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質性方法論與比較政治

質性研究方法的過時觀點及其發展

洞察和陷阱——質性研究中的選擇偏誤

比較的必要性——量化政治學中的理論證實

研究設計、證偽及質性—量化研究分野

量化方法在質性研究中的接入——以選擇偏誤為例

政治科學中質性與量化分析的溝通

政治科學中研究設計的重要性

兩種文化的故事——社會科學中的量化與質性研究

測量的效度——質性與量化研究的共同標準

兩種研究文化是否蘊涵兩種科學范式

社會分析中的鴨兔圖——兩種文化的故事

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回應布拉迪和埃爾曼

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

對概念、定義和模式的進一步考察

極權主義、模式癖與從錯誤中學習

概念延展新論:比較研究范疇之調整

民主與二分法:一個概念選擇的實用主義路徑

比較研究中的民主概念等級

中國古代君主與“民貴君輕”觀念

略論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周思敬

國際公共事務管理基本理論問題論略

中國傳統政治知識研究評述

現代氛圍中的政治技術和政治技術化

《在民主與法治之間》評介

黨內民主的發展趨勢及必須堅持的原則

論的人民民利思想郭根山

共和政體與當代中國共和制實踐的基本特色

促進社會和諧的邏輯與路徑李新生

十六大以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理論體系的新發展

從“分管”到“輔佐”：中國副職問題研究朱光磊

近年來國內政府官員問責制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行政問責的體系構建與制度保障

論區域一體化下的區域間政府合作——動因、模式及展望

新時期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政治功能分析紀德尚

社區建設中的物品供給：制度困境及其對策

政治博客現象及其公共治理

韓非奉獻給君主的根本治國方略

西方多元文化主義爭論、內在邏輯及其局限

中國傳統民本文化的現代價值曹德本

生態政治：老子生生和諧的政治價值情懷李承

論公共管理類型——公共管理橫向體系分析

試論中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的價值

使類型學更有效:概念形成、測量與精確分析

方法論上的羅夏墨跡測驗——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中的迥異解釋

論比較政治學的發展方向——一項對主要學術期刊的分析

公正觀與農民工在市民化過程中社會公正的實現

篇(2)

一、構建大思政教育管理體系

目前，高校德育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教育教學部門脫節，高校思政教育教學主要由思政課教學和學生日常思政教育工作兩個部門負責。側重于理論教育的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由教務部門管理，而側重于行為教育的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則由學工部門管理。教務和學工分屬不同的主管部門，在整體上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機制，無法形成教育合力。二是教育教學人員分離。思想政治理論課專職教師和黨務、團委和輔導員沒有銜接，不能優勢互補，致使教育與教學相分離。三是一些人認為德育是思政工作人員的事，與其他人員無關。青年學子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需要家庭、學校、社會等方方面面正向合力的共同作用。我們常說“教書育人”，即教師除了教書之外還有育人的職責。這些都是影響德育效果的因素。所以，在高校德育中，要實現德育高效的目標，還需要切實樹立整體思想，樹立大思政理念。大思政觀是指從全局上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從根本上改進思想政治教育總的看法和方法。其哲學基礎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發展，其工作理念是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其方法論是全員育人、全過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通過大思政理念的樹立，充分利用各方面資源，從而整體推進德育發展。就學校教育方面來說，教育管理層應樹立一種大思政教育管理理念，加強對德育的組織領導，成立由校領導和各部門組成的德育工作領導組，統一領導、協調德育工作。同時，把黨團輔納入德育系統，他們是重要的德育人才資源。而專業課、基礎課教師也可將育人工作滲透在平時的教學及活動中，最終推動高校構建黨團委、學工部門、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專業課教師、輔導員以及后勤服務管理者的全員育人機制，形成大思政教育管理體系，創造和諧的育人環境。認為，物質世界是有機統一的整體，整體與部分是辯證統一、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其實，德育管理是一個多層次的復雜系統，不僅是在高校內部應樹立大思政的教育理念，整個社會都應該樹立這種理念。德育管理應是家庭、學校和社會三者管理的有機組合。目前我國很多學校由于各種原因尚未完全擺脫僅靠自身力量進行管理的意識，使得德育管理效率有限。而要提高德育管理效率，就必須樹立大思政的理念，構建大思政教育管理體系，貫徹德育管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的原則，充分發揮家庭、學校和社會的連貫管理作用。一是建立家長委員會制度，學生家長推選合適的家長代表組成家長委員會，對學校管理提出建議，并督促家長配合學校教育子女。二是建立以校長為首的協調委員會制度，由學校德育工作小組的領導、學生德育和管理的相關負責人、輔導員代表、專兼職德育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以促進學校與家庭、社區互通情報，指導家長和社區教育學生，形成學校、家庭和社會綜合一致的教育影響。三是建立社區教育委員會制度，由社區教育部門領導、社區辦事處主任、社區學校校長代表、社區文化站站長與社區居委會干事代表等人組成，根據學校德育管理的要求，積極開展社區教育，并為學生提供接觸社會的機會，在社會實踐中砥礪學生品性，實現社區、家庭和學校教育一體化，為學生道德成長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

二、實施德育學分制度管理

現代管理的管理效益原理實質就是增效，即有效運用人、財、物及時、空等要素，使之發揮最大效能，取得最有成效的結果。高校的德育管理也需遵循效益原理，獲得德育最優效果，實現德育管理績效。目前，高校德育績效還沒有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考核與分析體系，缺乏科學的考評要求和具體的衡量標準，德育的任務目標缺乏可操作性。因而部分師生不重視德育工作，大學生思想品質的發展狀況很難真正同大學生的畢業推薦、評優等相掛鉤。目前，高校智育和體育已經與畢業證掛鉤，而德育受重視程度較低，德育效率較低。因此，要提高高校德育績效，可以考慮將德育學分作為突破口，探索高校德育測評體系，建立大學生德育學分制度，將德育學分制納入高校管理體制，使之成為一項基本的管理制度。德育學分制將德育學分同學生的畢業就業和獎勵關聯起來，實施德育學分管理，以學分認定的形式鼓勵學生參與德育的學習和實踐，使德育更加生活化，從而實現大學生的自我教育和管理。學校可以成立專門的德育工作領導小組，根據不同年級學生的特點和要求，明確每學期或學年的德育理論學習和實踐活動內容和標準，統一制定德育學分測評手冊，手冊由學生自行管理登記。同時開通網絡平臺，學生自行登錄錄入，由學生所在院系審核學生實踐活動情況。德育理論學習主要包括學習思想政治理論課、形勢與政策、心理教育、法制教育、畢業教育等課程，德育實踐活動包括課堂學習以外的體現學生思想政治素養、道德修養、意志品質等的日常行為表現及規定的活動，如軍訓。德育實踐活動是德育學分制的核心內容。對于理論和實踐活動的評價，均應設定基本分和獎勵。對于未達到德育學分基本線的學生，學校可統一安排重修，重修仍不合格則安排在畢業學年重修。不參加重修或重修仍不合格的，按照德育學分管理制度，不發畢業證，只發結業證。對于在德育實踐活動中表現優異、德育分數較高的學生，在畢業時優先推薦就業，同時將德育分作為申報學校各種獎勵的重要考核標準。

