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論：寫作是一種深度的自我表達。它要求我們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真相，好投稿為您帶來了七篇三農問題論文范文，愿它們成為您寫作過程中的靈感催化劑，助力您的創作。

篇(1)

如果我們像對待城鎮居民一樣來解決農村居民的養老問題，那么，我們也應該可以在農村推行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個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時候，讓人感到很奇怪是，我們批評城鄉居民不平等時，我們為什么不批評城鄉居民在生育權上的不平等呢？難道在生育權上農民天生就應該比城鎮居民有“特權”？而且，我們似乎沒有理性地看待農民的這種“特權”給農民自己、社會進步帶來的危害。這以“特權”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農民自身的負擔加重。在現代社會養育一個子女的費用是很高的。這其中主要是教育費用，而不是養活子女的生活費用。在我國，農村子女的教育費用“蒸蒸日上”，學生入學的年級越高，費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區，本應該實行九年義務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卻也成了一種產業。有些家庭甚至難以供養一個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說支持兩個子女了。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甚至出現倒退。而入學兒童率低意味著未來農民的素質令人堪憂。以后，社會又如何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呢？相反，城鎮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財政在義務教育上的補貼，比較輕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義務教育。這樣一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來越大。當然，如果農民子女考上大學，在目前高等教育產業化的背景下，對農民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盡管到此他們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們可能也快要破產了。因此，這一“特權”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養老外，給農民帶來更多的是更重的負擔、更大的生活壓力，增加了社會貧困人口和低素質人口。當然，接下來，在某些人看來，鄉村政治民主推進受阻就有現實基礎了。低素質農民也繼續使得中國農業在傳統農業的模式上重復。

其次，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延緩了中國城鎮化進程。我國約三分之二的人口是農民，是城鎮居民的兩倍。而每年農村新出生嬰兒數可能近乎是城鎮居民的四倍，因為農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鎮的兩倍，而每對夫婦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鎮居民的兩倍。因此，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要遠高于城鎮。我們一方面要推行城鎮化，而另一方面我們的生育政策又加快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這豈不是一個悖論？但是，如果我們一方面加快城鎮化進程，另一方面降低農村人口的自然增長，那么，我國農民人口迅速會減少，三農問題恐怕也沒有今天這么復雜了。當前，農民進城途徑有三：（1）城鎮擴展到農村，農民變成城市人；（2）農民到城里做工；和（3）農民子女考大學。第一種途徑主要出現在江浙、福建和廣東等沿海一帶。在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農民主要依靠第二種方式進城。然而，當前對農民工的歧視是眾所周知的。城鎮在相當大程度上是這部分農民的“旅館”，或者他們只是過客，原因在于城鎮的確沒有足夠的財力和能力來接納增長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種途徑造成的轉移的確有限。當前，我們期望主要通過第一種途徑來推進城鎮化。問題是，低素質人口是否允許全國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鎮化？

第三，我們的許多改革也因農民人口增長更快而舉步維艱。例如，我們呼吁多年的戶籍制度改革就是一個例子。原因在于，取消戶籍制度以后，如此多的農民進城，城市就得部分地負擔其子女的義務教育經費，而且，這些農民的養老問題如何解決呢？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就不多說了。

篇(2)

有人問：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糧食保護價政策影響何在?要精確的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模型計算。我個人的判斷，如果按保護價但不是敞開收購，糧食供過于求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這么長時間，也就是說市場糧價的回升點可能會出現得早一點。但就目前農產品供求總體狀況看，農民要想從農業獲得更多的收入非常困難。

這些資源如果不種糧食而種其他農作物會不會使農民獲得更好的收入?這其實很不確定。現在有些人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政策，對糧食生產造成了相當數量的無效供給，造成了嚴重的庫存積壓。這種認識隱含的前提就是糧食生產浪費了部分資源。

