每年吸引外資4.0629億美元，2009年吸引外資13.55億美元。相比之下，自然資源有限、高昂的運輸成本、遠離市場、潛在的政治風險導致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吸引外資的能力明顯較弱。總體來看，中亞國家吸引外資的能力日漸增強。

（二）中國對中亞國家投資現狀及特點

我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始于20世紀，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石油勘探與開采、交通及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鉆井機械設備維修、化工、輕工、食品加工、農業等諸多領域；投資形式有合資或獨資建廠、工程承包等；投資主體以中小型企業為主，由于缺入，我國對土庫曼斯坦投資大幅提高，2009年中國對土庫曼斯坦直接投資流量也超過1億美元，達1.1968億美元。

但總體來說，我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總額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很小，約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2%。

二是投資企業增多，投資領域多元化：投資領域主要涉及石油勘探開發、加油站網絡、農副產品加工、電信、皮革加工、餐飲服務、貿易等領域。

從中哈來看，目前，中哈之間投資合作項目最多，在哈薩克斯坦的中資企業有1500多家，哈薩克斯坦在華投資項目有70多個。目前中國在哈薩克斯坦較大型企業有：中國控股阿克糾賓斯克石油天然氣公司、哈薩克斯坦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阿拉木圖分行、中國一汽集團與哈薩克斯坦“納伊扎”公司合辦汽車組裝廠、新疆輕工集團的“新康番茄制品廠”等。中國對哈薩克斯坦直接投資主要投向油氣開采領域，據哈薩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中國累計對哈薩克斯坦直接投資40.825億美元，中國為哈薩克斯坦第9大投資來源國。

從中吉來看，目前在吉爾斯斯坦注冊的中國企業有500余家，正常經營的158家，中國企業（獨資和合資）約占吉爾吉斯斯坦外國企業的10%。在吉爾吉斯斯坦投資的中國企業以非國有企業為主，投資規模較小，多在100萬美元以下，新疆企業占到中國在吉爾吉斯斯坦企業的一半以上。其投資領域涉及輕工、農產品與食品加工、農業種植與養殖、礦產資源開采與冶煉、工程承包、通訊服務、運輸、旅游等多個領域和行業。目前在吉爾吉斯斯坦較大的中國企業有：中吉合資的造紙廠、薩爾肯一烏蘇啤酒廠、楚河禽業生產股份公司、新疆德斯果汁廠、新疆大成亞歐投資公司等。

從中烏來看，中國在烏茲別克斯坦投資領域涉及農業灌溉、水電站建設、機電產品供應、化工廠建設、煤氣表生產、油田作業開發、繅絲、小型拖拉機組裝、電信等。在烏茲別克斯坦較有影響的中國企業有：中信國際合作公司（化工、電力、農業水利、交通領域等），華為、中興、上海貝爾公司（電信領域），中國電工設備總公司（機械、化工、農田灌溉水利修復等）等；同時，借助土庫曼斯坦一烏茲別克斯坦一哈薩克斯坦一中國的天然氣管道項目的實施（2009年竣工），烏茲別克斯坦利用中方貸款實施了昆格勒純堿廠、德赫坎納巴德鉀肥廠以及在油氣、土壤改良、電力、電信領域的大項目。2011年4月中國央行與烏茲別克斯坦央行簽署一項金額為人民幣7億元（合1.06億美元）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以促進合作的進一步發展。

從中塔來看，截止2007年1月，中國在塔吉克斯坦各經濟領域共實施近50個合作項目，有40多家中資企業在塔吉克斯坦開展業務。中國在塔吉克斯坦的投資以項目合作為主，中塔在通訊、農業、公路改造、輸變電領域的大型合作項目成果顯著。

從中土來看，土庫曼斯坦是中亞五國中唯一非上合組織成員國。我國對土庫曼斯坦的投資起步晚，但發展較快，雙方近年來在能源領域（天然氣）的合作尤為突出。截止2008年8月，我國在土庫曼斯坦注冊的中資企業數量已達30家，正在落實的中方參與的投資項目49個，合同總金額12.849億美元和14.783億元人民幣（約2億美元），項目主要涉及油氣、化工、交通、電信、紡織、建筑等領域。

（三）中亞國家對我國投資現狀及特點

1.中亞國家對我國投資現狀。哈薩克斯坦：一個國家的對外投資能力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亞五國中哈薩克斯坦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具備了一定對外投資的能力。如2005年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投資項目21個，合同金額2 405萬美元，實際使用金額233萬美元；2006年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投資項目28個，合同金額649萬美元，實際使用金額333萬美元；2009年哈薩克斯坦對中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2240萬美元。哈薩克斯坦對中國投資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區，主要以貿易企業為主，投資規模大多在百萬美元以下。

吉爾吉斯斯坦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區，有合資、獨資企業或代表處10余家，涉及皮革加工、商貿和汽車維修等，2005年實際投資50多萬美元，2007年660萬美元，2008年464萬美元，2009年325萬美元。其他中亞國家對我國投資相對較少。