三、搭建學校與社會聯系的平臺

認為，實踐是認識的來源和認識發展的動力。實踐是提高道德水平、培養德行的重要途徑。高校通過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將學校跟社會聯系起來，是非常好的一種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方式。大學生通過社會調研、公益行動、社會服務、勤工儉學等實踐活動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質。一些高校與企業的聯系十分緊密，特別是在一些應用型本科和高職高專院校，校企合作已成為普遍的人才培養模式。由于校企雙方對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質要求的標準基本一致，可促使學生在與現實社會職業環境融合過程中調整、樹立自己的標準，適應社會需求。因此，高校可以搭建起學校同社會聯系的平臺，使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不斷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高德育效果。一是學校和實習單位合作，加強學生實習期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學生在實習過程中提高實踐技能和思想政治素質。二是在學校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積極引進和滲透優秀的企業文化，提高學生的職業素質。通過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實踐活動，可以讓大學生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加深對思想政治理論的理解，進而使道德認知得到改善和升華。

四、構建網絡德育平臺

篇(3)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社會治理 治理體系 體制機制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部署給創新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過構建基于治理理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創新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在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1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的關系

這里所指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通常所說的“生態環境治理”有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所指的是一種體制，是一個包括指導思想、組織機構、法律法規、組織人員、制度安排等要素構成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體系；后者是一種行為或過程，指生態環境的整修、修復，與生態環境保護是同義語。

治理理論是一種公共管理理論，其涵義是政府、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社區以及個人等諸行為者，通過平等的合作型伙伴關系，依法對社會事務、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進行規范和管理，最終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由于當代的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的復雜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民眾需求的多樣性，使得管理的難度不斷增大。“就治理理論興起的直接原因而言，是西方的學者看到了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既可能存在‘市場失靈’，也可能存在‘政府失靈’。”為管理好日趨復雜的社會公共事務，治理理論就被應用于社會公共事務領域，為創新體制、機制起著框架性解釋和指導作用，構建起區別于傳統管理模式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政黨等方方面面。”因此，把治理的范疇和方法應用于生態文明建設領域所構建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和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具體內容之一。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實現形式就是要構建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強調多元主體參與生態環境治理，使民主、協作融入治理，形成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生態環境建設的運行機制，克服基于傳統管理理念的舊的監管、建設體制的弊端，更有效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生態環境建設效益的最大化。

2治理理論對創新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的方法論啟示

2.1培育多元主體

多元主體的治理模式是區別于基于統治和管理的傳統生態文明建設體制的本質特征。培育和壯大包括市場主體、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等非政府的主體，是構建基于治理理論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首先任務和前提條件，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內容。由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的轉變過程，就是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過程，既包含著制度、文化和行為方式等的綜合性轉變，也代表著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的創新。

2.2權力運行方式的多向性

傳統的生態文明建設體制的主體一元性決定了與之相適應的運行方式是依靠公共權力來推行，表現出公共權力資源配置的單極化和公共權力運用的單向性特征。而治理理論強調公民和社會機構等非政府主體的參與，多主體通過參與、合作、協商談判、反復博弈、伙伴關系等實現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所要實現的是一種權力上下互動的過程，其權力運行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

權力運行方式的多向性決定了在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政府要改變傳統的管理方法，應實現以下幾種轉變：一是從管制到服務。適應多主體的治理格局的要求，政府必須改變過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強服務職能，為非政府主體的參與創造和提供良好的環境。二是從規制到協調。要實現各種非政府主體有序參與生態環境治理，離不開政府的協調，所以政府的行為應實現從著重規制到著重協調的轉變。三是從封閉到回應，多主體治理格局以互動性為基本特征，即權力從封閉的單向性的運行到對公眾提出的政策建議做出迅速反應，呈現出互動性，從而提高公眾參與的程度。

2.3豐富建設手段

與政府單一主體一家獨大的傳統管理體制相應的運行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和法律為主，具有強制性的特點。而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更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合作，使生態文明建設手段和方法呈現多樣化，除了行政、法律手段外，還包括社會化手段、市場化手段和自治化手段等。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下，針對所要治理的生態環境問題的特點，采用單獨或多種手段綜合使用，能夠更有效地處理和解決問題，從而提高治理的效果和降低治理的成本。

2.4追求目標和評價標準由“善政”到“善治”

傳統的生態環境監管的理想模式為“善政”。善政的構成要素包括嚴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員、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務。善政是建立在傳統的社會統治結構之上的，是包含于傳統的政治與行政的理念之中。而治理的概念已經超出了傳統的統治范疇，它強調了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所追求的是“善治”。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在“善治”狀態下，社會治理能夠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維護和發展，經濟與社會的長久利益和根本利益能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維護。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善治”，就是要使生態環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要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的“善治”，政府必須轉變觀念與職能，必須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非政府主體進行培育、構建多元主體的建設格局。

3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路徑

3.1轉換政府觀念和職能，簡政放權

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目標就是要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及公民個人多元主體平等參與協作的建設體制，關鍵是能否培育多主體，創造社會主體參與治理的條件。單一主體的建設體制式往往重視政府的管控而忽視對被管理對象合法權益的保障，必然會無限擴大權力的運行，窒息非政府主體成長的空間與參與建設的平臺。因此，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建設格局的首要任務是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權力運行的空間，把不該管，管不好，可以讓社會管理的事情交給社會去管理，創造出非政府主體參與的空間，為其的成長壯大創造條件。

3.2積極培育多元社會主體

（1）通過培育市場主體來培育多元的生態文明建設主體。市場經濟是公民社會產生和不斷發展的物質基礎，能夠為公民的獨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當市場完善和發展，才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與生態環境建設相關的公共服務和公共問題的治理也才能通過市場的運作得以進行，如政府公共服務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務的購買等。

（2）培育和壯大社會組織。要進一步培育社會組織力量，倡導社會責任和培養公共人文精神，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推動社會參與，形成政府與第三部門合作伙伴關系，逐步邁向多主體參與，整體性協作，網絡化治理的態勢，實現治理結構良性和均衡，有效引導社會組織在志愿服務供給中的作用，彌補政府供給的缺位或低效，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水平。

（3）引導公眾參與。 轉變政府觀念，推進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化建設。 生態文明建設的信息公開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權。 優化公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效果，主要體現在建立公眾建議意見的回應制度及引導和進一步發揮民間綠色環保等組織的作用。最后是積極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識，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慣性思維，強化自我生態文明建設能力。

3.3發展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法與手段

要完善法律法規，做到依法行政；規范行政權運行規則，提高執行力，維護行政權力的權威性，劃分行政權力運行邊界，為社會化、市場化等手段的使用提供空間。

要強化市場機制在自然資源優化配置中的作用一是推動自然資源市場化進程，大力探索自然資源定價機制和自然資源交易市場運行機制、生態補償機制。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暢通社會資本進入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的渠道，通過政策優惠、財稅導向培育生態環保產業。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充分發揮第三部門作用，完善社會的自治組織機構（如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區自治），使之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建立政府與社會的相互依賴、相互協作的互動關系。

參考文獻

篇(4)

一主題，就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等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了廣泛交流。

社會和諧與制度創新

學者們指出，社會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項重要任務。推進社會建設需要改革創新。加強社會建設，必然要求對社會事業、社會體制機制、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管理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改革創新，這樣才能尋求到有效治理現代社會的機制、結構和管理方式，才能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沖突與合作、變化與穩定的相互關系中發現解決問題的新途徑新辦法。當前，應積極推動教育、勞動就業、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領域的改革創新。

“所謂社會正義，從社會學的視角來定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杭生在發言中著重分析了社會公正問題。他指出，社會公平主要有兩個維度：制度安排與百姓認可。這兩個維度可以為社區制度創新提供分析框架。就社區制度安排的公平來說，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社區居委會自治組織之路、社區民間組織健康發展之路、社區服務體系有效成長之路。就社區居民認可的公平來說，涉及社區成員的滿意度、認同感、幸福感等。

“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解決與制度創新關系密切。”清華大學教授李強強調通過建立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機制來促進社會和諧。他認為，目前我國社會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影響社會和諧的現象和因素仍然存在。因此，應建立健全解決社會矛盾沖突機制，加強制度建設，主要包括民主法制建設、利益表達機制建設、社會協調機制建設等。

