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關鍵詞：宏觀經濟；微觀經濟；關聯性；互償性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6-00-01

一、概念層次

1.宏觀經濟

就以我們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宏觀經濟一般來說指的是我們全部的國民經濟，也可以稱為關于我們國民經濟的總體活動。也就是指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當然也包括哦過經濟發展的現狀，以及各種經濟現狀的總和。就我們醫院內而言，宏觀經濟便是指醫院整體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整體的經濟規劃。宏觀經濟與我們的民生也是分不開的，比如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物價總體升降，以及我們的總體勞動就業率的變化等情況。在對外方面，宏觀經濟可包括我國的貨幣發行規模大小，以及根據世界匯率的變化來控制我國對外匯率的變化，還有便是要嚴格的控制進出庫的規模，嚴防各種金融滲透等陰謀，來維護我國的總體經濟穩定。

2.微觀經濟

對于微觀經濟而言，其是相對于宏觀經濟而言的，微觀經濟一般指的是單位的經濟體，在某種意義上也能說成是宏觀經濟的構成單位，一般可包括我們常見的一些經營中的公司，個別的單個企業的總體經濟活動。在這些單個的生產單位中，微觀經濟具體可細化到這些公司中的生產，銷售，經營，以及其價格的制定等經濟活動。對于我們醫院來說，微觀經濟便是在宏觀經濟統一的指導之下，各部門之間為了完成整體的經濟發展，而完成自己分內的事，各科室，各部門之間具體操作，以保證宏觀經濟整體的健康發展。這也需要我們醫院的宏觀調控上保持正確的方向指引，已保證整個醫院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關聯

1.經濟活動是一個整體

就我們的經濟學來說，整個的社會經濟活動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整體。因為在我們的經濟領域中的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的這些維持市場運轉必須的環節中，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密切聯系的，即包含了微觀經濟的成分，又會是在宏觀經濟的調控之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還不是特別完善的今天，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兩只手相輔相成，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這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宏觀調控與市場調節，市場處于較為基礎的位置，發揮著最基本的作用，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調節所帶來的不足。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不管是國民經濟還是我們醫院的整提經濟發展，都是同樣的道理，醫院整體經濟的發展來講，整個的宏觀發展與個科室之間共同構成我們整個醫院的經濟狀況。

2.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互交融

由市場經濟的整體性我們可以看到，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并沒有較為明顯的分界線，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可謂是互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們經濟學中最為常見的生產、流通、交換、消費的經濟活動過程中，就可看到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交融之處。我們醫院也是同樣的問題，必須在我們整體的宏觀經濟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觀上個部門之間沿著大方向走，共同促進我們醫院整體經濟的發展。當然只是宏觀經濟上來調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沒有微觀經濟的各部門實施，也是不能促進整體的發展。說在此過程中，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互償性

1.微觀經濟是構成宏觀經濟的基礎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宏觀經濟是由微觀經濟所構成的。因為就是有了微觀經濟中各個具體的生產單位的具體工作進程，才共同形成了我們所看到的宏觀經濟中的整體國民經濟。然宏觀經濟雖說在一定意義上指的是國民經濟的具體發展狀況，不過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是體現在各個具體的經濟領域中的，而在這些經濟領域中，也是由各具體的生產單位具體的完成和構成，所以說微觀經濟是宏觀經濟構成的基礎，沒有微觀經濟，也就沒有宏觀經濟的存在性可言了。當然同樣的角度適用于我們醫院內部，沒有各科室，各部門之間具體的實施工作，來保證我們醫院的整體運轉，也就不會有所謂的宏觀經濟整體的發展，所以說在我們醫院中也是由各部門之間的微觀經濟為基礎，共同構成了我們的大環境宏觀經濟。