2.中亞國家對我國的投資特點。中亞國家對我國的投資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整體來看，中亞國家仍然是外資的需求國，吸引外資的能力遠大于投資能力。中亞國家油氣資源及其他礦產資源非常豐富，但加工工業嚴重滯后，產業結構比例失衡，這一特征揭示了為什么中亞國家對外投資僅集中于商貿、物流領域；中亞國家對外出口能源、礦產資源等原材料，進口輕工業品和食品等消費品，其他投資領域基本是空白。中亞國家對外投資目的主要是為了彌補其國內消費品市場的不足。

二是中亞國家中哈對我國投資最連續、投資最多，規模也較大。近年來吉爾吉斯斯坦對我國有連續的投資，但規模較小，起伏波動較大；烏茲別克斯坦對我國的投資不連續、規模非常小；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對我國則僅有1—2筆小規模投資。

三是我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表現出明顯的單邊性，即以我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為主，中亞國家目前主要還屬于資金需求國，多數國家不具備對外投資的能力。

除了中亞國家自身經濟實力的限制外，還有其他因素影響著我國與中亞國家的投資合作。

二、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的因素

與中亞國家的投資合作，以哈薩克斯坦為例，截止2010年底，在哈直接投資占前五位的國家分別是：荷蘭（275億美元，占哈引資總額的21.7%）；美國（204億美元，16.1%）；英國（104億美元，8.2%）；法國（74億美元，5.8%），意大利（53億美元，4.2%）。2010年中國（50.3億美元，3.9%）對哈薩克斯坦累計直接投資排名從上年的第九位上升至第七位。對比部分國家（中國、荷蘭、俄羅斯、日本和美國）對哈薩克斯坦國外直接投資的數據，分析這五個國家對哈薩克斯坦FDI與哈薩克斯坦所獲得FDI總量占比，2001——2010年五個國家對哈薩克斯坦FDI與哈薩克斯坦所獲得FDI總量占比平均值為49.54%，表明哈薩克斯坦進行本國的經濟建設中對主要經濟體的依賴程度很高，尤其是對歐盟國家和美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對哈薩克斯坦FDI有所下降，但總體而言，仍占較大比重；歐盟國家對哈薩克斯坦的投資穩步上升，中國和俄羅斯在平均占比為4.0%，但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投資比重較低。

對比中亞國家所獲得FDI總量與中國對其直接投資所占比重，后者仍處在較低水平，究其原因，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重思考：第一，為了保障中國的能源戰略安全，應強化中美、中俄、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合作與競爭的戰略部署，以符合中國的國家核心利益；第二，中亞國家區域內宏觀層面政策體制多變，服務監管與保障體系不規范或者缺失，導致其引資能力降低。與中亞國家合作過程中，應加強對其當地法律架構、行業規范、投資企業的當地社會責任的深入研究；第三，從國家層面看，中國應高度重視對中亞國家投資總體戰略的研究以及區位、行業選擇、對外投資保險制度等方面的研究；第四，從微觀層面看，投資企業實體的資產總量規模，經營管理水平，風險防范能力較弱。為此應加強對東道國與投資相關的政策、法規深入了解，從而盡可能地規避投資風險。

具體來看，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的主要因素如下：

（一）大國在中亞的博弈，增加了中國投資的不確定性

中亞國家位于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蘊含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地位，使其成為世界大國博弈的焦點。從俄羅斯來看，由于歷史原因中亞國家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從政治、安全、軍事到經濟，俄羅斯對中亞國家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近年來隨著俄羅斯經濟的恢復和迅速發展，俄羅斯開始加大對中亞國家的投資，強化對中亞國家的影響。同時，俄羅斯對我國在中亞的投資尤其是能源領域的投資非常敏感。俄羅斯力圖從生產、輸出等環節控制中亞國家的油氣資源。中亞天然氣管道的開建使得俄羅斯擔心失去對中亞國家的控制。俄羅斯把中國與中亞國家的能源合作不僅僅看做是經濟問題，還是地緣政治和安全問題。

從美國來看，蘇聯解體后，美國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對中亞進行了全面滲透。美國的中亞戰略目標非常明確，一是對中俄實施戰略包圍，更牢固地控制住歐亞大陸；二是爭奪中亞的油氣資源，確保美國能源安全；三是遏制伊斯蘭勢力的擴張。中亞國家在經濟上也有賴于美國，希望得到其更多的投資和貸款以幫助本國經濟的發展。美國在加強對中亞國家的經濟滲透，美國目前是中亞國家最大的投資者。美國在中亞的投資主要流向了哈薩克斯坦，用于資源開發。如據哈薩克斯坦央行公布的數據，1993年至2010年美國累計對哈薩克斯坦投資204.46億美元，位居第二（哈薩克斯坦第一大投資來源國是荷蘭，累計對哈薩克斯坦投資275.53億美元）。美國是烏茲別克斯坦的關鍵投資國，是烏茲別克斯坦采礦、石油天然氣、農業機器制造、食品和運輸基礎設施項目的最大投資者。