社會變革與哲學思維

學者們認為，從哲學角度對當代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進行研討，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無疑具有理論和現實意義。

“馬克思關于現代性的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對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仍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北京大學教授豐子義對馬克思現代性思想及其當代價值進行了闡述。他認為，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現代性”這一概念，但是基于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深入考察，他還是具體闡發了有關現代性的重要思想，并對現代性作出了新的實質性的理解。馬克思主要不是從觀念中而是從現實中來尋求擺脫現代性危機的出路，這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建設仍有借鑒意義。

“變革是時代的潮流，對變革問題的哲學研究需要加強。”北京市委黨校副教授袁吉富認為，對于變革問題，可以分別從個人層次、組織層次和社會層次上予以考察，由此可獲取對于變革的微觀方面、中觀方面和宏觀方面的認識。當前，從組織變革的角度來考察社會變革尤為重要。因為人們的社會活動基本上都是在社會組織中進行的，而整個社會其實就是由諸多組織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構成的。

社會發展與歷史方位

學者們在論壇中熱烈討論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問題，一致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篇(5)

【關鍵詞】互嵌 國際機制 全球治理 氣候變化 國際貿易 公民社會

【作者簡介】德國康斯坦茨大學政治與管理學系博士生

一、背景介紹

當前，“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劇，全球性危機層出不窮，直接危及國家安全、國際安全和人類安全。這些挑戰的波及范圍和深度已經超越傳統國界，超出單個國家應對的能力，我們已經身陷“風險社會”。

國際貿易波動會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影響收入分配、社會穩定和政府能力等，并引致安全隱患，它已經成為國際上的重要安全議題，并將其他領域涵括了進來。 在既有貿易體系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不公正的貿易體制一方面使弱國和貧困人口喪失利用貿易走向未來的能力，另一方面，這種不公正非但不會讓貿易帶來和平，反而會在國家和族群間播下沖突的種子。

同時，氣候變化問題也已然成為全球最為緊急的安全議程。氣候變化已然對國際社會、相關國家和受影響群眾形成明顯威脅。 這種隱患與威脅可能會不平等地施加于應對能力極其有限的最脆弱國家和人群身上。 作為一種子系統安全威脅，氣候變化與經濟、社會、政治等安全領域密切相關，這種議題間的“聯結政治”(linkage politics)最終必定會產生由氣候威脅引致的“安全復合體”。

但是，這兩個議題在全球治理體制建構過程中屢次折戟。作為當前最為成熟的國際體制，世界貿易體制自2001年便開始啟動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多哈回合發展議程，時至今日，其達成依舊充滿疑問。自《京都議定書》之后，作為正在建構的國際機制，氣候變化應對體制的進展乏善可陳。與哥本哈根會議相比，坎昆會議雖然在減排測量和減排基金方面達成共識，多國也表達“滿意”態度； 但是，《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紛爭和共識的具體實施卻令人擔憂其前景。

同時，從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部長會議至今，國際公民社會組織在國際談判上展現著更為明顯的能見度。國際公民社會雖在規模和動員能力方面然稍顯稚嫩，但作為獨立行為體，它已經基本形成一套獨具特色的話語體系。面對兩大議題步履維艱，公民社會組織開始跳出“”和“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框架，批判國際談判體系及其主導思維的適應性問題，希望另辟蹊徑，尋找解決全球問題的方式。

這兩種機制的遭遇和新行為體的興起展現了當前全球治理面臨的困境，即一方面，全球問題迸發，人們對治理質量和數量的需求劇增，當前全球治理體制無法回應大眾需求；另一方面，面對全球問題，國際機制自身效能乏力，治理效果不彰；第三，新興行為體并未得到主流國際機制認可和接納，民間社會的力量被實質地排除在外；最后，全球治理理論也面臨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實踐的挑戰。

為清晰地剖析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機制創建和效率乏力問題，本文特別選取貿易議題和氣候變化議題及其內在“互嵌”結構作為案例研究對象，從全球治理相關框架出發，通過對議題本身、回應機制以及參與行為體進行分析，對當前最為成熟的國際機制（全球貿易體制）和正在創建的國際機制（氣候應對機制）進行理論審視，以期通過案例分析展現全球治理中議題交疊和機制關聯的內在機理，并通過公民社會的視角來探討當前國際體制與社會大眾需求之間的“鴻溝”。

目前而言，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尤為重要。首先，無論是氣候變化議題還是貿易議題都是當前全球治理的熱點，關系著國家和民眾的切身利益。

其次，氣候機制是建構中的嶄新機制，貿易體系則是轉型中的成熟機制，將二者進行結合研究有助于探討國際機制建立過程中的共性因素。人為分割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機制議題并不能解決問題，當多元議題盤根錯節之時，對議題互相“嵌入”問題進行分析，有助于國際機制研究的進展。

第三，作為全球治理和國際政治新興行為體，公民社會組織很少關注單一議題，將貿易和氣候納入到公民社會組織的視角中，有助于更為實際地展示全球治理中“不一樣的聲音”，有助于發掘公民社會組織話語作為一個體系的特性，更有助于為未來全面討論全球治理體系提供基點。

二、理論分析框架：議題交疊、機制關聯和新興行為體

“風險社會”趨勢的加劇凸顯全球治理體系的困境。無論是基于現實國家利益，還是基于建構中的全球共同責任，各國都希望并紛紛訴諸不同問題領域的國際機制應對當前的挑戰。但是，全球治理的“制度叢”(institutional complexes)并沒有展示出足夠的回應力和有效性，甚至形成“制度擁塞”現象。 全球問題的波及范圍和破壞性遠遠超出國際體制的駕馭能力，不同問題領域互相交纏，對當前國際體制形成更大挑戰。同時，各種機制大多建立在人為劃分的專業知識基礎之上，缺乏對治理框架下的不同機制契合程度的考量。這使機制間的關聯性和內在沖突日益明顯，影響著國際機制的回應性，削弱了全球治理體制的有效性。此外，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體制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合法性質疑。機制“需求-供給”鴻溝需要公民社會主體的參與。

本文將從問題結構、機制關聯和新興行為體等角度對當前全球治理和國際機制理論進行審視，并從理論角度尋找導致困境的原因和內在機理。

1. 交疊的問題結構

“全球化”趨勢日益深入，其脆弱性和敏感性影響也不斷擴展，首先，全球性問題繼續并且以加速方式迸發，遠遠超越以前的問題數量；其次，問題影響范圍日益擴大，影響程度越來越深入；第三，全球性問題開始“結合”起來共同侵蝕國際安全和人類安全， 這都挑戰著專業化和單一化的問題應對模式。

恰如奧蘭•揚(Oran R. Young)所言，許多全球問題出現“非線性”特征，并且問題的演變經常會被“突然地、惡性地并且無法挽回地”中斷，然而，當前全球治理措施適用范圍略顯簡單，難以應對“以前從沒有碰到過、突然改變、無序變化和緊急發生”的問題。 基歐漢(Robert Keohane)曾經指出，如果僅僅將世貿體制作為跨政府的貿易機制，其運行“非常成功”，但是若將貿易和其他問題領域的聯系（貿易與……的問題）考慮在內，則會出現問題。 吉爾平(Robert Gilpin)也認為，貿易問題其實已經聚集到“文化、國家和其他不容易通過討價還價找到折中方法的復雜問題上”。

2. 關聯的國際機制

國際機制之間的相互關聯機理日益明顯，超越了治理機制的設計初衷，制度關聯(institutional linkage)的方式與契合程度影響著國際機制有效性的發揮。 盡管全球治理框架包含“制度叢”或各種“安排的聚集束”(clusters of arrangements)， 但是全球治理的效力依然飽受質疑。