2.宏觀經濟是微觀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盡管是由微觀經濟中的各個具體生產單位為基礎來構成的，然而并不是說微觀經濟單方面的決定了宏觀經濟的發展，因為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具有互償性特點，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觀經濟作為基礎構成了宏觀經濟，同時宏觀經濟也是微觀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宏觀經濟為微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環境。并且微觀經濟的發展也是為了具體的宏觀經濟的健康發展，宏觀環境的發展需求來指引和要求微觀經濟的具體發展方向。就我們醫院的整體經濟發展而言，只有宏觀經濟上確定了我們的發展道路在哪，我們應該怎樣去發展，以及為微觀經濟體提供大的環境，微觀經濟上的各部門之間才能具體的實施工作，保證整個醫院經濟體的健康發展。

總結語

宏觀經濟與客觀經濟既包含著不同的研究對象，探索范圍，他們之間又存在著不可或缺的關聯性。一般來說微觀經濟是以單個客體，或是某一單一的單位結構作為研究的對象和目標，而宏觀經濟一般研究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整個過程。所以，經過本文分析我們能過看到，不管是國名經濟還是我們醫院的內部經濟發展，宏觀經濟也為客觀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正確認識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之間的關聯及其存在的互償性，恰當處理其之間的關系，才能有力的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良好發展。

參考文獻：

[1]彭源長.推進電廠轉型提高經濟效益[N].中國電力報，2011.

[2]張義省，周軍.白莊礦強化四個管理提高經濟效益[N].經理日報，2010.

[3]王淑輝，曹培杰.提高經濟效益 推進技術進步[N].黑龍江日報，2011.

[4]李婷.把好節能關口 提高經濟效益[N].吉林日報，2010.

篇(2)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篇(3)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

一、理性預期理論概述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失業率快速增加和經濟發展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停滯膨脹的經濟狀況下，并沒有得到期望的經濟效果。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而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該學派理論上的邏輯嚴謹，又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從而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理性預期理論的典型代表理論是貨幣周期論，以及在該理論上建立的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二、理性預期理論的基本假設

理論預期理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與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三、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建議

首先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四、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目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在一些方面減少了行政干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政府部門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才能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快速而有高質量的增長。

參考文獻：

篇(4)

一、新古典綜合派的邏輯矛盾和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和宏觀經濟學（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馬歇爾在英國學派、奧國學派和洛桑學派基礎上創立的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堅持“經濟人”假設和“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主張自由競爭能夠達到市場出清、實現充分就業，反對國家干預。在宏觀層次上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說(派）主要包括現代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但真正能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相銜接的宏觀經濟學乃是理性預期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雖然在政策主張上與新古典主義不謀而合，但其理論內核則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義理論宏觀體系的發展過程

1.貨幣學派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堅持經濟自由原則，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理想的經濟制度，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但也并不主張完全放任的無政府主義，因為貨幣主義者強調“惟有貨幣要緊”(only money matters）,而凱恩斯主義者則強調“貨幣也要緊”(money matters too),兩句話不過一字之差而已。托賓就認為，現在幾乎沒有人會主張：“貨幣不要緊，貨幣政策同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形成過程沒有關系。”

雖然貨幣主義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同凱恩斯主義在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兩派都堅持“需求創造供給”，都屬于西方宏觀經濟學需求管理的范疇，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供給創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更注重于經驗數據的統計檢驗，在邏輯和內容上仍然缺乏微觀基礎，所以現代貨幣主義學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擴展。

2.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是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失敗的產物，反映了美國各階層對現實經濟不滿的情緒（高通貨膨脹、高財政赤字和高稅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早期從事于演藝的里根總統在1946年收入已達17萬美元，當時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高達82%～91%，里根以后常說，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達到最高稅率等級，再拍就等于白干。這使得他對高稅率深懷不滿，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總統的推動成為供應學派走紅的關鍵。