此外，歐盟、日本、韓國、土耳其等國也積極向中亞國家投資。可見，大國在中亞國家的博弈，增加了中國投資的不確定性。

（二）中亞國家投資環境欠佳，影響了其投資的安全性

投資安全是保障投資回報的必要條件。中亞國家的投資環境欠佳，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在中亞國家的投資安全，投資回報難以保障。一方面中亞地區是“”和恐怖活動猖獗的地區，雖然9·11事件后，該地區的社會政治環境總體趨于穩定，但恐怖活動并未根除，在該地區投資仍然較高的社會風險；另一方面中亞各國的政策法規還不完善，政策制定和執行都具有很強的隨意性，嚴重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如，哈薩克斯坦對外籍員工申請勞動許可的規定就是阻礙外國投資的主要困難之一。自2001年起，哈薩克斯坦建立了外籍員工申請勞動許可的數量限制系統，該系統每年根據全國總勞動力數量限定發放許可的配額。據許多在哈薩克斯坦投資經營的企業反映，哈政府經常毫無理由地拒絕給公司經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發放簽證，或者只提供短暫的居留期限。這一規定給外國投資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了不利影響。

（三）中亞國家加大對本國資源的控制，增加了投資難度

近年來，中亞國家加大了對本國資源的控制，提高了外資的進入門檻，哈薩克斯坦是典型的案例。2005年，哈薩克斯坦國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法案，規定：注冊地不在哈薩克斯坦但資產在哈國境內的石油天然氣公司在轉讓股份時，必須獲得哈薩克斯坦政府的批準。同時規定，國家不僅可以優先購買礦產開發企業所轉讓的開發權或股份，還可以優先購買能對該企業直接或間接做出決策影響的企業所轉讓的開發權或股份。哈薩克斯坦的做法不僅對企業利益造成損害，對外國投資者進入和退出哈薩克斯坦礦業，尤其是收購哈薩克斯坦國內礦產企業構成了實質。

（四）中亞國家對中國的復雜心態，影響雙邊投資合作

中亞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懷著復雜的心態。一方面中亞國家希望從中國得到經濟、安全方面的幫助；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的崛起給自己帶來傷害。這種復雜的心態已經影響了我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的深入。中亞國家對我國的擔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中國”在中亞國家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在哈薩克斯坦的流行程度勝于中亞其他國家，我國對中亞國家能源和資源投資的集中化，更助長了“中國資源”的氣焰；擔心中國“經濟擴張”，使得中亞國家成為中國的“經濟附庸”；中亞國家少數具有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學者對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勞務輸出持偏激觀點，使得中亞國家對中國心懷戒備。

三、加強中國與中亞國家區域投資合作的對策建議

從以上我國與中亞國家投資合作的分析來看，目前雙邊的投資合作水平明顯落后于貿易合作水平。因此，要提高我國與中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水平，就必須要加強與中亞國家的投資合作，發揮投資“助推器”的作用。

（一）明確中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思路，確定投資戰略

我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尚缺乏明晰的思路和總體戰略。1994年4月26日，當時的總理在哈薩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圖就發展中國和中亞國家經濟合作問題提出了六點主張，其中第三條內容是：從實際出發，充分利用當地資源。經濟合作要充分考慮市場需求，要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和原材料優勢，使產品有競爭力。要充分發揮信譽好、有實力的大企業的作用。這表明了中國政府鼓勵本國企業去中亞投資的態度，確定了中國到中亞國家的投資原則。

進入新世紀后，我國政府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類所有制企業，采取合資、獨資、聯營等形式開展跨國經營，積極擴大海外投資。這可以看做是中國企業走向中亞市場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但這些原則和戰略過于籠統宏觀，較之西方等國家對中亞國家從經濟、安全到人文方面，從宏觀到微觀，滲透式合作方式，我國有明顯的差距。

當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展態勢均存在眾多不穩定因素，發展方向不明朗。我國在發展本國經濟、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基礎上，要深入認識中亞地區在我國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的戰略地位，做到海陸并舉（海基以東部沿海地區與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為主，陸基可以包括中國與中亞國家的戰略合作、中國與俄羅斯遠東地區合作以及中國向南亞次大陸的戰略延伸）；在國家層面上，面對多極化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應主動進行多極化、多層次的戰略目標體系構建。

（二）增強政治互信，加大生產型投資

中國以能源開發為主的投資助長了“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流行，對我國與中亞國家進一步密切經濟關系產生了不利影響。因此為增強雙邊政治互信，今后應進一步擴大與中亞國家在非能源領域的合作，加大對中亞國家的生產型投資，密切雙邊在產業領域的合作。中亞國家也希望得到中國對其生產領域的投資，如哈薩克斯坦總體納扎爾巴耶夫2006年訪華時，就曾正式要求中國向哈薩克斯坦能源和原材料以外的工業部門投資。

中亞諸國在經濟發展目標上，并不僅僅把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導向定位于資源與原材料輸出國地位，也寄希望于發展結構完整的民族經濟。因此，我國與中亞國家進行經濟合作過程中，需認真分析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思路，尋找更多的經濟、技術合作的契合點，擴大合作領域。

（三）依托上海合作組織，建立區域投資機制

依托上海合作組織這個平臺，充分發揮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聯合體的作用，為區域投資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如建立中亞區域投資合作基金，建立投資銀行，解決資金來源問題；建立投資鼓勵機制，改善投資引進國的環境；建立投資保障機制，保障投資安全。

近年來上合組織把進一步開展合作的優先方向確定為“安全、經濟、社會和人文合作”，在發展組織內部經濟領域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經濟和金融成為當前以及今后的主要合作議題。