現存的治理結構是“一個復雜的非中心化的權威格局”，其優點是“這些互相獨立的體制具有在國際秩序的其他組成部分遭受嚴重挫敗后生存下來的能力”。但是，由于體制由不同行為體“因不同的目的”而建立，并且參與創制的人“頻繁地”聚焦于建立具體的單一體制，“很少或者根本就不想協調”其在不同機制中的工作，并建立相關機制間的關系，因此機制劣勢也顯現出來，即“體制在解決問題的重疊和交叉方面能力還很不夠”。

“具體問題的體制密度越來越高”， 應對單一具體問題的國際體制在其運行中也越來越依賴于“與其他制度安排的復雜聯系”。這種制度之間的互動對相關體制的運作結果具有重要影響，“進一步看，隨著將來國際社會中功能性不同的活動之間相互依賴性的增強和國際體制密度的增加”，制度間的“撞擊”和互動“注定”凸顯。

3．全球公民社會興起

非國家行為體，特別是全球公民社會(global civil society)，越來越成為全球治理之中不可忽視的組成部分。新行為體出現直接沖擊著當前的全球治理結構和國際機制的回應性需求。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單靠國際政治主要行為體就能實現。第一，當前國際結構形態早已步入“復雜聚合體系”(complex conglomerate system)時代， 全球公民社會興起，與其他非國家行為體一起成為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并與國際行為體形成多重關系。

第二，以國家行為體為主要參與者的全球治理體制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合法性挑戰。 當前的主流國際體制在程序上無視其他行為體的參與和透明度，在結果上則可能淪為大國牟取利益進行再分配的“漂白”工具，從而造成弱勢行為體利益的被剝奪與不公。

第三，國際機制“有效性”和“回應性”要求全球公民社會的參與。公民社會在網絡塑造、議程設定與倡導、推動國家合作、提升公共參與以及促使公共政策變化等方面有助于提升國際體制的問題解決能力。

奧蘭•揚認為，盡管全球治理中，國家依然是最為重要的行為體，但是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正在加強，特別是全球公民社會“正在形成”。 他堅信“有證據”顯示“一種次要的社會體系正在國家社會周圍成長”，全球公民社會已變成“全球治理中社會環境”的有機組成部分，相應地，在國際體制背后存在著“一個非國家行為體和全球公民社會的關系領域”。

他同時指出，在實踐方面，“國際體制中非國家行為體起著重要作用”，基于社會的影響，“全球公民社會發揮作用的力量”可以對相關國際體制的運作帶來巨大壓力。所以，單從研究方面而言，就需要“更多地關注那些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通過復雜的方式互相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時，有必要探討全球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的機制，并提出國際社會及體制與全球公民社會之間的聯系是全球治理中值得關注的“一個新的研究議程”。

綜上所述，全球化潮流對國際社會結構的“解構”依舊在繼續，不同問題領域之間的交叉也日益展現，以前應對具體問題的專業化機制及其關聯反而成了制造問題的“罪魁”。與之相關，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機制需要予以改變，全球公民社會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對國際機制有效性的影響也需要厘清。

三、“貿易-氣候”互嵌結構：議題交疊與機制關聯

1. 文獻回顧

對貿易議題和氣候變化議題之間的聯結研究尚屬一個比較新的課題。對氣候議題“話語”的建構大多把握在思維主導的國際組織手中，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環境署、聯合國貿發會議、世界銀行等。 對“氣候”話語在國際組織中發酵的現象，已經有學者作了闡述。

國內關注單一議題的學者比較多，對氣候變化與貿易聯結的關注大多是介紹國外相關研究進行闡釋。在目前的文獻中，有的學者從政策方面呼吁重視氣候變化與國際貿易的關系； 有的從作為環境問題組成部分的氣候變化 和貨物貿易規則角度，初步探討國際貿易機制與氣候變化應對機制的“松散的潛在的聯系”；也有學者根據世貿組織與環境署報告，介紹梳理氣候和貿易之間的關聯。

但是，公民社會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和認真的審視。雖然公民社會也比較早地意識到貿易和氣候的關聯，卻未進行理論化， 遑論從公民社會話語體系角度對氣候變化及貿易議題進行深入研究。人們對貿易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結關注明顯不足，需要改變。

2. 貿易與氣候關系：概述

氣候變化“很有可能”由人類活動導致。 自由貿易作為工業化與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支柱，全球貿易發展與溫室氣體的排放有著緊密聯系，對氣候變化負有歷史責任。

一方面，貿易利益誘惑是西方國家開展工業化的動力，工業化等人為因素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原因。貿易開放主要從三個方面影響溫室氣體排放，即規模效應(Scale effect)、結構效應(Composition effect)和技術效應(Technique effect)。

其次，支撐國際貿易運行的環節，特別是貿易運輸所使用傳統能源而遺留的“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也是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

此外，缺乏管制的貿易自由化還扮演氣候變化“共犯”角色。在利益驅動下，若干能夠吸收溫室氣體、減緩氣候變化進程的資源被“商品化”并進入市場；或被利于產生市場利益的資源替代或擠占空間。

當然，如果人們能夠從貿易中獲益，可能逐漸要求有助于環境和氣候現狀的產業結構和貿易體制。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實際上是反方向運行的。貿易拓展并不必然導致全球暖化，但是合理貿易體制有助于改善全球暖化現狀。

3. 全球貿易體制和氣候應對機制的關聯

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之道通常并不局限在單個領域，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與其他領域和國際機制緊密關聯。

對貿易和環境關系的關注源于《21世紀議程》。 先于氣候治理框架存在的國際制度（如貿易、能源、金融和政治）已經影響著全球變暖的進程，若不同時調整這些體制，氣候治理框架自身無法遏制全球變暖步伐。

更為重要的是，國際機制是國家行為體特別是大國權力利益分配的產物。議題不同的國際機制建構也遵循同樣的權力利益邏輯，氣候談判不僅關系權力利益分配，而且也必然影響到作為有機系統的全球機制“群”中的權力利益調整。

鑒于氣候變化造成的嚴重影響，國際社會自20世紀70年代便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問題，并于80年代開始探討利用國際制度來治理氣候問題。從1988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成立開始，國際氣候治理制度框架日益擴充，主要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布宜諾斯艾利斯行動計劃》、《波恩政治協議》、《馬拉喀什協定》、《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德里部長級宣言》、《巴厘島行動計劃》、《哥本哈根協議》和最近的《坎昆協議》等。這些協議構成應對氣候變化的先期框架，但是真正的氣候應對機制及其實施框架尚未達成。

成立于1948年的多邊貿易體制(GATT/WTO)可以稱得上是最為成熟的國際機制。目前，它包含153個會員，以WTO規則為基本規范的雙邊和地區性的貿易體制也逐漸增多， 國際貿易體制的先期存在也使氣候危機應對不得不考慮其與貿易體系的聯系與路徑依賴。

首先，貿易途徑已經成為支配氣候應對措施（減緩、適應與資金支持等）的思維。當前流行的氣候變化應對機制中無一不充斥著資本、市場和貿易的影子。

減緩 (Mitigation)和適應(Adaption)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措施。 其中，氣候變化應對措施又可以細化，如《京都議定書》引入“共同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排放貿易”(Emissions Trading)、和“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三個國際減排額度的主流機制，由此發達國家可以通過這些靈活機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在全球范圍內減排，又同時使二者共同獲益。再如，《斯特恩報告》中提議四種應對方式，即“碳排放貿易”、技術合作、采取行動減少森林砍伐和適應措施。 此外，這些策略還包括各種能夠改善氣候現狀的技術與服務，鼓勵使用高效低排放的能源和使用其他綠色產品等，也包括幫助受影響人群適應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相關技術、服務和產品。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條第5款和《京都議定書》第2條第3款都強調一種“有利的和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不能在國際貿易中受到任意不公正的歧視和隱蔽限制。