供給學派在財政方面主張包括對富人在內的全面減稅，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同時根據“李嘉圖-巴羅等價”政府減稅的同時必須減少政府開支包括社會福利開支，所以供應學派政策也被人稱為具有“劫富濟貧”性質。在貨幣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視貨幣質量，穩定幣值，認為貨幣政策不應該成為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手段，應減少國家對貨幣經濟的過多干預。供給學派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上雖有重合也有根本區別（否認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也不可能稱作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

3.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試圖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缺陷：資源始終能夠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經濟周期問題。理性預期學派恢復了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釋了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假設政府在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情況下，突然增加貨幣供給量，這時生產者可能會把一部分未預期到的一般價格水平誤以為是他們生產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從而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經濟進入繁榮時期；由于“人們認識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當他們這樣做時，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達到的效果”，一旦生產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立刻調整理，結果導致繁榮走向蕭條，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理性預期學派在堅持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基礎上，解釋了經濟周期爆發的原因，并提出:為了保持經濟穩定，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一脈相承，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在宏觀層次上很好的銜接起來，名副其實的被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至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此框架內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在邏輯結構上完美的結合起來。

三、辨證地認識兩套理論體系

篇(5)

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政府干預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1]楊玉生.理性預期學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2]楊麗彬.理性預期觀點的評價[J].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05,(16).

[3]王志偉.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篇(6)

【關鍵詞】會計指數；社會經濟發展；價值創造會計指數

一、會計指數研究

1.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在現今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股價受到企業盈利或企業資產所左右的同時，其他非財務因素，如：品牌、理念、創新、人員等，對企業股價的影響日益增加。然而，非財務因素難以量化，不能為傳統的會計方法所接受，因而導致在實踐中對此類因素管理不夠且報告有限。因此，價值創造指數應運而生，它是一項用來量化企業非財務績效與其他市場估值關系的工具，即通過對企業會計信息的編制以了解企業經營對于宏觀經濟的綜合貢獻，進而判斷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指數。價值創造會計指數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可細分為價值創造額與價值創造效率兩個指標。根據價值創造額的構成進行分析，可反映公司與政府、員工與公司債權人等不同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分配關系及其發展趨勢，為國家制定勞動分配政策和稅收政策提供依據。對于價值創造效率進行行業分析，則反映出不同行業對于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受影響程度的不同，進而了解不同行業分工的經濟運行的特點，為國家在不同的產業領域內制定有針對性的宏觀調控政策提供重要依據。

2.提供會計指數研究平臺。雖然我國的會計指數研究走在世界前端，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跨級指數的研究仍處于起步狀態，當前的會計指數研究主要停留在對于各個行業的大量會計信息進行集成和處理上，若想順利獲得會計指數研究及其衍生研究的重大突破，則需要依靠專業的研究機構來實現。由此可見，建立完善的研究編制已經迫在眉睫。

在學術領域的發展道路上，研討成果的交流是促進科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手段。會計指數研究平臺的建立提供給研究人員以發表科研成果的舞臺，保證會計指數成果在研究價值、研究質量和研究速度等方面得到迅速的提高。

3.統籌規劃，實踐檢驗。會計指數的產生源自于實踐的需要，指數的研究是否符合客觀實際，所得到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經過時間的考驗、指數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夠為宏觀經濟的發展起到指導作用才是會計指數研究的意義所在。因此，中國會計學會與中國財政部應統籌規劃、縝密部署，將研究成果交予相關部門參考驗證，共同促進指數研究的發展。在指數應用中發現問題時，應積極應對、深入研究，以科學的態度和縝密的求證完善會計指數體系。