那么，是不是“不浪費”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要看其他農產品是否存在短缺現象。現實情況是，除糧食之外的其他農產品也基本沒有短缺，而且絕大多數供過于求、價格下跌。所以，即使這幾年少種一點糧食、改種其他農作物，問題依然存在。

我大體的經驗判斷是：根據目前糧食生產水平和消費水平，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體上需要保持在16．5—17億畝之間。低于16．5億畝，當年生產的糧食就難以滿足需求，糧價會上漲；超過17億畝，則會供過于求，糧價下降。因此，從總供求的角度看，糧食播種面積也就只有5000萬畝左右的調整余地。

這幾年糧食庫存多了，確實可以適當減少糧食生產。估計糧食播種面積在一兩年內低于16．5億畝問題不大，因為有庫存；但連續3年以上我認為就會出問題。

這還只是從糧食這一個角度考慮，進一步要考慮：調減下來的糧食播種面積去種其他農作物，農民是否會獲得更高的收入?

實際情況并不樂觀。比如棉花、蔬菜等已是供過于求。所以抑制農民增收的基本原因，還是市場需求制約和農民就業不充分。現在有些地方出現“拋荒”現象，就反證了這一點。

我認為對“拋荒”不必過分擔憂，首先，“拋荒”面積在總體上很有限；其次，要看到“拋荒”是在糧食暫時供過于求、而其他農產品在市場上并不短缺的情況下出現的，它實際上是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移投入的一種應對措施。馬克思說過，農產品價格是由劣等地上的生產成本決定的，出現供過于求時，劣等地退出生產是符合經濟邏輯的。

當然，在我國現實情況下，引發“拋荒”的原因很復雜，農民種地的負擔過重是誘因之一。但無論如何，“拋荒”沒有導致供給短缺，這表明它主要是市場引導的結果，多數農民在當前確實難以靠農業來增收。

農產品過剩非農產品也過剩

農產品的需求約束非常嚴重。比如全球糧食價格下跌自1996年初始，迄今已逾5年，仍處于低谷，很多品種目前的價格和最高價相比已跌去近50％，這似乎是全球性的糧食過剩。但從需求角度看，全球還有很多人吃不飽甚至餓死，原因就是他們沒有支付能力。所以講目前農產品過剩，只是相對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

但糧食有很特殊的一點，就是它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重要產品，對它的判斷僅僅依據人們有無支付能力是要出問題的。顯然，如果完全從經濟學判斷，全球的糧食生產都應減少，更不用說中國的糧食生產應減少；但是從國際糧農組織(FAO)提出“糧食安全”概念來講，目前全球的糧食生產未必能滿足需求。因此，這是非常復雜的問題、不能僅按經濟學的原理去解釋。

經濟發展到今天，從平均消費水平看，糧食市場已經飽和，似乎應該減產。但是平均水平背后掩蓋的矛盾非常大。比如說中國，拿城里的4億人口和農村的8億多人口比較，兩者需求結構的差異非常大。除部分發達地區外，農民的食品支出仍在繼續上升，尤其是肉禽蛋魚這些動物性蛋白食品。

這說明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中，雖然整體上已經進入小康，但由于存在資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差距在擴大，這樣的市場就很難對付。生產出來的東西對一部分人來說早已滿足了，而沒有滿足的人卻沒有相應的支付能力。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兩個矛盾交織在一起：一個是農產品的消費者也就是城鎮居民，已經進入食品支出比重下降階段，他們的支出將轉移到新興消費如住房、汽車、旅游、教育之類的行業。另外一個是，城市消費的發展非常快，但有良好市場前景的消費基本與農業無關，比如城市高樓、轎車都和農業無關。

所以盡管城鎮在快速擴張，城鎮居民的消費在繼續增長，但對農業的帶動作用非常弱，很多農產品的消費不出現負增長就不錯了。從這個角度看，農民再努力也沒用，因為沒有市場，這是個最大的制約。