這些措施的實際運行基于市場和貿易的思維，并在國際機制特別是貿易體制之下運轉。如“碳交易”等實質上基于貿易和市場機制；各種產品和技術的流通擴散也需要貿易體制支撐。支持者辯稱，這將能夠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和商品的自由流通，推動全世界的氣候變化減緩進程。

其次，在當前的多邊和雙邊貿易體系中，對氣候治理的關切已經成為一種“顯學”。但是，多邊貿易規則并沒有針對氣候變化的具體適用規則，只是將其視為環境議題予以規范，從而構成當前貿易與氣候應對措施的基本框架。

孕育世貿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特別強調貿易開放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多哈部長宣言》(Doha Ministerial Declaration)第31條針對貿易和環境議題，也提出“削減或適當地消除環境產品和服務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世界貿易體系中的相關規則，特別是多哈發展回合，如果能夠真正實施，有助于國際社會特別是脆弱國家提升氣候變化應對適應能力；規則的不當使用則可能危及氣候制度框架的有效性。

從貿易角度來看，應對氣候變化主要要求當前貿易體制能夠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強不同國家之間的氣候相關服務、技術和商品流通，提升受影響國家和群體的應對能力。貨物和技術的自由流通涉及多邊貿易體制中的關稅或配額規則、補貼政策、非關稅壁壘問題、技術標準、衛生標準、知識產權問題和與之相關的服務貿易。 通過這些政策，推動“氣候友好”(climate friendly) 的技術和服務自由流動，并建立貿易與環境之間的相互支持體制。（參見下頁表一）

WTO希望通過三個方式減緩氣候變化。第一，通過價格和市場機制將溫室氣體排放內部化；第二，通過開發金融機制推動“氣候友好”商品和技術開發與流通；第三，通過設立相應技術要求來推動相關技術和商品的使用。 同時，氣候減緩措施及預期措施都會與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相聯系，如污染許可證自由分配。各種“邊界碳調整”（border adjustments）也可能采取這種形式。 WTO設立貿易技術壁壘委員會（TBT）致力于確保管理、標準、測試和認證程序等不會帶來繁冗障礙，并以規則保障高效能源技術和利于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不會在國際貿易中被施加障礙，從而保證對氣候變化的減緩和適應；這也可保證缺乏技術的國家更加容易地獲取相關技術。

但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及其規定實際上限制了氣候變化應對技術、服務和商品等要素的自由流通。第一，貿易規則限制了氣候政策的選擇范圍，技術產品流通阻礙和發達國家的補貼在當前世貿體系下容易形成貿易摩擦和沖突。 若干貿易體制條款可能會阻礙氣候變化的減緩。

第二，當前貿易規則不利于“氣候友好”技術的轉讓，特別是非關稅壁壘問題和知識產權問題的阻礙。“清潔發展機制”的推廣會經常遭遇貿易壁壘的阻礙。 若干發展中國家因知識產權無法采用“氣候友好”的技術、產品和服務。

由此可見，原本兩個不甚相關的領域和治理機制已經難以阻擋地結合在一起，形成難以分離的綜合體。在多哈回合談判之中，氣候和環境商品、技術與服務是多哈回合受阻的重要原因；而在氣候變化談判之中，與貿易緊密相連的關稅壁壘、綠色壁壘、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問題，也是阻礙氣候措施達成的主要力量。 2009年底WTO失敗與哥本哈根氣候談判草草收場也為貿易與氣候議題的關聯提供了負面證明；而2010年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進程的緩慢也似乎與坎昆會議細節問題（如氣候友好技術與產品轉讓）的磋商成效受到掣肘。

那么，貿易和氣候議題談判為什么會“同病相憐”？除關注行為體的傳統“利益博弈”之外，有無其他分析路徑？當前全球主流的國際體制和全球治理思路與當前多種議題談判同時進入“死胡同”有沒有內在聯系？

四、批判的力量：全球公民社會看“貿易-氣候”體制

作為新興行為體的全球公民社會，它擁有一套與國家行為體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觀察視角，并在全球治理和國際政治之中扮演著不同角色。

根據波蘭尼(Karl Polanyi)的觀點，資本主義制度下市場和社會間存在著持續的張力，自發調節的市場無法持續下去，市場秩序可能會給社會帶來破壞性的后果，同時，正是因為市場的威脅，社會意識的日益覺醒，形成了“自我保護的社會”，從而與國家展開互動，以應對商品化對社會的破壞性后果。并且，對市場價值而言，社會價值不應該是從屬性的。

就公民社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方面而言，基歐漢和奈認為，“全球化造就了各種非政府行為體……的擴散，它們期望自己的聲音為人所知”，并在全球治理結構中，非政府行為體，尤其是全球公民社會渴望參與到“與自己休戚相關的領域之中”。

全球公民社會對氣候治理中的貿易自由化傾向進行反思便是在全球多層次治理層面上“波蘭尼命題”的體現，也是其參與“休戚相關”領域的表現。在貿易和氣候變化議題方面，公民社會反思并批判了當前氣候治理體制建構過程中的市場拓展現象，并從社區、民眾和權利的角度展現了其與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沖突，凸顯了公民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

本文分析了23家貿易相關國際非政府組織及組織網絡 自2006年氣候議題升溫以來至2010年12月份坎昆會議閉幕的聲明、工作論文、社區調查和研究報告及訪談，聚焦于貿易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并追蹤“反”貿易自由化組織網絡――“我們世界不容出賣”網絡（OWINFS）的相關理論觀點，希望從全球公民社會視角來梳理公民社會話語的完整脈絡。

1．從觀點到模式：公民社會的批判

公民社會在氣候議題領域影響力逐漸增強，提出了較為完整的分析框架，著力于批判當前的主流氣候機制，提出替代性(alternative)建議。全球公民社會試圖通過抗議、倡導和政策建議等方式撼動主流國際機制、國家以及跨國公司權威，呼吁建立氣候治理框架時能夠拋棄“新自由主義思路”。公民社會分別從全球暖化的原因、應對手段的誤區、貿易體制問題等方面對主流觀點予以批判和反思。

第一，自由貿易及其驅動的能源密集型(energy intensive)工業發展源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正是它們的集合才最終加劇了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暖化和氣候變化問題。要遏制氣候變化步伐必須從貿易根源上尋找答案，也正是現在的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多邊貿易體制才使得氣候變化減緩步履維艱。 這也恰恰符合波蘭尼所認可的打破國際沖突怪圈的“關鍵性步驟”在于“扭轉社會生活應該從屬于市場機制的理念”。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也曾經指出，人類面臨的威脅是由社會所制造的風險，西方社會所主導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制造了風險，同時也加強了對風險的掩蓋。

第二，當前主流的氣候治理框架是由發達國家占優勢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發展和管制模式，是從推崇市場機制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出發的。但是，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其本身就有若干內在問題。 在這種模式主導下，用于解決氣候危機的各種手段，實際上就是“購買”適應和減緩措施。 以貿易和市場為機理的“碳交易”、“碳轉移”以及“清潔發展機制”等，都充斥著對市場的過分信任，被指責為“大騙局”(Big Hoax)。 《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碳交易”發展迷茫、“碳價格”被發達國家控制、 氣候危機惡化已證明以貿易作為治理手段的疲軟。