二、加強會計指數研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1.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在市場經濟下，生產要素中的信息資源已經成為十分珍貴的經濟資源，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決策亦或是企業的微觀經濟管理的加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科學、嚴謹的會計指數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會計指數在企業的會計信息的基礎上通過科學的方法編制而來，其具有真實性、客觀性、系統性和全面性，可以充分發掘和利用會計信息資源，提升會計信息的集成度，有助于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2.加強經濟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高效有序的發展不能僅靠市場價值規律的自動調整，還需要政府在掌握宏觀經濟發展趨勢下，適當推行經濟政策對市場經濟的平穩發展進行宏觀調控。會計指數是一門處理信息的嚴謹科學，對會計指數的研究分析能夠準確客觀地反映和監督經濟的全面發展，并以此分析出微觀經濟的發展趨勢，為宏觀經濟決策提供重要的參考資料。對于會計指數的變化及其原因進行深入分析，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和監督社會經濟運行狀況，客觀地分析判斷經濟發展中出現問題的關鍵，從而提高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生產資料在各個部門的優化配置。

3.提升會計在經濟發展中的影響力。在當前經濟社會中，會計數據更多被使用在分析企業的財務信息和經營狀況方面，在微觀經濟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著眼于今后的發展，會計指數體系的建立，拓展了會計數據的應用范圍，以微觀經濟發展方向的分析為基礎，研究推斷出宏觀經濟的運行情況，使會計行業在宏觀經濟的發展方向分析上做出新的貢獻。

4.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近年來我國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國際經濟地位日趨重要。自2010年8月在大慶召開的七屆六次常務理事會上首次討論會計指數課題后，我國對于會計指數的研究工作愈發重視，動員了會計界的大量精英和力量。同時，我國推動了對會計體系的完善，會計人才的培養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和支持，我國會計行業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與話語權明顯增強，在會計指數的研究方面，我國更是走在了行業的前端。

三、結束語

會計指數的提出與研究拓展了會計學科應用范圍，提升了會計工作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為會計事業的發展謀求了新的契機。我們會計行業從業者應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以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刻苦務實的研究精神全身心投入到會計指數這個新領域內，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騰飛做出自己的貢獻。

篇(7)

1.1經濟政策的概念和內容

經濟政策指的是國家和政府為了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國際的收支平衡、市場價格的穩定和人民的充分就業等宏觀經濟政策和目標，保證經濟福利的增長和經濟問題的順利解決而制定的市場和企業運行的指導原則和措施。經濟政策包括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兩部分。宏觀經濟政策包括收入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內。微觀經濟政策指的是政府為了市場的穩定運行而進行的立法或者環保政策等。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如果經濟政策出現搖擺不定的情況會給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產生嚴重的破壞。同時，經濟政策的運行應具有一定的彈性，為了防止市場的經濟運行中具有意外情況的發生或者出現問題，必須及時的調整經濟政策以適應市場的健康穩定的發展。經濟政策的制定會對市場的運行產生重要的影響。正確的經濟政策會在很大的程度上促進市場的發展，而錯誤的經濟政策會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礙市場的發展，有時甚至會給市場帶來嚴重的損失。國家和政府制定的經濟政策包括：為了控制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收支平衡以及調整和規劃產業的布局而制定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針和產業政策；為了調整消費和累積之間比例關系，實現社會財力總供給和供需求之間的平衡，控制貨幣的發行和抑制通貨膨脹而制定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財政與信貸綜合平衡的政策；最后還有為了引導消費需求的方向，優化消費的結構，保持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之間的適當比例關系，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而制定收入分配策略。