但這個制約最終不只影響到農民，中國整個經濟增長的困難就在這里。按農業的生產能力來說，足以保證4億城里人吃飽吃好。但問題是有限的城里人對農產品的需求也有限，結果是相當數量的農產品過剩，這對農民來說就意味著收入上不去。

篇(3)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重要的戰略性問題，需要整體抓。“三農”又包含許多小問題，需要具體抓。僅整體抓容易抓空，只具體抓又怕失去方向。如何處理好整體與具體的辯證關系，抓住大的，又能顧及小的，是抓“三農”工作面對的重要問題。

“三農”工作需抓大顧小

方法問題制約“三農”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農”工作中，只顧埋頭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結果往往是浪費了資源，空耗了精力。有兩種錯誤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體不注重具體，缺乏操作性。這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標高遠，不顧本地區情況提出不切實際的目標，不顧市情、縣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經驗；二是力求“大”。習慣于“運動式”地抓“三農”，一項工作全民參與、轟轟烈烈，表面上每個部門都在抓，但實際上職責并不明確，沒有抓總牽頭部門，沒有細化目標和驗收標準，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沒有重點也體現不出亮點。這些都是當前基層“三農”工作方法上存在較為普遍的問題。這使一些地方“三農”工作的舉措僅僅停在口頭上，寫在文件里，無法落實到行動上，不僅浪費了資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點不計其余，缺乏統籌性。一是部門缺乏協作性。不僅農口的農林水牧漁等部門工作上互動少，而且農口之外的部門在涉農工作上也缺乏與農口部門的互動，以至于“你敲你的鑼”、“我唱我的戲”，造成工作互不協調、各不配合。二是農業、農村和農民三項工作之間缺乏互動。在研究問題、制定政策時，缺少系統的思維和聯系的觀點，結果往往是解決一個老問題，而產生一個或多個新問題。比如各地在成功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問題的同時，又帶來了農村田地無人耕種、土地難以流轉、留守兒童健康和教育問題突出等諸多新難題。三是“三農”與工業化的矛盾問題。許多地方把財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動工業化進程上，不僅市縣講工業化，連鄉鎮這樣的農村基層政府也在埋頭搞工業化。四是城鎮化帶來的“留守”問題。農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鎮，留守的都是所謂的“部隊”（婦女、兒童、老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面臨著生存的危機。

抓“三農”工作需要辯證法

克服形而上學的最好辦法，就是辯證系統地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因此，必須善于運用辯證的思維、系統的觀點來把握“三農”工作。

“三農”工作的統一性和差異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堅持整體抓也要堅持分開抓。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者是一個互相聯系、互相作用的有機體。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一個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整體，去謀劃、去推動，才能真正抓住“三農”工作的主動權。作為一個整體的“三農”，并不是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簡單疊加，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相互之間各有特性。不僅彼此的工作重點、工作對象不同，而且工作規律也不一樣。抓農業不等于抓了農村，抓農村不等于抓了農民。如果我們在工作中片面地側重某一個方面，就會像盲人摸象一樣，整個工作視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農”工作的聯系性和多樣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注重內涵又要顧及外延。農業是農民從事的主要事業，是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是農民開展農村建設的資金來源；農村是農民工作生活的家園，是農業生產的土壤，它為農民生產生活提供環境和條件；農民是農村、農業的主體，是農村的建設者、農業的生產者。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單個個體事物而存在，同時又獨自對外發生復雜多樣的聯系。抓“農民”問題，就不能僅僅局限于農村和農業，而應站在更廣闊的視野中，跳出固有思維，可以把農民轉化為職工、商人、經紀人、市民；抓“農村”問題，決不僅僅是解決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問題，還有一系列諸如農村環境整治、村鎮建設、鄉村組織建設等問題。