第三，在新自由主義機制之下，貿易過分自由化會催生若干錯誤手段，并主宰當前氣候變化談判議程。 公民社會組織質疑WTO“貿易導向”(trade-oriented)的“環境產品和服務”（EGS）自由化是解決氣候危機的關鍵。若干學者也提出質疑，即關稅削減能否推動“氣候友好”技術和產品的擴散。

公民社會指責WTO以“多哈發展回合”為名義推進自由化，這非但不會帶來發展，更不會解決氣候變化，因此它們呼吁終止自由貿易，并在新自由主義體系外尋找氣候變化的手段。 有學者認為，多數國際組織一邊將“氣候保護”掛在嘴邊，另一面卻和往常一樣堅持本業。 （參見表二）

就清潔發展機制而言，其初衷是通過市場和產權界定來對環境保護予以經濟激勵，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搭建橋梁并提供實際幫助，在經濟發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減少排放。但是，碳排放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機制在實踐中偏離軌道，被扭曲成投資者獲取暴利的途徑。市場機制的介入實際上削弱了《京都議定書》效力。 清潔發展機制可能產生新的貧困和擴大的不平等，加劇資源私有化，損害社區的永續發展，甚至還會浪費各種資源，危及糧食安全。 此外，若干跨國公司通過碳交易逃避減排責任，其權力因貿易自由化渠道而得到強化，加之大多推行清潔發展機制的母公司都位于發達國家，因此這些措施被看作對發展中國家實行的“碳傾銷”(Carbon Dump)或“碳殖民主義”。

第四，盡管當前貿易談判和氣候談判存在差別，但是國際貿易機制中的主要成員也同時主宰著氣候變化談判，因此氣候談判很可能也被納入新自由主義的市場主導范式中。新自由主義體制不僅在過去幾年中拖累金融體制，并且還很有可能導致氣候變化談判裹足不前。 有學者通過文本分析認為主流的國際組織僅僅將氣候變化視為“空包彈”(Empty Signifier)，它們并不想改變，而僅僅是“將氣候保護‘納入’全球霸權秩序卻無需改變世界經濟的社會結構”。

2. 從權利正義到弱勢人群：公民社會話語的特質

公民社會希望以“權利為本”（rights-based）方式，推動相關機制從“市場迷信”與“經濟發展”向“永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y)發展和“人民”（peoples sovereignty）終極關懷方向轉變。正是這種價值和轉變從深層塑造了全球公民社會與國家行為體不同的問題意識、批判視角和方法論視角。

首先，與政府及政府組織聚焦國家利益分配和義務承擔相比，公民社會更加強調公平和正義的基本理念。國家行為體在制度建構中主要關注競爭性的權力結構和氣候變化導致的國家與國際安全后果。全球公民社會則將氣候變化發展限定為“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議題，并將視野落到人類安全領域。這種公平不僅是國家之間的公平，也從相關國家國內不同群體間角度上來看待公平。氣候變化的起因是發達工業國家，但是在各國危機應對能力不平衡的前提下，氣候變化的消極影響對生態脆弱和欠發達國家而言尤其惡劣。

其次，全球公民社會強調“權利為本”的邏輯起點，特別是欠發達國家的發展權利和弱勢人群的基本權利與發展權。與一刀切地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極端觀點和“權力利益為本”不同，國際非政府組織提出“溫室發展權”(Greenhouse Development Rights)概念框架，在既定全球氣候變化指標的基礎上，關注基本人權，賦予相關貧困人群以發展權，并免于其氣候義務。

第三，與國家及其衍生行為體聚焦于維持或者改革現存國際機制不同，全球公民社會則具有明顯的“反體制”色彩，這種色彩也源自于公民社會的“反全球化”傳統。有些國際非政府組織人員認為，如果將應對氣候變化作為一種斗爭，那么這種斗爭并不是東方與西方或者南方與北方之間的斗爭，而是全球民眾與從氣候危機中漁利的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機構間的斗爭。

第四，公民社會在工作手法方面呈現不同于國家行為體的特征。它們更加重視自下而上的工作方法，注重從微觀社區的實際需求出發，強調參與的重要性，打破國家的界限，從全球主義的視角來對待相關的弱勢群體，并能通過自身參與發現被故意或無意忽視的盲點議題、人群和相關議題。

最后，與國家行為體相比，全球公民社會或非政府組織更關注社區層面多元弱勢群體生計影響，它們關心不被重視但長遠而言有重大影響的人群和議題，除為欠發達國家發聲之外，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弱勢關懷還包括“氣候強制移民”、“氣候難民”以及其他受影響人群，特別是婦女群體、兒童、少數民族、土著居民及其傳統文化傳承，并強調本土社區資源保護的重要性。

公民社會組織堅信愛因斯坦所言：“我們不能用制造問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公民社會觀點超越傳統自由制度主義和現實主義窠臼，能對解決全球問題提供新思路，并利用其關注權利為本、微觀層面和社區參與的優勢，在社區層面催發公眾意識，在行動中尋求可行的解決之道。

當然，從公民社會角度來看待全球問題，可能陷入“只破不立”，顯得比較“激進”和“革命性”。雖然其若干策略方法在某些社區推行取得成功，但是其普遍性還是未知數。其獨特話語體系可以激發我們思考與反思當前國際體制進展過程中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納入到主流思維框架中，將有助于更好地縮小民間社會需求與國際體制供給之間的鴻溝，也能更好地維護大眾的利益與發展權利。

如果在當前主流國際體制中，能夠真地引入“人民”、“權利為本”和“永續發展”等公民社會的需求，減弱結構對民眾權利的限制，縮小國際機制“需求-供給”鴻溝，這將不啻于一場全球治理的新試驗。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問題領域結構、治理機制連接和行為體等視角出發探討了國際自由貿易體系與氣候變化間的關系，解答了貿易開放對全球變暖的負面推動作用、氣候變化應對框架及具體措施中的貿易思維和當前國際貿易規則體系對氣候變化應對的阻礙等問題。同時，本文關注了全球公民社會在氣候和貿易議題領域的聲音，在對主流觀點進行分析、批判和反思的基礎上，展現出它們的獨特視角。本文試圖對其進行理論化總結，解釋其動力機制，從而有助于豐富當前國際關系多元視角的氣候變化議題研究。

篇(6)

一、公司治理的理論內涵

公司治理作為公司運作的一種制度構架，是引領公司發展方向的一種基本安排。公司治理概念在有關經濟管理文獻中出現的最早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該時期英國許多著名公司的相繼倒閉引起了英國對公司治理問題的討論。世界上第一個公司治理原則是由英國財政報告委員會與倫敦證券交易所聯合成立的公司治理原則委員會于1992年12月發表的《公司治理財務報告》，該報告提出了關于董事會的最佳行為準則。此后，不同層次的公司治理原則相繼面世，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所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則》。

公司治理的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公司治理指由所有者與經營者組成的制衡關系，體現了一定的治理結構。張維迎認為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形下，所有者對經營者的監督和激勵的問題 。狹義的公司治理的理論基礎是委托理論，而委托理論主要依靠的外部監控機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導致公司治理的失效。廣義的公司治理不僅包括股東對經營者的制衡機制，而且涉及廣泛的利益相關團體。根據經合組織（OECD）1999年的定義，公司治理明確了公司不同參與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并清晰的說明對公司事務進行決策的規則和程序。狹義的公司治理強調權力制衡機制，主要通過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作用于公司管理；而廣義的公司治理機制超越了狹義的公司治理結構，其核心是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從而在考慮公司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基礎上，實現股東價值長期最大化。應該說，建立在利益相關者理論基礎上的廣義的公司治理對公司發展的影響因素的分析更具有現實意義，更有助于把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緊密結合起來，從而更有助于理解企業管理的理論。