（四）貫徹和體現“雙贏”和“多贏”原則

我國對中亞國家的投資要貫徹和體現“雙贏”和“多贏”的合作原則，實現經濟互利，與中亞國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經濟關系。

國家層面雙邊經濟合作過程中，深入分析雙方的資源、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的相對競爭優勢，以務實的態度，認識雙方經濟合作的互補特性，切實推動雙方的經濟穩健發展。地區層面多邊組織間，尤其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發展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積極發展與俄羅斯為首的多個地區性合作組織（如：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統一經濟空間、俄白哈關稅同盟）間的聯系與溝通，關注中亞經濟聯盟（當前由“俄白哈關稅同盟”形式發展的階段性目標）的發展態勢，做好相應的戰略分析，把中亞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戰略納入到我國的國家發展戰略思維中予以重視。世界經濟系統戰略層面，發展中亞作為連接東西方、獨特的地緣政治、經濟優勢和紐帶作用，深刻認識今后一個時期中亞地區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平衡各方力量，為中國和平崛起營造一個穩定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

基金項目：200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科基金項目“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深化中國與中亞國家經濟合作應對研究——基于金融合作與能源合作視角”（09BJL006）；2011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與中亞地區國家關系研究”。

篇(5)

過去30年，中國東部沿海開放走在前面，而廣大中西部地區仍處于相對落后階段。如今，沿海地區作為第一梯隊，將專注于高端產業，而中西部作為第二和第三梯隊，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投資熱點。

陜西是承接東部乃至全球產業轉移的首選之地，溝通內陸與亞歐大陸橋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經濟帶最大的物流中轉中心，融匯亞歐豐富多元文化的重要平臺。陜西打造“絲綢之路新起點”有助于西部大開發和關天經濟區規劃的推進，深化中國與中亞地區的能源合作，促進中亞區域與中國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發展。

打造絲綢之路新起點，就是要把陜西建設成為推進向西開放的新起點、深化區域合作的新起點、加速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起點。陜西打造“絲綢之路新起點”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打造文化支點，發揮文化與經濟深度融合的“蝴蝶效應”

文化交流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陜西以“華夏源脈，東方古都”為文化定位，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目前，國家和相關省市對“一帶一路”戰略尚處于探索、試驗階段，主要涉及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等經濟領域，深度涉及創意產業和文化旅游等重要文化領域的實踐舉措尚不多見。陜西應搶抓先機，率先研究、制定好實施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文化支點的政策和措施。這不僅將占據“文化引領發展”的制高點，還將避免與烏魯木齊、重慶、成都、武漢等區域周邊城市展開低水平同質化競爭，必將大大提升陜西文化的國際影響力和國內輻射力。

隨著文化與城市融合、產業融合、科技融合、旅游融合、金融融合的加快，陜西文化產業將獲得強大勢能和動能，在數字內容、智能娛樂、新媒體傳播等方面延長產業鏈條、拓寬發展領域，實現經濟發展的蝶變。這不僅能提升陜西區域戰略地位，還能通過優質文化平臺促進陜西區域經濟發展。

鞏固和擴大陜西同中亞國家社會和民意基礎。“關系親不親，關鍵在民心”，著力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宣傳工作、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人文交流，積極開展民間交往同樣必要。打造“絲綢之路新起點”，在合作內容上，以經貿為主、多維度并進，促進“民心相通”。在合作步驟上，注意經貿發展、公共外交、安全合作的依次推進和相互支撐。推進陜西與中亞各國互設境外產業園。

鑒于中亞國家地區穩定復雜情況，加強地區安全與反恐合作，推動睦鄰友好關系。因此，在經貿與安全合作的基礎上，必須大力推進公共外交，實現經貿發展、安全合作、公共外交全方位的合作交流。完善商貿投資、旅游探親落地簽證管理辦法，積極推動雙方相互逐步實現客商、旅游等入境“落地簽證”政策。

專門設立項目培訓中亞地區高級政府官員，既包括短期專題培訓，也包括公共管理碩士（MPA）項目的學位培訓。設立中亞留學生陜西政府獎學金項目。支持中亞地區學生來陜西學習，培養中亞地區懂漢語、了解中國的青年力量。在陜西設立上海合作組織發展研究基金會或者中亞發展研究基金會，給予中亞地區高校、科研機構研究人員進行課題研究資助、訪問學者等合作研究機會。

園區整合，擴圍自創區政策紅利，發揮創新的“乘數效應”

以西安陸港為依托，使陜西成為內陸型開發開放新高地。打造陜西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物流節點城市。大力推進物流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建設，堅持節約、集約用地的方針，合理布局物流園區、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網點等物流節點；合理規劃物流基礎設施、綜合運輸通道和交通樞紐節點布局，構建便捷、高效的物流基礎設施網絡，做好公、鐵、空多式聯運交匯點的建設，使多種運輸方式高效中轉、順暢銜接，做到“物暢其流”。