“三農”工作的系統性和聯動性，決定抓“三農”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職。“三農”工作部門的區別，僅僅在于業務主管部門、工作牽頭部門、相關涉農部門，各部門在“三農”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職責，缺一不可。例如，組織部門負責組織建設，如何配備好鄉（鎮）和村委領導班子、發揮鄉鎮黨委政府的效能、調動村級組織的積極性等，都是重要課題。農工部作為“三農”工作的主管部門，不僅要制定本區域“三農”工作發展規劃，還要協助黨委、政府做好“三農”政策的制定和落實，尤其是要協調、統籌涉農部門的工作，工作量大，責任重。因此，在“三農”工作中，各部門都要調動起來，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參與的工作局面。流通行業要負責帶動農產品銷售，科技部門要負責科技推廣，教育部門要注重提高農民工素質等等。

在實際工作中抓大也要顧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農”路線方針政策和原則的學習、宣傳、貫徹、落實。比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農村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發展政策，比如農業產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以及“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反哺農業、回報農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門、工作和上下的協調。比如農業建設，需要農口的農業、林業、水利、水產、畜牧等部門的協調，需要農口內扶貧、移民、綜合開發、農墾、土地等部門的配合，需要財政、發改委、工商、物價等綜合部門的支持和參與。比如農村建設，需要協調規劃、建設、土管等部門，農村社會事業建設，需要協調文化、教育、衛生等部門。總之，抓大，就是要抓重點工作，抓關鍵環節，抓各級干部，抓工作典型。

顧小就是要細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農業建設方面的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常規農業與特色農業、農業結構調整、農業產業化等，還要抓防火防汛防蟲，要抓農業增產增效和農民增收。

顧小就是要抓群眾工作，要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勞力，也要抓外出務工的，既要為群眾解決發展經濟方面的難點，也要為群眾生活上的困難分憂，包括子女上學、農民看病、打官司等問題。

篇(4)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2002）。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2002）。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福柯看來，它們都是屬于一種“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篇(5)

有關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一：城鄉統籌發展經濟學理念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就是有效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和抓手,務必引起各級各部門的高度重視,繼續加大推進力度,力求收到實際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即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如果城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并帶來諸多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城鄉差別突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不平衡規律的作用還可能更加凸現。逐步消除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顯得尤為重要而緊迫。當前,全國上下正在積極進行體制機制的探索、創新,特別是我們重慶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該大膽探索、大膽創新,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闖出一條新路子。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的創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分析研究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鄉統籌才有可能按照正確的軌道前進,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在一些地方還存在著只注重分析研究城鄉二元結構的表象,操作上也習慣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領的現象,其結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就需要加強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并切實運用理性思維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二戰后新興的一門綜合性、應用性經濟學科,具體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如何從不發達狀態演進到發達狀態。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實際上是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業化、城市化與三農的矛盾,是發展中的矛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正確認識和運用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結合國情、市情及縣情、鄉情,制定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措施,理清發展思路,明確工作目標,突出工作重點,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發展經濟學來看,改變或者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國際上主要有兩種理論可資借鑒和研究。