1.2經濟政策的分類

經濟政策分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經濟政策。其中宏觀經濟政策指的是，國家和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經濟目標而有意識、有計劃、有步驟運用的政策工具，已調整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宏觀的經濟政策是政府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失靈并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而進行的一種經濟活動。宏觀經濟政策是政府公共財政的一項基本職責。充分就業、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和市場的收支平衡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其中充分就業分為廣義和狹義兩個概念。其中廣義的充分就業指的是包括勞動資源在內的一切資源被充分利用的狀態；狹義的充分就業指的是包括摩擦性失業在內的只存在自然失業的就業情況。經濟的增長同樣具有兩層含義：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和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物價的穩定指的是包括消費價格指數（CPI）、國內生產總值縮減指數（消除價格增減指數的便于比較GDP的指數）、和批發物價指數（PPI）在內的消費價格指數。在實際中價格的穩定性常用價格指數和服務價格的加權平均值來衡量，比較的常識相對的價格。國際的收支平衡指的是在適當的官方儲備資產下的國際收支平衡，也就是國際收支的盈余或者赤字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微觀的經濟政策指的是政府為了調節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關系和提高資源配套效率而進行的有關政策。微觀經濟政策包括價格政策、就業政策和消費政策等。福利經濟學和一般均衡價格理論曾分析表明，在完全的市場競爭下，社會運用已有的資源實現帕累托最優。但是，如果完全的競爭條件遭到破壞，那么市場的調節就可能出現失靈的情況。通常在壟斷、公共物品和外部經濟效果及信息的不完善將會導致信息的失靈。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微觀的經濟政策在已經在很多方面逐漸弱化，所以本文主要考慮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策略的影響。

2.經濟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2.1財政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寬松的財政政策也就是擴張的財政政策，是指在市場運行處于偏冷的階段時，政府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增加國民收入而采用的增加政府支出和減少稅收的經濟政策。一般寬松的財政性政策是在市場的產出出現負缺口的時候被政府所實施的，所反映的是市場需求大于供給的情況。政府作為總需求的一部分，在其他情況都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增加購買和轉移支付的活動將使社會總需求增加。同時，減少稅收也會增加消費的需求、投資的需求和凈出口的需求，這樣也會使總需求增加，其實，這也就是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所以，企業應實時關注經濟政策的變化，當經濟政策為寬松的經濟政策時，應審時度勢，及時的做出相應的決策。通常這時的企業決策可以通過三個方面來完成：首先，應保證產品在擴大市場上的客觀需求，應具有靈活的管理體系，從產品的原材料采購開始，到生產元素的到位、產品質量的監管、財務配套供給和物資管理以及薪酬的分配直到產品的最終銷售，企業應具有良好的擴充能力。此外，在供求關系的限制下，市場對產品的需求總量是有限的，企業應在市場政策的背景下，慎重度量市場的總需求量，及時調整企業生產產品的總量和質量，在滿足市場需求的條件下，獲取最大的利益。最后，企業應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識和戰略規劃，能夠清楚地意識到寬松的經濟政策不是永遠實行的，企業應正確的把握市場的經濟規律，對消費者進行正確的引導，并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升級或者更新換代，使產品能夠適應市場的變化的需求，例如可以使產品增加一些新的功能例如環保、節能等。緊縮的財政政策是指經濟過熱的情況下，國家和政府通過使用縮減政府財政支出或者增加稅收的方式來抑制通貨膨脹或者經濟增長過快的情況。在其他的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政府的緊縮性財政政策會達到抑制市場總需求的目的。總需求減少的情況下，會導致國民收入成倍的減少，從而達到抑制經濟過快增長的目的。而緊縮的財政政策對于企業的作用與擴充性財政政策完全相反。對此，企業要進行有步驟的調整，保證能夠在緊縮性財政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首先，應有計劃地減少市場上已經充斥著的類似品質的產品的產量，此外，還應做好新概念產品的引導和產品的升級，最后，應把握市場的供求關系，適時將產品投入市場。

2.2貨幣政策對企業經營管理的影響

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是指政府通過降低率和增加貨幣供給的方法達到增加總需求和私人投資的目的。通常在有效需求不足、GDP出現負缺口和失業增加的情況下政府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于企業來說，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資本成本的降低，所以，如果生產要素只有資本和勞動力兩種，那么，應提高資本的比例而降低勞動力的比例。此外，企業還可以適當的吸收資本進行儲蓄。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政府會減少貨幣的供給，在其他情況不變的情況下，會抑制總產出。這時，企業應迅速調整產品的生產，有計劃地降低資本的比重，此外適當地吸收勞動力并進行產品更新。

3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