通過西安港打通中國西部與中亞、歐洲貿易、產業通道，促進向西開放升級。西安國際港務區緊密依托西安綜合保稅區、西安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和西安公路碼頭三大支撐項目，打造國內最大的國際陸港基礎平臺。通過與東部沿海港口的緊密合作，實現“港口后移、就地辦單、海鐵聯運、無縫對接”。促進陜西出口產品結構從資源型產品向加工型產品轉變，從低附加值產品向高附加值產品轉變，不斷優化產業結構，使陜西成為內陸型開發開放戰略高地。

園區的功能性整合是陜西區域經濟發展，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的關鍵路徑。園區設置出于不同的發展目的，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功能。園區作為經濟發展平臺，基于城市發展，產業發展，開放發展的需要設置了不同類型的開發區。陜西現已形成西安高新區、經開區、西咸新區、曲江新區、航天開發區等園區同城競爭、同業競爭、同質競爭越來越激烈。園區布局不夠合理、規劃定位不夠準確，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園區建設規劃缺乏長期性，園區產業鏈缺乏統籌協調。各園區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發展訴求差異很大。

北京中關村自創區形成了“一區十六園”，陜西也可以通過“托管模式”，形成“一區多園”，克服目前創新資源分散的局面。在更大區域內整合創新資源，在更高層次上創新聚集。利用“負面清單”模式實施創新驅動。重點實施資源共享、產業聯動、協同招商，推動電子信息、生物醫藥等主導產業呈‘鏈’發展，向高端聚集。推進負面清單管理，各分園以產業為紐帶招商，有效整合園區資源。充分發揮自創區的創新示范、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土地、技術、人才等要素資源的協調發展，使自創區成為陜西創新發展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品牌。

統籌資源，發揮市場化平臺的“共生效應”

陜西國有資本的產業化投資和創業投資不足，政府和市場需要協同，合力推進絲綢之路新起點建設。

統籌各大園區建設資源，由陜西國資委發起，謀劃成立陜西絲路發展集團。成員單位由五大園區現有開發建設單位組成，通過國有資本投資，市場化手段運營，使國有資本最大限度地發揮活力。發展集團受省政府委托，負責園區從土地一級開發到園區建設再到招商引資全鏈條工作。各園區差異化競爭，建立合作共贏的新規則。受托管理政府重大項目股權投資，支持重大產業化項目和高成長創新型企業。促進科技和金融結合，利用多種金融手段緩解企業融資難。主要為園區企業提供包括天使投資、創業投資、境內外上市等服務。負責引進重大項目和統籌產業布局，完善和優化產業規劃，加快推動絲綢之路新起點建設，促進高端產業集群，推動區域經濟和諧共生發展。陜西絲路發展集團的設立將為陜西打造絲綢之路新起點建設提供平臺。

大力實施企業“走出去”戰略。重視與中亞地區經濟合作機制、環境、方式等制度安排。針對亞歐大陸國家不同情況，鼓勵省內企業有重點地開發俄羅斯、中亞、中東歐市場。大力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為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提供有力支持。深化與區域各國的合作交流，推進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為鋼鐵、水泥、裝備制造等行業開拓新的國際市場，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篇(6)

[關鍵詞]東亞；最優貨幣區；層次分析法；經濟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 F82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01－0081－04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中國產業安全鏈重構：突破跨國“鏈主”縱向控制的理論和對策研究》（08BJY08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長江三角洲地區R&D的行為模式和技術轉移問題研究》（06JJ790018）。

一、引言

區域性貨幣一體化，指的是某一區域內有關國家和地區在貨幣金融領域中實行協調與聯合，形成一個統一體，最終實現統一貨幣體系的過程。它是以歐元之父蒙代爾等人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為指導而進行的一場貨幣體制革命。該理論認為，最優貨幣區是指由一些彼此間經濟比較開放，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自由，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較為接近，經濟政策比較協調的地區所組成的獨立的貨幣區[1]。這種最優貨幣區的主要特點是，在該貨幣區內，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區內各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比較協調，各成員國之間采用固定匯率制并保證區內各種貨幣的充分可兌換性[2]。目前，將區域貨幣一體化變為現實的是歐洲，1999年歐盟的建立和2002年歐元的正式流通，標志著歐洲大陸已經成為一個經濟貨幣聯盟。

在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前，亞洲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幾乎為零，亞洲各國也正是從東南亞金融危機慘痛的后果中認識到了亞洲進行貨幣合作的必要性。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3的財政部長通過了日本提出的東亞貨幣互換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在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下相互提供干預基金，建立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清邁協議”是一個以雙邊貨幣互換為核心的緊急融資框架，按照這個協議，亞洲地區已經締結了多個貨幣互換協定，其中，2002年3月日本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締結的日圓與人民幣之間的互換協定意義最為重大。在2002年7月召開的亞歐財長會議上，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提出一項提案，為未來以單一貨幣為目標的亞洲貨幣體系描繪出大體的輪廓，這項提案認為大約到2030前后出現單一亞元、亞洲央行和貨幣同盟。2008年5月，第十一屆東盟＋中日韓（10＋3）會議集中討論了“清邁倡議”多邊化的資金總規模，東盟和中日韓的出資比例，并于會后發表了《第十一屆10＋3財長會議聯合聲明》。擬構建“東亞外匯儲備基金”，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地區金融危機。