一種是通過勞動力流動,以城市發展帶動鄉村發展。這種理論認為,起初,在鄉村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其邊際生產力趨近于零。只要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收益存在差距,鄉村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自然會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形成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雇用鄉村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所形成的積累不斷轉為投資,生產日益擴大,從而吸引更多的農業過剩勞動力。隨著農業部門的生產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斷增加,鄉村過剩勞動力的逐步減少乃至消失,城鄉二元結構才會轉為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另一種是通過增加農業投入,確保城鄉平衡發展。這種理論認為,鄉村過剩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收入相等,二元結構也不會自然消失,相反,隨著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城市失業日益嚴重,并出現眾多城市病。這種理論假設:城鄉之間勞動力的轉移是由城鄉之間預期收入的差異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業機會和預期收入大于留在鄉村的預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業,鄉村勞動力還是會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如果城市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趕不上鄉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不僅使城市發展產生嚴重經濟社會問題,也會使農業生產萎縮,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缺乏,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為此,這種理論提出,政府要縮小城鄉之間就業和收入差距,關鍵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鄉村公共設施和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事業,就地就近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等問題。以上兩種理論,在我們現實工作中都有所體現和反映,并經實踐放大,顯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種理論在部分黨政領導層面有較大市場,并付諸實踐的比較多,因為發展城市經濟見效快,在領導頻繁調整的情況下,容易在短期內出政績,其弊端在于不能從根本上建立解決三農問題、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長效機制。后一種理論在理論界和黨政領導的施政報告中有較多的體現,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長等現實問題,理論往往落后于實踐,說的多落實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視研究三農問題,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對上述兩種理論,我們不能盲從,要結合我們的特殊國情、市情、區情、縣情,借鑒、吸取發展經濟學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因為城市與農村有著天然的聯系,城市與農村相互促進,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從建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長效機制、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筆者傾向于用后一種理論指導統籌城鄉實踐,同時兼顧前一種理論,實現城鄉結合、城鄉互動,不斷增強農村發展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目前的改革發展中,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這就是盲目發展大城市,企圖通過城市擴張和發展,吸引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定居,也就是通過所謂農民變市民的途徑,一勞永逸地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這是一種帶有理想色彩的思維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況且,城市的就業壓力本身就比較大,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將使就業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醫療、教育等問題更加突出。同時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城市與農村、農業、農民職能的錯位,導致資源的浪費,大量的城市居民因農民工的涌入,就業更加艱難,而農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細作,農產品產量下降、質量下滑,市場物價也會因糧油、生豬、蔬菜等農產品供給不足而大幅上漲,城鄉的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會受到嚴重影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在適度發展城市的同時,更加關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切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增強農業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時,要胸懷大局,統籌考慮城鄉規劃,統籌推進城鄉交通、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發展,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質的公共服務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權利,不斷增強農村經濟發展能力,在發展中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有關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二：創新發展經濟管理論文

一、企業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1.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業經濟管理過程中對人力資源管理比較弱化。企業領導對于員工的管理主要依據個人經驗，有的領導對員工缺乏人性化關懷，這種隨意性的管理讓員工無所適從，不適應企業長期發展對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要求，對員工缺乏崗位職業培訓。有的企業對員工沒有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對員工的獎勵還依靠領導對其評價，這樣就造成了員工與業績的偏離，員工薪酬與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也使得企業失去了經營活力。因此，企業經濟管理中對人力資源觀念滯后，缺乏合理開發人力資源，這樣在動態發展的市場環境中，人力資源管理就變得遲緩。

2.企業的網絡技術應用水平還比較低。在互聯網信息時代，企業的經濟管理必須跟上時展的變化。然而，有的企業在經濟管理模式上還是生產工藝或服務上，都沒有結合互聯網的特征進行改善。這樣對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低，就脫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互聯網能夠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也能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水平，企業忽視了對信息技術的提升，就難以實現信息化的辦公。還有的企業不能很好地利用網絡進行宣傳與公關，這樣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產出的效果。還有的企業沒有重視網絡計算機人才的培養與招聘，就難以提升企業員工整體的網絡技術應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業的經濟管理水平還比較低，這樣就不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

3.企業還沒構建知識經濟的經濟管理模式。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下，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要進行調整，構建健全的知識特征的管理體系，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業沒有認識到社會這樣的變化趨勢，仍然堅持原有的管理模式，這樣就不行滿足復雜經濟環境的管理新要求。對于缺乏知識特征的企業組織來說，就不能進行動態與開放式的經濟活動，缺乏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發展方向不能依據規模效益來獲得競爭優勢，而是要考慮到消費需求的變化，要以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贏得消費者的青睞，這樣就要使企業重視生產工藝流程，精準把握終端市場的消費者的消費動向。但是，缺乏對知識經濟環境的分析的企業，其生產決策與終端市場的消費者消費訴求相分離的格局。此外，知識經濟也要求企業員工具有較強的創新力，要求企業技術與員工知識不斷更新，但是，一些企業做不到這樣的主動變革，就被市場所淘汰。