公司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該制度用以支配或者協調公司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以確保公司決策的科學性，達到維護所有利益相關者利益的目的。

二、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的區別

公司治理不同于公司管理，公司治理的核心是確定公司的目標且科學決策，但公司管理的核心是確定實現目標的途徑和方法；管理是運營公司，治理是確保這種運營在正確的軌道上。總之，公司治理關注的是“公司去向何處”，而公司管理關注的是“公司如何到那里”。二者不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目的不同

公司治理目的是實現相關利益主體間的制衡，公司管理的目的實現公司自身的目標。但從兩者的最終目是一致的，即公司財富最大化，這樣既可以實現公司經營目標，又可達到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滿足。

（二）導向不同

公司治理體現的是戰略導向，確保公司處于正確的軌道上；而公司管理以任務為導向，通過具體的業務操作以完成公司的任務。

（三）主客體不同

公司治理的主體是利益相關者，主要指股東、債權人、經營者、政府、雇員、社區等，由于他們投入了專項資產，必然參加公司治理以維護各自利益。公司管理的主體主要指經理和雇員，他們為應對供、產、銷等基本生產經營問題而進行日常決策。公司治理的客體一般包括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對董事會的治理以及董事會對經理層的治理；公司管理的客體包括供應、生產、營銷、人事、投融資等。

（四）外部環境約束程度不同

從法律的約束力來看，公司治理要遵守《公司法》、《證券法》等較高層次的法律，同時還要遵循政府及相關自律組織的治理指引，如我國的《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體現了較強的約束力。公司管理在遵守基本的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如何管理由公司自己決定，體現了一定的靈活性。

（五）資本狀況反映的信息不同

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說，資本狀況反映的是股東權益和債權人權益，體現的是股東和債權人的相對地位問題；而資本狀況相對于公司管理就是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以及管理水平。

（六）實施基礎不同

公司治理通過主要的契約以及市場機制來實現的，而公司管理主要是通過行政權威的關系來實現。

（七）實施手段不同

公司治理的實施主要通過內部治理結構、外部治理機制以及相應的約束激勵機制來實現；而公司管理主要通過計劃、組織、指揮、控制和協調來實現。

（八）政府的作用不同

在公司治理中政府通過積極的干預能夠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政府也是現代意義上的治理主體之一；在公司管理過程中，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預，而是通過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達到對公司管理的影響。

（九）穩定性不同

為了保證公司的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公司治理一般在較長的時間內會保持相對穩定；公司管理則會隨著市場的不斷變化適時調整相應的管理方案，以保證完成公司即定目標。

三、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的共性

公司治理涉及的是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委托關系及維護公司相關利益者的權益；公司管理是解決高級管理者與次級管理者及普通員工的委托關系，解決的是公司運營的效益問題。表面上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沒有交集，但兩者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即實現公司財富最大化；治理與管理是相互依存的，治理規定了整個公司運作的基本框架結構，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公司達成目標。

（一）戰略管理是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共同領域

早期的公司管理強調作業層，與公司治理幾乎沒有聯系。20世紀80年代，激烈的競爭使戰略成為企業發展面對的主要問題，這一轉變使公司管理與公司治理出現了共同的領域，即戰略管理。戰略管理是企業為實現戰略目標，制定戰略決策，實施戰略方案，控制戰略績效的一個動態管理過程，一般由總經理提出戰略動議，經過董事會（股東大會）批準認可，然后再由總經理組織分解、貫徹和實施，同時此過程又受到董事會的監控。因此，戰略管理的參與者即是公司治理、管理中各層次的集合體，治理層負責批準和監督，管理層負責提議和實施。因此，可以構造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關系模型，二者的共同領域是戰略管理（見圖1）。

公司治理是作為一種制度設計，是公司管理良好運營的基礎；公司管理是在公司治理的基礎上進行的具體作業管理，體現的是方法論，二者的銜接部分在于戰略管理環節。

（二）公司治理、公司管理和戰略管理的價值統一

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最終目的都是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管理和戰略管理統一于公司的價值實現過程。由此，可構建公司治理、公司管理和戰略管理的價值統一模型以達到三者的有機組合（見圖2）。

公司治理是企業運作的一種制度機制，它規定了整個企業運作的基本框架和運行機制，良好的公司治理可以推動公司各個利益相關者一起努力通過公司戰略來實現公司價值，起到了一種導向作用；公司戰略是公司價值創造的關鍵性因素，是公司價值實現的源泉，有利于提升公司長期價值；公司管理是管理者影響組織成員以實現公司戰略的過程，目的在于實現企業經營良好績效，在公司選擇了正確的戰略之后，公司管理保證公司戰略在企業內部自上而下的有效執行，良好的公司管理體現了一種效益保證。

四、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與公司管理的協調機制

《古今漢語詞典》對“機制”一詞有三種解釋：一是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二是有機體的構造、功能特性和相關關系等；三是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方式。”協調是組織為了順利地實現決策目標，而要求自身各相關要素分工協作以達到運轉高效的目的的一種行為方式。我們認為公司治理和管理的協調機制指的是為了實現公司財富最大化的既定目標，使公司保持良性運轉的狀態，而采取的公司治理機制和公司管理手段有機整合的一種互動方式。

（一）通過戰略管理以及相應機制實現二者的有效整合

公司治理提供了一個企業運作的框架和基礎，而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負責具體的目標實施，同時公司管理又會對公司治理起到調節作用。必須使二者合理分工、密切合作，公司才能實現良性運轉。因此，有必要對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進行整合研究。

整合的含義為通過整頓、協調達到有效重組。對公司治理和管理進行整合，一是通過戰略管理環節。主要解決科學地制定企業的戰略的問題，同時恰當處理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關系。公司的戰略制定權限應該在公司治理系統和公司管理系統之間進行合理分配，為了保證戰略決策制定的科學性應適當給予經理層一定隨機處置的權利，同時因為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工作性質存在很大不同，應在二者之間保持著一定的互動關系，即董事會對經理層應適當放權。二是在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間二者之間設置聯系通道。如在公司治理系統中的董事會下設置審計委員會，同時使內部控制、內部審計等機構處于審計委員會的領導下，這樣既保持了內部控制和內部審計的保持相對獨立性，又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管理系統的資源，并且可以使公司治理系統迅速掌握公司管理系統的有效信息。

（二）在變化的環境中實現二者的動態協調

公司治理規定著整個企業的發展方向，公司治理系統與經濟環境的結合產生公司管理活動的具體模式，并指揮公司管理保持良好運轉；公司管理則是對企業具體的作業層次進行管理，促使企業目標的實現，并且為公司治理系統提供有效的信息和方法，科學的管理是提高公司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這種結合使二者得以實現良性互動。

由于各個公司面對的經濟環境不同，使得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模式具有多種形式，這些不同的模式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多種不同的均衡狀態，在公司治理系統、公司管理系統與整個企業面對的環境交互作用下，可以形成適合某個具體企業的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穩定狀態。企業面對的外部環境是不斷變化的，同時企業的內部環境也是不穩定的，所以應該政府法規以及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之間達成均衡狀態，并且根據環境的變化進行動態調整，以保證公司治理和公司管理的完美結合，創造出最大化的公司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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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思想政治理論課是高校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課堂教學效果好不好對主渠道作用的發揮至關重要，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效果，就必須在創新課堂教育教學方法上取得新突破。