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動蕩正在逐步蔓延，亞洲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響，因此，研究利用區域貨幣一體化和經濟政策協調來遏制金融危機對區域經濟的沖擊，保護區域內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本文嘗試引入經濟特征指數，并采用層次賦權方法（AHP）計算經濟一體化指數，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進行定量評價。通過與歐洲共同體建立之初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進行比較，結論表明，盡管亞洲最優貨幣區的建立尚存在大量障礙需要克服，但東亞地區已經初步具備經濟一體化的基礎。

二、東亞貨幣一體化的可行性分析

1.最優貨幣區理論

分析一個區域經濟能否實現貨幣一體化，首先必須了解該地區的經濟同一化程度。一個國家或地區要加入最優貨幣區，必須對加入后的收益和成本進行權衡，這是因為，統一貨幣區的形成，一方面能給參與者帶來匯率穩定的好處，但另一方面，也會使參與者失去一定的經濟自[3]。我們以某國加入最優貨幣區的決策過程為例，來說明經濟一體化程度對加入貨幣區決策的重要性。如果某國與一個已經建立的貨幣區中各成員國的貿易往來非常頻繁，資金流動十分暢通，那么，某國加入這個貨幣區后，通過穩定匯率和統一貨幣的發行，可以使某國與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資金往來減少不確定性，這將為某國帶來極大的收益。也就是說，某國與貨幣區內成員國的經濟貿易一體化程度越高，加入統一貨幣區給中國帶來的收益也越大。

另一方面，某國加入貨幣區后，必須讓渡一部分經濟自。假設出現一個未預期的供給沖擊，使某國國內出現失業率上升和消費萎縮的局面，但某國又不能夠自主調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就是加入貨幣區所導致的損失。但是，如果某國和貨幣區內其它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在其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比較大，那么，國內的通貨緊縮可以通過出口商品價格的下降而成為拉動區域內貿易的有利因素，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可以使資本流出，在貨幣區內其它國家找到投資機會，失業的狀況也可以通過勞動力流動而得到緩解。因此，某國與貨幣區內成員國的經濟貿易一體化程度越高，加入統一貨幣區的損失也就越小。我們可以通過下面的圖形表示這個結論。

圖1、經濟和貿易一體化程度與加入貨幣區的收益和損失

如圖1所示，收益曲線的斜率隨著經濟和貿易一體化程度的增加而增大，而損失曲線的斜率隨著經濟貿易一體化程度增加而減小，兩條曲線相交處（G點）就是收益與損失相等處，一國從此處開始可以做出加入貨幣區的決策。因此，G點也是形成最優貨幣區的臨界點。

2.東亞建立最優貨幣區的現實可行性

在亞洲，東亞、南亞、西亞和中亞地理上相對獨立，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風俗習慣上都有明顯差異，經濟發展也各有特色[4]。既有中國、印度這樣的傳統農業大國，也有韓國、新加坡這樣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既有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經濟支柱的東盟國家，也有以出口石油資源為主的西亞“歐配克”。從經濟合作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基礎來看，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度在亞洲來說是最高的，因此，亞洲的貨幣一體化，應當從東亞的貨幣合作出發，走次區域一體化向區域一體化過渡的道路，而不可能像西歐那樣一次性地全盤一體化。

考察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度，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首先是宏觀經濟基本面，這包括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狀況，其次應當考察各國產業結構的差異，最后是分析東亞各國的貿易依存度狀況。

（1）宏觀經濟基本面

東亞共有10個經濟體，既中國、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菲律賓。國土總面積130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19億。從人均GDP來看，在東亞地區屬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有日本、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當然，韓國作為“四小龍”之一，其經濟實力也不容小視。除以上幾個經濟體外其他都屬于發展中國家，國與國之間的經濟差距比較大，其中，日本的人均GDP是人均GDP最低的印尼的40倍。從經濟發展態勢來看，近十年來，經濟增長率比較高的國家有中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而且這幾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控制的也比較好。從總體上來說，除日本外，東亞各國的經濟增長率比較一致，但在通貨膨脹方面，各國差異比較大，印尼和菲律賓的通貨膨脹明顯過高。通貨膨脹率的不一致，表明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較大差異，這給貨幣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的政策協調方面增加了難度。

（2）產業結構趨同程度

除了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等指標，各國的產業結構也是經濟一體化程度的重要標志。這是因為，一國產業結構會極大地影響其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實施，如果各國的產業結構相差太大，相同的政策措施會對各國產業造成截然不同的影響，那么各國進行宏觀政策協調就會遇到很多障礙，也就相應加大了政策聯動的成本。

20多年以來，東亞各國的產業結構變遷都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傳統農業大國如中國、印尼、菲律賓都基本了工業化進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急劇下降。其次，除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以外，東亞各國基本形成以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最后，服務業在東亞各國中所占比重日益加大，在一些國家已經超過工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總之，產業結構趨同化是東亞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是東亞實現貨幣一體化最為有利的一個先決條件。