二、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能力。企業的發展需要人力資源作為支撐，因此，企業就必須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構建良好的勞資關系。企業要為員工進行職業規劃和職業培訓，構建學習型的組織，企業要保障員工的各項福利和權益。企業要發揮激勵機制作用，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企業還應建立獎懲制度，這樣才能在企業內部創造公平公正和積極向上的工作氛圍，更好地發揮員工的潛在能力，也促使企業更好地發展。企業應該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通過這樣無形的文化來規范員工的行為，實現以人為本和柔性管理，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

2.增強網絡環境下的企業經濟管理能力。在信息時代，企業應加強經濟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強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與管理能力，為企業的發展中創建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各部門的網絡信息管理。企業應培養和引進具有較強信息技術的人才，提升企業的網絡信息技術應用水平。通過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提高企業管理組織執行力，優化企業的組織管理結構。網絡信息化還能為企業開拓新的市場業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3.構建知識型的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當前，信息化加快了知識與技術的傳遞，使產業發展迅速。這樣就必須促使企業構建知識型企業，采取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管理模式。企業要采取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要給予員工尊重，通過提升組織團隊的知識能力，來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以知識經濟為導向來改善企業的經濟管理效率，改進產品生產工藝和優化企業運營流程的方式來提升企業對終端市場需求的響應速度，增加用戶對企業產品或服務的感知價值，企業應當通過建立終生學習式企業的方法來穩步提升員工的綜合職業素養和業務技能水平。

篇(6)

軍訓負責人、社團會員、學生會部員、校報記者、班級干部、課題組成員、青協會員、學習小組組長，一個個身份伴隨著我的大學生活。忙碌而充實。然而，如果有人問我，你在大學做過的最有意義？對你影響最深的事是什么？我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他，“加入課題組，成為公管學院課題組的一員，并跟著老師做課題”。

我將在課題組的收獲總結為如下4點：一，培養了研究性學習的能力；二、學會了做社會調查方法的方法；三、開闊了視野，增長了閱歷；四、認識到了團隊的力量，培養了團隊合作的精神。

培養了研究性學習的能力

課堂上聽課，學到的是灌輸式的理論。老師往往自己講的太多，學生討論交鋒的少，學生對老師講的觀點沒有懷疑的態度，沒有自己的思考，學生的自主思考能力得不到鍛煉。創新的思維也得不到提升。

在做課題的過程中，老師、學長、學姐會告訴我們，做課題要有問題意識、批判精神，要注重實地調研。我們在研究前輩們論文中的觀點、方法時，要敢于懷疑，敢于批判。我們要針對一個問題去與農民面對面做問卷調查，與農民交流、與村干部交流、與政府官員，企業主等社會各階層的人們交流。得到第一手資料，然后客觀的、不帶偏見的對其整理、分析，去粗取精，探索真知，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

在這文獻資料等理論知識的研究性學習和實地調研的研究性學習過程中，我的研究性學習的能力也開始提高。

學到了做社會調查的方法

方法是一個人做事成功的重要手段，掌握了方法，你就掌握了主動權。課題組讓我學到了做社會調查的方法。做社會調查有許多方法。比較常用的有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文獻研究法。這些方法在課題組中得到比較充分的鍛煉。這些方法將對以后的工作發揮重要的作用。

假如你從政，做調查是你獲取決策信息，了解民意，開展工作的基礎條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能不能搞好調研，是你科學決策，提高治理能力的關鍵；假如你從商，你的產品和服務要想獲得更廣闊的市場，做好市場調查，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工作；另外，一個公司的變革同樣需要對公司內部、競爭者、外部政治、經濟、法律環境對調研。擁有調研的能力是你提升、獲得重用的重要砝碼；假如你從學，做學術研究，社會調查就是你核心的、最基本的工作。掌握做社會調查的方法，非常重要。