1提高教師實現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創新轉化能力

教師要精心設計教學，教學設計好了，才有可能編制好教案，有效地實施教學策略，高質量地組織好教學。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創新轉化過程，實際上就是教師將教材進行再轉化、再創新的過程，需要教師具備系統性的創新思維。將教材體系轉化為教學體系，是課程實施過程的關鍵環節，著重解決教師怎樣教、學生如何學的問題。搞好教學設計，編制高質量的教案，需要教師認真研讀教材，把握教材的精神實質，完整、準確、科學地展現教學內容，既要依據教材又不能局限于教材，同時要了解并掌握學生的思想特點和理論訴求，不僅要從教育者教的角度，更要從學生接受的角度來籌劃教學、設計教學。具體說來，教師需要在把握教學基本要求和教學目標的基礎上，從以下四個方面實現由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創新轉化。第一，從課程結構的整體視角來疏通各門課程內容之間的歷史聯系和邏輯關系，避免各門課程內容之間的簡單重復，實現課程講授內容的整體優化；第二，理論聯系實際，把握學生思想動態，強化問題意識，把規范的教材內容轉化為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的教學內容。第三，盡可能地用學生熟悉的語言來傳授教材書面語言的內涵和實質，做到“淺入深出”和“深入淺出”，把規范的教材語言轉化成生動活潑的、易被學生接受的教學語言。第四，合理設計教學環節，創新教學方式與方法，把教材的基本要求和教學目的轉化成教學策略。

2促進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是創新課堂教學方法的重點

從我們對內蒙古某高校本科學生的抽樣問卷調查結果看，在“你認為目前最常見的無效教學方式”的選項上，被調查者中有50.65%的學生認為是“僵化使用多媒體教學手段，教師一言堂，不與學生互動”；“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缺乏對學生吸引力的最主要原因”的選項上，45.30%的學生認為主要原因是“教師的教學方法陳舊、單一，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由此不難看出，現存的教育模式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進，仍然是以灌輸方式為主，以教師為中心、學生不能有效參與教學過程。因此，改革這種低效的教學方式與方法，既是學生的心聲，也是提高教學效果的內在要求。好的教學方法，必然是能夠使學生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學習者、積極思考者、自覺實踐者。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方法的著力點，就是如何促進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激發學生的靈性思維，引導學生積極探索、主動求知。教師在教學中要注重學法指導，著力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和學習思想政治理論的興趣，積極建立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努力營造師生情感交流、師生互動、生動活潑的課堂教學氛圍，把平面的、單一的課堂變成多維的、立體的和豐富的課堂，讓教學充滿人性、充滿個性、充滿活力。

3有效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是創新課堂教學方法的難點

現代化的教學手段具有形象性、多樣性、新穎性、趣味性、直觀性和豐富性等特點，它根據教學目的、要求和教學內容，創設了形象逼真的教學環境、聲像同步的教學情景、動靜結合的教學圖像、生動活潑的教學氛圍。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有它自身的優勢和價值。處理好傳統教學手段與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關系是提高教學效率的重要途徑之一。現代化教學手段運用的最終目的不在于是否使用了現代化教學手段，而在于教學中如何使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才能更好地達到預期教學效果。如大量使用多媒體等現代化教學手段，忽視了對相關現代教育思想理論的講解學習，則不能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去更新教學方法，精心設計教學模式，忽略了對其他媒體和方法的運用等等。據調查問卷顯示，大學生選擇“僵化使用多媒體教學手段，不注意創新教學方法”的占50.65%，這說明，學生認為多媒體教學手段使用不當，對課堂教學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任課教師對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要有新的認識，必須根據教學目的和基本要求，來確定課件的教學用途和設計思想。使用多媒體教學時，應注意靈活性，強調重點和難點的突破，將抽象的知識變為具體的媒體資料，根據學生的實際理解能力和內容的難易程度，控制好教學進度，讓學生及時接受和消化。

二實踐教育方法改革要有新思路

1實踐教育方法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高校開展的實踐教學活動，具有臨時性、階段性特點，理論教育與實踐活動教育在教育目標、內容上聯系不夠緊密，與大學生的生活實際存在脫節現象；實踐教育活動的組織主要是由上至下，實踐活動形式與學生的興趣和意愿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學生參與度不高，實際效果并不理想。目前高校的實踐教育體系實際上有三種類型：思想政治理論課實踐教學環節，各類德育實踐活動，科學文化素質實踐教育活動。從實施的實際情況看，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踐教學環節與德育實踐教育活動內涵界定不清。有人把課程實踐教學環節簡單地與暑期“三下鄉”活動等同起來，或者與一般德育實踐活動混同起來，沒有充分認識到兩者的聯系與區別。第二，科學文化素質教育實踐活動所蘊含的德育功能挖掘得不夠，實踐活動搞完后，從表面上看，內容豐富多彩、活動形式多樣，實際上卻沒有給學生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只相當于完成了一項工作任務，沒有起到實際教育效果。

2按照“大思政”的思路整合實踐教育體系

一是將課程實踐教學環節與德育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建構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德育實踐活動體系。目前多數高校的課程實踐教學環節一般都采取三種方式，即課堂實踐、校園自主實踐和暑期社會實踐。思想政治理論課可為德育實踐活動提供理論支撐，德育實踐活動各種資源載體可為課程實踐教學所用，包括活動主題、活動方式、實習基地等。因此，把課程實踐教學環節與德育實踐活動結合起來，建構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的德育實踐活動體系不僅是必要的，在具體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二是按照整體性育人理念改進科學文化素質實踐教育活動形式，進一步拓展和建構實踐育人體系。科學文化素質實踐教育活動涉及專業實習、科研訓練、素質拓展、職業規劃、就業實習、文化娛樂等多項內容，形式也豐富多樣。但教育者必須認識到，這類實踐教育活動所蘊含的思想德育功能，一般說來都不會直接體現，還必須由組織者自覺地挖掘、滲透和注入。因此，教育者在設計、策劃、組織開展實踐活動時，應按照整體性育人的理念，根據提高大學生科學文化素質目標的內在要求，從實踐育人的過程角度考慮，必須把寓教于樂同德育功能結合起來，使隱含在活動中的科學價值觀及其道德觀念能夠潛移默化地發揮作用。學生通過參加各類科學文化素質實踐教育活動，得到啟迪，自覺接受教育，從而實現文化育人的終極目的，使科學文化素質實踐教育活動體系成為高校育人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3把握實踐活動教育體系，創新專題式實踐教育活動方式

如前所述，高校實踐教育體系主要有兩大類，即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質與道德素質為目標的實踐活動體系，以提高科學文化素質為目標的實踐教育活動體系。高校有關部門應依據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實踐教育體系特點和教育目標，在把握實踐活動教育體系的前提下，創新具體的實踐教育活動方式與方法。其關鍵點必須著重解決好以下三個問題：一是實踐活動專題的確定，需注意把課程理論知識學習、運用以及正確的價值觀導向同實踐活動融合起來，使學生通過參與實踐活動能夠進一步加深對課程知識的理解和運用，達到培養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和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的目的。二是在具體設計誠信實踐教育、黨團主題教育活動，公益勞動、社區服務、參觀調查、科研訓練、素質拓展、就業實習、文體活動等專題實踐活動時，應盡可能地考慮到個性差異以及不同年級和專業的特點，把握好專題實踐活動項目之間以及同一主題各子項目之間的內在聯系與銜接，以加強實踐活動的針對性、持續性和實效性。三是在專題實踐活動內容和活動方式的設計上，應注意聯系大學生的生活實際，應富有創意和吸引力，要盡可能考慮到大學生的意愿和興趣，至少給學生留有自主選擇的空間和余地，以展現學生的主體性，激發學生的參與熱情，否則就達不到發自內心感受和“我要參與”的效果。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方法必須自覺順應時展和形勢的要求，準確把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情況、新特點，貫徹以人為本的創新途徑，找準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學方法創新的著力點，實現方法創新的理論性與實踐性、時代性與實效性、繼承性與創新性、系統性與開放性、前瞻性與現實性的統一，有效地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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