（3）國際貿易依存度

實行區域貨幣一體化，最直接的動因是實現各國貨幣之間匯率的穩定，以促進各成員國之間國際貿易的順利進行，因此，成員國之間貿易依存度的高低，是衡量建立統一貨幣區是否必要的根本標準。同時，成員國之間貿易依存度的高低，也直接關系到加入貨幣區的收益和成本問題，因此，任何區域共同體的設立都必須考察區域內貿易在本國貿易中所占比重。東亞各國的區域貿易依存度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進口和出口的區域內貿易已經達到了貿易總額的45%以上[5]，而且，在貿易依存度指標上，東亞各國體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各國數據都達到了很高的趨同度。與西歐1979年時的狀況相比，東亞區域內貿易依存度已經基本達到了當時西歐的水平[6][7]，不僅在貿易比重上相差無及，在占GDP比重上也僅是稍微落后。

三、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定量測度

為了進一步定量測度東亞經濟一體化程度，我們采取層次分析方法計算綜合反映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一體化指數”，并將其與1965年歐共體成立時經濟一體化水平相比較。

在經濟一體化程度測度方面，由于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特征是多維度和多層次的，因此，要得出綜合性的經濟一體化指數，必須對選定的經濟特征變量設定權重。在這方面，層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是一個較好的工具。層次分析法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A. L. Saaty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一種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系統分析方法。在能源政策分析、產業結構研究、科技成果評價、經濟發展規劃、人才考核評價以及發展目標分析等許多方面，AHP應用都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我們利用AHP設定指標權重的思路是:首先建立地區經濟特征評價指標體系；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各個經濟特征變量在指標體系中的權重；最后，計算綜合經濟特征評價指數。

1. 建立層次結構模型

根據前面對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定性分析，我們宏觀經濟基本面、產業結構和國際貿易依存度三方面來描述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特征，而三大一級指標內部又包括一些二級指標（見表1）。

2.確定各指標權重

設定各指標權重的方法是，在判斷矩陣中對指標進行兩兩比較，根據設定的標度為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打分，通過得分加總就可以得到指標權重。首先給出判斷矩陣標度的含義（見表2）。

接下來,我們分別為一級指標和二級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打分（見表3、表4、表5、表6）。

通過打分，可以計算得到各個二級指標的權重（見表7）。

3.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指數的計算和比較

通過計算各經濟特征指標的權重，可以得出區域內各國家的經濟特征指數值，進一步來看，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可以由區域內各國家經濟特征指數值的差異來確定，因此，經濟特征指數的方差就成為度量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可行指標。該數值越小，表明各國之間的經濟特征差異越小，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具體方法是，首先計算各國家的經濟特征指數值Ei：

然后再計算Ei的方差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指數：

結合東亞的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數據，我們計算得出其2006年經濟特征指數值分別為27.14、34.55、26.44、32.19、35.20、20.59、22.28、17.89、34.17、23.89，區域經濟一體化指數為39.52。應用同樣的方法，我們計算出1965年歐共體成立時，其成員國法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6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指數為34.93。由此可以發現，目前東亞（包括東南亞地區主要國家）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已經接近歐洲共同體成立時的水平，可以加快經濟一體化進程，并在時機成熟時考慮發行僅在東亞內部流通的共同貨幣。

四、結 語

當前，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重新引發了人們對區域經濟政策協調的討論，這不僅需要我們對衍生品金融創新的風險重新進行認識和評價，同時，也對各國在危機爆發時的區域政策協調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新一輪的金融危機風險，作為全球矚目的新興經濟體，東亞地區在經歷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金融風暴之后，更有理由著手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和貨幣一體化進程。我們認為，東亞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大致應有三個層次：一是建立區域內的危機解救機構，例如東亞貨幣基金EAMF（East Asia Monetary Fund），用以應對類似目前的全球金融風暴和流動性緊縮危機；二是建立起類似歐洲匯率機制EMR的東亞匯率聯動機制EAERM(East Asia Rate Mechanism)，初步實現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三是最終過渡到東亞單一貨幣區EACA(East Asia Currency Area)[8]。

總之，雖然現階段建立起完善的單一貨幣區的條件還不具備，但東亞各國可以循序漸進地構建區域貨幣體系，通過區域層次的貨幣合作，確保穩定的外部金融環境和經濟發展條件，最終實現貨幣合作的目標。盡管東亞地區的相互貿易依存度還處于起步階段，資本、勞動等要素自由流動尚需進一步的發展,經濟貨幣政策有待進一步協調，但是同時也應該看到，東亞正在成為本世紀經濟最為活躍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的經濟聯系正逐步加強，尤其是貿易自由化進展迅速，這些都為貨幣合作以及建立貨幣區提供了經濟基礎。貨幣合作帶來的利益是巨大的，貨幣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的互動作用也已經被歐盟一體化的經驗所證明，因此，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前景值得我們期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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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amim, Bayoumi. A Formal Model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1994, 41:537-554.

[3]Mundell, Robert.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 51：509-17.

[4]顏華國,蔡宏波,林舒.東亞貨幣合作的經濟基礎――基于Frankel-Rose內生性假說的新檢驗[J].國際貿易問題,2008,(3).

[5]林樺.從成本與收益看東亞貨幣合作的前景[J].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

[6]Goodhart, Charles.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 [J]. EuropeanEconomic Review, 1996, 40 ：1083-1090.

[7]Martin Feldste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and Monetary Union: Political Sources of an Economic Liabil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23-42.