做問卷調查，設計問卷要科學。你要把你想要知道的信息用恰當的語言表述出來，你要避免敏感性的問題，你的問題要通俗易懂，你的問題要有層次性，要利于你最后的整理分析、、、等要求；做訪談，你要有恰當的問題，并有比較充分的理論儲備能與被訪談者對話，你要有禮貌，要消除對方的顧慮和壓力，你要循循善誘，善于引導，充分挖掘你所想得到的信息；觀察法，你要對一個觀察到的事務具有敏感性，并能歸納總結，上升為理性認識；文獻研究法，你要有批判的精神，做文獻綜述，你要學習最前沿的文獻，你要搜集質量高的文獻學習研究，這樣你的提升才會更快。這些都是在課題組學到了做社會調查的方法。

開闊了視野，增長了閱歷

在和地方政府官員、企業家、農民座談中，對社會、農村的觀察中，你會對地方政治、三農問題、社會、人性有一個新的認識。開闊你的視野，增長你的閱歷。

地方政府存在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的政策時會有自己的對策，比如一些鄉鎮的小產權房房的盛行、違建倉庫的蔓延、土地非農化土地畝數的虛報造假。中央政府往往在一些問題上鞭長莫及。

三農問題是中國的戰略性問題，關乎國家糧食安全、關乎社會穩定、和諧。以其核心的土地問題為例，其及其復雜。土地隱形市場問題、農地拋荒問題、土地規模經營問題、征地拆遷問題等都是關鍵問題，個個都不簡單，都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決。我們的課題研究就是要力爭把一些問題的現象弄清楚、把其深層的原因予以剖析，再構建一套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

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作為一個涉世未深，身在學門的大學生來說，對社會的認識還很幼稚。當看到、聽到社會的陰暗面，如侵害農民權益的事件的發展，盡管有改造這個社會的愿望，但往往力不從心。一沒資源，二對社會的認識都不深刻、不了解，談何解決國家大事。從這我也認識到了，做課題也是為人生做課題，你的人生需要不斷的去解決各種課題。

認識到了團隊的力量，培養了團隊合作的精神

對于做課題，我認為團隊的力量體現在兩個點上。一個體現在自由探討、互相學習的過程中；一個體現在分工合作，共同解決一個問題的過程中。

在主題研討的自由探討中，我們課題組的每一員都發表自己的觀點，一個個觀點形成思想交鋒碰撞，一些新的觀點，新問題，新的思路，開始出現在我們面前。課題組成員的整體的思想水平也有所提高。也有利于后面的論文寫作。

篇(7)

參加了為期三個月的教育部高校教育管理干部培訓班的學習。這段時間，受學校委派。認真聆聽專家精彩講演，積極參與班級小組活動，利用一切機會與學員相互交流，心儀已久的高校走訪學習，靜下心來讀一些書想一些問題，每天都有一種悠然心會、豁然開朗的感覺。現梳理總結如下。

（一）內容豐富 形式多樣

1。 內容豐富：既有科學發展、國際政治等理論專題，又有三農問題、金融危機等時政專題；既有廉政建設、干部作風等思想教育內容，又有文學走向、論文寫作等人文教育內容；既有高校管理、高等教育等高教理論專題，又有校園文化、人事管理等高校實踐內容；既有華師、華科等國內名校經驗介紹，又有美國高等教育等國外教育比較。教學內容既有理論的前沿性，又有現實的針對性。

2。 形式多樣：有專題講授、自學研討、實地考察、論文寫作、學員論壇、管理故事賞析等多種形式，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

（二）組織嚴密 紀律嚴明

1。 配好班主任：班主任既有管理經驗又細心熱情，在三個月的培訓中，班主任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平易近人的人格力量，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令大家受益良多。