[8]陳淼鑫.最優貨幣理論及東亞單一貨幣區的構想[J].財經研究, 2002,(2).

Feasibility Study of East Asia Monetary Integration: Based on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Xu Bin1，Zhou Shaodong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46,China; 2.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210093,China)

篇(7)

關鍵詞：一帶一路;自貿區戰略;障礙;對策

自貿區的全稱為自由貿易區，在黨的十七大會議中，首次提出將自由貿易區建設作為國家戰略加以落實，且在黨的十會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分別提出：加快落實自由貿易區戰略及以全球為背景搭建高標準的自貿區網絡。我國自貿區所涉及的合作領域隨“一帶一路”的提出而逐步擴張，除此之外，我國自貿區的質量也在穩步提高、布局也進一步完善，其成就異常驚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自貿區的建設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問題與障礙。

一、我國自貿區建設中存在的障礙

我國的自貿區戰略開展并非順利，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我國的自貿區戰略發展時期正值亞洲金融危機的緊張時刻，先實踐，后理論是存在于其中的重要問題。在“一帶一路”的倡議未出現之時，國家在自貿區建設方面的發展屢遭失敗，其原因不外乎缺乏對自貿區建設的清晰設計及慘遭經濟一體化的影響，這些影響極大地阻礙了我國自貿區的順利發展。1.中日韓三方自貿區建設進展緩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發達程度上不如日本及韓國，而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并未發展完善，也不如日本與韓國中已成熟的市場經濟。這在很大程度上，為三方在自貿區建設方面的談判增加了難度。除此之外，目前中國的優勢產業以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為主，而日本與韓國的產業卻以資本密集型與技術密集型為主，產業結構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的不發達產業帶來壓力。這些原因都成為了阻礙自貿區建設進展的重要因素。2.中國與海合會自貿區的談判的發展趨勢不明朗。自2004年開始，中國已與海合會開展了五輪以自由貿易為中心的談判，每年為一輪，至2009年后暫停。直至2014年，中方與海合會都有恢復談判的意愿，并在之后達成一致意見，于2015年3月進行第六輪談判，這是談判中止多年后的第一輪談判。在談判中雙方提出盡快達成中海自貿協定的愿望，但從目前發展局勢來看，中國與海合會自貿區的談判的發展前景不明。其原因有：中海兩方對關稅減免問題的分歧較大、海合會內部出現意見不一的現象、RCEP談判遇到多重障礙無法如期收官等。3.我國自貿區原產地規則不完善我國目前的自貿區原產地規則發展并不完善，與歐美地區的原產地規則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首先，我國的自由貿易區的標準類型較為單一，通常以區域價值成分為標準，其他標準很少運用其中；再者，就我國自貿區原產地規則采用的標準而言，其標準細化程度較低，標準細化程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會對自貿區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二、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進中國自貿區戰略的對策

即使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中國自貿區目前的戰略發展仍受許多新障礙的影響，推進中國自貿區戰略的發展成為當務之急。因此，國家需要針對目前中國自貿區戰略發展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對策，推進中國自貿區戰略的發展。1.制定合適的戰略目標。首先，應制定一個合適的近期目標。該目標以加快自貿區談判進程、提升自貿區自由化水平、擴大自貿區合作領域為主，通過該目標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增長。再者，要制定一個中長期目標，該目標旨在搭建一個系統的全球自貿區網絡，其中包含周邊地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五大洲重要國家，推動我國的貿易投資實現自由與便利。2.遵循發展原則。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逐步落實，我國在與外界經濟合作中始終以互惠互利、共同繁榮為合作理念，推動世界經濟的平穩發展。但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下，國家要將合作伙伴的雙贏視為重中之重，這種思想不僅堅持了我國所貫徹落實的發展理念，也能夠讓合作伙伴對我國自貿區戰略的疑慮解除，除此之外，還足以確保全球自貿區網絡成功搭建，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世界經濟的發展。3.選擇合適的自貿伙伴。自貿伙伴的選擇對“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國自貿區而言，起著重要作用，所以應當選擇最合適的自貿伙伴，選擇與自身條件均衡的國家進行合作。首先，所選擇的自貿伙伴應有較大的經濟規模，因為只有成員國的經濟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才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例如韓國，就屬于總體經濟規模較大的合作伙伴，與其進行貿易合作，能夠促進雙方共同繁榮。除此之外，國家的資源稟賦也是重要標準，所選擇的自貿伙伴應有充足的資源，能夠確保我國的資源供給。最后，雙方國家要有一定的產業互補性，若缺乏產業之間的互補性，國家間將無法進行高效的國際貿易。因此，應選擇最合適的自貿伙伴，促進“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自貿區戰略的建設發展。

三、總結

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給予了我國自貿區戰略全新的意義。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中國自貿區戰略是能夠推動貿易暢通的實現。隨著經濟一體化的逐漸增強，“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自貿區戰略需承受多個因素的影響，因此，中國自貿區戰略還需面對各種新障礙，將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繁榮最為基本原則，努力推動中國自貿區的實現。

作者:于欣欣 單位:遼寧行政學院

參考文獻

[1]郭惠君.“一帶一路”背景下中韓經貿合作前景展望[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6(11):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